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艺术史范文10篇

在国外风格学已经相当成熟独具特色，而中国却没有专门的对语言艺术研究的学科，因此胡先生这本书为中国语言艺术研究的学科化进行了系统的历史观照。通过该书可见，胡奇光先生对中国古代的语言艺术史进行了分期论述，对每个阶段影响最大的语言艺术理论进行了历史观照与精细解读，同时也分享了他个人创获的许多新观点，例如：对于语言美的追求，归根到底是对语言美效果的追求；文学语言艺术的立论依据是语言效能的二重性原理；创造多重信息的语言是语言艺术的一大目标；语辞与所表现内容的同一性原则是语言艺术的法宝，等等，胡先生提出的这些独创性见解，为深入系统探究与建构语言艺术学科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言意之辨的历史变奏：语言艺术学科的历史基础

言与意的关系，这是历代文论争辩的焦点，这对关系也正是语言艺术的学科研究基础。言以足志与言不尽意构成了矛盾的双方，相互推动着语言艺术学科的建立。

（一）“名实之争”到“言意之辨”

为了探索言语的表情达意能力，中国思想界很早就掀起“名实之争”，而在名实之争提出之后，春秋战国诸家论说不一，看法时有促进。古人所谓“观物取象，立象尽意，设象喻理，取象比类”。《易经!系辞上》：“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言意有矛盾，欲归于一致，关键在于“立象”，《系辞上》假借孔子之名说，“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而对于立象，则“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自此之后，因“言意之辨”而导致的“言以足志”与“言不尽意”一直成为中国语言学界讨论言语表情达意能力的永恒主题。在卜辞中，“言”与“音”为一字，在先秦亦常通用。“言”，甲骨文中为口上加辛（薪），即口中所发出的丛杂的声音。②从字源学上讲，言在内则为“意”。孟子说，“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色就是神色，即语言学上的体态语；声就是有声语言，在运用语言上，语言存在不足，需要“体态语”进行补充，二者兼具，则可以达到言达而意通。庄子则曰：“可以言论者，物之粗者；可以意致者，物之精者。”语言可以表现事物的大略，而思想才可以把握事物的精微之处。到了魏晋时期，名实之争进一步深入，兴起了“言意之辨”，并且最终将语言学与文学连接起来。三国时期魏国的荀粲认为，“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也。”这里的“言不尽意”，是指物象、语词难以表达的微妙之处，如此说来，“象外之意、系表之言”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王弼则从《周易!系辞上》出发，认为“尽意莫若象，尽象莫如言”，“言”是达意的手段，而非“意”之本身，所以在《周易略例•明象章》极力推崇“得意忘言”，他认为：“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当然，将言意关系仅仅看做类似“鱼”与“筌”的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失之妥当，语言仅仅是达意的一种手段吗？如果得其“意”，则已忘其“言”，与“意”相比，“言”是次要的部分，而非根本，次要的部分如何能够展示出根本的部分呢？所以从逻辑上就可以推演出“言不尽意”的观点，面对类似宇宙这样的抽象事物直接就是“言之者失其常，名之者离其真”，而对具体事物，则是“各有其义，未尽其极也”，尽管“名必有所分、称必有所由”。言下之意，“名”要基于此事物区别于彼事物的地方，“称”则基于指称该事物的主观意图，可见“名”难以概括此事物的全部，主观的称谓自然也不能穷尽该事物的内蕴，所以基于言而致的“名”、“称”自然在表达上就存在局限，那“言”自然就难以尽意。③从过程上看，无论所观之“象”是一个抽象概念还是一个具体事物，心象都体现为一个具体意象。对于抽象的所观之“象”，由心象到观象的投射经过了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取象过程；而对于具体的所观之“象”，则经过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过程。理论上的逻辑推演似乎很严密，但是西晋末年的欧阳建则冒天下之大不韪，写了《言尽意论》，认为存在的事物，并不以名、言而转移，阐释了名、言在辨别事物和交流思想中的作用：“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辨物，则鉴识不显。鉴识显而名品殊，言称物而情志畅。”可见，“名”、“言”是辨别事物和交流思想的必要条件，而“辨名”和“畅志”恰恰就是名、言自身本有的性能：“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矣。苟其不二，则无不尽。”物迁则名变，理变则言异，语词的功能就在“因理而变”，语词要适应意思的变化而变化，虽然如此，似乎只能说明言意“不得相与为二”，尚未证明言如何能够“尽意”，看来，欧阳建的论述并未充分证明，也可能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言尽意论》有点牵强，索性他直言“吾以为尽矣”，几乎就变成了个人的一个主观判断。先秦圣哲不仅主张“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同时也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论断，而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根本就在于讨论言语究竟能否尽意，语言表达能力究竟可以达到何等程度。④所以陆机（261—303）担心“意不称物，文不逮意”⑤，力求意能称物，文可逮意。原来欧阳建的名、物关系与言、理关系，至陆机这里则成为物、意、文三者的关系。相较之下，陆机的认识更高出一筹。刘勰则将陆机的“物、意、文”改为“情、辞、事”，以此构建整部《文心雕龙》的创造论框架，据此观察言意之辨，其客观的依据就是：语词是否能够尽意，还是难以尽意，需要根据语词所要表现的对象的性质而定。⑥刘勰曰：“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状辞可得喻其真。”⑦形而上，指的是无形之物，谓之“道”；形而下，指的是有形之物，谓之“器”，可见，言语形式对道和器的效能难以一致，道者，意义也，器者，对象也，神妙的“道”怎可描摹？最为精微的语言恐怕也难以得其妙处，而具象的“器”则易于描绘，运用描写的语言就可以呈现其真实面貌。⑧有形可见、有体可触的东西，语言的效力明显，无形可追的意义领域，言语的效能自然就大为弱化。推论至此，刘勰将“言意之辨”的讨论总结为，面对“神道难摹”，语词“不能追其极”，自然“言不尽意”，而对“形器易写”，语词才“可得喻其真”，自然也就“言以足志”。同样一个问题，就看从哪个角度进行认识与观照，这种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使得中国的理论思辨难以“片面得深刻”。所以后世仍然一直存在着言可尽意与言不尽意两个派别。杜甫（712—770）主张的语词能够“毫发无遗憾”地表情达意，宋代欧阳修（1007—1073）从语言表达的角度论之道：“书不尽言之烦而尽其要，言不尽意之委曲而尽其理。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者，非深明之论也。”胡奇光先生认为，欧阳修此论，与“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相比，看到了“书不尽言之烦，言不尽意之委曲”，而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相比，又看到了“书尽其要，言尽其理”⑨，可谓二者优点兼具，实现了“fairplay”。杨万里（1127—1206）从语言效果的角度，领会“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实质：“圣人之言，非不能尽意也，能尽意而不尽也；圣人之书，非不能尽言也，能尽言而不尽也。曷为不尽？不敢尽也。……然则曷为不敢尽也？忧其言之尽而人之愚也。”言下之意，书不尽言与言不尽意是有意为了给人们留出想象的空间与意思上的空白，以便人们进行填补。所以杨万里将书不尽言与言不尽意理解为语言表达的特殊手段，能够运用“暗示”之法，激励人们进行深入思索。瑏瑠这些都成为“言意之辨”的不同变奏，“言意之辨”即语言符号效能的二重性。瑏瑡胡奇光先生认为，由于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因此对于语言表情达意能力的不同观点，就使得文学创作上呈现出不同的表现风格，主张言以足志即“言可尽意”的人，文学上重在“再现”（显示），而强调“言不尽意”的人，文学上则重在“表现”（暗示）。瑏瑢庄子认为，“言”只能表现“物之粗者”，而“意”才可以把握“物之精者”瑏瑣，语言的运用，确实不应该仅仅着眼于语言形式上的设计，而应随意而变，正如《庄子!天道》所言：“语之所贵者，意也”，而不是如孔子（前551—前479）所说的那样，“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鲁迅（周树人，1881—1936）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提出了“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瑏瑤的观点，可见，作为语音的“言”，就是通过声音现象表达人的心理活动，这就是“言”所表达的“意”，所以从造字法上看古文“意”字从言从心，到小篆才改为从音从心，但是表达的意义完全一致，这是传统语言学之不同于现代语言学之处，或许也正是中国传统语言学价值之所在。

（二）“言意之辨”到语言效能的二重性

摘要：收藏和艺术史书写之间的关系源远流长，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动。美国收藏家弗利尔的中国艺术收藏独树一帜；高居翰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中国绘画史研究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尝试，他传承西方艺术史呈现的视觉模式，开启了从卷轴画研究中国画史的先河，在西方艺术史的研究历程中注入鲜活的东方元素，为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开展中国艺术史书写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案例和启示。

关键词：弗利尔；艺术收藏；中国艺术史书写

一、弗利尔的“铁轨缘”和“中国结”

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安布罗斯曾说：“建成世界上首条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是美国人民在19世纪取得了最伟大的成就，堪比赢得南北战争和废除奴隶制度。”铁轨造就了美国的镀金时代，在当时具有非凡的战略意义，形成了诸多的多米诺效应。其一，19世纪80年代，美洲大陆的小麦开始涌入全球市场，世界谷物的价格大幅度下跌，这一事件削减了英国土地贵族的收入，促成家传艺术品的拍卖销售，其中包括全球瞩目的中国瓷器。其二，掀起了全球范围内的铁路革命，就在美国的横贯线竣工后几年，俄国建成了全球最长的跨西伯利亚的铁路，中国也被裹挟其中。在修建铁路的过程中，筑路工人惊醒了沉睡于地下的诸多古代贵族墓葬，源源不断地将高品质的文物送进艺术市场，因此激发和培养了美国富裕收藏家对亚洲文物的澎湃热情。查尔斯•朗•弗利尔是其中最耀目的标杆，他以铁轨起家并坐上火车开始他的亚洲探宝之旅。查尔斯•朗•弗利尔（CharlesLangFreer）1856年出生于美国纽约金斯顿市，他的父亲是一位家畜饲养员和驯马师。弗利尔14岁辍学，在金斯顿——锡拉丘兹铁路公司觅得一份出纳员的差事。作为底层的工薪阶层，他以过人的聪颖赢得上司弗兰克•赫克的赏识，并在公司前往底特律后，将他带入美国“美国半岛车厢厂”的管理层。这家公司兼并了十几家同行，很快异军突起成为“美国车厢与铸造公司”。该公司成为美国火车车厢的全能制作商，弗利尔也逐渐成为冉冉上升的底特律高管，并无可救药地倾心于收藏。他的收藏在19、20世纪之交属于绝对的另类，当时美国富豪们竞相追逐的外销瓷，他对此并无兴趣，他更为倾心的是挑战主流，树立中国绘画的经典。

作为门外汉的弗利尔并未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收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结交的具有汉学背景的古董收藏家。福开森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以当时对中国文物和古代文献的了解，无人能与北京传教士出身的艺术专家福开森相比，弗利尔对他的尊重无以复加。1913年，福开森受人委托，将挑选的一批中国艺术品运至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该馆员工对那批藏品表示失望，幸运的是，弗利尔拾得缺漏，他最终买下了《洛神赋图》，以及被大都会博物馆质疑的福开森其他藏品。今天这些藏品成为弗利尔美术馆的镇馆之宝。1923年，弗利尔美术馆开馆，拉吉成为创始馆长，弗利尔的珍藏总计15434件，分为几个部分：1270件惠斯勒的绘画、素描和雕塑，以及其他绝大多数属于美国艺术家的作品；中国藏品3399件；日本藏品1937件；埃及文物1095件；朝鲜藏品471件；近东藏品5847件。弗利尔曾经认为他收藏的艺术品已经完美到不需增添。在他去世前夕，他改变了决定。他修改了自己的遗嘱，除了美国绘画部分，允许博物馆对其他相关收藏继续耕耘。弗利尔美术馆终于获得了发展的权限和空间，到上世纪80年代，馆藏文物不断扩充，以藏品的丰富和精美著称于世。尤其令世界侧目的是中国文物几乎占了该管馆藏数量的一半，仅书画就达1200余幅，位居为美国之首，成为西方艺术史学界研究中国艺术史的重镇。

二、弗利尔美术馆与中国艺术史的书写

温克尔曼是德国启蒙主义美学家,他以历史主义的方法研究古希腊艺术,形成了古典化理想。温克尔曼的历史主义方法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来分析古希腊艺术的繁荣原因,另一方面是把古希腊的艺术看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关键词]温克尔曼,历史主义方法,古希腊艺术

在鲍姆加登确立美学以后,他的学生格奥尔格·费里德里希·迈耶尔(1718—1777)和莫伊塞·门德尔松(1723—1786)等人大力宣传和整理了他的美学体系,并把德国启蒙主义美学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总不免那种抽象和脱离具体艺术分析的思辨基调。但是,在遵从鲍姆加登的人当中,毕竟出现了一个具有精细艺术鉴赏力,处处结合艺术史研究来探讨美学问题的独特的美学家,这就是温克尔曼(1717—1768)。他是欧洲近代艺术发展史的真正奠基人,他主要研究了他所理想的古代希腊艺术,特别是造型艺术,就在这种研究和分析之中阐述了一系列重大的美学问题。他的探讨虽然不具有那种体系的宏大规模,但正是他把新古典主义所崇尚的古罗马楷模的更深的根源揭示出来了,并且运用发展的眼光来进行研究和阐述,渗透了启蒙主义的时代精神,把美学研究从以一般诗学为中心,真正有效地扩大到了造型艺术的范围,对启蒙主义德国美学的崇尚古希腊艺术和古希腊人的理想的强烈倾向,实际上是开了风气之先,影响了整整两代德国美学家。尽管他的审美趣味还有某些新古典主义的影响,但正如法国的伏尔泰一样,他在德国却是真正启蒙主义的美学家,他的历史主义方法和古典化的理想,成了古典现实主义美学的宝贵财富和优良传统。

温克尔曼是从研究古希腊艺术发展史开始他的美学思考的。他的主要著作《关于在绘画和雕刻中摹仿希腊作品的一些见解》(1755)和《古代艺术史》(1764),特别是后者,是当时研究古希腊造型艺术的经典性作品,在这些著作中,温克尔曼突出地运用了历史主义的方法分析了古希腊艺术,表现了启蒙主义思想。温克尔曼的历史主义方法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来分析古希腊艺术的繁荣原因,另一方面是把古希腊的艺术看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他在《古代艺术史》导言中就指明了这两个方面:“艺术史的目的就在于说明艺术的起源、发展、变化和衰亡,以及各个民族、各个时代和各个艺术家的不同风格,并尽可能根据现存的古代作品来作论证。”[1](P303)

对于温克尔曼来说,古希腊艺术是高不可及的典范,古希腊艺术的繁荣和优越使它达到了人类艺术创造的最高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古希腊艺术这个最高峰和完美典范呢?他明确指出:“希腊人在艺术中所取得优越性的原因和基础,应部分地归结为气候的影响,部分地归结为国家的体制和管理以及由此产生的思维方式,而希腊人对艺术家的尊重以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地传播和使用艺术品,也同样是重要的原因。”他对这三方面的原因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第一,气候的影响。温克尔曼认为,希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使那些能够从中生长出艺术的种子复萌,“许多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理想的东西,在希腊人那里却是一种自然属性”。那里气候适中,少有霾雾和有害瘴气的影响,阳光充沛,空气清新,因此能赋予人体以完美的形式,女性尤其显得庄重优美。因此,“大自然在希腊创造了更完善的人种”,“在希腊人那里,凡是可以提高美的东西没有一点被隐蔽起来,艺术家天天耳闻目见”,在他们那里很早就开展了妇女美容比赛。[2](P134)这里明显地受到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过高地估计了地理环境和人种对艺术发展的影响,对19世纪社会历史学派美学家丹纳有明显的直接影响,从根本上看是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但是,这种分析也有明显的启蒙主义色彩和某些合理性。温克尔曼谈气候的影响是看到人这个中介因素的,一方面是人这个艺术表现的最高对象,另一方面是艺术创造的主体艺术家。这是把艺术与人和人的美紧密联系起来的启蒙主义思想,是明确地针对新古典主义的。因为新古典主义要求表现固定的抽象的人性(自然)和理性原则,而温克尔曼却认为艺术表现的是受气候影响的具体的完美的人,而且正是人本身的美(特别是形体的美),使得艺术家受到耳濡目染,从而创造出了最高的美的艺术。这是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人文主义思想的继续和启蒙主义运动解放人的思想的美学表述。

一、艺术史学体例的文化脉络

中国艺术史包含了中国整体艺术文化所有共性的内容，而不是部分的或某个类的艺术文化体现。也因此，中国艺术史的体例不同于门类艺术史的体例。何为体例？清代史学家姚仲实在《史学研究法》中说：“史之为法大端有二：一曰体；二曰例。必明乎体，乃能辨类，必审乎例，乃能属辞，二者如鸟有两翼，车有两轮，未可缺一也。”①中国古代史书的体例大致有三种：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三种体例方法不同，侧重点不同，描述的形式也不同，体现的是不同的体例思路。我们以往看到的门类艺术史的体例，基本上都是按照朝代划分的编年体。譬如，中国美术史，以朝代为体，以种类为例，是以美术史料的类别围绕朝代编年体安排的，在文人书画这一块加进传记体的方法。实际上这是一种不规范的编年体———可称之为“朝代体”逐一展开体例方法。主体内容部分主要以传统文人和宫廷绘画为主，参照古代文人撰写的绘画史的传记和品评体例为范本，构成了以朝代为断的体例模式。突出了文人绘画和皇家宫廷绘画的“主流”形态。在绘画作品中，山水画又是主体部分，人物、花鸟次之。实际上是以文人的艺术形态为主导的历史路径撰写和描述。石窟雕塑、石窟壁画以及陵墓石刻，占有一定比例。

少数民族（或族群）的美术较少提及，民间画工的作品基本不提。如，南京博物院收藏的无款人物肖像画册，作品画得非常精彩，因为没有名款，疑为画工所为，进入不了中国美术史。徽州明清民间容像，同样写实绘画技法非常高，也因为佚名作品缘故，没有纳入中国美术史中。固然，以朝代为断作为体例，连接前后美术发展的关系进行描述，有相当的理由。每一个朝代的艺术都会因朝代的更迭使其艺术的趣味发生变化，无论是皇家宫廷的艺术趣味、文人的艺术趣味，还是民间的艺术趣味，都会因朝代的更迭影响到艺术的变迁。一个朝代自然有一个朝代的艺术模式、风格或趣味，新的朝代会变迁为另一种但与此前朝代有某种联系的新的艺术模式、风格或趣味。在某种程度上，朝代更迭虽然不能说是一个主流的艺术文化形态与观念的终结，但有时又显示了一个朝代文化艺术形态与观念开始变迁的节点。如，北宋与南宋，尽管都属于大宋王朝，但因为发生了较大变故，加之地域和统治阶层的原因，偏安一隅的南宋使人们的心理结构产生较大的更变，北宋与南宋不仅仅在主题方面，而且在山水画形态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南宋出现的大斧劈皴基本代替了北宋的披麻皴、雨点皴、卷云皴等多种皴法，“半边”、“一角”的图式，代替了五代北宋的“大山大水”图式。异族统治、朝代更迭，文化艺术形态和观念的变迁更加突出。譬如，元代绘画与宋代绘画迥异。不过中国历史上的异族统治，同时也被汉艺术文化同化，元代如此，清代亦如此。这又说明文化的脉络一直没有因为朝代的更迭而中断。建立在文化基础上的中国美术形态，不会因为朝代的更迭而中断，它的延续和变迁构成了中国美术的历史。当然，作为门类的中国美术史，以及其他门类的艺术史，如，中国音乐史、中国舞蹈史、中国戏曲史等等，按照朝代编史为体，是有效的方式之一，而且现在的门类史几乎都是这样做的。那么，我们提出的基于“艺术学理论”的中国艺术史，它既不是门类艺术史也不是“拼盘”艺术史的形状，它是整合复数的中国艺术史的形状，整合的复数大于相加的和数。即所有艺术史料重新整合为复数的中国艺术史的形状，不是简单相加的“拼盘”式的中国艺术史的形状。整合复数———就意味着是具有整体的中国文化形态的中国艺术史。中国艺术史的体例及其自身的结构脉络，就是从整合复数这个前提出发的。这个前提也告诉我们有三个必须遵守的文化和学科原则：其一，不能用他者的文化思想、哲学意识形态来框定、剪裁中国艺术材料与相关文献史料，以防止沦为削足适履的中国艺术史形状；其二，中国整体文化思想脉络就是中国艺术史的脉络，以中国文化脉络建构中国艺术史，其体例与结构就应该在中国文化历史中寻求，并由此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艺术史；其三，中国艺术史是基于“艺术学理论”这个学科基础上的，它是综合地、宏观地和整体地探究中国艺术史学具体文化整体感的体例，不是分门别类的史学的体例。前面我们提到了中国历史中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三种体例，但我们不能生搬硬套，这三种体例也仅仅是中国艺术史学的体例参照。我们强调中国艺术史的五大要素，核心要素是艺术作品，也就是说中国艺术史围绕的轴心是艺术作品。作者（艺术家）是艺术作品创作的主体，是很重要的元素，但我们不能以作者为轴心。原因很简单，就是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绝大多数的艺术作品是佚名的，能够留下姓名的毕竟是少数。如果以那些少数的文人画或宫廷画的创作者为主体，必然使用单纯的纪传体的体例，这显然会遮蔽多数的艺术作品本身。纪事本末体始创于南宋的袁枢，他的《通鉴纪事本末》采用以事件为主线的描述方式，纪事本末体的事件都是历史上一些重要的大事件，每个事件组成一篇纪事体，将这些相关的事件史料连贯在一起，这是纪事本末体的基本方法。中国历史上也有较多的艺术创作事件，但毕竟不是每一件作品的产生都与大的事件相关联，也不是每一个事件都被史家记录下来。因为艺术创作的事件在史家看来未必是事件，或至多看成小事件，除非与宫廷有关的事件，才被史家记录。如，唐代的《步辇图》就是一个事件。该图传为阎立本（601－673年）的作品，图中描绘的是贞观十四年（640年）吐蕃使者禄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

这个事件据《旧唐书》记载：弃宗弄赞平定叛乱后，创立了统一的吐蕃王朝，成为吐蕃王赞普。贞观八年（634），弃宗弄赞对大唐朝贡，并在大唐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影响下，赞普对吐蕃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促进了吐蕃社会开始向封建制过渡。这一年，弃宗弄赞派使者向大唐求婚，“太宗未之许”。后来“弄赞与羊同连，发兵以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支，遁于青海之上。……率其众二十余万，顿于松州西境。遣使贡金帛，运来迎公主，又谓其属曰：‘若大国不嫁公主与我，即当入寇。’遂进攻松州”。①这就是贞观十二年（638）弃宗弄赞再次派使者带金帛等贡品入唐求婚，并对其前往的使者说，如果大唐不许嫁公主，就攻打大唐的松州（今四川松潘），还没有等到大唐朝廷的答复，弃宗弄赞就带领20余万军队攻打松州。结果被大唐军队击败，斩首千余人。弃宗弄赞至此惧怕唐朝，意识到必须诚心与大唐和好，他又于贞观十四年（640）派大相禄东赞到长安谢罪，带黄金珍宝献给唐朝，再次提出通婚的请求。“弄赞乃遣其禄东赞支礼，献金五千两，自余宝玩数百事。”②再譬如，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出征平定西域之战，被宫廷画家创作出来。《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平定伊犁受降》《格登鄂拉斫营》《鄂垒札拉图之战》等，这其中的作品还被清宫洋画家意大利人郎世宁（GiuseppeCastiglione，1688—1766）带回国制作成为铜版画。不过这些事件连贯不起来整个中国艺术的历史。所以，如果简单地套用纪事本末体的体例作为中国艺术史的体例，也是不现实的。编年体被较多的艺术史家采用。按照年代记叙艺术演变的历史，当然包含了古籍文献记载的作者和一些事件，但是，编年体又容易陷入“流水账”的记录方式。文化自身的演变和发展与它自身的规律相联系，其他外在的因素是推动力。因此，中国艺术史的体例与结构需要依据艺术作品（史料）为轴心，并把艺术作品（史料）置入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考量其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的历史定位，在中国自身文化演变脉络的历史路径轴线中，整体考察艺术变迁的内在动因以及外部的推动力因素。这应该是我们建构中国艺术学史学体例的思考路径。我们整体地考察中国艺术的历史，就会发现它自身的规律。这就是有一种隐形的文化思想观念，是牵引着中国艺术走向的力量，并不一定是按照朝代更迭的变化，构成中国艺术走向的路径。无论是中国的绘画、书法、音乐、舞蹈、雕塑、工艺，还是诗歌、文学，都被这种文化思想观念的力量贯穿牵引，这种力量就是中国艺术文化中昭示出的特有的意境，也是中国艺术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中国的意境观念与西方的审美观念相对应，因此，我们把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中关于意境的探讨和研究称为意境学，以对应西方的美学。意境（意境学）就是中国艺术总体演变的规律主线，中国的意境（意境学）是我们思考中国艺术史学的体例与结构的文化脉络。当然，中国艺术演变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意境。任何早期艺术的初始发生，都是从“实用”功能开始的，逐步上升到“礼仪”功能，然后经历“教化”功能，最后演变到“意境”的境界。这几个阶段主要是中国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并与不同时期统治阶级的上层思想相联系，也与民间思想相关联，这就构成了中国艺术史大致这样几个阶段：原始时期主要以“实用”为主；夏商周主要以“礼仪”为主；春秋至唐代主要以“教化”为主；宋元明清主要以“意境”为主。即：实用———礼仪———教化———意境这样一个演变脉络。当然，每个阶段都不是简单生硬的，每个阶段的变化都是渐变的，有重叠交叉的部分。就是说，各个阶段艺术的主要特征不是突然就变为另一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它是渐进的过程，渐进中自然有重叠交叉。有的艺术形态是早熟的形态，如，书法。在具体的体例中也是需要考虑这类艺术形态的。虽然我们提出的这个体例是一个大致的方法，还比较粗线条，尚需进一步细化。但是这个体例具有中国艺术整体性和文化整体感，本质地、综合地和宏观地反映出了中国艺术的观念、思想和形态。即通过中国传统文化脉络体现出中国艺术史的文化整体感，是中国艺术史体例的基本要求。当然，中国艺术史学的文化整体感，涉及建构者对艺术作品和艺术文献等史料的掌握和运用的问题。

二、中国艺术史学结构与艺术史料

我们强调中国艺术史学应该是具有中国文化整体感的史学。体现中国文化整体感有两个关键要素是紧密相关的，这就是艺术史料与史学结构。这里我们重点讨论中国艺术史的史料与艺术史的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如何运用艺术史料架构中国艺术史的结构。换句话说，缺乏整体地、综合地和宏观地运用、驾驭中国艺术史料的能力和视野，就难以构建成我们所说的具有文化整体感的中国艺术史学的结构。所谓“拼盘”式的艺术史学的结构，实际是按门类艺术分类选取艺术史料，分门别类撰写的门类艺术史，以重叠的方式拼合而成，显示的是各艺术门类史之间的“平行”史学结构。即按照门类的美术史、音乐史、舞蹈史、工艺史、戏曲史等，拼合成的艺术史，每个门类艺术史是平行而独立的。以往我们看到的名义上为艺术史的著述，不是门类史就是“拼盘”的艺术史的结构与体例。因此，我们提出“打乱”门类艺术的界限，重新整合，整体把握中国传统艺术的史料，按照我们前面提出的体例建构中国艺术史学结构，使其获得中国文化的整体感，从而构建中国艺术史学体系。譬如说，在“实用”功能的艺术形态结构中，所选择的材料无论是何种门类，都应该是体现“实用”功能的艺术史料。在“礼仪”功能的艺术形态结构中，所选择的材料也不管何种门类，都应该是体现“礼仪”功能的艺术史料。“教化”功能的艺术史料如此，“意境”功能的艺术史料亦如此。把能够体现出文化整体感的这些体例中共性特征的艺术史料整合置入在一起，从而构成我们这里强调的艺术史的体例与结构。而那些体现某一方面文化特征的具有特殊性的艺术门类史料，则用来建构门和体现门类艺术史的体例和结构。从这个角度讲，史学研究者以文化整体感的高度去驾驭和运用艺术史料，不仅是关系到建构艺术史的结构与体例的重要方法，还是区别艺术史、“拼盘”艺术史与门类史体例与结构的本质属性。中国艺术史料包含所有不同的门类艺术史料，并显示各自的形态特征。从今天的艺术学科的角度看，传统艺术史料，可分类为不同的门类属性的艺术形态，它彰显的是某一门类特殊的特征。故此，人们在认识这些门类艺术特征的历史变迁时，采取的是以门类属性的分类方法，来梳理和架构门类艺术史的体例和结构，其描述方式是以属性的个性为轴心的。

摘要：中国艺术史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艺术的思想影响着园林景观的发展，对其表达方式也有一定的影响。本文介绍了艺术史上不同时期的景观表达方式的特点，有原始艺术时期以宗教为主导地位的图像化景观，奴隶制前期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简单园林景观，奴隶制后期赋有诗画意境的意境景观。艺术的发展促进景观设计的发展，为未来景观设计合理运用艺术的手段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中国艺术史；景观表达方式；图像化；立体化；意境化

艺术与景观的关系可以用相互交融、相互依存来表达，从艺术中分离出了景观设计，与此同时艺术与景观设计也是相对而生，相向而行的，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当代艺术像一股洪流不断涌入国内，与国内原有的艺术体系不断碰撞、融合，在这种新形式下，景观的表达方式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为了更好地把握当今景观的表达方式，我们应当注重分析中国艺术史上景观表达方式的特点。

1中国艺术史与古典园林思想

艺术史是中国文化中的一部分，它是与中国文化共同发展而演化的专门史。文化产生的地方，便是艺术发生的地方[1]。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统领着中国艺术的文化基础，它是构成中国艺术的根本精神核心和文化理念[2]。而中国古典园林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意识形态背景亦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从艺术史可以看出，中国景观表达形式的发展演化离不开艺术的发展进步，每一个时期的景观表达形式都离不开当时最巅峰的艺术思想的指导，大到大明宫、华清宫、颐和园、西湖，小到苏州古典园林、章华台等等都与艺术相关。文学是时间的艺术，绘画是空间的艺术。当人们欣赏园林中的景物时，“静观”和“动观”都会存在，人们会在行进、流动中欣赏景物的姿态和美感，进而感悟人生哲理。所以，园林景观是一种时空综合的艺术。

2景观表达方式特点

摘要：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体系虽然已经初步构建起来，但对该学科的深入思考却似乎刚刚开始。中国艺术考古学作为一门在艺术学科和考古学科之间成长起来的交叉学科，由于其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主要倾向于考古学，故其学科基点应该定位于考古学；“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这一对学科概念是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命名，艺术考古学是建立在艺术学科发展、美术考古学研究取得较大成果的基础之上的；艺术考古学的发展前景则寄托于艺术院校和科研院所从事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对艺术考古学理论建设的关注和高等院校对艺术考古学人才的培养。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研究的前景辉煌。

关键词：中国艺术考古学；美术考古学；艺术学科；考古学科

中国艺术考古学名称的提出，最早见于民国时期的岑家梧先生。他在1941年写成的《中国艺术考古学之进展》一文，主要论述了西方艺术考古的传入和中国学者在其影响下所主要从事的艺术考古工作以及今后中国艺术考古学之趋向。这是一篇继往开来的具有学术前瞻性的论文，可惜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而没有得到重视。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过于强调人类社会中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考古学家往往把目光聚焦在对出土遗物的年代划分和生产工具、技术的进步状况方面，对反映古代人类意识形态的宗教、艺术、民俗等领域却长期冷落、忽略。直到进入19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西方较为成熟的新考古学理论和艺术学理论开始在中国传播，艺术考古的实践活动蓬勃发展起来，改变了在古代艺术研究领域单纯由艺术史学者包办的格局，考古学家、艺术史论研究者共同合作，积极参与对考古出土的彩陶、汉画像石、壁画、陶俑等艺术品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对艺术(美术)考古学的理论探讨也开始出现。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为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所写的序言中，将“美术考古学”作为一门特殊考古学公之于众。199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出现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泓研究员撰写的“美术考古学”条目，对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以及与美术史的关系等作了比较详细的解释。1995年由刘凤君先生撰写、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术考古学导论》，分成上下两卷，上卷为理论和方法，“概括地讲述了西方与中国美术考古学的发生与发展，以期从历史发展中明确美术考古的对象、目的与任务，明确其性质乃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又同美术史有密切的关系”；下卷是分类研究，“对美术考古研究内容分门别类地进行论述”。2004年12月，由笔者撰写、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则旨在总结前人的艺术(美术)考古学理论和实践成果，最终完成对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尽管中国艺术(美术)考古学的理论体系已具雏形，并日趋受到考古学和艺术史研究者的关注，但对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思考仍属起步阶段，特别是对艺术考古学的学科定位、“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这两个基本学科概念的理解，以及艺术考古学的发展前景等方面，还有较大的探讨空间。

一、对艺术考古学学科定位的再思考

在艺术考古学理论建构过程中，美术考古学最早是被考古学家从考古学学科发展的角度，看成特殊考古学的。同时，“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美术考古学是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把各种美术品作为实物标本，研究的目标在于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这与美术史学者从作为意识形态的审美观念出发以研究各种美术品相比，则有原则性的差别。这一认识是基于对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得出的结论，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古代美术品作为人类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是古代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产物，长期被考古学家所忽视，正如牟永抗先生在《古玉考古学研究初论》中所描述的：“在以往中国考古学的报告和简报里，常常在介绍居住遗迹、墓葬之后，将遗物按照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品几乎固定化了的次序进行分类。这一分类的认识论基础，是对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构成生产力诸要素等概念的片面理解。按照生产工具决定论的观念，生产工具的研究价值，自然要在装饰品之上”。因此，美术考古学只是被视为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其研究的最终目的依然一如考古学复原古代社会的历史面貌。稍后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美术考古学条目的解释中，尽管对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没有异义，是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但研究目的已经拓展到“阐明美术的产生、发展过程”。这说明美术考古学已经突破了考古学理论的束缚，跨向了美术理论研究领域，美术考古学作为考古学与美术学两大学科的交叉性学科开始初见端倪。

进入1990年代中叶后，我国的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随着教育产业化，各个高校开始扩大招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使艺术学生的招生数量大增。80年代至90年代，我国又新建一批艺术学院，如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在原专科学校的基础上成立全日制本科学院，上海大学建立美术学院，湖北艺术学院分开为武汉音乐学院和湖北美术学院，此外，几乎所有的有一定规模的师范大学和师范学院都恢复和增设艺术学院、或音乐学院、美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与此同时，综合大学也看到艺术学学科发展的光明前景及艺术学生报名人员踊跃和收费较高的经济效益，纷纷开办艺术学院。90年代成为中国艺术教育飞速发展的第二个高峰。90年代以来，以北京地区为例，综合大学与理工商农林矿等大学纷纷增办艺术学院。如北京大学在原艺术系基础上成立艺术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增设新媒体艺术学院，北京理工大学设立艺术与设计学院，北京林业大学最近成立艺术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设计珠宝艺术学院、中央财经大学设立艺术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设立徐悲鸿艺术学院，现改为艺术学院，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和北京工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方工业大学、北京邮电学院、北京商学院等，均设立了艺术设计学院，此外，还有北京服装学院等，由于社会经济、商业、工业、广告、信息新媒体、建筑等的发展，对设计人才空前需要，各大学看准这一机遇，纷纷以设计为切入点，开始组成艺术学院。所以，中国的第二次艺术教育高潮，是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而设计艺术正是连接艺术与社会经济的桥梁，所以各个综合大学以艺术设计为切入点建立艺术学院就是合乎逻辑的事情。北京其他艺术院校也在发展。中央美术学院每年招生一千多人，在原来造型艺术基础上，又新建了建筑学院、设计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99年底合并到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建立研究型大学的统一要求，使清华美学院成为全国唯一没有扩大本科招生的艺术学院，现本科招生的数量每年仍控制在二百四十人左右，分为环境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信息艺术设计、工业产品造型设计、陶瓷艺术设计、金属工艺设计、服装艺术设计及绘画艺术、雕塑艺术、艺术史论等专业。清华美院一方面发挥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在设计艺术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在美术学方面也加快步伐发展，建立了绘画系和雕塑系。

在搞好本科教学的同时，特别注重博士生、博士后及硕士生的培养。清华要求本科生与硕博生的比例是1比1。清华美院美术学原二级学科2003年建立博士点,在绘画创作与理论研究、当代艺术研究及公共艺术研究等方向招收博士研究生,以张仃、袁运甫、杜大恺、刘巨德、陈丹青、包林、陈辉、刘临等教授为导师,在全国率先招收绘画艺术创作与研究的博士生,培养了绘画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的高级人才。2000年,清华首先由张仃、吴冠中、袁运甫、杜大恺、刘巨德、陈丹青等教授开始招收“绘画博士”时，当时曾引起非议和讨论,并受到有关兄弟院校的反对,现经过十多年的博士生招生培养,已毕业约50名绘画博士研究生,他们分别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北京林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厦门大学等单位工作,在绘画创作与理论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果。清华建立起绘画创作与理论研究相结合复合型博士生培养的教学机制,而原反对清华招收绘画博士生的单位也开始招收绘画博士生。现有中央美院、中国美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艺术学院等单位均在绘画博士招生与培养方面积累了经验,适应了社会文化与高等教育发展对高层次绘画创作与理论研究相结合人才的需求。清华近年又以李象群教授和许正龙教授为首,开始招收与培养雕塑艺术创作与雕塑理论相结合的博士生的新的尝试。与此同时,清华美院自2003年建立美术学博士点后,在美术历史与理论研究方向招收和培养博士生。2004年国家批准清华设计艺术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现已招收和培养了近五十名艺术学博士后人员,开展艺术学相关课题的科研工作,取得了相应的科研成果。

2011年，经国家批准，艺术学由原来文学门类下属的一级学科上升为和文学门类并列的艺术学门类，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艺术学门类下属美术学、设计学、音乐舞蹈学、影视戏剧学及艺术学理论五个一级学科。这次学科升级和调整，为艺术学各部门的发展带来新的历史机遇，同时艺术学各部门及艺术学理论如何发展，取得新的创造性成果，也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艺术学理论作为一级学科，这在世界上也是首次出现，对于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各个层面，如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教学与科研及学科建设方面还有诸多工作要做。我国在民国时期兴办艺术学院，以美术和音乐为主，主要培养美术与音乐创作人才及师范教育人才，如上海美专、北京艺专、国立杭州艺专，都主要培养国画、西洋画、雕塑等创作人才及美术师范教育人才，均没有设理论专业。但为各专业开设有中国美术史（或中国绘画史）、西洋美术史（或西洋绘画史）、及艺术概论、美学等主要艺术史论方面的理论基础课。有的综合大学哲学系偶尔也开设艺术理论或称艺术学课程，如南京的中央大学宗白华先生在哲学系开设过艺术学的基本原理课程。新中国成立后，在民国时期艺术学院的基础上建立新的艺术学院，仍以美术、音乐、戏剧、舞蹈、电影创作与表演为主要教学任务，直到1957年，中央美院才成立第一个美术史系，开始招收美术史论方面的本科生。1983年，中央工艺美院成立艺术史论系，开始招收工艺美术史论方面的本科生。中央音乐学院开始招收音乐学方面的本科生。“”结束后，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4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当时艺术类硕士研究生招生，创作与理论研究两个方面均同时进行，而在艺术博士生招生和博士点审批方面，主要是理论方向，如美术史论、音乐学等，改革开放以来培养的硕士、博士生，现已在高校和研究机构，文化教育部门发挥重要作用。目前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有了以上的学科发展基础，这使我们艺术学理论学科有了良好的学科根基。无论是美术史论、音乐史论本科生招生培养，还是美术学、音乐学、设计艺术学等学科的硕士、博士生培养工作，都为我们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教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的文学学科和哲学学科有深厚的历史传统。民国时期的综合大学都设有文学系和哲学系。新中国的综合大学，文学和哲学都是人文社科的主要系科。我国古代的诗论、文论有丰富的文献资料，且诗、书、画常常联系在一起加以研究，所以诗文理论和书画理论呈现出互补互证的状况，如南朝齐梁时期有钟嵘的《诗品》，谢赫的《画品》、庾肩吾的《书品》，诗书画三品同时出现，相映生辉，这说明我国古代的书画理论和文学理论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文学理论常常用“文艺理论”加以代替。在中国文学一级学科中，现在所设的二级学科“文艺学”，在1950年代至80年代，我们都称为“文艺理论”，即使现在的“文艺学”，也没有称“文学学”或“文学理论”，而是将“艺”包括进来，称为“文艺学”，这个名称说明，无论是“文艺理论”还是“文艺学”，在研究文学理论时，都是注重对艺术理论的关照。反过来，我们的艺术学理论研究也要关注文艺学或文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在我国文艺理论或文艺学研究已有很好的基础和丰硕的成果，常常在文学艺术思潮与理论的研究中，文学理论处于前卫状态，他们在观念、思想、方法上常走在前面，值得艺术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加以借鉴。所以艺术学学科虽然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但不要绝对分开，借鉴文学理论的成果来发展艺术学理论，对艺术学学科建设是大有益处的。况且诸如戏剧戏曲理论、电影电视艺术理论，都是文学学科和艺术学学科共同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所以在中国文学理论和艺术学理论的联系，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我们要续接历史而不是割断历史。

艺术学和哲学美学的关系亦很密切。西方的美学学科是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但仍从属于哲学。后来德国美学家马克斯•德索想将艺术学从美学中分离出来，单独建立艺术学，但艺术学和美学哲学仍割不断。黑格尔曾将美学称为艺术哲学。哲学要研究人的思维和意识精神活动，主要有三大块，一是认识论；二是宗教论；三是艺术论。艺术是人的精神创造活动，是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往往大哲学家也是艺术学家。而美学更要研究艺术创造与艺术鉴赏和艺术作品的审美特征，艺术是人类和自然审美关系及人的审美理想的最高表现，美学如果不研究艺术，其领地就所剩无几了。所以朱光潜先生要求不通一艺莫谈美。北大几位美学大家对艺术都有深入研究和深刻的思想。宗白华、邓以蛰对中国书画艺术的空间意境和审美形式有精辟见解，朱光潜认为其代表作不是《文艺心理学》和《西方美学史》，而是《诗论》，宗白华、邓以蛰的学生刘纲纪结合中国书画来研究中国美学史，著有《谢赫六法论》、《书法美学简化》、《书法美》、《文征明》、《黄慎》、《龚贤》等书画研究专著。他们能从哲学与美学的高度来审视艺术学问题，提高艺术学的理论思维能力。在我国，艺术学学科和美学学科虽然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在美学研究中也离不开对艺术问题的研究。我国综合大学哲学系及社会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所，或文学系中，往往都设有美学教研室或美学研究室，从事美学研究有一大批学者，他们对中外美学史及艺术理论的研究均有可观的成果。因此，我们从事艺术学理论的同仁应加强同哲学美学学科的联系，以期在哲学美学思维方法、思想观念上，借鉴其研究成果来发展艺术学理论学科。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艺术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和西方航海扩展相伴，西方的一些科学家、人类学家、民俗学、社会学家与艺术学家，对一些新发现岛屿上的土著民以及南太平洋、非洲的原住民进行科学考察与人类学调查的同时，对这些土著民族的艺术活动也进行了考察，他们运用了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学的方法，考察了土著民族的艺术活动和艺术作品，取得一些艺术学研究成果，诸如德国学者格罗塞的《艺术的起源》、法国学者布留尔的《原始思维》等，艺术学在十九世纪后期的发展，正是靠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和艺术人类学来推动的。所以今天我们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应考虑交叉学科对本学科发展的作用，注重运用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历史学等学科的方法来进行艺术学的研究，开拓艺术学的研究新领域。我国当代艺术学家张道一先生就十分重视将民间艺术研究同艺术学理论的研究结合起来，取得突出成果。他的博士、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教授在民间艺术学研究和民间美术收集整理方面也取得一定成果，出版了《民艺学论纲》等多部专著，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还建立了民间美术博物馆，这都为艺术学理论研究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12"15世纪的意大利处在基督教信仰衰落和人文主义复兴的交错阶段。旧的基督教艺术中罗马式在12世纪已经发展到它光辉的顶点，继而从法国发起的哥特式风格很快就席卷全欧，进而扩展成为国际哥特式。l3世纪，晚期拜占庭式在意大利渐趋流行。l4世纪，随着哥特式艺术土崩瓦解，基督教信仰的大厦也摇摇欲坠了，伴随这一进程的是一种新人文主义文艺复兴迅速鹊起，经过人文主义者和新兴市民们的共同努力，15世纪一片繁荣。无疑，这一历史进程中潜伏着宗教改革和近现代启蒙的发端，对后世影响深远，研究意义重大。因此，历来都是国际学界研究的热点。本文拟从艺术家与艺术品、心理学与图像学、艺术社会学等三个方面详细述评这一时期的意大利视觉艺术研究状况。

一、艺术家与艺术品

l2至l3世纪，欧洲甚至连专门讨论艺术的著作都寥寥无几。从14世纪始，首先在意大利，关于艺术家和艺术品记叙才逐渐增多。当时的一些著名人文主义者和编年史家，如但丁、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乔万尼•薄伽丘和菲利波•维拉尼等，都开始或多或少地谈论意大利艺术家和艺术发展的状况。到了l4世纪晚期和l5世纪，职业艺术家撰写的艺术著作相继出现，有佛罗伦萨艺术家切尼尼的《艺人手册》和l5世纪佛罗伦萨雕塑家和建筑师洛伦佐•吉贝尔蒂的《回忆录》，书中吉贝尔蒂专门用一部分探讨了15世纪艺术家关心的光学问题，并把乔托以来的l5世纪艺术看成是艺术史发展的最为关键的阶段。同时代，意大利画家阿尔贝蒂也有《论绘画》名作。稍晚达•芬奇的《论绘画》也著称于世。在l4—15世纪学者和艺术家相关著述的基础上，l6世纪意大利著名画家、建筑师和艺术史家瓦萨里写成《著名画家、雕塑家、建筑家传》，记载了14世纪的契马布埃、乔托到16世纪的米开朗基罗、提香等260多位意大利艺术家的生平和作品。尤为难得的是，瓦萨里在关于这些艺术家的书写中贯穿了艺术进步的三段论理论。他常常轻蔑地提到拜占庭风格和哥特式艺术，但对15—16世纪的意大利总是描述为重大的创新。到了18世纪，瓦萨里的艺术史书写模式受到了挑战，西方艺术史编撰传统开始经历一次重要的典范转移。其中意大利的路易吉•兰齐和德国约翰•温克尔曼的贡献卓著。兰齐的《意大利绘画史》突破了瓦萨里以艺术家及其作品为中心的模式，而以不同画派为中心展开论述。而温克尔曼则在其《古代艺术史》中明确表示艺术史的目标应该是探索艺术的本质。因此，其对象应该是艺术品的形式和风格，而不是艺术家。由此，温克尔曼将西方艺术史的中心从艺术家转向了艺术品本身，并力图建立一门严谨的“科学”，意大利古典希腊一罗马艺术是他研究的重点。

19中叶至2O世纪初，随着欧美相继设立艺术史学科和专职教席，艺术史研究的范式也坚定地从艺术家转向艺术品的内在因素，如题材、风格、形式等。19世纪颇有影响的库格勒的《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的绘画史手册》和《艺术史手册》就就鲜明的体现了这一变化。库格勒的艺术研究直接影响了雅各布•布克哈特。在他的指导下，布克哈特完成了《意大利艺术品指南》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从而为著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奠定了基础。1986年布克哈特出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100多年来虽历经批判却能屹然不动，他有关文艺复兴的论点，至今仍基本上无所改变。确实，布克哈特的综合研究皆奠基于文艺复兴当时人的看法，奠基于彼特拉克及其追随者们，其时比瓦萨里把美术发展称为“文艺复兴”要早得多。关于这种有关古典文化准则怎样在文化和艺术方面首先得到“再生”和“复兴”的思想，沃利斯•克•弗格森在其权威著作《历史思想中的文艺复兴》中已有充分阐述。布克哈特所做的只不过是把文学艺术上的“复兴”与“再生”的概念引伸到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以及含义最广泛的历史领域。布克哈特著作的开篇对意大利的历史作了深入的分析，用了一个标题：“作为一种艺术工作的国家”。在其他部分布克哈特的写作态度很审慎，严格遵循朱尔斯•米歇莱特的名言：文艺复兴实为“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对布克哈特来说，这意味着文艺复兴使人们采取了新的姿态，这种姿态必然会改变整个世界。人们按照文艺复兴的观点来解释自然界、道德、宗教、公共生活以及文学和艺术的创作原则。这种观点首先在意大利，然后传播到其他地方，揭开了现代世界的序幕。当然，随着研究的展进，人们对布克哈特所持立场开始存有异议，大致分为两派：一派认为14、15世纪在意大利发轫的文艺复兴仅是欧洲文化演变的无数相应的事件之一。因此，“文艺复兴”这个词，应当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它可适用于后代任何恢复和模仿古典文化的活动；另一派的意见完全相反，认为在意大利并未发生过任何值得特殊重视的现象，所谓的文艺复兴只不过是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延伸和近代文化的导演。第一种批评意见更深刻，也更富有建设性。由于这些学者们致力于对加洛林王朝的文艺复兴和对12世纪的文艺复兴的研究，中古史学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撰写了一本关于《十二世纪文艺复兴》的令人钦佩的著作。

他描写当时的情况是：罗马式艺术的鼎盛、哥特式艺术的萌芽、通俗诗的普及、拉丁古籍的再现和大学的诞生等等。另一派认为文艺保护主义在当时并不那么发达，仅有少数人支持。欧文•潘诺夫斯基对布克哈特进行了脆弱的批评。他在西方艺术中区别“文艺复兴”和“文艺复古”的概念。潘诺夫斯基在艺术分析中使用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文化和文学领域。确实有古代的文章、思想和动机引起过少数知识界人士注意的复古时期，但这是所谓的昙花一现的时期。它对于16世纪意大利发生的文化变革，以及随后形成的，几乎至今仍是对西方文化价值处于统治地位的变革来说，并无任何历史渊源和重要意义，也无持续与深刻的社会影响。他们认为，按照布克哈特的说法从文艺复兴开始的现代社会实际上是浸透了中世纪的精神的。事实上，意大利从未存在过文艺复兴。文艺复兴非爆炸式的，而是中世纪与近代世界之间的过渡演进，由许许多多复杂的力量——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相互作用所造成的。“复兴”的第一缕阳光出现在12世纪，从那时起，宗教与世俗的不断摩擦与平衡，日益增长的意大利贸易缓慢地刺激着意大利艺术的肌肤，15世纪终于出现古典文化和艺术的再生，知识的苏醒，人类才真正意识到自身的伟大。这种崭新的生活观念带来视觉艺术的盛兴。文艺评论家道格拉斯•布什和埃•麦•蒂利亚德也持这种观点。与此并行的还有一种更早的论调，即认为在13世纪意大利基督教文化中就已经有了“人文主义者”的影响了。据此，索德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和现代社会演变的关键人物是著名基督徒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尽管布克哈特呼吁意大利文化研究要把“纯”历史和文化史结合起来，但笔者感到按此方向前进学者为数寥寥，唯一能够提及的杰出的代表就是汉斯•巴伦，无论是在他战前的作品里还是在《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的危机》一书中都是这样，而后者中的观点更加明确。他在此提出一个论点，即正是由于在政治上对佛罗伦萨的自由所构成的威胁，首要是来自维斯孔蒂的威胁，才促使这个位于阿尔诺河旁的城市统治阶级接受实质上的共和政体，并接受从古典著作中寻求启示的新文艺风格。风格分析在12—15世纪意大利艺术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到了布克哈特的弟子海因里希•沃尔夫林那里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著作继承风格学的衣钵，代表作有：《古典艺术：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导论》《艺术风格学》和《文艺复兴与巴洛克》。同一时期，另一位艺术史家沃林格尔运用风格分析对l3—14世纪的哥特式艺术进行阐释，其著作《抽象与移情》《哥特形式论》在欧洲知识界也曾引起强烈反响。

二、心理学和图像学

一、回归中国美术史研究的“中国视角”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马森（MaryMason）在《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1840—1876》（WesternConceptsofChinaandtheChinese，1938年）一书中曾对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艺术作过总结：“从整体上说，西方人并不欣赏中国人的艺术作品。西方的评论家们用欧洲人的艺术原则作为一种标准来衡量中国人的艺术作品。把符合这一标准的中国作品称之为好作品。”①时时处处以西方艺术为衡量标准，“中国艺术”未能得到客观理性的认识与评价。即便是西方大学象牙塔内的学术研究，也无法克服此种偏见与误读，这一问题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上半叶均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柯律格分析到：“更确切地说，是强调中国与‘西方艺术传统’的差异，而在中国实践领域里跨时空的差异性显得不是那么重要。”②中西美术差异性的过多强调，代表着一种拒绝的姿态。此时的西方学者不愿意或者无法站在中国美术史独立自足的立场上展开研究。在中西美术初次邂逅之时，这种状况是不可避免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美术传统，尚未建立平等理性的对话平台。“中国视角”的探索正是西方汉学中国美术史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关键。图像（Image）、材质（Material）、功能（Function）、类型（Type）、风格（Style）等方面的差异，使西方美术史的现成理论与研究模式难以贴切地运用到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之中。从中西美术的共性出发，或许能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西方美术史以雕塑与绘画为中心的“艺术”（Fineart）观念是行不通的，势必要扩大视域，采用一个中西美术兼容的艺术定义。柯律格将“自觉的审美意识”认定为艺术的本质特征，并以此作为中国美术筛选、品鉴的标准。然而，必须明确指出的是，柯律格充分认识到了“自觉的审美意识”的复杂性，并没有依此僵化地确定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对象与发展脉络。一方面，对于任何民族的美术史而言，审美意识均有一个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过程。美术史写作应该清晰地还原这一演变过程。要不然，以青铜礼器与墓葬为主的先秦两汉艺术就有可能被美术史研究拒之门外。因此，柯律格所讲述的中国美术史的起点是萨满观念所驱动的原始艺术，包括青铜器、玉器、陶器等。另一方面，“自觉的审美意识”并非仅对专业艺术家而言。新一代的美术史学者抛弃了高雅艺术优越至上的傲慢，对日常生活中的美术进行了更多系统化的研究。柯律格对宗教艺术、礼制艺术、宫廷艺术、民间艺术、艺术市场等诸多艺术领域均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就是要弥合精英与大众、职业与业余的艺术鸿沟。在重新定义“中国艺术”的基础上，柯律格超越了以艺术类型为标准的划分原则，而是根据艺术功能与使用环境的差异，将中国美术分为五大系列，分别是墓室艺术、宫廷艺术、寺观艺术、文人艺术与民间艺术，它们进而构成了《中国艺术》叙事框架的五大部分。全新的分类原则，实际上是全新研究视角的建立，学者们开始对功能相似的若干艺术门类进行综合研究，为中国美术史研究开辟出了一条新路。例如，在讨论文人艺术的过程中，柯律格是将书法与文人画结合起来的，二者不仅在主题与风格上呈现出共同的美学特征，而且同为文人士大夫自我表达的工具。美国华裔美术史研究者方闻在《心印》一书中更加印证了书画综合研究的必要性。他指出：“对于文人艺术家来说，书法是比绘画更为天然的媒体。早在公元3世纪初，从汉代末年开始，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就已经完成了自身发展的全部历程，远在山水画之前就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形式。以后几个时期里，山水画艺术的兴起得益于艺术家的书法经验和书法知识。”③先行发展起来的书法对文人画的美学风格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方闻甚至提出了“书法性山水画风格”的说法，并以此来描述“元四家”的画法与风格。其结论是否经得起推敲暂且不论，但至少看到了书画综合研究的学术潜力。然而，“自觉的审美意识”也存在着致命的学理缺陷。首先，美术的视觉特征有被忽视或湮没的倾向。审美意识是所有艺术门类的共同特征，因此“自觉的审美意识”对美术而言是一个大而无当的概括。同时，柯律格的中国美术研究也频繁地使用了“图像”（Picture）这一术语，其著作《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PicturesandVisuali－tyinEarlyModernChina，1997年)就是以图像研究为中心的。但是，“图像”也比美术更加宽泛。对此问题，巫鸿论到：“新一代学者们并没有退入被重新定义后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缩小范围，而是把更大量‘非美术’的视觉材料纳入以往美术史的神圣场所，其结果是任何与形象（Image）有关的现象———甚至是日常服饰和商业广告———都可以成为美术史研究的对象。”④美术价值的描述与评判，是美术史研究的主要任务，当大量非美术的作品涌入进来，美术史的基本特色、发展轨迹与总体规律就会变得混乱不清。巫鸿、柯律格等学者虽然有学科反思，但在具体学术研究中却无法轻而易举地转向。其次，古今美术观念并未有效协调。审美意识是时移世易的，因此中国美术史写作存在着古代与现代两种视角。古代视角强调的是对中国美术史本来面貌的还原，而现代视角则表达了对中国美术史的重新评价，两者都是美术史研究的学术诉求。柯律格的《中国艺术》确实同时建构了古代与现代两个评价角度，但是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没有将两者有条不紊地呈现出了，留给读者的是混乱不清的印象。另外，《中国艺术》并未涉及中国古代建筑艺术，这也是一大缺憾。在古代文人的观念里，建筑仅是工艺而已。正如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所论的：“建筑在我国素称匠学，非士大夫之事，盖建筑之术，已臻繁复，非受实际训练、毕生役其事者，无能为力，非若其他文艺，为士人子弟茶余酒后所得而兼也。”⑤西方美术观念传入之后，国人已把建筑当作重要的艺术类型之一，因此有必要在中国美术史给建筑艺术留一席之地。

二、“原境”重构与中国美术史的学术转型

“中国艺术”在内涵上的重新调整也受到了后现代主义学术理念的启发，从而全方位改变了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模式。在20世纪30年代，以滕固、李朴园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美术史研究者，接受了温克尔曼（JohanWinkelmann）、海因里希·沃夫林（HeinrichWolfflin）等西方学者所创建之风格理论（StyleTheories）的影响，形成了以“风格”为核心的分析架构。在《艺术史的基本原理》（PrinciplesofArtHistory,1915年）一书中，沃夫林认为以视觉图形为基础的“风格”是艺术史研究的核心任务，而“风格”的发展变化主要受到民族、时代与个人三大要素的制约。其中，随着文化时期而不断演变的时代风格是艺术史理应关注的焦点。⑥风格理论超越了以具体艺术家、艺术品为中心的微观的印象式艺术批评，提供了更为宏观而理性的研究模式。这正是滕固等美术史家引入风格理论的初衷。在《唐宋绘画史》中，滕固首先批评了中国古典绘画史的研究方法，它未能“广泛地从各时代的作品抽引结论”，未能出现“较可人意的绘画史”，只“屑屑于随笔品藻”，然后倡导由“风格”统领的艺术史研究模式，“绘画的———不是只绘画，以至艺术的历史，在乎着眼作品本身之‘风格发展’”。⑦在图像分析与文化史的辅助下，滕固对“风格”的起源、发展、繁荣、衰落与转向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描绘与阐释，并以此确立了中国美术史的分析视角与叙事线索。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风格理论成为了现代中国美术史学科的通行研究模式之一，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步伐，大量高品质的著作与论文已经清晰完整地勾勒出了中国传统美术的发展历程与演进轨迹。尽管如此，在后现代主义解构思潮的语境之中，以“经典”（Classics）为重心的风格理论及其研究模式，受到了新一代美术史家越来越多的质疑。实际上，英美汉学界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引领了这一次学科反思。巫鸿概括到：“新一代的艺术史家试图摆脱以艺术家和作品为中心的传统思维方式，而把艺术品放在社会、经济、思想史的大环境中去观察，或在理论层次上把哲学、语言学、心理学及文学批评中发展出来的概念和理论用以分析和解释艺术的形象和表述。”⑧美术史不仅是按照自身逻辑发展演变的独立自足体，而且是不断与政治、宗教、哲学等外部要素交流互动的开放体。跨学科的审美维度因此对美术史研究而言是绝对必要的。巫鸿认为，美术史要注重艺术品“原境”（Context）的重构，要发掘“历史物质性”（HistoricalMateriality）与艺术品视觉属性的互动关系。⑨柯律格在理论与实践上均和巫鸿有同样的研究思路。柯律格所主张的“借脉络来定位之术”（ArtofContextual－ization)⑩，实际上和巫鸿的“原境”重构是如出一辙的。对“原境”的关注与研究，使中国美术史研究顿时视野大开。首先，艺术活动的整个链条与诸种要素得到了全方位的观照。美国文艺批评家艾布拉姆斯（M.H.Abrams）在《镜与灯》（TheMirrorandLamp，1953年）中认为艺术具有四大要素，分别是作品、艺术家、世界与欣赏者，并以此确立了艺术批评的坐标体系。輯輥訛若依照同样的思路，我们就会看到，完整的美术批评应该综合四大要素对艺术进行全面的考察。但传统的美术史研究偏重于艺术品与艺术家，而忽略了世界与欣赏者这两大要素。此种缺漏在英美汉学界的中国美术史研究中得到了弥补。比如，高居翰所著的《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ThePainter’sPractice:HowArtistslivedandWorkedinTraditionalChina，1994年）通过四大要素的交叉分析，具体而微地还原了中国传统画家的真实生活状态。高居翰解释到：“晚期世纪的中国收藏家和绘画爱好者常常以颇脱离作品原始情境的方式去欣赏绘画作品，以及写文章评述它们。这一中国绘画传统的审美化和非情境化，使得我们现在许多时候，均难以还原作品的本意和功能。”輥輰訛高居翰对中国传统收藏家与鉴赏家的艺术批评是不满意的，它们侧重于艺术品的感性分析，对艺术品的创造与流传有所忽略，因而显得过于主观随意。画家生涯的学术目标就是要还原传统书画的创作环境与传播状态。古典绘画的存在状态与传统画论所宣扬的“美学理想”是不尽符合的，事实真相要远为复杂多样。柯律格也有类似的文人画研究思路。在《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ElegantDebts:TheSocialArtofWenZhengming,1997年）一书中，他发掘出了文人画作为“社交性艺术”（SocialArt)的面向。文人画既是士大夫抒情言志的独立审美空间，又是世俗社会中应酬交际的礼物或者养家糊口的商品。艺术家不得不面对的两难处境，以及文人画可能具有的商品性，在传统画论与鉴赏之中是被隐没的。这些先期的理论与观念最终汇聚到了《中国艺术》之中，柯律格专门辟出“文人生活中的艺术”与“艺术市场”两章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生产与消费进行了详细解说。其次，“原境”的还原呈现出了艺术功能的多样性，拓宽了美术史的研究范围。柯律格在《中国艺术》一书的导言中对其艺术史研究理念进行了清晰的解释：“它站在自己的出发点利用背景材料，即创造和使用这些艺术品的社会与物质环境。关于这点的争议之一是，在中国艺术的研究中这一方面此前很少受到关注。事实上，在中国和西方的知识传统中，‘艺术’和功能的问题直到最近才有了相互独立的范畴。”輱訛輥传统的美术史研究是以“艺术性”为中心的。然而，除了审美价值，艺术品同时也具有宗教、哲学、日常生活等多层维度的实用价值。艺术与其诞生、传播的时代自始至终处于互动关系之中。20世纪50年代起在国内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也着力于这一互动关系的研究。但是，它展现的仅是呆板、肤浅而模糊的互动表象。在跨学科的视野中，英美汉学家们将视觉形式的分析与思想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将时代与艺术的深层联系揭示出来了。葛兆光曾高度肯定文物、书画对于思想史研究的价值：“视觉上的问题常常也是观念性的问题，图像的布局、设色、主题中不仅有审美的趣味也有生活的趣味，甚至思想史的内容。”輲輥訛严密而审慎的图形分析，既解释了艺术品美感的生成方式，又再现了一种被历史尘埃所湮没无闻的“历史”或“思想”。

三、中国美术史撰述模式的探索

和其他历史类学科一样，美术史最终呈现为一种叙事文体。美术史的撰述方式，鲜明生动地表现了研究者的美术史观。后现代主义叙事理论拆穿了“历史叙事”客观公正的假面具。所有的“历史叙事”都带有某种程度上的主观性，撰史者若不依照特定标准对原本庞杂纷乱的历史事实进行筛选、梳理与重构，一部清晰完整的“历史”是绝对完不成的。恰如菲利普·史密斯（PhilipsSmith)所论及的：“为了理解世界，人们和机构会创造出关于世界的故事。这一类分析的目的，是详细描述这些故事的特点，用理论对其进行归纳，并考察它们的言外之意。”輥輳訛美术史便是一个拥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尾的故事，对其叙事结构的深入考察，修史者的美术史观就会浮出水面。单从目录上看，就立马可见柯律格的《中国艺术》在叙事方式上的别出心裁。“组合”（Com－position)和“聚合”（Aggregation）是叙事框架的两大构成方法。前者是叙事单元内部诸多要素的历时性排列，而后者是若干独立叙事单元的共时性排列。美术史的通常写法是先“组合”、后“聚合”，即首先以时代为序将中国美术史划分为若干阶段，然后在某个阶段内则并列地对诸种艺术类型进行逐一解释说明。而《中国艺术》则独辟蹊径地采用了先“聚合”、后“组合”的叙事策略。本书五大部分的相互关系是“聚合”式的，墓室艺术、宫廷艺术、寺观艺术、文人艺术与商业艺术是依照艺术功能而区分形成的类型。而在某种功能类型内部，它遵循了“组合”的叙事原则，按照中国历史的朝代更迭对其发展演变史展开论述。美术史的传统写法着重考察时代与风格两大要素。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美术，因此社会历史的变迁往往带来美术史的跃进或转型。这一研究思路受到了19世纪法国学者丹纳（Taine）文艺发展“三要素”（即种族、环境和时代）理论的影响。随着丹纳的艺术哲学遭遇了越来越多的诟病，传统的美术史写法也变得问题多多了。陈平在《西方美术史学史》中论到：“丹纳单纯用种族、环境和时代来解释历史与艺术，易于导致循环论证和错误的结论，因为他所谓的‘三要素’，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需要作进一步分析和解释，并不是终极原因。”輴輥訛换言之，时代的文化特征如何影响、表现于美术作品的视觉形式，始终是“三要素”理论没有完满解答的问题。相比之下，功能类型（TypeofFunction）是柯律格美术史研究思路中最为核心的概念。对功能类型的分析，详尽地再现了艺术品生产与消费的全过程，因此艺术品、艺术家、欣赏者与社会历史这四大要素全部囊括在这一分析架构中了。由此可见，柯律格以功能类型为中心的研究模式，要比丹纳“三要素”理论更为严密周全。在具体描述特定艺术功能类型之发展史的同时，柯律格间接地表达了颇有见地的中国美术史观。每一个叙事单元时间点的划定，都潜含着对中国美术史“延续”与“断裂”的独特判断。首先，为什么墓室艺术的历史只讲述到650年，唐、宋、明、清诸代的墓葬艺术却根本没有提及？柯律格并未着力于中国古代墓葬的研究，其相关论述大量地借鉴了巫鸿等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但是二者的关注点与结论是略有不同的。巫鸿在《黄泉下的美术》（TheArtoftheYellowSpring,2007年）等著作中对中国古代墓葬展开了共时性研究，其聚焦点位于墓葬艺术的观念性。他论到：“墓葬艺术千年不衰的一个原因在于它吸纳不同信仰和实践以丰富自身的能力。受到绵绵不绝的祖先崇拜和孝道的支持，它在中国古人的社会活动和艺术创造中保持了一个核心位置，在黄泉世界造就了变化无穷的建筑结构、图像程序和器物陈设。”輵訛輥基于墓葬艺术物质性、视觉性、叙事性三大层面的综合分析，巫鸿在思想史的视角上展现了中国文化“彼岸世界”的构建方式与思想支撑。而柯律格则历时性地重点考察了墓葬艺术的美学特质。在陈述完“昭陵六骏”的美学价值之后，他论到：“墓室是居住空间的观念现在已经稳固地建立起来，并且被视为个人的居住空间，个人的趣味在此之后将持续发展。”輶訛輥在先秦两汉，墓葬艺术风格的主导因素是宗教信仰，而到唐代，这已经转变为个人趣味了。其次，宋代在《中国艺术》的叙事框架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间点，柯律格将宫廷艺术、文人艺术与民间艺术繁荣发展的起点确立为宋代。稍显遗憾的是，柯律格并没有把这一趋势明确地概括出来。由唐入宋，中国历史发生了质的变化。日本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巨擘内藤湖南指出，宋代社会结构呈现出一个自由而多元的格局，君主独裁政治更加巩固了中央皇权，科举制和文人政治赋予了文人阶层在政治与文化上的优越地位，平民的力量随着农业与商业的巨大发展而日益增长。輷訛輥力量逐步壮大的三大社会阶层，成为艺术品的潜在消费者。社会地位与理想价值的差别，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审美趣味，宫廷艺术、文人艺术与民间艺术便是其具体表现。值得特别关注的是，美术史意识也表现在微观层面的叙事方式之中。柯律格既然采纳了更为宽泛的“中国美术”定义与以功能类型为核心的分类原则，就必然在具体的论述中使用与传统美术史有所不同的撰述方式。不论西方读者，还是中国读者，在阅读完《中国艺术》之后都会有一个疑惑：到底哪些艺术家与艺术品在中国美术史中是一流的？这种状况一点也不难解释。因为柯律格完全舍弃了由“经典”排列而成的论述模式，将关注点投放在最能说明功能类型相关信息与特征的艺术家与艺术品之上。他更加重视的是对中国美术史艺术现象与规律的分析总结，而不是“经典”的展示，事实上后一方面的工作已经被传统的中国美术史完成了。功能类型是受制于艺术赞助模式的，柯律格对具体艺术品的鉴赏便充分地考虑了这一点。在西方美术史中，艺术赞助（SponsorshipoftheArts）是推动艺术创作的重要因素，尽管面对着赞助人对题材与风格的设定，艺术家不得不牺牲一些创作个性。那么，中国美术史有没有类似的艺术赞助制度呢？越是忠实地还原艺术品的生成环境，就越是能清晰地看到中国式的艺术赞助方式，它才是刺激诸种功能类型逐步走向成熟的关键因素。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艺术》虽然观念性很强，但依然是一部饶有兴味的著作，因为它善于“讲故事”。英美汉学界的美术史研究擅长于原境分析（ContextualAnaly－sis），柯律格亦不例外。他尽其所能地以讲故事的方式去描绘艺术品的视觉图形与存在环境。栩栩如生的原境再现，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到了中国古典美术创作与流传的原始语境。综上所述，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与学术理念是使中国美术史研究思路大开的关键，而对新理论的敏感与探索，恰恰是英美汉学界的优势所在。对英美汉学界学术成果的译介与分析，势必会极大地推动国内学界的中国美术史研究。然而，跨学科挪用而来的新理论与艺术理论并不是“亲密无间”的，能否客观而理性地对中国美术史的现象与规律作出解释，依然存在着诸多疑问，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摘要：本文通过举例埃及的程式化美术风格与梵高、徐渭这样两种反差极大的艺术风格，探索个性在艺术不同风格中的表现，通过不同风格的对比与分析，试图阐释观看不同的艺术风格作为一种确定而不带激情的方式在认识自身与他者的距离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艺术风格；认识方式；自我表现

贡布里希的《艺术与错觉》一书主题旨在阐释为什么会有一部艺术史，艺术家们在描绘现实时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众多的风格。“没有艺术史，只有艺术家”，这句话耳熟能详。艺术史是艺术史家根据不同风格的演变而贯穿成的，但只有一位位艺术家创作的众多的作品屹立在艺术的历史中，而这些作品也或凝聚着一个时代的特殊的表现方式与审美理念。或饱含着一个个人的神情并是他个性的表现。本文作者亦对艺术史中的诸多风格感到着迷，但本文试图阐述的是，理解艺术史、理解艺术史中的不同风格作为认识自身与他者之间距离的一种方式。

一、埃及的程式化美术风格

埃及美术主要体现为程式化，这样一种程式化的风格，毫无个性，一切个人的色彩都被抹除了，几近于在某种严格的禁欲哲学或者宗教戒律的影响下而采取的一种极为克制的表现方式，内容静穆，无任何感情流露。古埃及的艺术本身似乎就是一种通往来世的方式，他们坚信众劫回归，对于他们而言，来世是达乎可及的。

二、梵高与徐渭的个性化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