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年领导选拔理论之十九：生死抉择的考验——我们党有决心有能力解决腐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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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九：生死抉择的考验——我们党有决心有能力解决腐败问题

2014年8月，一部名叫《生死抉择》的电影开始在国内上映。该片上映时间不长，便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在国内的票房收入超过同期所有进口的“美国大片”。《生死抉择》为什么会如此吸引观众？这主要是因为它成功塑造了清正廉洁、勇斗邪恶、一身正气的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反映了我们党反对腐败的坚强决心，鼓舞了广大干部群众同腐败作斗争的坚定信心。

腐败滋生不可忽视

腐败是什么呢？腐败，就是利用公共权力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私利。腐败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从本质上说，腐败是剥削制度的产物，是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思想的反映，体现的是剥削阶级的道德观、价值观。我们熟知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黑金政治”等，就是剥削阶级社会腐败现象的真实写照。

古今中外，因廉而兴、因腐而衰，是一个基本的规律。我国历史上虽然也有励精图治的皇帝、清正廉洁的官吏，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本性，决定了历代封建王朝都不可能解决腐败问题，从而也逃不脱由盛而衰、由衰而亡的规律。对这个问题，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有明确的认识，并高度重视。1926年，我们党就制定了第一个反腐败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严肃查处了刘青山和张子善贪污案，对于党员干部反腐倡廉、拒腐防变起了很大的警戒作用，使我们党树立了清正廉洁的光辉形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的工作、生活和所处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党的队伍总体是好的，但也滋生了一些腐败现象。党内之所以会出现腐败现象，是由各种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引起的。我国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和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够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还不够完善，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还没有受到严密规范和有效约束。再加上我国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思想残余没有彻底消除，对外开放又使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乘隙而入。在上述多种因素交织存在的情况下，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的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受贿；有的作风败坏，生活糜烂，骄奢淫逸；有的任人唯亲，拉帮结派，贪赃枉法；有的欺压群众，鱼肉百姓，横行乡里；有的甚至与犯罪分子相勾结，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等等。

腐败好像人身体内的毒瘤，任毒瘤扩散，生命就难以维持。腐败会葬送党，葬送人民政权，葬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经济搞不上去要垮台，腐败问题不解决也要垮台。邓小平告诫全党：“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同志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听任腐败现象发展下去，党就会走向自我毁灭。”并反复强调，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

措施有力成效显著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反对腐败问题上态度是坚决的，措施是有力的，成绩也是巨大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从战略的高度，进一步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取得了重大进展。

一是加强了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和廉洁从政教育。要把党员干部思想道德教育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初步建立起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

二是不断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的力度，坚决惩处腐败分子，纯洁党的组织。1997年10月至2014年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861917件，结案842760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6150人，其中开除党籍137711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追究的37790人。特别是查处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等一批腐败分子，查办了湛江和厦门特大走私案，维护了党纪国法的严肃性，为国家挽回了大量经济损失。

三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取得良好效果。近些年来，反腐败斗争正在逐步从侧重遏制转到标本兼治、加大治本力度上来。党中央作出一系列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重大决策和部署。如：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与所办经营性企业彻底脱钩，中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直属企业脱钩；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行政审批、财政管理和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普遍推开，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工作逐步开展，政府采购制度开始实行；等等。

坚定信心惩治腐败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社会主义制度同腐败水火不容。无论反腐败的任务多么艰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决心和信心都不会有丝毫动摇。

我们有信心，是因为我们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党中央把反腐败斗争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旗帜鲜明，态度坚决，提出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彻底查处，严惩不贷，决不手软。

我们有信心，是因为我们正在筑起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有效防范和惩治腐败的“天网”。注重教育和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加强思想修养，提高精神境界，追求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保持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巩固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通过加强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抓住那些容易产生腐败现象的环节，推进体制创新。特别是通过人事、财政、分配等方面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相互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

我们有信心，是因为反对腐败顺应民心，得到人民强有力的支持。反腐败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我们正在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组织动员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途径和制度，开拓群众广泛参与的形式和渠道，让人民充分行使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切实保护群众举报、控告、举证的合法权利。只要实现人民对国家权力活动的监督，腐败分子就会失去藏身之地，我们党就一定能够消除腐败这个痼疾。

之二十：时代主题举世关注——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2014年9月，联合国举行“千年首脑会议”，150多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聚集一起，共同探讨关系人类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这是联合国成立以来各国领导人出席最多的一次盛会。这样的主题，自然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普遍关注；这样众多首脑的聚会，必然引起人们对和平与发展的期望。然而，“9·11”事件震惊世界，阿富汗战争炮火连天，巴以冲突血流不断……这一切说明，世界还很不安宁，人类面临着严峻挑战。

时代主题的变换

每个历史时代，都有自己的主要矛盾，都有需要解决的根本任务。这个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就是那个时代的主题。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时代主题。

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世界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世界霸权，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促进了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觉醒，社会主义革命风起云涌，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运动如火如荼。战争与革命相互交织，构成了这个时代的主题。

20世纪后期，世界形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形成了有利于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总趋势。面对国际形势的这种新变化，邓小平以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

当今世界，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发展离不开和平，和平也离不开发展。一方面，世界和平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另一方面，各国的共同发展是保持世界长久和平的重要基础。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论断，十三大以后被我们党概括为“时代主题”。这一概括对于我们党正确认识国际形势，制定正确的内外政策，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同志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指出：“追求和平与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

世界进步的主流

从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以后，世界经历了许多深刻变化，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但是，时代的主题没有变，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

第一，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明显增多。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整个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97年，发生在泰国的金融风波，如一股来势凶猛的旋风，迅速扫遍整个东南亚国家，并波及全世界。由此可见，世界各国的利益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日益加深。

第二，世界形势总体趋缓。冷战结束后，虽然世界上地区性冲突和局部战争不断，但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是可以避免的。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意坐下来进行谈判协商，以解决纠纷。美国虽然霸气十足，但能力有限，无法主宰世界。政治多极化虽然步履艰难，但仍然为各国所追求。绝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的一些盟国，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越来越不满。社会主义中国日益强盛，广大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这些说明，世界范围内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

第三，重视发展战略已成为各国的主要政策取向。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世界舞台上能不能站稳脚跟，能否对人类发展有所贡献，关键取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意识到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正如同志指出：“经济优先已成为世界潮流，这是时代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然。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发展不但关乎各国国计民生，国家长治久安，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第四，和平与发展是解决世界许多问题的根本途径。在全球性问题中，除了和平与发展问题之外，还有许多其他问题。比如，战后世界人口急剧增长，资源开发盲目无序，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都要取决于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的解决。

第五，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战争曾给人类带来了太多的不幸和灾难。据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整个欧洲及西亚、非洲和远东抛进了硝烟和死亡的阴影，15亿人卷入战争漩涡，3000多万人伤亡，无数的财产受损。第二次世界大战，61个国家和地区参战，17亿人卷入战争，9000多万军人和平民在战争中伤亡，经济损失高达4万亿美元。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财富和资源而发动的世界战争，给许多国家经济社会造成极其巨大的破坏。正因为如此，各国人民都不愿看到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再推行新的霸权和强权，都不愿看到南北之间发展的差距、贫富的悬殊再扩大下去。各国人民都渴望世界持久和平，渴望过上稳定安宁的生活，渴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渴望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渴望促进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共创人类美好的未来。

步履维艰的进程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世界人民共同的心愿，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已进了历史博物馆，也不意味着世界已实现共同发展。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人类不懈追求的目标，解决这两大问题的进程仍然坎坷曲折。

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天下并不太平。近几十年来，虽然世界范围的大战没有打起来，但小规模的地区性冲突乃至局部战争时起时伏。据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发生过120多次较大的战争，死亡人数约1200万。近年来，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等局部战争，使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颠沛流离，无家可归。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了新的表现，是危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根源。某些国家大肆鼓吹“新干涉主义”，妄图建立由西方价值观主导的世界，竭力推行单边主义，四处插手，干涉别国内政，导致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矛盾激化，局势紧张。

世界的发展很不平衡，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还没有根本改变，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一些地区的冲突和争端此起彼伏，国际恐怖主义危害着人们的安宁生活，贫困、环境恶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据联合国2014年统计，在过去30年间，最不发达国家的数量从25个增加到49个；世界绝对贫困人口从5年前的10亿增加到12亿；工业化国家与30个最穷国家的人均收入相差至少70倍；世界上3个最富有的人的财富，超过了60个穷国国民生产总值之和。这些极端悬殊的差别，既暴露了极不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又成为各国共同发展的障碍，同时也构成危害世界和平的潜在因素。

不懈追求的目标

当今世界，国际局势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虽面临着不容忽视的挑战，但前景光明。

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具有热爱和平的传统美德。早在春秋时代，中国的先人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并曾出现过许多“化干戈为玉帛”的历史佳话。饱受侵略和伤害的中国人民更能感受到这一思想的重要，深知和平之弥足珍贵。今日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了推进现代化建设，尤其需要一个稳定和谐的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自由的人民一道，共同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并将努力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新中国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为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以独立自主为对外政策的根本立足点，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本遵循，以加强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发展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为对外工作的重点，全面对外开放，同西方国家发展平等互利关系，积极倡导建立一个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别国无权干涉；主张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谋求霸权；主张既反对恐怖主义，又反对霸权主义，不能因为反恐而放弃反霸，也不能因为反霸就放弃反恐；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一切分歧或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通过对话协商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通过双边、多边协调合作，逐步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和问题；主张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同各国加强和扩大经济、科技、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反对经济贸易交往中的不平等现象和各种歧视性政策与做法。这一系列正确的外交政策，使中国赢得了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尊重与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