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论文范文10篇

论文关键词：国学教育传统文化素质教育

论文摘要：传统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提经典的今天，让国学经典重新散发光芒，重视国学教育，认真对待和尊重传统．以提升国民的文化素质，使其在新时挥更大的作用。

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之总和。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其核心价值观在于“和”与“生人”，形成和发展了一个“和而生”的价值体系，包括了个体之间的和谐、家庭和谐以及国家、社会在内的群体和谐．与我们现今“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一脉相承，此种思维方式对解决当今世界诸如人与自然的关系、国际争端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另外，中国传统智慧中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天地境界”的人生追求、以孝悌为本的道德哲学，对塑造当代大学生的世界观与人生观都有积极意义。今天，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我们面对着工具理性的扩张和商品意识的泛化，面对着眼下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以及价值迷惘和“自我”丧失，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重视国学价值，发展以国学为切入点的大学生思想教育，在当前是很有必要的。

至圣先师孔子最早设立”私学”，整理六经，开设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课程，传授”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形成了古代完整的国学教育体系。正是这一体系代代相传并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才能在十七世纪之前一直走在世界的最前列，创造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科技成果，同时构建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

但是，民国元年(1912年)，中国在全盘西化浪潮的影响下，当时教育部颁布废除经学科的命令，从此在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诵读传统经典在各级学校教育体制中消失。这是中国教育的巨大损失。国学被抛弃后，出现了道德沦丧、人文精神失落、思想空虚、信仰缺失等严重现象．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种形势下，发扬民族文化、重振国学的重要意义也越来越凸显出来。

一、重振国学，有利于推动素质教育的发展

论文摘要：本文对国民学者胡适等各自的中学文言文教学理论逐一探析。

论文关键词：中学；文言文教学；胡适；朱自清；夏丐尊；叶圣陶

中学的文言文教学已经成为语文教学的一个难题，解决这个难题我们需要在历史沿革的链条中去把握。在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背景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言文教学在转型时期中面临许多问题，譬如，如何规定文言文教学目的、内容方法?怎样设计文言文教学的过程?如何编纂教材?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面对这些问题，胡适、朱自清、夏丐尊、叶圣陶等学者在理论上做出了积极的重要的探索。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重新研究他们的论著，还能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

胡适：文言文教授的目的、内容和方法

胡适对国文教学所提出的问题，其中涉及文言文教学(古文教学)的有多处，至今还有一些看法值得我们认真思索。他提出了理想的国文标准、假定的国文课程、国语文教材和教授法古文的教材和教授法、文法和作法等。作为第一个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制定者，胡适对中学国文教育定了四条标准：

［摘要］传统文化经典阅读教学是高校通识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旨在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思想道德水平。教师在这项工作中不仅要熟悉传统文化典籍，还要恰当选择教学内容，合理安排教学计划，既要注意传统典籍中句读篇章和文义梳理，还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此外，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还应考虑将经典的阅读教学与学生的道德培养密切结合，通过形式多样的课后活动引导学生乐于阅读和学习经典。

［关键词］高校阅读教学；传统文化经典；通识教育

随着国学热的盛行，传统文化经典阅读已蔚然成风。从学龄前至小学、中学，各种形式不一的传统文化普及性质的培训科目悄然兴起，不少高校也开设了传统文化经典阅读课程。对于已有一定阅读和思考能力的大学生而言，如何才能正确引导他们阅读传统文化经典，如何才能使他们正确理解传统文化经典的真正韵味，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将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学生的言行，这无疑是高校传统文化通识教育者需要认真思索的问题。目前国内各类高校在传统文化通识课的重要性认识方面已有不少共识，传统文化经典的教学正逐步实现正规化，探索传统文化经典教学模式和发挥传统文化经典教学内涵价值的时机已经到来。国内学界对于高校传统文化经典阅读给予了高度关注，不少一线教师根据教学实践提出了不少启发性和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通过有效设计传统文化经典阅读的导读课程，进而实现“将经典文本的导读和课堂教学有机结合，变教师推介为课堂教学中的教师导读，变学生的自我阅读为教师指导下的理性阅读”[1]；当下高校在传统文化经典阅读中存在放任自流的问题，因此要“重视经典著作课程和文化经典导读相结合，优化经典阅读过程”[2]；应充分发挥高校图书馆资源的优势，利用好图书馆的大量藏书，将图书馆打造成学生“阅读文化经典和提高学习能力的课堂”[3]。由此可见，正确引导高校学生阅读传统文化经典的重要性已广为学界所认同。需要指出的是，传统文化经典可谓汗牛充栋，并不是每部经典都需要教师导读和讲授，并不是每部经典都需要不同专业的学生在短暂的数年时光中充分阅读，并不是每部经典对于学生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传统文化经典的阅读对大学生意义重大而深远，特别是在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塑造过程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但是，传统文化经典的阅读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每个学生的认知能力不同，兴趣点不一，在高校专业划分明确、课程设置导向性鲜明的前提下，传统文化经典教学更要因材施教，不能简单地整齐划一。教师对于经典的领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传统文化经典的解读从古到今就存在形形色色的领悟路径，很多问题难以形成统一的观点，对于教师而言，完全做到充分和正确地把握经典难度很大，放任学生阅读和泛览更不可取，这意味着传统文化经典阅读教学要发挥教学相长的重要性，既强调学生的自觉，又要发挥教师的引导和答疑解惑的作用，这样方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传统文化经典阅读的文本选择

对于高校学生而言，阅读传统文化经典首先面对的是版本问题。例如，《论语》篇幅不大，但选择不恰当的文本不仅难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反而会导致厌倦和畏难情绪。因《论语》之类的经典文本复杂，简明扼要者如杨伯峻的《论语译注》，繁杂者如《论语正义》《论语注疏》《四书章句集注》。针对不同层次的阅读者而言，传统文化经典的文本选择应置于首位。就国内高校学生的现状而言，可考虑两种文本选择并交替使用。第一种是“白文本”，即只有经典的原文，不加任何诠释；第二种应尽可能选择名人、大家和流传广泛的经典文本解读或翻译。“白文本”旨在让学生在没有任何帮助的前提下，对于经典有比较全面和感性的认识，“诠释本”旨在“白文本”的基础上对经典中不易理解和产生歧义的成分予以必要的疏解，这两种文本的选择是高校传统文化经典阅读课程开设之初教师必须完成的任务。“白文本”的选择可视学生的能力高低有所取舍，对于文史哲专业的学生而言，可采纳传统的木刻本或木刻影印本。以“十三经”为例，既有简体横排标点本白文“十三经”，也有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所刊印的“十三经”可供选择。笔者对于本单位大一、大二学生进行了授课尝试，两种文本交替使用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更有助于提升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同时让学生接触繁体字可以增进他们对于汉字历史演变的感悟，进而激发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众所周知，传统文化典籍体量巨大，即使清代朴学大师终其一生也不能穷尽冰山一角。很多普通高校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如何在有限的学习时间里对传统文化形成感性的认识，侧重点自然落在文化典籍的选择上。1923年胡适应约提出最低限度的国学必读书籍后，即有《清华周刊》记者恳请道：“我们希望先生替我们另外拟一个书目。一个实在最低的国学书目，那个书目中的书，无论学机械工程的，学应用化学的，学哲学文学，学政治经济的，都应该念，都应该知道。”[4]尽管如此，胡适在删减先前的书目名单后，所开列的文化典籍仍多达三十三部。笔者认为，传统文化典籍的选择既要能够凸显传统文化的全貌，又要保证学生在有限时间内充分消化和吸收，不妨考虑以经、史、子、集、其他五种分类方式择取代表性文章向学生推荐。经部首读四书，朱子谓“四书用力少，而收效多”，其次挑选《左传》中一二叙事篇目，则大抵经部可以概览；史部选择“四史”中若干“列传”汇成一个章节；子部专注于先秦诸子中脍炙人口的数篇即可；集部可酌情挑选两汉至明清有巨大影响的文章数篇；其他类即佛书、小说、诗词等酌情选用。总之，文本选择的优劣在传统文化经典阅读中对于学生的影响巨大，既不能盲目扩大阅读范围和阅读量，也不能肆意缩小阅读规模，要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里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风采。因此，教师要具备一定的版本目录学知识，尽可能选择“善本”，而不能简单依靠互联网和一般的通俗读物，良好的版本选择可以大幅提高授课效率，避免不必要的教学困难。

二、传统文化典籍的阅读教学

2006年，我去台湾辅仁大学参加一个关于国学的国际会议。当时也有一些北师大文学院的学生在那里学习。我询问他们与台湾学生交往过程中，大陆学生有何优势和劣势。他们回答说：要是谈宏观问题，我们可以侃侃而谈；要是谈具体的某篇文学文本问题，甚至到其中的字词的解释，我们就往往无法跟他们对话，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阅读过这些原著或阅读得不够细致或读过而忘记了。我后来常想这次与学生的对话，思考我们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教学改革问题。

一、当前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存在的问题

在我们目前的教学中，前苏联的以意识形态为纲的影响甚深，至今仍未能完全彻底摆脱前苏联的影响，过分注重“概论”、“通史”的教学，且课程多，课时也多，而不强调中国语言文学经典原著（理论作品、语言学作品、文学作品）的教学，特别是不重视古代经典原著的阅读与教学。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所获得的知识是大而化之的，甚至是形而上学的，确定的具体的名篇、原著知之甚少。其结果是“两头落空”：即，一头是理论空洞无物，另一头是对具体的经典文本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例如我们的本科生学完了《文学概论》课程，所得到的是教师或教材中古今中外杂糅在一起的“二手转述”（有的甚至是“伪知识”）。这种“二手转述”往往是教材的某些教条的教师个人综述，而转述者却不知道作为文论原著的中国刘勰的《文心雕龙》和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为何物。对于学生来说，一方面宏观上能“侃侃而谈”，大而化之的议论，不能解决问题的空论；另一方面微观上则缺少原作原著的知识，一旦进入原著的某篇某段某句，只能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来，或因为从未读过，或读过而记不清了或遗忘了，实际上处于无知状态。我参加过教育部1978年编制的教学计划（武汉）和1980年编制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计划（云南）的会议。据我所知，当时思想未能完全解放，改革精神不够，都还是沿用“”前的计划，只作了小修小补，没有完全摆脱前苏联的影响。在建国初期，苏联派来了许多专家，帮助我们制定专业及教学计划，其特点之一就是“概论”、“通史”大行其道。民国时期的教学计划有问题但也有优点，优点———主要是细读古代经典原著———未能保留下来。建国后的大陆高校与台湾、香港的大学也交流不够，台湾、香港的大学中国文学教学更多的是保留了民国时期细读经典名篇、原著的教学传统。

二、当前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改革

应有的方向：回归经典文本的教与学在语言文学学科中，我这里主要指古汉语、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教学中，应该回归到经典名篇原著的阅读和教学上面。为什么要强调经典原著与名篇的阅读和教学，而不主张过多的“概论”和“通史”的教学？因为经典的名篇、原著是一个学科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学科的根基，离开这个根基则学科就不能成立。经典的名篇、原著是什么？总的说，是经过时间一再检验的那些永远不会被我们忘记的书。我认为原典有四大特点：

1．原创性。它总是这样或那样地根据著作时的情况发现了人类知识某些方面，从而成为人类智慧的种子。那些开宗立派之作，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管理社会或开发自然或创造艺术的观念或优美的篇章。就诸子百家的著作而言，那是西周之后，中国社会陷入混乱，所谓“礼崩乐坏”，原有的“礼乐”不能维系人心，诸侯纷争，战争频仍，社会失序，人民痛苦不堪，怎么办？这就是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学人遇到的前所未有的问题，他们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在差不多无所依凭的情况下，提出了不同的治理社会的方案，所以提出的思想完全是新的，具有原创性的。

一、发掘经典的文化价值，作为精神落脚点

语文教材中的古代经典作品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可鉴赏的文本，提供了丰富的人生际遇中多样的人生之美，更承载着民族的优秀文化和精神。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发挥古代经典作品在传统文化教育中的价值。充分挖掘文本的多重价值，从文字学习走向文化感悟。高中必修教材有古代叙事散文、古代议论文、山水游记、史传作品、古代抒情散文五个单元，每个单元都有不同的文化价值，都蕴含了丰厚的精神养分：或反映了古人的精神追求，或承载着古圣先贤的哲学思想。在文言文教学中，可引导学生去触摸先贤的思想与灵魂，例如，引导学生体悟《寡人之于国也》中的“仁政”“王道”思想、《侍坐》篇中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中的“和谐”政治观、烛之武的智勇、荆轲的大义、蔺相如的肝胆相照、苏武的威武不屈……让学生在重履他们漫漫精神历程的同时，经受深刻而美好的心灵洗礼。重构文化主题单元，设计古代诗歌专题教学。古代诗歌部分不仅有昂居于诗峰之巅的诗仙、诗圣之作，更有众多诗人群体所构建的丰富多彩的诗词文化风景。李白、杜甫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其诗其人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文学领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种灿烂的文化，而大漠边关的雄心与愁心、山水田园中的诗意栖居、怅望千秋一洒泪的感慨、命运际遇的咏叹调、相思成疾的离别歌等也都成为古代诗歌史上的一种文化现象。可依此重构出“李白文化”“杜甫文化”“山水田园文化”“边塞文化”“离别相思文化”等七个文化专题，让学生感受诗歌光辉灿烂历史的同时，吸收更丰富的文化和思想营养。盘活文化经典，以批判性思维审视传统文化及经典在今天的价值。高中语文教学应重视文化论著的研读。“研读古今中外文化论著，拓展文化视野和思维空间，培养科学精神，提高文化修养，以发展的眼光和开放的心态，看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应当以批判性思维审视文本所承载的文化和精神，引导学生深入阅读文本，让经典中的传统文化元素，活跃在今天。例如，让学生思考与感悟“春秋笔法”的以史鉴今、对历史真实性的上下求索，引导学生多角度思索赵盾的忠、董狐的秉笔直书、顾炎武的“经世致用”等等。

二、重视实践活动，在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

建立开放式的语文教学理念，努力拓宽语文学习的渠道，可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尝试。丰富课程资源，构建传统文化课程群。在用好国家课程的同时，可自主开发传统文化课程。例如，学校自主开发“诗经往事”“来自孔子的智慧”“美丽汉字”“古文观止选读”“唐宋词十八讲”“红楼梦十八讲”等6门校本课程，同时引进中华书局推荐的台湾国学课本《中华文化基础教材》。丰富的课程资源，能为不同基础的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为凸显传统文化的生命内涵提供了可能。组织文化游学，在行走中触摸古老文明与灿烂文化的脉动。每学期都可组织为期一周的“文化游学”，例如，齐鲁文化行——走访三孔，登临泰山；江南文化行——访金陵，走绍兴；中原文化行——访洛阳，探龙门石窟；西安文化行——游大雁塔，观兵马俑。引领学生参观当地的博物馆、纪念馆、著名书院，让学生触摸历史文化的脉搏，感受中华优秀文化的滋养和浸润。开展趣味学习活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渗透传统文化。春节元宵灯谜会、清明端午读诗会、重阳中秋读书征文等活动，能让学生在承载着历史记忆符号的传统节日中感受文化魅力；唐风宋韵朗诵会、古诗文背诵拉力赛等活动，能让学生在阅读和实践中，加强人文修养，提升精神品位。同时还可对《论语今译》《孟子》《蒋勋说唐诗》《蒋勋说宋词》《唐宋词十七讲》等系列原典作品进行解读，强化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这种不断地加强和提升的过程，就是精神气质的形成过程，就是民族的精神积淀与精神传承。

作者:王建稳 单位:北京市八一学校

近十年来各层次、各专题的中国哲学学术会议比较多，学界也发表、出版了大量学术论文、专著，学术争鸣、研讨、交流日益频繁，中国哲学研究的从业人员，特别是新生力量逐渐增加。这些都表明中国哲学研究的形势日益“走高”，这是思想繁荣的表现，也是学术繁荣的必然。

近十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态势，总的说来有：方法论的检讨、中国经典的诠释、出土简帛的哲学思想研究、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思想、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及致力于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建构等。在这些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此外，儒学与当代、儒学的宗教性、《周易》、佛教、道家与道教、宋明理学、明清之际与清代学术、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等，已成为热门或显学；三《礼》之学、名家与汉语语言逻辑哲学、中国政治法律哲学、生态环境哲学、和谐思想、身体观、身心平衡论与心理调节学说等，正进入重新探讨的阶段并不断深入。

从学界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当前国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重点与热点问题或领域有：

第一，关于方法论的检讨或反思。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积极检视以西方现代化理论、启蒙理性、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学术文本的局限性，借鉴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经验并检讨其得失，总结中国哲学学科创建百年来从依傍、模仿西方哲学到逐步建立起学科自主性的经验，研究哲学与史学、哲学史与思想史路数的区别与联系，试图摸索、建构更切合东方、东亚或中国哲学的方法学系统。

第二，中国经典的诠释成为主潮。“经典文本—思想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张力，关键是时代背景及学者们的学术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摘要：在高师古代文学课程中构建参与式教学模式，应注意以专业教学训练为导引，以观摩研究、学习探究、实践深究、考评细究等教学基本流程为依托，以问题解决、讲述–探究、经典诵读、情境体验等教学模式为主体。参与式教学模式设计应关注其开放性、生成性特点，重视师生教学共同体的构建，并实现与移动互联网的融通。

关键词：古代文学；参与式教学模式；实践探索；批判反思

参与式教学理念自20世纪90年代引入我国以来，学界对其适应性、教学理论基础、教学实施要领与策略、教学效果等问题已有深入研究。虽然相关研究涉及小学至大学的众多课程，但关于高师古代文学课程参与式教学的研究寥寥。早有学者指出，古代文学课程以其富于生命精神的特征，“有利于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性，激发其生命热情与人生体验”[1]151，而高师以教师培养为主要教学目标，开展参与式教学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教学技能。有鉴于此，本文以小学教育专业为研究对象，对高师古代文学课程参与式教学展开系统性探究。

一、实践性探索

参与式教学，是指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和愿望，通过小组讨论合作、师生信息交流对话与评价反馈机制，运用灵活多样、形象直观的教学手段，努力营造轻松愉快、民主和谐的课堂氛围，设计富有趣味、意义和挑战性的学习活动，它以主体性为内核，以自觉性、选择性为特征[2]。多年来，笔者将参与式教学的理念应用于小学教育专业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实践，探索出了一套系统化的操作方案。（一）以专业教学训练为导引。高师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应突出师范专业的特色，在文学史教学的基础上，将文学史中的生命参与意识与专业技能训练相结合，构建形神兼备的全方位参与式教学模式。在这一模式框架中，专业教学训练起着导引性作用。参与式教学主题的选择，“要遵循课堂教学的核心目标与师范生成长的现实诉求：强化师范生教师基本素养，促进师范生的教师成长，引导师范生建构教师信念”[3]76。在小学，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体现在语文、思想品德等常规课程和国学教育类校本课程中，也体现在国学经典诵读等实践活动中，更体现在传统文化传承的精神性浸润中。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引领学生在文学史的学习中有目的地加强对上述内容的关注，无疑会契合他们成长的现实诉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导学生加强古代文学经典诵读训练、古诗词教学训练、古代叙事类作品复述等实践活动，则更有利于强化其教师技能与教学素养，构建教师信念。随着20世纪末儿童读经活动的展开和国学教育在各级学校的普及，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与学前阶段、中学阶段的国学教育教学活动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因此，在高师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以相关专业教学训练为导引，既有利于参与式教学的展开，也有利于学生专业素养的提升和教学理念的构建。（二）以基本教学流程为依托。参与式教学模式的构建，应在注重其结构性、程序性的基础上，突出参与式教学的主体性、自觉性、选择性特点。在具体模式设计中，应以基本教学流程为依托，凸显教学中学生的主体地位与教师的主导作用。高师古代文学课程参与式教学的基本流程包括：(1)热身的观摩研究。这一环节属于参与式教学的引导阶段，可通过展示小学语文教材中与古代文学相关的课文、国学教育校本教材、古诗词教学视频、国学经典诵读视频、国学知识竞赛试题等，引导学生将所学古代文学内容与小学教育的教学实际相结合，在明确学习内容文学史价值的基础上，突出其专业价值。(2)深入的学习探究。这一环节是参与式教学的核心，可根据古代文学教学的具体内容，引导学生通过讨论交流、情境体验、案例分析、参与讲授等活动，探究所学内容的文学史价值及与小学教育教学的契合度。(3)灵活的实践深究。这一环节属于参与式教学的应用阶段，可通过古代文学作品鉴赏分析、小学语文教材古诗词教学实践、国学经典诵读表演等活动，引导学生强化学习所得。(4)多元的考评细究。这一环节属于参与式教学的总结阶段，可通过学生自评、学生互评、教师点评、师生共评，对学生的口语、书面表达能力等进行多元化评价。以上教学流程同样适用于高师其他专业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同时，教师可根据具体教学内容灵活调整教学环节，能够突出参与式教学的主体性特征即可。（三）以多种教学模式为主体。在基本的参与式教学流程基础上，可根据具体教学内容设计不同的教学模式，以形成参与式教学的主体架构。以小教专业为例，从小学教育的教学出发，可将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分为古诗词、说理文（如政论文、哲理文等）、叙事文（如小说、神话、寓言、史传等）三大类型。这一划分虽不契合于严谨的文体学归类，却与小学语文、国学教育密切相关，有利于小教生未来的职业融入。在此基础上，应根据教学内容的类型选用教学模式，列举如下：在古诗词教学中，可选用“问题解决模式”。如南宋“永嘉四灵”之赵师秀、翁卷，他们的诗作《约客》《乡村四月》等以浅显生动、文笔优美而入选小学语文教材，甚至成为精读课文，但他们在文学史中虽占有一定地位却并非大家。在教学中涉及这类诗人的作品及其文学现象时，即可采用问题解决模式。问题解决模式主要通过问题的设置与解决，引导学生参与到教学中，着力提高学生的问题意识、问题分析与解决能力。在具体操作中，可通过提出与小学语文教学、高师文学史学习相关的问题，引导学生开展交流讨论，并在成果展示的基础上通过教师点评或师生点评加以总结。在上述系列环节中，问题设计是起点，也是教学模式顺利实施的关键。以赵师秀的《约客》、翁卷的《乡村四月》为例，教师可设计“这两首主题完全不同的诗在艺术风貌上有何共性”“在文学史上，这两首诗的艺术风貌对宋代江西诗派的创作能形成怎样的冲击”“这两首诗入选小学语文教材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等问题，层层深入地揭示永嘉四灵与江西诗派在艺术特色方面的异同，无疑能保障后续教学环节展开的有效性，也能对小学语文相关内容的教学起到由表探源的促进作用。在说理文教学中，可运用“情境体验模式”和“经典诵读模式”。“情境体验模式”的设计源于江苏省小学教师李吉林的情境教育理念，该理念以情理融合、思美一体、求真创新的特色，被誉为“蕴含东方智慧”、显示“中国品格”、形成“中国气派”的当代著名教育理念[4]11。在高师古代文学教学中，同样可以采用情境教学以实现与初等教育的有效衔接。同时，“情境体验模式”还在情境教育理念基础上增强了“体验”性，这有利于提高教学过程中主体的参与性，弱化因说理文的文言特征带给学生的疏离感。在具体操作上，可通过创设情境、体验情境、总结转化的教学结构，使学生有效地认知并获得情感体验，提高文本理解能力和引导小学生走进文本的能力。“经典诵读模式”的设计源于20世纪90年代广泛兴起的儿童读经活动。据统计，至2001年8月，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武汉、深圳等地至少有120多万儿童先后投身于读经活动，武汉、南京等地甚至一度出现青少年读经热[5]。随着儿童读经活动的迅猛展开，部分中小学开始选取一些传统蒙学教材、儒道经典、古诗词等在课堂上诵读。为呼应小学的国学教育实践，高师的古代文学课堂应重视诵读教学，并可在较难的说理文教学中将诵读教学与情境教学相结合，通过创设诵读情境、体验诵读情境、升华诵读情境的教学，使学生加深诵读体悟，增强诵读技能。在叙事文教学中，可运用“讲述–探究模式”。在古代文学课程中，神话、寓言、小说、戏曲剧本、史传等作品均具有鲜明的故事性特征，适宜采用“讲述–探究”的教学模式。在具体操作中，可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篇目，通过学生讲述作品、师生分析探究、师生交流反思、学生拓展延伸的教学模式，提升学生的文本体悟力与专业技能水平。“讲述”既是“探究”的基石，又是锻炼学生专业技能的重要手段。“讲述”环节可设计为教学实践的形式，让学生在讲述的同时扮演教师角色进行片段教学。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之间的关系并非僵化不变，可以根据教学目的灵活调整。如“经典诵读模式”，它不仅适用于说理文教学，也可应用于古诗词教学与叙事文教学；该模式与“讲述–探究模式”结合可生成“讲述–诵读–探究模式”，与“小讲座模式”结合可生成“诵读–讲座模式”，等等。总之，参与式教学的模式多种多样，在应用上也可灵活变通，究竟采用哪一种教学模式，关键在于它是否能够在教学情境中体现参与式教学的主体性精神。

二、批判性反思

一、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四个层次的失范

当然，不能仅仅因为在国际上发表的成果少就贬低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应该说，我国新闻传播学虽然是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在量的方面有着很多累积，在质的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但由于学术规范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与我国庞大的学术资源（主要是人才资源）相比，只能说是差强人意。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失范的问题，或者说不规范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由浅层到深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层次：

其一为具体操作的层面，表现为缺乏规范的注释、引文等。一项研究表明，2000～2004年CSSCI期刊中新闻传播研究论文篇平均引文数为2.01篇，大大低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平均引文量（6．06）；新闻传播学论文中有引文的文章和无引文的文章之比为（50.5：49.5），这意味着只有一半论文含有引文，这个比例同样大大低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引文比例（66.4：33.6）[3]。学术规范中技术层次的规范，包括各种符号的使用、成果的署名、引文的注释等，虽然是外在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研究的内容、道德水平，是基础性、核心性的要求[4]。学术论文规范的注释、引用，一方面体现对于他人成果的尊重，同时也促使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置于既有成果之上，延展研究脉络，实现知识增量。在国外的许多论文中，有引文注释四五十条是很常见的。

其二为内容问题，许多论题大而无当，实际上是在做重复研究；从小问题入手进行原创性研究的很少。因而知识增量很有限。

有不少论文都是整合性“研究”。整合研究也能创新，像拉斯韦尔整合出“五个W”的理论，像罗杰斯整合出创新扩散理论，那是大师级的整合，因为这些整合性研究发现了其他人多项研究的共同的本质性联系、规律性特征。而我们这里有些人不同，是把别人的研究结果进行一般性的归纳（还不一定都标出是别人得出的结论），稍加一些个人看法，就成了一篇论文。其论点随意、论证松散，完全不能体现学术研究的延续与继承。最近一个时期，“时评式论文”更是见诸学术期刊，实际上是一些随笔或政论型的作品，针对某一问题、事件表达个人的观点，论文并没有经过严密逻辑的论证过程，追求在很短篇幅内对于事物性质作出判断，有些观点初看令人新目，但细品之下难以信服。

其三为学术伦理上的失范，包括学术品质、学术责任等方面。前文讲到我国新闻传播学术论文引文、注释少的状况，实际上其中包含一种现象，就是作为论文重要论点出现的观点，明知是别人的研究成果，却不作引用、注明，只是用自己的话说出来，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该观点就是这位作者的创新观点。这种不尊重别人知识产权的做法，严格说起来有剽窃之嫌，却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还有人，并无真知灼见，却搬来一些国外的或外学科的连自己也没搞清的词汇装点文章，结果是绕来绕去，不知所云。另有人在不成熟的论文中拉名家署名以利发表，也有人在不该署名的著述上署名，出了问题却一推了之。如此等等，都扰乱了正常的学术秩序。

一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

西夏文字自明代中叶以后，再无人使用，历经明、清两代五百余年间，世人不复知历史上曾有过这种精美奇特的文字。到19世纪初，才由中国学者发现和识别出西夏文字，揭示了它在历史上的存在。清代西北史地学者张澍（1776－1847）为最早判别和认识西夏文字的学者。清嘉庆甲子年（1804）张氏于家乡武威疗养之际，一日携友人游清应寺（注：按：此寺实即原西夏之护国寺。），偶然拆出一座石碑来，但见碑阳所刻文字形体方正，类似汉字，但无一字可识，见碑阴有汉字，末尾落款“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天佑民安”乃西夏年号，张澍遂判定碑阳所刻不识之文字为西夏字，该碑便是日后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俗称“西夏碑”。张氏为这一重要发现作文一篇曰《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注：张澍：《养素堂文集》卷19，清道光17年（1837）刻本。）。西夏碑发现后不久（1820），金石学家刘青园在武威发现的数瓮古钱中，不但识得数品西夏年号的汉文钱，还见到不少所谓的“梵字钱”。他将此类钱文与西夏碑阳文字对比，方知钱谱中所谓的“梵字钱”实为西夏文钱，自此以后，钱谱中才真正开始著录西夏文钱（注：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15，清嘉庆25年（1820）刻本。）。据载，清代学者鹤龄于清字（满文）馆供职时，曾从绥远（呼和浩特）城一古庙中得经一函八册，其标题为九个西夏文字，因该经卷数与偈语同《佛说妙法莲花经》，鹤遂判断该经必为《法华经》，每册第八字各不相同，因此知其必为记数。1904年，法国人毛利瑟发表了他4年前在北京所得《法华经》三册残卷，此经第一卷第一页经文右上方已有汉字注解。也就是说远在毛氏之前，即有中国学者曾试通其文。联系鹤龄事迹，盖西人毛利瑟君之所得或正是鹤龄原藏八册《法华经》失散之卷册（注：聂历山：《西夏语研究小史》，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黑城西夏文献出土后，俄国人捷足先登，率先着手研究，并迅速将重要的学术信息传递给中国学界。于是我国学者罗振玉于1913年，将俄国学者所赠之对西夏文字解读至为重要的文献《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文、汉文对音词典残页照片在日本京都翻印。其子罗福成、罗福苌二人立即投入西夏文字的研究。1919年，罗福成《西夏译莲花经考释》、《西夏国书类编》，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等著作相继刊布。1927年，罗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据实物文字，以正西夏纪年。1935年，罗福成又将《同音》影写石印。西夏学在中国的发展，罗氏父子功不可没。

鲜为人知的临夏人郑隆（1884－1938），亦曾著有《书武威县西夏感通塔碑后》、《西夏译华严经普坚行愿品考释》、《西夏译妙法莲花经考释补》等文章。国学大师王国维及陈寅恪等人亦对西夏文字有所研究（注：见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1932年，北平图书馆隆重出版了馆刊“西夏文专号”纪念该馆1929年从宁夏购得的西夏文佛经百余册。刊物中收录国内外专家著译36篇。当时西夏研究在中国可谓盛况空前。

继罗氏兄弟之后，王静如教授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绩最为显著。1930－1933年他连续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辑，除论述西夏国名、语言、文物等方面的文章外，主要是对西夏文佛经的译释，首次为学界提供了长篇汉译西夏文材料。同时，王氏还在《中国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了有关论著（注：详见《王静如教授学术著作目录》，载《中国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这一学科被迫中断了数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老一辈学者王静如、罗福颐等，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后备人才方面，同时，在西夏历史方面开展了部分研究工作。不久即发生了反对科学文化的“”。直至70年代末期政策松动之后，新老西夏学者才能有机会发表有关的研究成果。1974年到80年代初，王静如、史金波、白滨、李范文等对河北保定明代西夏文经幢和甘肃武威新发现西夏文字的考释、讨论，陈炳应对武威西夏碑的介绍和译释；李新魁对西夏文字构造方式的初步探讨；史金波、白滨对国内外西夏文字研究状况的介绍；史金波对西夏文字及辞书的论述；李范文对西夏文字的论述等，一步步把中国的西夏学推向高潮。80年代至今为西夏学的黄金时代，单就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就有百余篇，专著10余种。专著分三个方面：1.对西夏辞书的研究和整理，计有《文海研究》（1983）、《同音研究》（1986）、《番汉合时掌中珠》（1989）、《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1994）等；2.西夏文字类文物的研究，计有《西夏官印汇考》（1981）、《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1984）、《西夏文物研究》（1985）等；3.西夏世俗文献的译释和研究，计有《类林研究》（1993）、《西夏谚语》（1993）、《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994）、《圣立义海研究》（1995）、《贞观玉镜将研究》（1995）等。这些语言文字方面的专门著述，尤其辞书研究，对学界了解和运用西夏文字资料提供了工具书。论文可归纳为四个方面：1.对辞书的研究，如《西夏文辞书的特点和历史价值》（1983）；《西夏辞书〈同音〉研究提要》（1986）；2.语音方面，如《西夏语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1981）、《西夏语音系导言》（1982）；3.语法方面，如《孙子兵法西夏译本所见动词词头的语法功能》（1987）、《西夏语的复合构词法》（1988）、《西夏语的音韵转换与构词法》（1993）；4.文字方面，如《略论西夏文字的构造》（1980）、《西夏文的意符与声符及其衍生过程》（1985）等。这些都提出了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前沿问题，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摘要】作为语言学的重要流派，社会语言学学术专著的出版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根据已经出版的社会语言学学术专著数据，从不同出版类型、引进情况、作者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意在指出我国社会语言学学术专著出版中存在研究人才不够、本土研究成果和引进新兴理论不足等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从人才培养、理论引进和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提出对策，为社会语言学学术专著出版提供参考，以期中国的社会语言学能够更好地发展，提升学术影响力。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出版；学术专著

一、引言

社会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社会多方面关系的学科，它从不同的社会科学（诸如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心理学、地理学、历史学等）的角度去考察语言。”（《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1988：366）。主要是指运用语言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不同的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研究语言的社会本质和差异的一门学科。社会语言学认为，只要研究的是具体的人所使用的语言现象，就没有什么非社会的语言学（Wardhaugh，2006）。个人的语言行为及结果（包括语言习得、语言使用、语言能力和语言态度）和社会的语言现象（双语、多语、语言接触、语言变化、语言规划等）都是社会语言研究的问题。这一学科大大丰富了语言学的研究路径，为传统的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调查社会语言学学术专著出版情况有助于了解当前该领域专著出版发展的现状，发现当前国内社会语言学学术专著出版存在的问题。目前国内图书销售的主要渠道已经转移到了网络，当当网、京东、孔夫子旧书网等都是重要的中文学术专著网上销售平台。从这些网络平台中，可以获得较为全面的已出版的社会语言学相关数据信息。社会语言学在语言文字类学术专著下属分支，社会语言学的每本学术专著的信息如书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份、ISBN号、评论数、所属类别等属性值均有显示。本文使用“社会语言学”“语言变异”“语言变化”等关键词，收集现有的社会语言学学术专著数据。借助Excel进行图表绘制，分析当前社会语言学学术专著出版的趋势，发现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供解决策略，以期对之后社会语言学出版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社会语言学学术专著出版现状

（一）社会语言学著作的主要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