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方法论范文10篇

【摘要】安全系统管理学主要将安全系统作为研究对象，不仅研究安全系统工程的运行过程以及系统分析、评价与决策活动的规律，而且还研究安全系统管理手段，从而为系统管理提供相应的参考依据。基于此，文中重点分析了安全系统管理学的建构。

【关键词】安全系统;管理学;建构分析

安全科学属于一门对安全本质和运动规律进行研究的科学，它基于先进的科技，研究生产实践活动中消除和控制事故或危害的理论以及方法。另外，安全科学还属于一门交叉学科，在工程领域当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并且在工程技术水平方面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然而，在基础理论方面却十分欠缺，大多数基础理论尚未成形，甚至很多理论与实践研究均未涉及到安全系统管理学。现阶段，与安全管理相关的教材开始日益增加，安全管理学理论已经逐步构建，从而推动了安全系统工程学的发展。基于此，文中重点分析了安全系统管理学的建构。

一、安全系统管理学的学科内容

1.1研究对象。安全系统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安全系统，主要采取科学合理的管理手段来协调与配置系统内的人、物资、设施、资金、任务以及信息等方面的要素。1.2研究任务。概括来讲，安全系统管理学的研究任务重点体现在以下几方面:①研究与安全系统的系统管理相符合的本质规律以及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对安全工作造成的影响,从而为归纳系统管理手段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②对安全系统工程的执行过程加以研究，也就是系统研究、评定、决策与控制等阶段的管理活动规律，从而为构建决策方法提供参考依据。③研究对系统的策划、组织、统一与控制等活动方法的挖掘与应用，从而为构建与运用各种安全管理模式与机制奠定基础。1.3研究内容。①安全系统的范畴与特点。立足于系统层面将安全系统的范围揭示出来，对安全系统的系统性、开放性、确定性和非确定性、有序和无序性、突变性和畸变性、静态与动态特点加以研究。②安全系统管理的规律。结合安全系统工程的执行过程，也就是系统分析、评价、预测、决策和控制等过程，并且对其规划、组织、协调与控制的活动规律加以研究。③安全系统管理的执行过程基于安全系统的管理规律，对系统的风险分析、预测、评估以及决策等执行过程加以研究。④系统管理手段。对风险预防控制管理手段加以研究，重点研究各种安全管理模式与机制的构建、实施和维持过程等。

二、安全系统管理学的研究方法

1..经济学方法论对财务学研究的启示

1.1经济学方法论的理论演进。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

1.1.1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19世纪中叶，约翰·穆勒把归纳演绎方法作为“唯一合理”的方法引入到经济学研究，从而成为实证主义的样板。凯恩斯沿着约翰·穆勒的思路发展了演绎法，坚信反驳理论只能依靠事实，这使他成为倡导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中流砥柱。从罗宾斯关于经济学研究不依赖于伦理上的个人价值判断来看，他的研究方法也属于实证主义方法，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曾经对经济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因此成为主流的经济学方法论。

1.1.2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主要体现在他的《科学发现的逻辑》《猜测与反驳》等著作中，其理论思想是：第一，理论并不来源于经验材料和观察事实，通过归纳法不能得到普遍性的理论。即科学的理论和命题不可能被经验证实，则只能被经验证伪（“证伪原则”）。第二，科学发现总是在大胆的猜测，各种猜测或理论相互竞争，新理论经受经验的检验而得到暂时的确认，终被证伪，之后科学又面临新的问题，如此循环往复，从而使理论不断接近真理。第三，科学的方法是猜测与反驳，即不断尝试与清除错误，科学的本章就是其可证伪性。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提出不久就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重视，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

1.1.3库恩的科学革命论模式（历史主义）。库恩继承了波普尔的科学哲学观，认为，科学史的特征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原状，在此期间某种说法居于统治地位。当居统治地位的学说被另一种居统治地位的学说取代时，旧时期宣告结束，于是转入一个短期稳定的新时期。

1.1.4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拉卡托斯是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拉卡托斯在批判、补充和修改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他强调科学中的基本单位和评价对象应是在一个时期中由一系列理论有机构成的研究纲领。这个理论被称为“精致证伪主义”。

一、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现状和问题

20世纪40年代开始，学者们开始自觉地对公共管理学的方法论进行反思，先后经历了三波反思和争论，经过这一系列的争论，公共管理研究已经进入了方法论的多元化阶段，但是目前中国大陆关于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论探讨却存在以下突出的问题：

1.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单一化，无法回应公共管理实践的多样性。目前国内相关文献在介绍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时候，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仍是主流，通论性教材往往侧重介绍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中“科学”研究的部分，主张公共管理研究的任务在于寻求公共管理客观事实中的经验性因果联系，通过变量之间关系的寻求，发现公共管理的一般规律。[1]与此相关，目前国内的公共管理硕士（MasterofPublicAdministration，MPA）教育亦以“社会学研究方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社会研究方法”等作为核心课程或主干课程，这些课程的主导方法也是实证主义，难以凸显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多元性。事实上，公共管理研究是科学发现、技术设计（政策设计、制度设计、组织设计、机制设计等等）、公共评估、诠释和批判的统一，需要实证的、诠释的、批判的多元方法论的合理使用和组合，阐明多元方法论单独使用和组合使用的逻辑，才可能有效地反映公共管理实践的多样性。

2.程序性方法与实质性方法之间存在鸿沟。公共管理实质性方法是形成公共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逻辑和价值观，是公共管理知识成果中蕴含的，形成公共管理知识的途径。公共管理研究的程序性方法则是公共管理研究过程中设计和实施研究、收集和分析资料的程序、步骤和技术。公共管理实质性方法和程序性方法没有截然的界限，但是侧重点是不同的，前者侧重研究的逻辑，后者侧重研究的操作性程序和技术。在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文献中，程序性方法的研究文献较为丰富，体系也较为成熟，比如：盖尔•约翰森（GailJohnson）[2]等人所著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著作。这些著作以选题、文献综述和理论建构、研究设计、资料收集、资料分析、报告撰写为经线，以定性和定量研究为纬线，共同编织起公共管理学的程序性方法论体系。不过，很少有文献探讨实质性方法和程序性方法之间的对应关系，这导致了公共管理研究者的很多困惑，比如：当我们从事一些属于技术设计类、诠释类、批判类、评估类的公共管理问题研究时，大多数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著作难以提供有效的指导，甚至用实证主义的研究规范和标准衡量这些公共管理研究成果，造成了研究的方法论标准“缺位”和“越位”的现象，形成了方法论标准的单一化和有些研究没有有效方法论指导的尴尬局面。

3.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实务和咨询方法脱节。公共管理研究作为使用科学方法探讨公共管理问题答案的活动，包括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公共管理实务、公共管理咨询三种基本形态。但实践中，三者脱节的状况较为严重：从事公共管理学术研究的学者们撰写大量的论文，充斥着繁杂的统计数据和生僻的词语，往往被束之高阁。公共管理咨询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与学者们的高深研究难以接轨。造成这种脱节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对三者统一的“公约数”缺乏坚实的理论共识。事实上，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公共管理实务和公共管理咨询的“公约数”是解决公共管理问题。公共管理学术研究重点关注科学发现类、评估类、诠释类和批判类问题。公共管理实务是公共管理实践问题解决的过程，其本质是公共管理者运用适当的途径———诸如战略设计、政策制定、机制设计等———弥合公共管理主体需求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虽然公共管理实务以公共管理学术研究提供的相关知识为基础，但是公共管理实务的方法论框架是技术设计的方法论框架，与公共管理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框架存在本质的差异。公共管理咨询所使用的方法论框架并不是单一的方法论框架，往往通过综合运用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和实践问题解决的方法论框架，为顾客提供知识、技术、理解等方面的知识和服务。

4.公共管理方法的学术关注度失衡。“公共管理方法”一词可以做广义理解和狭义理解。广义的公共管理方法是公共管理领域中思维方法、行动方法、研究方法的总称。狭义的公共管理方法则指公共管理实践或公共管理实务活动的方法，属于行动方法的范畴，即公共管理主体进行公共管理活动过程中使用的认识工具（比如战略管理中SWOT分析模型、钻石模型、利益相关者分析）和行动工具（全面质量管理、合同外包、凭单制等等制度、机制、程序、手段和技术等管理手段）的总称。目前国内已经出版了一批侧重研究公共管理行动的技术、手段和工具的著作。但目前关于公共管理学科方法和研究方法的著作仍然较少。公共管理“思维方法”的著作更是少见。这导致了公共管理思维方法、行动方法和研究方法学术关注度失衡的局面，有必要从新的角度入手，寻求公共管理方法的共同基础，提高公共管理学科认同度。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管理学研究范式的含义；管理学研究的科学主义范式；管理学研究的人本主义范式；结论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范式决定着可理解性，给事物以意义、范式的含义既强烈又模糊，强烈是因为范式具有一种彻底的意义、管理学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管理学最高层次的方法论、管理学范式是划分管理科学共同体的标准、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以美国古典管理学家泰罗为代表、“经济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人本主义范式强调应把人放在管理学研究的中心位置、两种范式的发展构成了早期管理学发展的历史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范式是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而管理学的研究范式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关于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存在诸多争论，大体上可以分为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前者体现管理学研究范式的社会性，后者体现科学性。其实二者本质上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在于认识世界的西方大范式。

【关键词】管理学研究范式二重性

一、管理学研究范式的含义

范式是托马斯·S·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来的一个术语，指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赋予这个概念以关键性的作用，他提出科学认识不是简单而纯粹的知识积累；对科学理论进行构思、表述和组织的那种方式受到一些前提或预设的指挥和控制。他要探测一种隐蔽在预设或前提之下的、绝对而自明的集体资源。他把这些自明性称作范式。范式的这一定义同时是语义的、逻辑的和观念——逻辑的。就语义而言，范式决定着可理解性，给事物以意义；就逻辑而言，范式决定着最主要的逻辑操作；就观念——逻辑而言，范式是联合、淘汰、选择的第一原则，决定着观念的组织条件。根据这三个生成的和组织的含义，范式指导、统治、控制着个人推理的组织和那些遵循范式的观念系统的组织。

范式的含义既强烈又模糊，强烈是因为范式具有一种彻底的意义，它是方法论的指导、思维的基本图式、预设或起关键作用的信仰，因此它本身带有一种理论统治权。模糊是因为范式摇摆于多种含义之间，最终以含混的方式涵盖了科学家们对一种世界观的集体赞同。范式概念的不充分和不精确不仅揭示了库恩思想的缺陷，也揭示了思考范式概念的困难。一种范式，对于在这种范式控制下进行的所有话语而言，包含着可理解性的基本概念或主要范畴，同时也包含这些概念或范畴之间的吸引/排斥的逻辑关系的类型。一种范式的性质可以通过下述方式来界定，第一是对主要的可理解性的范畴的推广或选择；第二是对主要的逻辑操作的规定。

［摘要］文章通过分析各管理学派、理论与理性主义、经验主义的关系，试图清晰地展示出以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为导向的管理学发展路径。研究方法是导入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重点考察管理理论的创建原则和研究方法。采用将经典华莱士模型按照垂直轴线左右剖开的方式，把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划分为理性研究和经验研究两大类加以考察，而不去考察上下剖开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用管理理论的创建原则和研究方法对不同管理学派和理论的梳理发现，管理学的发展路径大体经历了经验主义起源（19世纪末——20世纪40年代）、理性主义发展（20世纪50年代——80年代）、经验主义回归（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三个阶段。

［关键词］管理学；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发展路径

一、相关研究述评及引言国内外学者对于管理学发展的研究，通常有三种方式：一是用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理论等进行传统的阶段划分，表现不同历史时期的管理学发展，如郭咸纲的《西方管理思想史》（1999年）；二是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展示管理学的发展演变路径，如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1979年）；三是以某种或某方面管理思想发展进程为主线，如魏文斌的《第三种管理维度：组织文化管理通论》（2006年），挖掘管理学由经济人、社会人向复杂人转变的管理学演进路径。

第一种研究方法最为常见，这种对管理学进行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理论等阶段划分得到了管理学界的一致认可，绝大多数管理学教材都是按这种方式来讲述的；第二种研究方法最为复杂，有点类似于历史学，甚至可以是世界历史的编年史，从古希腊人的管理思想、古代中国的管理思想、文艺复兴时的管理思想讲到现代管理思想丛林，有利于学者对管理思想从古至今的发展进行细致的研究；第三种研究方法最有创建性，可以只研究某种或某方面管理思想的发展，挖掘其内涵和意义以及对整个管理学的影响，往往能够另辟蹊径。本文依从第三种研究方法，尝试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又译作“理性论”和“经验论”）的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的发展路径。

从研究的范围来看，大部分研究针对从科学管理开始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管理学发展，本文的研究范围也是如此。

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的发展路径，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是从该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发展之所以成为可能，在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是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形成的最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虽然不少学者认为当代西方哲学主要存在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对立，也可以据此来研究管理学的发展。例如我国学者罗珉所说：“管理学从一诞生开始，就有两个理论范式主导着它的发展，或者说管理学的发展一直存在着两个侧翼，这就是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1］。但是，这两种范式并不是各自孤立、特立独行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江天骥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一文中指出：“关于现代西方哲学中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相对立或平分秋色的理解是不恰当的。……仅就有较大影响的学派来说，情况是相当复杂的。”［2］而不论现代西方哲学如何发展，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争是一个公认的划时代的理论标志，并直接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最为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我国学者李醒民更进一步论证说：“整个科学的历史是在理性论和经验论的张力关系中展开的”［3］。因此直到今天，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仍然有可资借鉴的宝贵价值，可以从中探索管理学发展的路径。

一、管理学研究范式的含义

范式是托马斯·S·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来的一个术语，指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赋予这个概念以关键性的作用，他提出科学认识不是简单而纯粹的知识积累；对科学理论进行构思、表述和组织的那种方式受到一些前提或预设的指挥和控制。他要探测一种隐蔽在预设或前提之下的、绝对而自明的集体资源。他把这些自明性称作范式。范式的这一定义同时是语义的、逻辑的和观念——逻辑的。就语义而言，范式决定着可理解性，给事物以意义；就逻辑而言，范式决定着最主要的逻辑操作；就观念——逻辑而言，范式是联合、淘汰、选择的第一原则，决定着观念的组织条件。根据这三个生成的和组织的含义，范式指导、统治、控制着个人推理的组织和那些遵循范式的观念系统的组织。

范式的含义既强烈又模糊，强烈是因为范式具有一种彻底的意义，它是方法论的指导、思维的基本图式、预设或起关键作用的信仰，因此它本身带有一种理论统治权。模糊是因为范式摇摆于多种含义之间，最终以含混的方式涵盖了科学家们对一种世界观的集体赞同。范式概念的不充分和不精确不仅揭示了库恩思想的缺陷，也揭示了思考范式概念的困难。一种范式，对于在这种范式控制下进行的所有话语而言，包含着可理解性的基本概念或主要范畴，同时也包含这些概念或范畴之间的吸引/排斥的逻辑关系的类型。一种范式的性质可以通过下述方式来界定，第一是对主要的可理解性的范畴的推广或选择；第二是对主要的逻辑操作的规定。

管理学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管理学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主要从科学哲学角度探讨与管理学学科体系和基本假设有关的一般原理问题，即指导管理研究的原则、逻辑基础以及学科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在既定的范式中，管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务问题的解决往往是沿着既定的路径。按照管理学家的解释，知识的发展一般是遵循一定的路径从而形成一定的理论范式。在管理实践中，一般现存企业是在已有管理知识范式和管理技术的基础上寻求管理变革或改进管理的。而新企业和新技术往往会带来知识跳跃式发展的新范式。如果一种新技术的背后有全新的知识范式作为支撑，那么将对已有的管理理论、技术和能力构成威胁。

按照库恩的标准，管理学范式是划分管理科学共同体的标准，不同的范式决定管理学发展的某一历史时期，而某个特定研究方向或领域内所特有的共同世界观、共识及基本观点则形成管理学家群体。管理学范式就是管理学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知识假设。由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不同，所以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管理学范式理论包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是本体论视角，二是认识论视角，三是方法论视角。所以管理学的范式理论是以管理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与管理学之间呈现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既相互作用又相互促进的关系。

二、管理学研究的科学主义范式

1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研究方法创新发展的现实背景

1.1信息社会发展带来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定位的变化

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向信息社会迈进,信息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人们普遍把信息与材料和能源并列,将它们共同视作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重要战略资源。信息不再仅仅是消除人们不确定性认识的消息,它更是生产要素、无形资产和社会财富,成为更多社会财富的重要源泉。这时候的中国,社会与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明显加快,急需人们真正把信息资源化,把信息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来进行管理。这一重大需求引发了社会生活的一系列重要变化,为解决这些重要变化带来的诸多重要课题,新兴学科纷纷崛起。主要融合了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三个二级学科,同时又吸收计算机科学、通讯科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传播学、咨询学、编辑出版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营养而形成新学科群,开始出现在迈向信息社会的中国。社会已经开始将信息作为国家和机构的战略资源来进行管理,本学科发展进入对信息资源的管理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将信息资源化,将信息作为资源来进行管理。学科使命主要在于探寻使信息内容对社会和机构发展产生实际价值的规律性,而不再仅仅是使文献中的信息具备可利用性。它所定位的管理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管理的主要目标是根据信息的资源特性,使信息产生创造新财富的更高价值;管理活动的具体职能除了收集、整理、加工、保管、检索、提供利用之外,开始引入一般管理学意义上的组织、规划、协调、控制、监督;管理对象除了信息内容,还包括人、财、物、时间等。处于对信息资源的管理阶段的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等二级学科,已经通过学科集成整合为一个具有更加丰富内涵的新的学科集合,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进一步走向/合0,即在一个更大的框架内,各自从不同的侧面研究同一个客体)))信息资源。分列二级学科名称曾经在20世纪末被国家有关部门在学科专业目录中命名为/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0,在2011年为进一步优化学科结构,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的5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6中,进一步变更为/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0,这一变化正是对/合0的趋向的准确反映。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是管理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探索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规律的科学。目前,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这个一级学科已形成由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信息资源管理等若干具有相同科学使命和共同理论基础的二级学科的集合。

1.2图书情报与档案学科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的拓展

社会实践是推动学科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社会信息环境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工作的职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职能拓展是大势所趋。这些必将带来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围的进一步拓展。我们不仅要研究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的技术和方法,同时也要研究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事业的宏观管理;我们既要研究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本身,还要关注它们之间以及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共同发展规律。当代学科发展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一方面科学分工越来越细,新学科、新知识不断涌现;另一方面各门学科、各种知识之间相互融合的趋势日趋突出。这不仅表现为同一学科内各分支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互相补充,而且表现为不同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互相借鉴、相互融合。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我国传统的图书馆、情报、档案工作的外部环境、管理对象与技术手段发生急剧变化,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关系日趋密切,以这三个学科为主体构成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群的趋势日益明显,三个学科相互依托,通过融合、拓展、变革,融入更为广阔的信息资源管理领域,广泛整合图情档、经济管理、计算机和通信、公共管理等学科领域内容,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与方法特色,将是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未来的研究趋势。我们不仅要研究图书馆工作、情报工作、档案工作本身,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各种信息资源及其管理的社会属性,研究与之相适应的外部环境,研究相应的各种各样的复杂/社会问题0。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在科学研究中面临的很多问题与其说是本学科范围内的问题,不如说更多的是一些/社会问题0,这些问题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的不断发展,逐步突破本学科领域,并向跨学科研究发展,不断与数学、计算机科学、信息论、系统论、经济学、法学、大众传播学、文化学、教育学、社会学、哲学、史学等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形成跨学科研究优势。从目前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发展来看,该一级学科近年来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与相邻学科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也日益紧密,形成了一系列交叉学科,诸如信息社会学、知识生态学、信息经济学、信息伦理学、信息法学等。同时,其他学科的一些相应理论、方法及技术被引至该学科,也能相应拓宽学科的研究领域、研究范围。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自身属性和定位的变化以及学科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的拓展,将带来学科研究方法的重新审视和创新发展。

2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传统研究方法的创新发展

一、管理学研究范式的含义

范式是托马斯S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来的一个术语，指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赋予这个概念以关键性的作用，他提出科学认识不是简单而纯粹的知识积累；对科学理论进行构思、表述和组织的那种方式受到一些前提或预设的指挥和控制。他要探测一种隐蔽在预设或前提之下的、绝对而自明的集体资源。他把这些自明性称作范式。范式的这一定义同时是语义的、逻辑的和观念逻辑的。就语义而言，范式决定着可理解性，给事物以意义；就逻辑而言，范式决定着最主要的逻辑操作；就观念逻辑而言，范式是联合、淘汰、选择的第一原则，决定着观念的组织条件。根据这三个生成的和组织的含义，范式指导、统治、控制着个人推理的组织和那些遵循范式的观念系统的组织。

范式的含义既强烈又模糊，强烈是因为范式具有一种彻底的意义，它是方法论的指导、思维的基本图式、预设或起关键作用的信仰，因此它本身带有一种理论统治权。模糊是因为范式摇摆于多种含义之间，最终以含混的方式涵盖了科学家们对一种世界观的集体赞同。范式概念的不充分和不精确不仅揭示了库恩思想的缺陷，也揭示了思考范式概念的困难。一种范式，对于在这种范式控制下进行的所有话语而言，包含着可理解性的基本概念或主要范畴，同时也包含这些概念或范畴之间的吸引/排斥的逻辑关系的类型。一种范式的性质可以通过下述方式来界定，第一是对主要的可理解性的范畴的推广或选择；第二是对主要的逻辑操作的规定。

管理学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管理学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主要从科学哲学角度探讨与管理学学科体系和基本假设有关的一般原理问题，即指导管理研究的原则、逻辑基础以及学科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在既定的范式中，管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务问题的解决往往是沿着既定的路径。按照管理学家的解释，知识的发展一般是遵循一定的路径从而形成一定的理论范式。在管理实践中，一般现存企业是在已有管理知识范式和管理技术的基础上寻求管理变革或改进管理的。而新企业和新技术往往会带来知识跳跃式发展的新范式。如果一种新技术的背后有全新的知识范式作为支撑，那么将对已有的管理理论、技术和能力构成威胁。

按照库恩的标准，管理学范式是划分管理科学共同体的标准，不同的范式决定管理学发展的某一历史时期，而某个特定研究方向或领域内所特有的共同世界观、共识及基本观点则形成管理学家群体。管理学范式就是管理学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知识假设。由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不同，所以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管理学范式理论包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是本体论视角，二是认识论视角，三是方法论视角。所以管理学的范式理论是以管理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与管理学之间呈现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既相互作用又相互促进的关系。

二、管理学研究的科学主义范式

【摘要】范式是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而管理学的研究范式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关于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存在诸多争论，大体上可以分为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前者体现管理学研究范式的社会性，后者体现科学性。其实二者本质上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在于认识世界的西方大范式。

【关键词】管理学研究范式二重性

一、管理学研究范式的含义

范式是托马斯·S·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来的一个术语，指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赋予这个概念以关键性的作用，他提出科学认识不是简单而纯粹的知识积累；对科学理论进行构思、表述和组织的那种方式受到一些前提或预设的指挥和控制。他要探测一种隐蔽在预设或前提之下的、绝对而自明的集体资源。他把这些自明性称作范式。范式的这一定义同时是语义的、逻辑的和观念——逻辑的。就语义而言，范式决定着可理解性，给事物以意义；就逻辑而言，范式决定着最主要的逻辑操作；就观念——逻辑而言，范式是联合、淘汰、选择的第一原则，决定着观念的组织条件。根据这三个生成的和组织的含义，范式指导、统治、控制着个人推理的组织和那些遵循范式的观念系统的组织。

范式的含义既强烈又模糊，强烈是因为范式具有一种彻底的意义，它是方法论的指导、思维的基本图式、预设或起关键作用的信仰，因此它本身带有一种理论统治权。模糊是因为范式摇摆于多种含义之间，最终以含混的方式涵盖了科学家们对一种世界观的集体赞同。范式概念的不充分和不精确不仅揭示了库恩思想的缺陷，也揭示了思考范式概念的困难。一种范式，对于在这种范式控制下进行的所有话语而言，包含着可理解性的基本概念或主要范畴，同时也包含这些概念或范畴之间的吸引/排斥的逻辑关系的类型。一种范式的性质可以通过下述方式来界定，第一是对主要的可理解性的范畴的推广或选择；第二是对主要的逻辑操作的规定。

管理学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管理学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主要从科学哲学角度探讨与管理学学科体系和基本假设有关的一般原理问题，即指导管理研究的原则、逻辑基础以及学科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在既定的范式中，管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务问题的解决往往是沿着既定的路径。按照管理学家的解释，知识的发展一般是遵循一定的路径从而形成一定的理论范式。在管理实践中，一般现存企业是在已有管理知识范式和管理技术的基础上寻求管理变革或改进管理的。而新企业和新技术往往会带来知识跳跃式发展的新范式。如果一种新技术的背后有全新的知识范式作为支撑，那么将对已有的管理理论、技术和能力构成威胁。

法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学科领域并不相同，但此二者存在密切关联，于近年来的高等教育中均表现出极强的融合性与互补性［1］。行政管理包括政府对社会的管理与政府运作，管理学在看重速率与结果的同时，还着重追求秩序、公平及法治价值，行政管理者拥有的行使权力则不仅被法律所制约，还应接受法律的引导，而在进行管理时，需在多种因素影响下灵活运用法律法规，从而使由实际情况中产生规定与政策经得住法律检验［2］。对于教育理论及实践，我们不仅需看到法学与行政管理间的权利义务内容与规范向性，更需看到此二者表现出的互相交叉、互相借鉴包容及渗透情况。

一、方法论借鉴

高级知识层级与法学方法论是支撑行政管理学教育的关键。法学方法论具有极强的规范性，法律适用于法学研究，但应给予仔细、严格的推理，在可被借鉴的法律方法中，行政管理学教育的思维方式应建立以法律为中心进行思考行政管制问题，需追求法律正义程序，在衡量事物时应以法律当作金标准，并进一步对决策与事件的法律意义进行思考。另外，从法制价值追求角度上，应帮助学生充分掌握解决纠纷冲突的能力（在法律范围之内）。政府管理中的服务型理念则表明行政管理学还应不间断地借鉴和参考法学方法论，不论是政府行政管理，还是企业行政管理，均需应用法律方法进行研究。如今，行政管理学已舍弃了以前的传统研究模式，在面临众多问题亟待解决的今天，行政管理学与法学均更为迫切地追求民主与科学。有相关研究表明［3］：行政管理学的研究目的，已不在只是单一的探究效能与效率，更为重要的是需维护社会公平公正、捍卫人民主权及尊重个体尊严的实践责任相呼应。目前，已不断着重强调科学民主行政管理，行政管理教育需借鉴法学的持续程序性思考问题模式，以使学生不仅需理解行政管理绩优性的重要性，还需理解程序的权利义务合理性与正当性。

二、理论知识的融合

在法学理论知识和行政管理学教育的融合方面，最具直接互促互补性也最易想到的就是行政法学和行政管理学知识的互动，此二者虽不是相同的学科系统，但在行政管理学教育内容之中，必须要有行政法学理论的参与。我们从产生行政法学与行政管理学时代背景来看，二者的完善对相互发展均有极大依赖，而目前社会所需求的公平效率法制管理，与行政管理需求基本一致。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法制化行政管理”，需在法律控制范围之内有效的提高行政效率，详细说明就是行政管理学如何有效管理行政内部人员与组织间的关系及如何解决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充分了解行政法学知识可确保其基本权利全面覆盖社会公平含义，行政法学是从外围给予充分说明行政权限的覆盖范围与对行政救济的侵害。有学者认为［4］：在合理设计行政程序及司法审查公共管理问题时，均可站在法律思维层面充分思考各种公共管理问题（包括行政管理）。近些年，伴随时代持续变革，出现了处于私人及公共部门间的“第三方机构”，如：行会、协会等，此类情况均需行政法给予对应答案，如：相关监督制约机制、权利来源及地位性质等。如今，随着政府职能得到全方位的完善，其已为法学视角下行政管理学营造出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机会。目前，已有部分法学教师加入到行政管理学的队伍之中，法学教师可教导众多法学相关的课程，如：公务员法、宪法及法理学等，此类课程均是极为重要的必修课程。有相关研究表明［5］：行政法学可作为公共管理学科的主要学科，而调整公共权力法律学科（包括行政权力及其相关领域在内）可作为辅助学科，从而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公共管理法律知识系统。在美国，法律思考途径课程已在公共管理教育中得到开展，而我国应参照政府体制，充分考虑如何经行政管理教育对公共管理学教育进行完善。通过学习法学基础与培养法律思维，可有效使学生养成在法律范围内分析公共政策，以及通过法律方式思考行政管理活动合法性的一种良好思维方式，同时使学生正确认知依法行政的重要意义，此十分有利于培养出理论知识基础扎实的行政管理人员。行政管理学不仅适用于政府行政管理，还适用于企业行政管理。从法律角度开展实践与研究工作同样有利于企业行政管理，对于企业行政管理者而言，不仅要充分具备组织内部管理技能，还要具备较高敏感度（针对外部环境），如：外部法律制度，以使自己所在的企业内部各项规章制度对于外部法律制度也可适应［6］；同时，对于企业管理而言，法律制度可发挥出制约作用，如：制约企业行政管理的范围与作用，故在制定管理策略时必须重视法律制度的研究。目前，在法律研究与实践方面，企业行政管理与企业管理均已全面展开，故对于现代管理者而言，必须具备法律技能及思维，同时，企业模式在今后也会渐渐作出改变，从而对企业行政管理和法学互动带来一定挑战。因此，企业行政管理教育不可仅重视培养应用型人才，还需于教育之中加入各种理论知识，如：法学，从而培养出符合现代企业发展的复合型人才，以促进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的发展。

三、实践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