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史范文10篇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高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对外汉语专业、公关文秘专业的必修课,也是中文系教学课时最多、时间跨度最长的一门专业主干基础课。涉及古代作家、作品、文艺思想等诸方面内容,牵扯到古代汉语、古代文论、古代文化、古代艺术以及训诂学、考据学等多种领域的相关知识。学好这门课对于中文系学生打好专业基础非常关键,在培养中文系大学生文学素养和文明素质方面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进行本课程教学改革,是当代大学古代文学史任课教师必须思考的问题。本课程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与发展的历史。但在传统的古代文学史课中,有不少人习惯于把这门课看成是一门纯理论性的操作课。在实际教学中,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教师偏重讲述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而对于“史”的要素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更有甚者,本课程的名称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大多数师生称其为“古代文学”课,从形式上省略了“史”字,从而在内容上也忽略了“史”的教与学。这种普遍存在的意识致使在课堂教学中传授知识、讲述艺术成为主要模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对文学史的肢解,使学生窥一斑而难见全豹。强调识记、理解、表述和分析,重视基础知识、基本能力的培养固然是一项重要手段,但还不足以替代整个课程的内涵。我们现实的课堂教学中应充分重视“古代文学史”课程中“史”的分量,使之真正成为文学史课,而非单纯的古代文学知识的罗列。史学家梁启超在他的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然则凡属史的范围之事实,其必于横的方面最少亦与他事实有若干之联系关系,于纵的方面最少亦为前事实一部分之果,或为后事实一部分之因。”

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文学史中的每一个环节在历史的横断面上与当时的政治事件、经济政策、文化背景甚至社会动乱、民生疾苦都多多少少存在某种联系。在历史的纵向面上,每一种文学现象总与前前后后的历史时期有所关联。讲授古代文学史课,就不能忽略这些因素。反之,如果在课堂教学中注意了“史”的性质,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到简明叙述基础知识,着重分析,加强各个知识环节中的规律探寻,才能更好地帮助学生拓宽知识面,从而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进而提高学生思考人类社会、把握社会实践的能力。那么怎样做到借鉴“史”的教学思路呢?又怎样在文学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呢?这里以唐代文学史教学为例略作说明。

一、注重文学史的整体性

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内容十分丰富。古代文学史课的教学内容即是中国整个历史时期中的文学状况。教学过程就要以整个文学发展的过程为全局,将各章节的具体知识纳入到全局范围中予以考察。中国古代各个时期各种文体的嬗变发展、作家作品、作家群体和文学流派、文学理论批评等内容都包括在内,组成了一个研究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就要求我们以全面、客观、辩证、发展的眼光来认识文学的演变,试图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从而把文学史教学的基本模式由传授知识的授课类型转变为发展思维的授课类型。例如,唐初五七言律诗的定型问题,就要从先秦时期的五七言诗句讲起,到两汉时的五七言民谣、文人诗,直到沈宋在其间所起的关键作用。同时可以举出相应的诗篇进行微观分析。再如讲述歌行体这一在唐诗发展史中极其重要的概念时,就必须明确歌行是一种开放性、流动性很强的文体,在不同的时代都会受其他诗体的影响。

歌行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以“行”为主的汉代歌行;以“篇”为主的魏晋乐府;“歌”、“行”并称的陈隋歌行以及唐代乐府七言歌行。由于历代文人在字法、句式、篇章结构以及声律方面不断丰富创新,歌行的体调在初盛唐发展到了极致。通过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可以帮助引导学生贯穿起不同时代的零散知识,并由此深入接触了诗歌特性、语言规律等深层次的问题。以整体观的文学史教学使学生经过历史的学习和探究,学会用历史的视野来认识文学发展中的各种现象,以宏观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文学史中的问题。

中国古代文学史简介

01、中国古代文学史分期及各时期的主要文学样式

（1）上古时期；神话传说

（2）先秦时期：散文（历史散文、诸子散文）

（3）两汉时期：辞赋乐府民歌历史散文

（4）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等

摘要：作为中国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之一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是专业构建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随着地方高校课程改革的推进，在高校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例如课时量减少、文学史与作品选的配置、分朝代讲述的传统授课模式等。面对这些问题，在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上进行新的探索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地方高校；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对策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一直以来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文化情怀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是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由于通识教育的需要和课程内容的独特魅力，近年来许多非汉语言专业也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纳入基础课程之中。随着时代的进步和课程改革的推进，目前地方高校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出现了诸多问题，例如：如何顺应课程特点发挥自身学科点优势、如何在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层面适应人才培养的要求和教学改革的要求等，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1地方高校古代文学教学改革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培养目标变化、课时压缩、社会需求等主客观因素的变化，地方高校的古代文学教学呈现出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目前，大部分高校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仍然沿用传统的教学方式，例如：授课仍以教师的讲述为主辅助学生复习考试的传统模式。这种模式往往造成教学手段单一、教学方法和内容过于陈旧等不良后果。另外，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在汉语言文学课程设置中也属于较有难度的课程，加之古代文学学科本身以其固有的历史环境为背景，这就使其与现实生活有一定距离感，故而目前地方高校的古代文化课程教学中仍面临着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例如：戴建业认为高校古代文学史的教学存在以文学史为中心，忽视作品的讲解；注重治学方法的传授而忽视学生基本功的训练等问题[1]。李新宇提出古代文学教学中普遍存在分段讲授文学史、压缩教学时间、割裂文学史与作品选之间的联系等问题[2]。葛恒刚认为高校古代文学课堂中仍然是教师的“一言堂”，学生处于被动学习的状态；考核方式也是与讲授式教学模式相关联的一卷定成绩的考核方式[3]。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对教学课时减少与教学内容较多的矛盾、中学语文课程与高校古代文学课程的衔接等现状进行了研究和反思。这些研究大体上揭示了新时期古代文学教学实践中所存在的普遍问题，我们将这些问题总结如下。（1）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分朝代、分阶段的教学安排会虽然有其合理性且为多数高校所采用，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这种教学安排的合理性在于，可以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发展线索清晰明确地反映出来，这样便于学生分阶段掌握经典作家作品，同时清晰地了解和掌握中国古代文学史发展演变的过程。但是这种安排也有其缺陷：一是分阶段讲授时，往往由不同教师分别担任不同文学阶段的讲授。然而由于每位老师对文学史的理解与感悟不同、教学侧重点不同，这就使教师授课之间的补充说明十分重要。同时每位教师都只讲自己负责的那一段文学史，那么对整个文学史的总体发展脉络就缺乏归纳和分析，不利于学生从整体上进行把握。二是各阶段的负责教师往往更注重该阶段的作家作品，强调该阶段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因此不利于学生们全面、客观地把握作家作品。三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史如何科学合理地划分阶段，其分期界限与分段标准至今仍是学界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2）国内高校的古代文学教学中普遍存在重文学史、轻作品选的现象。有些高校将文学史与作品选分开讲授，而大多数高校则将二者结合在一起讲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是汉语言文学的基础课程，是学习古代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不学作品选就无法准确地感受具体作家作品的魅力、无法理解和掌握古代文学史。但很多高校认为作品选的学习学生通过自学就可以完成，而文学史的教学才是古代文学教学的高阶研修内容，这是不符合古代文学教学规律的。目前高校古代文学的教学普遍面临课时减少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下，合理安排文学史与作品选的关系，使其符合古代文学学科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优化课程内容以满足学生学习的需求，是值得每位教师深思的问题。（3）是保障教学质量和课时减少的现实情况之间存在矛盾。中国古代文学史相比其他中文类课程而言，具有其显著特点，即教学内容时间跨度大，从先秦神话开始到清代末期结束，历时三千余年的文学史都包容在此一门课程之内；同时，教学内容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除了每个朝代著名的作家作品之外还涉及哲学、美学、文化、文献、历史等知识，知识覆盖面广、体系恢弘庞大。目前，在教育教学改革的背景下，各高校普遍存在压缩理论课程课时的情况。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课时也被不断缩减，从最初的500课时左右普遍减少到200~300课时之间。进行教学改革、增加实践课程固然重要，但就中国古代文学这一时间跨度大、内容系统庞杂的学科而言，如何在本就不足的课时又减少的情况下，完整全面地对学生传授教学大纲中规定的教学内容就成了古代文学学科教师必须面对的新课题。（4）部分地方高校为了响应“地方性、应用型”的号召，为了更贴近“培养中小学语文教师”的教育目标，提倡将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与中小学语文的教学内容接轨，即中小学语文需要什么，我们就讲什么，这就导致原本非常受学生欢迎的“《红楼梦》与中国文化”“《史记》导读”“《论语》导读”“《周易》与传统文化”等十分具有学术意义和文化价值的选修课被砍掉。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接轨”方式很值得我们深思。从来“求其上者居其中，求其中者居其下”，为人师者必须站在比教学内容更高的学术层次、具有更高的学术视野和更宽广的知识范围，这样才能将教学内容传授好。所谓“举重若轻”“治大国若烹小鲜”，达到这样境界前提是先要知其“重”、知其“大”，我们现在反而从其“轻”而就其“小”，这实在不是一个好的改革方案。

2地方高校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解决策略

中国古代文学课是最具有传统文化底蕴的科目,这门课一直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它的责任和义务之一就是从民族文化典籍中挖掘优秀的文化思想,引导当代青年到经典作品中去了解中华文化,到经典作品中去了解贤者们的聪慧,到经典作品中去体味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因此,研究古代文学课的教学现状与发展定位就显得非常重要。

一、对外汉语专业古代文学课现状分析

1.时代变迁与认识偏颇导致古代文学教学方向迷失随着社会经济的急剧膨胀,整个社会更趋于物质化、技术化、工具化。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的心理已经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大学校园,古代文学远不如经济、法律、新闻、公关、市场营销等课程来得实在。学生普遍认为多背几首唐诗宋词不如多考过几个计算机等级证书和英语等级证书更能获取就业机会,所以,在古文学课上看外语书、背外语单词的大有人在,在下面看小说、杂志的也不乏其人。多数学生认为古代文学可学可不学,更不愿在古代文学的学习上投入时间和精力。多数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认为对外汉语教学只是一种语言教学,教学内容就是语言。一些教师和学生认为古代文学这门课离现实太过遥远,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用途不大。这恰恰是忽视了文学与语言的必然联系,忽视了文学是语言载体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其实语言和文学是彼此关照的。尤其是古典文学,它不仅包含着文学意味,又不失中国古文明文化和经典语词。

2·教学时数的缩减导致古代文学教学流于条框的阐释经过几轮的教改,一般院校的古代文学课均降到200课时左右,甚至更少。于是,为了保证古代文学教学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多数教师在教学中只能停留在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的简单勾勒。教师讲授的主要是《古代文学史》,而与之配套的《历代文学作品选》则很少有时间顾及,即使对部分作品进行分析,也只能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很少有时间对具体作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和阐释。另外,课堂上教师为了节省时间也总是把结论性的东西以最简洁的方式交代给学生,至于在课堂上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来对作品进行更多的剖析和理解只会使已经很紧张的课时变得更加紧张。正因为如此,学生在课后很少关照古代文学,考试的时候,也只是提前几天苦背,在考场再一股脑地全部交给老师。学生的分析能力、思维能力很少有机会得到训练和提升。

3·少数民族文学的缺失导致古代文学教学的单一性使用最多的文学史教材有四部:第一部是游国恩等人编写的《中国文学史》(1964),这部文学史目前是受批评最厉害的一部教材。第二部是章培恒、骆玉明编撰的《中国文学史》(1996),但教材内容偏重“心理”或“人性”。第三部是郭预衡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8),但疏误不少。第四部是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9),这是一部现在使用较多的一部教材,包容性较强,吸收了大量较新的研究成果,但也因此出现了明显的拼合、观点重复和论证混乱等现象。该文学史试图把具体细节和对整体的理解与把握联系在一起,而整体的复杂性总是使简单的概括显出不足。另外,《中国文学史》从其涵盖的范围来看,应该是指整个中国(包括少数民族)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文学流派、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的综合。而已使用过的四部教材无一例外的都只有汉族文学,对少数民族的文学很少提及。其实,少数民族并非没有艺术水平比较高的文学作品,比如《格萨尔王传》等等。中国文学多样性的特点除文体的多样性外,更主要的应该体现在民族的多样性上。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对文学史上所强调的主流文学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而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以其特殊的民族风格和气质展示了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审美标准,丰富了华夏文学宝库。在教学中如果加入少数民族文学教学,只能使课时更加紧张;如果不加入,少数民族文学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创作技巧以及所蕴含的民族个性就会悄然流逝。

二、对外汉语专业古代文学课程的教改设想

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的中国古代文学本应给人带来“美”的享受,而如今人们却失去了这种愉悦的感觉,认为这里已经“没有趣味,没有生命,没有任何文学所应该具备的丰富的意味”。[1]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很多:一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基础学科古代文学不能产生即时效应,所以日益受到冷落。二是古代文学本身学科建设的落后;三是教学手段的贫乏、刻板;四是教学效果与职称评定的严重脱节,使得有些高校教师宁愿躲进狭小的天地里进行“研究”,也不愿在改善课堂教学水平上浪费时间,使得本是激励情感、启迪心智的优秀作品变成味如嚼蜡的僵死之文。

“几十年来,文学教育变成了这么一种东西,它使人的心灵变得越来越教条、刻板”;“文学教育在文学之上,建立了一套顽固、强大的阐释体系。它刻板、教条、贫乏、单一,它把我们与文学的联系隔开了,它取代了文学,在我们这个精神已经极度匮乏的社会里发挥着使其更为匮乏的作用。”如何改善目前古代文学教学的困境,是我们每一位古代文学教师不可推御的责任。虽然有些客观原因我们无法把握,如:当今人们的价值观念、高校职称评估体系的改革等,但革新教学,减少程序化的授课方式,以现代化为背景阐释和传播古代文学,努力缩小古代与现代的距离应是每个古代文学教育工作者所能够做到的。提倡古代文学教学现代化,并不是说就排斥传统甚至是摒弃传统。继承古代文学的传统是我们的神圣职责,但传统并不意味着僵死。从本质上讲,传统是一种进程,传统的内容、价值、意义在历史中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不断开放和重建的。“解释传统的根本要义就在于指向现在、射向当前……从而冲破旧的藩篱,开拓新的世界、新的未来”。因此,古代文学教学现代化成为改变目前现状非常重要的方法。

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从教材、讲课艺术和课堂教学模式创新等方面对这个问题作些初步探讨。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精选教材取长补短古代文学的教材主要分为两大块:文学史和文学作品选。由于它的历史跨度大,作家和作品数量多,因而内容相当纷繁复杂。要在本科院校近300个学时内将绵延近三千年的古代文学讲得全面系统,那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如何结合当下,把握前沿、精选教材成为关键。首先,先来看文学史。现行古代文学史教材很不统一,大约有三十多种本子。近几年来,我们先后就运用了游国恩本、郭预衡本、章培恒本、社科院本、袁行霈本等多种版本。那么如何选取一本合适的文学史呢?答案是遵从文学的本质。文学的本质是审美,是对人的生命及其意义的探寻,是属于情感的领域,相对而言,在人文学科中文学是最不能完全“学问化”的。文学教育者应引导学生的感知参与到阅读对象中,去体验作家的丰富情感,自觉地与生活在那个久远年代中的个人碰撞。

因此,文学史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人类的心灵史,是文学家的人格、学识、审美力和价值观念的高度结合。早在上个世纪,刘大杰先生撰写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未曾修改的初版本),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简史》,都突显了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的特征。基于此,上述的文学史应是我们注重考虑使用的对象并在此基础上参阅其它版本,博采众家,取长补短。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一部好的文学史不仅是对历史真实的强调,更应该是对作家心灵进行探求。这就要求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的教师应该具备本学科较强的专业知识和一定的科研能力,引导学生去研究和了解古代文学中那些与现实人生联系密切或能给人带来愉悦的情感体验、培养健康人格的、人文色彩浓郁的文化心灵史,努力使教学与现实接轨、与时代同步。普通高校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实践中通常的做法是“以史为纲”,因为“史”的最大功用是让学生一览而知大概,从而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脉络。

“作品选”才是根本,是教学成功与否的关键之所在早在2001年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先生就提出“原典精读”,提倡大学生对于原典进行精读、吟诵,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无独有偶,2006年在上海大学成功举办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研讨会上,“回归原典”成为论题的热点。如何选择作品,笔者认为要精选那些与当时和后世乃至未来相契合的有深远影响以及有现实教育意义的名篇名著进行重点讲述。如在讲授先秦文学时,可重点选取《诗经》中的婚恋诗进行,古人对于爱情的执著态度、选取爱人的标准及其与爱人相处的技巧等对于我们今天的在校大学生来说仍具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讲正始诗歌,可精讲皖籍作家“嵇康”与“阮藉”,他们的作品充分体现正始时期社会动荡之中人们壮志难酬、朝不保夕的焦灼与痛苦,使得我们认识到个体实现生命价值的因素很多,从而达到减轻学生就业的心理压力,不要过于归咎于自身。又如讲唐诗,可精选唐代诗人那些对盛唐气象的赞叹、歌咏和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忧国忧民的以及慨叹人生际遇的名篇重点讲述。

再如讲宋词,精选宋代词人那些对“情”的细致体味以及渴望为国建功立业的名篇。讲明清小说,可精选明清作家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深刻思考和对人的生命的深刻体验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和《红楼梦》重点讲述。而那些在当时和后代都没有多大影响,或与当代人心灵不契合的作品,就可以少讲或不讲。至于那些篇幅很长的散文或赋作,可以截选其中精采的片断进行重点讲述,而不求面面俱到。同时在讲授时注意规避与其它基础课(《古代汉语》与《古代文论》)相同的篇目等。对于那些由于受到课时限制未能精讲的作品可以通过课下多种方式进行补充。总之,用当代意识去精选、整合古代文学教材的内容,不仅最大限度地节省了教学时间,同时也更符合当代大学生的实际需要。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对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进行研究探讨。特别是民族地区高校，由于所处地域的特殊性和复杂的生源构成，更要从实际出发，适应新形势需要，深入探索古代文学教学的策略。本文以西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在提出学生存在学习积极性不高、学习方法误入歧途、教育基础多样化等问题的基础上，建议通过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适当调整教学内容、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三管齐下，提高古代文学教学水平，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

关键词:民族地区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策略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一直是大学教育中的传统学科，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核心课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民族地区如何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改革，以更好地为培养“靠得住，用得上，留得下”的人才服务，成为摆在古代文学教师面前的重要问题。笔者根据自己在西藏大学文学院多年的任教经验，认为目前西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在古代文学的学习方面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现代人过分注重功利性，即使身在校园的大学生也或多或少受其影响。所以，像古代文学等传统人文学科，对于学生来讲，似乎不像英语、公务员培训等课程一样，直接影响到学生考证、保研、工作等方面，所以很多学生认为古代文学课程“无用”，直接影响了学习的积极性。再加上西藏地区学生就业观念相对落后，大部分人仍以考公务员为主要就业渠道，所以很多学生宁可花时间去学习公务员培训的课程，而认为古代文学无用，不用“浪费”太多精力去学习。

第二，学习方法误入歧途。主要体现在学生过分依赖课堂教学和各类媒体传播的零星知识碎片，以被动接受知识为主，多停留在知识学习的层面，缺乏主动学习和深入思考，导致在学习过程中容易浮于表面，仅能获得浮光掠影的印象，而缺乏深入的体会。当今时代的大学生获得信息的渠道异常广泛，各类媒体又在拼命争夺受众的注意力，定力不足的学生很容易被眼花缭乱的信息吸引了注意力而难以静心凝神去思考；更有甚者，以卖弄和炫耀获得的知识碎片而沾沾自喜，并没有真正了解如何进行学习。

第三，教育基础多样化。民族地区高校学生构成较为复杂，文化背景相差较大，知识基础参差不一。西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大约有一半以上是区内生源。这部分学生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方面的知识较为匮乏，甚至一些来自偏远地区的学生反映，在高中以前都没有学习过文言文。这就导致在学习过程中，由于知识基础薄弱，无法跟上课堂教学的节奏，更无从谈起学习的兴趣。但是大部分区外生源的学生又不满足于仅仅讲授基础知识的学习。这就容易导致教师在讲课过程中难以兼顾各层次学生的不同需求，只能尽量照顾大部分学生，导致在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上难以尽如人意。针对学生存在的上述问题，作为一名民族地区高校教师，必须立足民族地区高校实际，从实践出发，正视种种问题与不足，适当调整教学内容，采取多种教学手段，开拓教学思路，努力提高古代文学教学水平。

摘要：在高师古代文学课程中构建参与式教学模式，应注意以专业教学训练为导引，以观摩研究、学习探究、实践深究、考评细究等教学基本流程为依托，以问题解决、讲述–探究、经典诵读、情境体验等教学模式为主体。参与式教学模式设计应关注其开放性、生成性特点，重视师生教学共同体的构建，并实现与移动互联网的融通。

关键词：古代文学；参与式教学模式；实践探索；批判反思

参与式教学理念自20世纪90年代引入我国以来，学界对其适应性、教学理论基础、教学实施要领与策略、教学效果等问题已有深入研究。虽然相关研究涉及小学至大学的众多课程，但关于高师古代文学课程参与式教学的研究寥寥。早有学者指出，古代文学课程以其富于生命精神的特征，“有利于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性，激发其生命热情与人生体验”[1]151，而高师以教师培养为主要教学目标，开展参与式教学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教学技能。有鉴于此，本文以小学教育专业为研究对象，对高师古代文学课程参与式教学展开系统性探究。

一、实践性探索

参与式教学，是指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和愿望，通过小组讨论合作、师生信息交流对话与评价反馈机制，运用灵活多样、形象直观的教学手段，努力营造轻松愉快、民主和谐的课堂氛围，设计富有趣味、意义和挑战性的学习活动，它以主体性为内核，以自觉性、选择性为特征[2]。多年来，笔者将参与式教学的理念应用于小学教育专业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实践，探索出了一套系统化的操作方案。（一）以专业教学训练为导引。高师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应突出师范专业的特色，在文学史教学的基础上，将文学史中的生命参与意识与专业技能训练相结合，构建形神兼备的全方位参与式教学模式。在这一模式框架中，专业教学训练起着导引性作用。参与式教学主题的选择，“要遵循课堂教学的核心目标与师范生成长的现实诉求：强化师范生教师基本素养，促进师范生的教师成长，引导师范生建构教师信念”[3]76。在小学，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体现在语文、思想品德等常规课程和国学教育类校本课程中，也体现在国学经典诵读等实践活动中，更体现在传统文化传承的精神性浸润中。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引领学生在文学史的学习中有目的地加强对上述内容的关注，无疑会契合他们成长的现实诉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导学生加强古代文学经典诵读训练、古诗词教学训练、古代叙事类作品复述等实践活动，则更有利于强化其教师技能与教学素养，构建教师信念。随着20世纪末儿童读经活动的展开和国学教育在各级学校的普及，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与学前阶段、中学阶段的国学教育教学活动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因此，在高师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以相关专业教学训练为导引，既有利于参与式教学的展开，也有利于学生专业素养的提升和教学理念的构建。（二）以基本教学流程为依托。参与式教学模式的构建，应在注重其结构性、程序性的基础上，突出参与式教学的主体性、自觉性、选择性特点。在具体模式设计中，应以基本教学流程为依托，凸显教学中学生的主体地位与教师的主导作用。高师古代文学课程参与式教学的基本流程包括：(1)热身的观摩研究。这一环节属于参与式教学的引导阶段，可通过展示小学语文教材中与古代文学相关的课文、国学教育校本教材、古诗词教学视频、国学经典诵读视频、国学知识竞赛试题等，引导学生将所学古代文学内容与小学教育的教学实际相结合，在明确学习内容文学史价值的基础上，突出其专业价值。(2)深入的学习探究。这一环节是参与式教学的核心，可根据古代文学教学的具体内容，引导学生通过讨论交流、情境体验、案例分析、参与讲授等活动，探究所学内容的文学史价值及与小学教育教学的契合度。(3)灵活的实践深究。这一环节属于参与式教学的应用阶段，可通过古代文学作品鉴赏分析、小学语文教材古诗词教学实践、国学经典诵读表演等活动，引导学生强化学习所得。(4)多元的考评细究。这一环节属于参与式教学的总结阶段，可通过学生自评、学生互评、教师点评、师生共评，对学生的口语、书面表达能力等进行多元化评价。以上教学流程同样适用于高师其他专业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同时，教师可根据具体教学内容灵活调整教学环节，能够突出参与式教学的主体性特征即可。（三）以多种教学模式为主体。在基本的参与式教学流程基础上，可根据具体教学内容设计不同的教学模式，以形成参与式教学的主体架构。以小教专业为例，从小学教育的教学出发，可将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分为古诗词、说理文（如政论文、哲理文等）、叙事文（如小说、神话、寓言、史传等）三大类型。这一划分虽不契合于严谨的文体学归类，却与小学语文、国学教育密切相关，有利于小教生未来的职业融入。在此基础上，应根据教学内容的类型选用教学模式，列举如下：在古诗词教学中，可选用“问题解决模式”。如南宋“永嘉四灵”之赵师秀、翁卷，他们的诗作《约客》《乡村四月》等以浅显生动、文笔优美而入选小学语文教材，甚至成为精读课文，但他们在文学史中虽占有一定地位却并非大家。在教学中涉及这类诗人的作品及其文学现象时，即可采用问题解决模式。问题解决模式主要通过问题的设置与解决，引导学生参与到教学中，着力提高学生的问题意识、问题分析与解决能力。在具体操作中，可通过提出与小学语文教学、高师文学史学习相关的问题，引导学生开展交流讨论，并在成果展示的基础上通过教师点评或师生点评加以总结。在上述系列环节中，问题设计是起点，也是教学模式顺利实施的关键。以赵师秀的《约客》、翁卷的《乡村四月》为例，教师可设计“这两首主题完全不同的诗在艺术风貌上有何共性”“在文学史上，这两首诗的艺术风貌对宋代江西诗派的创作能形成怎样的冲击”“这两首诗入选小学语文教材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等问题，层层深入地揭示永嘉四灵与江西诗派在艺术特色方面的异同，无疑能保障后续教学环节展开的有效性，也能对小学语文相关内容的教学起到由表探源的促进作用。在说理文教学中，可运用“情境体验模式”和“经典诵读模式”。“情境体验模式”的设计源于江苏省小学教师李吉林的情境教育理念，该理念以情理融合、思美一体、求真创新的特色，被誉为“蕴含东方智慧”、显示“中国品格”、形成“中国气派”的当代著名教育理念[4]11。在高师古代文学教学中，同样可以采用情境教学以实现与初等教育的有效衔接。同时，“情境体验模式”还在情境教育理念基础上增强了“体验”性，这有利于提高教学过程中主体的参与性，弱化因说理文的文言特征带给学生的疏离感。在具体操作上，可通过创设情境、体验情境、总结转化的教学结构，使学生有效地认知并获得情感体验，提高文本理解能力和引导小学生走进文本的能力。“经典诵读模式”的设计源于20世纪90年代广泛兴起的儿童读经活动。据统计，至2001年8月，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武汉、深圳等地至少有120多万儿童先后投身于读经活动，武汉、南京等地甚至一度出现青少年读经热[5]。随着儿童读经活动的迅猛展开，部分中小学开始选取一些传统蒙学教材、儒道经典、古诗词等在课堂上诵读。为呼应小学的国学教育实践，高师的古代文学课堂应重视诵读教学，并可在较难的说理文教学中将诵读教学与情境教学相结合，通过创设诵读情境、体验诵读情境、升华诵读情境的教学，使学生加深诵读体悟，增强诵读技能。在叙事文教学中，可运用“讲述–探究模式”。在古代文学课程中，神话、寓言、小说、戏曲剧本、史传等作品均具有鲜明的故事性特征，适宜采用“讲述–探究”的教学模式。在具体操作中，可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篇目，通过学生讲述作品、师生分析探究、师生交流反思、学生拓展延伸的教学模式，提升学生的文本体悟力与专业技能水平。“讲述”既是“探究”的基石，又是锻炼学生专业技能的重要手段。“讲述”环节可设计为教学实践的形式，让学生在讲述的同时扮演教师角色进行片段教学。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之间的关系并非僵化不变，可以根据教学目的灵活调整。如“经典诵读模式”，它不仅适用于说理文教学，也可应用于古诗词教学与叙事文教学；该模式与“讲述–探究模式”结合可生成“讲述–诵读–探究模式”，与“小讲座模式”结合可生成“诵读–讲座模式”，等等。总之，参与式教学的模式多种多样，在应用上也可灵活变通，究竟采用哪一种教学模式，关键在于它是否能够在教学情境中体现参与式教学的主体性精神。

二、批判性反思

摘要：古诗文教学一直在高中语文中占据着较大比重，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对古诗文教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经研究发现，高中古诗文在教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该课题主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究，提出一些建议性措施，挖掘和弘扬这些知识背后深刻的文化内涵，使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和感染，提升高中语文教学的总体水平，达到增强文化自信的终极目标。

关键词：文化自信;高中古诗文教学;存在的问题;应对策略

以来，我国大力提倡文化自信，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高中是学生进一步加强中华文化熏陶，确立人生追求的关键阶段。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的一大亮点就是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标指出要坚持语文课程学科内容与育人目标相融合的改革方向，突出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教育。新课标对高中语文古诗文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增加了古诗文的比重，强调对学生鉴赏，评价方面的考察，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到每一篇选文中。古诗文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需要我们结合社会发展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筛选，从中提取符合时展的精神文化遗产。

一.高中古诗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在高中语文教育中，古诗文教学仍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国家、教育部门大力倡导古代文学作品的学习，进行数次语文课程标准的改革，增加古代文学作品的篇目，提升古代文学作品的考分比重，甚至增加语文课时，种种举措都可看出教育部对古代优秀文学作品的重视。但是，经过种种教育改革，我国高中古诗文教学成效却仍然不尽如人意，这里面潜在着许多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古诗文的教学与发展。（一）教材的选编不够优化。高中语文中的古诗文作品数量有限，所选的古诗文作品注重对学生的思想教育，说教的程度较深，学生很难形成一种有效的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同时，高中古诗文作品的选编和现代化结合不牢，导致学生不能从古诗文作品中自然过渡到现代社会，学到的知识往往只能纸上谈兵，不能很好的应用到实践中。在古诗文的安排上，古代文学作品大多是以单元的形式出现，这种刻板的记忆性编排方式容易让学生形成固化思维,不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问题意识和自觉操作的实践能力。这些方面也影响着我国的育人质量，甚至严重影响我国古代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二）教材讲解本末倒置。因为每位授课老师的思想观念不同，在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理解把握上存在一些差异。在理论上，古诗文课堂教学应该适当加入一小部分的相关历史讲解，这样有助于学生更好的理解和把握古诗文的内容。但不少教授者在课堂上为了便于教学，对相关历史的讲述课时往往超过作品细读的课时，将历史重点讲解，而将古诗文的审美意蕴抛之脑后，完全本末倒置，使教学目标严重偏颇。这样，一节意蕴深远的古诗文鉴赏课就不可置疑的上成了历史课，使古诗文的地位日趋低下，不仅无法让学生掌握中国古诗文乃至中国文化的精髓，更使古诗文作品成为了文学史的附庸。（三）教师能力有限，迫于应试压力。每位老师的资质不同，专业素养，审美能力方面存在差异，导致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成效悬殊较大。不少教师专业能力有限，讲课时往往避重就轻,仅根据教学大纲和课程要求机械化的进行教学实践，课堂氛围不够，教学方法缺少创新,使得中国古诗文的课堂教学过于枯燥，教学效果甚微。另外，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教师的观念受到限制,只是针对考试重点进行讲解，多讲解做题方法，在古诗文的内容讲解方面往往不到位,以点带面，具有严重的片面性。（四）学生断代感严重，缺乏兴趣。现在的中学生，特别是高中生，对学习中国古诗文的兴趣不强。高中阶段，学生正处于心理断乳的关键时期，自我意识增强，渴望摆脱束缚，追求一些新奇的事物。大多数学生喜欢阅读一些逻辑性强，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的通俗小说及外国文学作品。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古诗文作品太过遥远，学起来有一种距离感，融入作品有一定的难度。并且很大一部分学生认为学习中国古诗文作品只是为了应付最终的高考，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太大实效，只要能够背诵，理解作品大意就足够，对于古诗文的写作特色,意境等方面的深入理解和把握则草草略过。

二.高中古诗文教学现状的原因探析

“悲”与“喜”可谓人类情感世界最基本的两种形态，而“哭”与“笑”则是与之相对应的两种日常生活中最为典型的情感表征，这往往也是文学作品所追求的两种艺术效果，于是“悲剧”与“喜剧”应然而生。长期以来，较之于“悲剧”研究的热门与备受关注，学界对“喜剧”的研究则显得相当地寂寞冷清。其实，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喜剧”性质的幽默文学作品并不在少数，然出于种种原因，幽默文学的地位始终不高，系统而深入研究幽默文学者更不多见。再者，“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1］，近年来，随着现代社会生活的飞速发展与高度变化，幽默的触角正伸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幽默文学的创作日趋呈现出繁茂的景象，幽默文学研究也因之亟待展开。魏裕铭教授新著《中国古代幽默文学史论》(以下简称《史论》)，针对“幽默(文学)像臭豆腐，几乎人人吃，人人说好吃，可几乎谁也不给它在美食中以较高地位”［2］2的尴尬处境，将幽默文学作为古代文学史的一个分支，从幽默、喜剧风格文学史角度展开系统全面的研究，可称得上是一部思考睿智、评析精妙的幽默文学研究专著，其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不言而喻。概而论之，《史论》具有以下几大显著的特点和贡献。

1文史贯通，视野宏阔

著者立足于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时代特色与幽默文学的阶段性特征的总体把握，将全书内容分为三编:“从礼乐一统到百家争鸣期之幽默文学”、“从独尊儒术到大畅玄风期之幽默文学”、“封建社会物质文明高潮期之幽默文学”，并在各编开始专辟“概说”，综论该时段幽默文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具体演进过程、表现及其艺术特色。是为从宏观上对研究主题展开系统的梳理与总结，以彰显中国古代幽默文学的发展轨迹、演变规律及其深层次的社会内涵。由于文学中的幽默与生活中的幽默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二者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相应地，中国古代的幽默往往有其深刻的社会内涵与历史背景。因此，将幽默文学的产生、发展与演变，置之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时代大框架下予以考察，不仅显得极其合理，而且尤为必要。因此，著者在探讨先秦幽默文学的产生与汉魏幽默文学的发展时，均辅以“思想解放”的文化背景;研究唐宋文学，延以“物质和精神文明”的语境。而开廓的视野又无疑有助于深入考察文学作品自身演进的规律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契合，抑或分离，进而得出相对精准的认识，且无狭隘之失。例如，在谈及先秦幽默文学产生并臻于成熟时，著者将其归结于那个风云际会、百家争鸣的时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故而“有恃无恐，所以放言无忌，敢于如此幽默。”［2］5在论及三国时期嘲戏之风和诙谐创作勃兴的原因时，认为“在于这些受到上层政治排挤压制、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自觉地运用诙谐文学表现他们对社会丑恶现象的讽刺、批判，以及内心的愤懑。”

2史论结合，新见纷呈

在整体勾勒幽默文学发展史并概述其阶段性特征之后，著者进而对不同历史阶段内的幽默文学代表作家与作品展开了较为全面的评析。如此，宏观的史论与微观的作品分析得以兼顾，此亦《史论》主旨不同于单纯“史”的一面。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著者注重运用文史互通的方法，探赜索隐，新见迭出。例如，在谈到中国古代幽默文学的产生时，著者指出:“政治的宽松是产生文学繁荣局面的必要条件。在政治高压下，大家不是噤若寒蝉，就是违心的阿谀奉承。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刺激下，文学反而会出现‘国家不幸诗家幸’的局面。幽默文学虽然是文学之一翼，却又有不同于广义的综合的文学的特点，它更有赖于政治的开明、意识形态的宽松的环境，或者统治者的无能、无为。”［2］4复如，论及春秋以降“礼崩乐坏”的社会现象时，著者指出:“这从周王朝的长治久安来说，当然是不幸的预兆;但从桎梏人思想进步的周礼观念的解放、幽默的产生和发展，那真是幸莫大焉。”［2］4如此精妙的论断，自属史家之卓识，读来令人耳目一新。正如左健先生所评，“《史论》对幽默内涵的探究，时时让人感受到其中社会人生之底蕴”［2］5。再如，著者认为，“中国的幽默，最早给后代以很大影响的，首推《诗经》。”并从《诗经》“谑而不虐”的软幽默、异于讽刺的硬幽默、寓哲理于嬉笑中的哲理幽默等三个方面，深入阐释了其对后代幽默文学的广泛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以往“首开中国幽默文学先河者当推老子、孔子”、“庄生可称为中国之幽默始祖”的诸种旧说［2］8。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著者对考古新出土资料的关注、历史学研究新成果的应用使其论述更具说服力。例如，结合史学界关于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唐勒》赋残简”最新研究成果，著者提出宋玉的辞赋在辞赋史上的地位乃至文学史上的地位应该重新评定，并予以宋玉“辞赋之祖，赋家之圣”、“赋体游戏文学之祖，古代幽默之宗”的评价，颇具创新。

3综览前贤，颇见超越

古代文学作品塑造了众多的妓女形象。这些妓女形象可谓异彩纷呈,摇曳多姿。古代文学作品中对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特殊弱势群体,给予描写、刻画与反映,应该说在认识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古代作品中的妓女形象?翻开各种版本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对历朝历代描写妓女的名著和人们熟知的妓女形象都有权威性的论断。但遗憾的是,莫不众口一词,喈然无异,陈陈相因,代代沿袭。这对于古代文学的深入研究、探讨,发展是无益的。本文拟就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妓女形象做一些探析,提出与传统观点的不同看法,以就教于专家与同行。

综观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比较著名的妓女,其形象大致有以下几类。人老珠黄,遭弃飘零的娼女形象白居易的《琵琶行》堪称中国古代最佳叙事长诗,是反映妓女悲哀情感的文学范本。此作品所刻画的琵琶女就是一个典型的人老珠黄,遭弃飘零的娼女形象。琵琶女因容变色衰,人老珠黄,即使有一手弹琵琶的绝技,也遭到客人的冷落弃置;虽嫁给了商人,但仍等于被抛弃,因而生计断绝。诗人用对比的方法写出她今昔冰火两重天的落差:从倍受王孙公子追逐求欢,争送缠头到遭到冷眼鄙夷,无人问津;从“一曲红绡不知数”,到“门前冷落鞍马稀”;从珠翠满头到妆残红褪。诚然,这不只是琵琶女的命运,也是所有妓女的最终结局。这一形象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其实,不少反映妓女生存状况的作品,大都是着重对准她们在年轻貌美、“风光无限”的巅峰时刻,使得那些采花逐蝶的纨袴子弟为她癫狂,而她们也似乎忘乎所以,颇为自得。

孰不知青春如霰,容颜易衰,顷刻间她们就从云端跌入低谷。白居易所描写的琵琶女别看她年轻时红得发紫,如花之蕊,可是转瞬间就被社会弃如敝屣,抛如烂絮。自以为既有弹琵琶的绝活就可以重操旧业,甘愿沦为下等娼女,指望从贩夫走卒那里讨得一杯羹。但即使降格以求,亦已时过境迁,今非昔比,想靠精湛的琵琶技艺赢得一两声喝彩赚点银两也是镜花水月。这使她陷入无比的痛苦之中。一个偶然的机会得遇白居易的青睐,于是受宠若惊,感慨万千地向诗人倾吐了长期淤积的满腹苦水。作者从侧面告诉读者,当年红极一时的名花此时此刻竟连一个可以听她倾诉委屈的人都找不到了(如果没有遇到白居易的话)。可见其境遇之悲惨,使读者为之动容。作者这一妙笔令人惊叹:既写出了琵琶女的不幸,又倾注了作者的同情之心。

欲攀高枝,强跃“龙门”的妓女形象在古代文学作品中,这样的妓女形象应该说是比较多的。其中唐代蒋防的《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就是此类形象的典型。《霍小玉传》一向被奉为唐传奇中的翘楚。明代胡应麟说它是“唐代最精彩动人之佳作”[1]。汤显祖一涉足文坛就把它改编为传奇《紫箫记》,以后又更名为《紫钗记》。此作品触发了他的灵感,由此最终发展为“临川四梦”,奠定他的文学巨擘地位。循此传统观念,北大袁行霈在其主编的《文学史》中说“《霍小玉传》是唐传奇中的压卷之作”,认为霍小玉形象“最生动最光彩”。在其他《文学史》中也一致肯定此作是唐传奇中“力拔头筹的魁首”,霍小玉形象产生了“令人震撼的艺术效果”。笔者认为,这篇小说固然有它的优点,霍小玉的形象也令人感叹,但并非无与伦比之妙作。

首先霍小玉自认其出身卑贱,地位低下,也并无多少姿色,但却偏偏追逐陇西名门公子、才俊可与李白媲美的大诗人、誉满天下的文豪李益,这是不切实际的行为。在一个讲究“门当户对”、看重容貌的时代,小玉在挑选配偶时并无优势可言。然而,她却把李益弄蝶逗燕的游戏之举看成是对她的钟情爱恋,一厢情愿地要以终身相托。不过小玉也有自知之明,于是就颇有“创意”地提出了八年为期的“婚约”,八年之后任李益自由行动。李益在她的纠缠之下只予以敷衍,答应了她的要求,等于双方签订了口头“合同”。小玉对李益的所谓“承诺”深信不疑,认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李益将他抛弃是在情理之中,霍小玉却痛不欲生,她死后化为厉鬼去报复李益的妻子卢氏女,简直是匪夷所思。这些无不表现了霍小玉欲攀高枝,强跃龙门的奢望。

谢天香是关汉卿《谢天香》中的妓女形象。谢天香是柳永的勾栏知己。柳永才华出众,本可以考中进士,但因为流连秦楼楚馆而玩物丧志,他尤其迷恋妓女谢天香,对科举淡薄。柳永的时任高官的朋友钱大尹娶天香为妾,切断柳永的感情羁绊,他只好去考试。天香嫁给钱大尹之后,为了获得养尊处优、呼奴使婢的生活,她献媚讨好,使尽浑身解数以获得钱大尹的宠爱,但钱大尹却对她很冷淡,寡情薄恩,若即若离,致使天香痛苦委屈,迷惑不解:既然娶了我又不爱我,为什么?后来柳永中得状元,钱大尹把谢天香送还柳永,二人得以重聚,皆大欢喜。有人觉得谢天香是朝秦暮楚,对爱情不专一的女子,既爱柳永,怎么又钟情钱大尹?作为妓女的谢天香,她没有自己执着选择的权利,但她却追求穿金戴银,锦衣玉食的生活。她爱柳永,但他是个寒士,不能满足她的物质需求。这也体现了谢天香欲攀高枝,强跃龙门的妓女形象。关汉卿这样塑造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