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叙事文学范文10篇

理论之道有两条，一条简捷，一条艰难。近年来许多人拥挤在简捷的路上，把西方的特殊情境中式样翻新的思潮术语饥不择食地搬来，未经选择、消化、质疑，更舍不得潜心去融汇贯通，便急急忙忙地以为这就是“观念更新”，中国的文学现象在他们的手下，就像借得纯阳祖师吕洞宾的“金指头”一般似乎点石为金了。叙事理论方面的情形也如此。一批学者认真地翻译了英、法、美诸国的一些重要的叙事学著作，令人视野大开；但也出现一些对我国漫长的叙事文学传统不加深究的学人，大写理论批评或文学史论著作，进行了半是探索性的，半是削足就履的工程。开通风气是非常必要的，除非对民族生存和发展不负责任的妄人，才会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把自己封闭起来。但是为了使开通的风气不致成为过眼烟云，有必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深入地研究中国叙事文学的历史和现实，研究其本质特征，并以西方理论作为参照，进行切切实实而又生机勃勃的中国与世界的对话。作为中国数千年非常辉煌而独特的叙事遗产的继承者，我们似乎不应该满足于给西方的叙事理论提供一点例证，而应该走着一条哪怕是艰难的道路，也要境界独辟，以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理论体系，去丰富人类在此领域的智慧。

对于理论思维，我自知是一个非常笨拙的人，虽然想用艰苦来弥补笨拙，也不敢自信在艰难的理论探索的路上会有甚么漂亮的姿态。谁知道呢，也许我避免了寿陵余子学步于邯郸的窘态，逃过庄周先生“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的嘲笑，却陷入了古希腊神话中西绪福斯在冥府服苦役，徒劳无功地推巨石上山，总是从山顶滚回原处的尴尬。八十年代初期，我在开始《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的研究和撰述的时候，就曾经向一位前辈学者表达了将来写一部“中国小说学”的愿望。十年岁月于苦读中过去了，我把生命消蚀在数以千计的现代文学，主要是小说的阅读和思考之中，当这个项目完成之时，我果然向所在的研究院申请了小说学的重点项目。但是我总觉得心中无数，要谈中国的小说学如果只是把西方的小说观念加上一些中国现代小说的实例感受，就编排章节，凑合成书，到底于心不安。这就需要由现代文学进入古典文学的领域，探索中国小说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探索中国小说的本来面目、本然意义以及它的深层结构、形式特征。于是我又启动了《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的项目，大量地阅读从先秦到清代的小说，以及神话、历史和戏曲一类文献，至今大概也读有数百种了。然而从占至今纷纭复杂的叙事形态和形式，简直把我的头脑搅成一锅粥，感性体验不可谓不多。却到底难以理出一条差强人意的思路。我需要让自己的头脑沉静下来，需要使自己的理论思维得到更广阔的启发和参照，于是1992年我开始了英国牛津访学的旅程。

英国是近代文明的发源地，牛津的学院空气也是博雅渊深的，脱离一些烦恼的杂务，在此地思考着东方与西方，整理着自己的体验和思路，也许是再合适不过了。感谢牛津的刘陶陶博士和英国科学院给我这么一个机会。大英博物馆的东方文化馆是我仰慕已久的地方，但这一次无暇顾及，因为我需要从三个角度拓展学术视野和思路。一是在牛津、剑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爱丁堡大学进行旅行讲学，讲述中国神话的阐释体系，讲述中国文学与历史，讲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英国文学的关系，通过这些讲学和课堂讨论，从若干宏观的角度清理了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它的叙事体系的把握.并且摸索与西方学术界进行对话的方式。二是在牛津和剑桥的几家图书馆，披阅了一些西方叙事学的著作，从法国的罗兰·巴尔特、杰拉，尔·日奈特、兹维坦·托多罗夫，到美国的维恩·布思、华莱士·马丁，还读了些英法人论述乔伊斯、劳伦斯和普鲁斯特的文字，甚至包括一本英国人研究《易经》的著作。这些阅读无疑对我的中国叙事学的思考，提供了另一种眼光，另一片视野，相互参照、质疑、驳难、汲取，激活了我的思绪，丰富了我的思维层面。三是作为一种补充，我也读了王国维关于甲骨文、陈寅格关于唐史以及闻一多关于神话的一些著作，看一看前辈学术大师面对浩瀚典籍和西方思潮冲击时的学术选择，尤其是他们的治学境界。心有三弦兮，这三种从不同角度牵引出来的思维线索，使我长久沉浸在中国古今叙事文学典籍海洋中的脑袋，似乎在其合力的作用下浮出了水面。

我是带着中国数以千计的古今叙事典籍的阅读感受，去领略西方的叙事理论体系的。在这场东西方的对话之中，我感受到欢欣，也感受到迷惘。西方自六十年代以来，受结构主义，尤其是索绪尔变历时性为共时性的现代语言学的影响，以及受俄国形式主义，尤其是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分析的启迪，开始了叙事文本的内在的、抽象的研究，建立了术语错综、见解互殊的叙事学体系。以至有人宣称，近二十年西方文艺学的值得引人注目的进展，均与叙事学有关。他们打破了神话、民间故事、史诗、罗曼司、小说、新闻记事、电影等具体的文体界限，把叙事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现象，却又摒除制约着具体叙事行为的社会、历史、心理因素，把叙事作品的文本视为独立自足的封闭体系，探究着它的叙事者、所叙故事和叙事行为方式，力图抽象出能够笼罩各种叙事文体的模式。这种强调文本内在分析，以及沟通文体界限的研究角度，都是颇具创造性的。它对叙事层次、视角、时间诸方面的研究，确实有不少令人佩服的建树。但以完全摒除社会、历史和心理因素为代价去研究一种人类精神现象，又使这种学说陷入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尴尬处境，难以经受来自社会历史和文化哲学的置疑。西方某些理论思维追求竞争效果和片面深刻性，具有展示新的研究视野的冲击力，却缺乏使对立物在辩证思维中统一起来的学术性格，在这一学说的探讨中也表现得相当淋漓尽致了。

学术思维要获得创造性的建树，不是把现成的理论模式搬来注解一番就可完事，它往往需要以独特的知识储备和文化视野，对某种理论体系于似乎不可怀疑中产生怀疑。当看到一些西方著名学府的名教授对中国人引为骄傲的曹雪芹、鲁迅一流巨人，竟然不甚了然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多少有资格对西方叙事学的“世界性”产生怀疑。在西方学者较少涉足的领域，中国学者有必要作出发现，这应该是人类发展的共同主题。我不敢说自己具有这样的能力，但是中西文化明显存在的反差，使我时时以中国自古及今的叙事经验，对西方叙事学进行比较性的阅读。发现东西方相通之处，自然会心一笑；发现东西方异质之处，岂不也是智慧的愉快?比如西方某些叙事学学者是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进入自己的专业领域的，他们在进行叙事作品分析的时候常常套用语言学术语，诸如叙事语法、时态、语态、语式之类。但是所有这些，对于中国人都是“洋腔洋调”，完全是建立在西方语言的认识基础上的.中国语言的时态是非原生性的，它使用的是某种意义上的“永远现在时”，孔夫子如何说，以及今人如何说，这个“说”字没有什么区别，区别是在附加词上。即便读《红楼梦》吧，这种没有时态间隔的语言形式，使读者不必时时想到贾宝玉、林黛玉是古人，而在一种临场的境界中和书中人物哀乐与共。进而言之，中国语言表达时间采取“年－月－日、”的顺序，有别于西方大语种所采取的“日－月－年”的顺序，这一点习以为常，西方叙事学学者也没有使用比较的方法揭示其中的奥秘。实际上时间表达顺序反映着两种不同的时间观，一者是整体性的，一者是分析性的，而且它们以集体潜意识的形态深刻地影响了东西方叙事作品结构方式。

如果不嫌牵强附会的话，在明清之际，也就是公元十七世纪，我国以金圣叹为代表的一批小说评点家即进行过沟通叙事文体之界限，细读叙事文本的工作，取得了影响二、三百年的小说版本和阅读风尚的成绩。比金圣叹早一百年，明嘉靖年间的李开先在《词谑》中说：“《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无有一事而二十册者。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史学之妙者也。”把《史记》这样的史书和《水浒传》这样的小说沟通起来，在金圣叹的“六才子书系统”中体现得更为自觉和充分，他甚至评点了《西厢记》，把形式分析的细读法应用到戏剧作品之中。这种沟通文体的“拟史批评”影响巨大，连毛宗岗评点《三国志演义》也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张竹坡也说：“《金瓶梅》是一部《史记》。”中国文史相通的传统，在明清之际的评点家手中得到了另一形式的回归。并不是说，这些评点家已经具有现代的叙事学意识，他们的感觉还处于三百年前那个时代虽然富有才华，却到底尚属直观的状态。然而他们沟通文史和细读文本所表现出来的才华与智慧，是值得重视的，某些论述甚至包含现代叙事理论思维的萌芽。比如金圣叹对《水浒传》的某些修改，体现了他对叙事视角的朦胧猜测和敏感。该书第十二回写杨志北京比武，略写比武二雄，转而描写将台、看台和阵面上观战的军士的反应。金圣叹有眉批道：“一段写满教场眼睛都在两人身上，却不知作者眼睛乃在满教场人身上。作者眼睛在满教场人身上，遂使读者眼睛不觉在两人身上。真是自有笔墨未有此文也。此段须知在史公《项羽纪》诸侯皆从壁上观一句化出来。”其间对作品的视角和聚焦谋略的评点，是相当有灵气的。引发我更深一层的联想的，是三百年前的评点家从史学文化的角度切入叙事分析，迥异于西方叙事从他们最敏感的语言学的角度切入叙事研究，这种差异是否隐含着两种文化思维模式的差异呢?史学是中国传统的优势文体，语言学是西方结构主义思潮中的优势领域，从优势文体向其余文体渗透、这是理所必然。但是形成这种优势局面的，难道和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没有关系吗?

摘要:中国古代叙事文学重要成书方式之一是对前文本进行改编，我们同样可将这一文学现象研究引入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论文教学。这种以小见大、小题大做的研究方法既易于激发学生的探索兴趣，也与现代科研的思维规律相契合。仅以小说、戏曲两种文体的改编现象而论，学生的选题方向可厘为五种:戏曲改编小说;小说改编戏曲;戏曲改编戏曲;小说改编小说;小说与戏曲互相改编。教师可以开设文学演变选修课;启迪学生在比较视域下选择论题;师生充分沟通以保证自主选题的可行性。

关键词:本科毕业论文;选题指导;汉语言文学专业

一、选题契合本科生专业基础及思维水平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创作有一个突出特征:即许多作品非由一人独立创作完成，而是在前代相关作品基础上加工改造而成的。西方互文性理论认为，一切作品都是互文本，每个经典文本都有数量不等的前文本可以寻觅，新作品与前文本构成一种对话关系。换言之，改编行为常常是作品经典化过程的必要环节，如小说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冯梦龙“三言”，戏曲中的《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等等，莫不如此。这种特征与互文性理论高度契合。对于这一文学现象，明清以来至现代学界给予了持续的、充分的关注，尤其是二十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曾产生众多学术分量厚重的成果，诸如赵景深《宋元戏文本事》(北新书局1934年版)、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等。我们同样可将这一文学现象研究引入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教学实践。主要理据一是文学故事具体可感，对象明确，容易引起学生兴趣。学生便于搜集资料，易于打开思路，可使论文内容言之有物。许多文学故事源远流长，随时代演进而不断嬗变，其版本纷纭复杂，因此即使对这些故事的演变情况进行搜集、梳理，也会带动学生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在对诸文本比对分析时，定会有一些独特发现，会进一步调动、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研究能力。二是切入点小，容易上手，易于以小见大，洞察幽微。这种研究路径也契合现代科研的普遍思维规律。一个文学故事的嬗变往往跨越多个朝代，其不同文本因受时代背景、社会思潮、改编者主体意识等多元因素的影响，这些同一本源故事的不同文本在故事情节、人物关系、人物形象、思想主旨等方面，往往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对其历史演变情况进行个案研究，可以以小见大，洞察时代、作家、受众等多种因素对一个文学文本的共同建构，进而探讨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

对于本科生毕业论文选题教学而言，这种以点带面、小题大做的选题及研究路径，也比较切合本科生专业基础与研究能力的实际;自指导教师角度而言，选择容易激活学生知识资源、激发其专业兴趣的题目，可以使指导工作更加有的放矢，从而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并实质提高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的质量。

二、叙事文学改编方式与学生选题方向

一、“女强男弱”现象

在中国很多古代爱情类叙事文学中，时常会出现女主人公的形象要远远比男主人公的形象更加动人、更加突出、更加丰满，能够在广大读者的内心深处留在难以磨灭的痕迹，而且女主人公的形象通常都是正面形象，她们会拥有光辉的人格和感人的行为，而男主人公的形象要么是性格懦弱，要么是反面形象，这种情况文学界称为“女强男弱”现象，而这些并非个例，而是一种普遍现象。

二、“女强男弱”现象的文化原因

阴阳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以来都是被认为是两个独立但又相互关联的基本范畴，阴阳观念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的内心之中，并且对他们的情感态度、文化价值、生活方式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一方面，中国人以强大为尊，对于阳刚之感极为崇尚;另一方面,中国人以虚弱为美，对于阴柔之感极为喜爱,这二者实质上是相互并存、相辅相成的。（一）“崇阳恋阴”情结是一种文化基因。基于经济文化而言，崇阳（即优胜劣汰）是其万古不变的真理，但是农业自然经济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经济支柱，而其主要精神支柱则是伦理精神。统治阶级一直以来都采用“不争”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同情弱者、贬损强者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直以来都推崇的文化精神,这也是典型的恋阴行为。基于治国方略而言，“德主刑辅”、“儒法并用”是中国古代社会统治阶级常用手段，虽然他们崇尚采用法家方式治国，但却将“倡仁政”、“重德教”的儒家思想放置在法家方式之上，这也是提倡阴柔之道的体现。基于待人接物而言，“节操”二字是长达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较为注重的品质，特别是在涉及到民族危亡之时，一代又一代的有志之士杀身成仁、立场坚定，文天祥、岳飞、张骞、史可法等都是其中典型代表，这是崇阳。与此同时，中国人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又往往比较“节制”，讲究宽以待人、谦虚谨慎，由此可见，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还是采用偏于阴性的人际信条。（二）“崇阳恋阴”情结充分体现在审美。领域中国古代社会建立起了极为先进的音乐体系，《武》、《象》等人数众多、场面壮观、气势宏大的音乐主要是在皇家祭祀、帝王庆功的时候才会得以演奏，当然《十面埋伏》等阳刚之气十足的乐曲也较为常见，这些都是崇阳的表现；但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直以来都认为音乐更多的是起到消除矛盾、沟通上下、陶冶情操之物，故在广大文人雅士的内心深处，均觉得带有阴柔之气的筝、琴才算是高雅的象征,这也是典型的恋阴行为。纵观中国古代美术作品，有相当数量的墓室壁画均是描述墓室主人在生前的富贵生活及熏天权势。以《乐舞百戏图》、《出行图》壁画来看，这些壁画都透露出气场强大的艺术风格，可谓阳刚气十足。但寺庙壁画中的艺术风格却与墓室壁画的艺术风格截然相反，例如，敦煌石窟中就绘制有大量的图案装饰、尊像装饰、经变装饰、本生故事装饰等，将浓浓的宗教静穆氛围均表现出来，可谓典型的恋阴情结。与此同时，卷轴画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医术精品，虽然也有较多卷轴画的内容是描述现实问题、社会问题等，但实质上还是那些风格恬淡、富有闲情逸致的花鸟画、山水画居多，且艺术造诣较高，这些就明显表示出中国古代人“恋阴”又“崇阳”的特点。

三、“恋阴”是塑造女性正面形象的主要原因

“恋阴”的主要体现之一就在于塑造女性正面形象，正所谓“坤道成女”，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女性的生活内容主要包括家庭、婚姻、爱情等在内的一系列情感世界，其中最为主要的就说爱情，可以说是整个女子的全部。基于中国古代社会传统价值观，女人的全部人生价值均是在其丈夫身上得以体现,婚姻实质上就是她的全部，若能够找到一个如意郎君，那么必将能够举案齐眉、夫荣妻贵；否则的话，那么就会生活潦倒不堪，甚至还有可能会被虐而死。稍微有些思想的女子都希望自己所托付的夫君是值得依靠的，且风流多情、才华横溢。《娇红记》（孟称舜著）就通过王娇娘的言语来表达出一个女子对于爱情的追求和渴望，所选的男子应该是可白头到老的“同心子”，而不是轻薄无行、朝三暮四的纨绔子弟。正由于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明白女子的内心世界，以及闪烁在她们身上的坚贞不渝、知书识礼、温柔多情、美丽大方等闪光点，才能够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将其描绘的感人至深。

韩愈（768—824），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素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在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等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体现了独特的价值。

一、继承创新的知名达人

自唐朝大历（766—780）时期起，由于受安史之乱的后续影响，衰顿、冷淡的内心世界逐渐取代替了盛唐士人豪迈、狂放的进取意志，独善其身、远离尘世、洁身自好、颐养天年的生活态度反映了唐人当时软弱冷漠和哀怨低沉的精神状态，平庸诗风甚嚣尘上，大行其道，出现了“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或者“往往涉于齐梁绮靡婉丽”的文学创作趋势。在扭转这种颓废落寞文学意境表达的过程中，韩愈功不可没。韩愈一贯敬重李白、杜甫等盛唐时期文人在诗歌创作上的巨大成就和业绩，力图恢复盛唐时期的恢宏气象，在诗歌创作上善于创造革新和独树一帜，主导推动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代以来古文全新的发展道路。韩愈主张继承创新，他巧妙揭示了文学领域中的“道”与“文”的相互关系，认为“道”体现的是所要表达的目的和内容，“文”则是所要表达的手段和方法，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韩愈积极提倡借鉴先秦、两汉古文的精髓要旨，力求博采众长和广纳百家，强调从庄子、屈原、司马迁等诸家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在主张人们借鉴学古之时，韩愈特别提醒人们一定要善于在继承的基础之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始终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等观念[1]38。在文学艺术表达上，韩愈追求气势而非颓废，追求新奇而非保守，他以文为诗，缜密思考如何将古文中的优秀语言、表现章法和陈述技巧赋予文学作品的表达之中，以扩大和增强文学作品的功能表达和描写领域。在语言利用方面，韩愈善于扬弃古人语言，主张“文从字顺”，通过对当时民间市井流传的日常口语的采集整理，丰富了文学表达的形式，构成了独具魅力的特色。比如他在《送穷文》中说“朝悔其行，暮已复然，蝇营狗苟，驱去复还”，在《进学解》中说“子云，相如，同工异曲”以及“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的词句，这些词句中“蝇营狗苟”“、同工异曲”和“俱收并蓄”等新颖词语都是韩愈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提炼创造出来的一种书面散文语言，其充分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显示出了我国文字语言所蕴涵的独特魅力。由于倡导全新的文学风格，韩愈在文学艺术的追求上也以追求奇特雄浑、光怪陆离、境界雄奇为主线，比如他在《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中说“：三光弛隳不复暾，虎熊麋猪逮猴猿。水龙鼍龟鱼与鼋，鸦鸱雕鹰雉鹄鹍。”在《孟东野失子》中说：“鸱枭啄母脑，母死子始翻。蝮蛇生子时，坼裂肠与肝。”内容怪怪奇奇，但寓意入木三分，并且在追求奇特中虽然刻意在诗词中填充了一些生字僻语，而试图表达的却是一种朴素无华和本色自然的根本含义。在文学创作上，韩愈一直关心普通百姓的日常疾苦，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他的文学作品当中不但有大量反映人民苦难、揭露政治腐败的优秀篇章，而且也有不少指摘藩镇割据弊端、强力维护国家统一的优秀佳作，还有大量抨击当权者压制人才、抒发有志者志存高远、心贵平常的经典代表之作。因此，在文学创作中，秉持“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坚定信念，韩愈在弘扬中华文明悠久历史，承传国学传统文化方面作出了积极探索和伟大贡献。

二、学富五车的文学大师

韩愈是一位文学创作大师，他的作品数量繁多、体裁多样、构思奇特、文笔精湛，是我国古代文学的一朵鲜艳奇葩，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大体而言，韩愈的文学作品主要包括论说文、叙事文、散文、诗歌等几种形式。韩愈的论说文在其文学作品创造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分量，代表作如《原道》、《师说》等，其内容上倡导尊儒反佛、尊师重教，形式上注重层次分明、格局严整。比如《师说》就是韩愈于唐贞元十八年（802）担任四门博士时创作的一篇优秀论说文。为了批判当时士大夫阶层普遍流行的“耻于从师”的错误观念，倡导“尊师重教”“、寸草春晖”的良好风气，韩愈通过形象的描绘和巧妙的比喻，从多个方面论述和说明了教师的重要性、从师的必要性以及择师的原则性，提倡人们不应因为身份的高低贵贱或者年龄的明显差别而缺乏虚心学习的态度，应该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将别人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师说》一文表明了韩愈特有的非凡勇气和斗争精神，显示了其锋芒毕露、独抒己见的个性特征。韩愈的叙事文在其文学创作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代表作如《画记》、《张中丞传后叙》、《柳子厚墓志铭》等，其篇幅宏伟、描写淋漓，通常融叙事、抒情、议论于一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状态。比如《柳子厚墓志铭》就是韩愈于唐元和十五年（820）担任袁州刺史时所创作的一篇优秀叙事文。韩愈与柳宗元均是唐代古文运动中同音共律、遥相呼应的莫逆之交，私人感情深邃笃厚，但柳宗元不幸于元和十四年（819）病逝，为此韩愈悲痛万分，以饱满的思念之情专门写就了该篇纪念性的碑文。在这篇文章中，韩愈对于柳宗元长期以来所遭受到的坎坷经历和怀才不遇表达了感同身受之情，对于柳宗元在文学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充满赞赏和钦佩之意，全文语言简练、新颖生动、顿挫盘郁、曲折自如，创造性地将《左传》、《史记》等传记手法融会贯通于碑志的文体当中，使碑志这种以往枯燥乏味、干瘪晦涩的旧式文体徒增光辉，熠熠生彩，达到了“随事赋形，各肖其人”的境界，成为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经典之作[2]43。

三、爱才惜才的慧眼伯乐

摘要：在高师古代文学课程中构建参与式教学模式，应注意以专业教学训练为导引，以观摩研究、学习探究、实践深究、考评细究等教学基本流程为依托，以问题解决、讲述–探究、经典诵读、情境体验等教学模式为主体。参与式教学模式设计应关注其开放性、生成性特点，重视师生教学共同体的构建，并实现与移动互联网的融通。

关键词：古代文学；参与式教学模式；实践探索；批判反思

参与式教学理念自20世纪90年代引入我国以来，学界对其适应性、教学理论基础、教学实施要领与策略、教学效果等问题已有深入研究。虽然相关研究涉及小学至大学的众多课程，但关于高师古代文学课程参与式教学的研究寥寥。早有学者指出，古代文学课程以其富于生命精神的特征，“有利于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性，激发其生命热情与人生体验”[1]151，而高师以教师培养为主要教学目标，开展参与式教学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教学技能。有鉴于此，本文以小学教育专业为研究对象，对高师古代文学课程参与式教学展开系统性探究。

一、实践性探索

参与式教学，是指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和愿望，通过小组讨论合作、师生信息交流对话与评价反馈机制，运用灵活多样、形象直观的教学手段，努力营造轻松愉快、民主和谐的课堂氛围，设计富有趣味、意义和挑战性的学习活动，它以主体性为内核，以自觉性、选择性为特征[2]。多年来，笔者将参与式教学的理念应用于小学教育专业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实践，探索出了一套系统化的操作方案。（一）以专业教学训练为导引。高师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应突出师范专业的特色，在文学史教学的基础上，将文学史中的生命参与意识与专业技能训练相结合，构建形神兼备的全方位参与式教学模式。在这一模式框架中，专业教学训练起着导引性作用。参与式教学主题的选择，“要遵循课堂教学的核心目标与师范生成长的现实诉求：强化师范生教师基本素养，促进师范生的教师成长，引导师范生建构教师信念”[3]76。在小学，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体现在语文、思想品德等常规课程和国学教育类校本课程中，也体现在国学经典诵读等实践活动中，更体现在传统文化传承的精神性浸润中。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引领学生在文学史的学习中有目的地加强对上述内容的关注，无疑会契合他们成长的现实诉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导学生加强古代文学经典诵读训练、古诗词教学训练、古代叙事类作品复述等实践活动，则更有利于强化其教师技能与教学素养，构建教师信念。随着20世纪末儿童读经活动的展开和国学教育在各级学校的普及，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与学前阶段、中学阶段的国学教育教学活动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因此，在高师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以相关专业教学训练为导引，既有利于参与式教学的展开，也有利于学生专业素养的提升和教学理念的构建。（二）以基本教学流程为依托。参与式教学模式的构建，应在注重其结构性、程序性的基础上，突出参与式教学的主体性、自觉性、选择性特点。在具体模式设计中，应以基本教学流程为依托，凸显教学中学生的主体地位与教师的主导作用。高师古代文学课程参与式教学的基本流程包括：(1)热身的观摩研究。这一环节属于参与式教学的引导阶段，可通过展示小学语文教材中与古代文学相关的课文、国学教育校本教材、古诗词教学视频、国学经典诵读视频、国学知识竞赛试题等，引导学生将所学古代文学内容与小学教育的教学实际相结合，在明确学习内容文学史价值的基础上，突出其专业价值。(2)深入的学习探究。这一环节是参与式教学的核心，可根据古代文学教学的具体内容，引导学生通过讨论交流、情境体验、案例分析、参与讲授等活动，探究所学内容的文学史价值及与小学教育教学的契合度。(3)灵活的实践深究。这一环节属于参与式教学的应用阶段，可通过古代文学作品鉴赏分析、小学语文教材古诗词教学实践、国学经典诵读表演等活动，引导学生强化学习所得。(4)多元的考评细究。这一环节属于参与式教学的总结阶段，可通过学生自评、学生互评、教师点评、师生共评，对学生的口语、书面表达能力等进行多元化评价。以上教学流程同样适用于高师其他专业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同时，教师可根据具体教学内容灵活调整教学环节，能够突出参与式教学的主体性特征即可。（三）以多种教学模式为主体。在基本的参与式教学流程基础上，可根据具体教学内容设计不同的教学模式，以形成参与式教学的主体架构。以小教专业为例，从小学教育的教学出发，可将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分为古诗词、说理文（如政论文、哲理文等）、叙事文（如小说、神话、寓言、史传等）三大类型。这一划分虽不契合于严谨的文体学归类，却与小学语文、国学教育密切相关，有利于小教生未来的职业融入。在此基础上，应根据教学内容的类型选用教学模式，列举如下：在古诗词教学中，可选用“问题解决模式”。如南宋“永嘉四灵”之赵师秀、翁卷，他们的诗作《约客》《乡村四月》等以浅显生动、文笔优美而入选小学语文教材，甚至成为精读课文，但他们在文学史中虽占有一定地位却并非大家。在教学中涉及这类诗人的作品及其文学现象时，即可采用问题解决模式。问题解决模式主要通过问题的设置与解决，引导学生参与到教学中，着力提高学生的问题意识、问题分析与解决能力。在具体操作中，可通过提出与小学语文教学、高师文学史学习相关的问题，引导学生开展交流讨论，并在成果展示的基础上通过教师点评或师生点评加以总结。在上述系列环节中，问题设计是起点，也是教学模式顺利实施的关键。以赵师秀的《约客》、翁卷的《乡村四月》为例，教师可设计“这两首主题完全不同的诗在艺术风貌上有何共性”“在文学史上，这两首诗的艺术风貌对宋代江西诗派的创作能形成怎样的冲击”“这两首诗入选小学语文教材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等问题，层层深入地揭示永嘉四灵与江西诗派在艺术特色方面的异同，无疑能保障后续教学环节展开的有效性，也能对小学语文相关内容的教学起到由表探源的促进作用。在说理文教学中，可运用“情境体验模式”和“经典诵读模式”。“情境体验模式”的设计源于江苏省小学教师李吉林的情境教育理念，该理念以情理融合、思美一体、求真创新的特色，被誉为“蕴含东方智慧”、显示“中国品格”、形成“中国气派”的当代著名教育理念[4]11。在高师古代文学教学中，同样可以采用情境教学以实现与初等教育的有效衔接。同时，“情境体验模式”还在情境教育理念基础上增强了“体验”性，这有利于提高教学过程中主体的参与性，弱化因说理文的文言特征带给学生的疏离感。在具体操作上，可通过创设情境、体验情境、总结转化的教学结构，使学生有效地认知并获得情感体验，提高文本理解能力和引导小学生走进文本的能力。“经典诵读模式”的设计源于20世纪90年代广泛兴起的儿童读经活动。据统计，至2001年8月，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武汉、深圳等地至少有120多万儿童先后投身于读经活动，武汉、南京等地甚至一度出现青少年读经热[5]。随着儿童读经活动的迅猛展开，部分中小学开始选取一些传统蒙学教材、儒道经典、古诗词等在课堂上诵读。为呼应小学的国学教育实践，高师的古代文学课堂应重视诵读教学，并可在较难的说理文教学中将诵读教学与情境教学相结合，通过创设诵读情境、体验诵读情境、升华诵读情境的教学，使学生加深诵读体悟，增强诵读技能。在叙事文教学中，可运用“讲述–探究模式”。在古代文学课程中，神话、寓言、小说、戏曲剧本、史传等作品均具有鲜明的故事性特征，适宜采用“讲述–探究”的教学模式。在具体操作中，可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篇目，通过学生讲述作品、师生分析探究、师生交流反思、学生拓展延伸的教学模式，提升学生的文本体悟力与专业技能水平。“讲述”既是“探究”的基石，又是锻炼学生专业技能的重要手段。“讲述”环节可设计为教学实践的形式，让学生在讲述的同时扮演教师角色进行片段教学。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之间的关系并非僵化不变，可以根据教学目的灵活调整。如“经典诵读模式”，它不仅适用于说理文教学，也可应用于古诗词教学与叙事文教学；该模式与“讲述–探究模式”结合可生成“讲述–诵读–探究模式”，与“小讲座模式”结合可生成“诵读–讲座模式”，等等。总之，参与式教学的模式多种多样，在应用上也可灵活变通，究竟采用哪一种教学模式，关键在于它是否能够在教学情境中体现参与式教学的主体性精神。

二、批判性反思

在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笔下所涉及的人物，包括阿Q、孔乙己、祥林嫂、夏四奶奶、九斤老太、闰土、寿镜吾、长妈妈、范爱农、无常等。在这些人物中有很多人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如阿Q、孔乙己、祥林嫂、夏四奶奶等，其用意何在？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是旧中国农村妇女的典型，也是不幸的化身，她虽然勤劳、善良、质朴，但悲惨的命运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她，生活在社会底层，与命运抗争中非但没有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且被镇上的人鄙视、愚弄和践踏，最终在在鲁镇人热闹的过节氛围中离开了人世。

鲁迅笔下的阿Q，并不觉进监狱是什么耻辱的事情，反倒觉得圈没有画圆是他“行状”上的污点。于是“阿Q立志要画得圆”，但最终至死也未能如愿。鲁迅笔下的夏四奶奶作为革命者的母亲，始终不明白儿子夏瑜的死。夏瑜就义后，夏四奶奶以为其坟上的花环便是儿子的阴魂“显灵”，并通过树上的乌鸦得到验证，而她的希望落空，乌鸦并没有按照她的意图飞上坟头，而是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笔下的很多人物的命运如上面的祥林嫂、阿Q和夏四奶奶被鲁迅活生生地悲剧化——“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的最终“毁灭”而结束的，为什么？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人大多追求和谐圆满，这种心理也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其叙述模式常常以“大团圆”收尾。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故事的发展总会有一个美满的“大团圆”结局。如果结局有悖于人们追求团圆的心理，则不惜以还魂和化身复活的形式达到这种效果。在语文教材中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西厢记》中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受到老夫人的百般阻挠，但二人始终不离不弃，在历尽千辛万苦后，冲破重重阻力，结为夫妻，收获了圆满结局。《孔雀东南飞》中男女主人公焦仲卿和刘兰芝，生前被迫分离，不能在一起，死后“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窦娥冤》中的窦娥死后，三桩誓愿一一实现等等。课外，我们学生熟悉的例子也不少，如《雷锋塔》中的白娘子与许仙的佛圆，《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梁山伯与祝英台死后化蝶双飞，《牛郎织女》中牛郎与织女七月初七鹊桥相会等等。

按照中华民族所具有大团圆心理特点和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叙述往往以“大团圆作为结局”的模式来解读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的一些文章，他笔下的“阿Q大可以了却心愿——画完圆，再上路，乌鸦也可以按照夏四奶奶所希望的那样飞上坟头，从而满足人们追求圆满的心理需要。阿Q和夏四奶奶是弱者的代表，应该受到人们同情。可鲁迅却突破传统，一反常规，本是能够轻易办到事情，他却硬生生地让人痛苦——把美好的结局（阿Q再怎么认真，画不成圆；让乌鸦飞走，不让它停在夏瑜的坟上）毁灭给人看，让人痛切，让人醒悟，然后让人振作起来。

在鲁迅看来，圆滑是中国国民的特征之一。中国小说、戏剧恰恰迎合了人们的这一心理特征，因此大团圆也成为了中国小说、戏剧的重要特征。阿Q所希望画出的圆圈，也不是普通的圆圈，而是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国民都希求圆满，也就衍生出阿Q的精神胜利法。阿Q虽一再受到人们的羞辱，地位也一降再降，但他面对各种不幸，仍能在精神上自我安慰，达到心理上的圆满、精神上的胜利，这也近乎夸张地体现出了国民渴望圆满的心态。鲁迅之所以将小说的最后一章命题为“大团圆”，是因为当时的国民普遍存在的团圆心理，只能演绎出圆圈式的革命。当然，这并不是单纯地重复小说或者戏曲的团圆结局，而是运用反语的手法，打破大团圆。当然，《药》这篇文章也未尝不可采用“大团圆”作为结局，这样既能够满足夏四奶奶的愿望（虽然他对儿子为革命牺牲的行为并不理解，甚至充满愚昧，但其作为母亲，对儿子的爱确实满满的，她作为弱者总该受到同情），又可以满足国民大团圆的心理，皆大欢喜，为什么鲁迅却没有如此安排情节呢？首先，如果乌鸦飞上坟头，夏四奶奶的愿望是实现了，但也意味着鲁迅肯定了以夏四奶奶为代表的具有封建思想的愚昧群众，违背了鲁迅的革命精神。因此，乌鸦不可能飞到夏瑜的坟头，而且飞走得很坚决——“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

鲁迅曾经说过：“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乎没有事情的悲剧却多。”的确，阿Q、祥林嫂、夏四奶奶等人的悲剧使人“哀其不幸”，心生同情与怜悯，同时也让人们不断反思历史和现实。通过探究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笔下人物的悲剧性人物，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人物的设置与鲁迅对戏剧的看法相契合（悲剧便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戏剧则是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从中也得以窥见鲁迅先生对于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

作者:磨勇杰 单位:武鸣县罗波高级中学

【论文摘要】秋瑾所生活的年代处于中国文化转型的重要历史阶段，她的文学创作印证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与融合。她前期的创作以诗词为主要形式，集中在赞誉古代女英雄的主题上；后期成就最高的是赋有启蒙思想的白话文创作。对她前后两个时期文学创作的考察与评价，可以管窥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某些特质。

[论文关键词】秋瑾；创作；传统；现代；转型

秋瑾所生活的时代(1875—19o7)是中国新旧思想更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冲突与交融的时期。1902年(或1903年)，…秋瑾随夫北上，成为她生活与创作的重要转折点。据此，秋瑾的文学创作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主题与形式上均有很大的差异。这种文学创作现象反映了秋瑾思想上的巨大变化，也彰显出近代文化转型期文学所必然发生的变异。

一、秋瑾诗歌的主题

秋瑾出身于官宦之家，天生聪慧，加之少时在私塾中接受的传统教育，助其成为精于诗文的典型的传统社会才女。1892年，秋瑾随父亲秋寿南迁至湖南，开始了居湘、北上、旅日、回国几个重要的人生阶段。

其中，北上之后的北京生活时期促成了秋瑾思想的裂变与飞跃，形成了秋瑾前后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和创作主题。l896年，秋瑾遵从父母之命在湖南与富商子弟王廷钧完婚，这是她居湘期间由闺秀到人妇的生活转折。王家优裕的物质生活使秋瑾无衣食之忧，并有读书、交友、赋诗之闲。秋瑾赴京之前的创作形式以诗歌为主，其中以五言、七言居多。这时的秋瑾与传统社会的大多数女子一样，被阻隔在社会生活之外，借“春愁秋悲”表达她们闺中寂寞难耐的苦楚。她曾以“闺内惟馀灯作伴”、“一点无聊托素琴”(《寄柬理妹》)的诗句表达自己孤独寂寥的情怀。这类诗歌与大多数古代女子常见的主题相同。

摘要：设计叙事以图画作为媒介，发挥其设计特性，讲述设计专属故事，形成一批讲好故事的设计，叙事性设计由此而生。基于此视角的插图艺术研究能够推动插图作品成为更好的文化载体，更艺术地讲好“书里的故事”。

关键词：叙事性设计；插图艺术；线条装饰

设计叙事注重叙事方式与叙事技巧，修辞作为文学叙事常用手段，也广泛运用于叙事性设计。将直观单纯、富于表现力与装饰性的线条形式运用到插图创作中，使其更具趣味性、艺术性，让观者更愉悦、更准确地解读信息，更轻松地阅读，从而更高效地发挥插图的功能。可以说，适当的修辞有助于设计的表达。

一、作为叙事性设计的插图艺术

叙事性设计是通过对一系列事件的组织、编排和表达来满足受众对设计作品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双重需求，建立并引导一种沟通和交流，唤起受众内心的感受、记忆和联想，进而形成对相关的历史文脉、人文精神、自我体验等更深的感知和理解。设计叙事依然可见设计性，即把“叙事”作为一种方法来创造设计作品，解决问题、满足需求。插图创作也不例外。插图艺术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研究的是“图文关系”，既不完全等同于“当代插画”，也不同于“传统绘画”。其功能、范围、应用，创造了文化领域众多优秀艺术作品，成为艺术史中的名作。在中国，传统的插图艺术中图是赋予经验的视觉形象，文是形象表达的观念即理解形象的意义。图解文字只是插图的主要功能，而插图功能扩延之于视觉传达，包括插图艺术的多样化表现形式，图文设计中的视觉经验，都体现了“图文关系”的多样应用性。在西方，插图区别于绘画、当代艺术而涵盖“所有的艺术”。插图已脱离文字独立存在了。插图艺术作为绘画或设计的分界是有意义的，各自有各自的表现力与表现领域。正如宗白华先生说探索诗和画的分界是近代美学开创之初的任务，对于专研插图艺术的初学者来说，插图之绘画与设计辨析影响到插图艺术创作采取何种表现形式。不论是组线造型或黑百画或专业色彩等表现形式，适用于图画性叙事文本的表达方式才能够有效发挥插图载体的表现力，比如装饰表达修辞方式。

二、叙事性图文关系的“线造型”———线条形式的内涵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戏剧成熟必然与商品经济繁荣相伴的论断和世界戏剧史的实际并不尽合。某种经济条件必然导致某种文化现象,否则就一定只是因为缺乏某种经济条件的论断,是简单、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这种"独断论"不仅不能正确解释戏曲的晚熟,而且常常使论者自己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从"内部条件"看,我国神话的历史化导致早期叙事文学发育不充分是戏曲晚熟的原因之一;从"外部条件"看,经史文化占据中心位置的"文化生态环境"和与之相适应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阻碍了戏曲、小说的及时生成。戏曲之所以在宋元之际成熟与自中唐开启的"文化平民化进程"和金元之际汉儒文化严重受挫有密切关系。

关键词:中国戏曲晚熟经济决定论

中国戏曲与古希腊戏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戏剧"。其中,戏曲是最后成熟的。古希腊戏剧成熟于公元前6世纪后期,前5世纪为繁荣期;梵剧大约成熟于1世纪前后,2至5世纪为繁荣期;戏曲一直到12世纪末才走向成熟。近年不少学者从外部条件和自身特征两个方面对戏曲晚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其中亦不乏值得商榷之处。例如,着眼于外部条件者所得出的"主要原因在于商品经济不发达"这一影响至巨的结论就值得商榷。我认为,单就"外部条件"而言,戏曲创生的艰难与迟缓也绝非经济因素一端所能解释,而是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的。

一

将戏曲晚熟的主要原因归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见解习见于时贤论著,兹引几则,以观其概:

戏曲……直到宋金即十二世纪的末期才算形成……原因就在于戏曲的发展需要艺人的职业化。因此都市的出现、商品经济的发达、市民阶层的大量存在和艺术经验充分的积累都是先决条件。而这些条件直到北宋末,即十二世纪初才完全具备。①

一、大学语文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优势

(一)大学语文具有隐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通过教师对不同作品中的时代背景、艺术特点等的分析，帮助学生理解不同时期的思想观点、不同作者的人格魅力、不同文章中所蕴含的思想内容，不仅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更可以加深学生对祖国丰富文化的热爱，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这种隐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虽然不直接对学生的思想政治进行教育，但是通过对文学作品的探讨学习，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更容易产生认同与共鸣，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

(二)大学语文拥有丰富独特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大学语文拥有丰富独特的资源，可以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其实可以说是对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以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对全体大学生进行素质教育。大学语文容量之大，内容之多，在时间与空间上不存在绝对的界限，可以带领学生感受不同时代的魅力。如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孟子的“得道多助”等都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仅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以及价值观，同样也可以培养大学生的爱国情怀。大学语文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引导学生认识自我、认识世界，引发学生对人生的思考。

二、充分发挥大学语文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