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学论文范文10篇

诗歌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对中国的文学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自春秋中叶出现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以来，中国历代的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古代的散文、韵文、骈文等文体，都体现出诗性语言的特点，直至到后来出现了唐诗宋词两大对峙的文学高峰，更是将诗性语言的特点展现无遗。

通过观察，我认为“诗性语言”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大量修辞手法的使用。汉语的诗性语言中，比喻、引用、夸张、互文等修辞手法使用频繁，增强了语言的表达效果和语言的美感。例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就运用了比喻，将“愁”比作了“一江春水”，化无形抽象的“愁”为有形，使抽象的情思具体化了，让读者能深切的感觉到“愁”之深、之切。而其他比喻的使用，如“红杏枝头春意闹”，一个“闹”字，将原本静态的红杏写活，将其人格化，表现出一派春天的生机勃勃之景。又如，“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引用的使用不但能借典故生动的说明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而且能使文章显得典雅精炼。再比如，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用夸张的手法，突出了“愁”，同样使表达更加生动形象。

但是，也要看到，在有些情况下，修辞手法的运用也会对读者理解句意产生影响。就如上面例子中，“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如果不能发现其中的引用手法，而机械的对其进行翻译，就很难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含义。而对于“白发三千丈”一句，有些人单纯从客观事实角度出发，就会说，一个人的头发怎么可能那么长，从而，忽略了对作品内在含义的理解而片面的探讨作者的写作是否符合客观事实。还有修辞中倒置的使用，如果不能应从修辞角度的去理解，注意到倒置的使用，就会影响意思的理解。例如江淹的“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其实际顺序应为“孤臣坠涕，孽子危心”，若未能注意到修辞手法的使用，进行翻译，就会出现错误。

二、打破语法规则的限制。一方面，正如前一点中“倒置”修辞手法的使用，并未遵循固定的句法结构，打破语法规则的限制，却收到特别的表达效果，像杜甫的“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和《诗经》中的“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等句，改变了句子原有的平淡，增加了诗意，增强了韵律感、节奏感，也使语意变得错落有致，而由于中断了语流，使人们更加注意关注语句含义。但也正如上文所说，对句子的理解造成困难。

另一方面，在很多古典诗词中，作者很少，甚至是不使用连词、介词等，仅把多个意象连缀起来。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只是简单的将“枯藤”、“老树”、“昏鸦”等几个意象连缀到一起，却成功的描摹出一派秋天的萧瑟凄凉之景，表达出作者的孤独之感与思乡之情，并收到了电影中蒙太奇的表现效果。这种通篇意象的列举，而无句法关系的连接，可以说是中国诗性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从一般的语法角度看不合规矩且缺乏连贯性，但从诗的角度看，语言凝练、简洁，形象鲜明、突出。

谭正璧先生在其《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中说“妇女文学是正宗文学的核心”，他的这句话说的如专指女性作家的文学活动，那就略显偏颇。但如指涉及女性的文学活动，那就切合实际了。但是，千百年来由于妇女地位的问题，涉及女性的作品及活动多不被学者重视，直至近代，西方女性主义的传入加上我国学术思想自身的发展，有关女性的文学才备受重视，女性作品的研究发展到今天，触角已深入到能涉及的所有领域，从先秦到近代的各类女性形象都已涉及，歌女才女农家女，女妓女妖女艺人，无一遗漏，然而，当我们翻开古代书卷，我们还会发现一类被人们遗忘在角落的人物——当垆女。大概从《史记》《汉书》的《司马相如传》，以及《西京杂记》记述卓文君私奔后当垆卖酒以来，才子佳人的佳话吸引了浪漫国人的想象，于是酒肆当垆女就成了编织浪漫传奇的极好对象。当垆女是抛头露面的良家女子，没有妓女的卑贱歧视，却又沾以美酒待客的风流，于是她们就成了无数文人笔下的精灵，不单寄寓了他们的爱情理想，还有他们的道德价值，更有他们对这个社会的独特认识，这些女性背后的文化意义，不容忽视。本文将从历代相关的文学作品中对她们做出一定的分析，借以引起人们的重视。申明：本毕业论文由张翛然撰写，版权归作者所有。

1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酒店妇女形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古代文学中“酒店妇女”形象，但确切的说“酒店妇女”一词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并不存在。据考证酒店作为饮食场所在春秋战国即已出现，而作为固定行业名称则在南北朝才开始出现，如《南史·颜延之传》：“文帝尝召延之，传召频不见，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应对。”但这种称呼在文学作品中并不多见，“酒肆”“酒家”还是更为普及。因此将古代文学作品中与酒店相关的女性形象称为“酒店妇女”并不贴切，如果追本溯源那么“当垆女”是大概更能概括其含义，古代酒店中放置酒的台子被称为“垆”，因此“垆”字也成了酒店的代称，“当垆”就成了卖酒的意思。因此“当垆女”一般指卖酒女或酒店女主人。本文中“酒店妇女”一词实为“当垆女”的现代称谓，即指酒店的女主人或买酒女。只是为迁就当今时代的语言习惯，而称“酒店妇女”。酒店妇女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目前所知道的最早的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有关卓文君的描述。从这个才子佳人故事开始，“美女当垆”成为文人笔端的花朵，一代一代的绽放着，更绚丽多彩，也更迷离复杂。

1.1酒店妇女整体形象的整体演变

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被今人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上古（先秦、两汉）、中古（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近古（明清鸦片战争前）。这一分法的科学性我们在此不做讨论，最起码它对于我们研究古代文学中的酒店妇女形象的演变历程来说，是正确的。古代文学中酒店妇女作为主角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大概应是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开始，这一段的描写为我们奠定了当垆女明快健美的基调，此后，乐府诗中的《羽林郎》《陇西行》更可见一斑。而到了《西京杂记》《世说新语》等笔记小说中以及后来的传奇话本以及唐诗宋词，则是豪放洒脱的“胡姬”，如李白的“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胡姬招素手，延可醉金樽”但是随之王朝落日的到来，她们的形象也染上了沧桑。而到了明清以来，社会安定了，则出现了是女豪杰与女夜叉并存、顺从者与挣脱者同在的的分裂形象。这些丰富的人物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幅时代画卷。

1.1.1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

中国古代文学课是最具有传统文化底蕴的科目,这门课一直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它的责任和义务之一就是从民族文化典籍中挖掘优秀的文化思想,引导当代青年到经典作品中去了解中华文化,到经典作品中去了解贤者们的聪慧,到经典作品中去体味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因此,研究古代文学课的教学现状与发展定位就显得非常重要。

一、对外汉语专业古代文学课现状分析

1.时代变迁与认识偏颇导致古代文学教学方向迷失随着社会经济的急剧膨胀,整个社会更趋于物质化、技术化、工具化。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的心理已经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大学校园,古代文学远不如经济、法律、新闻、公关、市场营销等课程来得实在。学生普遍认为多背几首唐诗宋词不如多考过几个计算机等级证书和英语等级证书更能获取就业机会,所以,在古文学课上看外语书、背外语单词的大有人在,在下面看小说、杂志的也不乏其人。多数学生认为古代文学可学可不学,更不愿在古代文学的学习上投入时间和精力。多数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认为对外汉语教学只是一种语言教学,教学内容就是语言。一些教师和学生认为古代文学这门课离现实太过遥远,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用途不大。这恰恰是忽视了文学与语言的必然联系,忽视了文学是语言载体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其实语言和文学是彼此关照的。尤其是古典文学,它不仅包含着文学意味,又不失中国古文明文化和经典语词。

2·教学时数的缩减导致古代文学教学流于条框的阐释经过几轮的教改,一般院校的古代文学课均降到200课时左右,甚至更少。于是,为了保证古代文学教学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多数教师在教学中只能停留在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的简单勾勒。教师讲授的主要是《古代文学史》,而与之配套的《历代文学作品选》则很少有时间顾及,即使对部分作品进行分析,也只能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很少有时间对具体作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和阐释。另外,课堂上教师为了节省时间也总是把结论性的东西以最简洁的方式交代给学生,至于在课堂上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来对作品进行更多的剖析和理解只会使已经很紧张的课时变得更加紧张。正因为如此,学生在课后很少关照古代文学,考试的时候,也只是提前几天苦背,在考场再一股脑地全部交给老师。学生的分析能力、思维能力很少有机会得到训练和提升。

3·少数民族文学的缺失导致古代文学教学的单一性使用最多的文学史教材有四部:第一部是游国恩等人编写的《中国文学史》(1964),这部文学史目前是受批评最厉害的一部教材。第二部是章培恒、骆玉明编撰的《中国文学史》(1996),但教材内容偏重“心理”或“人性”。第三部是郭预衡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8),但疏误不少。第四部是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9),这是一部现在使用较多的一部教材,包容性较强,吸收了大量较新的研究成果,但也因此出现了明显的拼合、观点重复和论证混乱等现象。该文学史试图把具体细节和对整体的理解与把握联系在一起,而整体的复杂性总是使简单的概括显出不足。另外,《中国文学史》从其涵盖的范围来看,应该是指整个中国(包括少数民族)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文学流派、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的综合。而已使用过的四部教材无一例外的都只有汉族文学,对少数民族的文学很少提及。其实,少数民族并非没有艺术水平比较高的文学作品,比如《格萨尔王传》等等。中国文学多样性的特点除文体的多样性外,更主要的应该体现在民族的多样性上。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对文学史上所强调的主流文学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而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以其特殊的民族风格和气质展示了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审美标准,丰富了华夏文学宝库。在教学中如果加入少数民族文学教学,只能使课时更加紧张;如果不加入,少数民族文学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创作技巧以及所蕴含的民族个性就会悄然流逝。

二、对外汉语专业古代文学课程的教改设想

提要朱自清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现代散文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语文教育家。其思想理论体系的构成可以概括为：朱自清超乎寻常地把语文教育的目的确立在使学生了解本国固有文化并且提高学生欣赏文学的能力的崭新意义上，他鲜明提出作文训练（培养学生写作能力）和技术训练（培养学生欣赏能力）才是语文教育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虽然讲解、分析、辨别、练习早已普遍成为语文教育的基本手段和方法，但朱自清则独具一格地极力倡导“读”应当成为整个语文教育的方法和手段变革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了解与欣赏作文训练技术训练精读略读讲读诵读

＊＊

引论

朱自清是中国现代散文领域里成就很高的作家，但我们发现他还是现代中国一位出色的语文教育家。只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总是无法摆脱朱自清是一位现代著名散文家的深刻影响，或者说朱自清大量的文学创作尤其是他在散文创作方面的成就多少有些掩盖了他实际上相当丰厚细致的语文教育思想。朱自清1920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先后在杭州第一师范、扬州第八中学、吴淞中国公学、台州六师、温州第四中学、宁波四中等校任教，1925年-1932年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系主任，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学校南迁，任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其教育论著有与叶圣陶合著的《国文教学》、《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标准与尺度》和《语文拾零》等。我们把目光从他的散文作品转移到他众多的教育论著，明显可以看到他的语文教育思想自成体系。我想：站在历史的长河中，以今天的眼光第一次审视作为语文教育家的朱自清，不断地从各个方面来加深对他的教育思想的认识，将十分有助于提高我们目前以及将来语文教育发展解决重大问题的自觉性。我们把朱自清关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方面的独特主张和论述，总称为朱自清的语文教育思想。本文不揣冒味，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使学生了解本国固有文化并且提高欣赏文学能力”

提要朱自清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现代散文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语文教育家。其思想理论体系的构成可以概括为：朱自清超乎寻常地把语文教育的目的确立在使学生了解本国固有文化并且提高学生欣赏文学的能力的崭新意义上，他鲜明提出作文训练（培养学生写作能力）和技术训练（培养学生欣赏能力）才是语文教育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虽然讲解、分析、辨别、练习早已普遍成为语文教育的基本手段和方法，但朱自清则独具一格地极力倡导“读”应当成为整个语文教育的方法和手段变革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了解与欣赏作文训练技术训练精读略读讲读诵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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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朱自清是中国现代散文领域里成就很高的作家，但我们发现他还是现代中国一位出色的语文教育家。只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总是无法摆脱朱自清是一位现代著名散文家的深刻影响，或者说朱自清大量的文学创作尤其是他在散文创作方面的成就多少有些掩盖了他实际上相当丰厚细致的语文教育思想。朱自清1920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先后在杭州第一师范、扬州第八中学、吴淞中国公学、台州六师、温州第四中学、宁波四中等校任教，1925年-1932年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系主任，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学校南迁，任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其教育论著有与叶圣陶合著的《国文教学》、《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标准与尺度》和《语文拾零》等。我们把目光从他的散文作品转移到他众多的教育论著，明显可以看到他的语文教育思想自成体系。我想：站在历史的长河中，以今天的眼光第一次审视作为语文教育家的朱自清，不断地从各个方面来加深对他的教育思想的认识，将十分有助于提高我们目前以及将来语文教育发展解决重大问题的自觉性。我们把朱自清关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方面的独特主张和论述，总称为朱自清的语文教育思想。本文不揣冒味，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使学生了解本国固有文化并且提高欣赏文学能力”

摘要：高中语文是对学生语言积累和表达能力的综合教学。因此，优化高中语文课堂教学策略需要充分为学生创设自主语言表达环境，将教学环节以贴近学生认知途径和探究学习目的的方式来呈现。同时，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还要综合审视学生的语文应用能力和课程教学目标要求之间的差距，融合创新教学风格，增设新型教学辅助方法，真正提升学生在语文教学中的自主参与度，不断深化高中语文课程教学改革。

关键词：高中语文；课堂教学；优化策略

教师在教学中应该增强对学生情感融入、文字表达自主性的引导，不断深入教材内容，提高学生的思考深度。这样学生能充分发挥课程学习与探索的积极性，针对课程问题和训练模块展开有效讨论，在小组合作学习中不同学生思考的切入点进行相互碰撞，有助于激发学生语言的创造性和文字表达的准确性。

一、激发学习兴趣，提升情境创设有效性

在课程设计时，教师要回归课文内涵，通过创设虚拟情境，有效将学生的阅读情感构建在文字理解的基础上，这样能借助课堂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在教学统编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2必修》（以下统称“必修2”）《游褒禅山记》这篇课文时，针对高中语文古文学习，教师可以为学生创设古文学习的课堂情境，帮助学生更好地将个人情感融入作者的写作意境中。教师先利用多媒体剪辑出王安石笔下的褒禅山的奇伟瑰丽景色的视频，然后带领学生从文章层次分析作者视角——从褒禅山外部到人迹罕至的景色进行深入探索。这种带着好奇心进行情境创设的语文学习方式，能激发学生自主阅读古文的兴趣。教师要提升学生对文章深层含义的自主理解能力，可以从课文中选出不同的段落向学生提出相关问题：“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见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根据这段话联想生活中的例子，如何证明险境之处自有风景？学生结合自身语文知识的积累和《游褒禅山记》提出的论点，对教师提出的开放性问题进行深度思考，并积极回答：王安石用褒禅境遇暗示人生不要选择好的路，而要勇于探索，遵从内心，才能突破常人视野看见一番天地。在情境创设的过程中，学生能融入个人阅读情感，将课文揭示的主旨建立在已经掌握的知识层面上。在学习兴趣的指引下，学生回答问题的思路更加多元化，有利于提升课堂互动学习效果。由此可见，教师要在课程中营造学生自主深入的课程环境，借助多媒体的辅助教学效果，将课文意境转变为具象化的课程情境，激发学生自主探索的学习兴趣。

二、鼓励平等沟通，营造合作氛围

【摘要】从某种程度上讲，汉代的古文经学对于文学创作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汉代古文经学更多的是追求相对简明的文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长篇大论，也使得文学创作逐渐向由繁趋简发展。此外，汉代的古文经学更加讲究兼通,可以博采众长，文化创作过程中借鉴汉代古文经学能够使文章的表现题材更加包罗万象以及无所不至，增强文学创作的批判精神。本文就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相关影响展开详细论述。

【关键词】汉代古文经学；文学创作；影响

从专业化角度出发，与今文经学表现出来的烦琐以及迷信相比较,汉代的古文经学更多表现出了不同的解经取向。具体来说，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在于汉代古文经学的简明性，一般情况下不会为章句之学。其次是讲求兼通,而不重视家法师法,可以博采众长。最后是通常会反对谶纬,而不会凭空臆说,具有相对较少的迷信成分。汉代古文经学引起自身的优点为当前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深远影响。

一、汉代古文经学所具有的简明文风有助于文学创作的发展

汉代的古文经学通常情况下不会是章句之学，也没有广征博引，而是尽量追求简明文风，并以才学为胜,从而使得文章可以深刻地表现出才气横溢。从历史角度出发，古文经学得到广泛重视是在东汉时期，影响深远，其文学著作也逐渐向由繁趋简方向进行发展。汉大赋所表现出来的鸿篇巨制也已经逐渐消解,短篇式小赋日益兴盛。该种短篇式小赋内容方面并不追求富博，在抒写过程中也非常平淡，但是却可以把物、志趣、景、事与情感因素进行有机结合，形成虚实相衬的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其想象空间,有效增强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例如蔡邕作品《蝉赋》、赵壹作品《穷鸟赋》以及阮!作品《纪征赋》都是短篇小赋[1]。此外，小赋由于其自身的体式相对简短，而且更加注重章法，再加上取材相对集中、讲究意趣，具有相对较强的个性以及情深意切，所以技巧弥精，在人物刻画方面非常细致，章法趋严以及辞采日美。文章的气韵相对生动，具有言短意长的特点，从而为之后的诗体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比如张衡的《思玄赋》已经逐渐暗合了七言诗体。汉代的史传文学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古文经学所具有的简明特点,将《史记》以及《汉书》进行对比，能够看出《汉书》在语言内容方面已经相当简练[2]。《史记》作者司马迁是私家著史，所以受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少，且司马迁在实际写作过程中将自己的满腔热情也融入其中，以此发愤抒情，在相对客观的史实叙述过程中，已经倾注了大量的正义评判。但是《汉书》作者班固则不同，他的著史是官修，受正统思想影响非常大，没司马迁深沉。《班固传》中评价班固赡而不秽以及详而有体，显然与《史记》有着较大差异。从某种程度上讲，司马迁以及班固之间的分歧也是时代所盛行的风气造成的。

二、汉代古文经学迷信色彩较轻有助于增强文学创作的理性思维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位对新文学的成长投入了满腔热情，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地积极开拓的元勋，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作家胡适先生。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们由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关于胡适对白话文学的贡献，常戴着有色眼镜来评价这位为新文学的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历史人物，也很少对其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这既违背了史家“不掩恶，不溢美”的作史道德，也不符合唯物主义者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因此，我们应当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作一个全面的回顾，对在这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文学运动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胡适先生重新认识和评价。

胡适对白话文学的贡献主要在诗歌和文学主张方面。早在1915年，二十四岁的胡适在留学美国时，就破天荒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当时与胡适一同去美国的青年，支持胡适的人寥寥无几，但胡适文学改革的意志异常坚定，可以说是义无反顾。当他的好友梅光迪反对他时，胡适写了一首诗进行反驳并自我鼓励：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誓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褂，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作歌今送梅生行，狂言人道臣当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为重轻。胡适在这首如同大白话的诗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这一主张早于《新青年》三年，可以说，文学革命发轫于胡适一点都不夸张。与此同时，胡适更不顾在美国留学的同仁们的反对，自己尝试着用白话作文写诗、写剧本。他的《尝试集》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尽管其诗歌写得幼稚且缺乏情趣，但诗集的开拓之功是不容磨灭的。他在1916年8月4日寄给好朋友任叔永的信中说：“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倘数年之后，竟能用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胡适极力主张废除文言文，改用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作诗、作文，他说：“今日所需，乃是一种可读，可听，可歌，可讲，可记的言语。要读书不须口译，演说不须笔译；要施诸讲台舞台而皆可，诵之村妪妇孺皆可懂。”当他的好朋友都竭力劝他莫冒险提倡白话文学时，胡适的决心更大，他说：“吾志决矣。

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可见他在思想上做好了失败的打算，抱定了百折不回的决心。这些对文言痛加排斥，全盘否定而又不遗余力地实践新文学的观点为白话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不仅如此，胡适还在报纸上和给朋友的信中大肆宣传白话文学，主张人们都摒弃文言文，改用白话文。他从中国文学史中梳理出白话文学的传统，指出了文学发展的趋势，更从欧洲文学革命取得的经验中获得启发，断定以口语代替远离口语的毫无生气的古文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虽然他的文学革命主张受到了复古派的围攻和喧嚣鼓噪，尽管他只有单枪匹马一个人，但他始终毫不懈怠地为白话文学呐喊，文学革命的信念从来不曾动摇过。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他著名的论文《文学改良刍议》。这篇在复古派看来非常荒唐而又离经叛道的文章，却为白话文学注入了一支强心剂，是一篇讨伐文言文的战斗檄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项主张：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今天看来这八项主张并不算多么新颖惊人，可那时却是惊世骇俗之语。这八项主张实是对空洞无物的文言文彻底铲除，虽然有些观点并不是很完美，但它对僵死的文言文已构成摧枯拉朽的扫荡之势。这些文学主张的抛出奠定了胡适作为文学革命大旗手的历史地位。

当然，胡适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学者、诗人、文学理论家，他的思想感情同劳苦大众的思想感情还有不小的距离。因此，他的文学革命主张也只能是在推翻古文学，提倡白话文学方面产生积极的作用。它不可能构建一种内容充实，生动活泼，带有劳动人民感情，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崭新的文学形式。但是胡适在新文学诞生期，为新文学的滋生、培育，身体力行地亲身实践，为新文学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当我们回顾那段翻天覆地的历史时，无论如何，都应该肯定这位新文化运动先驱曾经立下的丰功伟绩。

儒学和文学，同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一个时代的思想和文学，会受到其时期经济基础的影响。文学风貌与时代政治、社会经济和创作主体的关系较为明显，而与思想和学术的关系则相对隐晦。虽然如此，思想和学术依然是影响文学发生的重要外部因素。本文以东汉儒学发展变化为线索，论述儒家思想和学术对文学的影响。

自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统治两汉社会的主流思潮，是两汉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但儒学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一直受到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使两汉儒学思想呈现出复杂的面貌。西汉末年，伴随着汉王朝地位的岌岌可危，以谶纬学说为主要内容的神学思潮，继承了董仲舒的灾瑞之说，以神学理论附会儒家经典，开始侵入到儒学内部。进入东汉初期，儒学面貌就逐渐发生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整个东汉王朝，从初期的儒学面貌发生变化开始，到中期儒学的统治地位产生动摇，到汉末儒学彻底衰颓下去，儒学经过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发展变化过程，这是一条贯穿东汉社会思潮的主要线索。而由儒学派生的谶纬神学“、自由学派”①以及“汉末子学”，它们或附会儒学，或补充儒学，或修正儒学，这些内容共同形成了东汉儒学的整体风貌。东汉初期，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神学思潮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必然会与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发生冲突。而东汉初期的今文经学，以追逐利禄为其强大的发展动力，大量的繁琐解经、饾饤成文之风又导致了今文经学本身陷入僵化，必须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突破口。追逐利禄的本性使得今文经学很快向神学靠拢，经学必须依靠神学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神学也需要借助经学，才能将其荒谬的思想和学说正统化、经典化，今文经学因此很快走向神学化的道路。神学化的今文经学是儒学的变异，它产生的是一种学术的怪胎。它通过神化孔子和六经，把孔子塑造成知后世有汉的预言家；通过肢解六经原文，把六经弄成谶纬之书。于是大量关于孔子的预言和六经的纬书充斥于东汉初期的儒学之中，成为东汉初期儒学思想的最主要理论形态。这种变异后的儒学，是儒学的表象，神学的本质。它是两汉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巨大的波折，如果没有儒学内部的今古文之争和外部“自由学派”的强烈反对，儒学将在神学思潮的侵袭下面目全非。今文经学的僵化的学风，以及和神学联姻之后的荒诞思想，必然导致它走向一条没有出路的死胡洞。在最高统治者的强势推动之下，它得以占据学术思潮的统治地位，成为东汉初期最主要的学术形态。到了东汉中期，随着王朝的政权开始走向衰亡，今文经学也就走向了自己的末路。这期间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潮，在反对今文经学的过程中应运而生，逐渐占据学术领域的重要地位。

东汉中期，儒学整体上处于内部的自我调整之势，今文经学趋于衰落，古文经学代之兴起，这是儒学自我调整的重要表征。今古文经学在其诞生初期，就由于治学的风格不同存在争端，只是由于今文经学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一直压倒古文经学，但古文经学因其灵活务实的学风而广为流传，也几度立于学官。尤其是今文经学与神学联姻之后，古文经学虽也不能完全避免神学思潮，但总体上与神学比较疏离，保持自己学术上的独立性。到了东汉中期，今文经学退出学术的主要阵地，古文经学代之兴起，成为儒学在东汉中期的代表，占据重要的思想地位，并产生广泛的影响。古文学者与今文学者相比，更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古文经学不拘于今文经学的“家法”、“师法”，转益多师，具有灵活的传承关系和广采博纳的学风。古文经学追求对经书本义的正确理解，完全不同于今文经学为迎合统治者和神学思潮而曲解经文、谬申经义。古文经学多从文字训诂、名物典制入手，力图达到对经文思想内容的准确把握，这种朴实求真的学风，比较质实可靠，对后世学风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从学术内容上，今文经学以《春秋公羊》为主，以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为主要特色，古文经学以《周礼》为主，拒绝或者疏离神学，由今文经学言灾异的特点，而向朴实礼学转化。从学术风气上，古文经学由今文经学那种虚妄的作风，转向求真务实。古文经学就是以这种学术姿态，占据东汉中期学术领域的重要阵地，对东汉社会以及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东汉末期，儒学彻底衰落，由此而形成了“户异议，人殊论”的局面。但思想不能是真空的世界，也不能永远处于混乱之中，汉末“子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兴盛起来。子学的兴盛，并没有完全脱离儒学发展的轨道，但又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现出对东汉儒学的反拔。汉末“子学”的典型特征是对时政的批判，它们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与批判中，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以王符、崔寔、仲长统为代表的汉末子学家，都有代表他们思想成果的专著：《潜夫论》、《政论》、《昌言》。王符掀起了东汉批判思潮，崔寔继承了王符的思想并有所发展，仲长统则代表了汉末批判思潮的终结。它们都注重理性的分析和哲理的升华，它们的思想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特点。汉末“子学”主要继承中期“自由学派”的学风，哲学上反对神学思潮，体现出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现实上对汉末腐朽的社会进行分析和批判。汉末“子学”虽然尚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它们并非简单的就事论事，而是进行深刻理性的分析，严肃的哲学思考，体现出和汉末政论文不同的学术的特征，并对汉末的时代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个社会的思想主潮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尤其是在东汉儒学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文学创作也不同程度的受其影响，出现一些新变的特征。东汉初期，文学以赋体为主，延续着西汉以来的歌颂传统。随着上层学术思想发生较大的变化，神学思潮侵袭着整个社会，文学创作也不可避免的受其影响。东汉初期的诗赋创作，都包含有明显的神学思想内容，作品引用谶纬祥瑞所占的比重，远高于西汉时期。这种神学内容在诗赋创作之中，主要用来歌颂大汉盛世以及帝王的“天命神授”，这是神学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的主要表现。今文经学虽然与神学融合，但儒学的根本属性并没有完全丧失，依然以其强大的惯性力量影响到文学创作，主要表现在文学作品在歌颂帝王的时候，特别注重发扬他们在礼乐文化方面的功业，将帝王塑造成文化的创造者和儒家圣贤的形象。这些礼乐文化，无外乎儒家的仁政、德治、教化等内容，实行仁政德治的帝王，具有儒学和神学的双重特征。东汉初期的诗赋，集中描绘帝王的祥瑞征兆和礼乐教化，正是东汉初期的儒学神学化影响文学的表现。

东汉中期，随着今古文经学此消彼长，文学面貌也发生较大的变化。具体来说，今文经学的衰落，使受儒家神学化桎梏的汉代文学，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主要表现是诗赋向抒情化的文学本质回归。由东汉初期的“理胜于情”的述志赋，向纯粹吟咏人生况味的抒情小赋转化，这是汉末文学变革的前奏。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影响，不仅增加了文学作品的内涵和意蕴，也使文学作品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广大的知识容量。东汉末期，儒学整体走向衰落，对文学创作产生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汉代文学几百年的发展，一直笼罩在儒学的光环之下。失去儒学制约的文学创作，并非文学作品的内容中儒家思想的消亡，而是文学创作没有了儒家教条的束缚，以各种方式加快了向文学本位回归的步伐。具体来说，儒学衰微首先影响到儒者本人，儒者完成了向文士转化的过程，并逐渐向才情和艺术的方向发展，这为汉末儒学的变革准备了主观上的条件。汉末各体文学的繁盛，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它们与儒学衰微也有一定的关系，它们大体遵循“儒学陵替，文风趋华”的整体趋势，但不同的文体发展变化也显出各自不同的特征，有的文体甚至出现反向逆动的情况，这种现象应该与文体内部的发展规律有关。儒学衰微所引起的汉末文学的变化，在诗赋体裁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它是儒学变化所引起的文学变化的主要体现。儒学衰微导致儒家思想对人们的束缚减弱，诗赋的创作也从这种束缚中跳出来，以各种方式回归文学的道路。对于诗歌来说，最大的变化是抒情的增强。诗歌创作逐渐脱离儒教的影响，表达内心喜怒哀乐的真实感受。《古诗十九首》作为汉末抒情诗最高成就的代表，就是诗歌抒情增强的集中体现。脱离了儒家教化之后的“诗言志”，真正回到了诗歌抒情的本质特征。由此也带来诗歌表现形式和诗风相应的变化，使诗歌最终取代赋体而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它带给后世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中国文学由此走上了以诗歌创作为主体的道路，抒情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对于汉赋来说，占领文坛主流两百年的汉大赋基本衰落，赋体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新变，在东汉中期题材扩大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了远离儒教影响的几种题材，并表现出不同以往的艺术特征。辞赋可以批判社会，可以写艳情，写新婚，写美女，写游戏，情感抒发出自内心而非大赋的因文造情，为后世种类繁多的抒情赋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汉末文学的这种变化，都是在儒学衰落之后，由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在汉末儒学衰落的大背景下，“子学”的兴盛是伴随着儒学的衰落。“子学”的发展作为一种学术的系统还不够成熟，它对文学的影响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有明显的体现。由于“子学”和汉末政论的内容都是基于对汉末社会的批判，所以二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同受汉末社会现实的影响，汉末“子学”的政治思想以批判和改良为主，对现实政治和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改良方法。如重视国君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这是社会变革的关键所在；希望国君能够任用贤臣，疏远小人，以达到国家中兴。汉末政论文的批判现实虽然激烈，但也是出于维护政权而不是改变的目的，其矛头也是首先指向国君，既谴责了国君忠奸不分、扬恶罚善的昏聩行为，也依然对国君寄托了希望，向国君推荐贤臣，希望国君重用他们，以挽救危难中的国家和社会。这是二者基本相似的地方；汉末政论文的批判方式，较多以灾异发端，具有明显的荒诞性，所以才会出现政论家以其政论文中多灾异而免罪的怪事。汉末子学家则在冷静观察历史和现实的过程中，构建自己的批判理论，从而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是二者完全不同的地方，其因在于汉末“子学”继承和发展了东汉“自由学派”的思想，反对天命神学论，而汉末政论文还延续汉初政论以灾异推演政治的风气。同样是针对汉末社会，“子学”和政论文的批判方式却完全不同。“子学”和政论文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和促进的关系，汉末子学会影响到政论文的思想和内容，而政论文也会促进汉末子学在政治理论上的构建；汉末子学和政论文在汉末政治社会的背景之下，既独立平行的发展，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相互补充，共同促进。

儒学对于文学影响的强弱，往往取决于儒学是否成为“官学”。儒学一旦成为官方文化的代表，对文学影响比较明显；一旦失去官方文化的地位，对文学影响便隐微。东汉一代的儒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这样的态势。东汉初期，神学思潮具有强大的官方支持，不但侵入到儒学内部，改变了此期儒学的面貌，而且对此期的文学创作带来极为明显的影响。谶纬神学本是荒诞的学说，但王莽、刘秀都依靠它们走向政治舞台，于是他们在掌握皇权之后，以国家的意志将谶纬神学颁行天下，以为天下法则。正是因为有最高统治者的强势推动，神学思潮得以充斥整个汉初的社会。儒学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不迎合统治阶级的意志，向神学靠拢，乃至和神学融为一体。谶纬神学就这样在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推动之下，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地位。当然，儒学根本的属性还没有完全异化，也还能以其长期的惯性力量，影响到文学的创作，这个时期的文学就带有儒学和神学的双重特征，儒学和文学的关系就很密切。到了东汉中期，随着国家政权开始衰落，儒学也失去了强大的支持力量，一些在民间流传的思潮就开始占据学术的阵地，为了这一社会思潮的变化，儒学就进入内部的自我调整时期。以扬雄、桓谭、王充为代表的“自由学派”，他们的思想本身就反对代表官方意志的神学和经学，属于“民间学术”，根本不可能得到官方的支持，还可能受到官方的压制，桓谭为此几乎送掉了性命，但它们在反对今文经学、推动今文经学走向衰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儒学的这种变化，使之失去了对文学的直接干预力量，因此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就没有东汉初期那样显著。到了东汉末年，国家政权频临灭亡，儒学完全失去了对国家社会和士人的影响力，也就无可救药的衰颓下去，受到儒学思想长期控制的文学创作，因为这种控制力量的完全衰落，爆发出文学自身的力量，而焕发出全新的光彩。完全失去官方支持力量的儒家思想，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对文学创作的控制影响的能力，汉末文学以各种方式向文学本位回归。汉末“子学”以批判时政为主要思想内涵，完全是一种“民间学术”了，更不可能得到官方力量的支撑，而此时汉室政权已经走向了灭亡的边缘，任何思想和意识形态都无法挽救其覆灭的命运，只能等待新的政权和思想取而代之。

儒学和文学，同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一个时代的思想和文学，会受到其时期经济基础的影响。文学风貌与时代政治、社会经济和创作主体的关系较为明显，而与思想和学术的关系则相对隐晦。虽然如此，思想和学术依然是影响文学发生的重要外部因素。本文以东汉儒学发展变化为线索，论述儒家思想和学术对文学的影响。

自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统治两汉社会的主流思潮，是两汉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但儒学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一直受到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使两汉儒学思想呈现出复杂的面貌。西汉末年，伴随着汉王朝地位的岌岌可危，以谶纬学说为主要内容的神学思潮，继承了董仲舒的灾瑞之说，以神学理论附会儒家经典，开始侵入到儒学内部。进入东汉初期，儒学面貌就逐渐发生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整个东汉王朝，从初期的儒学面貌发生变化开始，到中期儒学的统治地位产生动摇，到汉末儒学彻底衰颓下去，儒学经过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发展变化过程，这是一条贯穿东汉社会思潮的主要线索。而由儒学派生的谶纬神学“、自由学派”①以及“汉末子学”，它们或附会儒学，或补充儒学，或修正儒学，这些内容共同形成了东汉儒学的整体风貌。东汉初期，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神学思潮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必然会与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发生冲突。而东汉初期的今文经学，以追逐利禄为其强大的发展动力，大量的繁琐解经、饾饤成文之风又导致了今文经学本身陷入僵化，必须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突破口。追逐利禄的本性使得今文经学很快向神学靠拢，经学必须依靠神学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神学也需要借助经学，才能将其荒谬的思想和学说正统化、经典化，今文经学因此很快走向神学化的道路。神学化的今文经学是儒学的变异，它产生的是一种学术的怪胎。它通过神化孔子和六经，把孔子塑造成知后世有汉的预言家；通过肢解六经原文，把六经弄成谶纬之书。于是大量关于孔子的预言和六经的纬书充斥于东汉初期的儒学之中，成为东汉初期儒学思想的最主要理论形态。这种变异后的儒学，是儒学的表象，神学的本质。它是两汉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巨大的波折，如果没有儒学内部的今古文之争和外部“自由学派”的强烈反对，儒学将在神学思潮的侵袭下面目全非。今文经学的僵化的学风，以及和神学联姻之后的荒诞思想，必然导致它走向一条没有出路的死胡洞。在最高统治者的强势推动之下，它得以占据学术思潮的统治地位，成为东汉初期最主要的学术形态。到了东汉中期，随着王朝的政权开始走向衰亡，今文经学也就走向了自己的末路。这期间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潮，在反对今文经学的过程中应运而生，逐渐占据学术领域的重要地位。东汉中期，儒学整体上处于内部的自我调整之势，今文经学趋于衰落，古文经学代之兴起，这是儒学自我调整的重要表征。今古文经学在其诞生初期，就由于治学的风格不同存在争端，只是由于今文经学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一直压倒古文经学，但古文经学因其灵活务实的学风而广为流传，也几度立于学官。尤其是今文经学与神学联姻之后，古文经学虽也不能完全避免神学思潮，但总体上与神学比较疏离，保持自己学术上的独立性。到了东汉中期，今文经学退出学术的主要阵地，古文经学代之兴起，成为儒学在东汉中期的代表，占据重要的思想地位，并产生广泛的影响。古文学者与今文学者相比，更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古文经学不拘于今文经学的“家法”、“师法”，转益多师，具有灵活的传承关系和广采博纳的学风。古文经学追求对经书本义的正确理解，完全不同于今文经学为迎合统治者和神学思潮而曲解经文、谬申经义。古文经学多从文字训诂、名物典制入手，力图达到对经文思想内容的准确把握，这种朴实求真的学风，比较质实可靠，对后世学风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从学术内容上，今文经学以《春秋公羊》为主，以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为主要特色，古文经学以《周礼》为主，拒绝或者疏离神学，由今文经学言灾异的特点，而向朴实礼学转化。从学术风气上，古文经学由今文经学那种虚妄的作风，转向求真务实。古文经学就是以这种学术姿态，占据东汉中期学术领域的重要阵地，对东汉社会以及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东汉末期，儒学彻底衰落，由此而形成了“户异议，人殊论”的局面。但思想不能是真空的世界，也不能永远处于混乱之中，汉末“子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兴盛起来。子学的兴盛，并没有完全脱离儒学发展的轨道，但又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现出对东汉儒学的反拔。汉末“子学”的典型特征是对时政的批判，它们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与批判中，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以王符、崔寔、仲长统为代表的汉末子学家，都有代表他们思想成果的专著：《潜夫论》、《政论》、《昌言》。王符掀起了东汉批判思潮，崔寔继承了王符的思想并有所发展，仲长统则代表了汉末批判思潮的终结。它们都注重理性的分析和哲理的升华，它们的思想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特点。汉末“子学”主要继承中期“自由学派”的学风，哲学上反对神学思潮，体现出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现实上对汉末腐朽的社会进行分析和批判。汉末“子学”虽然尚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它们并非简单的就事论事，而是进行深刻理性的分析，严肃的哲学思考，体现出和汉末政论文不同的学术的特征，并对汉末的时代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个社会的思想主潮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尤其是在东汉儒学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文学创作也不同程度的受其影响，出现一些新变的特征。东汉初期，文学以赋体为主，延续着西汉以来的歌颂传统。随着上层学术思想发生较大的变化，神学思潮侵袭着整个社会，文学创作也不可避免的受其影响。东汉初期的诗赋创作，都包含有明显的神学思想内容，作品引用谶纬祥瑞所占的比重，远高于西汉时期。这种神学内容在诗赋创作之中，主要用来歌颂大汉盛世以及帝王的“天命神授”，这是神学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的主要表现。今文经学虽然与神学融合，但儒学的根本属性并没有完全丧失，依然以其强大的惯性力量影响到文学创作，主要表现在文学作品在歌颂帝王的时候，特别注重发扬他们在礼乐文化方面的功业，将帝王塑造成文化的创造者和儒家圣贤的形象。这些礼乐文化，无外乎儒家的仁政、德治、教化等内容，实行仁政德治的帝王，具有儒学和神学的双重特征。东汉初期的诗赋，集中描绘帝王的祥瑞征兆和礼乐教化，正是东汉初期的儒学神学化影响文学的表现。东汉中期，随着今古文经学此消彼长，文学面貌也发生较大的变化。具体来说，今文经学的衰落，使受儒家神学化桎梏的汉代文学，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主要表现是诗赋向抒情化的文学本质回归。由东汉初期的“理胜于情”的述志赋，向纯粹吟咏人生况味的抒情小赋转化，这是汉末文学变革的前奏。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影响，不仅增加了文学作品的内涵和意蕴，也使文学作品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广大的知识容量。东汉末期，儒学整体走向衰落，对文学创作产生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汉代文学几百年的发展，一直笼罩在儒学的光环之下。失去儒学制约的文学创作，并非文学作品的内容中儒家思想的消亡，而是文学创作没有了儒家教条的束缚，以各种方式加快了向文学本位回归的步伐。具体来说，儒学衰微首先影响到儒者本人，儒者完成了向文士转化的过程，并逐渐向才情和艺术的方向发展，这为汉末儒学的变革准备了主观上的条件。汉末各体文学的繁盛，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它们与儒学衰微也有一定的关系，它们大体遵循“儒学陵替，文风趋华”的整体趋势，但不同的文体发展变化也显出各自不同的特征，有的文体甚至出现反向逆动的情况，这种现象应该与文体内部的发展规律有关。儒学衰微所引起的汉末文学的变化，在诗赋体裁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它是儒学变化所引起的文学变化的主要体现。儒学衰微导致儒家思想对人们的束缚减弱，诗赋的创作也从这种束缚中跳出来，以各种方式回归文学的道路。对于诗歌来说，最大的变化是抒情的增强。诗歌创作逐渐脱离儒教的影响，表达内心喜怒哀乐的真实感受。《古诗十九首》作为汉末抒情诗最高成就的代表，就是诗歌抒情增强的集中体现。脱离了儒家教化之后的“诗言志”，真正回到了诗歌抒情的本质特征。由此也带来诗歌表现形式和诗风相应的变化，使诗歌最终取代赋体而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它带给后世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中国文学由此走上了以诗歌创作为主体的道路，抒情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对于汉赋来说，占领文坛主流两百年的汉大赋基本衰落，赋体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新变，在东汉中期题材扩大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了远离儒教影响的几种题材，并表现出不同以往的艺术特征。辞赋可以批判社会，可以写艳情，写新婚，写美女，写游戏，情感抒发出自内心而非大赋的因文造情，为后世种类繁多的抒情赋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汉末文学的这种变化，都是在儒学衰落之后，由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在汉末儒学衰落的大背景下，“子学”的兴盛是伴随着儒学的衰落。“子学”的发展作为一种学术的系统还不够成熟，它对文学的影响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有明显的体现。由于“子学”和汉末政论的内容都是基于对汉末社会的批判，所以二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同受汉末社会现实的影响，汉末“子学”的政治思想以批判和改良为主，对现实政治和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改良方法。如重视国君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这是社会变革的关键所在；希望国君能够任用贤臣，疏远小人，以达到国家中兴。汉末政论文的批判现实虽然激烈，但也是出于维护政权而不是改变的目的，其矛头也是首先指向国君，既谴责了国君忠奸不分、扬恶罚善的昏聩行为，也依然对国君寄托了希望，向国君推荐贤臣，希望国君重用他们，以挽救危难中的国家和社会。这是二者基本相似的地方；汉末政论文的批判方式，较多以灾异发端，具有明显的荒诞性，所以才会出现政论家以其政论文中多灾异而免罪的怪事。汉末子学家则在冷静观察历史和现实的过程中，构建自己的批判理论，从而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是二者完全不同的地方，其因在于汉末“子学”继承和发展了东汉“自由学派”的思想，反对天命神学论，而汉末政论文还延续汉初政论以灾异推演政治的风气。同样是针对汉末社会，“子学”和政论文的批判方式却完全不同。“子学”和政论文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和促进的关系，汉末子学会影响到政论文的思想和内容，而政论文也会促进汉末子学在政治理论上的构建；汉末子学和政论文在汉末政治社会的背景之下，既独立平行的发展，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相互补充，共同促进。

儒学对于文学影响的强弱，往往取决于儒学是否成为“官学”。儒学一旦成为官方文化的代表，对文学影响比较明显；一旦失去官方文化的地位，对文学影响便隐微。东汉一代的儒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这样的态势。东汉初期，神学思潮具有强大的官方支持，不但侵入到儒学内部，改变了此期儒学的面貌，而且对此期的文学创作带来极为明显的影响。谶纬神学本是荒诞的学说，但王莽、刘秀都依靠它们走向政治舞台，于是他们在掌握皇权之后，以国家的意志将谶纬神学颁行天下，以为天下法则。正是因为有最高统治者的强势推动，神学思潮得以充斥整个汉初的社会。儒学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不迎合统治阶级的意志，向神学靠拢，乃至和神学融为一体。谶纬神学就这样在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推动之下，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地位。当然，儒学根本的属性还没有完全异化，也还能以其长期的惯性力量，影响到文学的创作，这个时期的文学就带有儒学和神学的双重特征，儒学和文学的关系就很密切。到了东汉中期，随着国家政权开始衰落，儒学也失去了强大的支持力量，一些在民间流传的思潮就开始占据学术的阵地，为了这一社会思潮的变化，儒学就进入内部的自我调整时期。以扬雄、桓谭、王充为代表的“自由学派”，他们的思想本身就反对代表官方意志的神学和经学，属于“民间学术”，根本不可能得到官方的支持，还可能受到官方的压制，桓谭为此几乎送掉了性命，但它们在反对今文经学、推动今文经学走向衰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儒学的这种变化，使之失去了对文学的直接干预力量，因此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就没有东汉初期那样显著。到了东汉末年，国家政权频临灭亡，儒学完全失去了对国家社会和士人的影响力，也就无可救药的衰颓下去，受到儒学思想长期控制的文学创作，因为这种控制力量的完全衰落，爆发出文学自身的力量，而焕发出全新的光彩。完全失去官方支持力量的儒家思想，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对文学创作的控制影响的能力，汉末文学以各种方式向文学本位回归。汉末“子学”以批判时政为主要思想内涵，完全是一种“民间学术”了，更不可能得到官方力量的支撑，而此时汉室政权已经走向了灭亡的边缘，任何思想和意识形态都无法挽救其覆灭的命运，只能等待新的政权和思想取而代之。

儒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透过这种现象，能够看到一代思想主潮的发展演变与文学发展演变的内在联系，揭示文学发展变化的社会动因。而儒学对文学的影响结果，很难以好或坏来评判。东汉文学逐渐脱离了儒学的影响，至汉末呈现出全新的文学风貌，似乎是儒学制约了文学的发展。但儒学深厚的思想内涵，能够直接影响到文学作品的精神，这是作品的“文学描写”难以完成的。袁行霈先生云：“文学适合儒家思想，出现过许多优秀的作家，如杜甫、韩愈、白居易、陆游等。文学部分离开儒家思想，也出现过许多优秀作家，如陶渊明、李白、苏轼、曹雪芹等。”②精确地揭示了儒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文学部分离开儒家思想的时候，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也不可能是真空的世界，它必然又有另外类型的思想来填充，如陶渊明、李白、苏轼，他们的作品都呈现出超然物外、通达人生的道家色彩，曹雪芹《红楼梦》则表现出佛教“万事皆空”的思想理念。文学无论是“文以载道”，还是“独抒性灵”，都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思想基础之上，一种时代思想主潮必然对文学产生或隐或显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