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音乐教育范文10篇

一、春秋战国时期音乐发展简况

西周时期宫廷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雅乐盛行于祭祀与典礼等各种活动中。这时期的音乐高度发达，有确切文献可考的乐器就多达70多种，此外还建立了我国最早的乐器分类法——“八音”。周平王东迁以后，雅乐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进而造就了我国音乐发展的第一次繁荣。但随着中央政权的衰落和礼乐制度的崩溃，雅乐的地位逐渐衰微，新乐逐渐兴盛起来，音乐由官方向民间转变趋势的日益明显。例如，当时社会下层流行的地方音乐地位逐渐上升，并出现了《诗经》这样的歌诗总集，其中的“国风”记载了北方15个地区的民歌。由于音乐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乐器、音乐理论都有了重大的突破，同时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音乐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乐器更加精美，音律更为准确，诞生了筝、笛、筑等一些新的乐器。在众多乐器当中，尤以琴的运用最为广泛，著名的演奏家有师旷、师文、伯牙等。器乐演奏的形式也不再只是局限于独奏，而是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合奏，其中以编钟和鼓为主的“钟鼓之乐”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种。

歌唱艺术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专门进行歌舞表演的歌人。随着俗乐的发展，还出现了一些出色的民间歌唱家，如：韩娥、王豹、绵驹，以及歌唱教师秦青等。

音乐理论在这一时期也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最早的乐律计算方法——“三分损益法”。战国时代的文献也明确提出了旋宫的理论，《礼记·礼运》篇中说：“五声、六律、十二管，旋相为宫也。”①儒家音乐思想的代表著作《乐记》中记载：“故歌者，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拘，累累乎端如贯珠。”②这一时期音乐理论取得了重大成就，对后世的音乐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教育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教育处于重大的变革时期，其内容正逐步由礼乐教育转为适应于娱乐需求的技艺传教。从形式上看，当时的音乐教育具有官学和私学两种。

在我国各个朝代的发展中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贯穿于整个中国音乐史发展的长河之中。我国古代的音乐教育经历了“成均之学”为标志的原始萌芽阶段，夏商西周“官办教学”时期，由于社会制度变革、生产力的提高，到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不断下移，音乐教育逐渐由官府下移到民间，官学与私学并存的局面，从而促进了私学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标志着社会文化发生重大的转型。公元前221年，秦朝灭六国而统一天下，建立起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西周时期的血缘宗法分封制度在这一时期彻底坍塌，从而使与其相适应的礼乐制度以及教育制度也必然的发生了改变。从历史发展来看，音乐教育在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文化转型后，体制化的音乐教育，基本上从为国家培养所需人才的官办教育机构中剥离，而存在于一种主要目的是为了适应宫廷祭祀庆典礼仪、宴享娱乐的官设音乐机构中。此时的音乐教育目的，并不是原先为统治阶级培养治国人才，而是学艺歌舞技艺等音乐知识，供宫廷娱乐而用。秦汉时期的音乐教育体系正是这一现象的延续。乐府的成立即是音乐教育中心转移的鲜明标志。乐府始于秦代，“汉承秦制”，汉武帝时进行扩充，乐工八百余人，规模宏大。到汉哀帝时取消这一机构。汉代乐府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音乐教育机构。它的任务是适应宫廷的需要，收集整理民间音乐，创作歌词、编写曲调，编配乐器以及表演乐器，唱歌等。其教学任务主要是为了适应当时宫廷的各种音乐活动的需要，提供服务人员，与以前官学中为统治阶级输入治国人才的音乐教育有很大的区别。从概念的界定上讲，乐府已并非是官学性质的音乐教育机构，而属于官办音乐教育。乐府中即使参与祭祀典礼中的音乐活动也大量存在有“以俗入雅”的行为，其实施主要是以娱乐性音乐为主，是以教授乐人技能为主。另外从乐府的领导者以及宫廷皇族出身来看，如乐府领导人李延年乐师出身；还有汉代皇后赵飞燕既是历史上出名的歌舞女子，充分证明了当时音乐教育的演变。与春秋战国以传教为主要手段的私学相比较，汉代社会中私学性质的音乐教育已相当普遍，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私家歌舞教育，培养舞蹈音乐人才主要是为私家音乐娱乐服务，是一种满足自我需求的教育行为；另一个是通过舞蹈音乐的培养，对于贵族和皇家音乐娱乐输送特殊的音乐人才，形成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并从中获利，具有买卖的商业性质。秦汉私学教育的蓬勃发展，可以说与当时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奢糜享乐风气有关。

总之，秦汉时期的音乐教育即使统治阶级在当时曾做过一定的努力，如刘向的理想尚未实现，王莽设立辟雍，东汉设立太学和五经博士，但最终都不能挽回音乐教育从官学教育中分离出去的最终结果，也未能保住音乐教育在官学中的一席之地。当时音乐教育从官学教育体系中分离出去并不是因为统治阶级努力的不够，而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产生了根本变化，这不是某些人努力可以改变的。音乐教育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从历史的角度看，一方面继承了秦汉时期音乐教育的基本特征，即从官学分离的音乐教育，主要存在于宫廷官设音乐教育机构和社会娱乐圈的音乐教育行为，另一方面，它在这一特殊时期迁移的独特背景下，致使外域外族音乐对中原音乐产生深刻影响，音乐和传教内容相应变化等。这就是音乐教育的两个主要内容。官学音乐教育的衰退代之以宫廷以及私家歌舞娱乐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了社会音乐教育，强化了秦汉以来的“艺”体系，而忽略了“人”的制度体系；此时西域音乐的广泛流传，使音乐教育的教学内容，增加了新的元素，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外国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的融合。魏晋时期是乐妓音乐歌舞表演为中心的时代，宫廷雅乐衰落，俗乐兴起。清商署作为一个清商乐的管理机构，自魏晋时期，属于宫廷俗乐音乐机构。在汉代乐府的音乐表演中就已经有清商乐节目，从汉代流传下来的清商乐，无论是继承清商乐的宫调系统，或歌舞表演的学习，肯定会有音乐的传教活动。正是这种音乐传教使汉民族的传统音乐得以流传到后世。清商署中的音乐表演者主要是歌舞妓，也是清商署歌舞教学活动中最重要的参与者。

清商乐的表演，主要是供感官享受的娱乐性歌舞表演。因此，清商署所传教的歌舞器乐，也是民间俗乐作品。一直到清商乐音乐进入南方后，吴哥西曲的形成，也属于俗乐的范畴。民族的大融合后，清商乐虽然发展不可能像汉乐府那样拥有社会条件下的稳定，为音乐教育提供良好的发展条件，而流行于社会各阶层在追求感官娱乐的气氛，使清商乐在社会需求中得到自身发展，同时，强大的社会需求，使乐官、乐工和乐妓自觉从事音乐传播和音乐教学工作，使得清商乐流传至隋唐时期，并被隋文帝成为“华夏正声”。清商乐作为魏晋南北朝最有影响力的民间音乐活动，音乐活动中的传教活动，可以说是很常见的，远远超过了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俗乐繁荣雅乐衰落，宫廷雅乐处于惨淡经营的状态中。雅乐的传教，官学不存在，即便在宫廷中，往往是处于“古乐音制，罕复传习”的境遇下。（《魏书•乐志》）但在雅乐承担歌功颂德的音乐职能上，雅乐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音乐的传播和交流的角度来看，魏晋南北朝是汉族传统音乐和外域外族音乐，北方和南方的音乐交换周期。这种传播的普遍性超越于汉代，而且为晚唐音乐的繁荣奠定了基础。隋唐时期，随着社会音乐教育活动的广泛开展，无论是在宫廷还是在社会，音乐教育活动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一整套官办和层层设置式的音乐教育机构，培养了大批社会音乐人才，反映了这一时期音乐教育活动的发达。隋王朝建立，汉魏官制在中央系统中恢复，在太常寺建立各种音乐教育是官学教育体系之外的官办音乐教育活动；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国家的政府官员，而是需要为宫廷音乐活动中培养和输送一大批音乐人才。唐代的官办音乐教育较之隋代社会影响更为发达，在重视教育的社会背景下，建立起唐代宫廷音乐教育的管理制度，也达到了完善的境地。总体上，隋唐音乐教育主要体现在官办音乐教育活动中，在很大程度上，隋唐宫廷音乐的繁荣成为主要的驱动力，促进宫廷与社会音乐教育活动的发展。隋唐宫廷音乐教育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设置了以太常寺为掌管礼乐活动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分层设置，管辖范围甚宽。隋代在太常寺之下，设置有太庙、郊社、衣冠、清商、鼓吹、太祝等署，和宫廷礼仪宴飨活动直接相关的机构有太乐署、清商署、鼓吹署。太常寺由太常卿、太常少卿负责诸事。太乐署中设有令、丞、府、史、乐正、典事、掌固等官职，又有“文武二舞郎一百四十人。太乐令调合钟律，以供邦国之祭祀享宴。”（《旧唐书•职官志》）鼓吹署设有令、丞、府、史、乐正等官职，其中“鼓吹令，掌鼓吹施用调习之节，以备卤簿之仪。”（《旧唐书•职官志》清商署主要管理教习南朝传下来的清商乐。宫廷音乐机构的编制与音乐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隋唐宫廷音乐机构为培养乐人设立了“博士弟子，第相传教”。

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乐人增加到三万人。唐代沿袭隋代音乐机构设置仍在太常寺的领导下，设置下属乐署太乐署、鼓吹署、清商署等机构，除此之外还创设了教坊和梨园两个音乐机构。我国古代宫廷音乐机构的发展可以说到唐代达到了最为完备的程度，这是与唐代宫廷音乐高度发展相辅相成的。除从隋代继承下来的乐署以外，唐朝初年开设的教坊属内廷管理的音乐机构，目的是为皇帝提供娱乐性的歌舞表演。唐朝宫廷的梨园，是由唐太宗李隆基亲自在宫廷中组建的音乐团体，一般认为它是宫廷教坊中的一个培训歌舞人员机构，然而并非如此，梨园是具独立行政编制的音乐机构。唐代宫廷雅乐的教育行为不在官学教育系统以内，但是，雅乐的具体实施中，其表演雅乐乐舞从社会功能来讲亦具有艺术方面的社会功能，在乐舞的教习过程中实际上是一种音乐教育行为。正是实现音乐教育功能才使得这类乐舞音乐可以在历朝宫廷音乐活动中传承下去。因此，也由此产生的教育理念，集中体现在对雅乐教育功能的认识。唐代燕乐是宫廷宴飨活动中所使用的乐舞，也被称之为“宴乐”在燕乐中根据不同乐舞的表演方式在教学和管理上加以区别对待，设立坐部伎和立部伎。隋唐时期的燕乐组织结构的另一种划分方式是根据音乐来源地区的不同为依据，形成所谓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燕乐复杂的组织构成和乐种繁多以及相应的乐曲、乐器的表演能够正常开展，实际上是靠相当庞大的宫廷音乐机构对这类活动的管理，以及相应的复杂而细致的音乐教习活动，才能够维持下来，从而满足了宫廷音乐的需要。与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教育相比，唐代的社会音乐教育活动，社会性越来越广泛，它不仅为宫廷音乐源源不断地输送音乐人才，而且在这种传教过程中加强宫廷与民间、汉民族与外族外域音乐之间的传播和交流。综观秦汉至隋唐的音乐教育，我们不难发现音乐教育已从官学中分离出来，并且广泛的吸取了民间音乐的养料。这一阶段的音乐教育经过了秦汉时期音乐教育在官学教育中一席之地的不可挽回———魏晋南北朝俗乐兴盛而雅乐衰落———隋唐宫廷设立了多种音乐机构，从而推进了宫廷教育的发展，加强了宫廷与社会之间的音乐传播和交流。自此为止，我国古代的音乐教育基本上实现了一种由宫廷到民间，再到宫廷的轮回。

参考文献：

[1]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摘要:冯文慈作为中国音乐史学界思想集大成者，对我国当今音乐教育有着重要的基石和实践指导意义。纵观现在的音乐教育，普遍存在着教学观念陈旧、古今史料研究结构杂浅、创新性不足等弊端。基于对冯文慈治学思想的研究所启示，应树立“以德树人”的音乐教育理念，用“善疑多思”的音乐教育体系，建立“创新优学”的音乐教育观。

关键词:音乐教育;冯文慈治学思想;教育启迪

音乐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始终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从古到今，都把音乐教育作为德育、美育和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与形式。因美化人、用美育人、以美立人、以德立本。在当代教育体系中，音乐教育更是被纳入素质教育、立德树人、促进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用乐育德、用乐促智、用乐怡情。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以史明鉴、榜样明志，是推动现今音乐教育发展、提升现今音乐教育质量、加强现今音乐教育功能的必由之路。国家教育部几经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要坚持立德树人，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青年一代身心健康成长。这些重要论述，对如何发展现今音乐教育提供了明确方向。我们应注重学习和借鉴杰出的音乐史学家们的治学思想，结合新的时代要求，建构与新时代特点相契合的音乐教育体系。鉴于此，现以我国著名的的音乐史学家冯文慈的治学思想为研究对象，探析其“大德高僧”“善疑多思”的音乐治学思想，目的在于推进当代音乐教育提供借鉴与启迪。

一、冯文慈治学思想探析

冯文慈，系我国著名音乐史学家之一，主要从事近现代音乐史的教学和研究。他的治学思想求真务实、企盼创新，对待学术“善疑多思、坚持反思”。这在他的很多学术著作和文章里都有所体现。他在文献整理方面有朱载堉原著《律学新说》的标点注释本，《律吕精义》的标点注释本(获1999年文化部第一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王光祈音乐论著选集》(选著合作稿)等。四十多篇。其中择评我国音乐史学泰斗杨荫浏先生所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三篇文章在音乐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他的这些著作，无不闪烁着他的治学思想的光辉。在中国音乐史学界具有重要的地位。目前，对冯文慈的评价学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冯文慈音乐史学观点求真务实，批判性强，其音乐治学思想朴素细腻且直观，具有唯物主义的朴素的治学情怀;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他敢于对音乐泰斗级人物发起“挑战”，有点“以高抬高”的思想。也有学者认为，冯文慈的音乐治学思想，既有“唯物”的成分，亦有“唯心”因素，如以“感于物而动”来阐释其对音乐史学的情结，其思想具有理性的批判倾向，在其著作里引用详实的理论依据、佐证其研究命题时，呈现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倾向。诚然，由于历史、阶级以及认知的局限性，对冯文慈的学术思想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评判和分歧，但这并不抹煞冯文慈在我国音乐学界的影响，并未影响他在中国音乐史学界的地位。这是因为，他的音乐思想博“诸子百家之大成”，于“陌然产生思考”，在音乐史学之路上不断探索，在探索的基础上不断地体现他的“我疑故我在”的学术精神，不仅体现了他的音乐学养、独到的见地、社会的洞察能力，而且运用诸子百家的音乐发展的内在逻辑及规律，并启示着、推动着我国音乐史学的发展。探求音乐的起源，音乐史学的本源及内在问题的关系，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既是中国音乐史学的基本问题，亦是中国音乐史学思想的核心问题。冯文慈在他所撰写的《漫谈音乐的起源》(原载《北京音乐报》1981年8月10日第三版)中从古到今来论述音乐的起源这个问题。基于音乐起源于劳动着笔，从西汉的《淮南子》上的一段话谈起，用恩格斯的论点来论证、再引用普列哈诺夫在《论艺术》中的观点，从这三个维度，探讨了音乐的起源这个问题，揭示音乐的起源不只是来源于劳动这个笼统的命题。之于音乐起源，冯文慈强调，“音之起，不止起于劳动，文艺创造乃是人类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由人心生也。心之审美，才会萌芽，诗歌、音乐、舞蹈相结合的艺术才会有可能从无到有，成为几千年来人类艺术创造的起点”。用简洁凝练的语言及劳动———音乐———乐舞这样的逻辑结构关系来说明“音乐”产生过程。他的观点基于怀疑，于是思考，源于行动(查资料、求考证)即音乐不只起源于劳动，它是心感于物的审美。冯文慈的这种“追溯求源”的治学精神不正是我们所要学习和追思的吗?音乐史学是音乐理论范畴的学科，音乐是与客观现实有着密切的关联。冯文慈在音乐的治学中很注重用心探究这些问题。他在发言稿《从事中国音乐史学的心态自述》(该文是在2002年南京“当代音乐学研究专家论坛”上的书面发言)中认为，音乐史学无论是音乐古代史、近现代史、通史或是断代史，无论是其子学科亦或交缘学科例如音乐美术史、音乐思想史、乐律学史、音乐教育史、乐器发展史、少数民族音乐史等等都相关联又有很多的成果有待研究和考证。不同的音乐领域之于人的意义，体现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都能“求同存异”。音乐是“资治”与“教化”的传统。这一观点符合马克思主义“主体生产对象，对象生产主体”的唯物史观。他认为，中华民族是热爱史学的民族，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时期，史学首要的任务是“资治”，统治者视史学为“治国”的借鉴。我们如今的音乐史学，和政治、教育的关系无可回避。音乐史学是史学领域的重要范畴，也是中国音乐美学的重要原则。冯文慈认为，音乐应秉承“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观”，他认为:对待“实事求是”，不同的史家会有不同的认识，不管“流派”如何分野，都应该以“实事求是”的精神选择史料、描述史事，心田中应该存在着自己的思想支柱，要用“如实”的精神来贯彻。如果从宏观上研究史学，最基本的靠山还是要仰仗“唯物史观”。其治学理念作用于人，到如今都是我们引用的范例。这一“唯物史观”的治学思想，强调了音乐史学的原则性;冯文慈又强调，“以唯物史观来统帅全局，掌握大事，包括何时运用，是史学家们自觉自愿的事。唯物史观以其真理性吸引学者，从而广泛传播，不是由谁来宣称‘必须遵循的基本法则’就可以奏效，对运用唯物史观，要提倡和鼓励，而非必须”，意即音乐艺术自由表现人的心灵自由与生活自由的，他所提出的这种音乐治学思想，从音乐研究与受众的视角，阐释了音乐史学研究的“心态”作用。在这里，从“唯物音乐史学观”到“实事求是音乐史学观”，冯文慈都以科学的史学观思想建构了音乐的史学理念，对我国音乐史学、教育与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二、由冯文慈音乐史学观管窥当今音乐教育之缺憾

一、理解“音乐教育”

这种知识构型使音乐成为一种以知识、技能为基础的“艺术”体系。于是，在“艺术”的名义下，音乐被建构成为了一种特别的知识体系与技术范畴，脱离开这个知识体系与技术范畴，所谓的“音乐艺术”将不复存在。由此，音乐教育必然是以这些知识和技术为其根基，学习这些知识“范型”和技术“程序”便是所谓的“音乐艺术”教育。③故“专业性”音乐教育对于知识和技能的看重，其合理性当是不言自明的了。然古往今来，音乐教育现象复杂且多样，并不局限于上述情况。笔者尝试将我国古代与近代音乐教育与此作一对照性考察，其中所生风景，则引发出另一种的思考。

二、音乐教育：我国历史的考察

从历史角度看，我国当今音乐教育有三种主要资源：一种是西方意义的“艺术音乐”教育；另一种也是与西方有关的“美育”教育；再一种即是我国古代的“礼乐”教育。下面从历时角度，对古代和近代音乐教育资源从观念层面做一番考察。

（一）以“礼乐”为内核的先秦音乐教育观念

我国从周代开始“，乐”与“礼”联系到了一块儿。“礼乐”的相关性，使礼的内涵长期影响到乐的含义。众所周知，西周宫廷不仅有礼乐，也有音乐教育。音乐教育在学校进行，④并有计划与学程安排。《礼记•文王世子》说：“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钥，皆于东序。小乐正学干，大胥赞之；钥师学戈，钥师丞赞之。胥鼓南。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礼在瞽宗，书在上庠。”完整的教育科目包含“六艺”，其中“乐”一科即涉及诗歌、音乐和舞蹈。西周官学的音乐教育中大学有“乐德”、“乐语”和“乐舞”等内容⑤。所谓“乐德”包括：中（言出自心，皆有忠实）、和（不刚不柔，宽猛相济）、祗（见神示则敬）、庸（接事以礼而有常）、孝（善于父母）、友（善于兄弟）。所谓的乐语：兴（以善物喻善事，以恶物喻恶事）、道（引古以刺今）、讽（熟背文辞）、诵（吟诵有节韵）、言（直叙己意）、语（答人论难）。而所谓的乐舞则是与历史传统相关的内容：《云门》、《大卷》（黄帝乐）、《大咸》（尧乐）、《大罄》（舜乐）、《大夏》（禹乐）、《大濩》（汤乐）、《大武》（武王乐）。由此可知，周代的音乐教育，除有与音乐形式和表演相关的技艺内容外，也体现在涉及人的养成的价值方面。西周的音乐教育观念，也为后来儒家一系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所承袭、条理化，并加以推进与提升。春秋末孔子便如此。孔子特别强调礼乐与“仁”的联系。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音乐教育在“成人”方面价值重大。他进一步提出，音乐自身具有“美”、“善”两方面的内容，并倡导“尽善尽美”的批评准则。音乐在教育方面的功用：“兴”“、观”、“群”“、怨”（《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则体现了更广泛和多样化的社会功能。又如战国中期孟子。《孟子•尽心上》汉赵岐注：“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仁声，乐声《雅》、《颂》也。仁言之政虽明，不如《雅》、《颂》感人心之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孟轲承孔子“仁”学思想，并在音乐教育方面加以发挥“，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即是充分看到了音乐教育在强化人的道德属性和人格完成方面天然而独特的优势，他同时希望《雅》、《颂》之声能够在塑造他提出的“大丈夫”人格理想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孟子•滕文公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再如战国末的荀子。《荀子•乐论》曰：“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他首次对音乐的“愉悦”性质予以确认，并认为音乐的感性性质为人所不能免，由此将音乐的教育价值定位在人的感性方面，并从理论上对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教育价值再次加以强调“：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荀子•乐论》）由此可以看到，我国古代音乐教育，明确地把人的教育放在第一位，具有强烈的人的德性意识。我国音乐教育对于人的价值的强调，其实践与理论始于西周，于战国末完成，其后两千余年直至清末，该理念一直是被延续和遵从。

一、新音乐教育之乐歌教育的产生

学堂乐歌教育的产生，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探究，既有鲜明的外力作用，又有深刻的社会内因。外力作用源于帝国主义对华的入侵。在鸦片战争的炮火与列强的坚船利炮掩护下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大力宣传西方音乐文化，猛烈冲击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促使中国的传统音乐教育悄然发生着转型。此外，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急剧变化，势必影响到音乐文化的渐变，因而成为中国传统音乐教育改革的内在因素。当“中国封建时代的音乐文化产物———传统音乐已完成了其作为主流地位音乐文化的历史使命，时代呼唤着一种新的音乐形态的诞生，以成为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2］(P116)因此，为抵御外侮、救亡图存，清政府先后搞了洋务运动、、清末新政三次近代化运动，这在客观上为新音乐教育的改革提供了条件。在洋务运动中，清政府积极培养人才，开办了许多近代新式学校，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出现，作了教育硬件上的准备。然而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的失败，彻底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同时因战争失败而签订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迫使政治精英们意识到，只有向日本学习，走西方的道路，才能避免亡国的危机。因为处于同时期的日本在经历了1868年的“明治维新”改革后，在使其建立起完备的西方政治、经济、教育体制，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同时，还废除了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赢得了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此外，由于中国与日本在地域上较近，能够节省一定的留学费用，加之受“中日同文同种”观念影响，日本成为中国人效仿的最佳选择。在中，维新派领导人热情宣传音乐对思想启蒙的重大作用，大力提倡兴办新式学堂、开设乐歌课、发展音乐教育，并提出改革音乐的主张，新音乐教育改革是循序渐进的。早期改革人士的推崇，为学堂乐歌的传播推波助澜，如梁启超主张“今日不从事教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万不可阙者。”［3］(P62)清末新政中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将“乐歌”列为学校必须开设的课程之一，加速了乐歌教育在学堂教育中的普及进程。当“1912年共和国建立后，尽管政治、经济的混乱仍然困扰着各阶层的中国人民，从当时的教育主管部门讲，对于继续推行新的教育体制和发展新的音乐教育还是重视的。”［4］(P98)因此，从清末到民初，学堂乐歌具备产生与发展的客观条件。其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在效仿西方音乐文化的实践中，开创了中国近代音乐发展的新局面，接下来笔者就以学堂乐歌教育作为研究对象，进一步挖掘清末民初新音乐教育在“硬件”与“软件”方面的创新。

二、新音乐之乐歌教育在“硬件方面”的创新

相较于中国传统的音乐教育，以学堂乐歌为代表的新音乐教育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乐歌创作与乐器选用、乐歌教学机构与教授科目、乐歌传播载体与教授对象、专业乐歌教育家的培养等方面。

1、乐歌创作与乐器选用

中国传统音乐中的秦汉时的鼓吹乐，魏晋时的清商乐，隋唐时的琵琶音乐，宋代时的细乐、清乐，元明时的十番锣鼓、弦索乐等都是根据现成歌词、曲牌，填以新词，多以埙、罄、箫、笛、琴、笙、竽、鼓等传统乐器为伴奏，并且以个人独唱辅以乐器伴奏为主，例如琴曲《广陵散》《梅花三弄》，琵琶曲《十面埋伏》《夕阳箫鼓》，筝曲《渔舟唱晚》《寒鸦戏水》等等。相对于中国传统音乐教育而言，学堂乐歌则将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带入了“以借鉴西方高度声乐化和高度器乐化的音乐形式为代表的专业音乐创作阶段”［2］(P116)。学堂乐歌的歌词风格主要有“白话词风”和“典雅词风”两大类。歌曲基本上是用与西方和日本相通用的简谱或线谱记载的，根据现成曲调填以新词而编成。如“白话词风代表沈心工填词的《拉纤行》是根据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的曲调填词的。而学堂乐歌的编创手法带有我国传统音乐中‘一曲多用’和‘一曲填词’的创作痕迹，但其所用之曲与所创之歌却成就了一种新的音乐形式。”［5］(P32)此外，与中国传统音乐教育的乐器对比，学堂乐歌的乐器多以西洋乐器为主，如风琴、钢琴、提琴等，伴随着乐歌的学习进行技艺的传授。学堂乐歌作为清末民初时期在新式学堂和社会上广泛流行的一种歌唱形式，由于它最初仿效日本音乐教育模式，所以在学堂乐歌创作的初期，它的曲调大都来自日本以及欧美，由中国人以中文重新填词而成。随着民间曲调的选用，学堂乐歌才进一步民族化。随着乐歌歌词内容的多样化造就的学堂乐歌为后来的工农歌曲、群众歌曲等歌曲的创作直接提供了范本。因此，乐歌教育在歌曲创作技法与乐器选用方面的新变化，是西学东渐的结果，标志着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传统音乐教育向近代音乐教育的转变。

一、民国时期音乐“审美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形成

民国时期音乐“审美功利主义”价值观与中国古代音乐“以乐育德”价值观有密切的关联，它是在继承和革新中国古代音乐教育价值观的基础上形成的。

(一)中国古代两种音乐教育价值观

⒈“以乐育德”儒家功利主义价值观。即音乐教育为教化民众服务、为维护阶级统治服务。早在先秦时期古代先贤就通过制礼作乐，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礼乐制度。“礼崩乐坏”后礼乐制度瓦解，孔子将“礼”与“乐”在教育中结合，即通过“礼乐相济”的教育形式将“美”与“善”统一。虽然孔子认同音乐给人带来和谐体验的“审美”意义，但在“乐教”的定义中，孔子偏重关注音乐的社会作用。“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1］因此，“乐教”是以“道德”为核心，通过“声和”到“心和—人和”，最终达到“政和”的目的。汉代以降，由于统治者推行“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以乐育德”的音乐教育价值观逐渐在教育中占据正宗地位。因此，“乐教”的价值逐步依存于“道德”之中，音乐教育也逐渐失去了“审美”的本质意义。直到近代以前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形成了以强调“乐以载道”、“乐与政通”，否定个体审美价值的“以美育德”功利主义音乐观。⒉以“审美”为主的道家非功利价值观。“以乐育德”的音乐教育一直受到“顺应自然”的老庄道家思想的反对。道家从崇尚自然的哲学观、美学观出发，反对功利性的音乐，提倡形而上、超越功利性的“审美”化的音乐。老子认为“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2］他肯定了个体在审美活动中的独立地位，认为人们在审美过程中消解欲望，从而超越物象时空，领悟自然音声中所含蕴的至大神韵。道家认为不应违背音乐的“审美”本质，过分夸大社会功能，反对用“乐教”作为束缚人性的工具。儒家与道家相对立的价值观构成了中国古代音乐教育的和谐之音，直接影响着我国封建社会音乐教育的发展。

(二)民国时期音乐教育“审美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形成

⒈音乐教育价值观的近代转型。道家与儒家在中国古代音乐教育价值观上的分歧，是促进民国音乐教育思想发展变革的基本动力。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西方思想涌入我国。受康德、席勒思想影响的新型知识分子，如梁启超、康有为、曾志忞、王国维等人，他们在探求救国真理的过程中积极寻找启蒙救国的利器，并将目光投向西方的“美育”上，认识到“审美教育”能够使人实现精神的超脱。以现代“美育”为载体的“精神教育”，能养成国人高尚情感，实现解救现实人生的功利目的。比如，王国维一方面接受了康德的思想，把“审美”与“道德”分离，传承道家思想强调“审美”的独立性:“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审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3］另一方面，他又继承了传统儒家“以乐育德”的思想，将“审美”与“道德”相协同，将审美知觉“无利害性”特征赋予了辅助道德的功能，此乃他提出的“无用之用”。这种“审美功利”主义观不仅在二十世纪初期有代表性，而且在民国时期被学者们普遍接受。如蔡元培认为“美育”是培养人高尚纯洁的精神境界的手段:“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4］鲁迅明确地提出以艺术文艺改造国民性、疗救国民病根的主张;梁启超视艺术为情感教育的利器，大力倡导艺术教育“趣味教育”，使之皆成为“美化”的国民;朱光潜提出了艺术的“无所为而为”更突出“审美”育“德”的功能性意义。因此作为美育重要实施手段之一的音乐教育是以重视音乐“审美”本质价值而达到道德目的的“审美功利主义”价值观。“审美功利主义”价值观将音乐教育的意义落实到现实人生的解救，这一理解是基于音乐本身的特征，而不是仅仅把音乐作为辅助工具。这与“西学东渐”带来的康德“无利害感”、叔本华“纯粹的认识”、克罗齐讲“直觉”已有很大差异。可见，民国以现代“美育”为思想的“审美功利主义”价值观是中西古今文化交汇、碰撞的历史产物，既是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继承与转型、也是对西方美学思想的吸纳与创新。⒉音乐教育价值观的制度化。教育宗旨将美育纳入其中，从此“审美功利主义”的音乐观进入教育实践。辛亥革命后，时任教育部部长的蔡元培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系统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思想，将“美育”提高到国家教育方针的地位。民国政府成立后，教育宗旨采纳了这一思想，并将音乐纳入基础教育学科。从此，在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教育家们的积极提倡和苦心经营下，音乐教育形成了以音乐本体价值为核心的学科建构;以人为本的音乐教育主体的回归;以辅助“道德”为音乐教育的最终目的的“审美功利主义”价值观。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德育方面的教育越来越重视，而其中的音乐教育所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必不可少，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替代。文章主要研究了音乐教育在高校德育教育中的应用和意义，以及如何实现音乐教育在高校德育教育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做法。

关键词：音乐教育；高校；德育教育

近年来，各大高校基本都实现了新课标的改革，同时不断有一些关乎道德方面的问题发生，因此，各大高校逐渐重视起学生的德育教育，在各个学科里，音乐教育也发挥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全方位的教育学生，为的就是能够培养出德、智、体、美能够全面发展的学生。我们如果想实现这一愿望，就一定要做好对学生的德育教育，让音乐教育在德育教育中充分发挥其作用，同时使音乐教育与其他方面的教育做好配合工作。

一、音乐教育在高校德育教育中作用的现状

古往今来，音乐教育一直在高校的德育教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下，音乐所发挥出的德育教育作用也在高校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例如，许多高校开设了音乐选修课，一方面陶冶了学生的情操，但是又存在着选题不当或是重点偏向于音乐的节拍和旋律而忽略了音乐本身所散发出来的魅力。从音乐中感受美好的、真实的、善良的情感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但一些教师过于重视学生对音乐的感受而忽略了音乐背后的故事，这样使学生不能真正的了解到音乐的情感所在。

二、高校实现音乐教育的具体方法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德育方面的教育越来越重视，而其中的音乐教育所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必不可少，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替代。文章主要研究了音乐教育在高校德育教育中的应用和意义，以及如何实现音乐教育在高校德育教育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做法。

关键词：音乐教育；高校；德育教育

近年来，各大高校基本都实现了新课标的改革，同时不断有一些关乎道德方面的问题发生，因此，各大高校逐渐重视起学生的德育教育，在各个学科里，音乐教育也发挥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全方位的教育学生，为的就是能够培养出德、智、体、美能够全面发展的学生。我们如果想实现这一愿望，就一定要做好对学生的德育教育，让音乐教育在德育教育中充分发挥其作用，同时使音乐教育与其他方面的教育做好配合工作。

一、音乐教育在高校德育教育中作用的现状

古往今来，音乐教育一直在高校的德育教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下，音乐所发挥出的德育教育作用也在高校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例如，许多高校开设了音乐选修课，一方面陶冶了学生的情操，但是又存在着选题不当或是重点偏向于音乐的节拍和旋律而忽略了音乐本身所散发出来的魅力。从音乐中感受美好的、真实的、善良的情感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但一些教师过于重视学生对音乐的感受而忽略了音乐背后的故事，这样使学生不能真正的了解到音乐的情感所在。

二、高校实现音乐教育的具体方法

摘要：中国茶文化的特点是历史悠久、影响深远，茶文化融合儒释道三家的核心思想，不仅能够具有充分展现了中国历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而且也具有及其丰富的教育价值。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演变，茶文化的教育价值开发也更加受到关注，素质教育背景下，本文针对茶文化与音乐教育的联系进行具体研究分析。

关键词：茶文化；音乐教育；研究

研究茶文化视域下的音乐教育，就是研究茶文化与音乐教育的结合问题，茶文化内涵丰富，历史悠久，在新的教育形势下，茶文化的教育价值逐渐受到关注。音乐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茶文化与音乐教育的结合，能够使音乐教学更加丰富，也可以使音乐教学更具感染力。音乐是人类共同语言，以音乐课堂为平台，继承中国茶文化，无疑是当代中国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的有效途径。茶文化又丰富了音乐教育的内涵。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是当代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以茶文化视角，研究音乐教育，是发展和传承中国茶文化的一个有效途径和方式。

1茶文化与音乐教育

茶是中国的国饮，在中国传承了4700多年，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蕴藏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茶的起源能够追溯到神农时期，当时茶作为一种药材被发掘，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这就是中国关于“茶”的最早记录，茶是具有解毒功效的，后来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又发现茶的保健、减肥、美容等功效，首先，茶叶逐渐在中国皇室、文人墨客中普及，一时间被视为奢侈品，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一直到唐代，茶文化才开始逐渐盛行，唐朝的陆羽，被誉为茶圣，他是第一个以茶事为主编写专著的人，陆羽的著作《茶经》至今仍是享誉世界的茶学典籍，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翻滚，茶文化也随着时展逐渐完善，宋代的茶文化已经普及到了一般民众中，自此中国茶文化系统已经初步奠定。在唐宋两代，茶文化对中国文人以及教育领域的影响非常大，中国有大量的古代诗词，是歌咏茶文化的，同样的，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音乐与茶文化之间的渊源颇深。比如唐代白居易的《宿杜曲花下》中，同时提到了茶柜与琵琶，可见，古代人民就已经习惯于一边饮茶，一边欣赏音乐。又如：吴文英的《望江南•茶》中，同时对茶与乐器笙进行了描写。从大量的茶事、茶词中能够发现，音乐和茶从来都是不分彼此的，以至于中国人一提到茶，很自然就会联想到音乐，尤其是中国文人，而联想到的音乐大多是中国古典音乐。正所谓“茶宜净室，宜古曲”，这就是中国人的一种惯性思想，是渗透到人们思想意识中的。说到中国的音乐，起源则可以追溯到炎黄时期，中国有很多关于音乐的民间传说，从这些传说中我们也能够了解到先人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使用乐器了，这些乐器都是劳动人民自己制作，供自己使用的，因此，中国传统音乐的造诣非常高，它不仅仅展现了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而且也是中国5000年文明史的一种积淀。据说，中国的古琴，最早就是伏羲氏制作，炎帝精通编曲，黄帝精通弹琴，上古时期的领袖皆爱音乐，何况古代人民。茶叶被发现，与中国古代音乐的发源恰恰是在同一个时期，《茶经》记载了中国人开始引用茶叶，就是在神农氏时期。也就是说音乐与茶的融合具有良好的历史根源和基础。初期，音乐与茶相互结合的时候，主要作为背景使用，人们在饮茶的时候，习惯辅以音乐，调剂情绪，提升人们的精神体验，从而更好的品味茶文化的内涵。在茶文化不断普及与发展的过程中，音乐与茶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近代出现了茶歌、茶舞，以及采茶戏等等，这些歌曲、舞蹈、戏曲，借助中国古典名曲，将劳动人民平时采茶、种茶等典型的劳作场景，艺术的再现出来，成为了脍炙人口，极具群众基础的茶类歌曲。比如，《挑担茶叶上北京》是现代流传比较广泛的茶歌之一，它完美的将茶文化与现代音乐结合在了一起，碰撞出了更加精彩的火花，为当代音乐与茶文化的融合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不但如此，茶艺表演作为茶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形式，不同茶品、不同环境都会巧妙的选择不同的音乐与其配合，通过引入的音乐，丰富茶艺表演内容，烘托茶艺表演环境。

2音乐教育在茶文化中的作用

摘要：本文主要以音乐教育的文化意义为基点，探讨综合性大学音乐教育的文化观念，针对全国综合性大学兴办音乐教育的现象，探索一条适合综合性大学发展音乐教育的新思路。

关键词：综合性大学音乐教育文化观念文教兴国

中美音乐教育之比较

美国教育界对音乐教育的认识是不断演化的，上个世纪60年代初它还是主科(如语文、数学等)的“饭后甜食”或“装饰花边”。①当时音乐教育在美国并不是处于核心地位，“它比核心科目低上一二英寸”。②但美国音乐教育的地位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稳步提升。以《音乐教育的基本概念》和《音乐教育的基础和原理》等著作为发端，美国不断进行音乐教育改革，直至1994年3月克林顿政府承袭布什2000年教育战略的几乎所有内容，用立法程序通过了《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该法令对美国艺术教育（包括音乐）给予了史无前例的支持，艺术被法定为六点国家教育目标中第三项所列“核心学科”之一。在这一系列的措施下,美国学校教育已将艺术列为与读、写、算并列的四个基本能力。美国2000年联邦法案已规定艺术为幼儿园至高中毕业的核心课程，而各州大学已将修读高中艺术课程定为大学入学条件之一。

据上世纪90代初的统计，中国的音乐教师至少缺50万人。正统音乐教育的缺乏，自然导致许多学生更多地接受娱乐式、快餐式的流行音乐。虽然音乐讲究多元化，但单一地接受流行音乐会造成“营养不良”。中国综合性大学音乐教育的落后也暴露了中国高等教育文化观念存在着缺陷。人们常说，现在的大学生，学理的就是“一文不染”，而且大部分理科生连论文是什么都不知道，更别说音乐了。形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应试教育；其二则是因为许多大学生视野太狭窄，偏重专业而忽视博览百家之长，尤其缺乏音乐艺术方面的素养。

通过对中美音乐教育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音乐教育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重理工、轻人文，重专业技能、轻综合素质，是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严重弊端，而伴随市场经济而来的实用主义、急功近利的思想，更是高校人才成长的严重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