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学论文范文10篇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是本校本科教学的定位。在这一框架下，国际公法作为法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之一,其实践教学面临着很大的困境，同其他法学课程相比较，国际公法学课程教学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主要体现在理论的抽象、体系的庞大以及内容的复杂上。因此，对于法学本科专业的教学而言，仅凭课堂理论教学，无法应对与理解国际公法的相关理论更无法达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美国大法官霍姆斯称：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国际法的实践教学作为沟通国际法理论和现实的桥梁，对于国际法基本理论的学习及培养和提升学生实践能力以及职业能力的平台，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应用型的教学模式要求下，法学专业一般都开设了实践性教学课程，总结起来有见习、法律咨询、社会调查、专题讨论、模拟法庭、审判观摩和毕业实习等，这些课程对于加强法学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提高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国际法学课程的特殊性，实践教学方面的困境日益明显。

一、国际公法课程的特点决定了国际公法实践教学的困境

（一）国际法法理基础薄弱。在国际法学体系中，对国际法基本理论的研究历来不构成一个独立学科，即国际法学之“法理学”一直缺失①。在法学教育培养方案中，在具体部门法学习之前先进行基础理论学科的学习比如法学导论、法制史、宪法学等，这些基础学科的设置和学习为了以后的部门法的学习奠定了基础，但是对于国际法的教学并没有产生很大的作用。国际法与国内法是两个法律体系的二元论说法已经被广泛接受，双方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是同国内法相比，国际法律体系形成的比较晚，欠缺深厚的基础原理研究。学生往往不易理解国际公法的理论基础，他们所熟悉的国内法的理论基础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法学思维在国际公法的学习中不能适用，这些不仅对国际法的基础理论教学和学习产生障碍，更进一步影响了国际法的实践教学。（二）国际法体系庞杂。作为法学本科的基础学科之一的国际法学，其学习内容依据调整的国际关系的法律性质归类于不同的法律部门，其内容比较庞杂。主要内容基本有国际法主体理论、国家领土、国际海洋法、国际航空法、外层空间法、国际环境法、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及武装冲突法等。这样复杂庞大的内容体系对国际法的教学技术和教学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在实践教学这一环节比如采用案例教学法时，如何对案例进行选取、案例如何呈现、如何设计思考问题、如何进行案例的总结评价，相比于国内法的实践教学要困难很多。（三）复杂的国际关系的变化对国际公法的影响。国际公法与国际关系之间关系非常紧密，而国际公法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教学相辅相成，这些特性决定了在两个学科中教学互动的必要性②在国际公法的教学中，运用国际关系有关的论据和方法来说明和解决国际公法的问题，比如二战的结果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格局，其后果在国际公法领域引起的相关规则原则的变化。在比如通过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对我国边境问题解决的影响来说明国际公法上有关领土的相关规范及原则。然而这种教学方法会面临着两个学科理论体系的冲突问题，这两个学科的基本理论存在的较大的差异导致了法学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国际法的同时还要掌握有关的国际关系的理论知识，这对他们来说在理解和掌握上都存在着一定的难度。

二、国际公法课程实践教学的特点决定了其困境

（一）学习理念上重国内法轻国际法。国际法是调整国际法主体之间关系的法律，体现形式为国际条约与国际惯例。同国内法相比,与学生实际生活的距离比较远。在国内法的学习方面,基本理论的学习及相关的法律规范的制定与执行方面学生不会有太多的疑问。而国际法中无论是国际条约与国际惯例其成为国际法律规范还是在调整国际关系方面发挥作用的时候,都不会体现为有国家的强制力来保证实施这一法律特性,更为难于理解的是有时候事件的结果与现行的国际法律规范相关的规定是不一样的甚至是相违背的，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对于国际法律规范对国际关系的调整效果会产生质疑。国际法的实施效果的确定性弱于国内法的实施效果,国际法没有国内法的实施方面的强制力保障。比如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禁止使用武力和武力相威胁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但是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明显违背的这两个原则,但是美国并没有承担相应的国际法律责任。所以学生对国际法相关的理论知识与制度理解相对有一定的困难，学生的学习动力不足。很多同学在基础理论学习中重视国内法轻忽国际法，导致了在实践教学中忽视国际法。（二）国际法规范效力来源的特殊决定着国际法实践的特殊性。国际法律规范是国际法主体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规则原则。国际法规范的效力来源于“各国的协调意志”。所以国际法规范的应用体现在国际法主体之间政治经济交往中的博弈。国际法规范的应用体现在国际法主体之间的国际交往中,体现在国际关系的处理过程中,对这一过程学生没有参与感，大多时候感觉是一个旁观者，缺乏对国际关系和国际社会直接的感性认识，往往觉得国际法不是法，只是国际关系中的行为规则而已。同国内法实践与学生实际生活息息相关，学生能够亲自参与及亲身体验相比，国际法的实践具有一定的距离感，学生的感受以及带入感不强。（三）实践教学模式尚未体系化。国际法实践教学中缺乏科学的系统的理论作为指导。目前的法学本科教学中，应用型教学模式的要求培养学生的实践教学能力，除了少数的实践教学模式比如模拟法庭和毕业实习，其他方面并没有形成长效的机制并纳入到教学要求和计划中。各种实践教学模式之间衔接的不够合理，并未处理好国际法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之间的关系，往往在大一的时候安排国际法的理论学习，但是到大三的下学期及大四的时候开始安排实践性教学，两种教学缺乏互补性。对于国际法学实践教学环节存在的困境如何来解决，研究成果并不多。大多数都是从法学教学总体上来论述实践教学模式的改革，针对的大多是国内法的实践教学环节。对于国际法来说，大多数都停留在某一种实践教学模式应用的论述上，比如抗辩式教学模式在国际法学课程中的应用,或者论述了国际法某一方面的理论的实践教学环节，比如国际海洋环境污染方面的教学实践环节的设计等。因此可以看出，国际法实践教学的困境仍然存在。

三、国际公法实践教学困境的解决思路

WTO规则与我国反倾销法的完善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张志兵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WTO规则与我国反倾销法的完善

为了帮助中国读者了解日本的《国际法》教学与研究的基本情况，笔者根据手头掌握的日文原版《国际法》著作的有关论述和各个章节的注释及参考文献，对日本《国际法》基本文献作简单汇总如下：

一综合性著作

经过近二百年的积累，日本学者撰写了大量《国际法》方面的著作，这些著作有的深入浅出，适合非法律专业的一般读者阅读；有的著作条例清楚，结构严密，适合法律专业作为教材使用；有的著作重点难点突出，针对具体问题进行论述，适合自学者或备考者使用；有的则属于学术性较强，篇幅较大的论著，适合深造者参考，下面我将分别予以介绍。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实行“脱亚入欧”的国策，日本一般民众就有了学习《国际法》知识的热情。1970’s起，日本开始谋求政治大国，“国际化”成为日本时髦的口号，为一般民众了解和学习《国际法》而撰写的著作也大量出版，其中在日本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以下几种：①田茂二郎的《国际法讲话》（有信堂，1991年）。这本书因其曾以收音机广播讲座的形式在社会上传播，深受听众喜爱，加之它从日常生活角度出发，简洁而系统地谈论国际法知识，非常适合“国际化”过程中的日本。②村繁的《国际法初步》（法律文化社，1992年）。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得出，这本书是从初次接触国际法的人的角度，来全面说明国际法的。③高野雄一的《现代国际法》（北树出版，1990年）。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它围绕“和平、人权、秩序”等国际社会的焦点问题，来阐述国际法。④横田洋三编的《国际法入门》（有斐阁，1996年）。这本书就是以法学部以外的读者为对象而编撰的《国际法》入门书。

法学专业是日本大学最主要的专业之一，绝大多数大学都设有“法学部”。在法学专业中，国际法自然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门专业课，由于日本大学教育更强调自由，所以大学教材也就没有我们中国的所谓“统编”之说，日本大学的主讲教师或者单独，或者集体编写教材，供学生选择使用。1990’s以来，日本出版的国际法教材主要有：

（1）高林秀雄等编：《国际法Ⅰ·Ⅱ》东信堂1990年出版

现阶段，世界经济呈现全球化发展趋势，各国之间不断扩大在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加大了相互间的依存性。但在合作与和平的背景下，国际局势常常会受到局部性动荡和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国际法教学也会受到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如果依然按照传统的国内法学教学方式开展教学，将无法适应国际法教学的需要，并且会让学生感觉学习国际法非常抽象和枯燥，大大降低学生学习国际法的兴趣和积极性，最终造成国际法教学效果不佳。因此，在新国际形势下，研究和探讨国际法教学的优化策略，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各高等院校在国际法教学改革方面的重要研究课题。下面，先讲一讲国际法教学的三个特点。

一、国际法教学的特点

（一）多样且聚焦，庞杂但不乱。国际法学浓缩性很强，只聚焦于国际私法、国际公法和国际经济法三个方面，却涵盖了几乎所有的国际关系问题。国际法门类较多，表现出繁杂的特征。例如，国际经济法广泛涉及到国际保险关系、国际货物买卖关系、国际税收关系、国际投资关系等，但这些国际关系又都能归结到私法关系、公法关系和经济关系上来，因此说国际法学杂而不乱。（二）国际法中缺少“法理学”。与国内法相比，国际法的法律体系并不是特别发达，如国内法体系具有法史学、法理学、宪法学等基础性学科，国际法体系却没有。所以，国际法教学一定要设置在国内法教育和基础法理学教育后面，其一方面是学习循序渐进和知识积累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因为国际法有很多基础性原理、概念需要借助国内法来理解。由此可以看出，没有基础性学科的统领和支撑，不但会影响国际法学的发展，还会影响到国际法学的教与学。（三）国际法学受国际关系影响较大。国际法学与国际关系学的视野相同，都是以国家为中心密切关注国家的发展与和平问题，以及“国际治理”、经济全球化等国际问题。国际法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有着频繁的学术互动，它们都在彼此学科中汲取营养，找寻各自的理论支撑点。尽管国际法运用国际关系目前只是局限在国际关系的基本原理方面，但这也说明了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之间的跨学科分析已被学界所认可，并已蔚然成风。另一方面，国际法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互动性也体现了国际法学鲜明的政治色彩。从国际法学的内容可以看出，在冷战和后冷战时期国际法的教学内容是不同的，这反映了国际法学教育必须服务于外交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需要。所以，国际法学教育也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把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实践深入融合到国际法学教育中，将会大大提高国际法学的教学效果。

二、当前国际形势对国际法教学的影响

（一）国际形势严峻。步入21世纪，国际形势依然严峻，在战略上西方国家对中国仍然实行挤压政策，在领海领土权益上中国和周边国家还存在争议，国际形势非常复杂。另外，在新兴领域也凸显安全问题，围绕网络、海洋、太空、极地等问题的争斗不断。随着对外交往的不断增加，我国要想在国际形势下更好地体现本国的主张和立场，需要以国际法为依据，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国际法专业人才。（二）国际法教育目标的变化。国际法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可直面目前社会问题和国内国际环境，能全面考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因素，以及本国国情和外国先进法律经验，可创新性解决法律问题的专业人才。假如培养的国际法人才只会像计算机一样，机械地应用法律，那样就很难促进社会的发展。因此，在新国际形势下的国际法教学应当培养更多具有思考能力和分析能力、富有法律思想和法律精神、具备法治信仰的人才，而不是让学生掌握所有的法律或法律的一切。

三、新国际形势下国际法教学的优化

一、检索国际法学教材和专著的数据库

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是检索国际法学教材和专著的很好的平台，目前自建数字资源内容涉及中文电子图书、博士论文、期刊、报纸、音像资源等，包括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多种类型。我们可以在线检索相关的国际法学资源。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检索文献资料，只需要在线注册申请就可以分享海量的资料。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检索国际法学教材和专著，在进入首页后点击“图书”的标签，其首页显示“图书.数据库”的标签，点击进入到“馆藏中文图书”的界面，在其界面选择“D政治、法律”的标签，只需要所知道的信息就可以在线阅读该数目。

二、检索国内国际法学期刊论文的数据库

中国知网是全球领先的数字出版平台，是国家知识基础设施的概念，由清华大学、清华同方发起。中国知网是集期刊、博硕士论文、报纸、外文文献、年鉴等于一身的广大的数据库，但是对我们最有作用的是其海量的期刊论文。中国知网的期刊论文全面、更新快。在该数据库检索期刊论文，你只需输入关键字就可以检索到你需要的论文，你可以筛选出最符合要求的论文进行下载。以检索“国际能源合作”为例，登陆中国知网，键入“国际能源合作”点击“文献搜索”就会出现于关键词相关的期刊论文。

三、检索国际法学外文文献的数据库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为法律研究提供全文检索的联机服务系统之一，现在的信息资料已经包括：第一，原始法律文献信息主要有美国联邦和各州的判例法、美国联邦和各州的立法和法律法规。第二，全球性二次法律文献信息主要有约900种法律期刊评论、法律专业书籍和法律百科全书、辞典。在登陆后，点击进入“首页”，进入“legal”主页。该主页的文件夹包括：其一，二次法律文献，在此文件夹内我们可以检索到法律评论、期刊论文、法律书籍等各类专家学者著述资料；其二，美国案例,该文件夹包含所有案例、联邦案例、最高法院案例等资源分类，我们可以更方便的确定检索的案例的范围。其三，美国联邦法律包含了美国法典、联邦法规、美国法律公报等各类信息，检索国会立法或政府法规规章一般在此项目下寻找资源。其四，美国各州法律在各州的目录下，我们可以根据分类找到所需的资源作为检索的范围。在中，除了想上述通过文件夹一级一级的检索到相关的资源外，还可以通过直接检索的方式来找到所需的文献资源。在主页中点击“Findasource”的标签，在“option1”中输入你所需要查找的关键词，点击“Find”进行检索。你就可以找到你所需要的文献资料。SSRN拥有海量的外文期刊论文，而且SSRN较之好操作，在检索国外期刊论文时，使用SSRN比较方便。

摘要：国际法学问题研究中最常用的三种研究方法是比较研究、实证研究、文献研究，但在目前的研究运用中都存在一定的误区：比较研究中出现了大量为了拼凑字数而选取重复比较对象的情况；实证研究中，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缺位的情况也值得关注；而这两个问题均与缺乏扎实的文献研究有关。在以上三种方法之外，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值得借鉴、引入国际法学的研究中。

关键词：国际法；比较研究；实证研究；文献研究

翻开任何一份国际法领域的科研项目申报书，在“研究方法”这一栏几乎都能见到这样的方法罗列：比较研究、文献研究、实证研究。以上三种方法是在国际法学学科的问题研究中，甚至是整个法学领域的科学研究中，都是得到广泛接受和运用的主流研究方法。虽然是老生常谈，写各种报告、申请时总挂在嘴边、写在纸上，但是对于这三种常用的研究方法的真正内涵和实际使用，事实上还存在一定的误区和盲区。本文旨趣在于在笔者日常的研究学习的体会之基础上，讨论国际法学问题研究中常用的三种方法———比较研究、实证研究、文献研究在研究及写作过程中的运用可能遇到的问题和误区，并探究是否还有新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引入国际法学的研究中。

一、三种传统方法在运用中可能存在的误区和盲区

（一）比较研究。典型的比较研究方法的使用过程大致如下：在某一具体问题上，在两类国家中分别选取几个样本与我国进行对比。一类是相对比较有经验的国家（大部分情况下在英美、欧盟、德国、日本等国中选取），另一类是和中国类似的起步较晚、国情相近的国家（大部分情况下在印度、韩国等国中选取），有时还会选取在这一问题上未有动作的国家作为比较对象（如在自贸区战略研究中，选取未发展自贸区战略的国家）。通过对比分析其他国家相关问题的实践和研究，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分析中国的实践存在的问题，借鉴他国的长处，整理出可取的发展经验。1.比较研究方法的优点比较研究方法在近些年的法学研究，尤其是国际法学研究中被越来越多的运用。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国际法律关系是“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的国际关系”[1]的内涵有着不可分割的重要联系，但与此同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比较研究的方法在科研论文撰写中，因其所具有的以下两大优点而受到作者欢迎。首先，充实文章内容。对于同一法律问题，不同的国家与地区的做法即使在大方向上遵循相似的解决思路，但在具体实践中必定有其特色所在。因此，无论想写多长篇幅的文章，亦无论作者在能力上对于每一种实践能做到多详细的分析，只要选取足够数量的样本，总是能够在字数上达到要求。其次，丰富表现形式。两方或多方经一番比较之后，在小结部分列出一张表格，既梳理了前文的论证成果，又给文章增添了图表的表现形式，使得文章不只是密密麻麻的方块，表达方式上有所变化。2.比较研究方法使用中的问题从以上对比较研究方法的优点的描述中，我们就不难发现，在比较研究方法的使用中可能存在这样的误区：选取的对象缺乏代表性，或者，为了凑字数而选取多个雷同的研究对象，从而导致某一部分的比较研究缺乏学术价值。之所以存在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比较研究被普遍当做一种很简单的方法，在选取比较对象的时候，想当然地直接投向英美德日等传统上认为法律制度更先进的国家的怀抱；殊不知比较研究的基础应该是广泛的阅读和收集，继而在大量比对的基础上，最终选取一个或几个对象。另外，在选取了合适的比较对象之后，更重要的是将二者之间的比较分析做得透彻。目前大量的比较分析都停留在表层的现象面，比如将美国的规定与中国的规定分别罗列，篇幅长者可能再附上一两个案例，之后总结美国与中国有什么不同、中国应当向美国多多学习，最后收尾完篇。然而，现象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中国在立法时为什么没有借鉴美国的立法模式，这与中国现今的社会条件、经济政治环境、民众接受程度都分别有哪些关系，对以上的问题均缺乏分析和解答。因此，比较研究方法虽然在国际法学论文写作中的出镜率颇高，但真正对其运用的效果并不理想。比较研究方法不应当只是作为拼凑字数的法宝被使用，广泛的阅读、涉猎才是支撑比较研究的坚实基础。（二）实证研究。1.所谓“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在近年来国际法学的研究中是一个日渐受到关注的新热点，众多教授学者也一再强调其重要性。宋连斌教授指出，脱离了实证研究的国际法学研究存在两大弊端：其一，模糊了国际法之法学性质，而更偏向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其二，没有实证研究作为支撑，使得研究成果之说服力欠佳[2]。有鉴于此，越来越多的国际法学研究中开始出现实证研究的影子。为什么说是实证研究的“影子”？我们来看国际法学科研项目申报书中在研究方法一栏关于“实证研究”的常见阐述：在现状解读、困境分析、对策思考的多个层面上，注意结合各国的典型案例，并收集近期发生的最新案例，从实践角度发现问题、着手研究、解决问题。这一思路在精神上的确与实证研究致力于回答“实际是什么”的精神是一致的，重点落在对案例的收集和分析上，可以说事实上是将实证研究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一种方法。不可否认，这的确也是一种实证研究，但这种研究方法更偏向于定性研究，在观察、描述的基础上对现象尝试进行解剖和分析，从纸面上来到纸面上去，缺乏数据和图表的支持。2.对白建军教授实证研究的分析学习如果拜读国内法学界致力于实证研究的白建军教授的一系列实证研究作品，便不难发现，一份扎实的实证研究需要大量的样本数据及多角度的数据分析统计结果支持，质言之，实证研究中定量分析不可缺位。以白建军教授的《法学博士论文选题创新性实证分析》[3]一文为例，白建军教授以刑法学的学术论文选题为研究对象，选取了中国大陆1987—2005年的全部刑法学、犯罪学的博士论文共351篇作为研究的数据样本，探讨的主题是论文选题与学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在一般的统计学意义上，样本数量大于30即可被视为“大样本”[4]；白建军教授所选取的样本数量已达到351个，且限制在了同一学科同一地区内在连续一段时间内取样，可以说取样过程考虑了多个因素，具备了一定的客观性和周延性。但在文章的第一章，白建军教授仍旧不厌其烦地从多个方面论证了这一取样的科学性：（1）能否用论文题目代替选题；（2）博士论文能否作为整个学术科研界的代表；（3）对刑法学、犯罪学论文选题的研究结论，能否推广至法学其他学科、甚至于整个社会科学。在对样本的数据分析中，白建军教授首先从问题类型、学科领域、问题容量三个角度对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再将三个角度两两组合，排列出三个新的角度再进行分类统计及排序；在基础数据分析之后，白建军教授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从文章所想要探究的选题与创新性的关系这一主题出发，从研究倾向和出新模式两个角度引入新的变量，对样本数据再次进行分割和统计。暂且撇去文章的具体分析与结论不看，单就这一步一步对一个较为庞大数量的样本的逐步切割、分类和统计而言，白建军教授的这篇文章不仅仅是将定量分析作为一个分析方法，而事实上是将定量分析作为了整篇文章的最重要的部分，定量分析才是文章的主体，也是结论最重要的论据和论证。这可能与我们惯常的对法学论文的印象大相径庭，但这才是实证研究应该学习和前进的方向。（三）文献研究。无论是以上提及的比较分析、实证研究两种研究方法，还是其他的案例分析、历史分析等研究方法，事实上都必须建立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可以说，文献研究是国际法学研究、甚至于法学学科和整个社会科学学科最重要的研究基石。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文献研究所给予的关注是少之又少的。毕竟，在大多数人眼里，所谓“文献研究”等同于“阅读文献”；而“阅读”这件事对于做研究的学者、研究生而言已经做了十几甚至几十年，又有何特别值得讨论之处呢？首先应当明确，“文献研究”不等于“阅读文献”，或者说，“文献研究”之范畴应当远远大于“阅读文献”。“文献研究”这一研究方法，事实上涵盖了从检索文献、搜集资料开始，至阅读文献、摘抄笔记，再到整理汇总、提炼升华的整个过程。这一误区导致了两个盲区：在以往的文献研究过程中，我们将主要的精力都花在了“阅读”上，而忽视了在检索搜集和汇总梳理这两个环节。也正是因为这两个环节被忽视，才更有可能导致了前文所述的两个问题：（1）在比较研究中，比较研究的对象选取不当，因为部分可能更适合作为比较研究对象的文献资料并没有被搜集整理；（2）在实证研究中缺乏定量分析，因为一方面缺乏定量分析的基础———大量的数据，另一方面缺乏对数据的归纳、分类和总结。由此可见，文献研究不仅是其他研究方法实施的重要基础，在日常的学习和科研写作中，也是对作者搜集整理资料、归纳汇总能力的训练和提升；而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者而言，由于文献资料常以外文形式存在，对我们的检索能力、语言运用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都更具考验。

二、新方法引入之讨论

内容摘要：中央领导多次强调应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和学习、充分运用国际法，但是实践中对国际法在依法治国中作用的认识还是亟待加强；学习和运用国际法是依法治国不可或缺的内容；本文提出了在依法治国中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的几个对策。

关键词：依法治国法治国际法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的十五大确定的基本治国方略，是宪法的明确规定。依法治国，是一项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的系统工程。本方拟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论述国际法在依法治国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建议。

一、对国际法在依法治国中作用的认识亟待加强

中国的法治工作起步较晚，国际法同样走过弯路。[1]但是我国的中央领导高瞻远瞩，对国际法在依法治国中的作用还是有深刻的认识的。

1978年12月9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大力加强国际法的研究。”[2]

「内容提要」论文对20世纪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的成果从六个方面作了较为全面的评述。论文积极肯定了该学科在短时期内所迅速取得的成绩，认为与相邻学科相比已毫不逊色，在某些方面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亦有胜出之处。论文同时也指出了现有研究五个方面的主要不足。作者预言，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在21世纪将走向繁荣，获得与美国、欧洲、日本国际经济法学同等的影响力。作者最后就未来20年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主要任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出了将来应予关注的16个重要课题。

「关键词」国际经济法，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回顾与展望

「正文」

伴随着人类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法已渐成为人类法律实践中最为活跃的部分，国际经济法研究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正蓬勃发展令人瞩目。在21世纪国际经济法将面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挑战和机遇，并担负着促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任，世界和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必须回应实践的呼唤。

21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将如何顺应实践的要求而发展？这是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人在世纪之交有必要思考和作出回答的一个问题，也是诸多业内业外人士所关心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20世纪的总结和回顾相关联。

本文不揣挂一漏万之嫌，拟对20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短暂的历史和丰硕的成果作一述评，并结合国外研究状况，对21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进行展望，希望能对有关人士了解该学科已有的重要成果、存在的问题及把握其未来走势有所裨益。

一、坚守传统的反对声音

坚守传统国际法主体范畴的学者，通常难以接受个人在国际公法中与国家地位的比肩。这些传统准则的捍卫者，并非都狭隘地排除国家之外的一切可能；他们也可能表达出对国际联盟、自治殖民地甚至教皇为主体的承认或支持，却往往对个人地位的提升仍不留余地的抵制。如，上文提及的熊氏所编国际法书，以国家为唯一主体的观念便直接映射到对个人的排斥中来。其比较国家与个人后认为：“个人为国际法上之目的，非为主体。国家固为个人利益，互结各种之国际关系。个人因之得利益者。乃因国际法之反射作用，从其所属国而附与之也。”尽管“英美学派”与“大陆学派”的相左见解都在其后得以列举，著者却以“海贼”、“黑奴”、“通商航海自由”等例的逐一批驳表示出对否定个人地位的“大陆学派”的赞同。因而，依此书之见，“学者有以个人为国际法上主体者，误也。”谭焯宏则从国家元首及外交代表入手论证个人为国际法主体之不适格：“……殊不知元首、公使及其他国家代表与国民等能享受此权利者，因其国家对于国际法所生之权利，非其个人对于国际法当然所生之权利也。故一私人决不能直接享有国际法之权利，所以不能为国际法权利义务之主体。”郑斌也分述“中立国船舶”、“东印度公司”、“非洲国际协会”等例为证，明确其立场为：“学者或以个人公司外交官等为国际法之权利义务主体者，误也。个人止为国内法上之权利义务主体，决非国际法上之权利义务主体。”张道行更是简单明了地将个人归为其“国际公法的主体”编的第四章“不具有国际人格者”一节中，并未留存后续探讨的空间。吴颂皋为力证其所认可的国际法人只有国家，在其论文中如是分析个人的国际法地位：“须知人与物相同，皆系国际公法上之客体，而非主体，则个人不能在国际公法，享受权利与负担义务，自为理论为当然。……需知个人在此方面所享受之权利，只是一种空泛的人权。……在国际的实在法上，并不受到何种切实的保障。……国际公法上之权利，个人既非确然享受，各种义务他又不能负担，则把个人看做同国家一样的具有国际人格，当然是错误的。”

二、感召于外的松动立场

然而，国际新情势的客观存在与欧美国际法学界对个人主体的大力推崇仍然牵引了大部分中国学者的目光。一些近代中国的研究者们一方面仍坚信国际法是国家关系的界域，另一方面却也开始放下些许对个人地位上升的戒备，于犹疑与猜度中，试图以一种折衷的表达来完成对个人地位的确定。如，盛沛东对个人主体资格的排斥本似颇为决绝，提出“个人不得为国际法权利义务之主体，在现行国际公法之原则上，毫无疑义”，又称“私人不得为国际法之主体，其理甚显，……”。但在其对个人“应有之法权”的讨论中，却又肯定个人权利仍可能具有“国际性质”。盛沛东认为，个人权利“一为人为法权”，“一为天赋法权”。前者“即民事与政事之权”，“系由各国国内法规定”；而后者则为“生而有之固有法权”，属“国际性质”，包括“个人不可侵犯及自由之权”、“个人徒居他国之权即移民之权”、“改换国籍之权”、“各国对于在外侨民之权利与义务”、“各国对于境内外国人之权利与义务”、“引渡罪犯”等五项内容。因此，盛沛东虽未推翻对个人地位的先前结论，仍坚持“在现行国际公法之原则，个人在国际公法上尚未认为有法人格也”，却也对其主体资格的获取有所期待与展望，推测“至将来国际公法逐渐发展，或认个人为国际公法之权利主体，将国家与个人间之纷争付诸国际仲裁裁判所”的情形出现，也“未可逆料”。韩桂琴同样通过条件和范围的设置委婉地表示对个人主体地位的认可。以原则与例外来描述个人在国际法中的状况正代表着当时学界的一种普遍心态。韩桂琴认为，“国际法和个人，在原则上，居于间接的关系；不过在例外的场合，居于直接的关系。”基于其对“受动主体”的界定，个人虽“不能实行外交交涉及参加条约之缔结”，却可以“依据缔结的条约而享受权利义务”。其权利包括：“外交特权”、“条约上之权利”、“国际诉讼权”；义务则表现为“海贼行为”、“破封锁、运输战时禁制品及实行军事的援助”、“条约上的义务”。因此，“个人在原则上不是国际法的主体。不直接具有国际法上之权利义务。但不是完全不具有；在狭隘的范围内，是具有的。在那种范围内，是国际法主体。”至民国末年，崔书琴也承认，“国际法虽系国与国间的法律，但牵涉个人（自然人）的时候是很多的”。但这一“最近的发展”，在他看来，只是带来对传统说法“修正的必要”，却并不意味个人主体地位的稳固，因为“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只是“可能更加重要”，也主要在人权及人道主义保护方面才有这种松动的需要。大多数中国学者对个人主体地位的最初认可都源于欧洲国际法新理论的传播与渗透，尤其是对英国学派新观点的接受。

正如邱培豪尽管更认同“惟国家”“可为国际法之主体”的“欧洲大陆学者”的主张，也仍将与之相反的“英国学者”的主张列于著作中予阅者参详；所谓“除国家得为国际法之主体外，凡公使会社及个人，均得为国际法之主体”，这正是对个人国际法主体资格的明确支持。刘独峰更是个人主体资格的坚定支持者。他批驳“只承认国家为国际法的主体，个人不过是国际法的客体”的旧观点，“显然是不合实际的”；在他看来，国际关系的和谐与国际法的成就不仅源于各国家的努力，更是“基于全世界人民共同之要求”。因此，他指出，“在今日国际情形看来，个人不但不是国际法的客体，反之，却站在主体的主要地位。”周纬也大力推崇对欧美国际法学个人主体新理论的学习和接受。他提出，关于主体问题，惟“亚洲学者，多持惟有国家并无个人之见解”，而“在欧美二洲，此问题早已公认应与加入矣”。个人成为国际法主体的必要，一则是为个人与外交往的前提，“与他人交涉关系，必须有个人之自由及所需之资格能力。不宁惟是，……即在国际社会中，亦有相当之关系焉”；一则出于对个人权益的保护，“国际交涉中须保护个人之精神，身体、及智识，宗教等方面之独立，已早成为国际惯例矣”；再一则缘于社会发展趋势的必然，“就个人之人格身价而论，就国际法以人类进化为其原则而论，应将个人视为国际法中之主体也”。个人也有其得为国际法主体的理论依据。国家的权义范围并非成立国际法主体的必备要件，个人为主体的权能也不必与国家的权能一一对照，所谓“国家自有国家之资格身价，个人亦自有个人之资格身价”；即便“既无订结条约之能力，又无负担国际义务之资格”，也不足以否定个人于国际法的主体资格。因而，尽管列为主体的个人“国际权利义务”范围较小，并不能“摄行国家所有之权利义务”，“实有要求尊崇并享用以人类本性为其根据之法权。是故……，应将个人视为国际法权之主体”。这一点在国际实践中也已多有证明，如国际联盟公约中的规定、“抵制外货或与外人断绝往还”举动，都是“个人应为并能为国际法人之新例”。是故，周纬定论，“个人应为国际公法中之主体即人一事，在今日已毫无疑义可言矣”，并积极建议“研究并发达国际法之各种科学社会，亦早规划个人应有之各种国际法权昌明而光大之。”

三、渐化于内的本土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