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学范文10篇

国有经济的存在是一个世界性现象，我国存在国有经济，西方发达国家同样存在国有经济。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国有经济的深化改革和战略调整一直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国有经济先后历经国有化和大规模的私有化进程后，在比重上虽有所降低，但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对相关资料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对于国有经济存在的合理性虽然很多人给予了论述，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没有比较系统的分析。本文从分析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国有经济存在的共性理论依据和我国国有经济存在的特殊性理论依据入手，力图探求和追问国有经济存在的合理性，并对如何评价国有经济提出我们的看法。

一、国有经济探源及内涵

探求和追问国有经济存在的理论依据，首先我们必须诉诸于对国有经济产生历史的考察。

（一）西方国家国有经济产生的历史渊源

西方国家发展国有经济由来已久，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有官办工厂。英国早在1657年邮政总局就属国有。15世纪下半叶，西欧许多国家把采矿业、冶金业、金属加工业掌握在自己手中。意大利政府办了瓷器厂等，甚至连罗马的教堂也有官办的制造厂。［1］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是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体现在辅助功能上；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当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日益尖锐，自由市场经济的盲目性体现出来后，发展国有经济以及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干预就成为必然的现象。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无一例外地发展国有经济，并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经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和巩固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最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资料，70年代中期，包括美国在内的70多个国家当中，国家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平均为16.5％，不包括美国在内的近50个国家中，国有经济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为9.5％；80年代，多数西欧国家国有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仍达20％以上，在1984—1993年的10年间，美、日、德、英、法和意大利的政府投资在国内固定资本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平均分别为15.6％、23.8％、11.6％、17.2％、16.2％和16.7％。［1］在西方发达国家，国有经济的起源在于国家行为，国有经济产生和存在的必要性是国家要弥补市场的不足。国家通过国有化或直接投资建新企业的方式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目的是期望它作为一种国家调节经济的政策工具发挥作用，应该说西方发达国家国有经济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根据客观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

（二）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产生的历史渊源

去年，一场“国有企业产权改制”以及由此引发的“郎顾之争”着实让经济学界“沸腾”了一把，此次讨论除了再一次拷问了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和“专业知识”之外，同时，也将广大民众在社会转型时期“爱憎分明”的性格展露无遗。但是，很可惜，在经济学者们“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纷纷发表见解之后，却很少看到法学家们的“声音”。笔者曾一直引以为“憾事”。[1]不过，最近，读到一篇陈永苗同志所写的《国企改制是良性违宪吗？》的文章，[2]才知道，法学界不仅没有保持“沉默”，以北京大学法学院巩献田教授为首的185名专家、学者、学生更是专门就此事向最高领导层上书。而且还将此问题一下子上升到“违宪”的高度，这不禁引起了笔者的强烈兴趣。陈永苗同志的文章以肯定这种“国企改制”的违宪性为前提，而主要讨论其到底是属于“良性违宪”还是“恶性违宪”。对此，笔者认为，讨论是不是“良性违宪”的意义是不大的，关键的问题是它有没有违宪，无论什么性的违宪，只要它违宪，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良性违宪不可能因为它“良性”就变成“合宪”，而且数年前宪法学界的那场争论已经表明，良性违宪并非一个严谨的宪法学概念。

所以，如果认为国企改制违宪了，那么，首先的问题是，它违反了哪条宪法？巩教授和陈同志的观点都是，国企改制违反了宪法第6、7条，即社会主义公有制条款、国有经济条款。当然，这个问题在一些宪法学者的眼中，本身就有问题，因为他们对于宪法“总纲”部分规定这些经济制度的内容本来就很“反感”，他们普遍认为，宪法中根本没有必要规定经济制度，甚至将现行宪法修改过于频繁的原因归结于宪法中过多、过细的经济制度条款，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当今世界纷纷从政治宪法向经济宪法、文化宪法转型的大背景下，在宪法中规定经济制度，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可予指责之处。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宪法已经规定了，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去严格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实施，与各种违宪的现象“作斗争”。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国企改制是否违反了宪法第6、7条。

巩教授认为，国有财产是不能够卖的。没有法律规定说可以卖国有财产的，它“卖”本身就是违法的。[3]这句话本身就有毛病，没有法律规定可以卖，那么，卖就是违法吗？它“违”的是哪部法？难道巩教授不知道“法无禁止即自由”的道理吗？所以，正确的设问应当是，有没有哪部法律规定，尤其是宪法上有没有规定，国有财产是不能卖的。笔者翻遍了宪法所有138条正文、31条修正案也没有看到这样的“字眼”。如果拿巩教授所列举的宪法第6、7条来看：宪法第6条规定，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体集体制。要达到违反该条款的程度，巩教授必须证明，要卖多少国有财产才能达到改变我国的经济制度的基础的地步，卖掉所有的国有财产当然属于，但是，卖一部分国有财产算不算呢？恐怕需要论证，至少该条没有规定，禁止出卖国有财产。相反，该条第2款同时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可见，我国宪法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也是允许的，而这部分私有财产并不排除从国有财产合法地“出卖”而来；宪法第7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同样，要违反该条款，巩教授必须证明，出卖了一部分国有财产就导致了国有经济不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或者说，政府的出卖行为违反了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的义务。

可见，巩教授简单的一句，政府的一切出卖国有财产的行为都是违宪的，不能不说是武断的。我们必须承认，从原先的国有企业一统天下到现在的“国退民进”，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共同发展，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这主要是通过将一些经营状况不好或者不适合国有经营的企业改造成具有生机活力的私营企业来完成的，不这样，原先国有企业的垄断局面就无法改变，国有企业的“大锅饭”就无法打破，整个国民经济就无法发展壮大。因此，对于国有经济中的“不良资产”进行适度的剥离，是提高经济效益的有力措施。对此作是否削弱了公有制基础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的担心是不必要的。邓小平同志在90年代初论证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时就曾说，公有制的基础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是从“质”上来讲，而不是简单的“量”上的孰多孰少。改革开放之前，国有经济成分的比重倒是很高，几乎达到整个经济总量的99％，但是效率很低，利润很低，甚至亏损，入不敷出，这样的结果是“质”的下降，甚至直接拖累整个国民经济水平的倒退。任何经济体制和经济模式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而设置的，对生产力没有贡献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模式根本无法具有长久的生命力。现有阶段，虽然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下降了，但是，由于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国有经济紧紧抓住国民经济的命脉，牢固地掌握着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部门和经济领域，国有经济的整体实力壮大了、增强了。那么，这算不算是一种基础和主导力量呢？我想，对此，恐怕谁也不能否认。

但是，对国有企业进行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改革，并不意味着只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就是合法的、合理的，这里还有一个局部和整体、长远和眼前的关系。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是从长远和整体来看的，公有制和占据经济成分主导力量的国有经济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证明过了的。所以，任何以眼前的、局部的生产力的发展为由、牺牲公有制的基础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的出卖国有财产的行为，都将面临违宪的指控。现在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在于，缺乏有力的监督者。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国有财产往往被视为政府的“私有财产”，一些政府部门及其领导人员、工作人员恣意处分，而现有的监督手段，除了国家机关内部的监督之外（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几乎没有人敢对政府的处置行为发表异议，这一方面是出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明哲保身，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国的国有财产缺乏明确、具体的“所有人”。然而，对国有财产的处置真的就是纯粹的政府行为，与普通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吗？笔者认为，这里我们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国有经济等同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吗？

根据笔者的考证，我国宪法第7条所说的“国有经济即全民所有制经济”，并非马克思本人的观点，而是我国从苏联继承过来的。对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究竟采取什么形式，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指出，他只是说：“因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共同协议来分配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4]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维埃政权根据列宁关于剥夺剥夺者和国有化的思想和计划，迅速地、强制性地、全面地把资本主义工厂、企业和银行收归国有，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经济。与此同时，改造农业中的小私有制，对农业实行“全盘集体化”。这样主要是在斯大林理论的指导下，苏联建立起了合作集体农庄所有制，并使之与国家所有制一起构成了两种基本所有制形式。斯大林的“两种公有制”模式直接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中公有制的建立。

摘要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和市场经济所特有的人口规律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就是供过于求的劳动力作为失业人口而存在，这是一切市场经济的常态。不断寻找就业机会的失业人口流动就更必然是一切市场经济的常态，也是市场经济高效率运行的根本原因所在。充分就业作为当今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最优发展状态，具有巨大的人本主义的发展意义和发展价值。入世后并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的现代中国，仍然存在传统非效率就业的巨大路径依赖性，必须尽快走出“国有经济”、“乡镇企业”和“三农”这三大“充分就业陷阱”。

关键词市场经济人力资源充分就业自愿失业人口流动就业陷阱

人力资源在任何社会都是第一资源，任何社会发展都首先取决于人力资源配置效率高低。人力资源配置效率高低的根本标志就是就业或失业程度，就业与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正相关，失业与人力资源配置效率负相关，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和政治学家们把充分就业(FullEmployment)视为人力资源与其它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优状态。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当人力资源充分就业时，其它一切非人力资源也同时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整个国民经济的实际产出接近或等于潜在产出，经济产出状态处在生产可能性曲线(production-possibilitycurvePPC)的最大边缘，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处在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由于充分就业状态以及由此表征的整体经济运行状态处在人们期望的最优状态，实现充分就业就成为社会发展的重大关键问题，政府就有责任有义务在充分就业领域大有作为，充分就业就成为政府职能结构中最重要的构成要件，也是任何国家政府宏观调控的首选目标。1978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赫伯特·西蒙(HerbertSimon)认为：“市场经济的目的并不是要使一些人饿死，而是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商品和服务。如果失业人士没有人照顾，政府就得负起照顾的责任。”[1]

一、主流经济学对充分就业的理解

在工业革命以前的自然经济体系中，人口发展模式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高出生率被高死亡率所抵消，人口规模长期处于超稳定状态。自然经济体系中的经济缓慢发展与人口缓慢增长之间互为解释变量，一方面是经济缓慢发展导致人口缓慢增长，主要原因在于缺乏食物供应和医疗保障，经济不发展压迫了人口不发展，导致人口数量少和人口质量低；另一方面人口不发展又导致经济不发展，人口是一切生产力要素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主体性要素，数量少和质量低的人口压迫了生产力发展，刺激人口增长是前工业社会世界各国加快经济增长和提升国家实力的首选对策。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市场经济体系中，由于资源配置模式的根本改变，制度创新和和科技创新速率的加快，社会经济获得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在人口质量得到显著提升的同时，人口数量也获得了“爆炸式”扩张。人口发展模式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劳动力具有无限供给的特征，导致劳动供给与劳动需求发生失衡，劳动供给长期超过劳动需求，出现了大量的失业人口，并给社会发展带来了若干的动荡和冲击，生产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压迫了人口发展。人们对过去从未有过而现今又长期存在的大量失业人口最初是感到困惑，尔后是感到深深的不安，经济学家、人口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家和社会各界的人们，几乎比关注任何其它问题都更为关注失业人口或过剩人口问题。因为失业导致人力资源配置的浪费，使一部分人群无业可就，失业人口在经济、政治和心理等方面都受到伤害，他们的就业权利被无情的市场机制所剥夺，有可能给社会发展带来某些动荡、冲突、摩擦、骚乱和不安。因此，实现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充分就业，消除和弱化劳动力市场失灵，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于1970年荣获第二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殊荣的第一个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保罗·A·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1915--)认为：“充分就业(Fullemployment)----一个有多重含义的术语。历史上曾被用于描述不存在(或仅存在最少量)非自愿失业情况下的就业水平。今天，经济学家用最低可持续失业率{Lowestsustainablerateofunemployment(LSUR)}概念来描述可以长期持续的最高的就业水平。”[2](P11)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1883—1946)把失业分为摩擦失业、自愿失业和非自愿失业三种失业类别，把充分就业定义为消灭了非自愿失业的就业状态。现代经济学家通常把失业分为由于经济周期的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周期性失业和由于结构性变动原因引起的结构性失业，把充分就业理解为消灭了周期性失业的就业状态。我们可以把充分就业理解为：

一、信贷配给及其西方经济学家对此的理论研究

信贷配给是信贷市场存在的一种典型现象,信贷配给理论是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或许可与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原理相提并论”(傅殷才,1993)。现代信贷配给理论评述信贷配给是指贷款人基于风险与利润的考查不是完全依靠利率机制而往往附加各种贷款条件,通过配给的方式来实现信贷交易的达成。它表现为两种情况:（1）在对借款人信用评级基础上,一部分申请人可以得到贷款而另一部分则被拒绝,即使是后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贷款；（2）借款申请人的借款要求只能得到部分的满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信贷市场仅仅是利率机制在起作用,利率灵活的变动能够自动地调节信贷市场的供求关系,使信贷市场趋于均衡,而信贷配给仅是由于外部振动所引起的一种暂时的非均衡现象。下面我们介绍两种对信贷配给有不同看法的理论，用来说明我国信贷配给的双重特点。

20世纪70年代初期，麦金农和肖通过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模型（以下简称M-S模型），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严重金融抑制是制约储蓄积累和经济发展主要障碍，概括地说，M-S模型明确了凯恩斯主义低利率刺激投资的政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不适用性：即有管理的低利率必然会要求在有管理的信贷市场上进行信贷配给（CreditRationing）,而信贷配给将使低效率的投资获得廉价的贷款，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麦金农和肖的理论认为，金融体系在国家控制下以配给的方式供应信贷，能获得信贷的多为享有特权的国营企业以及与官方金融机构有特殊关系的私营企业，而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得不到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金融机构出现大量存贷差。但这些借款者的投资并不总是获得较好的效益。因此，信贷配给政策可能挤掉一些高效益投资项目，从而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下降。

而对信贷配给现象作出更深入研究是斯蒂格利茨和韦兹。1981年，以斯蒂格利茨和魏斯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从不完全信息市场的角度提出了“金融约束论”。他们认为金融深化论的假定前提为瓦尔拉均衡的市场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在斯蒂格利茨和魏斯的理论（以下简称S-W模型）中，论证了由于信贷市场上借款人在项目的风险收益水平及资金实际使用方面掌握着比银行更多的信息,因此,信贷市场上的信息必然是不对称的,由此而产生的“人为”的风险——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也就使得银行业无法完成对自身信贷资产的全部有效控制,信贷风险由此产生。信贷配给的出现,与利率的刺激效应和逆向效应有关。从信息不完全发生时期看,事前信息不完全是信贷交易发生前银行缺乏辨别顾客风险状况的充分信息,这时,如果银行在基础利率上增添“风险补偿费”使利率上浮,风险较大的借款人愿意接受贷款而不可能拖欠,比较安全的借款人往往放弃借款申请,这就是“逆向效应”；事后的信息不完全是由于监督成本高昂使得银行难以获得信贷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充分信息,接受较高利率的顾客在获得贷款后,必然追逐高风险项目,这就是“刺激效应”(即道德风险效应)。由于利率双重效应的存在,贷款利率的上升将促使信贷资产风险的增加和配置效率恶化。因此,银行应采用非价格手段来配给资金:当信贷市场上出现信贷需求大于信贷供给时,银行会把利率定在市场均衡利率水平之下,鼓励那些资信度高、只愿意以低利率借款的顾客借款,限制那些资信度低、愿意以高利率借款的借款者,以实现银行利润最大化,改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借贷市场上均衡信贷配给可以实现。S-W模型强调了由于市场微观主体的逆向选择作用，存在着比瓦尔拉均衡更稳定的信贷配给均衡，它使得银行在信贷市场上可以通过利率的甄别机制（ScreeningDevices）来选择贷款对象（避免高风险），实现利润最大化。

摘要：转轨经济特指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新制度经济学与福利经济的相关理论为我国经济转轨时期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思路。国有企业的改革应采用渐进的改革方式，改革的着眼点在于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以改变经济的体制结构，壮大非国有经济，为国有经济的改革缓解压力。

关键词：制度；改革；非国有经济、国有企业；转轨经济；经济结构

在我国，过渡经济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就是研究怎么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

本文首先阐述了转轨经济的相关理论，然后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动态分析。

一、过渡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体制与体制转轨

（一）制度的一般含义及其类别

摘要：本文首先通过对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约束理论的简要回顾，说明了信贷配给的形成及西方经济学家对此的研究；然后对中国金融市场上存在的信贷配给现象予以考察，对中国信贷配给的双重性进行了说明和解释并提出了结论和政策建议。

关键词：信贷配给；金融抑制；金融约束；信贷配给双重性

一、信贷配给及其西方经济学家对此的理论研究

信贷配给是信贷市场存在的一种典型现象,信贷配给理论是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或许可与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原理相提并论”(傅殷才,1993)。现代信贷配给理论评述信贷配给是指贷款人基于风险与利润的考查不是完全依靠利率机制而往往附加各种贷款条件,通过配给的方式来实现信贷交易的达成。它表现为两种情况:（1）在对借款人信用评级基础上,一部分申请人可以得到贷款而另一部分则被拒绝,即使是后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贷款；（2）借款申请人的借款要求只能得到部分的满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信贷市场仅仅是利率机制在起作用,利率灵活的变动能够自动地调节信贷市场的供求关系,使信贷市场趋于均衡,而信贷配给仅是由于外部振动所引起的一种暂时的非均衡现象。下面我们介绍两种对信贷配给有不同看法的理论，用来说明我国信贷配给的双重特点。

20世纪70年代初期，麦金农和肖通过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模型（以下简称M-S模型），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严重金融抑制是制约储蓄积累和经济发展主要障碍，概括地说，M-S模型明确了凯恩斯主义低利率刺激投资的政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不适用性：即有管理的低利率必然会要求在有管理的信贷市场上进行信贷配给（CreditRationing）,而信贷配给将使低效率的投资获得廉价的贷款，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麦金农和肖的理论认为，金融体系在国家控制下以配给的方式供应信贷，能获得信贷的多为享有特权的国营企业以及与官方金融机构有特殊关系的私营企业，而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得不到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金融机构出现大量存贷差。但这些借款者的投资并不总是获得较好的效益。因此，信贷配给政策可能挤掉一些高效益投资项目，从而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下降。

摘要：本文首先通过对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约束理论的简要回顾，说明了信贷配给的形成及西方经济学家对此的研究；然后对中国金融市场上存在的信贷配给现象予以考察，对中国信贷配给的双重性进行了说明和解释并提出了结论和政策建议。

关键词：信贷配给；金融抑制；金融约束；信贷配给双重性

一、信贷配给及其西方经济学家对此的理论研究

信贷配给是信贷市场存在的一种典型现象,信贷配给理论是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或许可与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原理相提并论”(傅殷才,1993)。现代信贷配给理论评述信贷配给是指贷款人基于风险与利润的考查不是完全依靠利率机制而往往附加各种贷款条件,通过配给的方式来实现信贷交易的达成。它表现为两种情况:（1）在对借款人信用评级基础上,一部分申请人可以得到贷款而另一部分则被拒绝,即使是后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贷款；（2）借款申请人的借款要求只能得到部分的满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信贷市场仅仅是利率机制在起作用,利率灵活的变动能够自动地调节信贷市场的供求关系,使信贷市场趋于均衡,而信贷配给仅是由于外部振动所引起的一种暂时的非均衡现象。下面我们介绍两种对信贷配给有不同看法的理论，用来说明我国信贷配给的双重特点。

20世纪70年代初期，麦金农和肖通过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模型（以下简称M-S模型），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严重金融抑制是制约储蓄积累和经济发展主要障碍，概括地说，M-S模型明确了凯恩斯主义低利率刺激投资的政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不适用性：即有管理的低利率必然会要求在有管理的信贷市场上进行信贷配给（CreditRationing）,而信贷配给将使低效率的投资获得廉价的贷款，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麦金农和肖的理论认为，金融体系在国家控制下以配给的方式供应信贷，能获得信贷的多为享有特权的国营企业以及与官方金融机构有特殊关系的私营企业，而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得不到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金融机构出现大量存贷差。但这些借款者的投资并不总是获得较好的效益。因此，信贷配给政策可能挤掉一些高效益投资项目，从而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下降。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表明，上半年，宏观调控已见成效。三大主要指标分别是：GDP同比增长9.7%，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8.6%，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2.5个百分点，比一季度回落14.4个百分点，CPI比去年同期上涨3.6%。

数据公布后，人们如释重负。应该说，这次宏观调控突出的特点就是未雨绸缪，中央政府吸取了1993年调控的经验，及时地采取了果断措施。宏观调控的实施使经济在短期内基本实现“软着陆”.而且最难得的是央行最终仍未动用加息手段。这说明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尚不需要采取全面性的货币紧缩措施。它既避免了现在就付出加息的政策成本，也为今后使用加息手段留下了空间。

理论界与政府部门都已认识到调控成果只是初步的、不稳定的。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依然偏高。现行的调控措施是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的结合，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宏观调控。从经济学上考察，这种混合型政策工具是非优化的，其运用的不足在于：

1.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客观上要求更多地运用市场手段调控经济。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为了防止经济的全面过热，又不得不借助于行政手段。而行政手段的介入加大了政府对经济运行的控制力量，特别是增加了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使人感觉旧体制的遗留痕迹依然存在，与市场化改革的取向不符。

2.以行政干预的办法为经济降温，极大地造成市场机制与行政干预之间的冲突。在当前市场机制已经对资源配置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行政手段的使用既与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方向相矛盾。又可能会伤害民营经济的健康成长。总之，它对经济增长中有效率的部分产生不利影响。

3.在此次调控中，中央银行已经使用了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三大调控工具，央行手中只剩下惟一的武器——利率。货币政策的优点是避免对经济有过强的直接干预，但它们只是引导性的，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市场主体要有灵敏的反应度。我国现在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甚至包括不少民营企业）对资金的需求经常是不计成本的。因此，在目前的经济结构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足。另外，当前货币政策目标的多重性也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影响。

在发生了经济较快增长和经济转轨的情况下，只要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在功能上实行合理分工，两类经济就可以实现共存共荣。

国有经济应当分布于原材料能源等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和垄断性服务业，而应从日益丧失竞争力的一般竞争性产业退出；民营经济应当集中于广大竞争性产业领域，并且从手工业、简单加工业、贸易流通业开始，逐步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

从微观角度纵观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早期可以概括为“国退民进”，而后期特别是近来则可称作“国进民退”。对应在理论上，早期的学说主要在证明“国退民进”的有效性，而后来的一些学说在于说明“国进民退”的合理性，两种观点是截然对立的。但是，它们却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和方法，即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是不能共生的，两者之间是一种“零和”游戏关系。显然，这是一种简单和极端的分析方法，难以对复杂的现实问题起到解释和指导作用。

事实上，国有经济经历了“退缩”期之后，现正在有序地扩张，而民营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也正在壮大和成熟，现实中已经出现了国有和民营共同成长的新局面。针对这一现实，我们需要摒弃传统思维，用新的思想来重新理解国有与民营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是两类性质不同的经济，但它们又共处于同一经济结构之中，两类经济的竞争与合作不可避免。只要满足一些条件，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可以协调共存，通过发挥其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问题是这些条件是什么，我们如何才能创造这些条件呢？

社会福利、利润最大化与国有、民营之间的协调

摘要：转轨经济特指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新制度经济学与福利经济的相关理论为我国经济转轨时期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思路。国有企业的改革应采用渐进的改革方式，改革的着眼点在于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以改变经济的体制结构，壮大非国有经济，为国有经济的改革缓解压力。

关键词：制度；改革；非国有经济、国有企业；转轨经济；经济结构

在我国，过渡经济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就是研究怎么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

本文首先阐述了转轨经济的相关理论，然后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动态分析。

一、过渡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体制与体制转轨

（一）制度的一般含义及其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