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典文学范文10篇

【摘要】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蕴含丰富的中华民族情感经验与美学精神，经过时间的检验与历史的选择，既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又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中国人的精神根脉。新媒体时代，纸质阅读生存空间遭到挤压，却为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传播提供了契机。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要突破纸质阅读形式，既要构建多元的阅读方式，又要注重不同阅读群体的多样化需求，以促进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在当代的传播。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经典；阅读；新媒体；移动阅读

一、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在新媒体时代的危机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情感经验与美学精神，经过时间的检验与历史的选择，既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又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中国人的精神根脉。古人有很多读书治学的方法，如东坡先生有诗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朱熹先生对其做了详解：“读书之法，读一遍，又思一遍；思量一遍，又读一遍，读诵者，所以助其思量，长教此心在上面流转。若只是口里读，心里不思量，看如何也记不仔细。”［1］近代梁启超先生曾为青年学子开列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必读书目，并语重心长地告诫青年学子：“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2］但由于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语言相对晦涩，对语法、词汇的理解需要一个过程，进入文学情境的障碍较多，因此比较枯燥，不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加上其内容与当代生活相距较远，使得普通读者阅读作品有一定的难度且容易产生理解偏差。随着近年国学热的发展，国民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但由于阅读时间零散、存在阅读障碍等客观因素，最终没能形成中国古代文学经典阅读风气。“随着新媒体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碎片化阅读成为流行的生活方式。新媒体不仅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还改变了人们的时空体验，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3］虽然国家层面为了推广传统文化，开展了很多卓有成效的阅读推广活动，但完全依靠传统的、单一的纸质阅读方式，已不能满足当代全民阅读需求。因此，基于深度阅读的古代文学经典阅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新媒体时代中国古代文学经典阅读寻求新的突破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大众接受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元，除纸质阅读媒介外，读者还可通过微信、百度等多种阅读平台进行不受时空限制的阅读。除此之外，很多阅读平台还提供有声阅读。与纸质阅读相比，这些现代阅读方式更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传播，进一步壮大阅读群体。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传播应以此为契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要有所突破，充分利用网络传播来壮大阅读群体，拓宽自己的生存空间，继而打开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传播的新局面。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数量逐年递增，手机网民数量呈稳步上涨趋势。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29亿，全年新增网民5653万。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8.17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98.6%。”通过以上数据不难发现，新媒体高速发展对千百年来的传统阅读习惯形成巨大冲击，不仅实现了传统媒体转型，还壮大了读者群，为读者提供了开放的阅读空间，移动阅读成为普遍现象。相较于纸质阅读，移动阅读最大的优点在于巨大的携带容量。以往纸质媒介的携带数量是有限的，而新媒体时代，每个乐于阅读的人基本上都可以携带“整个图书馆”。只要愿意阅读，所有的碎片时间都可以被有效利用，不受时间与空间的影响，而且收藏、分享也十分方便。移动阅读为不同年龄、学历、地域和职业的读者提供了开放、平等的阅读机会，其读者群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以往习惯于纸质阅读的读者扩大到习惯于网络阅读的读者。这些读者主要是年轻群体，移动阅读有利于把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与青年读者衔接起来，促进中国古典文学的年轻化、时尚化。尤其大学生阅读群体，是移动阅读用户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移动阅读的发展方向产生重要影响。现今，很多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已完成数字化转换，极大地便利了从事古籍研究的学者。古典书籍数字化可以使读者快速检索到所需内容，一些在传统古籍中很难查找的内容，只要了解关键词，通过网络就可以快速查找到，甚至实现全文复制。这些都是新媒体时代的巨大优势，但目前古籍数据库主要服务于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研究者，普通阅读者很难涉足，只有进入专业网站才能阅读。这势必将一部分古典文学爱好者拒之门外，不利于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推广。数字图书馆的开放，虽使读者足不出户便可以“阅览天下”，但普通读者的使用率并不高，因为他们尚未掌握数字图书馆的使用方法。如果能将古籍数据库和数字图书馆的资源同步于移动阅读终端，如微信阅读、QQ阅读等，就有可能开启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全民阅读的新纪元。

摘要：本文主要是在教材选编、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角度进行研究，从中国古代经典小说在中学语文中面临的教学现状着手，逐步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再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通过这些研究改善中国古代经典小说教学面临的现状，为教师教学提供有效策略，使学生重视这方面内容的学习，受到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熏陶。

关键词：中学语文；中国古代经典小说；教学；教材；学生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由此可见教育对一个人，甚至一个国家的重要性。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也越来越重视学校教育。我国已经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其中语文学科的教育更是从一年级便开始了，可知语文的教育有多重要。但是，我国的语文教育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中国古代经典小说在中学语文中的重视程度和教学便是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

一、中国古代经典小说在中学教学中的问题

对于本文谈的中国古代经典小说在中学语文中的教学，虽然以教学为主，但是影响教学的因素尤其之多。首先便是要理清当前的教学现状，从各个方面着手。（一）教材选编方面。据调查了解，中学语文教材的选编编排不合理，具体数据如下(以人教版为例)：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共有六册，一共选编课文169篇，名著导读等专题性内容除外。其中，属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作品篇目不少，为48篇，占总数的28.4％。但是其中只有7篇属于中国经典小说范畴，占总数比仅4.14％。除此之外，人教版高中阶段有五本必修教材，共选入65篇文章。其中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23篇，占比35.38％；中国古代文学作品30篇，占比46.15％，但属于中国古代经典小说的篇目只有2篇。不可否认，小说源于生活，社会生活的丰富性、生动性等也使得小说不管是题材还是内容都具有丰富多样的特点。但是，这些教材在古代经典小说上的选编多集中于四大名著，对其他经典小说涉及甚少，尤其是占据重要地位的唐传奇竟未选入其中。另外，不仅如此，该版本教材的古代经典小说选编多为白话小说，如明清小说。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多以文言文为主，但经典小说的选编却对文言小说的选择过少，可谓是一大缺陷。可见，与小说自身丰富多样的特点和发展轨迹相比，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的选编内容和来源都比较单一。（二）教师教学方面。首先，教学模式单一。当今，我国中学语文在中国古代小说教学中，教学模式弊端越来越明显，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著作，但是，理论归理论，极少教师将这些著作的研究成果运用到实际教学中。笔者在采用调查问卷法调查中便发现百分之七八十的学生回答自己所学的古代经典小说都是以老师讲授为主。其次，教学内容过程化。据了解，我国古代经典小说的讲解已经逐渐形成了它固有的一套教学过程：教师拿到课文，首先便对文章的作者和创作背景进行讲解，之后便着重分析小说的三要素，最后就是总结艺术特色和主题思想等。最后，教师文学理论知识匮乏。大多数从事中学语文教育的老师，他们头脑中关于文学理论方面的知识都是大学时所学，有的甚至没有认真学过，只是记得一星半点，就把这些理论直接复制粘贴到自己的实践教学中。与之相对应的许多教师讲古代经典小说时，对所选作品只知皮毛，有的只是自己从各种教辅资料了解的一星半点，极少数教师读过作品原著，这就导致语文古代经典小说的教学堪忧。（三）学生学习方面。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据笔者调查，喜欢语文教材中中国古代小说作品的学生只有23.3%，对待中国古代小说态度一般的占35.1%，不喜欢的占41.6%。对比可见，只有少数学生喜爱我国的古代经典小说，大部分学生对我国古代小说的态度不是不喜欢就是冷漠视之，这无疑会导致学生对阅读和学习古代经典小说的意识减弱，也表明他们对其重视程度是极低的。且据了解，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很多学生根本不曾读过几部中国古代经典小说作品，甚至连学过的作品原著也未曾阅读过，只是为了考试需要而了解过些许内容。

二、中国古代经典小说在中学教学中产生问题的原因

摘要: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他们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基础知识、研究方法也与儒家文化密切相关,甚至整个古代科技的特征也明显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科技是儒学化的科技。

关键词:儒家文化古代科技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着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着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着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着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摘要：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他们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基础知识、研究方法也与儒家文化密切相关，甚至整个古代科技的特征也明显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科技是儒学化的科技。

关键词：儒家文化古代科技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关键字：文学经典大众文化

一

在传统社会中,人类精神总是呈现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二重变奏。意识形态是为社会既定秩序提供合法性依据的观念体系,它以各种方式来证明当下现存的社会秩序具有永恒性,即使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也是可以通过自我调节来克服的。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是使人们认同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境遇,承认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从而使现存社会系统尽可能地不发生根本性变化。与之相反,乌托邦则是以否定或者怀疑现存社会为前提的,它总是指向某个超越于现实存在的境界或领域,并且对当下的社会存在具有某种批判性。乌托邦的功能是促使社会系统发生变化,尽管并不一定是按照它所给出的方向来变化的。

一般说来,那些堪称经典的文学作品都是人类乌托邦精神的显现。正是因为不满足于不合理的社会秩序或者平庸的日常生活,人们才会通过文学创作来实现精神的超越;也正是因为文学作品呈现出某种超越的境界或意义,可以满足人们超越现实的心理需求,人们才会将其奉为经典。席勒认为文学艺术具有弥合被不合理的现实分裂了的人性的重要功能;马尔库塞坚持文学的审美价值在于在异化的社会中保留人的自由本性,从而为生活艺术化的社会之到来做预演……这些观点都是基于同样的理论预设,即文学艺术按其本性而言天然地具有乌托邦精神。因此,所谓文学经典也就是那些最能够充分展示特定时期人类乌托邦精神的作品。如果说乌托邦乃是人类精神之梦,那么,文学经典也就是人类之梦的话语显现。

但是,人类社会、意识形态、乌托邦、人类精神之梦等等无一例外地都是历史性范畴,因此,对它们的理解及其内涵的界定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这样一来,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之间就常常呈现出相互转换的关系。例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曾经是资产阶级乌托邦精神的核心话语,曾经激励资产阶级联合广大被压迫阶级起来推翻封建贵族阶级的统治。但是当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以后,这些概念便转化为为资产阶级统治提供合法性的国家意识形态了。同样,作为人类精神之梦的话语表征,文学经典自然也具有历史性,绝对不是超越历史的永恒之物。随着文化历史语境的变化,昔日的文学经典迟早会受到冷落直至被弃置不顾。

二

2006年，我去台湾辅仁大学参加一个关于国学的国际会议。当时也有一些北师大文学院的学生在那里学习。我询问他们与台湾学生交往过程中，大陆学生有何优势和劣势。他们回答说：要是谈宏观问题，我们可以侃侃而谈；要是谈具体的某篇文学文本问题，甚至到其中的字词的解释，我们就往往无法跟他们对话，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阅读过这些原著或阅读得不够细致或读过而忘记了。我后来常想这次与学生的对话，思考我们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教学改革问题。

一、当前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存在的问题

在我们目前的教学中，前苏联的以意识形态为纲的影响甚深，至今仍未能完全彻底摆脱前苏联的影响，过分注重“概论”、“通史”的教学，且课程多，课时也多，而不强调中国语言文学经典原著（理论作品、语言学作品、文学作品）的教学，特别是不重视古代经典原著的阅读与教学。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所获得的知识是大而化之的，甚至是形而上学的，确定的具体的名篇、原著知之甚少。其结果是“两头落空”：即，一头是理论空洞无物，另一头是对具体的经典文本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例如我们的本科生学完了《文学概论》课程，所得到的是教师或教材中古今中外杂糅在一起的“二手转述”（有的甚至是“伪知识”）。这种“二手转述”往往是教材的某些教条的教师个人综述，而转述者却不知道作为文论原著的中国刘勰的《文心雕龙》和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为何物。对于学生来说，一方面宏观上能“侃侃而谈”，大而化之的议论，不能解决问题的空论；另一方面微观上则缺少原作原著的知识，一旦进入原著的某篇某段某句，只能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来，或因为从未读过，或读过而记不清了或遗忘了，实际上处于无知状态。我参加过教育部1978年编制的教学计划（武汉）和1980年编制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计划（云南）的会议。据我所知，当时思想未能完全解放，改革精神不够，都还是沿用“”前的计划，只作了小修小补，没有完全摆脱前苏联的影响。在建国初期，苏联派来了许多专家，帮助我们制定专业及教学计划，其特点之一就是“概论”、“通史”大行其道。民国时期的教学计划有问题但也有优点，优点———主要是细读古代经典原著———未能保留下来。建国后的大陆高校与台湾、香港的大学也交流不够，台湾、香港的大学中国文学教学更多的是保留了民国时期细读经典名篇、原著的教学传统。

二、当前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改革

应有的方向：回归经典文本的教与学在语言文学学科中，我这里主要指古汉语、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教学中，应该回归到经典名篇原著的阅读和教学上面。为什么要强调经典原著与名篇的阅读和教学，而不主张过多的“概论”和“通史”的教学？因为经典的名篇、原著是一个学科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学科的根基，离开这个根基则学科就不能成立。经典的名篇、原著是什么？总的说，是经过时间一再检验的那些永远不会被我们忘记的书。我认为原典有四大特点：

1．原创性。它总是这样或那样地根据著作时的情况发现了人类知识某些方面，从而成为人类智慧的种子。那些开宗立派之作，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管理社会或开发自然或创造艺术的观念或优美的篇章。就诸子百家的著作而言，那是西周之后，中国社会陷入混乱，所谓“礼崩乐坏”，原有的“礼乐”不能维系人心，诸侯纷争，战争频仍，社会失序，人民痛苦不堪，怎么办？这就是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学人遇到的前所未有的问题，他们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在差不多无所依凭的情况下，提出了不同的治理社会的方案，所以提出的思想完全是新的，具有原创性的。

一、加强小学教育专业文学类课程教学的迫切性

文学教育作为现代人文教育的一部分，它在培养学生特别是教育学专业的学生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之所以将小学教育专业与初等教育和学前教育分开，特别强调加强前者文学类课程教学的迫切性，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点:

1．小学教育对象的独特性和小学教育的关键性。相对于学前教育和中等教育，小学教育阶段的教学任务更为繁重。因为小学阶段一共有6年，孩子从6岁入学，一直到12岁毕业升初中，他们从一个懵懂、幼稚的儿童逐步成长成为一个青涩的少年，他们的性格、兴趣、爱好，他们对外在世界的逐步认识与评判，这些都会在这关键性的六年时光内得到发展，除了家庭、社会之外，学校与老师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孩子进入小学后，他们对外在世界的认识会随着他们的识字量、阅读量以及人生经历的增多而增多，他们对外在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知欲会越来越强，同时他们会根据自身的想法对外在的世界做出自己简单的评判。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引导这些涉世未深的孩子形成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培养他们的认知事物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审美能力，这些均需要小学教师具备有强大的知识容量和浓厚的责任意识，需要小学教师付出更多的耐心、爱心和热心。“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和“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些名言警句从一个共同的层面强调了丰富的学识、高尚的人格、开阔的视野、敏锐的思维等美好品质对于一名教育工作者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一名小学教师而言，他更是应该具备以上种种优良品格。试想一个人格不健全、审美能力低下、思想境界不开阔的人又如何能作好孩子们的引路人?在当下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时代，孩子们的思想极容易受到不良社会现象的影响。在这样一个利益至上、梦想被无情粉碎的时代，如何引导孩子们去求真、求善、求美，是每一个教师肩负的重任，可以说，当今的小学教师乃至于大学教师都肩负着前所未有的对学生进行有效人文教育的重任，相比于中学和大学教师而言，小学教师身上的担子更重。

2．现有的小学教育本科专业文学类课程教学存在着严重的不足。“文学就是做梦。因为有了这个梦，单调的生活将变得复杂，窄小的心灵将变得广阔。文学鼓励我们用别人的故事来补充自己的生活经历，也鼓励我们用别人的体验来扩展自己的精神边界———每一次阅读，我们仿佛都是在造访自己的另一种人生，甚至，阅读还可以使我们经历别人的人生，分享别人的伤感。”［2］无论是中国古典文学还是现代文学，无论是中国文学还是外国文学，无论是成人文学还是儿童文学，它们实际上都具有开阔人的视野与增长人的见识、拓展人的思想与精神边界等作用。在小学教育专业的学生中开设文学类课程，这既是专业教育的需要，更是素质教育和审美教育的需要。两千年以前，孔子曾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对文学的审美功能、认知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发现和重视为后代的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支撑。我们今天的大学教学不仅要从孔子的教育观上吸取经验，更是要在具体行动上加强对大学生特别是教育学专业学生的文学教育。只可惜，现在很多大学开设的小学教育本科专业根本不重视文学类课程教学。笔者随机抽查了十所学校的小学教育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居然发现有个别学校没有开设任何文学类课程。而在另外九所学校当中，我们发现它们开设的文学类课程却各不相同，自由度非常大。在这九所学校中，它们开设的文学类课程比较集中于儿童文学、古典诗文欣赏、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古典文学作品选读、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等七门主干课程，其中儿童文学这门课程的开设较为普遍，而后几门课程的开设在不同的学校情况各不相同。每所学校基本上开设了两门及两门以上的文学类课程，除了儿童文学之外，它们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三门课程的设置上存在着一定差异，课程的安排、课程的性质、课时的多少各不相同，在它们之中似乎很难找到一个相通点。例如，在“中国古代文学”的课程教学时间的安排上它们存在的差异比较大。宁波大学、南京晓庄学院比较重视这门课程的教学，其课程学分均为6分，湖北理工学院没有开设“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分三阶段进行教学，共6学分。对于“外国文学”这门课程，各个学校似乎不大看重，除了湖北师范学院开设了“外国文学”这门课程之外，其他学校均没有开设这门课程。另外，重理论轻实践，也是现有高校小学教育本科专业文学类课程教学存在着的不足。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培养的是综合性较强的实用型教育人才，学生在学习期间不仅要养成良好的人格素养、具备科学的教育理念，同样还应该有着较为宽厚的文化基础。因而在制定相关人才培养方案的时候，一定得注意各类文学、艺术等课程教学方式的合理安排。而在所抽查的几所学校当中，大部分学校的相关课程教学方式均为理论教学，它们的课程教学基本上是通过讲授的方式去完成，而缺乏对学生进行必要的文学阅读、鉴赏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对于学生而言，进行有效的文学品读、欣赏，既可提升学生的知识容量、扩展他们的阅读视野，同时还可在讨论的过程中提升学生的阅读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虽然有几所学校开设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或“古典诗词鉴赏”、“文学鉴赏”类课程，可它们对学生文学品读与鉴赏的实际训练并未做硬性规定。从这些现状均可看出相关学校对该专业文学类课程教学认识上的不足和重视力度的不够。

二、小学教育本科专业文学类课程教学的科学设置

鉴于目前部分高校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在文学类课程教学上存在着的不足，要改变这种不良的教学现状，要求相关的教学部门重新认识文学教育的强大功能，要求他们在具体的人才培养方案的设置上做出变革，在相关课程教学上也应该做出具体、详细的安排。总而言之，相关教学部门可从以下两个层面着手进行教学变革，进而使现有的这种不良教学现状得到改善。

一、古代文学实践性、实用性的原初态特质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在其产生的各个时代，始终具有可操作的实践性、实用性的原初态特质，本来就是活性地存在于各自的朝代的。相当部分的文学体裁和作品原本是活性地存在于生活中、舞台上的，与现实生活舞台，以及歌、舞、戏剧等艺术舞台表演密不可分，很多体裁本身就存在于生活舞台中，强烈地体现着它实践性、实用性的原初态特质。中国古代文学诗性系统的文体始终与音乐、舞蹈、日常运用等密不可分，体现着可操作的实践性、实用性的原初态特质。诗、乐、舞三位一体，本来也是世界各民族早期广泛存在的文艺现象。《诗经》的三大类作品《风》《雅》《颂》既是作品的产生地域、作者群体和内容题材、使用功能的分类，也是音乐体裁、风格、使用功能的分类，其中的国风和大部分小雅来源于民间，大多数是用于歌唱、演奏，或者作为舞蹈的配曲。大雅作为朝堂之乐，也多与音乐、舞蹈、政治功能有关；三颂作为庙堂之音，更是离不开音乐，离不开宗庙祭祀的实用功能，而以活性特点实时传播于世间，就像今天的流行歌曲，而且各有其实用价值。《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1］而《墨子•公孟第四十八》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2］意谓《诗》三百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3］而楚辞起源于民间，与楚地流行民谣息息相关。也有其实践性的活性特点和实用功能。《离骚》《九章》还带有音乐的痕迹。而《九歌》根据王逸在《楚辞章句》里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舞鼓，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王逸：《楚辞章句》）［4］孔子教育儿子孔鲤的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对曰：‘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论语•季氏》）以及孔子说的：“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5］这些足见《诗经》的实践性、应用性的特质。先秦政治、外交场合流行的“赋诗”言志的习惯，还有《雅》《颂》在朝堂和庙堂的实用特点，以及统治者采集或者创作《风》《雅》《颂》，以探查民情民意，都说明《诗经》可操作性的实践性、实用性。可见楚辞和诗经的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特点是一致的。这是中国古典诗性文体的两大源头，此后的中国诗体文学始终与乐舞关系密切，始终具有实践性、应用性的特质。汉乐府与南北朝乐府，以及魏晋诗人的拟乐府，干脆在体裁的名称上就标明与音乐的关系。既然离不开音乐，那就要歌唱，所以曹操的《观沧海》和《龟虽寿》诗都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从《汉书•艺文志》对乐府采集目的的记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6］可知实践性、应用性、可操作性的特质。唐诗相当部分是可以唱和作为舞蹈的伴奏音乐的。“旗亭赌胜”（也叫“旗亭画壁”）［7］故事中，梨园弟子歌唱王之涣、王昌龄、高适的诗作，就是唐诗与艺术结合的实践性和实用性的最好例证。而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作为唱本习惯叫《阳关曲》或《渭城曲》，或者《阳关三叠》，可以称得上是当时的流行金曲。词在唐代产生于民间时，就是用于歌唱的，当然也可以用于伴舞、演奏。“曲子词”的名称明确地标识着它的原初态的音乐性特质。词是伴随着隋唐以来燕乐的流行而产生的，没有燕乐也就没有词。词的创作，叫做“填词”，或者“倚声填词”，就是依据各词牌所固有的乐曲去填写唱词。所以，词家也叫“倚声家”。直至发展到宋词，仍然多是用于演唱、演奏、伴舞的。所以，姜夔身列中国古代十大音乐家和大词家的双重身份，也就不奇怪了。而他和其他词家不同的是，他能够“自度曲”，即作曲。可见词的音乐性、实践性和实用性极强。往后的元散曲、明清民歌等等，原本就是可以用于歌唱、演奏的。唐代的“俗讲”和“变文”本是用于宣传佛经教义的，又说又唱，音乐性和实用性、实践性极强。传统戏曲剧目大都是古代文学作品，中国古代没有话剧，都是类似于西方歌剧的戏曲，都是必须演唱着表演的，音乐的成分比重很大。可见古代戏曲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极强。中国古典小说在魏晋南北朝时代被看做生活的实录，哪怕是志怪小说，像《搜神记》的作者干宝在序里都说，要以他记录的所谓事实，来“发明神道之不诬”：“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陷也”［8］。可见魏晋南北朝时代小说的实用性。中国古典小说在话本时代，以及以后相当长时间里，那是直接面对听众的表演，实践性极强。中国古典散文中的书信、奏疏、序跋、赠序、游说辩论之文、日记、哀诔之作等等也是具备浓重的实践性、实用性色彩的。李斯的《谏逐客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诸葛亮的《出师表》、晁错《论贵粟疏》、贾谊《论积贮疏》和《陈政事疏》、辛弃疾的《美芹十论》等等作品就是典型代表。至于诗词的用于纪实、托请、唱和、赠答，甚至代替书信的功能，则其实用性、实践性的色彩是始终一致的。

二、古代文学类课程基于实践性、实用性的原初态特质的教改

可操作的实践性、实用性是中国古代文学始终如一的特质，而今天的古代文学类课程，即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精品赏析、大学语文的古代文学作品部分等课程，往往忽略中国古代文学原初态的活性特质，仅仅把作品当作静态的文献来讲析，使得古代文学的原初态特征越来越远去，青年学子越来越不喜欢学习。这主要是因为古代文学类课程的教学目标定位存在一定的问题。目前，通行的古代文学类课程的教学目的，主要定位于古代文学知识的习得，一定的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鉴赏能力的培养。而其中的知识的习得的定位排在首位，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由此，带来的教学方式，主要就是教师在课堂上的几乎是单向度的满堂灌式的传道授业解惑，学生参与动手的实践性教学环节很少。这很不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以及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可操作性的实践性、实用性特质的理解。而且，仅仅把中国古代文学当作静态的文献来讲析，有悖于古代文学活性的特质，不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从而影响古代文学教学目标、尤其是培养学生实践性能力的目标的实现。因此把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诵、唱、演引入课程实训环节，体现其原初态的可操作的实践性、实用性，是回归古代文学原初态、激发兴趣促进学习的有效途径。课题组在中国古代文学类课程教学改革活动中，坚持实践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诵、唱、演”的立体化实训的新教学模式。根据文献检索，国内各高校在古代文学教学研究和实践方面，尚少有学校自觉地把刚颁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精神，结合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规定：要“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加强传统文化教学与研究基地建设……在社会教育中，广泛开展吟诵古典诗词、传习传统技艺等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活动……”。根据《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精神，、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民政部、文化部、国家语委等六部委于2008年3月27日，特别颁布了《关于以传统节日为主题开展经典诵读和诗词歌赋创作活动的通知》，教育部办公厅于2008年7月24日也颁布了《关于举办中华经典诵读和中华赞•诗词歌赋创作征集等活动的通知》（教语用厅〔2008〕1号）。此后，包括广西在内的多个省市区也颁发了相应的文件。《纲要》出台后的数年，多部委联合举办了系列的“中华经典诗文诵读活动”，包括广西在内的多个省市区、高校也举办了年度化的类似活动。因此，古代文学教学也应与时俱进，根据《纲要》和相关部委精神，进行相应的教学改革。这样的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做法，也符合2012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最新的《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规定的，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活动，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

如前所述，目前高职高专古代文学教学沿用本科的教法，讲授偏多，实训环节不足，教法陈旧单一且平面化，和本科教法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课时多少方面，不能体现专科的特点，和专科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相脱节，不符合教育部有关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的指示精神。根据教育部第16号文和高职院校评估体系，高职高专教学要更新教学理念，减少理论教学，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改革实训体系，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课题组在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汉语专业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在公共关系专业、文秘专业和文化事业管理专业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讲课程中，基于古代文学可操作的实践性、实用性的特质的、多年的教学改革实践，目的主要在于探索和实践一种立体化的高职高专古代文学教学新模式，贯彻、践行最新的国策和教育部等有关部委精神，培养高职高专相关专业人才的古代文学方面的高素质的、实践性的能力，使学生毕业后在社会广泛开展的“中华经典诗文诵读活动”中起生力军的作用，更好地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精神而尽心尽力。把古代文学经典的“诵、唱、演”、学生学写文言文、古诗词等立体化实训结合在教学中，打通语言艺术与表演艺术的隔阂，探讨一种在教学中对古代文学原初态的可操作性的实践性、实用性的回归，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培养、强化学生的文学和艺术素养和鉴赏、分析、表达、沟通、写作等综合性的实践能力。尤其是专科的汉语专业，是以“宽口径，重人文，厚基础、高素质、强能力”为总体指导思想的，要培养学生掌握汉语言文学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处理古今语言文字材料的能力，解读分析和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较强而有效的写作能力，良好的口语表达能力，从而培养相应的职业岗位群所需的职业素质与能力。其中“写”和“说”、沟通与协调，创意与策划，组织和管理是核心能力。此外，还应该并且从汉语言文学的学习中，培养人文素质，和一定的艺术素养，具有人文精神，培养具有21世纪当下的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在古代文学课程中，把古代文学经典的“诵、唱、演”贯穿在实训环节，使中国古典诗文“诵、唱、演”活动机制化，学生根据古代文学作品原著或者改编进行“诵、唱、演”，打通语言艺术与表演艺术的联系，同时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艺术素养和一定的艺术技能及表达、沟通等综合实践能力。关于古代文学经典“诵”就是诵读，“唱”包括“吟唱”和“歌唱”。各地民间前辈都还保留着各类风格的古诗词吟诵曲调，而不少古诗词还保留着可演唱的古乐，后人也有大量的对古诗词的配乐，这些都是可以“唱”的资源。古代文学经典的“演”是把古典作品改编为短剧演出，或者直接排演古典戏剧。这样的探索，创新了古代文学教学的实训环节，结合《文化发展纲要》和教育部有关精神，使古代文学的教法避免单一化、平面化，尝试达到实践教学方法的多元化、立体化。这种探索也创新了实训项目，拓展实训平台；也给学生体验和认识了古代文学的可操作的实践性和实用性，也更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为了在教改中很好地开展古代经典的“诵、唱、演”，教师还积极调研民间古诗文吟诵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古诗文吟诵在年轻人中开展得少，又一度在中被当作封建的东西加以批判，所以，一般只有60岁以上的老人才会吟诵。而吟诵并无全国性的统一曲调，统一模式，它与方言联系紧密。所以，一种方言就有一种吟诵。我们对作为北方方言西南官话的桂柳官话区的古诗文吟诵，做了一些调研，收集了相关影像资料。这对我们学习古诗文吟诵，以及教改中加以运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个工作很值得进一步开展下去，因为会吟诵的老人本就不多，而且他们时日不多，需要抢救式地收集、整理、研究，以运用于古代文学教改中。可以说，老人的古诗文吟诵是古代文学原初态的可操作性的实践性、实用性特质的活化石式的有力证据。以古诗文写作训练作为作业形式，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学生网络时代式的下载抄袭作业。同时，学写文言文、古诗词，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文言语感和写作能力。培养文言语感是学好古代文学的有效途径，而文言语感的水准也是判断一个人学习古代文学所达到的程度的一项标准。应该说，从古至今，最基本的写作表现手法是基本一致的，所以，使用文言文写作同样能够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而学习文言文和古诗词写作，也是为了让学生感受古代文学的可操作的实践性和实用性的特质。从1996年迄今，笔者之一的梁福根坚持让学生学习写浅易文言文，以培养学生的文言文语感和写作能力。学生的同题文言文习作四篇《家父》，在系刊《湖畔》发表后，被国内写作教学界知名刊物《阅读与写作》于2000年第9期转载，还配发了署名“征尔”的评论文章《一个有趣有益的教改实验》，对这项教改予以充分肯定。目前编印了学生优秀文言文作品集《七时集》和《拾梦者》，收入100余篇作品。编辑这些学生的优秀文言文作品集，一者保存了学生学习的发展、进步的过程性档案，也是对学生的积极肯定和有效鼓励，甚至成为学生求职时写作能力的一种证明材料。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也是保存教学档案，教改材料，教改过程的痕迹记录，便于前后年级的纵向比较，和同年级的不同班级的横向比较，以使教师调整教改思路和方法，使教学工作走向科学、完善。再一个创新的实训环节是，带领学生到校外，解读桂林榕湖、杉湖古诗文碑刻，对地方特色的古代文学资源加以利用，而且布置学生分配任务，让学生以导游式的讲解，鉴赏碑刻，让学生切实体会到古代文学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就在我们身边，古代文学无处不在，它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学生参与讲解也培养了学生对古代文学的理解能力，鉴赏能力，以及表达能力。另外一个实践性、实用性的教改是，在课堂中尝试让学生参与部分课堂教学，让学生讲授作家生平思想、作家生活的时代背景，文学风格、流派产生的社会背景等客观知识，培养学生的思考、材料收集整理的能力，写讲稿的书面表达和登台讲述的口语表达等等各方面的实践能力。部分学生还制作课件，这也培养他们课件制作和办公自动化的实践能力。所有这些立体化的、回归古代文学可操作的实践性和实用性的教改工作，目标是使中文专业学生成为社会所需的高素质的专门技术人才。而多年的教改实践证明，这些做法是行之有效的。

【摘要】现代化教育背景下，高校古代文化教学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出来，加强对国学素养视角下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深入研究极为关键，只有如此，才能将国学素养培养与古代文学教学互相渗透的作用发挥出来，促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为将来更好的立足于社会奠定扎实基础。本文第一部分对国学素养进行了概述，第二部分对国学素养培养与古代文学教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第三部分提出了国学素养培养视角下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具体策略。

【关键词】国学素养；古代文学；教学改革；具体策略

大学是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时期，此时期学生需要掌握丰富的国学知识，找到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现代文明之间的契合点，这才应该是大学生必须要具有的基本素养。在国学素养培养视角下开展古代文学教学的过程中，能使学生及时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有效的解读，在把握其精髓的同时，塑造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提升学生的道德认知，这样学生才能更好的立足于社会，获得更加持久的发展。下面将围绕国学素养培养视角下如何开展古代文学教学进行讨论。

1国学素养概述

国学素养，是指通过对大量国学经典的阅读与研习，在对国学经典有正确认知的同时，灵活运用其内容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难题，通过长期以往的国学经典研习之后，学生能构建起良好的价值体系，并且自身的涵养、素养、品质等也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简言之，国学素养折射到教育中，其实就是一种人格教育，以不断的修身养性来孕育出真正意义上的“人”。当代大学生基本都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个性张扬较为张扬，再加上网络的不断普及，他们的行为习惯、价值取向等必然会有些偏差，加强对其国学素养的培养，势必能让大学生在不断的传统文化学习与吸收过程中，逐渐受到有效的熏陶，将我国的传统文化得以更好的弘扬与传播。

2国学素养培养与古代文学教学之间的关系分析

一、古代文学实践性、实用性的原初态特质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在其产生的各个时代，始终具有可操作的实践性、实用性的原初态特质，本来就是活性地存在于各自的朝代的。相当部分的文学体裁和作品原本是活性地存在于生活中、舞台上的，与现实生活舞台，以及歌、舞、戏剧等艺术舞台表演密不可分，很多体裁本身就存在于生活舞台中，强烈地体现着它实践性、实用性的原初态特质。中国古代文学诗性系统的文体始终与音乐、舞蹈、日常运用等密不可分，体现着可操作的实践性、实用性的原初态特质。诗、乐、舞三位一体，本来也是世界各民族早期广泛存在的文艺现象。《诗经》的三大类作品《风》《雅》《颂》既是作品的产生地域、作者群体和内容题材、使用功能的分类，也是音乐体裁、风格、使用功能的分类，其中的国风和大部分小雅来源于民间，大多数是用于歌唱、演奏，或者作为舞蹈的配曲。大雅作为朝堂之乐，也多与音乐、舞蹈、政治功能有关；三颂作为庙堂之音，更是离不开音乐，离不开宗庙祭祀的实用功能，而以活性特点实时传播于世间，就像今天的流行歌曲，而且各有其实用价值。《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1］而《墨子•公孟第四十八》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2］意谓《诗》三百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3］而楚辞起源于民间，与楚地流行民谣息息相关。也有其实践性的活性特点和实用功能。《离骚》《九章》还带有音乐的痕迹。而《九歌》根据王逸在《楚辞章句》里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舞鼓，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王逸：《楚辞章句》）［4］孔子教育儿子孔鲤的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对曰：‘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论语•季氏》）以及孔子说的：“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5］这些足见《诗经》的实践性、应用性的特质。先秦政治、外交场合流行的“赋诗”言志的习惯，还有《雅》《颂》在朝堂和庙堂的实用特点，以及统治者采集或者创作《风》《雅》《颂》，以探查民情民意，都说明《诗经》可操作性的实践性、实用性。可见楚辞和诗经的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特点是一致的。这是中国古典诗性文体的两大源头，此后的中国诗体文学始终与乐舞关系密切，始终具有实践性、应用性的特质。汉乐府与南北朝乐府，以及魏晋诗人的拟乐府，干脆在体裁的名称上就标明与音乐的关系。既然离不开音乐，那就要歌唱，所以曹操的《观沧海》和《龟虽寿》诗都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从《汉书•艺文志》对乐府采集目的的记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6］可知实践性、应用性、可操作性的特质。

唐诗相当部分是可以唱和作为舞蹈的伴奏音乐的。“旗亭赌胜”（也叫“旗亭画壁”）［7］故事中，梨园弟子歌唱王之涣、王昌龄、高适的诗作，就是唐诗与艺术结合的实践性和实用性的最好例证。而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作为唱本习惯叫《阳关曲》或《渭城曲》，或者《阳关三叠》，可以称得上是当时的流行金曲。词在唐代产生于民间时，就是用于歌唱的，当然也可以用于伴舞、演奏。“曲子词”的名称明确地标识着它的原初态的音乐性特质。词是伴随着隋唐以来燕乐的流行而产生的，没有燕乐也就没有词。词的创作，叫做“填词”，或者“倚声填词”，就是依据各词牌所固有的乐曲去填写唱词。所以，词家也叫“倚声家”。直至发展到宋词，仍然多是用于演唱、演奏、伴舞的。所以，姜夔身列中国古代十大音乐家和大词家的双重身份，也就不奇怪了。而他和其他词家不同的是，他能够“自度曲”，即作曲。可见词的音乐性、实践性和实用性极强。往后的元散曲、明清民歌等等，原本就是可以用于歌唱、演奏的。唐代的“俗讲”和“变文”本是用于宣传佛经教义的，又说又唱，音乐性和实用性、实践性极强。传统戏曲剧目大都是古代文学作品，中国古代没有话剧，都是类似于西方歌剧的戏曲，都是必须演唱着表演的，音乐的成分比重很大。可见古代戏曲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极强。中国古典小说在魏晋南北朝时代被看做生活的实录，哪怕是志怪小说，像《搜神记》的作者干宝在序里都说，要以他记录的所谓事实，来“发明神道之不诬”：“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陷也”［8］。可见魏晋南北朝时代小说的实用性。中国古典小说在话本时代，以及以后相当长时间里，那是直接面对听众的表演，实践性极强。中国古典散文中的书信、奏疏、序跋、赠序、游说辩论之文、日记、哀诔之作等等也是具备浓重的实践性、实用性色彩的。李斯的《谏逐客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诸葛亮的《出师表》、晁错《论贵粟疏》、贾谊《论积贮疏》和《陈政事疏》、辛弃疾的《美芹十论》等等作品就是典型代表。至于诗词的用于纪实、托请、唱和、赠答，甚至代替书信的功能，则其实用性、实践性的色彩是始终一致的。

二、古代文学类课程基于实践性、实用性的原初态特质的教改

可操作的实践性、实用性是中国古代文学始终如一的特质，而今天的古代文学类课程，即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精品赏析、大学语文的古代文学作品部分等课程，往往忽略中国古代文学原初态的活性特质，仅仅把作品当作静态的文献来讲析，使得古代文学的原初态特征越来越远去，青年学子越来越不喜欢学习。这主要是因为古代文学类课程的教学目标定位存在一定的问题。目前，通行的古代文学类课程的教学目的，主要定位于古代文学知识的习得，一定的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鉴赏能力的培养。而其中的知识的习得的定位排在首位，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由此，带来的教学方式，主要就是教师在课堂上的几乎是单向度的满堂灌式的传道授业解惑，学生参与动手的实践性教学环节很少。这很不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以及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可操作性的实践性、实用性特质的理解。而且，仅仅把中国古代文学当作静态的文献来讲析，有悖于古代文学活性的特质，不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从而影响古代文学教学目标、尤其是培养学生实践性能力的目标的实现。因此把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诵、唱、演引入课程实训环节，体现其原初态的可操作的实践性、实用性，是回归古代文学原初态、激发兴趣促进学习的有效途径。课题组在中国古代文学类课程教学改革活动中，坚持实践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诵、唱、演”的立体化实训的新教学模式。根据文献检索，国内各高校在古代文学教学研究和实践方面，尚少有学校自觉地把刚颁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精神，结合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规定：要“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加强传统文化教学与研究基地建设……在社会教育中，广泛开展吟诵古典诗词、传习传统技艺等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活动……”。根据《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精神，、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民政部、文化部、国家语委等六部委于2008年3月27日，特别颁布了《关于以传统节日为主题开展经典诵读和诗词歌赋创作活动的通知》，教育部办公厅于2008年7月24日也颁布了《关于举办中华经典诵读和中华赞•诗词歌赋创作征集等活动的通知》（教语用厅〔2008〕1号）。此后，包括广西在内的多个省市区也颁发了相应的文件。《纲要》出台后的数年，多部委联合举办了系列的“中华经典诗文诵读活动”，包括广西在内的多个省市区、高校也举办了年度化的类似活动。因此，古代文学教学也应与时俱进，根据《纲要》和相关部委精神，进行相应的教学改革。这样的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做法，也符合2012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最新的《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规定的，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活动，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

如前所述，目前高职高专古代文学教学沿用本科的教法，讲授偏多，实训环节不足，教法陈旧单一且平面化，和本科教法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课时多少方面，不能体现专科的特点，和专科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相脱节，不符合教育部有关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的指示精神。根据教育部第16号文和高职院校评估体系，高职高专教学要更新教学理念，减少理论教学，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改革实训体系，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课题组在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汉语专业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在公共关系专业、文秘专业和文化事业管理专业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讲课程中，基于古代文学可操作的实践性、实用性的特质的、多年的教学改革实践，目的主要在于探索和实践一种立体化的高职高专古代文学教学新模式，贯彻、践行最新的国策和教育部等有关部委精神，培养高职高专相关专业人才的古代文学方面的高素质的、实践性的能力，使学生毕业后在社会广泛开展的“中华经典诗文诵读活动”中起生力军的作用，更好地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精神而尽心尽力。把古代文学经典的“诵、唱、演”、学生学写文言文、古诗词等立体化实训结合在教学中，打通语言艺术与表演艺术的隔阂，探讨一种在教学中对古代文学原初态的可操作性的实践性、实用性的回归，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培养、强化学生的文学和艺术素养和鉴赏、分析、表达、沟通、写作等综合性的实践能力。尤其是专科的汉语专业，是以“宽口径，重人文，厚基础、高素质、强能力”为总体指导思想的，要培养学生掌握汉语言文学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处理古今语言文字材料的能力，解读分析和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较强而有效的写作能力，良好的口语表达能力，从而培养相应的职业岗位群所需的职业素质与能力。其中“写”和“说”、沟通与协调，创意与策划，组织和管理是核心能力。此外，还应该并且从汉语言文学的学习中，培养人文素质，和一定的艺术素养，具有人文精神，培养具有21世纪当下的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在古代文学课程中，把古代文学经典的“诵、唱、演”贯穿在实训环节，使中国古典诗文“诵、唱、演”活动机制化，学生根据古代文学作品原著或者改编进行“诵、唱、演”，打通语言艺术与表演艺术的联系，同时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艺术素养和一定的艺术技能及表达、沟通等综合实践能力。关于古代文学经典“诵”就是诵读，“唱”包括“吟唱”和“歌唱”。各地民间前辈都还保留着各类风格的古诗词吟诵曲调，而不少古诗词还保留着可演唱的古乐，后人也有大量的对古诗词的配乐，这些都是可以“唱”的资源。古代文学经典的“演”是把古典作品改编为短剧演出，或者直接排演古典戏剧。这样的探索，创新了古代文学教学的实训环节，结合《文化发展纲要》和教育部有关精神，使古代文学的教法避免单一化、平面化，尝试达到实践教学方法的多元化、立体化。这种探索也创新了实训项目，拓展实训平台；也给学生体验和认识了古代文学的可操作的实践性和实用性，也更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了在教改中很好地开展古代经典的“诵、唱、演”，教师还积极调研民间古诗文吟诵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古诗文吟诵在年轻人中开展得少，又一度在中被当作封建的东西加以批判，所以，一般只有60岁以上的老人才会吟诵。而吟诵并无全国性的统一曲调，统一模式，它与方言联系紧密。所以，一种方言就有一种吟诵。我们对作为北方方言西南官话的桂柳官话区的古诗文吟诵，做了一些调研，收集了相关影像资料。这对我们学习古诗文吟诵，以及教改中加以运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个工作很值得进一步开展下去，因为会吟诵的老人本就不多，而且他们时日不多，需要抢救式地收集、整理、研究，以运用于古代文学教改中。可以说，老人的古诗文吟诵是古代文学原初态的可操作性的实践性、实用性特质的活化石式的有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