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科技论文范文10篇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从衔接理论出发研究科技英语翻译，对于推动翻译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通过量化分析对1980～2020年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梳理，从语法衔接、词汇衔接、总括性研究、主要研究著作等方面进行综述。整体上，衔接理论指导下的科技英语翻译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呈现研究内容丰富化、研究角度多元化等特点，但同时存在一些问题，如研究内容不平衡、研究范围偏小等，需要探寻解决问题的策略。

【关键词】衔接理论;科技英语翻译研究

自语篇研究进入翻译领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语篇及其核心因素———衔接高度关注。语篇是语言系统里最高级别的单位，是翻译研究的重要对象，而衔接是组成语篇的语义关系。翻译过程中，译者对衔接手段的认识和把握直接影响其对原文的理解以及译文的质量。衔接理论对指导翻译实践具有重要意义。衔接是一个语义概念，它是语篇的重要特征，它可以使各语言成分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衔接手段包括照应、省略、替代、连接和词汇衔接等。英语和汉语分别属于不同的语系，衔接手段存在不少差异。

一般认为，英语是属于“形合”的语言，其语篇的连贯

多依赖衔接词语;而汉语是属于“意合”的语言，其语篇的连贯则更多依靠意义间的逻辑衔接。衔接理论是语篇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自提出以来就引起了国内外语言学家的重视。科技英语翻译与衔接理论的结合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对推介中国文化、促进中国与世界的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有大量学者对国内科技英语翻译展开研究。本文从衔接理论与科技英语翻译结合的角度，梳理近年来国内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著作，对这一时期科技英语翻译与衔接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推进科技英语翻译实践和衔接理论的发展。一研究方法与步骤本文探讨的衔接理论指导下的科技英语翻译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学术论文和著作两类，为了研究1980～2000年和2001～2020年两个时段国内期刊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本文通过检索关键词“科技翻译”“衔接理论”以及“衔接科技翻译”“衔接科技英语”，从中国知网CNKI收集期刊论文，对收集的数据进行逐一分析。学位论文尤其是博士论文一般会对学科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做较全面的综述，涉及学科的前沿知识。本文把从中国知网学位论文管理系统检索的硕博论文作为探讨国内科技英语翻译与衔接理论结合研究进展的素材之一。掌握著作出版情况有利于客观认识国内科技英语翻译与衔接理论结合的研究热点和发展现状，并判断未来的研究趋势。本文以“科技翻译”“衔接理论”“衔接科技翻译”为主题，以“图书”为来源类别，对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进行检索，筛选掉与本研究无关的著作。有学者将衔接理论划分为语法衔接和词汇衔接两大类，［1］并将语法衔接的手段分为指称(照应)、替代、省略、连接，把词汇衔接分为重复、同义、近义等。本文在中国知网CNKI检索到的文献基础上，将科技英语翻译衔接手段的使用情况纳入研究范围，根据研究主题分为语法衔接、词汇衔接、总括性研究三类，并对这三类研究主题进行进一步概述和总结。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男，××岁，汉族，中共党员，医学硕士，研究生学历。1985年毕业于××××××××××××系，××××年××××××*大学研究生毕业。现任××××*医院心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兼职中国保健科学技术学会老年医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药文化研究会老年医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美国中华创伤杂志》常务编委。《高血压杂志》特邀通讯员、《中华医护杂志》常务编委、《中华临床医药杂志》编委、《老年医学大系》常务编委、中华心血管病学会专科会员、××市医学会会员。临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床专业：心血管内科。主攻方向：冠心病治疗。擅长技术：冠心病药物和介入诊疗。

参加工作以来，他不断学习国内外先进经验，提高自己的业务理论和技术水平。1990年在北京协和医院专修心血管病，1991年回院后，面对××医院设备和技术力量比较薄弱的现实情况，牵头成立了内科心血管病专业组，积极探索专科建设的道路。建立了冠心病监护病房，并先后开展了急性心肌梗死溶栓治疗、心包穿刺术、食道心房调搏技术、心脏电复律术、动态心电图监测技术。1993年4月，他应国际抗风湿联盟主席ken·muidern博士的邀请，出席了国际风湿性疾病研讨会，用英语进行了论文交流并获荣誉证书。1993~1994年，他利用食道心房调搏技术对22例心动过缓病人进行房室结功能研究，首次发现了多径路传导现象，于1995年5月在北京“国际电生理学研讨会”上了成果并获奖。1996年10月，他应邀出席了洛杉矶“老年医学学术研讨会”，并考察了加洲大学医学院和旧金山大学心脏中心。1997年师承河北医科大学傅向华教授攻读硕士学位，完成了题为“溶栓前肝素治疗对急性心肌梗死再通和梗死范围的影响”学位论文，1999年被授予硕士学位。2000年6月，在医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组建了心内科，并担任科主任。为了把心内科建设成邯郸市一流的特色科室，他对科室的技术力量和设备情况进行了分析，为科室的发展制定了可行的计划和措施，首先是完善硬件设施和人员专科素质，配齐专科设备，如世界一流的菲康9p型除颤监护仪，惠普2000中央监护系统，美敦力心脏起搏器等，建立了标准的ccu病房，2004年又添置了心血管数字减影机。本着不仅要自己提高而且要带出一批好队伍的思想，他有计划、有步骤地利用业务学习和教学查房等机会，对全科医护人员进行专科知识培训，加强专科人员素质建设。其次是在技术上有突破性提高。他深入临床，大胆探索，先后开展了多项“三甲”技术项目。如早期应用肝素辅助溶栓治疗心肌梗死，使心肌梗死冠脉再通率提高到66.7%（国内领先）；开展了心脏起搏器的安装和心肌病基因诊断技术等；还争取到一项国际课题协作项目“心肌梗死create研究”等。2000年心力衰竭治疗获邯郸市科技进步二等奖。2003年出席了在泰国召开的“亚洲心血管病成果交流会”。2004年心肌梗死治疗获邯郸市科技进步一等奖，高血压治疗获二等奖。第三是加强与国内知名医院的协作，不断完善和提高技术水平，促进科室医疗技术的成熟和开展。2004年建立了心脏导管室，为了将心脏介入诊疗技术尽快开展起来，他经常利用双休日往返北京各大医院，寻求技术合作。先后与北京阜外医院、协和医院、红十字心脏中心和河北省二院建立了协作关系。先后为76例冠心病患者实施了支架置入术。他结合临床实践，总结经验，撰写论文，在省级以上专业杂志上发表36篇，主编出版了《老年心血管内科学》、《老年疾病药物治疗学》两部专著，并参加编写了国家“十五”规划专科医学教材《内科学》和《临床医药科技》等书籍。目前兼职中国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保健科学技术学会老年医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药文化研究会老年医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美国中华创伤杂志》常务编委、《中华医护杂志》常务编委。目前主持开展的技术项目有急性心肌梗死溶栓治疗技术、食道心房调搏技术、动态心电监护（holter）技术、直流电复律技术、心包穿刺技术、冠脉造影和支架置入技术。承担的科研课题有经挠动脉介入治疗不稳定性心绞痛。如今，他所领导的心内科已经成为医院一流特色的龙头科室，与市中心医院、市第一医院、××××××××医院并驾齐驱，共同构成××*地区“心脏介入四小龙”，以精湛的技术、优质的服务为××*父老乡亲的心脏健康保驾护航。

作为医疗卫生战线上的一名共产党员，他严格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职责，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工作兢兢业业，多次被医院评为党员先锋岗和优秀共产党员。

他严格执行医德医风基本规范，在工作中，总是主动热情地接待每一位前来就医的患者，在全科推广了文明服务“三语”工程，即“语言文明、语气和蔼、语音温柔”，与科室全体医护人员一道，积极开展优质服务，用实际行动履行“一切为了病人，为了一切病人,为了病人一切”的服务宗旨，受到患者的表扬和社会的好评。仅2004年，他和所在科室先后收到锦旗62面，镜匾12块，感谢信36封。他本人被评为2004年度××市卫生行风建设先进工作者。2005年被评为××市直卫生系统优秀青年。

科技期刊评价体系已成为衡量期刊出版质量的重要手段，并得到社会广泛认同，本文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0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为参考，对其所收录的38种石油天然气学科期刊及期刊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将各指标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作为指标单元数，加权后得到各指标单元对期刊总分的贡献排名；引入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对各指标进行横向比较。结果表明：他引率贡献最大，其次为影响因子和平均引文数，因此，在不考虑各指标单元提升难度的情况下，提升他引率、影响因子和平均引文数能提升较大的总分。他引率变异系数最小，其次为基金论文比和平均引文数，不考虑指标权重的情况下，他引率对总分的提升效果最佳。目前，国内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单位普遍以各科技期刊评价体系的评价结果为参考，对职称、科研项目等开展评定、评审等相关工作。科技期刊评价体系已成为衡量期刊出版质量的重要手段，各评价体系的评价结果已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0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对其所收录的38种石油天然气学科期刊及期刊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分析评价体系构成以及各指标的提升难易程度，以期指导期刊出版单位利用有限资源快速提升指标分数，为进入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提供参考。

一、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简介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的评价由中信所主办，其分析数据由万方数据提供，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每年更新一次，此外，每年评选百杰科技期刊，每3年评选科技精品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共收录18种科技核心期刊，在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时，大致遵循三条基本原则：1.中国科技期刊的评价要与国际期刊评价在方法和理论上保持一致，为中国科技期刊走上国际舞台奠定基础。2.要结合我国科技期刊发展的具体实际，确定反映我国科技期刊学术水平和发展状况的指标。3.要突出可操作性，统计数据要易于采集和方便计算。（一）指标得分及总分计算方法。1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在国内首先提出了中国科技期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几个主要学术指标，通过隶属度转换、加权评分，最终得出每一种期刊的综合指标排序值。式中：S为期刊综合评价总分；μi为评价指标i所对应的权重，i=1，2，…，n；ki为评价指标i的值归一化结果；x为评价指标i的值；xmin为本学科内评价指标i的最小值；xmax为本学科内评价指标i的最大值。（二）评价体系及其指标。由于学科的差异，指标数字也有较大的差异，因此，评价以学科划分单元，单元内综合评价，各期刊总分的计算是分学科进行的。不同年度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评价体系中考核的指标及权重也有所不同。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评价体系在列次的指标调整过程中，一直采用的指标有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基金论文比和他引率，并且以上指标所占权重占绝对主导（5年0%；8年0%；年0%；6年80%）。从指标及其权重的变动，可以隐约看到评价机构对国内科技期刊的发展建议。近年来，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对相关指标及其权重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评价体系共包含6个指标：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他引总引比、基金论文比、开放因子和平均引文数，并对各指标赋予不用的权重。相较于以往的评价体系版本，最新版最大的变化就是削弱了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的比重（但仍然是主导指标）；增加了开放因子评价指标。（三）评价指标特点。从微观角度出发，某一刊物各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随着平均引文数的提升，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也相应提升；随着他引率的提升，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相应下降，开放因子相应提升；总被引频次与影响因子正相关；基金论文比与其他指标无关联。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所制定的评价体系带有强烈的指导，其总体目标为：通过平均引文数，提升国内科技期刊整体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通过基金论文比，提升国内科技论文的整体学术水平。通过构建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他引率、基金论文比、开放因子和平均引文数6大指标的评价体系：①鼓励期刊增加平均引文数，提升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②鼓励期刊增加基金论文数量，提升论文整体学术水平；③为了避免因自引过高而影响国内期刊声誉，鼓励通过他引的方式提升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④通过开放因子，遏制期刊小范围内的暗箱互引。

二、石油天然气学科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发展现状

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0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对石油天然气学科期刊及期刊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年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主要计量指标均较往年有不同程度的提升，石油天然气学科主要计量指标较往年也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影响因子明显高于国内整体水平，但他引率与篇均引文数均低于国内整体水平。（一）期刊总分。对38种期刊总分进行统计，其中种期刊总分高于平均值，占34.2%，中间段期刊较多，两端期刊较少，几种优秀期刊优势比较明显，说明优秀期刊总体发展比较均衡，各项指标均位于学科前列。与往年相比，学科综合评价总分平均值变化不大，12种期刊总分大于40，占31.6%。（二）期刊总被引频次。对38种期刊总被引频次进行统计，种期刊总被引高于平均值，占34.2%，中间段期刊较多，两端期刊较少，3种期刊优势明显。总被引频次最大值为最小值的.08倍，差距较往年被进一步拉大，因此，导致学科内绝大多数的期刊在该指标上表现不良。种期刊总被引大于10，但在计算得分时，《新疆石油地质》（第名，总被引12，比学科内73.7%的期刊优异）得分却只是《石油学报》（第一名，总被引08）的32.3%。（三）期刊影响因子。对38种期刊影响因子进行统计，12种期刊影响因子高于平均值，占31.6%，6种期刊优势明显，多数期刊在平均值附近，几种优秀期刊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因子的优势。影响因子最大值为最小值的43.2倍，差距较往年被进一步拉大，《石油勘探与开发》近年来影响因子在不断提升，但绝大多数期刊的影响因子却停滞不前。由于《石油勘探与开发》影响因子全国排名第一，导致部分期刊在指标数值实现较大提升的情况下，得分却较往年下降。种期刊影响因子大于1，《石油钻探技术》（第名，影响因子1.2，比学科内76.3%的期刊优异）得分却只是《石油勘探与开发》（第一名，影响因子）的26.8%，同时，第二名得分仅为第一名的65.4%。（四）期刊他引率。对38种期刊他引率进行统计，1种期刊他引率高于平均值，占%，他引率分布区间较小[0.4，0.5]，主要是受中国科技核心期刊选刊原则中一票否决的影响。综合评价总分靠前的几种期刊他引率均较高，有可能是他们已感知到他引率对总分的影响，在办刊过程中有针对性地减少自引，他引率最大值为最小值的1.06倍，比值在进一步缩小。11种期刊他引率大于0.85，绝大多数期刊的他引率得分基本与指标数值成正比。值得注意的是：《大庆石油地质与开发》《断块油气田》因他引率低于40%而被一票否决，以上两刊物的其他指标均在学科内排名靠前。该项指标得分中，指标数值高于平均值即可得11.74分。（五）期刊基金论文比。对38种期刊基金论文比进行统计，23种期刊基金论文比高于平均值，占.5%，各期刊基金论文比自上而下基本呈直线排列。基金论文比最大值为最小值的.1倍，比值在进一步缩小，且最大值有下降的趋势，主要是受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于基金论文审核越来越严格有关。12种期刊基金论文比大于0.8，越来越多的期刊已注意到基金论文的重要性，并在工作中适当地增加了基金论文的数量。该项指标得分中，指标数值高于平均值即可得6.分。（六）期刊篇均引文数。对38种期刊篇均引文数进行统计，17种期刊平均引文数高于平均值，占44.7%，总分排名靠前的期刊平均引文数也排名靠前，近年的数据显示，优秀刊物在不断加大篇均引文的工作力度，但有少数期刊并没有重视该项指标。篇均引文数最大值为最小值的15.68倍，第一名数值在不断上升，而最后一名却在不断下降，导致比值在不断拉大，同时，也存在与影响因子相类似的问题，即学科内整体发展不均衡。种期刊平均引文数大于17。（七）期刊开放因子。对38种期刊开放因子进行统计，15种期刊开放因子高于平均值，占3.5%，学报、勘探类、化工类期刊排名靠前。开放因子最大值为最小值的25倍。分析认为：指标大小与同专业方向期刊数量多有关；最高分可提升空间不大，而最低分将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在1分，因此该指标归一化时，分母将维持在24的水平。15种期刊开放因子大于。统计石油天然气学科核心期刊各指标的平均值及得分情况，考查学科主要指标平均值的得分情况：他引率得分最高，其次为总被引频次、基金论文比、影响因子、开放因子，篇均引文数得分最低。假设各指标从某一水平提升至平均水平的难度系数相同，施加权重后的得分情况即为相关指标的贡献水平。但是，实际工作中，各指标从某一水平提升至平均水平的难度系数不可能是一致的。

三、指标分析

作者、出版相关者(编委会、编辑、同行评议人、媒体传播、期刊评价及媒体评价)与出版机构共同参与出版活动，在出版活动的链条中，互为影响，互有责任。出版活动中的伦理涉及作者开展科学研究、论文写作及发表()、信息传播、期刊评价等过程，完整的出版伦理学规范和准则应该关照到出版机构、作者、编委会成员、编辑、审稿人、传播者、期刊及媒体评价等各方各类行为。国际上，经过多年的实践积累，已经形成了行业学会和出版机构不同层面的出版伦理规范。比如，在2017年11月，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整合《期刊编辑行为准则和最佳实践指南》和《期刊出版商行为准则与最佳实践》推出了新的“核心实践”(CorePractices)［1］，指导和帮助出版商、研究机构、期刊等多方出版相关者共同维护和促进学术诚信。大多数国际出版机构也制定有自己的出版商指南，如Elsevier制定的《出版伦理》(PublishingEthics)［2］、JohnWiley＆Sons制定的《科研诚信和出版道德最佳实践指南》(BestPracticeGuidelinesonResearchInteg-rityandPublishingEthics)［3］，均对自己期刊的出版行为进行了伦理规范。国内已有大量有关作者伦理方面的编辑学研究文献发表，关注作者的学术诚信与学术不端、关注生物医学期刊涉及人的研究伦理审查等方面的问题。例如，李玉乐等［4］分析文献发现，近10多年来国内出版伦理研究的热点主要为学术不端行为的原因分析、防范学术不端行为的策略与建议、对出版伦理的思考与建议、科技期刊存在的出版伦理问题等。但国内有关出版伦理的研究对于出版机构、除作者外的出版相关者(编委会、编辑、同行评议人、媒体传播、期刊及媒体评价等)的关注和实践不多。作者也是出版相关者，鉴于已有大量研究关注作者层面，本文所涉及的出版相关者不包含作者。国家新闻出版署于2019年5月29日的CY/T174—2019《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提出了审稿专家和编辑者的学术不端［5］。国内科技期刊出版机构和编辑在今后的理论研究和出版实践中，除科研规范、伦理审批、作者署名外，应加强对整个出版领域同行评议、版权管理、利益冲突、信息传播、期刊评价等更多相关内容的关注［4］。鉴于编委会多由期刊的学术领域相关的顶尖科研人员组成，他们既是作者、读者、审稿人，或作为单本期刊的学术领导者参与期刊出版机构的部分管理性质的决策性工作，或带领编辑做一些出版环节中的终审工作，编委会专家个人的角色存在多元交叉和转换，涵盖在其他出版相关者不同角色中，本文不再单独表述。以下从不同角度探讨科技期刊出版机构及各相关角色的伦理责任。

1出版机构的责任

1．1发表优质学术内容。《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指出，科技期刊传承人类文明，荟萃科学发现，引领科技发展，直接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6］。科技期刊在传播创新成果、推动学术交流、培养科技人才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出版机构应该:1)强化使命担当和社会责任，对社会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期刊的出版应该以发表和传播精品内容为己任，不断推进期刊成为本学科领域内最优秀的期刊。2)避免发表粗制滥造的低劣信息，避免单纯以满足为目的来获取收入的逐利行为。SCI指挥棒造成的发表要求，大量到国外的期刊上，很多“掠夺性期刊”或巨型OA期刊掠夺性现象应运而生［7］。这些期刊利用科研工作者的压力，或通过电子邮件寻找目标，或通过中介机构向作者推介期刊，作者时需支付高额论文处理费(APC)。无论是否严格进行同行评议，这些期刊多数在网站上都声明其遵循了国际同行评议标准，对论文进行了同行评议。2020年2月，科技部的《关于破除科技论文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中宣布:“完善学术期刊预警机制，定期国内和国际学术期刊的预警名单。”［8］12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国际期刊预警名单(试行)》，通过综合评判期刊载文量、作者国际化程度、拒稿率、APC、期刊超越指数、自引率、撤稿信息等，列举了具备风险特征、具有潜在质量问题的学术期刊［9］。“掠夺性”期刊还催生了工厂的产生。“掠夺性”期刊和巨型OA期刊的掠夺现象需要通过行业治理、社会监督，不断促进优胜劣汰，改变低质量期刊滥发论文的局面。国际上，多个学会或出版平台如ALPSP、DOAJ、INASP、ISSN、LIBER、OASPA、STM、UKSG和出版商联手创建了网站ThinkCheckSubmit，帮助作者识别“掠夺性”期刊。同样，中文“掠夺性”期刊是抛弃学术期刊质量性(学术质量、编辑质量、出版质量)、公正性、导向性办刊原则，忘记了学术期刊初心，纯粹以掠夺作者稿件处理费为目的的期刊［10］。国内相关管理部门、行业学会应该进一步加强治理，帮助作者识别“掠夺性”期刊网站，甚至期刊假网站或“”网站。3)避免为追求影响因子的不当自引或联盟引用，杜绝为追求经济利益或评价指标的各类不端行为。1．2注重学术、文字质量和传播质量。学术期刊内容为王，除了学术内容质量，文字质量和传播质量也是优秀出版物的重要标志。高质量的出版物读起来行云流水，给人耳目清新的感觉。国际期刊出版经验表明:1)出版机构应具备完整的编辑手册，指导和培训编辑以科学的精神认真进行文字加工，保证科学语言表述的严谨性，避免表述的冗余和杂芜;2)期刊出版机构还应该建立出刊后自审、年度审读等审查机制，文字质量奖惩措施，保证和加强期刊的文字质量不断提升;3)精美的构图、新颖的封面、高品质的印刷和装帧都是构成优秀出版物的重要元素，多数一流的期刊都有一流的封面创意，配合重点文章传播的短视频、网站头图等增强论文传播的设计［11］。这些方面，国内科技期刊值得进一步学习和尝试，加强探索。1．3提升效率，快速出版传播。让优秀的成果最先、广为传播，既是作者的心愿，也是出版者重要的责任。开设病毒肺炎(COVID-19)优秀科研成果学术交流平台，是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对优先出版能力的一次应急实战，对适应优先出版而优化的同行评议、编辑加工、生产制作、上线等流程的一次全面的演练，对各种管理制度的科学性、完备性进行了全面检验。2020年疫情初期的统计数字表明，文章从投稿到网上，平均用时6.2d，与国外知名出版平台相差无几。不同于国外预印本未经同行评议上线，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平台的所有论文均经过严格的同行评议。刊出时滞大幅度缩减，缩小了与国外期刊的差异，吸引了国内一批优秀科研论文首选在国内优秀期刊平台投稿和优先出版。作者十分重视论文首发确权时间、发表流程时长、平台的影响力及传播力，因此，加速期刊出版的数字化转型，建设有影响力的优先平台，就能吸引优质稿件回流，让更多优秀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12］。出版效率是信息传播力和期刊服务能力的重要指标。《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2019年停止纸刊订阅，2021年转向持续出版模式(优先出版与正式出版整合为一次在线发表)。文章完成同行评议和文字编辑立即在线发表，研究人员可更快地发现和引用研究成果。中华医学会杂志社自2020年12月推出“优秀科研成果优先发表平台”，正是考虑在确保学术质量的前提下，优化稿件审核和出版流程，大力压缩各流程时滞，提高出版效率，构建快速交流的学术交流生态系统服务作者［12］。国内平台需要加强对国际标准化技术的学习与应用，通过国际通行的标准化技术支撑，加强数据的多平台交割、共享、互联，提升信息的快速传播能力，增强国际显示度和国际影响力［13］。1．4全面的政策声明和管理制度。1)期刊出版机构管理制度应面向关联的各方，明确责任和权力的边界。内部出版管理制度主要面向编辑和出版人员，应实现编辑与经营分开，保证编辑独立。2)政策声明面向读者、作者、审稿人，其为科学出版的核心精神应该是一致的，编辑出版决策中公平、公正、开放、透明地对待每一位作者和每一篇稿件，重视阴性结果和负面成果的客观发表，鼓励交流与争鸣，保障作者权益。3)每本期刊创刊时都有明确的宗旨与目标，期刊应按既定方向制定出版定位与政策，向作者提供完整、翔实、清晰的投稿指南和常见问题说明，包括期刊的出版周期、接受的内容范围、写作规范、同行评审方式、稿件决策流程与标准、科研伦理及利益冲突表述与审查机制、版权与复制使用规则、数据共享机制、申诉与复议机制、勘误或撤稿程序、优质稿件绿色通道、必要的免责声明等。国内科技期刊在撤稿方面总体不够规范，或视而不见，或淡化处之，或网站一删了之。4)遵循论文缴存政策和数据支撑存储规定，规范提供数据，约定数据使用规则。5)对侵害作者、出版机构、期刊权益的行为严谨核实，妥善处理。包括侵犯他刊版权、一稿多投、不合理撤稿等行为。6)在更广义领域上，期刊出版机构的责任还体现在如下方面:对作者、审稿人、编辑的科学出版工作进行合理评估和评价，对发挥的积极作用予以对认可和致谢。创建学术共同体、学术交流社区等探讨文章科学价值的平台，举办学术交流活动。7)认真研究新兴技术，向编辑和审稿人提供必要的工具，助推智能辅助、科学评价、开放科学等新理念的实现。目前，一些公司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科学出版。例如丹麦高科技公司UNSILO利用基于人工智能“无监督概念提取”技术来分析稿件，提取结论与要点，总结研究内容，帮助编辑或审稿人做出决定［14］。8)期刊出版机构还应建好一体化出版平台，提升出版效率和展示效果。为体现社会责任和担当，应做好科学传播，积极开展科学普及。

2编辑的责任

2．1承担出版机构的责任。作为出版机构工作人员的编辑，通过工作合同服务和服从于出版机构，在某种意义上代表机构行使职权。编辑应遵守工作合同中约定的条款和指导方针，代表出版机构严格履行出版机构声明中承诺的出版、财务、版权、传播等方面的责任。对出版行为中的各种情况尽到合理注意和必要提醒，比如作者引用第三方图表是否涉及第三方版权，注意获得许可后合理引用;论文出版过程版权合同的合理签署与内容合法传播使用等。除承担出版机构的责任外，编辑直接面向作者、读者和审稿人，又有其特殊的个体责任。2．2面向作者的责任。1)面向作者和稿件，编辑需要初步审核作者身份和稿件是否存在学术不端。在稿件审理和发表阶段，编辑应对涉及人的研究进行严格伦理审查、关注基金标注的规范化避免潜在的利益冲突［15］、进行高效的同行评审、提出建设性的修改意见、高质量的文字加工、合理安排出版时效、认真对待作者提出的申诉、客观对待阴性结果和负面成果、积极开展学术争鸣。2)在工作中时刻以作者利益为先，注重原创成果的首发确权。2008年，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张辰宇向《Nature》投稿，《Nature》编辑要求修改，但同期有与该文结果部分相似的文章在《Proceedingsofthe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发表，如果修改后再审将导致后续发表时间较晚，张辰宇的原创工作可能永远无法得到承认。他带着《Nature》审稿意见改投《CellResearch》。收稿后，李党生主编带领编辑团队48h内审稿完毕，决定修改后立刻发表。该研究在生命科学中开辟了“细胞外RNA”的新领域［16］。3)避免侵害作者利益，审稿中保护作者的隐私和稿件信息，加强对审稿人的培训，避免审稿人在审稿中泄露或不合理使用信息，避免审稿延误时间。发表中保证作者学术研究成果的完整性。2．3面向读者的责任。1)保证学术质量，严谨执行审稿制度，对拟发表的内容优中选优，为读者提供最有价值的信息。2)做好科学传播。科学传播中的内容会给不同维度读者多样的学习角度。认真审核并明确标识出版中涉及的作者信息、基金支持信息、利益冲突声明等信息。注意标明信息的版本和的时间节点，利于读者对溯源［11］。3)积极开展公众科普，让科学信息发挥最大的作用。4)在新媒体平台的传播中，注重学术文章向科普转化中的内容多重审核。社交媒体时代，价值观多元化快速表达成为必然。在追求信息快速传播的情境下，要特别注意突发事件中媒体的社会责任，重视保证学术质量的措施。顶级期刊也难免因为数据审核不严格造成撤稿事件［11］。正如生物伦理学家Turner指出:急于发表COVID-19相关论文暴露出欠缺严谨性，影响到“学术金字塔顶端的精英期刊”［17］。2．4面向审稿人的责任。1)与出版机构和编委会共同制定审稿指南、审稿模式和具体要求，开展好审稿和终审工作。2)建好审稿人数据库，详细分类;管理审稿人，有针对性分配稿件，审稿数量合理;确保审稿人明确潜在的利益冲突，避免评审偏见;定期催审，警示审稿时间过长的审稿人，无原因的拖延审稿既是对编辑部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作者的不负责任。3)积极发现、培育审稿人。定期开展审稿人培训，介绍科学评价(手段、方法、经验)的进展，坚持保密原则，避免审稿人不合理利用稿件相关信息。4)在当下的学术生态中，存在着作者推荐伪造审稿人和操控审稿现象，这是编辑千方百计防范却终有疏漏的。编辑应尽到核实作者推荐的审稿人的责任，避免出现某些中介机构或不良作者钻编辑失察的空子。5)做好审稿人与作者之间的桥梁，及时、准确、全面地向作者转达合理的审稿意见，组织好涉及争议问题的往来沟通及答复。

3审稿人的责任

目前，国内设有“冶金史”硕士点的高校有两所：北京科技大学与郑州大学；设有博士点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学(以2007年全国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为准)。当然，从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单位或个人还有许多，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馆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专家华觉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学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较早，它是目前国内从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机构与权威机构之一，现在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为原北京钢铁学院的冶金史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为冶金史研究室，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柯俊先生担任顾问。该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在冶金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综国内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实地考察、抽取样品～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领域所谓的实证性研究方法；从其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来说，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类，处于内史的研究阶段。

实践证明，在科技史研究的历程中，内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与首要关注点，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因为人们认识事物，首先总是从认识其本身而开始的。浏览一下目前国内唯一的国家级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学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从其创刊伊始直至1999年，该刊所公开刊登的科技史学术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内史的研究范畴，即驻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论证的阶段，特别是在其20世纪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论文，几乎概莫能外，而对于与科技史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则很少涉及。这是我国国内科技史研究初创时期的研究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所以这也必然影响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众多的犹如冶金史研究一样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而最终形成了当时国内科技史研究的现状。其实，目前国内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仍然还裹足于内史研究的阶段，还处于蹒跚前进之状态。然而，放眼国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们早已走出内史研究的圈子，而关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关的一切外在因素——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哲学等等。例如苏联物理学家赫森1931年发表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和默顿于1938年发表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其实就标志着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转向。前者后来发展为以贝尔纳为代表的科学学，后者发展为以默顿为代表的在西方有着重大影响的科学社会学。这两者都把科技的发展作一种外在的、社会学的理解，从而开创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此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众多的伟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等，成为科技史研究领域的经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谓的贝尔纳学派；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或称之为默顿学派，除默顿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学界的规范结构》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还有本·戴维德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戴安娜·克兰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以及科尔兄弟的科学界社会分层研究等；同时，从其中还发展出了所谓的“后默顿”传统，即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它的出现，不仅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取得了话语霸权，而且在科学社会学界、科学哲学界、科学史界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外史研究的转向，能给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广泛的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其实，国外除了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科学技术之外，从哲学的视野来研究科学技术也是硕果累累的。从逻辑主义→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思潮；从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劳丹、夏佩尔这一连串如雷贯耳、耳熟能详的“主义”与名字中，我们确实感到了我国科技史研究的滞后。于是乎，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刘钝先生提出了新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再建制化”问题，按笔者的理解：“再建制化”问题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机制的继续提高与完善之外，更应该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实证明，作为一门连接文理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经历了目前萦绕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种“目前中国科技史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再搞”的梦魇之后，我们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必须跨出内史的门槛，走向与科技史密切关联的社会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关的领域，从而探讨它们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寻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发展领域，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新的研究思路，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这也许是目前国内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内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学术论文，还大都遵循“矿冶遗址考察、抽取样品一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之研究范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畴，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冶金史(historyof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认，这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曾为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进步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国际冶金史研究同行学人的高度赞誉。然而，作为对人类文明三大标志之一的冶金技术的研究却抛开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因因素而进行纯冶金内史的研究，视野确系过于狭窄。因为科技史本身发展的历程表明：任何一项科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思想等密切关联。因此，今后开展冶金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还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许是其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领域。

笔者认为，今后国内的冶金史研究除继续从事所谓的内史研究之外(这种内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随着国内科技考古遗址的逐年发掘、新的矿冶遗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对它进行内史性的研究与考证)，还可以而且是必须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研究：

[摘要]文章探讨了目前国内冶金史的研究现状，并且对其今后的研究发展方向作了初步分析，从而就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再建制化”问题作出冶金史研究的回应。

[关键词]冶金史；再建制化；研究现状；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设有“冶金史”硕士点的高校有两所：北京科技大学与郑州大学；设有博士点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学(以2007年全国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为准)。当然，从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单位或个人还有许多，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馆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专家华觉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学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较早，它是目前国内从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机构与权威机构之一，现在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为原北京钢铁学院的冶金史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为冶金史研究室，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柯俊先生担任顾问。该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在冶金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综国内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实地考察、抽取样品～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领域所谓的实证性研究方法；从其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来说，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类，处于内史的研究阶段。

实践证明，在科技史研究的历程中，内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与首要关注点，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因为人们认识事物，首先总是从认识其本身而开始的。浏览一下目前国内唯一的国家级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学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从其创刊伊始直至1999年，该刊所公开刊登的科技史学术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内史的研究范畴，即驻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论证的阶段，特别是在其20世纪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论文，几乎概莫能外，而对于与科技史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则很少涉及。这是我国国内科技史研究初创时期的研究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所以这也必然影响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众多的犹如冶金史研究一样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而最终形成了当时国内科技史研究的现状。其实，目前国内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仍然还裹足于内史研究的阶段，还处于蹒跚前进之状态。然而，放眼国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们早已走出内史研究的圈子，而关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关的一切外在因素——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哲学等等。例如苏联物理学家赫森1931年发表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和默顿于1938年发表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其实就标志着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转向。前者后来发展为以贝尔纳为代表的科学学，后者发展为以默顿为代表的在西方有着重大影响的科学社会学。这两者都把科技的发展作一种外在的、社会学的理解，从而开创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此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众多的伟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等，成为科技史研究领域的经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谓的贝尔纳学派；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或称之为默顿学派，除默顿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学界的规范结构》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还有本·戴维德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戴安娜·克兰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以及科尔兄弟的科学界社会分层研究等；同时，从其中还发展出了所谓的“后默顿”传统，即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它的出现，不仅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取得了话语霸权，而且在科学社会学界、科学哲学界、科学史界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外史研究的转向，能给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广泛的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其实，国外除了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科学技术之外，从哲学的视野来研究科学技术也是硕果累累的。从逻辑主义→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思潮；从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劳丹、夏佩尔这一连串如雷贯耳、耳熟能详的“主义”与名字中，我们确实感到了我国科技史研究的滞后。于是乎，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刘钝先生提出了新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再建制化”问题，按笔者的理解：“再建制化”问题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机制的继续提高与完善之外，更应该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实证明，作为一门连接文理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经历了目前萦绕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种“目前中国科技史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再搞”的梦魇之后，我们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必须跨出内史的门槛，走向与科技史密切关联的社会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关的领域，从而探讨它们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寻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发展领域，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新的研究思路，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这也许是目前国内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内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研究论文实验动物应用状况

动物实验是医学研究常用的方法和手段，在人类疾病的调查和防治研究等诸多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目前，国内外公认实验动物质量的标准化与否直接影响着科学研究水平的高低，实验动物水平应当与科学研究的水平相匹配。因此，人们愈来愈重视实验动物的标准化问题。但是，医学研究论文中对实验动物应用状况的描述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而描述的状况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实验动物应用的情况，也反映了科研论文的规范化程度［1］，并进而影响论文的质量和交流。作者通过对《中华医学杂志》、《中华内科杂志》、《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中华病理学杂志》、《中华肿瘤杂志》、《中国病理生理杂志》、《中国应用生理杂志》、《解放军医学杂志》、《第三军医大学学报》和《第四军医大学学报》1991～1996年各期刊载的呼吸系统疾病论文为例进行调查，并随机抽检了《RespirationPhysiology》、《EuropeanRespiratoryJournal》、《AmericanReviewofRespiratoryDisease》及《AmericanJournalofRespiratoryandCriticalCareMedicine》中应用实验动物的文章。填写问卷，依文献计量学方法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下：

1.10种杂志文献中呼吸疾病所占数量有明显差异，平均占总量的12.93%。其中《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中呼吸疾病占80.31%，《中华内科杂志》中占11.57%，《中华肿瘤杂志》中占10.11%，《中国病理生理杂志》中占9.55%，比例较高。《中华病理学杂志》中占7.96%，《中华医学杂志》中占4.81%。《中国应用生理杂志》中占5.54%。而《第三军医大学学报》中占3.73%，《解放军医学杂志》中占2.31%，《第四军医大学学报》中占2.53%，比例较小。

2.约有1/4的研究论文是通过动物实验进行研究工作的，几乎涉及呼吸系统的各种疾病，主要以阻塞性肺气肿、肺原性心脏病、支气管哮喘、呼吸衰竭、肺癌为主。几种杂志不平衡，《中国病理生理杂志》所占比例高达75.25%，《中国应用生理杂志》所占70.27%，比例较高，《第四军医大学学报》为62.07%，《第三军医大学学报》为48.00%，《中华医学杂志》为32.76%，《解放军医学杂志》为18.52%，《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为13.15%。而《中华内科杂志》和《中华肿瘤杂志》较少，分别为7.74%和8.60%。这与各杂志刊文的侧重点有关。

3.理想的动物模型应是规范化的，能够准确地重复再现。为此，应严格控制影响因素，力求一致性。影响复制的因素可分为两大类：动物因素和环境因素。动物因素包括遗传因素、性别、年龄、疾病因素。环境因素包括营养、气候、理化、居住因素。因此，研究论文中对这些因素均应描述。调查中发现文章标题作为研究核心，有39.08%的文章没有注明实验动物的种名，有些文章应用了不规范的俗名，如“大白鼠”、“小白鼠”等。24.43%的文章没有交代实验动物的品系、品种。57.47%的文章既不记叙实验动物的来源，也不交代其遗传背景。性别、年龄和体重因素，分别有31.32%、99.13%和13.79%的文章无记叙。一些文章实验动物的数目偏少，不足以达到统计学的要求。有11.78%的文章甚至未提实验动物的数目。当然，近交系动物可以突破统计学上的要求，但也必须满足一定的数目。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4.动物实验的条件：98.56%的文章根本不提及饲养方式，99.14%的文章对实验环境未记叙，仅有1篇文章(占0.29%)提到了实验动物的合格证。有5篇文章是应用裸鼠进行的实验，其中仅1篇提及动物实验条件。

关键词：综述文稿

编辑工作中发现,综述论文文稿存在的问题比较多,审编时须慎重处理。

1根据已有的综述直译转抄

这样做,难免有抄袭之嫌,因为"综述论文"不同于"译文"。在写作综述论文时,可以借鉴他人已发表的综述启发思路,但切不可照抄照搬。也就是说,必须结合自己的工作体会写出有别于他文的特色,有自己的侧重点。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进行文献更新,补足与自己侧重点有关的和该课题最新发表的文献,然后按照自己的侧重点重新命题,将全文重新整理,综合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如本刊收到一篇综述文稿,列文献30余篇,而正文不足4000字。在初审中发现,其题名直译自其中一篇文献,进一步发现其内容亦基本来自该篇文献,但鉴于选题是当前研究的热点,故决定让作者重新查阅文献,补足近年的研究进展,改写后再投稿,再审编。

2洋洋大篇,只是资料的堆积

有的来稿超过1万字,但内容既无重点又不深入,层次不清,概念模糊,甚至有误。究其原因,主要是作者对所综述的专题不熟悉,体验不深,不能很好地把握主题,而只是资料的堆积。对于这样的稿件退稿时即提醒作者,倒不如选一个自己比较熟悉的题目,哪怕是写一个较小的题目,只要在该专题范围内写得系统、深入,这样的文章也是一篇好综述。

近年来，多起关于国际知名期刊对中国科研工作者涉嫌学术不端论文进行“撤稿”处理的事件在微信等公众平台被报道和转载［1］;2021年1月21日科技部《有关论文涉嫌造假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2］，在公布多篇科技论文涉嫌造假被举报的结果后引发社会热议［3］，学术存疑论文成为关注中心。十大事件中，《Nature》封面文章“史上最小恐龙化石”的撤稿在新闻里与其他学术不端事件相提并论，但从最终撤稿声明［4］来看，该论文出现的问题并不能定论为造假，更类似学术争论或观点错误。对于科技部的通报，也有时评［3］提出疑问和思索:“怎么做论文不是造假、怎么做就是造假了?”在关注公众舆论对中国学术不端行为进行批判的同时，作为期刊出版者，我们应注意到:无论新闻媒体总结的“十大学术不端/撤稿事件”，还是科技部关于论文涉嫌造假调查处理情况的通告，均有涉及学术存疑论文，如何区分和处理类似事件值得我们全面观察和思考。虽然国外有规范［5－7］在定义学术不端或科研不端行为中提及应注意区分诚实错误(honesterrors，亦有译为“无心之失”)或意见分歧(differencesofopinion)，但国内研究［8－12］主要针对已被认定的学术不端行为，包括学术不端的定义、分析、对策，以及根据检测系统、撤稿处理等措施来分析其防范或遏制情况，部分文章［8，13］在分析学术不端时提及数据的无意错误或科学探索的“试错”特征，但没有对期刊如何区分处理学术存疑论文进行详细明确的分析。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ORI)审查的指控［14］中，1994—2004年的259起调查案件有49%被最终认为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2004年289名举报者中只有51%的人指控的情况被证实为学术不端。被举报的学术存疑论文有一定概率并没有不端行为或无法证实有不端行为，此外，针对如何处理不准确指控或如何证明无罪的文献也很少［15］。对于明确的学术不端行为，遵照相应的规范或规则进行调查处理即可，但是实际操作中有较多论文事件涉嫌但难以明确学术不端，因此有必要界定学术存疑论文的分类和特征，探讨区分处理的策略，有助于科学严谨地对待科技期刊编辑出版过程中的学术问题，在促进科研诚信的同时保护科学探索的试错本质，集中力量精准打击不端行为，净化学术环境。

1学术存疑的定义与分类

学术存疑是指科技期刊编辑出版的论文在学术有效性上受到质疑但不能证实学术不端行为的一类特殊情况。根据其性质或来源，最终可区分归入潜在的学术不端(怀疑但证据不足)、诚实错误、学术争议或观点错误和研究质量低劣等问题。

1．1潜在的学术不端

从国内外各种指南规范等看，学术不端的定义至今没有完全统一，但其共同特征在于这类问题是作者带有明显意图的行为所致。根据美国科学编辑理事会(CSE)、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ICMJE)和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英国制药工业协会(theAssociationoftheBritishPharmaceuticalIndustry)、世界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资助基金之一惠康基金会(theWellcomeTrust)等规定［7，16］，作者“剽窃”“伪造”“篡改”“不当署名”等故意作为均属于不端。但事实上有些论文是否存在不端行为，往往难以甄别和证实。例如，赵丽莹等［17］提出的部分“灰色不端行为”，作者在基金标注、共同署名上可能有不实或随意标注，科研结果进行切片发表等;或者部分记录丢失无法提供原始数据链［18］，作者根据某一标准对部分数据识别为异常并剔除，研究论文表现出支持某理论的明显倾向性等。

1．2诚实错误

2018年11月14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1］。2019年8月，四部门联合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目标，阐明一流期刊建设的措施和方法，进而全面开展我国科技期刊数字专业化、集团国际化进程，建设开放融合的中国科技期刊体系［2］。该《意见》是推动我国科技期刊发展的战略性文件，为我国科技期刊的建设指明了方向。科学传播能力作为软实力的一种表现形式，中央层面针对科技期刊发展的顶层设计已经制定。为此，中国科协也实施了科技期刊资助计划，但是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并不是短期可以实现。谈到中国科技期刊，从业者往往听到的是“小、散、弱”，缺乏技术、缺乏人才、缺乏政策、缺乏资本集群化运营，体制机制改革复杂且困难。为此，在此背景下，期刊从业者针对世界一流期刊建设，提出了“造船出海”［3］、集群化、国际化、数字化［4，5］等发展路径。林鹏［6］则对我国创办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路径提出相关建议。梁燕［7］提出，我国创建世界一流科技期刊需要建设国际化的大型期刊出版平台。金会平等［8］提出把创办“高精尖”科技期刊作为建设世界一流期刊的突破口。尽管出现一批优秀期刊，如《NationalScienceReview》《CellResearch》和《Light》等，但整体上学术影响力远远不足，具体表现为管理分散、单刊体量小、学科分布不均衡、学术竞争以及高水平期刊数量严重不足。但实际是我国科技期刊总量已超过5000种，居于世界第三位，表现为体量与影响力的严重不匹配。因此，本文就探讨如何组织优化科技期刊组织系统，合理配置资源，集中力量，为建设世界一流期刊创造条件。

一、期刊组织架构现状

1．组织形态。我国科技期刊主管单位有1345家，只有72家单位主办10种以上期刊;而主办单位3238家，拥有10种以上期刊的只有31家;出版单位共计4391家，只有8家出版单位出版的期刊超过10种［9］。多数编辑部只拥有期刊，人员规模不大，期刊影响力小以及资源分配率低，这种各自为政的发展模式，造成了大量物资的浪费，同时也不能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局面［10］。随着科技发展和学科类别的细分，大量数据的积累，各类信息资料数据化形式的存储，单个刊物难以满足期刊运营中各方面专业化的需求，为此国际期刊都表现为集群化运营的形态，而未来学术发言权的竞争实际上是期刊集约化之间的激烈竞争。目前国际上约超过有10500个出版机构，出版的期刊约为6万种，主要出版商为: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Nature)约3000种，爱思唯尔(Elsevier)约2960余种，泰勒•弗朗西斯(Taylor＆Francis)约2700种，威利(Wiley)约1700种，共计占总数6万种的16．2%。在SCI等高质量期刊收录与检索数据库中，期刊发表更趋向于大型出版机构。另外中小出版机构通常以“抱团取暖”的方式获取资源聚集的优势，如全球学术与专业出版者协会、欧洲科学编辑学会(EASE)等，这类协会对于国内中小出版机构提供了可借鉴的发展模式。2．出版方式。目前，我国科技期刊多为出版周期较长的双月刊(1963种，占总数的38．86%)、月刊(1847种，占总数的36．56%)、季刊(724种，占总数的14．33%)。多数期刊年载文量均不高且呈逐年减少的态势［6］。2019年JCR统计显示，中国SCI期刊259种，但占总量不到3%，Q1区期刊数量为58种，尽管影响因子逐年增长，但是与中国科技迅猛发展的实力并不匹配。2015－2019年间中国发表的SCI论文数量从30万篇增加至超过50万篇［11］。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信息称2018年中国国际科技论文数量连续9年排在世界第2位。国内科技期刊无论数量与质量都不能满足中国科学技术成果发表的需要，国内的学术论文部分已经达到世界前列的水平。如何加快出版形式建设，提供高品质科技期刊数量，消化国内稿源，成为中国科技期刊的首要问题。出版量少，体量不够，外流稿源无法消化，因此，需要改进数字出版范式。研究发现数字内容访问数量与期刊的复合影响因子呈正相关，通过数字化形式出版的科技期刊是读者主要阅览期刊内容的来源。数字化建设不但可以促进期刊影响力的提升，而期刊影响力也对期刊数据化也有支持作用［12］。《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8)》显示，Springer•Nature发表的研究论文有27%采用了开放获取模式。大多数出版公司正推进OA出版模式。通过在期刊打造OA网络传播数字平台，如SpringerOpen、PLoSONE等，全新的期刊出版经营模式优势越来越大，如BioMedCentral出版相关的生物医学类学术网络期刊中，有近100种被SCI检索和收录［13］。OA出版已经推动期刊出版流程的重新塑造和业务模式更新。随着OA出版的快速发展，数据期刊化的传播过程、资本运作模式等都会不断转型。OA期刊数量从2001年的86种增长到2018年的1254种(占比17．70%)。加快我国OA期刊发展步伐也是当前管理部门的课题之一。3．评价体系的多元化。当今，我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发行，以国内三大数据库(中国知网、万方、维普)为主的大型数据出版商，虽然取得了较快的进步，但未建立起国内外广泛认可的评价体系，其学术价值严重依赖于三大检索，包括:SCI、SSCI、EI等国际知名的评价标准，不利于推进中国科技期刊建设国际化步伐。而国内的期刊评价主要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大核心)、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和CSCD三大数据库为主。如此结构的评价体系并不足以抗衡国外的标准体系，建设国家科技期刊的同时，也需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且与国际接轨的评价体系。为此，要整合相关管理部门，建立中国学术期刊等级评价体系规划工作。加强整合利用各个组织网络信息资源，建立广泛的科技期刊宣传口径，为建设世界一流期刊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广泛联系国内科研从业者在建设世界一流期刊上积极响应国家全局规划部署，加强国家和社会的政策和价值观引导，完善评价体系，主动通过建设性的行动，把学术成果在祖国的大地上，增加国内科技期刊高水平学术成果的载文量，一起建设国内的世界一流期刊。

二、期刊体系组织建议

1．打造行业协会平台，建立产学研培养体系。我国科技期刊主要的管理模式为“主管—主办”，高校或科研院所占据了大量的办刊资源，部分编辑部经过机制改革后，通过人力资源、财务、运营资源等集中统一经营管理，将资本运营形成的理念融入期刊自身发展的驱动力［14～16］。目前建成较大的期刊群包括:中国光学期刊群、材料类期刊群、中国地学期刊群、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中国抗癌协会系列杂志等平台期刊集群，以及《CellResearch》为核心的期刊集群、《中国科学》系列等专业期刊集群。目前，这些期刊集群中表现较强实力《CellRe-search》《光:科学与应用》《计算机测量与控制》《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等“高精尖”科技期刊［17］。研究［18，19］表明，学科专业内容相类似的期刊群整合，可以使期刊群集中某一领域内的最新信息传播，形成行业资讯集中、新品研发展示的优势平台，进而形成马太效应，期刊集群对内部可以起到优势互补，对外可满足多层次的人群的需求，缓解办刊规模小、品牌影响力低等问题，或将成为解决制约我国科技期刊发展的主要手段。2．扩大编辑含义，解决编辑学术化等专业问题。世界一流期刊需要一批世界一流的编辑人才。在高校借助双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期刊主办单位需要广泛邀请更多学者、重点学科的研究人员参与到期刊的建设之中。期刊编辑部人少事杂，高校人才资源溢出，加强学科内的广泛联系，针对具体学术研究进行深入探讨与报道。以《Nature》为例，具有70多位编辑，大多具有博士学位，具有领域类专业的研究和工作经验，能够主动追踪学科热点、难点问题，独立完成相关学科前沿的评述稿件［20］。如PhysicalReviewLetters编辑团队拥有学术水平非常高的专业化编辑，21位编辑均为博士学历，且都有丰富的科研经验和科研成果。戴杰等［21］认为，目前科技期刊编辑的核心任务是提升科技期刊学术质量和国际影响力。职业化编辑成长为专家型编辑是现代编辑人职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此基础上，在激烈学术以及科技的发展态势下，单纯依靠专职编辑的人力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吸引学科内专家学者参与到编辑部日常运营过程中，加强学术共同体的联系，才能精准把握学科发展、期刊形态演化方向。3．构建自主出版平台，加快数字化媒体融合。通过构建自主出版平台，探索全新的办刊模式。传统科技期刊以知识传播、科普知识为主，与科学界精准的知识服务推送联系并不紧密。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时代到来，其必将给期刊发展带来新的变革，以媒体融合为主要趋势、人工智能为主要手段的全新的期刊发展模式是大势所趋。主动迎接时代的浪潮，跟随技术以及观念的发展，不断更新知识储备，是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现实要求。规范的高质量的期刊数据是学术出版的核心竞争力。多类型的产品和服务是知识数字化必然大趋势［22］。

目前条件下中国期刊编辑界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只有聚合人才，提高组织效率，更新管理模式，加快各学术领域的资源整合，深化产业链合作，提高技术维护的能力，同时重视运营销售方式，重视数字化出版及营销，才能在未来知识出版、期刊发展中，获得建设世界一流期刊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