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结构论文范文10篇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股权结构对企业组织形式的影响机制分析等进行讲述，包括了股权结构差异对公司高管风险偏好的影响、高层管理层风险偏好的差异对企业组织形式的影响、日美不同股权结构模式决定企业不同组织模式、日本股权结构特征与分包模式、股权高度集中对分包选择的影响、法人持股为主与分包选择、银行持股与分包选择、美国股权结构特征与纵向一体化模式、高管持股和终身雇佣制对分包的影响、美国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与纵向一体化选择等，具体资料请见：

日美制造业企业对外包的依赖程度截然不同，用股权结构差异引起高管风险偏好差异，进而决定企业是采取纵向一体化或外包模式的理论逻辑来解释日美在组织模式选择上的差异，为理解日美组织模式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日本集中的股权结构，使高管决策时风险规避程度下降，从而较少采用一体化的组织方式，而更多采用外包的专业化分工方式来得到更多的利益。美国分散的股权结构下，高管决策时风险规避程度更高，从而较多采用一体化的组织方式规避风险。

关键词：股权结构；风险偏好；外包；纵向一体化

一、引言

日美制造业企业的纵向一体化程度截然不同，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如威廉森和克斯特等学者所关注的，美国的制造业公司向来倾向于利用高度的纵向一体化来应对专用性资产投资的风险；而日本制造业企业则广泛依赖外包合同来获取原材料等中间产品的供应，其外包程度要比美国高得多。

学界常用日美文化差异来解释日美制造业企业组织模式的差异。在他们看来，许多日本企业的管理实践似乎太特殊，以至于非用企业忠诚、工作伦理、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民族文化和精神才能解释。而把日美形成鲜明对比的股权结构模式与其截然不同的企业组织模式之间的关系理解为没有内在因果联系的巧合。本文并不否认文化的作用，诸如企业忠诚、工作伦理、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民族文化和精神可能大量存在于日本，可能有助于解释其制造业企业广泛采用分包体系获取零部件的做法。但是由于文化因素很难量化，用文化解释经济现象容易发生纯逻辑的推理问题。本文指出公司股权结构与企业组织模式之间的因果联系，用可以客观度量的股权结构来解释日美分包体系的差异，这更符合实证科学的精神。

一､美国投资银行的股权结构特征

(一)美国投资银行股权结构极为分散

一是在美国投资银行的股权结构中,虽然机构投资者股东占有多数,但股权却被众多的机构投资者所分散｡我们选取2000年9月12日总市值排名前5位的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添惠､高盛､美林､嘉信､雷曼兄弟来分析,可计算出这5家投资银行的机构投资者股东(加权)平均持股比重为49.3%；它们由数百个甚至1000多个机构投资者拥有｡如摩根士丹利添惠的机构投资者股东持股比重为54%,这部分股权分散在1822个机构投资者手中｡

二是个人投资者所拥有的投资银行股权占有重要地位｡美国十大投行的个人投资者平均持股比重为53.5%,远远高出S&P500公司的个人投资者平均持股比重42.8%,其中高盛的个人投资者股东持股比重高到86%；TDWaterhouse-GROUP?熏Inc.的个人投资者股东持股比重更是高达95%｡

三是投资银行的股权集中度较低｡在美国前五大投行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超过5%的只有一家,十大投行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超过了5%的也只有3家；其中高盛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仅为1.72%；TDWaterhouseGROUP?熏Inc.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只有1.52%｡前五大投行中只有美林证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较高,为13.35%｡如以投行前五大股东持股比重作为股权集中度的衡量指标,则美国五大投行的平均股权集中度仅为15.6%；TDWaterhouseGROUP?熏Inc的股权集中度为3.34%,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股权集中度为4.56%｡

(二)美国投资银行的股权具有高度流动性

关键词:股权集中股权制衡大小非解禁股权结构转型

内容提要:实证分析表明，大小非解禁虽然已持续近两年的时间，但我国上市公司现阶段的股权结构总体上仍呈现出高度集中的特点。然而，变革中的市场、法律和政治所形成的合力将推动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总体上从高度集中模式向相对集中模式逐渐转型。我国上市公司现阶段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阻碍了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引发了较为严重的公司治理问题，股权结构的转型为公司治理问题的缓解提供了契机。相对集中的股权结构有多种类型，比较而言，既有控股股东又有制衡股东的股权结构更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绩效，因此，它应当成为大小非解禁过程中政策引导的目标。

大量研究表明，股权结构、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1]随着我国上市公司非流通股限售期限的逐步解除，即通常所说的大小非解禁[2]，我国上市公司获得了一次通过优化股权结构改善公司治理、提升企业绩效的难得契机。本文拟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归纳当前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总体特征，分析其成因，研判其发展趋势，在阐述我国上市公司现阶段股权结构模式所引发的公司治理问题以及未来模式的因应之策的基础上，针对大小非解禁的过程中如何促进股权集中模式下股权的制衡提出政策建议。

一、现阶段总体特征：股权分置背景下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

股权高度集中一直被认为是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基本特征。时至今日，股权分置改革已接近尾声，限售股份亦已或将渐次解禁，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是否已因此而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更进一步，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是否将因此而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我们需要一些实证的数据作为依据；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则建立在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特征的成因进行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上。

为了准确判断股权分置改革之后上市公司现阶段的股权结构特征，笔者选取2008年9月30日这一时点上沪市和深市1571家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对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的持股信息进行采集、分析。本文有关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数据均来自于大智慧证券信息港。需要说明的是，沪市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信息除1家新股公司（中国南车601766）外，其余均截止至2008年6月30日，深市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信息除17家新股公司（002258—002274）外，其余均截止至2008年6月30日。经统计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基本情况如下：

摘要：问题是公司治理研究的核心内容。在20世纪早期的公司治理研究中，人们普遍认为现代公司的股权结构是高度分散的，公司的控制权掌握在经营者手中，所有权与控制权完全分离，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被视为公司最关键的问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公司股权不是高度分散，而是相当集中的，公司控制权实际上掌握在控股股东手中，公司的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掠夺才是现代公司最核心的问题。

关键词：股权结构；问题；隧道挖掘

1引言

股权结构研究的核心内容是股份制企业中的问题。股份制企业与业主所有制和合伙制企业相比较，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企业股权的分散化和股东的社会化。论文百事通股份制企业的所有者不再局限于一个或者少数几个相互了解的出资人，而是由数以万计的互不熟悉的机构或自然人组成，要求每一个股东都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是不现实的，而只能将企业交给个别股东或者根本就不拥有股权的职业经理人去经营管理，企业的所有者或者部分所有者失去了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实际控制权，即所有权与企业控制权发生分离，由此产生了问题。在不同的股权结构下，企业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不同的利益集团手中，因而具有不同的问题。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下分析。

2伯利—米恩斯模式下的问题

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学者伯利和米恩斯对美国200家最大的非金融公司的股权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20年代末大型上市公司的股东人数大大增加，股票所有权高度分散，大多数股东都是个人投资者，每个股东所持有的股份仅占公司总股份很少的部分。与这种股权分散化的趋势相伴的是股东投票权的作用日益减小，企业经营者逐渐取资者掌握了企业的控制权，这就是伯利—米恩斯模式。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拉纳再次对美国200家最大的非金融公司的股权结构进行研究后，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200家最大非金融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1929～1963年》一文指出，伯利和米恩斯曾说有44%的公司和58%的公司资产是由经营者控制的，而到了1963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了84.5%和85%的水平。

现代契约理论把企业视为一系列契约的组合。公司治理结构本质上是一个关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契约。效率最高的治理结构应该最大程度地保证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对称性分配。股权结构决定了企业控制权分布，不同的股权结构下，投资者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监督程度是不同的，这会对内部控制人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影响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

一、股权集中度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股权集中度是股权结构中表示股权分布的衡量指标。当股权高度分散时，控制权掌握在管理者手中。经理人与股东的利益目标函数并不一致。经理人为追求自身利益，就会提供低质量的财务信息，掩盖其败德行为。由于股东持股比例小，有效监督成本就会很高，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同时，其他股东的“搭便车”行为，也会进一步削弱股东对会计信息进行收集、分析的动力，使得其对会计信息需求主体缺失、对信息的有效需求不足，对会计信息的监督不够，从而导致了会计信息质量的下降。为了缓解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冲突，股权分散的公司会采用股票期权对管理层进行激励。在执行的过程中，这种激励效果并不好。管理者为了使股票价格上涨，从股票期权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往往进行更多的盈余管理，甚至利润操纵。当股权高度集中时，控制权往往都集中在控股股东手中，形成了“一股独大”的局面。企业管理层通常由控股股东直接指派，此时控股股东对经理人的监管更直接、更紧密。控股股东和经理、董事会共同控制企业，管理层与控股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所有权和经营权实质上并没有分离，控股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冲突就不是重点问题了。因此，有控股股东的公司因为监管目的对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和财务报告的需求就不是那么重要了。Fan,Wong（2002），Francis（2005）提出假设，因为控股股东不用信息披露就可以监管管理者，可能会减少高质量财务报告用于治理的需求，从而使控股股东提供更低透明度的报告。Ajinkya（2005）也认为，股权集中的机构使用私有信息，对高质量、及时的披露需求很少。由于控股股东拥有控制权，公司中又缺乏内部制衡机制，他们有强烈的动机肆意操纵会计信息，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为自己谋取私利，这时冲突就转向了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控股股东可能通过金字塔持股或交叉持股实现公司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又经过资金占用、关联交易、股利政策、内幕交易等手段掏空上市公司资产，与管理者合谋，掠夺中小股东的利益。所以，股权集中度越高，出于自利目的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扭曲能力越大，会计信息质量越低。其他投资者只能通过在合同中增加一些条款以限制管理者的行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负责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管理层为了满足契约上的要求，降低违约风险，就会操纵会计盈余，披露虚假会计信息，这也进一步导致了会计信息质量的降低。Fan,Wong(2002)分析了977家东亚上市公司，提供了所有权控制与盈余信息含量负相关的结论。Francis（2005）研究发现拥有双重股权结构公司（相同的现金流权利、不同的投票权），有相对低的盈余信息含量。王化成，咚岩（2006），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认为股权集中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了负面影响。尤其是国有股为第一大股东时，影响更大。DeAngelo,DeAngelo（1985）关于信息透明度与控制股东负相关提供了另一个有趣的解释。他们猜测但没有检测，双重股权结构公司的经理更愿意保留投票权控制。当信息用于外部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或者评估管理业绩时，向外部投资者提供信息是高成本的。这个猜想符合Jensen,Meckling（1995）的讨论，决策权分配给最需要信息做出决策的团体更有效率。这个解释也强调了理解控股股东结构的选择和财务报告环境之间因果关系的重要性。也就是说，缺乏透明度的财务报告环境产生了控股股东的股权结构。与此相反，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股权集中会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同控股股东与债权人和外部其他契约方的问题类似。在公司发展中，控股股东决定是否从中小股东或债权人筹集资金，或两者兼而有之，类似于债权人能够识别出借款人的不良动机，中小股东能够认识到与控股股东的潜在冲突，当冲突严重时，他们就会减少股份。对于控股股东来说，他们就会通过提供高质量透明的财务报告降低中小股东的监督成本，从而缓解对控股股东获取控制收益的担心。Fan,Wong（2005）研究了这个问题，在新兴市场中，由于产权保护的薄弱，控股股东通过提供高质量的财务报告可以提高公司价值。因为这样所有者能够更好地与外部契约方谈判和执行合同。认识到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控股股东在这种情况下有动机引入外部监督机制和担保机制，如提供及时、可靠的财务报告，限制他们获取控制利益的能力。与这一假说一致，他们分析了东亚公司的大样本，发现股权集中与在审计财务报表时选择高水平审计师的可能性正相关。Wang（2006）、Ali等（2007）在考察了家族企业后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作为控股股东，家族企业认识到与外部投资人的潜在冲突，期望提供高质量的财务报告作为回应，以缓解这种冲突。Ali等（2007）发现家族企业更及时地报告坏消息和更高质量的盈余，会伴随着更多的分析和更少的买卖价差。Wang(2006)发现类似的结果，家族企业的报表存在着更少的非正常应计、更大的盈余信息和更高的盈余持续性。Ball,Shivakumar（2005）认为同非上市公司相比，上市公司对高质量的财务报告需求更大。因为上市公司与外部契约方参与更的公平交易（关联交易）。外部契约方存在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可能通过及时的财务报告缓解。Ball,Shivakumar（2005）发现英国上市公司相比于利得，更及时地确认损失。Ball,Shivakumar（2008）在英国IPO公司也得到这个结论。

二、股权性质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关于股权性质的研究一般集中在国有股、法人股和高管持股三方面。国有企业基本上是股权集中的。由于国有股的所有权属于全体人民，国家作为一个抽象的存在，并不能真正地对国有资产进行管理，委托政府行使其权利，政府委托给专门机构，专门机构委托经营者进行经营。因此在国有企业就形成了一条至上而下多层的委托链条。层次越多，成本就越大，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分离就越严重。虽然政府和专门机构享有剩余控制权，却不享有剩余索取权，因此缺乏足够的动力监督管理者，出现了“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问题。同时，管理者没有剩余索取权，也不承担经营风险，所以管理者存在机会主义行为，也有的管理者出于政治目标，利用手中的权利谋取政治上的利益，这些原因都会使管理者有动机粉饰财务报告，使会计信息质量降低。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往往还承担着一定的政府社会职能，也会使公司活动偏离价值最大化的目标。Bushman（2004）发现国有所有权和透明度负相关，国有企业因为征收活动，压制信息透明度，或因为直接对公司进行管理，不需要透明信息。Wang等（2008）发现国有企业很少雇用大的质量高的审计师。王立彦、刘军霞（2003）的研究发现，国有股比例与盈余质量负相关。至于法人股，学者们认为它的存在会促进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法人股股东更看重长远利益，会积极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监督。由于法人股拥有丰富的经验、足够的实力，因此能更好地对投资企业提供经营上的帮助，更好地监督管理者，从而有利于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如果法人股份额较多时，会对股权集中企业的控股股东形成一定的制衡，能有效遏制其操纵会计信息，侵占中小股东的行为。刘立国、杜莹等（2003）得出结论法人股与会计信息质量正相关。高管持股一般是用来解决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问题的。高管持股越多，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越趋向一致，管理者的败德行为会有一部分由管理者自己承担，这激励管理者努力工作，提高业绩，降低了成本。李常青，管连云（2004）认为高管持股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

三、政策建议

【摘要】通过直接上市，来改造证券公司治理，从而提高证券公司经营绩效，这是解决我国证券公司运行效率普遍低下的一个有效途经。然而，本文通过考察我国已上市的两家证券公司的股权结构及上市后的绩效表现，认为直接上市对完善我国证券公司治理会产生积极作用，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

【关键词】直接上市证券公司公司治理

对照规范化公司治理的要求，目前我国证券公司的治理还存在许多缺陷，尤其是证券公司的股权结构不尽合理，已经成为我国证券公司稳步健康发展的障碍。国有成分控制权在证券公司股权结构中的独占性，使证券公司不可避免地带有国有企业的特征，难以形成规范、健康的公司治理结构。另外，由于我国证券公司的股份基本上都是国家股和法人股，股权流动性差。从发展的角度看，直接上市是解决证券公司产权主体空白、改善股权流动性的有效措施，促进证券公司治理结构的合理优化，进而提高证券公司经营绩效。但上市的实际效果如何，还有待于深入考察。

一、我国两家证券公司上市后的股权结构

截至2003年12月31日，根据证监会网站及两家证券公司网站公开资料整理可以得出：

1、宏源证券股权结构特点是：大部分股权是未上市流通股，占总股比例为60.17%，并且大部分是国有法人持股，前七大股东都是法人股，持股份额为57.57%，前五大股东持股份额为53.77%；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是第一大股东，持股份额为37.28%，占相对控股地位（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独资金融企业）。

摘要问题是公司治理研究的核心内容。在20世纪早期的公司治理研究中，人们普遍认为现代公司的股权结构是高度分散的，公司的控制权掌握在经营者手中，所有权与控制权完全分离，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被视为公司最关键的问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公司股权不是高度分散，而是相当集中的，公司控制权实际上掌握在控股股东手中，公司的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掠夺才是现代公司最核心的问题。

关键词股权结构问题隧道挖掘

1引言

股权结构研究的核心内容是股份制企业中的问题。股份制企业与业主所有制和合伙制企业相比较，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企业股权的分散化和股东的社会化。股份制企业的所有者不再局限于一个或者少数几个相互了解的出资人，而是由数以万计的互不熟悉的机构或自然人组成，要求每一个股东都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是不现实的，而只能将企业交给个别股东或者根本就不拥有股权的职业经理人去经营管理，企业的所有者或者部分所有者失去了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实际控制权，即所有权与企业控制权发生分离，由此产生了问题。在不同的股权结构下，企业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不同的利益集团手中，因而具有不同的问题。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下分析。

2伯利—米恩斯模式下的问题

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学者伯利和米恩斯对美国200家最大的非金融公司的股权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20年代末大型上市公司的股东人数大大增加，股票所有权高度分散，大多数股东都是个人投资者，每个股东所持有的股份仅占公司总股份很少的部分。与这种股权分散化的趋势相伴的是股东投票权的作用日益减小，企业经营者逐渐取资者掌握了企业的控制权，这就是伯利—米恩斯模式。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拉纳再次对美国200家最大的非金融公司的股权结构进行研究后，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200家最大非金融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1929～1963年》一文指出，伯利和米恩斯曾说有44%的公司和58%的公司资产是由经营者控制的，而到了1963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了84.5%和85%的水平。

摘要：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是公司制企业健康发展的关键，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实现公司制企业价值最大化的保证。由于我国国有控股公司在股权结构中普遍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并且由此也产生了与其相关的公司治理问题，所以要完善我国国有控股公司的公司治理机制，就必须优化其股权结构。本文阐述了我国国有控股公司在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对优化股权结构和完善公司治理提出了相应的措施。

关键词：股权结构公司治理控股股东小股东

股权结构是指企业股权总额中各股东的所占有的比率，一个股东有了股权，那么他就拥有相应对企业的控制权。而公司治理包括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种形式，如内部治理是通过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实施的治理活动，像对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对公司的制衡机制。外部治理包括众多的竞争性外部市场及社会舆论和国家法律法规等外部市场力量对企业管理行为的监督。公司治理与股权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公司治理取决于股权结构。只有股权结构合理才能从总体上形成完善的公司治理一套制度安排，通过这些制度安排来协调公司中各相关利益主体的关系，解决他之间现有的和潜在的利益冲突。正是因为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基础，在相当程度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优化公司的股权结构是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必由之路。

一、当前我国股权结构及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1．许多国有控股公司“一股独大”，缺乏多元股权制衡

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公有制占主体的所有制制度，出现了在现在许多上市公司中，国家拥有高度集中的股权，国家是最大的控股股东的现象，在我国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指国家股作为第一大股东，占据绝对控股的地位(持股超过50％)，另一种情况则是国家股虽然未达到绝对控股的比例，但是与第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相差悬殊(持股差距超过20％)。正是如此，在公司治理中对大股东的管理层根本上就无法形成必要约束和对其权力进行必要的限制，这样就会使得管理层无视小股东的存在，根本就不顾忌小股东存在的约束能力，那么就会容易造成对小股东的利益的忽视和侵害。

一、样本选取与选用模型

1.样本选取

本文以2004年12月31日前在沪、深两市上市的广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2004年12月31日的截面数据进行经验分析。这样本文选取的样本公司数共22家，其中沪市10家、深市12家。与其他相关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只选取广西地区的上市公司，因为本文目的在于分析广西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状况及特点。数据主要来源于上市公司2004年年报（从金融界网站以及巨潮资讯网站获得），统计分析过程采用统计分析软件Eviews3.1完成。

2.模型设计

本文研究涉及股利分配指标、股权结构指标、经营业绩指标、企业规模指标、资本结构指标、现金流量指标等。股利分配指标有：每股现金股利（DPS）、股利支付率（PAYOUT）；股权结构指标有：国家股比例（SP）、境内法人股比例（LP）、国有法人股比例（SLP）和流通股比例（FP）；经营业绩指标有：净资产收益率（ROE）；企业规模指标有：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NA）；资本结构指标有：资产负债率（DR）；现金流量指标有：每股经营现金流量（CPS）。

本文以股利支付率（PAYOUT）为被解释变量，以国家股比例（SP）、国有法人股比例（SLP）、境内法人股比例（LP）和流通股比例（FP）为解释变量，以净资产收益率（ROE）、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NA）、资产负债率（DR）、每股经营现金流量（CPS）为控制变量，构建模型如下：

[摘要]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够合理已是不争的事实，配股和增发新股是我国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进行再融资的主要方式。配股和增发新股能够直接导致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使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进一步优化。

在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中，配股和增发新股是上市公司再融资的主要方式。近日，中国证监会的《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和《关于做好上市公司新股发行工作的通知》，对配股和增发新股政策进行了重新规范，进一步降低了配股和增发新股的财务指标要求，提高了配股和增发新股的市场化程度。随着上市公司配股和增发条件的宽松、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市场中出现了上市公司积极申请再融资的状况。2001年6月14日国务院了《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减持国有股主要采取存量发行方式，凡国家拥有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境外上市公司)向公众投资者首次公开发行新股和增发股票时，均应按融资额的10％出售国有股。”这样，增发新股又与国有股减持直接联系起来。在当前国有股股东普遍放弃上市公司配股权的条件下，配股和增发新股本身都能够改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即流通股比例的相对上升和非流通股比例的相对下降。但是，这一比例的变化程度如何，在改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方面有无显著意义，上市公司能否利用再融资方式优化股权结构并实现对经理层的激励，在国有股减持补充社保基金方案出台后，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应如何借再融资这一契机来改善其股权结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现状及其再融资特征

1．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现状

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在国有企业公司化框架下进行的，按照这一改革框架，大批国有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对股份公司的所有权按照所有者的性质进行了划分，分为国有股、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都属于国有股权。国家对国有股和法人股有明确的规定，即要保证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的控股地位。为保持上市公司的国家控制权，作出了国有股暂不上市流通的初始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在保证国有股控股地位的同时，也造成了中国股市的二元结构，即纯粹市场化的流通股市场和非市场化的国有股市场。截至2000年12月31日，沪深股市发行的总股本已达3709亿股，市价总值已达48473亿元。但是，沪深股市的流通股仅为1329亿股，占股本总额的35．8％，有2380亿的国家股、法人股和其他少量内部职工股、转配股处于沉淀状态，占股本总额的64．2％；流通股市值仅为16219亿元，占市价总值的33．46％，非流通股票市值高达32254亿元，占市价总值的66．17％。在非流通股份中，国有股所占比例超过80％。

我国向国有股倾斜的制度安排，导致了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呈畸形状态。上市公司股份过度集中于国有股，使得其难以建立起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仍然是国有企业原来的上级主管部门或企业，对大股东负责实际上是对国有企业原来的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或企业负责；又由于这种持股主体是一种虚拟主体，它对上市公司经营者的监督和约束缺乏内在动力，上市公司的经营体制出现向国有企业复归的现象。另外，由于上市公司股权的流动性不同和持股集中度不同，导致了“同股不同价”和“同股不同权”的情况。为了使上市公司建立起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管理绩效，股权结构的调整有其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