海外利益论文范文10篇

从明成祖时的1405年，到成祖之孙宣德帝时的1424年，郑和七下西洋。其船队规模之大，人员(绝大多数为军人)力量之强，技术水平之高，航行范围之广，在当时都是空前的。[1]郑和下西洋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然而，为什么气势恢宏的航海壮举却很快“随郑君之没以俱逝”，[2]没有形成前后相继的局面，没有使中国更加开放？

事实上，对于上述问题已有学者提出并回答过，但他们主要是从中国的思想文化、民众心理、海洋意识和海权观念的角度来分析的[3]。这种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却因片面强调主观因素而略显历史唯心主义倾向。还有些学者尽管强调了经济、阶级等客观因素[4]，但也因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持而流于空泛。郑和的航海属于实践活动，而作为主体的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是有目的的，这正体现了主体的能动性。目的实际上是利益的表现形式，是主体对自身利益的判定结果，说到底是界定了的利益。利益是目的的内容，目的是利益的形式，因此主体的目的一定要与自身的利益相适应，正确地反映利益。这样对主体实践活动的分析就由对目的的分析转化成对目的与利益的一致性分析了。因此，笔者尝试使用演绎法，以政治学理论中有关利益的阐释为大前提，以历史材料为小前提，对上述问题做出解释。

一、政治学理论中关于利益的阐释

利益是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古老课题，一般既包括哲学伦理学含义又包括经济物质含义。利益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利益总是人的或由人组成的组织、集体的利益，没有人根本谈不上利益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人的利益的形成是一个从人的需要到人的劳动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过程。”[5]

人的利益首先起源于人的需要。人作为一种高级的生物体必须要新陈代谢，要与外界（自然和社会）进行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6]因此，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但人是有意识的，人的需要除了随人的生理变化（主要体现在年龄的变化上）而变化以外，又随人的意识以及在意识支配下的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又具有主观性，这是人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的显著区别。概言之，人的需要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

按主体追求的目标和层次，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与发展需要，它们以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这两个需要客体为表现形式，其中物质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但是仅有需要不行，关键是需要的满足。需要的满足本质上是人们以一定的途径获取需要对象，而“满足需要的途径问题把从事生产和结成社会关系提上了人类活动的历史日程”。[7]为了满足需要，人们必须进行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中产生了一定的联系，形成各种社会关系，其中处于基础和决定地位的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关系，它直接影响着其他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关系一旦形成，不仅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区域化，而且还支配着用以满足需要的生产成果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因而本质上，客观地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从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具体而言，人与需要对象之间的关系就转化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了。这样就形成了由需要到生产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链条，人们的需要完成了社会转化、客观化，从而利益产生了。因此，“所谓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8]“利益既是一个物质范畴，也是一个关系范畴，具有社会性。”[9]但它本质上是一个关系范畴，“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10]需要只有与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的使用相联系，即只有与实践相联系才能转化成利益。实现了的利益便会转化成手段，并使主体产生新的需要。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满足需要的手段即利益。而社会关系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根本性手段，因此“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

企业管理论文

在管理学的几个主要分支中，战略管理学（StrategicManagement）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一般认为只有在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战略管理才形成了真正的理论体系。在商学院里，战略管理学在此以前的半个多世纪里一直依赖案例作为研究和教学的手段。今天，战略管理学与管理学的其他领域一样，被视为广义的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上，战略管理学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通过在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做出的。

我们试图通过对国内管理学刊物上发表的战略管理论文进行检阅，试图对中国战略管理学研究现状进行评估。在进行调研与分析之后，我们选取国内两份典型性管理学刊物《管理世界》和《南开管理评论》，对它们2003年全年中发表的论文进行了研究。

战略管理学的主要课题包括：战略制订与实施、战略规划与决策过程、战略控制与报酬制度、资源配置、多元化与组合战略、竞争战略、合作战略、总经理的选择及其行为、以及高层管理团队的组成与机制。按照这些标准，我们分别从两本刊物的论文中确定二十三篇（《管理世界》）和十九篇（《南开管理评论》）战略管理论文。

我们发现，第一，国内战略管理学研究从内容上讲尚停留在学科“边缘”。

出现频率最高的题目属于“公司治理／股权结构／董事会”这一类，共有约11篇论文；其次为“竞争力／竞争优势”类与“跨国公司／国际战略”类，各有6篇左右；其他至少有三篇的还有“创新”类和“企业家／职业经理人”类。

论文关键词：海外并购；风险；防范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就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风险进行分析，并提出防范措施。海外并购为中国企业加快国际化进程带来机遇，但同时企业并购是一项充满风险的投资行为，企业跨国并购与并购国内企业相比，操作程序更复杂,受不确定性因素的干扰更大，因此风险也更大。

企业并购是一项充满风险的投资行为，海外并购与国内并购相比，操作程序更复杂，受不确定性因素的干扰更大，因此风险也更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和我国国力的增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步伐不断加快，跨国并购成为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方式。海外并购为中国企业加快国际化进程带来机遇的同时，也要看到海外并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

海外并购风险分析

（一）战略风险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一般都是以增强核心竞争力为内在动因的战略性并购。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往往是先发现海外并购的机会，然后进行可行性分析，时间相对仓促，往往未能对所有可能的备选方案进行全面分析便做出并购决策匆匆投标，如果缺乏对自身管理能力的评估和对企业长远战略的规划，盲目进行扩张，并购后很可能因规模过大而产生规模不经济，反而使企业背上沉重包袱。如李东生在分析TCL跨国并购遭受挫折时承认，战略准备不足是并购失败的主要原因。

本文以近五年来在台湾出版的期刊、会议论文为取材范围，尤其以台湾本地学者所发表的论文为主，学位论文的介绍则视行文需要，斟酌叙述。部份论文虽然常被归入社会史范畴，但由于其论述涉及经济层面，笔者仍然酌加简介。应该说明的是，五年来的研究论著极多，不可能篇篇述及，因此文中所列诸篇，皆经筛选排入。笔者也尽量持平介绍各篇论文的研究成果，至于如何评议，则留待专家为之。

在台湾，研究中国经济史或本地经济史的学术单位以台湾"中央研究院"最为主要，如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台湾史研究所。研究院内社会科学类科的单位，如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也有杰出的学者参与研究。其次是教学机构，尤以设有历史系所的大学院校为主。此外，县级以下地方政府、民间的基金会、由地方的文史工作者组成的小型研究团体，也有一定的贡献。不过，这类单位或团体，比较著重台湾本地研究的史料搜集和田野考察。

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明清及近代部分的著作较多，与商人、商业活动、国际贸易有关的主题较受青睐。不过，近年来台湾史研究逐渐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学术单位和教学机构皆然。（注：施志汶：《台湾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来国内各校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为中心（一九八三--一九九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2（1994.6）：413-446。）另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以往在经济学门不受重视的经济史，似渐引起经济学家的关心，纷纷把他们的研究视点扩及日治时期乃至清末的台湾经济史。新的研究课题，诸如农工业及整体经济成长形态、租佃制度等，不断发掘出来，可以补充旧有研究在课题范畴上的贫乏。（注：叶淑贞：《台湾"新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经济论文丛刊》22.2（1994.6）：127-167。）历史学家擅长观察长时间因素的变化和综合性诠释，经济学家擅长于经济学理论的实证和计量方法的使用。近年来这两个学门的学者能透过合作计划共同研究，尤其是后者，其研究过程亦从战后向上延展至日治时期。

此外，大型且跨学科的合作计划不断的推陈出新，蔚为近年来的研究时流，这主要是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为主，而且多聚焦于台湾经济史。除此，更将空间视野扩大，关注祖国大陆、亚洲诸国，也注意台湾与四邻的多层面关系。

以下将先回顾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再介绍这一、二年正在进行或近期将展开的专题研究计划、学术研讨会内容，以及目前含纳人员最多且跨单位最广的经济史讨论团体。

一、中国经济史研究回顾

【正文】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不但是国内长期研究的热点，而且远播海外。本文就近60年来海外学者研究思想的状况，作一简要的考察。

研究概况

海外学者研究和思想，可以上溯到30年代中期。60年来，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30年代中期至50年代后期为介绍和初评阶段。1935年，苏联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刊出《——中国穷苦大众的领导者》一文，以及美国记者文森特·希恩在纽约出版有关的《个人的历史》，可谓这个阶段的源头。为进一步解开中国共产党产生和发展的奥秘，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厄尔·利夫分别将在陕北苏区的访问写成《西行漫记》和《的生平》，为欧美人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特别是斯诺的著作，被译成20余种文字，饮誉全球，引起史沫特莱、斯特朗、尼姆、韩素音、王安娜、贝特兰、卡尔逊、爱泼斯坦等纷至沓来，写下了《中国震憾世界》、《红色中国的挑战》、《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中国的新西北》、《中国的双星》、《中国的新生》、《早晨的洪流》等著作。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开始走出根据地，走向国统区，乃至全世界。

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建设的成就，引起了世界的瞩目。苏联把对及思想的研究列入了马列主义的研究范围，《布尔什维克》杂志和《真理报》均发表了研究文章。日本大量收集和编译著作，并撰文介绍，其传记主要有：岩村三千夫的《》、贝冢茂树的《传》、林华城的《新中国英雄》和日本文献资料研究会的《（延安时期）》。研究论著主要有：岩村三千夫的《的思想及其发展》、宫板宏的《的新民主主义》、池田诚的《的中国革命论》、佐野学的《的战争论》、山本秀夫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解说》、和田敏雄的《理论的意义和影响》等。美国学者费正清等编译了《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康姆登编译了《的中国（文献）》。西方作者向世界再现的形象，较好的有：斯特朗的《中国人征服中国》、欣顿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物》、施瓦茨的《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等。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中国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新一波的“中国热”也随之兴起。

上个世纪以来，世界性的“中国热”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新中国的诞生，震惊了世界，在西方国家关于“谁丢失了中国”的大辩论中，在“黄祸论”的鼓噪声中，对中国的封锁、围堵、遏制与打击也全面展开。第二次“中国热”出现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后。这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由“围堵”中国转而打开“竹幕”的一个战略性的步骤。这次“中国热”，更多地表现为西方世界对中国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东方文明古国历史文化的探究，其结果是中国的长城、故宫、兵马俑以及中国的医药、针灸、功夫等为西方媒体津津乐道，成为颇受瞩目的话题。第三次“中国热”始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并呈现出逐步升温的势头。在这一次“中国热”中，世界舆论对中国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2003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明显增多；2004年下半年到现在，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报道的密集度也大为增加。例如在英国的主要报纸、杂志、出版物上，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中国的新闻和相关报道。今年5月22日，美国大报《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中，首次使用中文标题“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美国著名记者及中国通纪思道评论说：“如果你看不懂上面的中文标题，你最好开始学中文，因为它是未来的语言”。无论这篇报道的内容如何，世界性的英文大报向西方读者如此推介汉语的做法，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世界关注中国是一件好事，说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确在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也的确在扩大。但是在世界性的“中国热”不断升温的同时，我们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进行必要的“冷思考”。

首先我们注意到，虽然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迅速变化正在引起世界的关注，但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全面，一些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认知还停留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思维定格中，对它的偏见与误解也普遍存在，比如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曲解，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威胁论”的论调。令人遗憾的是，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及中国国力进行夸大式报道的同时，一些华文媒体也失去了应有的理性，对中国经济、华人经济以及大中华经济圈做了不恰当的报道，客观上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某种注脚。由此可见，在当今这个西方舆论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舞台上，如何向世界展示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负责任的、和平发展的中国，改变世界舆论对它的误解与偏见，已经成为包括中国本土和海外华文媒体在内的世界华文传媒的共同课题。

其次我们应当看到，虽然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虽然伴随着“中国热”，汉语热也在不断升温——据2005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世界汉语大会透露，目前海外约有100个国家的2500余所大学教授中文，通过各种方式学习汉语的人数超过3000万。尽管如此，汉语却不能算是强势语言，它的国际化程度仍然比较低。目前将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或工作语言的国家和地区不多，汉语在国际社会重要交际领域（如外交、贸易、科技、教育等）中的使用也十分有限；联合国虽然将汉语列为其工作语言之一，但是地区性或国际性的组织、会议正式使用汉语的尚不多见。在这方面，汉语自然不如英语、法语，甚至不如日语。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中国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新一波的“中国热”也随之兴起。

上个世纪以来，世界性的“中国热”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新中国的诞生，震惊了世界，在西方国家关于“谁丢失了中国”的大辩论中，在“黄祸论”的鼓噪声中，对中国的封锁、围堵、遏制与打击也全面展开。第二次“中国热”出现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后。这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由“围堵”中国转而打开“竹幕”的一个战略性的步骤。这次“中国热”，更多地表现为西方世界对中国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东方文明古国历史文化的探究，其结果是中国的长城、故宫、兵马俑以及中国的医药、针灸、功夫等为西方媒体津津乐道，成为颇受瞩目的话题。第三次“中国热”始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并呈现出逐步升温的势头。在这一次“中国热”中，世界舆论对中国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2003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明显增多；2004年下半年到现在，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报道的密集度也大为增加。例如在英国的主要报纸、杂志、出版物上，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中国的新闻和相关报道。今年5月22日，美国大报《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中，首次使用中文标题“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美国著名记者及中国通纪思道评论说：“如果你看不懂上面的中文标题，你最好开始学中文，因为它是未来的语言”。无论这篇报道的内容如何，世界性的英文大报向西方读者如此推介汉语的做法，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世界关注中国是一件好事，说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确在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也的确在扩大。但是在世界性的“中国热”不断升温的同时，我们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进行必要的“冷思考”。

首先我们注意到，虽然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迅速变化正在引起世界的关注，但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全面，一些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认知还停留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思维定格中，对它的偏见与误解也普遍存在，比如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曲解，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威胁论”的论调。令人遗憾的是，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及中国国力进行夸大式报道的同时，一些华文媒体也失去了应有的理性，对中国经济、华人经济以及大中华经济圈做了不恰当的报道，客观上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某种注脚。由此可见，在当今这个西方舆论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舞台上，如何向世界展示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负责任的、和平发展的中国，改变世界舆论对它的误解与偏见，已经成为包括中国本土和海外华文媒体在内的世界华文传媒的共同课题。

其次我们应当看到，虽然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虽然伴随着“中国热”，汉语热也在不断升温——据2005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世界汉语大会透露，目前海外约有100个国家的2500余所大学教授中文，通过各种方式学习汉语的人数超过3000万。尽管如此，汉语却不能算是强势语言，它的国际化程度仍然比较低。目前将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或工作语言的国家和地区不多，汉语在国际社会重要交际领域（如外交、贸易、科技、教育等）中的使用也十分有限；联合国虽然将汉语列为其工作语言之一，但是地区性或国际性的组织、会议正式使用汉语的尚不多见。在这方面，汉语自然不如英语、法语，甚至不如日语。

[论文关键词]传统媒体区域扩张战略选择

[论文摘要]面对新媒体的挑战和境外媒体的强势竞争，为了生存与发展，传统媒体凭借品牌优势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本文以目前中国大陆历史最悠久的晚报《新民晚报》为例，透析中国传统媒体在传播环境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区域扩张战略及媒体竞争力的辨识与培育，探讨其对中文传媒在海外传播系统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所带来的借鉴意义。

一、传播全球化时代的传统媒体

现代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新兴媒体对传统媒体造成强烈冲击。无论是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交互性、信息的透明化，还是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媒体的改版扩版，扩大发行，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传统媒体其传播方式与内容均出现了多种新的形式。传播分散化和现代媒体的全球化传播趋势给中国传统媒体既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传播媒介的全球化是指本地的产品节目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在传播全球化时代，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传统媒体走出国门，选择跨区域扩张的现实路径，在不同文化、国家和民族之间对话和交流的传播渠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创刊于1946年5月的《新民晚报》是中共上海市委直接领导的面向广大市民的综合性报纸。作为中国解放后的第一张晚报，该报在中国报业具有重要的地位，既是目前中国大陆历史最悠久的晚报，也是国内发行量最大、版数最多的晚报之一。作为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传统老牌媒体，该报多年来秉持着“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办报文脉，力求报纸内容的可亲性、可近性、可信性和可读性。1996年11月9日，《新民晚报》美国版的创刊标志着中国大陆第一张跨出国门的地方性报纸迈入新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中国传统媒体应对竞争日益加剧的传播环境所做的艰巨的探索与超越。

二、《新民晚报》跨区域扩张的路径选择

一、指标体系构建

科技因素从信息基础设施、科技人力资本及研发投入与产出三项指标反映。(1)关于信息基础设施指标较多，如个人电脑、互联网用户数等。一国信息技术发展水平会对该国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笔者认为，互联网用户数(X6)对于体现信息水平最具代表性。(2)科技的竞争其实质是人才的竞争，研发的根本动力在于科技人员。本文选取了一国从事研发人员数量(X7，每百万人)来衡量科技人力资本。(3)一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往往被视为吸引跨国公司研发投资能力的重要因素。而科技发展水平又往往由投入产出的一系列指标来体现。本文选取一国研发投资比例(X8，研发占GDP的百分比)、发表于科技刊物上的论文(X9)、高技术产品出口(X10)来反映该因素。尽管关于知识产权对FDI流量影响的研究存在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由于研发活动的直接产品是知识产品，需要有健全的知识产权法对其予以保护，跨国公司不会将其关键性的研发放在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本文选择使用专利申请量(X11)来表示一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此外一国的教育、文化和法律等方面对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亦有较大影响，可用人类发展指数(X12)来表示。综上所述，本文建立了包含12项具体指标的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因子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世界范围内的主要研发投资地区的区位因子进行综合评价与分析。

二、数据说明与实证分析

(一)数据说明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活动一方面是为了从东道国获得技术溢出和享受其现有技术设施。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支持东道国子公司的生产活动，争取更大市场份额。因此，本文采用的数据对象是美国、欧盟(不包括卢森堡、马耳他、塞浦路斯)、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韩国、中国等31个发达国家及新兴经济体。主要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2011年世界发展指标》，FDI存量来源于UNCTAD数据库，人类发展指数指标来源于联合国数据库。所有指标选取2009年数据。

(二)实证分析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海外投资的战略意义；我国企业海外扩张的战略协调缺失问题；我国企业海外扩张的战略协调缺失原因；结语进行阐述。其中，海外投资的战略意义从通过具有宏观影响力和国家长远发展战略意义的对外投资、通过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和扩大对外投资两个轮子、通过对外投资主动地从全球获取资金、技术、市场、战略资源、中国有实力的企业也应利用跨国公司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进行论述。我国企业海外扩张的战略协调缺失问题从经营中忽视国家战略、并购投资中恶性竞价、国家对国企的海外投资缺乏控制力度、国有资产流失进行论述。我国企业海外扩张的战略协调缺失原因从所有制缺位、企业资本实力的增强,摆脱了对国家财政的依赖、政府对海外直接投资缺乏统一的宏观管理和规划布局进行论述。本文对我国海外投资的战略协调缺失的问题有着参考指导的意义。

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始于1979年,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推进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演进,尤其在最近两年,我国企业在海外进行较大规模的投资更是高潮不断。当前,无论从开拓市场空间、优化产业结构、获取经济资源、争取技术来源,还是突破贸易保护壁垒、培育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等方面来考虑,“走出去”都是一种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重要标志。在这一点上,国家的“走出去”战略与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具有一致性。

一、海外投资的战略意义

1.在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更加相互依存的世界,国家必须考虑,通过具有宏观影响力和国家长远发展战略意义的对外投资,提高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在国际资源分配中争取一个更加有利的形势并改善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关系。

2.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对外贸易依存度超过70%的情况下,国家必须考虑通过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和扩大对外投资两个轮子,主动地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资源配置。在保持制造业优势的同时,向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迈进,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扮演的角色。

3.无论从中国为全球制造产品,还是自身工业化、现代化的需要,都必须考虑如何通过对外投资主动地从全球获取资金、技术、市场、战略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