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概念范文10篇

【提要】现阶段我国政府转型在不断发展推进，政府为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公共服务是政府转型过程中的核心概念，公共服务越来越被被人们所关注。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作为文化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得到业界和学界的关注。发展完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是顺应时展潮流，实现基本服务均等化的重要环节。本文希望通过对我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的分析探索，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提供一定的依据。

【关键词】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探析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也不断的深入，关于我国的政府转型，在学术界和实务界已经形成了共识，政府转型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广播电视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文化普及特别是对农村文化普及作用明显。在政府职能转型的大背景下，大力发展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是顺应时代潮流，实现基本服务均等化的重要环节。

一、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概念与发展

（一）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概念

由于思维角度方式的不同等原因，社会各界对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概念还没有统一的定论。归纳起来，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可以从公众利益、政府职能、传媒功能角度来界定。公众利益是强调广播电视提供节目内容等文化服务保障民众的利益，政府职能是突出政府与广电机构等部门生产传播文化产品等方面的职能，传媒功能是指广电媒体承担社会责任，生产传播公共性的文化产品。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可概括为，政府主导的、多种社会力量参与，以满足社会公共利益、文化信息为需求，向社会公众提供广播电视产品与服务的活动。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包括内容服务和传输服务两大类。

【内容摘要】本文从广播电视的法律属性入手，在分析广电产业特性的基础上对广电产业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

【关键词】广电；广电产业；法律视角

广播电视(简称“广电”)作为现代传媒的主要载体，人们关注较多的是其新闻宣传的“喉舌”功能，从产业角度讨论广电媒体问题曾被认为“不合适宜”[1]，而站在法律的层面讨论广电产业化问题更是“自不量力”。但在依法治国的策略和法治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尝试从法律的视角讨论广播电视产业化问题显得十分有现实意义。本文从广播电视的法律属性入手，在分析广电产业特性的基础上对广电产业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

一、广播电视的法律释义

什么是广播电视?不同的视角会有不同的结果。传播学者认为“广播电视是通过电磁波传导方式向特定范围播送音像节目的大众传播媒体。”[2]从字义上讲“广播电视”应属于传播学或广播电视学上的概念，想从法律角度来说明“什么是广播电视”，确实有点困难。一个传播学概念如何成为一个法律概念呢?这本身在法理上就值得探讨。如同“垄断”一词有不少人认为是经济概念而不是法律概念一样，同样有个疑问：“广播电视”能不能从法律角度进行界定呢?

笔者认为是可以的。所谓的法律概念无非是指“在法律上对各种事实进行抽象，概括出它们的共同特征而形成的权威性范畴”[3]。一个概念只要具备了“法律上的规定”以及“权威性的范畴”两个要素就应当具有法律概念的形式特征。因为法律概念本身并不能将一定的事实状态和法律后果联系起来，只是适用法律规则和原则的前提，其功能是“将杂乱无章的具体事项进行重新整理归类的基础”[4]，把某主客体、某事、某行为归入某一概念所指称的范围，界定法律的适用而已。而法律概念的实质特征就是“概念”本身，这个特征本来就需要从法律外进行抽象概括。因而，对广播电视法律概念的理解，应先看看“在法律上”有没有“假定”，是不是“权威性范畴”?再从概括的内容角度审视其法律概念的实质特征。现在就从“法律”的“权威性范畴”中来考察广播电视法律概念。

本文作者：李丹林工作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

在我国，当对传统媒体的改革还在探索中的时候，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又将社会生活带入媒介融合的新时代。因此，学术界有时将整个传播领域，即平面媒体传播、电子领域的广播电视传播和电信传播、互联网传播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这是一种对于现实问题的理论回应。但是，本文依然选择广播电视法律制度作为研究对象，是基于以下两点理由:其一，从发达国家与媒体的关系和政府对传播管制的视角来看，广播电视是介于平面媒体与电信之间的特殊领域，即从保障平面媒体新闻自由的宪法原则，到电信应该履行普遍服务职责所包含法律与政策因素都体现在对于广播电视的立法和管制中，并以“公共利益”这一概念表示出来。但广播电视领域的特殊性又在于，广播电视法上的“公共利益”不仅包含了平面媒体立法和电信立法都要考虑和平衡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同时其对于内容方面的管控始终是一个备受争论的问题，因此，始终处于一种复杂而艰难的利益平衡之中。其二，在媒介融合的新时代，传统媒体领域与新兴媒体领域在技术引领下，相互交叉，但从规范和管制的角度及产业构成来看，广播电视仍然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发挥突出的作用，仍是公共政策与法律调控的重点①。在西方国家，在媒介融合时代，如何确立新的传播新政策与立法，成为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复杂性仍然主要是源于广播电视管制的复杂性。因此，只有对发达国家广播电视法制度进行深入研究，才能为认识和解决当今面临的新问题提供基础与借鉴。因此，本文拟仍以广播电视法为研究对象，探讨其构成、演变以及其核心问题公共利益。

一、广播电视法律制度的构成

(一)法律语境下的广播电视的意义

法律语境下的广播电视是一个具有多重范围和多重意义的概念。首先，广播电视是一个具有多重范围的概念。狭义的广播电视是指利用无线电信号进行的声音或/和图像传输的情形。它可以是进行这种传输活动的设施，也可指这种传输活动，还可以指进行这种传输活动的主体。广义的广播电视除了狭义的广播电视内容外，还包括利用电缆传输的有线电视、利用卫星传输的卫星电视等。在研究广播电视立法和广播电视发展的时候，还会更广泛地涵盖电信、网络广播电视等。本文研究的广播电一般是狭义上的广播电视。其次，广播电视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概念。从传播学视角来看，广播电视是指利用无线电信号进行一对多、点对面的大众传播活动。从政治社会学的意义来看，广播电视被视为与政治密切相关，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的范畴，是实现政治传播、进行政治活动的重要工具。从文化社会学的意义来看，广播电视是传播知识和信息、宣传价值观、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从经济社会学的意义来看，广播电视是一种可以创造财产价值的产业领域。从法律社会学的意义来看，广播电视活动是一种具有法律意义的活动，要符合一定的法律规范，广播电视组织是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一定的权利、承担一定的义务。从各发达国家立法关于广播电视的定义所表达的内涵②可以看出，作为广播电视法立法的对象———广播电视组织、规范的活动———广播电视活动，都是立足于其作为大众传播活动受众的公共性，都是从广播电视和公众之间的关系角度来界定的，即为公众提供广播电视服务。正因为广播电视是作为与公众关系密切的大众传播，所以，所有发达国家，都将广播电视与作为人际传播方式的电信(虽然狭义的广播电视和电信都是利用无线电频率进行信号传输)区别对待，依据不同的目的和原则分别进行法律调整。发达国家的广播电视法律制度，是各国基于一定的目的，对无线电频率资源使用确立许可制度、对广播电视做出特别管制而建立的法律制度。各国基于自身的特定国情，在确立广播电视的具体制度和立法模式上不尽相同。因此，广播电视法律规范在具体的立法名称上、每一立法文件调整的范围方面也不尽相同。比如，在美国，相关的立法文件名称有“无线电法”(RadioAct)，“通信法”(CommunicationsAct)，“电信法”(TelecommunicationsAct)，“公共广播法”(PublicBroadcastingAct)等，英国相关的立法文件名“广播电视法”(TelevisionAct)，“通信法”(CommunicationAct)，“皇家宪章”(RoyalCharter)，法国有“视听传播法”，德国有“州际协议”，“媒介法”，“广播电视法”等。广义的广播电视法是指调整与广播电视有关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除狭义的内容以外，还包括其他公法和私法规范。从最早立法来看，广播电视法是政府对社会领域干预的不断扩大和深化的产物，是政府从其他领域的管制，拓展到对利用无线电信号频率资源进行管制的结果。因此，广播电视法直接涉及政府与公民、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问题，广播电视法属于行政法性质，归于公法范畴。从本质上讲，行政机关与公民关系问题是一个宪法性问题。因此，发达国家都将宪法中关于保护公民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条款作为广播电视法的核心和基础。发达国家广播电视立法和管制，始终围绕着规范政府权力与保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问题，发生在广播电视领域的诸多诉讼都是宪法诉讼，尤其以美国和德国最为典型。简而言之，发达国家的广播电视法律制度包含的法律规范主要是属于公法性质的法律规范。公法的核心功能是控制权力、保障权利。因此，发达国家的广播电视法律制度是各国基于宪政制度，确立经济自由、保障表达自由的社会制度背景下，在需要对广播电视领域进行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时，恰当地行使国家权力，解决无线电频率资源使用中存在的私人无法解决的矛盾而产生的。从表面上看，是对政府机构的“授权”法，实质上则是对政府机构的“限权”法。这种“授权”或“限权”，都是以“公共利益”的保障和实现为目标的。因此，广播电视法上的公共利益问题，始终聚焦于由这一概念所体现的“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即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这一核心关系。

(二)广播电视法律制度的内容

摘要：标准化是提高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效能的技术手段，建立完备的标准化体系是实现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均衡化、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本文从广播电视行业的角度，从推进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标准化的重要意义、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标准化的基本概念和具体对象入手，探寻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标准化的有效途径，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有力抓手。

关键词：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标准化；有效路径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公众对广播电视公共服务需求越来越大、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对区域间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差异也越来越敏感。构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有利于缓解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发展不均衡、供给不充足、质量参差不齐等突出矛盾和问题。标准化意味着规范、统一，将标准化引入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可以使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也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研究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入口。对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标准化的研究是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迈向科学化、规范化的理论基础。

一、充分认识推进广播电视行业公共服务标准化的重要意义

推进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标准化在现阶段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标准化用“硬性”的标准规范“软性”的要求，通过统一技术标准，规范行业管理提升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另一方面，信息技术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注入新动能，也使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着新挑战，标准化具有简化、统一、通用的特点，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标准化是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在新技术革命浪潮中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有利于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明确广播电视行业公共服务标准化的基本概念和具体对象

语言是信息传播的介质。信息的传播经历了从口耳相传的有声语言到基于文字及印刷技术的文字语言，再到电子时代的视听语言。传统媒体无论是纸质媒体还是广播电视，都以独立的形式存在，即一定的语言形式在特定的媒介下进行传播，带有特定的媒介特色，不同媒介之间极少甚至不能进行语言的传播转换。①然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媒介之间的隔阂逐渐被打破，为各种媒介语言的互动提供了可能，各媒介语言的界限日益模糊，不同媒介之间语言的相互转换日益增加。网络语言与广播电视语言作为两种极具代表性的媒介语言，无论是作为两个独立的个体，还是作为一对互动关系中的双方，都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

一、关于广播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在语言互动方面的研究背景

（一）相关概念。媒体融合（mediaconvergence）最早由计算机科学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Negroponte）在1978年提出，最初指计算机工业、出版印刷工业和广播电影工业逐渐融合的趋势。②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科技发展对新闻媒体的影响，他们认为媒体形态的融合（theconvergenceofmodes）正在消融各种媒介之间的边界，而所谓融合即是指多种媒体的合作以及受众在不同媒体之间的迁徙。③2003年，美国学者里奇•戈登（RichGordon）根据美国传媒界的现状将融合具体分为媒体科技融合、媒体所有权合并、媒体战术性联合、媒体组织结构性融合、新闻采访技能融合、新闻叙事形式融合六大类别。④媒体融合的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两个层面：狭义层面是指多种媒介形态融合在一起产生质变，形成一种新的媒介形态；广义层面则范围很大，指一切与媒介相关要素的结合、汇集和融合。⑤而我们所探讨的是狭义层面上不同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内容的融合。广播电视语言和网络语言同属媒体语言。于根元在《关于媒体语言研究的若干思考》一书中指出,媒体语言的概念和对其研究是在网络语言出现之后正式提出的。⑥唐余俊将广播语言定义为广播节目内容所使用的语音、词汇和语法三要素，另有与之相关的修辞（或称“语用”）及文字（见于广播稿）等，还应包括音响等相关因素。⑦广义的广播的概念是指通过无线电波或导线，向一定范围播送声音、图像节目的大众媒介，包括我们所说的广播和电视。⑧网络语言作为一种全新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用语差异较大的变体，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广泛关注，并由此推动了对其他媒体语言的研究。狭义的网络语言是指在互联网中进行交际的语言，包括在网络环境下产生的、不符合日常用语习惯的语言（如“喜大普奔”“蓝瘦香菇”），以及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在互联网传播中发生语义变化的语言（如“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真香”）。广义的网络语言指一切与互联网相关的语言，并包括因互联网而产生的对新现象的命名（如“黑客”“楼主”）。对其他媒体语言产生显著影响并引起研究者广泛关注的，主要是指狭义的网络语言。（二）社会背景。媒体融合不仅是学术热点，而且是在国家、社会层面上的一项全局性部署及规划。自2014年起，就多次强调推进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性。2019年1月25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媒体融合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基础，数字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充分整合，信息可同时通过文字、声音、图片、视频等方式进行传播。互联网环境催生了以融合为主要特色的新媒体，它与传统媒体紧密联系、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如得益于互联网平台的网络广播，它与传统电台相比拥有更加广泛的受众，网络语言与广播语言在此走向融合。此外，互联网技术已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9年2月28日的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8.29亿人，其中手机网民8.17亿人，全年新增网民5653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59.6%，10～39岁群体占整体网民的67.8%，⑨这部分人群思维活跃，接受信息能力强，极大地促进了网络语言在各个领域的传播与流行。

二、广电媒体与网络媒体语言互动的研究现状

（一）焦点问题。网络语言与广播电视语言的互动始于网络诞生之初，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二者之间的互动日益增加，相关研究也随之增加并且深入。根据中国知网文献主题检索（如图1），以“网络语言”“广播”为主题的文献数量于2010年呈现井喷式增长，且在随后几年中一直保持较高位置。融媒体时代，网络语言与广播电视语言的互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网络语言对广播电视语言的影响，另一个方面是广播电视语言对网络语言的反向影响。网络语言与广播电视语言作为两种不同的语言变体，原本仅存在于特定媒介内，但在媒体融合的背景下，两者发生了广泛的交织，网络语言具有受众广、传播快等特点，是一种相对强势的变体，在结构和功能上都对广播电视语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方面，研究者重点关注的是影响的利、弊以及如何扩大有利影响、规避不利影响。具有代表性的如姚喜双、张艳霜《媒体语言发展刍议》一书，指出网络语言的兴起是媒体自身发展的体现，在肯定网络语言年轻化、趣味化的同时，认为这种新生代的语言大多数都无法在传统媒体中达到原有的效果,⑩质疑了网络语言对包括广播语言在内的传统媒介语言的有利作用；王海燕在《浅议网络语言对广播电视语言的影响》文章中，认为网络语言具有时代性、幽默风趣、简洁醒目的优势，广播电视媒体适当吸收、灵活运用网络语言，会为其增添时代性、贴近性和亲和力，但网络语言缺乏深度且规范性差，而传统媒体肩负语言规范化职责，网络用语的蔓延之势，反映的是对新闻接近性的错误理解，不仅不符合语言规范，而且会造成语言分裂；⑪周晶在《新媒体环境下主持人使用网络语言探析》一文中指出，网络语言使主持人的语言与时俱进、生动鲜活，但也导致言语失范、过度娱乐，节目低俗，因此主持人使用网络语言应遵循“个性不任性”“理性不随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地制宜，灵活运用”的原则；⑫张瑜在《网络语言在广播节目中的运用》文章中强调，在提高主持人素养的情况下灵活合理地在广播节目中使用网络语言，力求既能使表达更加新颖方便、传情达意，又能反映社会热点。⑬总体而言，网络语言对广播电视语言的消极影响不外乎削弱规范性、过度娱乐等，而积极影响则集中体现在使媒体语言与时俱进、丰富生动上。近年来的研究越来越看重网络语言的积极影响，关注如何在实践中扬长避短，利用网络语言发展广播电视语言。广播电视语言同样影响网络语言。冯学民、王珍在《谈新媒体时代的电视语体与网络语体》文章中指出，电视语体为网络语体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为网络语体的规范性提供了范本。⑭我国广播电视节目数量多、种类多、受众广，如“你幸福吗”“甄嬛体”“元芳体”这些在网络上流行一时的语言，都来自电视节目或热播电视剧，之后在网络平台上被效仿、传播，成了流行的网络语言。对于这一现象，研究者做了大量的个案研究，不少研究者从模因论⑮的视角探讨了广播电视语言在网络中得以流行的原因，如张晶在《从模因论视角解读强势网络流行体“甄嬛体”》一文中指出，“甄嬛体”因其时尚性、幽默性、新异性、文化性等特点，适应了人类语言的认知系统，从而成为强势模因。⑯此外，一些方言词汇在网络上的流行也离不开广播电视媒介的助推，方言以其充满个性的语音语调得以在广播电视语言中保留，给受众以深刻印象。如罗娟在《模因论视角下2013年春晚流行语分析》文章中指出，网络语言“我骄傲”源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春晚小品《你摊上事儿了》，这句用方言说出的话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和乡土气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也成为当年的网络流行语之一。⑰（二）研究特点。首先，从研究内容来看，目前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单向的“影响”而非双向的“互动”。尽管目前既有关于网络语言对广播电视语言的影响，也有广播电视语言对网络语言的影响，但这两方面的研究几乎是互相独立的，鲜有将二者视为整体进行研究的。并且这两个方向的研究视角差异较大，前者多以宏观视角考量分析利弊，再结合实例；而后者则既有宏观层面的理论研究，也有微观层面的个案分析，且多与语言学理论相结合。其次，从研究者身份来看，关注网络语言对广播电视语言的研究者多来自广播电视媒体一线的记者、编辑、主持人。这些研究者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对网络与广播电视语言的互动有着切身体会，同时也有借鉴新事物提高自身业务水平的需求，因此他们往往以实践的视角看待问题，更关注研究成果的实践意义。而关注广播电视语言对网络语言的影响的研究者多来自语言学领域，更多运用语言学理论对网络流行语的产生做出解释。最后，从研究方法来看，研究者主要采取的是定性研究的方式。在探讨网络语言对广播电视语言的影响的时候，更重视其影响的性质问题，且在论述时，研究者多采用案例分析及描述性语言。

三、相关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摘要：随着科技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获取信息的渴望更加强烈，因而广播电视需要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探索新闻写作的新诉求。本文从广播电视内容多样、声像兼备、时效性强三方面进行了浅析。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广播电视；新闻写作

自广播电视问世以来，其一直是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主流方式之一，随着科技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获取信息的渴望更加强烈，因而广播电视新闻写作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需要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调整写作模式，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一、概念界定

新媒体时代：新媒体的概念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技术研究所所长戈尔德马克于1967年提出的。而新媒体时代则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一个概念，它是电视、广播及报刊等传统媒体发展成熟时期形成的新的媒体形态，包括手机、电视及网络媒体等。广告买卖网概括了新媒体时代具有大众麦克风时代、全媒体格局、实现各阶层网上平等对话、民众利益表达的第一通道及突发公共事件的第一信息源这五大重要特点。新媒体时代的广播电视新闻具有广阔的范畴，它不仅包括电视新闻报道时对于所报道内容的即时评论，即新闻主持人的新闻播报词，同时还包括访谈及时事评论等专题节目，但本文所探讨的广播电视新闻写作主要是指前者。

二、新媒体时代广播电视的发展特点

1现代广播电视技术观分析

首先，广播电视技术呈高速发展趋势。广播电视属于电子信息技术的科学分支，随着电缆电视、光纤通信技术的日益更新，用户即可获取丰富电视节目、广播节目，利用网络互动方式，提出自身要求，或向外界传送节目，现代广播电视呈灵活性、针对性特点。某些单位虽然经济实力小，仍可成为广播电视信息传播者。可以说，信息传播者、信息受众之间的界限趋向模糊化，受众按照自身能力、需求，可掌握传播工具。然而，我们必须确保现实社会、科学技术的有效统一，在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进程中，注重现代技术概念、传统技术概念的有效统一，重视精神结合物质。其次，通过广播电视技术，有效促进社会其它领域改革，进而提升技术社会价值。近些年来，广播电视技术发展十分迅速，人们文化需求进一步满足，城乡之间的信息差别逐渐缩小，广播电视技术对人们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具有重要影响。针对广播电视技术，部分人认为社会道德观念在逐渐衰退，政治危机进一步加深，广播电视上花费较多财力、时间，传统思维方式、方式被改变。部分人认为广播电视对文学发展，造成了严重阻碍，许多青少年不再重视文学美欣赏，无法以逻辑思维，表达自身思想。同时，大多数认为，通过现代广播电视技术，人们进入了新信息时代，人们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社会联系越来越紧密，进而促进社会民主、社会安定。不管是积极影响、消极看法，现代广播技术正在日益发展，从未停止前进步伐。广播电视技术可看作双刃剑，一方面又积极效益，同时也有危害一面，现代广播技术的运用，必须做到扬长避短、趋利避害。

2现代广播电视技术的发展展望

首先，促进现代广播电视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目前，通过现代广播电视技术，有效推进广播电视事业繁荣发展。因噪扰不断积累，信号失真逐渐累积，进而导致质量低劣问题出现。按照现阶段技术水平，还很难解决这些问题，即使近些年从未停止改良、完善，因制式制约，未能实现质的飞跃。而卫星技术、计算机技术与微电子技术的有效运用，使广播电视技术有了希望，即将开创广播电视技术革新时代。其次，数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对于广播电视而言，接收、传输模拟信号时，极易噪声干扰、噪杂，使原信号混淆，严重影响信号质量。通过数字化技术，全面提升实用水平，在信号传输环节，对噪扰与失真问题，实施整形恢复，进而获取原始信号。通过数字化技术，提高信号处理、加工便捷性，增强抗干扰能力，有利于电路的集成。因此，提高数字化水平，对广播电视技术具有重大作用。第三，卫星技术进一步发展。在国际上，先进国家早就开始使用卫星技术，使国民信息需求得到有效满足。然而，我国启用卫星电视技术较晚，一直到1990年才普及推广，大量卫星电视生产企业、经验企业增多。然而受到生产与技术约束，国外广播电视产品冲击，外国企业基本占据了我国卫星接收市场。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我国卫星技术水平明显提升，然而过度依赖国外技术。近些年来，卫星信道调解芯片逐渐实现国产化，然而国外企业垄断了解码芯片市场，我国电视产品进口依赖度较高，自主产品研发力度不高。一直到2012年，国产直播解码芯片研发成功，使用户基础条件得到有效扩大，对于直播卫星服务，正在大力推进户户通工程，开拓了我国广播电视新领域。因此，我国要想发展广播电视技术，必须不断加强卫星技术研发，提高卫星芯片产品质量，进一步发展卫星技术。

3结论

综上所述，在我国广播电视发展进程中，现代化技术运用率、运用范围进一步扩大，有效提升了广播电视技术水平，广播电视技术朝着数字化、网络化、卫星直播平台、多技术有效融合、无线广播电视方向发展。有效促进社会其它领域改革，进而提升技术社会价值。为更好满足广播电视用户需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发展现代技术，提高数字化水平，发展、运用卫星技术，进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开创广播电视技术新领域、新时代。

关键词：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政治理念社会实践

事实聚焦：

1927年BBC改组为公共公司，并获得皇家宪章，建构了英国乃至世界范围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形成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基本理念。

1986年5月，皮考克报告提出英国广电业应当转向高度发展的基于消费者至上的市场体制，这就要认识到观众和听众等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与喜好做出自己的最佳选择，也就是说通过自由购买产品和服务来满足其需求。

2006年3月，英国政府题为“为所有人提供服务：数字时代的BBC”的白皮书认为英国公共广播电视除BBC之外，还包括独立电视（ITV）、第四频道（C4即Channel4）、第五频道（C5即Channel5），称之为商业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commercialpublicservicebroadcasting）

200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署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21号文件）和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广电业划分为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两类，涉及到了广播电视公共服务问题。

摘要：时代不断进步，科技也快速发展，其中，计算机和网络成为了科技发展的一项重要成果，给广播电视多媒体技术带来了新的改革方向，相较于传统的媒体传播方式，计算机网络下的广播电视多媒体传播有了新的方向，它能够摒弃传统媒体传播方式对于地域以及时间的限制，极大的拓宽广播电视多媒体技术的传播渠道。现在的人们更加喜欢新的计算机网络下的广播电视多媒体技术，而这又大大推动了广播电视多媒体技术的创新与发展，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对广播电视多媒体产生兴趣，进一步的推动广播电视多媒体技术的完善与提高。本篇文章首先讲解了广播电视多媒体技术的概念以及发展现状，最后论述了计算机网络下的广播电视多媒体技术的具体应用与意义。

关键词：计算机网络；广播电视多媒体；应用分析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对于广播电视多媒体技术来说，更是一个新的创新与应用。现如今，媒体的传播方式多种多样，而将计算机技术有机的结合起来的广播电视多媒体技术更加受到人们喜爱和注意。它不仅仅是技术的革新，更给广播电视多媒体技术中的许多问题带来了解决方式，极大的满足人们对于广播电视的需要，摒弃了传统广播电视的对于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广播电视多媒体技术的概念分析

计算机网络下的广播电视多媒体技术是将互联网、信息技术、广播电视和多媒体有机结合的一种新技术，它能够实现与观众的互动，还能够摒弃传统广播电视多媒体技术的大部分缺点，能够随时随地的传播信息，并且可以和观众进行互动，变得更加方便快捷。广播电视多媒体技术相较于其他技术来说还不完善，而计算机网络下的广播电视多媒体技术是其发展的一个重要模式，它能够改变传统单向只能向观众传播信息的方式，进一步增加互动的方式，对于广播电视多媒体技术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能够接收到观众的想法与意见，进一步进行完善，并且能够更加符合观众的想法，实现广播电视多媒体技术进步与观众越来越满意的双赢。网络电视不单单只是电视，更多的结合了网络的优点，与以往单向传输不同，它能够与观众进行双向的交流沟通，更加便捷快速没有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则更加扩大了信息传输交流的范围。

二、计算机网络下广播电视多媒体技术的发展

美国传媒产业目前在世界上具有重要的影响，美国的广播电视业更能显示当代西方传媒制度的现实冲突和矛盾理念，从美国广播电视业的制度转型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广播电视产业的制度转型呈现出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相互渗透的现象。

一、美国广播电视产业制度转型历程

在美国，大多广播电视机构为私人所有，广播电视产业具有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特点，私营广播电视机构的运营只对法律负责，政府无权直接干涉。美国政府对广播电视产业的管制，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广播电视产业制度的管制产生阶段美国早期的广播是公共广播，不受法律约束。1922年无线电研讨会确定，政府对于广播的控制是极其必要的，广播产业自身也意识到了在某种形式下政府监管的必要性，但法院未判定政府有权控制该行业更多的方面。此时从广播业的角度和政府的角度都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法规，也就是对制度的供给和制度的需求。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的预期均衡催生了美国广电制度的确立，1927年无线电法案的出台，就是这个阶段制度的短期均衡。法案监管广播产业，这种结构化的管制方式对应了基本的技术问题，而许可因素协调了传输问题。广播业是特殊行业，政府监管和为私营电台颁发许可证的基本原理就是频谱稀缺的概念。一个地区可设立的电台数量是有限的，这限制了准许进入广播业的参与者的数量。1927年法案减少广播节目的无线电台数量，电台数量从1927年的681家缩减为1929年的606家。此外，还将允许在夜间播放节目的广播电台从565家减少为397家。1928年，164家电台同时宣布，联邦无线电委员会“无法迎合公共利益、便利或需求，应立即批准恢复原状”。已经证明，政府的市场准入限制制度和公众对于广播节目永无止境的需求对于无线电产业和听众都是有利的。通常公众满足于能在无其它电台干扰的情况下接受广播信号，而与此同时也给所有者带来了可观的利润。技术的进步虽然重要，但未必不可或缺，其贡献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而在此过程中广播电视产业的发展也得益于制度，制度因素和技术因素是交互影响的。第二个阶段：广播电视产业制度的管制加强阶段无线电视的管理环境更为复杂，这就需要更为集中化的对广播电视加以管制，这种管制必须对广播电视产业的发展更为有利，因此政府和广播电视产业都需要有一个新的制度产生。新产生的法案替代了1927年无线电法案，这种法规上的改变确立了商业广播电视的垄断地位，并形成了美国现代广电发展的模式，在美国无线电发展上有着重要的作用。第三个阶段：广播电视产业制度的管制放松阶段这个阶段，政府管制和市场调节之间的博弈此消彼长。所谓放松管制主张便是减少政府对广播电视业的控制和管理，将广播电视业更多的置于市场经济当中。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间，联邦通信委员会实施了一系列广播与电缆系统业的管制，这些管制影响了处于各种状态的电台和电缆系统的运作，之后联邦通讯委员会提出了解除管制的策略。然而广播电视产业的虽然蓬勃发展，却无法转变广播电视机构多年处于无法盈利的状况。因此，再一次出现渴望管制方面的变革。20世纪80年代联邦通信委员会一直在拓展管制底线。1992年，联邦通信委员会为此弱化了双头寡占法令，因为这一法令长期以来一直阻止一名所有者在一个地区拥有一家以上的AM电台或FM电台。1934年的通讯法案是以稀缺概念为基本依据的法案。到1996年，全美国有超过12000家电台通过直播广播卫星、因特网、音频光缆提供音频服务，显然，1934年以稀缺概念为基本依据的通信法案已经过时了。旧的制度均衡在诱致性变迁中偏离均衡，政府和企业以及公众对于新制度的需求又一次是迫切的。90年代出台的《1996年联邦电信法》是迄今为止最新的有关电信、广播电视、有线电视等产业的法案，这个法案就是放松管制的产物。该法案出台标志着新制度的短期均衡。这一新法案大大放松了对广播电视与其他产业联合兼并的限制，对一家广播电视公司拥有附属台的限制等。《1996年联邦电信法》颁布之前，法律限制一家电视公司拥有电视台数量不得超过14家，覆盖拥有电视机家庭不得超过25%。1996年新法案取消了拥有电视台数量的限制，并将覆盖限制提高到35%。1999年，联邦通信委员会调整了所有权制度，允许一家公司在一个市场上以公共持股的方式拥有2家电视台和6家无线电台。由此美国广播电视业在90年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兼并、集中、整合的现象。

二、传媒产业制度转型原因分析

1.传媒产业制度转型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相互渗透的过程传媒产业的制度选择在初始阶段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始终如一的目标模式。政府作为制度的主要供给者，首先放松或加强管制，然后是政府和媒介之间反复的博弈，直到官方法规的颁布，政府成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要推动者。现行制度的净收益小于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制度，制度的主体就产生对新制度的需求，竭力推动制度转型，通过诱致性的制度变迁，促使一种更为有效制度的确立。

2.传媒产业的制度转型过程是反复博弈的过程经济活动中的最优合作并不是一次博弈就能完成的，而是反复博弈的结果。制度的形成也是如此。在传媒业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各个主体都有自己最优的策略选择，也就是都有自己的均衡，由于各个主体的均衡不可能完全一致，有时还会存在冲突，因而反复博弈的过程是一个利益协调的过程，是各个博弈方对自己策略进行调整的过程，也是传媒制度选择最基本的行为方式。传媒业制度在整个传媒市场中很难一次博弈形成，它必须经过多次博弈，体现并协调各个制度参与者的利益和需求，只有通过反复博弈，各主体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最佳策略，因此，反复博弈是传媒业制度选择过程中永恒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