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传播学范文10篇

公益广告是指经媒介传播的非盈利性广告，旨在为公众利益服务。公益广告的传播主要依靠内容的创意和表达方式的创新来吸引公众，引起公众的心灵共鸣，以达到向社会公众传播有益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人类社会思想、文明和文化的作用。那么，如何使大众能随时随地接触到或参与到公益广告的活动中？这就需要公益广告借助传播媒介创新与发展的力量。随着互联网和高科技的不断发展，新媒介正在成为公益广告传播的新形式而大放光彩。

一、公益广告媒介的利用现状

从传播学角度看，媒介是信息符号的载体。清华大学教授崔保国认为：“传播学意义上的媒介是指传播活动的中介或中介物，它本质上由物质、技术和人构成，与整个传播过程融合在一起。”①可见，广告媒介，就是指在广告活动中可以用来承载传递广告作品的各种物质、技术、渠道的总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公益广告媒介的定义等同于广告媒介的定义，不同点在于公益广告媒介承载的作品是公益广告。

1.媒介的种类及特点

广告媒介的种类很多，可归纳为传统媒介和新媒介两大类。传统媒介主要是指通过某种机械装置定期向社会公众信息或提供教育娱乐平台的媒体。主要包括报刊、户外、广播、电视等传统意义上的媒体形态。新媒介主要是指在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主要包括网络媒体、数字媒体、手机媒体等,如数字报纸、数字电视、数字电影、数字广播、数字屏、智能手机、触摸设备等。其中，媒介的特点因媒体的类型不同而不同，为了清晰认识不同媒体的特点，笔者设计了以下所示的表格。从下表可以看出：报纸、杂志、户外、广播、电视一类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共同点是线性和单向性传播，缺少互动。线性主要表现为受众只能按照报刊、电台和电视台提供的内容进行阅读、收听和观看，不能自主选择；单向性主要表现为受众只能被动地接受信息，缺少与受众的互动。而互联网、数字媒体及手机一类的新媒介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共同特点是综合性、时效性、数字化和交互性都高于传统媒介。因此，公益广告应在传统媒介的基础上大力拓展新媒介，利用新媒体的优势来扩大公益信息的传播，这也是公益广告的发展趋势。

2.公益广告媒介的利用现状

【关键词】广告传播理论；广告学；传播学

【摘要】建构中国广告传播理论是在我国广告业高速成长的背景下提出的重要课题。系统梳理西方广告传播理论发展过程可以对我国广告传播理论的建设提供参照。全面研究我国广告传播理论建设的现状有利于对构建我国广告传播理论的任务形成更为全面理性的认识。由于我国的广告传播理论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建构中国广告传播理论的任务十分明确，即：首先要明确中国广告传播理论的研究对象、范围以及研究方法，其次是面向未来的广告传播实践，在把握学科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分步骤展开。

近年来，广告学的学科发展问题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尤其是广告研究的规范性、学术性、科学性问题愈益受到重视，广告学理论的本土化构建成为亟待研究的课题之一。本土广告理论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的背景因素，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广告环境的变化。中国加入WTO以后，广告环境已由面对本土环境转向面对全球环境，广告也成为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因此成为广告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其次，我国广告业迅速发展，已经成为我国21世纪备受瞩目的朝阳产业。广告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需要理论的解释与指导，而我国广告理论的研究已在实际上滞后于实践的发展。第三，近年来我国广告教育发展迅速。全国数百所高等院校开设了广告学专业，而广告学的专业性、学术性研究缺乏，广告理论研究的滞后已不能适应广告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第四，本土广告理论的缺乏使得西方广告学理论成为本土广告界的唯一理论参照，这显然是不够的。西方广告理论是西方广告业和西方社会的产物，没有任何一种西方理论能够完全契合中国国情。

但是，一种理论的成熟显然不可能在旦夕之间完成。就广告传播理论而言，我国本土广告传播理论的建设还需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根植于本土的创新与对西方成功的研究传统的借鉴都是必需的。

一、20世纪以来西方广告传播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

西方广告传播理论的系统研究可以上溯至19世纪末广告理论的经典成果。美国在当时已经成为世界广告业最发达的地区，广告理论研究的最早成果也产生于美国。进入20世纪，伴随着美国经济的繁荣以及广告业的发达，美国的广告理论研究一直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进入20世纪，人们对广告的认识逐渐深化和丰富，广告学逐渐形成一门独立学科。在广告学学科发展的过程中，广告理论研究的内容、路径愈益丰富，同时，营销学和传播学作为广告学两个最重要的支撑的广告理论格局逐渐清晰。由此出现了广告传播理论与广告学理论之别。明确这一点在理论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广告传播理论”可分两层理解：一是指关于广告传播活动与过程的理论；二是指广告的传播学研究路径。两者共同构成广告传播理论的研究视野。前者限定了广告传播理论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后者则明确了广告传播理论的学科属性和研究方法。

在传统广告市场中，虽然电视广告一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不得不承认，作为电视广告“灵魂”的广告创意在运用上还有不足。一是大多数的广告创意还停留在强销的诉求方式上。二是不自然、做作的诉求方式同目标消费群的实际生活相差甚远。三是为追求原创性和冲击力而天马行空，把创意等同于“创异”。四是片面追求相关性，把影视广告做成产品说明书。五是多中心，以为功能点越多，越让消费者信服，越能体现产品优势。[1]如何改善电视广告中的广告创意？本文以姚晨代言的赶集网广告和杨幂代言的58同城广告为例，通过对比两则广告中创意符号的传播技巧，来为电视广告创意的运用提供建议。语言符号运用的三大技巧语言符号分为听觉语言符号和文字语言符号，这是广告传播中最重要、最根本的信息载体。那么如何在广告中使用这一符号呢?第一，语言符号运用要明确广告诉求。

广告的“灵魂”虽是创意，其本质却在于让目标受众感知广告的诉求，即“卖点”。赶集网和58同城提供的都是一种生活信息服务，而如何让消费者形象地感知这种虚拟化的产品就变得尤为重要。“赶集啦!赶集网，找房子、找工作、找装修、找宠物、找保姆、找搬家，买卖二手货。赶集网，啥都有!”在赶集网的广告中，姚晨通过报菜名的方式简单明了地展现了产品的功能诉求。而在58同城的广告中，“这是一个神奇的网站，58同城!不用中介租房子，不用花钱招人才，58同城。一折吃喝玩乐，闲置物品能换钱，一个神奇的网站”，它也通过语言符号的运用将各种物质承诺直白、坦率地传递给消费者。用符号学的方法来分析，这种广告策略实质上是能指与所指的直接对应。关于能指与所指，索绪尔认为：“符号由能指和所指组成，能指是符号的形象，是纸上的记号和空气里的声音，可以由我们的感官感知。所指则是符号指涉的心理上的概念。”[2]但在日趋饱和的市场中，符号产品还必须运用符号区分和识别的功能，才能脱颖而出。比如赶集网的产品诉求正如其所说的“赶集网，啥都有”，强调商品及服务的全面性；而58同城则利用受众的求廉动机，在其听觉符号中透露与价格有关的信息，如“不用中介”、“不用花钱”、“低至一折”等，侧重的是产品服务的低成本。第二，语言符号要从整体上把握好关联性。首先是广告口号与广告文案的关联性。美国W•伯恩巴克认为好广告应该具备三个特征：关联性（relevance）、原创性（originality）、震撼性（impact）。在赶集网的广告中，前面的“找房子、找工作、找装修、找宠物、找保姆、找搬家，买卖二手货”等叙述与广告口号“赶集网，啥都有”相互印证。而58同城的广告文案虽然也是对“一个神奇的网站”的印证，但在电视广告这种线性的传播上，若脱离前面的广告文案，那么“一个神奇的网站”这个口号就显得有些模糊。

其次是文字符号与听觉符号的关联性。听觉符号是最富有情感的符号，它靠刺激受众的听觉器官起作用。在地铁、公交车上，目标用户不看画面，也能辨别出赶集网广告中姚晨那句标志性的“赶集啦”。然后姚晨采用报菜名的方式将产品功能一一道来，让人们在笑声中放松了对商业广告的警惕和排斥，不自觉地增强了对产品的认同感。但若是仅仅通过听觉语言诉诸受众，传播效果会大打折扣。赶集网广告是在公交车、地铁这种受众多、场面嘈杂的场景中传播，姚晨说得又快，短时间内受众很难听清内容，这时候文字符号就解决了这一难题，随着广告画面中相应文字的出现，这种同时诉诸受众听觉和视觉的语言符号有效地传播了产品功能。第三，语言符号的运用要注意对品牌的塑造。广告创意中语言符号本来就是承载信息的工具。通过对产品的介绍，将信息迅速传递给受众，受众由此通过广告对品牌形成直观的认识。赶集网对品牌的塑造比较匮乏，虽然受众对广告内容记忆深刻，但通过语言符号提及品牌的次数比较少，受众仅仅是看到姚晨骑着一头驴，这在品牌识别上产生了一个模糊地带。这也造成了后期百姓网注册了“赶驴网”的域名，不仅网站标志与赶集网类似，还提出与“赶集网，啥都有”类似的“赶驴网，啥没有”的口号。而58同城则比较重视对品牌的塑造，品牌名称一直出现在广告的右上角。由此可见58同城虽然在广告创意上乏善可陈，但在促成受众对其品牌的记忆上还是比较成功的。非语言符号的运用比较非语言符号分为两种：一种是音响和音乐符号，即诉之于人的听觉的非口头语言符号；一种是图形图像这种诉之于人的视觉的非文字符号，主要靠线条、色彩、形状、姿态、影像动画来展现。[3]第一，音响和音乐符号要注意对广告主题的烘托。

电视广告中音响和音乐符号的选择往往取决于对广告主题和创意的理解，或抒情，或描绘，或喜气，或纯粹烘托气氛。但是一定不能过于艺术化地炫耀，和声不能太浓重，主要目的是要让消费者更好地记住产品。“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骑着去赶集。”这首耳熟能详的童谣是赶集网的背景音乐。这首具有符号意义的童谣很容易将人们带入一个虚拟的集贸市场中，烘托并强调出“赶集”的感念，从而有效地增强广告记忆点。并且《小毛驴》中的歌词“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骑着去赶集”，与其产品赶集网有一定的契合点。最后那声标志性的驴叫，更是增加了作品的幽默感。58同城广告更多是运用音效，不同场景中片段式的音效的运用，让受众感觉到了神奇的“穿越”手法。由此可见，广告创意中音响和音乐符号的巧妙运用，可以有效地传达商品信息，并以此激发观众的好感，从而唤起人们对广告主题的认同，并产生购买行为。第二，运用名人符号，引起大众在心理层面的消费共鸣。广告创意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名人符号的运用。通过挪用大众对某类人、物的较为普遍一致的看法，使广告与大众心理拉近了距离。对于赶集网、58同城这种虚拟产品来说，利用名人符号建立一个清晰的品牌形象尤为重要。赶集网聘请姚晨作为其品牌代言人，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影视明星加上“微博女王”的称号，使得姚晨的知名度与赶集网想要强调的行业领先地位相匹配。其次，姚晨作为一个介乎草根和明星之间的名人，本身具有很强的亲民性。广告的一个独特叙事逻辑就是它把广告角色抹去社会文化背景而成为某类人甚至大众的象征符号，从而把广告角色之“我”等同于广告受众之“我们”及其理想状态中之“我们”[4]。

此时，名人符号更是一种象征符号。赶集网选用姚晨这个符号，其所带来的关注度是显而易见的。数据显示，赶集网2011年2月2日开始播放这则广告时，其在百度指数上的用户关注度仅为23977，而当广告投放结束时，数值已经涨到了135434，3月14日更是达到219166。[5]紧随其后的58同城选择了有“穿越剧女王”之称的杨幂，这与58同城“一个神奇的网站”口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在代言人的选择上，两个网站都把代言人的形象与自身的定位有机融合在了一起。第三，多个代言人符号的交互运用，可降低单一代言人的品牌稀释风险。虽然名人符号可以把本身的知名度转移到产品上，但在与产品特色契合的过程中，一定要避免名人符号意指上的多功能性。符号的意指就是符号能指及所指的关系。索绪尔认为能指与所指之间纯粹是一种任意的关系。“所指”可以有无数的“能指”，“能指”也可以有无数的“所指”。在赶集网的广告中，虽然姚晨能够实现品牌的有效曝光，但姚晨的形象并不具有唯一指向性。姚晨不仅代言了VISA卡、中国联通、乐源果粒橙等国内外一线品牌，她还是众多互联网企业的目标，先后代言了淘宝网、智联招聘等明星企业，“一对多”的代言直接导致明星的营销价值被大大稀释，使得品牌的形象变得模糊。考虑到姚晨品牌价值稀释的风险，赶集网在邀请姚晨代言后，还加入了一个“点睛”的符号———毛驴。姚晨、毛驴的组合使用，可以看做“赶集网”这一“所指”的两个“能指”，以此符号的意义准确嫁接到了产品上，从而树立了清晰的品牌形象。此外，赶集网这一选择也印证了广告作品中常用的“3B原则”：美女（beauty）、动物（beast）、婴儿（baby）。第四，符号组合应简单明了，不应混淆视听。

赶集网的广告画面一直围绕着姚晨和小毛驴展开，中心集中，再配上童谣《小毛驴》，不仅气氛烘托得比较好，还创造出一种富于情趣的文化语境，受众在接受广告时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审美联想和审美共鸣，达到促进销售和传播文化的目的。相反，58同城在广告画面的表现上却不如人意。短短15秒里，6个场景交替出现，杨幂变装5次，这种过于穿越的剧情与凌乱的场面，淹没了广告主题，受众在短时间内很难接受。广告创意的传播效果分析广告创意各元素的合理使用很重要，但广告创意在媒体上的频率、时机等传播模式也很重要。赶集网的广告选择了“高密度、高额度、高频次”的传播模式，一方面其广告主要集中在春节期间，这段时间内，其他互联网的广告投放相对较少，因此赶集网广告的收视率会更高，观众能频繁地看到赶集网的广告。另一方面，赶集网还通过地铁电视、公交车电视媒体对目标人群进行追踪式的信息轰炸。Alexa数据显示，赶集网广告投放后用户对赶集网的搜索量增加了400％，并持续数周进入百度风云榜全国前25名，Alexa世界排名332名，用户在赶集网的人均浏览页面数量也从9增长到了12。而运用模式与竞争对手相似的58同城却由于其广告创意的不如人意，引起了受众强烈反应，差点成了第二个“恒源祥”。最后58同城CEO姚劲波不得不通过微博向受众道歉，承认该广告因播放频次过高造成了对消费者的困扰。

论文摘要：许多高校的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广告传播学教学与教育部倡导的素质教育错位。广告传播学教学存在学科不成熟、内容泛化、手段老化、师资落后等问题，所以要实施走出去、请进来，大系统、小专题，多媒体实验室等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

论文关键词：广告传播学，症结，创新教学

目前，广告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学科归属尚未定论，各科教学处于不断地摸索之中。面对“两难”(广告公司招人难，高校广告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广大教育界人士认识到:教育拉了广告业的后腿，广告教育必须面对市场，课程教学必须为培养目标服务。高校广告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迫在眉睫。作为广告专业的惟一基础学科，广一告传播学必须围绕市场做文章，改进传统滞后的教学模式，进行新型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以适应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的市场要求。

一、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

现行的)’一告传播学教学，存在许多违背高校教育规律和广告行业市场规律的弊端，已成为培养学月创新能力的掣肘。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主要表现在:

(一)广告传播学不是一门成熟的科学。广告传播学归属于传播学，而传播学是从国外引来的“舶来品”。如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粗具规模的译著算起，传播学在中国也只有区区20年的历史。20年中，传播学在中国经历了“放眼看世界—引进与起步”、“投身改革潮—纸上谈兵和介人实际”、“洋为中用—中国化和本土化”三个阶段，召开了6界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1982年、1986年、1993年、1995年、1997年、1999年)，出版了一批著作(例如: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邵培仁、戴元光、龚炜的《传播学原理和应用》，周晓明的《人类交流与传播》，徐耀魁的《大众传播学》，张隆栋的《大众传播学总论》，李彬的《传播学引论》，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论》，胡止荣的《传播学总论》)，似乎蓬勃发展。但是，中国传播学者研究的主流还是引进和介绍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还没有建立，在为我所用、自主创新方面做得不够，与传播实践之间也存在距离，尤其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即便上面提到的书籍和教材，也多以“概论”形式出现，专门研究传播学中某一重要传播理论或专论传播模式、传播研究方法的学术专著至今尚未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播学仍处于初级建设阶段。

一、20世纪以来西方广告传播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

西方广告传播理论的系统研究可以上溯至19世纪末广告理论的经典成果。美国在当时已经成为世界广告业最发达的地区，广告理论研究的最早成果也产生于美国。进入20世纪，伴随着美国经济的繁荣以及广告业的发达，美国的广告理论研究一直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进入20世纪，人们对广告的认识逐渐深化和丰富，广告学逐渐形成一门独立学科。在广告学学科发展的过程中，广告理论研究的内容、路径愈益丰富，同时，营销学和传播学作为广告学两个最重要的支撑的广告理论格局逐渐清晰。由此出现了广告传播理论与广告学理论之别。明确这一点在理论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广告传播理论”可分两层理解：一是指关于广告传播活动与过程的理论；二是指广告的传播学研究路径。两者共同构成广告传播理论的研究视野。前者限定了广告传播理论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后者则明确了广告传播理论的学科属性和研究方法。

依据上述理解，美国20世纪广告传播理论的研究，大致可以将其发展过程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广告传播的角度看广告，传者中心论时期广告传播研究的典型特点是强调广告是以传播者为中心的产品信息的灌输行为。这一时期，对广告传播效果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广告学本体理论，而且，对传播学理论也多所贡献，其中许多研究成果成为传播学理论的奠基性成果。在广告界内部所开展的理论探讨虽表现出明显的对营销功能的强调，但也用不同的言说方式总结了广告传播的说服策略。以约翰肯尼迪、克劳德霍普金斯、阿尔伯特拉斯克尔为代表业内人士提出“原因追究法”，强调广告必须以理服人，广告的信息策略应强调产品的销售理由和购买理由。西奥多麦克玛纳斯、雷蒙罗必凯等人则强调广告应用间接的提示或委婉的暗示来达到广告的说服目标，被称为“情感氛围派”。当然，这一时期的业内流行观点并无真正的理论自觉，只是一种自发的理论层面的总结。除广告效果研究之外，对广告传播过程的研究并没有自觉地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更谈不上采用传播学的研究路径。

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这一时期，传播学逐渐形成，为广告传播理论的研究提供了较坚实的理论支持。如卡尔霍夫兰关于态度改变的研究成果、拉扎斯菲尔德的“意见领袖”概念均已成为广告接受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告的传播学研究已经走上自觉发展的轨道。

同时，这一时期的广告实务界人才辈出，涌现出一批兼通实务与理论的广告大师。他们针对广告实务提出的理论观点展现出独特的魅力。这一时期关于广告传播过程的理论观点的共同之处是对信息策略的重视，并涌现出四大创意理论，即罗塞里夫斯提出的“USP”（独特的销售主张）理论、大卫奥格威的品牌理论、比尔伯恩巴克的“新广告”论、李奥贝纳的“内在戏剧性”理论。（朱丽安西沃卡，1999）

［摘要］广告学是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应用学科，广告学的理论教育融合营销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多种理论。然而，这些学科的专业理论转化为广告学理论和广告实务能力却有一定的跨度。这个跨度对讲授广告专业理论课程的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章以大众传播学在广告专业的教学为例，分析高校广告专业理论课程存在的部分问题，并提出优化教学的对策。

［关键词］广告学专业;理论课程;教学优化

1广告专业与理论课程体系

广告学是一门综合多种学科理论基础与实践知识的应用型学科。丁俊杰教授在《广告学通论》里面将广告定义为:广告，是由可识别的出资人通过各种媒介进行的有关商品、产品、服务和观念的，通常是有偿的、有组织的、综合性和劝服性的非人员信息传播活动。由此可见，广告至少与营销学、传播学关系紧密。甚至有广告从业人员对广告高等教育的学生提出综合背景要求:未来广告专业学生应该兼具传播学、管理学、营销学、心理学、经济学、文学艺术、社会学的知识结构。因此，本科广告学专业的课程体系均设立不同门数的广告相关学科课程，主要以营销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为主，其中传播学理论和营销学理论是广告专业联系最为紧密的两门学科，营销学和传播学成为大多数广告专业的必修理论基础课程。然而，开设相关学科理论课程与构建学生广告学知识体系之间并不能做到无缝对接;学科理论与广告实务之间也存在着不小鸿沟。造成断裂和鸿沟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广告理论课程的教学方法和授课内容并不完善。本文以广告专业的大众传播学授课为例，分析广告专业理论课程中存在的不足，并以此提出优化方法，以期提高广告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

2广告理论课程教学环节存在的问题

广告专业的理论课程教学不能引起师生的高度重视，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理论与实务之间的脱节，即课程内容不能有效转化为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以大众传播学为例，课程结束后，学生能够有效地记忆传播各种结构、模型，也能运用理论框架分析大众传播效果，但是却不能用这些理论指导广告策划和广告设计活动。市场营销学也存在这一问题，学生能够理解定位理论、形象理论，却不能在广告策划和广告设计事务中有效地运用这些理论。从教学环节来看，这些脱节主要由以下一些方面造成。

【论文关键词】广告传播理论；广告学；传播学

【论文摘要】建构中国广告传播理论是在我国广告业高速成长的背景下提出的重要课题。系统梳理西方广告传播理论发展过程可以对我国广告传播理论的建设提供参照。全面研究我国广告传播理论建设的现状有利于对构建我国广告传播理论的任务形成更为全面理性的认识。由于我国的广告传播理论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建构中国广告传播理论的任务十分明确，即：首先要明确中国广告传播理论的研究对象、范围以及研究方法，其次是面向未来的广告传播实践，在把握学科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分步骤展开。

近年来，广告学的学科发展问题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尤其是广告研究的规范性、学术性、科学性问题愈益受到重视，广告学理论的本土化构建成为亟待研究的课题之一。本土广告理论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的背景因素，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广告环境的变化。中国加入WTO以后，广告环境已由面对本土环境转向面对全球环境，广告也成为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因此成为广告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其次，我国广告业迅速发展，已经成为我国21世纪备受瞩目的朝阳产业。广告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需要理论的解释与指导，而我国广告理论的研究已在实际上滞后于实践的发展。第三，近年来我国广告教育发展迅速。全国数百所高等院校开设了广告学专业，而广告学的专业性、学术性研究缺乏，广告理论研究的滞后已不能适应广告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第四，本土广告理论的缺乏使得西方广告学理论成为本土广告界的唯一理论参照，这显然是不够的。西方广告理论是西方广告业和西方社会的产物，没有任何一种西方理论能够完全契合中国国情。

但是，一种理论的成熟显然不可能在旦夕之间完成。就广告传播理论而言，我国本土广告传播理论的建设还需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根植于本土的创新与对西方成功的研究传统的借鉴都是必需的。

一、20世纪以来西方广告传播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

西方广告传播理论的系统研究可以上溯至19世纪末广告理论的经典成果。美国在当时已经成为世界广告业最发达的地区，广告理论研究的最早成果也产生于美国。进入20世纪，伴随着美国经济的繁荣以及广告业的发达，美国的广告理论研究一直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进入20世纪，人们对广告的认识逐渐深化和丰富，广告学逐渐形成一门独立学科。在广告学学科发展的过程中，广告理论研究的内容、路径愈益丰富，同时，营销学和传播学作为广告学两个最重要的支撑的广告理论格局逐渐清晰。由此出现了广告传播理论与广告学理论之别。明确这一点在理论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广告传播理论”可分两层理解：一是指关于广告传播活动与过程的理论；二是指广告的传播学研究路径。两者共同构成广告传播理论的研究视野。前者限定了广告传播理论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后者则明确了广告传播理论的学科属性和研究方法。

摘要：传播学概论课程教学内容繁杂，理论众多，对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学习主动性提出了较高要求。文章以提高学生能力为宗旨，以提高教学效果为目的，对传播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方案设计提出了三个原则；在此指导下，结合教学内容，采用合适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归纳出传播学概论课程教学的三个阶段：教师传播学理论讲解分析阶段、学生运用传播学理论分析传播现象阶段、学生运用传播学理论到传播行为的实践阶段。

关键词：传播学概论课程；原则；教学阶段

传播学是一门探索人类传播规律的科学，是学者们研究传播现象、总结传播规律的专业性学科,主要介绍传播的定义、类型、方法、理论研究成果等。学习传播学有助于学习者对习焉不详的传播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这使得传播学科具备了相当强的理论性。在中国的高等教育教学中，传播学概论课程是一门介绍传播学知识的入门课程，它在相关专业中都属于专业基础课。由于传播学发源和发展于欧美，如何将传播学的教学内容通过课堂教学科学、正确、有效地传授给学生是传播学科教师面临的主要问题。教学方案的总体设计可以提供系统方案。因为教学是一个系统，由教学者、学习者、教学内容、教学媒介、教学方法等要素构成。其中涉及到学习规律理论、教学规律理论、传播理论。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学生学习活动、教师教学活动和教学信息传播活动的客观规律，为教师进行科学的教学安排提供了原则和依据。教学设计需要应用系统方法研究、探索教学系统中各个要素之间的本质联系，并通过一定的安排使各要素协调、联动、有机结合，共同完成教学活动及其任务。结合我校传播学概论多年教学面临的实际情况，课程组确立了以教学内容为核心、以教学效果为导向、以教学设计的系统方法为指导、组织其他教学环节要素的方针，形成了传播学概论课程教学的三个原则和三个阶段。

一、传播学概论课程教学的三个原则

1、坚持教学内容讲授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因为传播学学科发生和发展于欧美国家，其理论、方法等也是对发生在其时空内的传播现象、传播行为的反映。首先，我们在引介过程中，特别是在课堂教学中，一定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将其还原到特定的历史时空环境中，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它们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尤其要让学生意识到，欧美国家产生的传播理论在进入中国后，必然也要经历“本土化”过程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而不是生硬地照搬。其次，每一种理论都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经历补充、修正，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这有利于打破学生应试教育中形成的答案唯一、确定不变的认知定势。

[摘要]：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与传播学以及相应的新闻教育与传播教育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紧张，先后产生了不同乃至对立的看法：或主张新闻学吸取传播学来完善自身，或倡导用传播学来取代新闻学，或批评传播学统治了新闻教育。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分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缺乏深入的体认。本文在回顾有关讨论演进轨迹的基础上，从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研究方法等方面，深入辨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主要是大众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由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异质性与关联性相互交织，我们应当更加理性地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促进彼此间的互动与吸取，使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从而使新闻学与传播学获得更大的发展，不必人为轩轾，制造“你死我活”的无谓争论。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学科关系

一、讨论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关系的历史回顾

自1978年开始引进、介绍西方传播学以来，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就逐渐呈现在国人的学术视域中。这是因为，要阐述什么是传播学，就牵涉到与新闻学的关系。譬如，早在80年代中期，就有研究者断言：“传播学重视理论研究，而新闻学重视业务研究；传播学以‘学理’为重点，新闻学以‘术’为重点。”[1]显然，这样的比较已涉及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

进入90年代，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和讨论的学科建设问题。1992年，王泽华在《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一文中比较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提出“新闻学是大众传播学的不同层次和分支，但传播学又不能代替新闻学。”[2]从此，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特别是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就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1996年，喻权域《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调研随记》写道：1995年6月在成都出席第四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期间，作者利用会议空隙“与来自各大学新闻系、新闻研究所和报社、电台、电视台的学者专家，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结果，“接触过的所有学者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3]作者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开展调研，且强调“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显然包含了一个前提性问题，那就是学界已经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观点。

[摘要]：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与传播学以及相应的新闻教育与传播教育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紧张，先后产生了不同乃至对立的看法：或主张新闻学吸取传播学来完善自身，或倡导用传播学来取代新闻学，或批评传播学统治了新闻教育。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分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缺乏深入的体认。本文在回顾有关讨论演进轨迹的基础上，从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研究方法等方面，深入辨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主要是大众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由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异质性与关联性相互交织，我们应当更加理性地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促进彼此间的互动与吸取，使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从而使新闻学与传播学获得更大的发展，不必人为轩轾，制造“你死我活”的无谓争论。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学科关系

一、讨论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关系的历史回顾

自1978年开始引进、介绍西方传播学以来，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就逐渐呈现在国人的学术视域中。这是因为，要阐述什么是传播学，就牵涉到与新闻学的关系。譬如，早在80年代中期，就有研究者断言：“传播学重视理论研究，而新闻学重视业务研究；传播学以‘学理’为重点，新闻学以‘术’为重点。”[1]显然，这样的比较已涉及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

进入90年代，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和讨论的学科建设问题。1992年，王泽华在《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一文中比较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提出“新闻学是大众传播学的不同层次和分支，但传播学又不能代替新闻学。”[2]从此，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特别是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就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1996年，喻权域《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调研随记》写道：1995年6月在成都出席第四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期间，作者利用会议空隙“与来自各大学新闻系、新闻研究所和报社、电台、电视台的学者专家，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结果，“接触过的所有学者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3]作者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开展调研，且强调“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显然包含了一个前提性问题，那就是学界已经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