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献论文范文10篇

内容提要：计算机技术在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中的贡献是极大的，但目前存在着缺乏统一领导与规划；开发商嗜利忘义；热门文献数据重复，冷门文献数据罕见；技术关卡重重，难以互相兼容；功能单调，难以真正为科研服务；学术圈地，使人心有余而力难用等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和开发个性化文献检索服务系统两个方面。具体说来是加强总体规划，建立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数据库内容与文献检索服务系统分离；加速确定字库方案；彻底解决古典文献版权问题；建立公平的交易平台和发展新兴学科，培养专业人才。

关键词：古典文献数据库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文献检索服务系统

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古典文献研究的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其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然而，计算机技术在古典文献研究中的运用仍然存在着极为严重的缺陷也是不容回避的。笔者近几年来主持并直接参加设计“e书库”数据库的过程中，感到有必要将自己的一些想法提供给正在设计有关软件的计算机专业人员、愿意使用该类软件的专家学者们参考。

一、我国古典文献数据库建设的历程

自古以来，历代学者对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一直沿袭手工操作的方式，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后，计算机技术开始涉入到古典文献研究中，对传统的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方法（自然也对一切需要使用古典文献资料的专业研究）起到了极大冲击。

首先简单回顾一下计算机技术在古典文献研究领域内发展的历程。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一些图书馆、大专院校及科研机构陆续开始大规模地利用计算机设计并建立数据库。大致说来有两类数据库，一类是书目数据库，一类是文献数据库。南京图书馆于90年代初率先建立书目数据库，对读者检索有关书目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之后，各地图书馆纷纷效尤，类似的书目数据库很快就普及了。虽说至今各地图书馆的书目数据库的检索方式，仍存在机读编码格式不统一的问题，然而书目数据库提供的方便快捷的查询功能，对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好事，具体到学术研究来说，至少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比较方便的查找有关古典文献的实用工具。

论文摘要：欧洲中世纪有着相当丰富和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资源，它既继承和发扬了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些批评传统，又在基督教文化大语境的浸润下产生了新的批评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开启了文艺复兴以后近代批评的先河。特别是在其比较的批评类型中还可以找到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最原初形态，而当时的语法学批评、修辞学批评等，也可以看做后世影响巨大的形式主义批评的最原初形态。中世纪对诗歌有四种最重要的定位：语法学的、修辞学的、逻辑学的和哲学的。其中语法学定位历时最久，并且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载体；修辞学定位在古典主义后期几乎已销声匿迹，其后以语法学论文的形式出现；逻辑学定位与经院哲学密切相关，哲学定位则与柏拉图主义血肉相连，从古典主义后期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代。

论文关键词：中世纪；文论；比较文学；批评模式

对欧洲中世纪的文艺理论史，学术界向来关注较少。这种状况即使在西方的文艺理论史研究领域也非常突出，而相比之下，我国国内关于中世纪文艺理论史的研究则更为薄弱，长期处于被忽视状态，不仅资料匮乏，缺乏整体的了解和把握，而且还存在着许多误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因素。

所幸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一些颇有见地的理论家就已充分意识到连接古代与现当代的中世纪文论的重要性。1974年，纽约城市大学阿利克斯·普瑞明格教授联合他的同事们编撰出版的《古典的和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翻译与解释》在当时就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们对通行的关于中世纪批评的一种经典论述——l952年出版的阿特肯斯的《英国文学批评：中世纪阶段》——提出批评，认为“阿特肯斯的方法不仅带有偏见，而且，简直把该课题推向了绝境”。十年后的1984年，当人们争相讨论时髦的现论时，该书下半部分“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的主要编者、曾执教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专业的小哈迪逊教授，在该书单行本再版序言中指出：“批评史是当前文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最近十年来。理论界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等兴趣很大，所有这些新领域的初衷都在于发现更为有力的批评方法。这种兴趣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批评史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他还说：“对于古典时期和中世纪后期，包括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的批评，我们都有足够多的研究和文献。然而从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这一千年间，批评历史和文献却是一个巨大的空白。这种空白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可原谅的。它导致了对古代文学美学和文艺复兴文学美学之间关系的一种扭曲的……理解。它也使所有人……不能理解那种显然很离奇、但事实上却非常严肃的对待文学的态度……”这批有见识的理论家们对中世纪的一些经典批评文本进行了整理和英文翻译，给我们提供了理解和研究中世纪批评整体风貌及其内在发展线索的可能。

中世纪文艺理论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它的文学批评模式，而且，尽管在中世纪修辞学和诗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属于两种不同的学科3。中世纪的人们依据不同的分类基础对知识进行了分类，基本的分类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三分法，即以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三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另一种是四分法，即以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我们可以以“三学科”为参照系分别探讨诗与三学科的关系，梳理出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的批评模式。然后，将诗与“四学科”也视作一种批评模式，整体论述它们之间的关联。

1．诗与语法学

写作之前的思考：是学习阶段的终结还是新阶段的开始。考虑清楚。

一、毕业论文的总体认识

1、概念：毕业论文是有特定的审定标准的论文，对选题、中心论点、资料论据、框架结构、语言表述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

2、对象：毕业论文是和专家的对话。不要写大段的作家生平、作品介绍，在最后答辩时同样要注意，陈述时不要介绍论文内容，而应该注重在为什么要写这篇论文、自己的创新点、局限性、不足这些地方。

3、标准和要求：

1）论点明确，要在3-5分钟之内能陈述清楚自己的论点。论点新颖论文可以达到优秀的水平。

写作之前的思考：是学习阶段的终结还是新阶段的开始。考虑清楚。

一、毕业论文的总体认识

1、概念：毕业论文是有特定的审定标准的论文，对选题、中心论点、资料论据、框架结构、语言表述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

2、对象：毕业论文是和专家的对话。不要写大段的作家生平、作品介绍，在最后答辩时同样要注意，陈述时不要介绍论文内容，而应该注重在为什么要写这篇论文、自己的创新点、局限性、不足这些地方。

3、标准和要求：

1）论点明确，要在3-5分钟之内能陈述清楚自己的论点。论点新颖论文可以达到优秀的水平。

摘要：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在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英国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马歇尔完成了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芝加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信仰和捍卫，为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古典体系；新古典经济学；芝加哥学派

本世纪就要在我们面前走完它的最后时刻，人类将从此跨入又一个千年。世纪回眸，千年阅读和阅读千年，与其说是对我还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挑战。80年代初，研修中国古代经济及经济思想史的书，我确实知道经济和经济思想那悠久和源源流长的历史，但我并不真正知道今天我所理解的经济学到底有多古老。后来在西方，人们常说经济是古老的，但经济学却是年轻的科学。这显然是因为他们并不把比如思想大师亚里士多德视为经济学家的缘故。这自然是有道理的。我再补充一句希望能够破题的话：经济学虽然无法因过去的千年而显示其辉煌，但却因其辉煌而渲染着一个千年的结束。

一、古典体系

在19世纪末之前，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从英国的配第到法国的魁奈，从斯密到萨伊，从李嘉图到瓦尔拉，从屠能到西尼尔，从格森到古诺等等。而在1750－1870年这段时期，也就是从重农主义到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的产生这段时间，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又成了近代的“经典”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说过，在这一段时期，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属于这个“古典体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图、穆勒之外，还应该包括象马尔萨斯、马克思等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作为古典的经济学，后人对于什么是古典经济学的中心论题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体系这样的问题在经济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争论的。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如何评价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在“古典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李嘉图的经济学是否继承了斯密的“体系”？

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政治经济学”一词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的重要意义。在古典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涵盖了今天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我所看到的许多文献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时都提到斯密在《国富论》第4卷的导言中所写的一段话：“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这段话后来也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领袖人物莱昂·罗宾斯（L·Robbins）教授在《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1976）一书中所倡导的研究传统的基础。

本世纪就要在我们面前走完它的最后时刻，人类将从此跨入又一个千年。世纪回眸，千年阅读和阅读千年，与其说是对我还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挑战。80年代初，研修中国古代经济及经济思想史的书，我确实知道经济和经济思想那悠久和源源流长的历史，但我并不真正知道今天我所理解的经济学到底有多古老。后来在西方，人们常说经济是古老的，但经济学却是年轻的科学。这显然是因为他们并不把比如思想大师亚里士多德视为经济学家的缘故。这自然是有道理的。我再补充一句希望能够破题的话：经济学虽然无法因过去的千年而显示其辉煌，但却因其辉煌而渲染着一个千年的结束。

一、古典体系

在19世纪末之前，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从英国的配第到法国的魁奈，从斯密到萨伊，从李嘉图到瓦尔拉，从屠能到西尼尔，从格森到古诺等等。而在1750－1870年这段时期，也就是从重农主义到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的产生这段时间，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又成了近代的“经典”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说过，在这一段时期，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属于这个“古典体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图、穆勒之外，还应该包括象马尔萨斯、马克思等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作为古典的经济学，后人对于什么是古典经济学的中心论题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体系这样的问题在经济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争论的。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如何评价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在“古典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李嘉图的经济学是否继承了斯密的“体系”？

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政治经济学”一词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的重要意义。在古典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涵盖了今天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我所看到的许多文献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时都提到斯密在《国富论》第4卷的导言中所写的一段话：“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这段话后来也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领袖人物莱昂·罗宾斯（L·Robbins）教授在《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1976）一书中所倡导的研究传统的基础。

那么，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在斯密52岁完成的5卷本巨著《国富论》中，经济学论述的问题的确是包罗万象的，但斯密提出并论证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别是自由贸易学说）经济理论则在120年后的马歇尔那里转换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质性架构。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说史家都认为，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发生了从概念、范式到重点的变化。例如，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斯密学派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在1817年以后的确要由“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来限定了，甚至还有“李嘉图革命”之说。不过，正如熊彼特的观点那样，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来说，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可能的确是从斯密到穆勒体系这条发展主线的一个小小的弯路。这一点在丹尼斯·奥布莱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经济学家》和1981年发表的论文“李嘉图式的经济学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中得到了发挥。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古典经济学”条目下，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M·Blaug）认真地比较了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和斯密体系的区别。他认为，好在李嘉图的“弯路”很快就被纠正了，因为在1823年李嘉图死后的10年内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们”抛弃了。因此，包括布劳格在内的不少人还是认为，古典经济学的整体体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论述的问题比斯密的《国富论》要少得多。不仅如此，李嘉图还没有继承斯密的关于价值（价格）决定的理论体系，而将注意力转到了“分配问题”。没有正确地把生产（价格）和分配问题统一起来的所谓“李嘉图谬误”，后来也成为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学的富兰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图的生产和分配理论》（1956）中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进行批评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说史上插入了一个所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的话题。当然，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如果我们把“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视为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主线的话，那么，正如布劳格所说的那样，把马克思列为最后一批“剩余”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是恰当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初，伴随武侠文化在社会上的流行，国内武侠小说研究曾出现一个短暂的热潮，学界先后出版多部著作，专题论文也逐渐丰富起来。但限于以往研究积淀的不足，学界对武侠小说文体概念、历史渊源的认识多存在模糊之处，武侠小说的学术研究往往文史不分（即将武侠小说的文学研究和中国游侠的历史社会研究混同起来），文体混淆（即将有关武侠的小说、诗歌、散文笔记等不作区分的研究）。而在武侠小说的历史演变这一问题上，由于学科方向的限制，已有研究也往往忽视唐前武侠小说。宋巍博士对上述问题深有感触，这是其撰写《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的主要动因。总结起来，该书在古典武侠小说作品文献整理、武侠小说渊源、武侠小说史的体系构建上，都提出了系统独到的见解，展现了武侠小说研究领域的新成就，如此也使该书具有了鲜明的特色。

一、文献辑佚贵在扎实

武侠小说是中华类型小说的重要一种，它为读者创造了一个侠气纵横、瑰奇灵异的武侠世界，历来受到读者青睐。应读者需求，历史上武侠小说代有佳作，异彩纷呈。遗憾的是，由于历史上对小说的歧视和学界对武侠研究的偏见，武侠小说方面的作品文献保存工作一直被忽视，作品散佚流失现象严重。为了弥补这种这种缺憾，学界作了大量的资料文献的辑佚工作，先后出版了《中国现代武侠小说鉴赏辞典》、《中国武侠小说鉴赏辞典》、《中国武侠小说辞典》、《中国武侠小说名著大观》、《中国武侠小说大观》等多部武侠小说文献辑录辞书，武侠小说文献辑录工作取得了空前成就。但限于体裁和编写目标的影响，这些辞书大多将辑录重点放在民国以后，对先秦至清的古典武侠小说用力甚少。在文献整理方面，由于大多是辞书类工具书体裁，文献多以音序编排，对文体类型、叙事主题、朝代时序等不太注意。有的辞书在资料整理上缺失现象比较严重，如宁宗一主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的《中国武侠小说鉴赏辞典》，在“作品编”的“唐前古代作品”中，仅仅收录《三王墓》、《老人化猿》、《李寄》、《杨大眼》、《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燕丹子》等七部作品，数量与实际相差很多不说，其中还收入《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两篇不是小说的史传作品。[1]出于深入研究的需要，宋巍写作《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时，非常重视对作品文献和相关资料的辑佚。在第三章“魏晋南北朝武侠小说”中，宋巍统计了十五篇产生于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作品，不但注意到了影响较大的《三王墓》、《李寄》等，还新发现了《熊渠子》、《周处》、《戴渊》等作品。对以往常常混淆的《三王墓》、《干将莫邪》也作了厘清性的文献辨析。在以往唐代武侠小说研究中，对唐代武侠小说的作品数量统计往往是缺漏不全的。如1992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武侠小说辞典》，收录唐代武侠小说35篇。而漓江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武侠小说鉴赏大典》，收录的唐代武侠小说仅有14篇。相较他书，《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搜检唐代古籍，辑出具有完整情节、完整形象和完整主题的唐代武侠小说53篇，其中《陶岘》、《懒残》等作品的收录和研究都是之前武侠小说研究领域较少关注和涉及的。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新兴领域，武侠小说研究迫切需要在较深的层面迅速展开，如此方可正确认识研究对象，促进学科发展。也正因如此，本领域的早期学者作了大量筚路蓝缕的开拓性工作，包括作品赏析、作家研究和框架构建。但限于掌握文献不足，初期研究成果的取得是建立在片面文献分析上的，有些结论尤其缺乏扎实的例证支撑。这个问题体现的最突出的就是对唐前武侠小说创作的习惯性忽略。因为文献缺失，我们对先秦武侠文学的研究只能集中在《史记•游侠列传》，因而缺乏对武侠传统的文化影响的溯源审视。我们对魏晋南北朝武侠文学的研究重点，常常放在“顾名即可思义”的游侠诗上，既不区分诗与小说的文体差异，也不寻找后代武侠小说的魏晋祖源。因为对唐前武侠小说文献的忽视，我们曾经错误得出唐代豪侠传奇纯为武侠小说的全新开创的结论，使得中国武侠小说这一民族独有的小说类型陷入“失祖无源”的研究窘境。为了突破这种困境，宋巍在《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中，不但将“上古神话与武侠小说”、“秦汉文学与武侠小说”、“魏晋南北朝武侠小说”单列三章，探源溯流地为中国武侠小说的历史承继理清了渊源，而且将著述的重心放在前辈学者重视不足的文献辑佚上[2]。他遍阅典籍，系统整理了中国武侠文化中与武侠小说相关的神话、史传、谣谚、笔记，将散于各部的武侠研究文献置于武侠小说发展史的宏大结构中，并以朝代先后排列，按与武侠小说发展的关系加以分析，最终使得中国武侠小说的古代部分文献丰富而扎实，为未来更深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史论结合新见迭出

《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一方面在“史”的角度注意文献的整理运用，另一方面，该书也十分注意从“论”的角度上，深入论述中国武侠小说历史流变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对之前学者已有结论的问题，《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并不盲目地接受或反驳，而是在掌握扎实文献证据的前提下重新审视，然后提出个人的见解。一言以蔽之，《史论》在理论研究角度的主要特色，一是注意新问题的发现和回答；二是重视老问题的审视和辨正。相对于其他题材的小说来说，武侠小说是小说研究中的新领域。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应注意发现和阐述初期未涉及的新问题，以此促进研究走向深入。在这一方面，《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表现出明显的“以问题带创新”的特色。在以往的武侠小说研究中，历史研究是取得成果较多的内容。其中包括了《中国武侠小说史略》、《中国武侠小说史》、《中国武侠小说史》（古代部分）等六部专著，相关论文百余篇，一些侠文化史著中也有涉及武侠小说发展史的内容，如《中国侠文化史》、《中国游侠史》、《中国侠客史》等。但以往的武侠小说历史研究中，多数是就武侠小说文体确立后的历史研究加以论述，缺乏武侠小说历史发展脉络的探本溯源的考察。针对这一问题，宋巍大胆提出“前武侠小说时代”的研究观点，即成熟的武侠小说作品在怎样的文化环境内生成？小说以外的文学发展怎样影响了武侠小说的发展演变？通过分析先秦至唐前的侠文学，《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探讨了神话与武侠小说、诸子与武侠小说、史传与武侠小说、笔记与武侠小说的相互关系和彼此作用的具体过程。此外，《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还在具体研究中始终贯彻着问题意识，如第一章“上古神话与武侠小说”中，作者先后提出了“什么充当了武侠文化交流中的意识媒介”和“武侠小说为什么会出现叙事学上的‘无祖’形象”等问题。在提出一系列类似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重新设计了武侠小说研究的问题域，表现出试图为中国武侠小说历史研究寻找更符合历史演变真相的努力。正如伽达默尔所说：“柏拉图关于苏格拉底的描述提供给我们的最大启发之一就是，提出问题比回答问题还要困难——这与通常的看法完全相反。”[3]《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提出武侠小说渊源问题的意义正在于此。在《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一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不但重视发现新问题，而且也格外注意对已有问题的再解答。如在唐代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作类型研究方面，前辈学者已有很多论述，如李剑国先生以为可分“蜀妇人型”等八个类型等。[4]但以往的研究，多是站在唐传奇的研究角度得出的结论，缺乏在系统的武侠小说研究语境中的考察。宋巍在肯定前辈学者提出的“道侠”、“女侠”说法的同时，进一步提出唐代侠客典型还存在“盗侠”和“隐侠”。这是对唐代豪侠传奇人物形象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像这样的修正和深掘，在《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中是处处可见的，如对唐代武侠小说内容描写和叙事结构的阐述、武侠小说史视野中的《水浒传》研究、明清时期短篇武侠小说成就的总结等问题，都可见出作者在深入研究后的细节上的理论推进。钱穆先生曾说：“大凡一家学术的地位和价值，全恃其在当时学术界上，能不能提出几许有力量的问题，或者与以解答。自然，在一时代学术创始的时候，那是学者的贡献，全在能提出问题；而在一时代学术到结束的时候，那时的学者的责任，全在把旧传的问题与以解答。[5]”《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始终秉持贯彻对于新问题的提出和旧问题的解答，这样的研究理路也是该书颇多创见的重要原因。

三、探源溯流体系完善

【摘要】以语言音乐学为理论基础，探索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中“词”与“乐”结合的特征，中国古诗词本身具有严格的“格律”“韵律”规则，加上中国的语言独具的“四声”音调特点，古典诗词在朗诵时具有的音乐旋律性，通过对古诗词艺术歌曲作品分析，找出两者相互影响的共性特点，这些特点应是语言音乐学研究的范围。因此提出从语言音乐学的角度对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进行分析研究，也是当代中国音乐研究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语言音乐学；古诗词；艺术歌曲

关于语言音乐学，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奠基者杨荫浏先生在1989年出版的《语言和音乐》中提出“语言音乐学初探”。并撰写了《语言音乐学讲稿》,建立了本学科理论研究的框架。此后章鸣先生的著作《语言音乐学概论》，在杨先生讲稿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本学科的研究领域和方法，钱茸老师在中央音乐学院开设“民族语言音乐学”这门课程，逐步建立了中国“语言音乐学”理论系统，可以说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出现是比较晚的，目前作为民族音乐学中的一门重要和不可缺少的基础学科，是探讨民族音乐风格时的一个关键学科。在上述著作中，杨荫浏先生主要运用的分析材料是昆曲，章鸣先生采用众多传统民歌、戏曲和说唱的案例，相关论文还有孙玄龄，关于完善语言音乐学学科的设想。中国音乐学，2011（02）期，张良，语言音乐学中两个相关问题的思考。北方文学（下半月），2011（03）期，贺福凌，论音韵学与音乐学的联系与沟通，艺海，2011（10）期，钱茸，介于“用”与“不用”之间——音韵学之于语言音乐学，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7（01）期，孙玄龄，杨荫浏先生与《语言音乐学初探》，中国音乐学，2000（02）期，梁惠恩.从语言音乐学角度看吟诵调研究.东京文学，2012（2）期等。各位前辈专家研究了汉语的声、韵、调三种要素及句逗与音乐相结合的关系。在笔者留俄学习期间，了解了前苏联学者发表过很多相关著作和论文，例如奥噶烈维茨（Оголевец）：语言和音乐在声乐作品中（1960），阿烈克谢娃（Алексеева）：《音调理论系统在声乐旋律中的表现（1985）》，瓦希娜-格罗斯曼（Васина-Гроссман）《音乐和诗歌的语言（1972）》瓦尔科娃（Волкова）《语言—音乐学的问题（1985）》拉班诺娃（Лобанова）《诗歌语调特征在声乐作品中的具体表现（1985）》斯杰帕诺娃（Степанова）《语言与音乐：语义学联系的辩证法（2002）》他们提出：不同民族语言的特点是影响该民族音乐旋律和节奏的重要因素，在创作和表演中应注意语言特征对音乐的影响。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是中国古典诗词与音乐结合的一种音乐体裁，中国诗词自古就有“诗与乐不分家”的说法，诗词语言有四个不同声调，在古代人们把它们称之为：“平、上、去、入”，而依照四声，又将文字分为平仄两大类，这两种特点构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特有的声韵结构。除此之外，中国古典诗词还具有自己固定的格律和韵律，中国古典诗词本身的语言特点决定了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特殊艺术表现形式，因此在进行古诗词歌曲创作和表演研究时，就必须注重这些语言特点，而这些特点正是语言音乐学研究的范围。目前研究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文献多是站在音乐学角度，在音乐史论、作曲技法、音乐美学、表演和教学方面，如左霞浅议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的旋律风格《中国音乐学（2006）》，姚三军《不同时期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的创作与民族化技法的衍展》（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黄承箱《艺术歌曲《大江东去》创作手法分析》（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9））罗卉《浅析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审美特征》（中国音乐学（2009）），李秀敏《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在声乐演唱专业中的教学研究》（乐府新声（2012）），任志宏《中国古诗词音乐创作》（人民音乐（2010）），杨曙光《在创新中保护、传播和发展——浅谈用现代声乐意识重新演绎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中国音乐（2016））等。从这些研究成果来看，还缺乏把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定位为主体，用语言音乐学角度进行分析研究。

一、研究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一）理论价值。“语言音乐学”学科自身发展的基本要求。基于语言学和音乐学两个学科范畴的研究领域，将在“语言音乐学”理论框架上研究汉语音韵的声、韵、调三要素及句逗与音乐的关系对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创作、演唱的影响。将是“语言音乐学”学科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对建立以语言音乐学为视角的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研究方法。以“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为研究主体，以语言音乐学为理论基础，探索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中“词”与“乐”结合的特征，通过对古诗词艺术歌曲作品分析，找出诗词语言与音乐之间相互影响的共性特点，为这一体裁艺术作品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二）应用价值。对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创作提供语言学理论依据。中国古典诗词从诗经、楚辞以及唐诗、宋词、元曲等，无论从诗句的字数，还是韵律、格律都有其严格的规则，因此在进行古诗词歌曲创作的时候，就必须按照古典诗词的这些语言特点来创作歌曲的旋律、节奏与分句。研究成果将为作曲家如何创作古诗词艺术歌曲提供理论依据。对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演绎提供语言学方面的理论依据。汉语方言在语音上的差异，有“十里不同音”的说法，不同区域的歌者在演唱古诗词歌曲中，势必加上自己地域语言的特点，研究成果，关于音韵学与演唱之间关系的理论，将对歌唱者如何理解准确演绎古诗词艺术歌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研究内容

【摘要】“新奇”是划分演化与非演化经济学的基本标准，它否定了所谓“新古典演化经济学”的提法。按照这个标准，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主要流派是由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奥地利学派和“调节”学派所构成。本文认为，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四大流派所承继的传统近二十年来已发生了很大的嬗变，共同的东西越来越多，这就为我们的创造性综合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而目前的这四大流派基本上仍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着，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片面性，如果能在新的框架下相互杂交，这将有可能在理论上产生重大的创新。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新奇现代流派创造性综合

以纳尔逊和温特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为标志，现代演化经济学已诞生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间，演化经济学经历了强有力的复苏，积累了大量的文献。目前，系统地整理演化经济学已有成果的时机业已成熟。

一、演化与非演化经济学的标准之争

目前，演化经济学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标签。正如霍奇逊所指出的，在当代经济学中，许多经济学分支和流派都声称他们的方法是“演化的”，这包括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奥地利学派、进化博弈论和“桑塔费”O复杂理论等。在演化经济学领域中，人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法国“调节”学派也自称是演化经济学的重要流派。1998年，BobJessop在一篇回顾性质的论文中，开篇就指出，“大约二十年间，在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的复苏中，更一般地在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调节方法得到了喝彩”。更值得注意的是，Gowdy提出了以阿尔奇安、费里德曼和贝克尔为代表的“新古典演化经济学”这种观念。对于那些把演化经济学看做是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对立的经济学家来说，“演化”这个概念在使用上的混乱无疑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正如生物学家莫诺在一次讲演中所指出的，演化理论(另)一个奇怪的方面是每个人都认为他理解了它。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家试图对演化经济学加以定义，并在90年代中期导致了演化经济学的划分标准之争。

1995年9月，在荷兰举行的“比利时一荷兰后凯恩斯研究协会”第十六届年会上，霍奇逊和维诺曼就演化经济学的划分标准问题展开了争论。霍奇逊指出，演化经济学家们典型地被他们的智力史所迷惑，如纳尔逊和温特在他们的著作(1982)中忽视了凡勃伦开拓性的工作，虽然他们现在纠正了这个过失。但在霍奇逊1993年出版了演化经济学思想史的著作《经济学与演化》之后，Langlois等在他们涉及学科历史的论文中仍在忽视凡勃伦。为了弄清“演化”概念的含义并认真考虑这个概念的历史，霍奇逊1993年曾按照“系统发生论”和“个体发生论”的标准对使用演化方法的经济学家进行分类。在这次会议上，他又提出了另一套分类的四个标准，这就是：(1)本体论标准，是否强调演化过程中的新奇性和创造力；是否强调不确定性、路径依赖和时间不可逆。(2)方法论标准，是否采用简化论的做法。由于方法论个体主义是简化论的主要表现，所以，简化论与否也就是是否强调在个体之上存在着突现的制度等结构特征。(3)时间标准，在承认渐变的同时，是否考虑突变的重要作用。(4)隐喻标准，是否广泛使用生物学隐喻，或者是否反对主流经济学的机械隐喻。从这个标准出发，霍奇逊认为，只有凡勃伦、康芒斯、罗金、纳尔逊、温特、霍布斯甚至凯恩斯等包括在内。

摘要：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范式已然成型，其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逐步渗透到经济学各领域，并悄然成为经济学界不可或缺的重要常识之一。我国开设和研究新制度经济学课程起步较晚，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上均存在诸多缺陷与问题。要有效提升新制度经济学的教学质量，必须依据其内容庞杂抽象以及理论性强且争议不断之典型特征，从教材选用与教师讲授两个层面入手，全面整合、梳理与变革教学内容，同时全方位与深层次推进案例教学法、文献阅读法与问题教学法，构建启发式教学、参与式教学和讨论式教学等各种教学方法有机结合的多元互动教学体系。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教学障碍；创新路径

一、新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学教学中的地位及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科斯1937年的著作《企业的性质》，而其兴盛则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制度经济学致力于考察制度非中性环境下如何实现制度分析与新古典理论的耦合。它在放宽新古典经济学前提假设的同时，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均衡分析等方法来研究制度问题，努力把制度分析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并引入了以交易费用和产权等概念、研究视角为内核的理论体系，对现实经济世界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所以又被称为“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区别于抽象掉制度因素的新古典经济学，后者由于脱离现实世界而被称为“黑板经济学”。由此，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逐步渗透到经济学各领域，并悄然成为经济学界不可或缺的重要常识之一。可以说，在学派林立，学术观点异彩纷呈的学术界，以制度为主题和标签的“思维范式”已然成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1991年、1993年和2009年新制度经济学的三位重要代表人物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无疑提升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全球影响力。新制度经济学的独特视角和理论范式契合了转型国家的理论需求。20世纪80年代末，以交易费用、产权、契约、企业、制度变迁理论为核心的新制度经济学开始传入我国并得到迅猛发展，以其理论方法研究我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如何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经济体制转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等热点问题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下，高校全面传授新制度经济学别具一格的理论观点、研究视角、分析方法势在必行。所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一直被列入我国高校教学计划之中，成为国内多数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主干课程，有的高校还设置了新制度经济学硕士点或博士点。[1]在教学实践中，新制度经济学的讲授有助于学生运用其理论解释与分析中国经济现实问题，以及深度参与经济学理论研讨和撰写学术论文，进而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与思维能力。

二、我国新制度经济学教学过程中的主要障碍

作为一个兴起仅半个世纪的经济学新分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尚未成熟。而且，我国开设和研究新制度经济学课程起步较晚，所以各高校在该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均显露出诸多局限性与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