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基础范文10篇

［摘要］公共管理是人类社会治理史中新近出现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从事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共管理者，是这一社会治理活动的职业承载者。如果说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活动更多地遵从科学化、技术化的原则，那么作为后工业社会治理活动的公共管理，则奉行伦理的规定。因此，有必要分析公共管理活动的职业体系、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角色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行为，探讨公共管理职业活动的伦理基础。

［关键词］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伦理；道德

工业革命使社会治理活动成为一种职业活动。历史进入19世纪中期，由于英国政府采纳了东印度公司的管理经验，因而出现了文官制度，使得政府中的公务活动成为正式的职业活动。到了20世纪，政府中的行政管理作为职业活动被世界各国迅速地接受。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普遍把行政管理当作专门的职业化的社会治理活动加以看待。然而，在社会治理活动职业化的过程中，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曾经影响行政管理活动主要从属于科学化、技术化的原则，导致这一职业的伦理规定丧失了生长的空间，行政伦理学的研究也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美国出现“新公共行政运动”这一要求变革社会治理方式的思想运动，行政伦理的研究才引起人们的关注。由此可见，关于社会治理的伦理思考是与人类追寻后工业社会治理方式的进程一道启动的。现在，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对象。其中，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应当是怎样的。在一定程度上，公共管理是建立在伦理关系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治理活动都更加依赖伦理的引导和道德的规范。

一公共管理活动的职业体系

公共管理的职业体系是职位和岗位的结构体系。与以往的管理体系一样，职位和岗位指明了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体系中的具体位置，规定了公共管理的权力、职能及责任和义务。职位是就公共管理的纵向关系而言，岗位是就公共管理的横向关系而言。无论是私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都是由职位和岗位构成的职业体系，直接从属于管理的原则。以往的社会治理体系在行政管理的名义下所形成的职业体系也从属于管理的原则。但是，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公共管理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它在管理的意义上告别了以往治理体系的权力定位或法律定位，不再是仅仅满足于科学化、技术化原则的职业体系，而是在伦理原则的基础上科学构造职位和岗位的职业活动体系。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同样由职位、岗位构成的公共管理职业体系不同于以往的行政管理。对于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来说，“命令—服从”的行为模式为真正意义上的“分工—协作”的行为模式所取代。

职位和岗位都是职业体系的形式方面。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的不同不仅在形式方面，而且在内容方面。对于内容来说，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职业关系。虽然在一般的意义上，这些职业关系可以归结为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三大类。在现实的社会治理过程中，这些关系总会以极其具体的形式存在于公共管理活动之中。公共管理的职业关系越是具体，就越是包含着道德的内容。比如，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与其职务、岗位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忠于职守、忠实地履行职务以及岗位上的责任和义务；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和睦共事、互相支持；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平等待人、公正处事、真诚服务，以求得广泛的合作……这样一来，公共管理在形式上是分工—协作的体系，在内容上则是道德行为的表现。尽管都是在管理，但传统的行政管理是失去了实质性内容的管理，而公共管理则把形式与内容统一起来，拥有了伦理本质。

公民社会的日益成长，第三部门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形成了强大的参与力量，这就要求公共部门在管理过程中更多地体现“公共性”，从而表现为某种程度上“公共性”的觉醒。譬如，一种成熟的理论认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都存在体现公共理性的力量，公共领域由于是公共权力活动的场所，因而天然地必须体现公共性。而私人领域是市民社会成熟基础上的产物，它发挥社会批判功能，体现参与和监督精神，因此它的存在有助于公共性的发扬（注：［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许多国内学者也认为，“经济的市场化或自由化推动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开来而获得独立的存在和发展，在市民社会里，各种非官方的社团组织及他们活动于其中的非官方的公共领域也逐渐活跃起来。一般而言，自治原则、法治原则、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公共性等被人们认为是市民社会特有的价值旨趣或规范基础。”随着第三部门的成长壮大，它在政治生活中起到有效抑制公共权力对社会公众的滥用，从而发扬民主行政理念，使公共管理更能体现为公众利益的本质目标（注：参见汪俊昌《我们今天应当怎样谈论市民社会》，《浙江学刊》1999年第3期。）。由此看来，当前对于“公共性”的研究，既是过去探索的延续，又具有现实紧迫性。

“公共性”的由来及演变过程

根据《辞海》的解释，“公”的中文含义为“公共；共同”，与“私”相对。《礼记·礼运》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即为此意。《汉语大辞典》中，“公共”意为“公有的，公用的，公众的，共同的”。因此，自古以来，“公共”的中文语义强调多数人共同或公用。也有人认为“公众”一词有两个起源：一是起源于古希腊词汇(pubesormaturity)，强调个人能超出自身利益去理解并考虑他人的利益。同时意味着具备公共精神和意识是一个人成熟并且可以参加公共事务的标志。二是源于古希腊词汇(Koinon)，英语词汇“共同”(common)就起源于该词，意为人与人之间在工作、交往中相互照顾和关心的一种状态。在古希腊社会里，公共是一种所有成年男子都可以参加的政治共同体，其主要职责是建立一些永久的标准和规则，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之善。因此，从起源上看，“公共”更多地意指社会层面的非个体性，在古希腊政治社会里与早期民主相关联。这也应证了，随着时展，当代的“公共”概念已发生很大改变，公共成为政府和政治的同义词的观点。

哈贝马斯考察了另外一种公共性起源。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公共性或公共领域不是指行使公共权力的公共部门，而是指一种建立在社会公／私二元对立基础之上的独特概念，它诞生于成熟的资产阶级私人领域基础上，并具有独特批判功能。关于公共性的演变，哈贝马斯认为，自古希腊以来，社会有明确的公私划分，公代表国家，私代表家庭和市民社会。例如在古希腊、罗马，公私分明，所谓的公共领域是公众发表意见或进行交往的场所，那时虽有公共交往但不足以形成真正的公共领域。在中世纪，公私不分，公吞没私，不允许私的存在，公共性等同于“所有权”。直到近代（17、18世纪）以来，在私人领域之中诞生了公共领域，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性（注：［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受到国外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启发，国内也有学者从社会领域分化的角度分析公共性的产生。他们认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国家与市民社会，政治生活与经济活动具有对应的相关性。整个近代社会发展史的客观进程，都在于使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日益分化，这样一来，整个社会就成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整合体。在社会分化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过程中，国家的职能也开始了分化的历程，除出现了国家职能的多样化趋势，其中统治职能与管理职能是最为基本的两大职能。由于国家统治职能是在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的关系中实现的，所以，虽然它表现出一定的现代公共性的内容，但本质上是与公共性相悖的。而在管理职能中，公共性则是其最为根本的特性，甚至可以断言：归咎于管理职能的是一个纯粹的公共性的领域。因此，社会领域的分化引发国家职能的分解，从而导致公共性的彰显。

在论及公共性在近代的演变时，国内外学者都倾向于用“公共性丧失”一词。一种观点认为，在近代功利哲学和市场经济的趋利倾向共同催生下，古希腊公共性的含义进一步丧失，现时情况是，“通过集体的方式寻求更大的善已被个人的计算、功利以及成本和利益所替代。政府的目的在实践中已是私有的福利(privatewell-being)。我们凭借官僚、技术和科学的手段来决定福利、幸福和功用。这里没有公共的原初含义，有的只是原子个人的集合体；这里没有公共利益，有的只是许多私人利益的聚合体。”虽然美国公共行政对于如何实现公共性有过几种理论，包括以利益集团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多元主义视角）；以理性选择人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公共选择视角）；以代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立法的视角）；以消费者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提供服务的视角）；以公民权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公民权视角）等，但这些理论都不能真正代表公共。真正的公共理论架构应是以宪法为基础，公共概念必须建立在公民权、仁慈和爱之上，此外还需要听证系统和程序的保持及发展，及对集体公共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关怀，等等。

［摘要］公共管理是人类社会治理史中新近出现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从事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共管理者，是这一社会治理活动的职业承载者。如果说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活动更多地遵从科学化、技术化的原则，那么作为后工业社会治理活动的公共管理，则奉行伦理的规定。因此，有必要分析公共管理活动的职业体系、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角色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行为，探讨公共管理职业活动的伦理基础。

［关键词］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伦理；道德

工业革命使社会治理活动成为一种职业活动。历史进入19世纪中期，由于英国政府采纳了东印度公司的管理经验，因而出现了文官制度，使得政府中的公务活动成为正式的职业活动。到了20世纪，政府中的行政管理作为职业活动被世界各国迅速地接受。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普遍把行政管理当作专门的职业化的社会治理活动加以看待。然而，在社会治理活动职业化的过程中，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曾经影响行政管理活动主要从属于科学化、技术化的原则，导致这一职业的伦理规定丧失了生长的空间，行政伦理学的研究也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美国出现“新公共行政运动”这一要求变革社会治理方式的思想运动，行政伦理的研究才引起人们的关注。由此可见，关于社会治理的伦理思考是与人类追寻后工业社会治理方式的进程一道启动的。现在，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对象。其中，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应当是怎样的。在一定程度上，公共管理是建立在伦理关系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治理活动都更加依赖伦理的引导和道德的规范。

一公共管理活动的职业体系

公共管理的职业体系是职位和岗位的结构体系。与以往的管理体系一样，职位和岗位指明了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体系中的具体位置，规定了公共管理的权力、职能及责任和义务。职位是就公共管理的纵向关系而言，岗位是就公共管理的横向关系而言。无论是私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都是由职位和岗位构成的职业体系，直接从属于管理的原则。以往的社会治理体系在行政管理的名义下所形成的职业体系也从属于管理的原则。但是，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公共管理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它在管理的意义上告别了以往治理体系的权力定位或法律定位，不再是仅仅满足于科学化、技术化原则的职业体系，而是在伦理原则的基础上科学构造职位和岗位的职业活动体系。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同样由职位、岗位构成的公共管理职业体系不同于以往的行政管理。对于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来说，“命令—服从”的行为模式为真正意义上的“分工—协作”的行为模式所取代。

职位和岗位都是职业体系的形式方面。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的不同不仅在形式方面，而且在内容方面。对于内容来说，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职业关系。虽然在一般的意义上，这些职业关系可以归结为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三大类。在现实的社会治理过程中，这些关系总会以极其具体的形式存在于公共管理活动之中。公共管理的职业关系越是具体，就越是包含着道德的内容。比如，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与其职务、岗位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忠于职守、忠实地履行职务以及岗位上的责任和义务；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和睦共事、互相支持；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平等待人、公正处事、真诚服务，以求得广泛的合作……这样一来，公共管理在形式上是分工—协作的体系，在内容上则是道德行为的表现。尽管都是在管理，但传统的行政管理是失去了实质性内容的管理，而公共管理则把形式与内容统一起来，拥有了伦理本质。

其次，公民社会的日益成长，第三部门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形成了强大的参与力量，这就要求公共部门在管理过程中更多地体现“公共性”，从而表现为某种程度上“公共性”的觉醒。譬如，一种成熟的理论认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都存在体现公共理性的力量，公共领域由于是公共权力活动的场所，因而天然地必须体现公共性。而私人领域是市民社会成熟基础上的产物，它发挥社会批判功能，体现参与和监督精神，因此它的存在有助于公共性的发扬（注：［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许多国内学者也认为，“经济的市场化或自由化推动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开来而获得独立的存在和发展，在市民社会里，各种非官方的社团组织及他们活动于其中的非官方的公共领域也逐渐活跃起来。一般而言，自治原则、法治原则、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公共性等被人们认为是市民社会特有的价值旨趣或规范基础。”随着第三部门的成长壮大，它在政治生活中起到有效抑制公共权力对社会公众的滥用，从而发扬民主行政理念，使公共管理更能体现为公众利益的本质目标（注：参见汪俊昌《我们今天应当怎样谈论市民社会》，《浙江学刊》1999年第3期。）。由此看来，当前对于“公共性”的研究，既是过去探索的延续，又具有现实紧迫性。

二、“公共性”的由来及演变过程

根据《辞海》的解释，“公”的中文含义为“公共；共同”，与“私”相对。《礼记·礼运》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即为此意。《汉语大辞典》中，“公共”意为“公有的，公用的，公众的，共同的”。因此，自古以来，“公共”的中文语义强调多数人共同或公用。也有人认为“公众”一词有两个起源：一是起源于古希腊词汇(pubesormaturity)，强调个人能超出自身利益去理解并考虑他人的利益。同时意味着具备公共精神和意识是一个人成熟并且可以参加公共事务的标志。二是源于古希腊词汇(Koinon)，英语词汇“共同”(common)就起源于该词，意为人与人之间在工作、交往中相互照顾和关心的一种状态。在古希腊社会里，公共是一种所有成年男子都可以参加的政治共同体，其主要职责是建立一些永久的标准和规则，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之善。因此，从起源上看，“公共”更多地意指社会层面的非个体性，在古希腊政治社会里与早期民主相关联。这也应证了，随着时展，当代的“公共”概念已发生很大改变，公共成为政府和政治的同义词的观点。

哈贝马斯考察了另外一种公共性起源。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公共性或公共领域不是指行使公共权力的公共部门，而是指一种建立在社会公／私二元对立基础之上的独特概念，它诞生于成熟的资产阶级私人领域基础上，并具有独特批判功能。关于公共性的演变，哈贝马斯认为，自古希腊以来，社会有明确的公私划分，公代表国家，私代表家庭和市民社会。例如在古希腊、罗马，公私分明，所谓的公共领域是公众发表意见或进行交往的场所，那时虽有公共交往但不足以形成真正的公共领域。在中世纪，公私不分，公吞没私，不允许私的存在，公共性等同于“所有权”。直到近代（17、18世纪）以来，在私人领域之中诞生了公共领域，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性（注：［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受到国外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启发，国内也有学者从社会领域分化的角度分析公共性的产生。他们认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国家与市民社会，政治生活与经济活动具有对应的相关性。整个近代社会发展史的客观进程，都在于使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日益分化，这样一来，整个社会就成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整合体。在社会分化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过程中，国家的职能也开始了分化的历程，除出现了国家职能的多样化趋势，其中统治职能与管理职能是最为基本的两大职能。由于国家统治职能是在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的关系中实现的，所以，虽然它表现出一定的现代公共性的内容，但本质上是与公共性相悖的。而在管理职能中，公共性则是其最为根本的特性，甚至可以断言：归咎于管理职能的是一个纯粹的公共性的领域。因此，社会领域的分化引发国家职能的分解，从而导致公共性的彰显。

在论及公共性在近代的演变时，国内外学者都倾向于用“公共性丧失”一词。一种观点认为，在近代功利哲学和市场经济的趋利倾向共同催生下，古希腊公共性的含义进一步丧失，现时情况是，“通过集体的方式寻求更大的善已被个人的计算、功利以及成本和利益所替代。政府的目的在实践中已是私有的福利(privatewell-being)。我们凭借官僚、技术和科学的手段来决定福利、幸福和功用。这里没有公共的原初含义，有的只是原子个人的集合体；这里没有公共利益，有的只是许多私人利益的聚合体。”虽然美国公共行政对于如何实现公共性有过几种理论，包括以利益集团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多元主义视角）；以理性选择人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公共选择视角）；以代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立法的视角）；以消费者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提供服务的视角）；以公民权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公民权视角）等，但这些理论都不能真正代表公共。真正的公共理论架构应是以宪法为基础，公共概念必须建立在公民权、仁慈和爱之上，此外还需要听证系统和程序的保持及发展，及对集体公共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关怀，等等。

［摘要］公共管理是人类社会治理史中新近出现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从事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共管理者，是这一社会治理活动的职业承载者。如果说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活动更多地遵从科学化、技术化的原则，那么作为后工业社会治理活动的公共管理，则奉行伦理的规定。因此，有必要分析公共管理活动的职业体系、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角色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行为，探讨公共管理职业活动的伦理基础。

［关键词］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伦理；道德

工业革命使社会治理活动成为一种职业活动。历史进入19世纪中期，由于英国政府采纳了东印度公司的管理经验，因而出现了文官制度，使得政府中的公务活动成为正式的职业活动。到了20世纪，政府中的行政管理作为职业活动被世界各国迅速地接受。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普遍把行政管理当作专门的职业化的社会治理活动加以看待。然而，在社会治理活动职业化的过程中，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曾经影响行政管理活动主要从属于科学化、技术化的原则，导致这一职业的伦理规定丧失了生长的空间，行政伦理学的研究也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美国出现“新公共行政运动”这一要求变革社会治理方式的思想运动，行政伦理的研究才引起人们的关注。由此可见，关于社会治理的伦理思考是与人类追寻后工业社会治理方式的进程一道启动的。现在，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对象。其中，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应当是怎样的。在一定程度上，公共管理是建立在伦理关系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治理活动都更加依赖伦理的引导和道德的规范。

一公共管理活动的职业体系

公共管理的职业体系是职位和岗位的结构体系。与以往的管理体系一样，职位和岗位指明了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体系中的具体位置，规定了公共管理的权力、职能及责任和义务。职位是就公共管理的纵向关系而言，岗位是就公共管理的横向关系而言。无论是私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都是由职位和岗位构成的职业体系，直接从属于管理的原则。以往的社会治理体系在行政管理的名义下所形成的职业体系也从属于管理的原则。但是，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公共管理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它在管理的意义上告别了以往治理体系的权力定位或法律定位，不再是仅仅满足于科学化、技术化原则的职业体系，而是在伦理原则的基础上科学构造职位和岗位的职业活动体系。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同样由职位、岗位构成的公共管理职业体系不同于以往的行政管理。对于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来说，“命令—服从”的行为模式为真正意义上的“分工—协作”的行为模式所取代。

职位和岗位都是职业体系的形式方面。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的不同不仅在形式方面，而且在内容方面。对于内容来说，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职业关系。虽然在一般的意义上，这些职业关系可以归结为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三大类。在现实的社会治理过程中，这些关系总会以极其具体的形式存在于公共管理活动之中。公共管理的职业关系越是具体，就越是包含着道德的内容。比如，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与其职务、岗位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忠于职守、忠实地履行职务以及岗位上的责任和义务；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和睦共事、互相支持；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平等待人、公正处事、真诚服务，以求得广泛的合作……这样一来，公共管理在形式上是分工—协作的体系，在内容上则是道德行为的表现。尽管都是在管理，但传统的行政管理是失去了实质性内容的管理，而公共管理则把形式与内容统一起来，拥有了伦理本质。

［摘要］公共管理是人类社会治理史中新近出现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从事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共管理者，是这一社会治理活动的职业承载者。如果说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活动更多地遵从科学化、技术化的原则，那么作为后工业社会治理活动的公共管理，则奉行伦理的规定。因此，有必要分析公共管理活动的职业体系、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角色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行为，探讨公共管理职业活动的伦理基础。

［关键词］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伦理；道德

工业革命使社会治理活动成为一种职业活动。历史进入19世纪中期，由于英国政府采纳了东印度公司的管理经验，因而出现了文官制度，使得政府中的公务活动成为正式的职业活动。到了20世纪，政府中的行政管理作为职业活动被世界各国迅速地接受。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普遍把行政管理当作专门的职业化的社会治理活动加以看待。然而，在社会治理活动职业化的过程中，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曾经影响行政管理活动主要从属于科学化、技术化的原则，导致这一职业的伦理规定丧失了生长的空间，行政伦理学的研究也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美国出现“新公共行政运动”这一要求变革社会治理方式的思想运动，行政伦理的研究才引起人们的关注。由此可见，关于社会治理的伦理思考是与人类追寻后工业社会治理方式的进程一道启动的。现在，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对象。其中，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应当是怎样的。在一定程度上，公共管理是建立在伦理关系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治理活动都更加依赖伦理的引导和道德的规范。

一公共管理活动的职业体系

公共管理的职业体系是职位和岗位的结构体系。与以往的管理体系一样，职位和岗位指明了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体系中的具体位置，规定了公共管理的权力、职能及责任和义务。职位是就公共管理的纵向关系而言，岗位是就公共管理的横向关系而言。无论是私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都是由职位和岗位构成的职业体系，直接从属于管理的原则。以往的社会治理体系在行政管理的名义下所形成的职业体系也从属于管理的原则。但是，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公共管理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它在管理的意义上告别了以往治理体系的权力定位或法律定位，不再是仅仅满足于科学化、技术化原则的职业体系，而是在伦理原则的基础上科学构造职位和岗位的职业活动体系。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同样由职位、岗位构成的公共管理职业体系不同于以往的行政管理。对于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来说，“命令—服从”的行为模式为真正意义上的“分工—协作”的行为模式所取代。

职位和岗位都是职业体系的形式方面。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的不同不仅在形式方面，而且在内容方面。对于内容来说，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职业关系。虽然在一般的意义上，这些职业关系可以归结为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三大类。在现实的社会治理过程中，这些关系总会以极其具体的形式存在于公共管理活动之中。公共管理的职业关系越是具体，就越是包含着道德的内容。比如，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与其职务、岗位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忠于职守、忠实地履行职务以及岗位上的责任和义务；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和睦共事、互相支持；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平等待人、公正处事、真诚服务，以求得广泛的合作……这样一来，公共管理在形式上是分工—协作的体系，在内容上则是道德行为的表现。尽管都是在管理，但传统的行政管理是失去了实质性内容的管理，而公共管理则把形式与内容统一起来，拥有了伦理本质。

摘要：在我国市场政治的建设和发展中，公共管理承担着重要的责任，现阶段公共管理的范围逐步扩大，公共管理的难度越来越大，其需要运用科学的战略思想和理论来指导公共管理工作的实施，市场营销与公共管理却有着很大的内在联系，本文围绕市场营销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展开系统的分析，明确市场营销理论在公共管理中的创新点，同时进一步阐述市场营销理论在公共管理中的实践应用，明确市场营销理论对公共管理的价值，这对于提升我国公共管理的效率和水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市场营销；公共管理；实践应用

现阶段在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中，政府的职能都在有所转变，进一步提高了公共管理的责任和社会地位，面对当前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环境，公共管理需要利用现代化的理论思想和手段为其提供指导，市场营销理论构架中很多思想和内容都可以为公共管理提供有效的借鉴和参考，对于优化公共管理的服务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一、市场营销理论在公共管理中的创新点

（一）消费者行为分析与公共管理民众分析。在市场营销的理论体系当中，针对消费者行为具有系统的理论研究，针对消费者的行为特点、购买欲望以及消费行为等，可以采取针对性的营销策略。而在当前的社会公共管理中，就可以利用消费者行为分析的理论基础，了解社会公众的心理以及公众的行为模式，这可以为社会公共管理和服务的开展提供方向性的指导，在社会公共的管理和服务中要以社会人的价值体现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公共管理的目标。（二）营销战略与公共管理模式。市场营销目的是针对顾客的需求采取一定的营销战略实现产品和服务的推广，营销战略的实施关键要明确消费者的需求。在当前的社会公共管理中也是如此，对于最新的国家政策公共服务管理人员不仅需要做好政策内容的宣导工作，让社会公众更加明确的了解政策导向，营销战略当中的陈列展示、以及广告宣传等都可以为公共管理提供借鉴和参考，吸引社会公众响应国家政策号召。（三）产品策略与社会公共服务。针对市场营销理论基础认为，消费者对于产品的关注往往会受产品的设计、质量以及性能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社会的公共管理和服务当中，要想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就是要对公共产品做好充分的研究，利用市场营销当中的产品策略，明确公共产品在社会群众当中的接受度。例如:社会公共部门可以优化自身的实物构建良好的社会形象，积极做好公共服务的跟踪和回访工作，提高社会公共管理部门的服务和质量，来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可和关注。

二、市场营销理论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

［摘　要］近年来，公共管理学作为社会科学领域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其独立的学科地位已经确定，学科建构基本成熟，社会影响力也逐步增强。然而公共管理学科还存在着诸多的深层次问题，学术认同、学科认同、学者认同尚未确立，公共管理学科的这些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公共管理学术研究质量的提升和公共管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本文从学科范式的角度分析当前中国公共管理学科所面临的身份危机，以期找到突破现有学科危机、实现学科质的发展的路径与对策建议。

［关键词］范式；公共管理；学科认同

1997年，教育部修订研究生和本科生学科专业目录时，把行政管理专业从政治学一级学科分离出来，成立了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并将行政管理、教育经济及管理、土地资源管理、社会保障、社会医学与公共卫生事业管理设为公共管理学的五个二级学科，至此在中国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身份和地位才得以确立。这一学科设置的变化适应了当时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政府职能转变等社会改革引起的在管理主体、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方面的变化要求。随后，为了培养在公共组织特别是政府机构中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或公共服务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和专业化的公共管理者和公共领导者，199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准在中国高校开始试点推行公共管理专业硕士（MPA）教育，并于2001年2月联合教育部与人事部共同成立了全国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伴随着2001年3月中国第一批MPA学生的入学，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和教育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期，公共管理学已经成为了现代中国社会科学及管理科学发展最快的学科领域之一。目前全国设立公共管理学院的高等教育院校达200多所，MPA试办院校由首批的24所发展到目前的223所，分布在全国30个省份和地区。在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快速发展的近20年间，经过学界和政界的共同努力，特别是伴随着公共管理专业学位教育和公共管理学术学位教育的蓬勃发展，公共管理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地位得以确立，学科的社会影响也在逐步增强。然而，在公共管理学科快速发展的同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公共管理学科仍存在诸多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本质原因是公共管理范式尚未得到公共管理领域学者的认同，公共管理的学科认同、学术认同和学者认同尚未确立，并成为制约公共管理学科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以后，如何提高中国公共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的现代化将成为摆在中国公共管理学者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尤其需要公共管理学科高度重视和积极回应。因此，从学科范式的角度来分析当前中国公共管理学科所面临的危机并寻求突破学科危机、实现学科质的发展的科学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范式的内涵

范式一词首次出现在托马斯•库恩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被用来揭示科学发展和科学革命的结构。在托马斯•库恩看来，范式是“某一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认可的问题领域、解决标准和研究方法的本源”［1］。其本质内容包含了三个方面：一是科学共同体信念（BeliefofScientificCommunity），即该领域的科学成就可以使本领域的研究者成为坚定的学术拥护者，他们接受过相似的学术教育和专业训练，通过对同样技术的仔细钻研和本领域学术团体的充分交流而获得了相同的教益和成长；二是学科基质，其是由被公共管理领域科学共同体所普遍接受的学科基础性的理论、概念和观点等基质元素组成，这些基质元素为公共管理学科领域的科学实践活动和科学研究活动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导向；三是研究方法，它是公共管理学者在攻治本领域理论和实践问题时所采用的工具。研究方法的独特性和适用性亦是判断一个学科成熟与否的标尺。［2］因此，范式就是科学共同体信念、学科基质和方法三者的有机统一。衡量一个研究领域独立和成熟的标志即是是否出现了一个能够指导本领域中常规科学活动的范式。

二、基于范式的视角反思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身份危机

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在这一阶段，市场经济发展和公共管理的革新都在持续地进行。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为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正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管理制度才得以创新、发展。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内，加快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和发展市场经济将是两项重要使命，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将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深入分析二者的相关性，从而为促进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的协调发展提供有效依据。

公共管理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差异

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公共管理制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要对公共管理制度进行创新，就必须了解公共管理制度所具有的功能。公共管理制度作为与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相关的制度，其功能必然与经济制度功能有着明显的区别。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目标不同，前者以获利最大化、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后者则以满足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为目标；二是价值追求不同，经济制度追求的是经济效率、经济效益的最大值，公共管理制度追求的是自由、稳定、民主、公正的社会秩序；三是标志不同，经济制度的标志主要为经济利益和经济效率，以竞争性资源优化配置为追求目标，而公共管理制度则是法律、民主的制度，以结果的统一、和谐为追求目标。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必要性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商品可以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商品流通比计划经济时代更加自由。然而，市场经济仍然受制于国家调控，所以市场也必然会受到政府部门的干预，可见市场机制并非万能的，同样也存在一些缺陷。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会受到国家宏观干预，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就能实现市场经济的完全自由，但实际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现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形态，基本上每个国家都会使用“有形的手”，以确保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这也是市场经济形态的共性。管理和经济运行的本质都是人类的行为活动，所以我国在市场经济转型初期要想对改革进行深化，就需要调动起各部门的积极性、主动性，深入改革区域，承担其相应的职责，将创新公共管理制度作为第一要务，将推动市场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对二者进行协同发展（赵秋兰等，2014）。

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的相关性

（一）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市场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组织形式，其通过市场机制让经济活动适应供求关系变化、符合价值规律要求，将社会资源配置到效益最好、需求最大的环节中，从而实现劳动生产效率和社会效益的提高（陈希，2013）。市场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这种全新的经济形态也自然对公共管理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刘太刚，2014）：第一，要求公共管理制度要对政府角色进行正确的定位，同时要重新明确政府与社会、企业、市场、事业单位、公民等组织及个人的关系；第二，要求将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作为公共管理的基本职能，政府要从“无限”变为“有限”；第三，要求树立法制、服务、以民为本的公共管理理念；第四，要求调整公共管理的手段与方法，将过去命令式的单一化管理转变为服务式的多样化管理；第五，要对公共服务进行改革，不仅要对机构进行改革，还要对人事进行改革，构建一套规范的管理体系和一支专业的人才队伍，市场经济的上述要求让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成为了一项迫切的任务。市场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其自身的特点与运行原则，让人们的利益观念大为改变，造成了社会利益分化，强化人们的主体意识，对于改变社会统治结构，实现社会主体的多元化具有重要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广大群众的利益观念被唤醒，人们往往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参与公共管理进程。市场经济带来的利益分化，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组织化程度，同时也促进了第三部门的形成，让公共管理主体日益多元化，从而逐渐提高了群众对公共管理主体的制衡作用。在公共管理越来越复杂、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热情不断提高、社会主体越来越多元化的情况下，就必须对公共管理制度进行创新，以满足多元化的公共管理需求。创新公共管理制度，首先可以增加公共管理体系的回应性、开放性，对群众的意愿、需求及时地予以回应，同时为公民参与政治活动提供畅通的渠道；其次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可以对公共管理主体的行为加以规范，制定公共管理主体的行动依据与行为准则，以确保公共管理活动能够高效、有序、规范地开展。总之，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下，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的冲突越来越明显，对制度创新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制度创新又是提高公共管理水平的有效途径，可见市场经济是进行制度创新的直接动力，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摘要:公共管理中国话语体系的研究近年来成为热点。改革开放至今，中国话语构建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本文主要综述并分析公共管理中国话语构建的三个维度，即构建融入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话语体系，构建本土化的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和构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并尝试提出今后的研究展望。

关键词:公共管理中国话语体系;传统文化;本土化;学科体系

一、公共管理中国话语体系问题的提出

中国历史上对于行政管理的研究，古代称之为“行使政治权力”，其核心内容是管理国家和使用国家权力。古往今来，帝王术、资治通鉴等记录下来的大量行政经验，再加上儒家文化的道统思想和教导，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国家管理的思维和话语体系。中国的公共管理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行政改革和管理制度建设同步发展，引进了大量现代西方公共管理的理论、思想、方法及话语体系，经历了重建、引进、迅速发展的阶段，已在两百多个高校建立了公共管理系、所或者学院，全国五百多家高等学校中都建立了公共管理类本科，为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良好平台。话语体系，是对某一思维进行表达和诠释的一种语言系统，由于后现代思潮在西方社会的兴盛，近年来对话语体系的研究也越来越广泛，其目的是在现代社会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突破固有思维体系和制度构建，重构思想语言的基本单元，解放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以及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从而突破至更高层次的自由。如“现代”(modernity)“后现代”(post－modern)“重构”(re－construct)，“解构”(decon-struct)”“话语体系”(narrative)”“权利要求”(claim－smak-ing)“权威表述”(authenticdiscourse)“多中心”(multiplecenters)等都是后现代思潮的关键词语，它将追求层级更深、范围更广的民意民主决策和民生的权利作为核心目标，而这也是思想家探索如何突破现代模式的不可或缺的理论路径之一。关于公共管理中国话语体系的建立，知名学者们对其有着不同的见解:前MPA教指委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朱立言教授认为实践是理论的唯一源泉，公共管理知识的生产应当更紧密地与实践相结合，紧跟实践的步伐，创造出能够切实解决中国所存在的问题、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话语体系。著名公共管理学者蓝志勇教授立足于哲学的层面和跨文化的视角，认为公共管理学的建设不仅要符合中国文化的特点和传承，而且要能够与世界文明有效沟通，提炼出包容的话语体系。在清华大学薛澜教授眼中，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本土化实际上包含着两个相互促进的方面:一是非西方语境下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重新定位;二是我国公共行政话语体系的本土化与发展。中山大学王乐夫教授认为公共不按理取代公共行政成为新的有效的公共部门管理理念，并把公共管理划分为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在此基础上来建构公共管理学科。厦门大学的陈振明教授则认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立足点是顺应新时期国家的发展需求，顺应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发展趋势，增强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影响力，以完善的理论体系来引导国家和地方的创新发展。山东大学葛荃教授认为当代公共管理学不仅要反思和质疑当前现有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同时要与世界主流学术话语体系交流和融通，将中国行政管理思想史纳入公共管理知识体系，以期增加中国元素，构建中国话语。广州大学王枫云教授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中就可以提炼出丰硕的管理经验，道家、儒家、法家的政策观都可以作为政策科学本土化和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构建的源泉。关于中国的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研究，将部分学术界以纯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为核心的介绍型研究剔除后，可将其余的公共管理中国话语研究归纳为三个维度:一是将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和文化纳入公共管理知识体系，构建具有丰富中国元素的中国话语;二是重视中国公共管理实践问题研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公共管理话语体系;三是兼顾借鉴与创新，构建学科化的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

二、公共管理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的三维度

(一)构建融入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话语体系。中国拥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是唯一一个古代文明从未终止过的现代民族国家，多数时间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历史上曾经开创过多个“盛世”，其治国思想、行政思想、行政实践历史渊源流长。现代中国公共管理知识体系被西方话语体系覆盖严重，因此，传统行政管理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粹，将其纳入公共管理知识体系中对于增加中国元素，构建中国话语意义重大。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场合都会提到“中国特色”，这是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表现，基于政治文化层面上，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士大夫阶层，对上是权力基础，对下是民间领袖，体现为维系社会与政治“结构性稳定”的中坚力量，儒家的治国理念核心是以德治仁政教化，而秦在统一时采用的是法家思想，秦统一时的暴力手段与统一后的强制管理使秦二世而亡，因而汉代统治者以此为戒转换战略思维，以儒为主，以法治为辅，“本以霸王道杂之”，谓之“汉家制度”。在这一治国策略中以调节为主，倡导惠民仁政，可解决社会冲突，再结合法制，可守住治国根基，软硬结合，得以治天下。古代统治者和思想家对于治国理政方面，解决的问题有两个，第一需要具备稳定的社会中坚力量为社会基础，第二是需要有高度理性的制度为支撑。这些问题的解决能够体现出精英群体接续和积淀的政治理性与智慧汇聚为行政管理思想，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而这便是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的历史定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政管理知识体系和理论架构均源于西方，然而纯西学化的知识体系与中国的管理问题存在很大的水土不服。中国政治思想史是这一学科的基础知识，但从研究根本上看，当代中国许多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培养计划都不够全面，过于偏重实用性，甚至取消了“政治学原理”基础课程。非唯学子，师者尤甚乎。目前学界对于中国公共管理语言体系的构建研究较多，但被人接受的只有计量研究和田野调查。这种研究趋势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学术界深刻反思了在此之前教条化、僵化的理论和思维方式以及研究方法;第二点是国内学界在国际交流和对话中，体现出的传统研究方法落后国际学术界的现实，难以实现对话。通过以上分析，将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增加到现代基本西学化的公共管理学中，对于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具有以下优势:其一，汲取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精华，将中国元素添加到现代公共管理知识体系中，提升对当代中国公共管理话语的解释能力;其二，重新认识公共管理研究的现实意义和正当性考量，促使量化研究与定性研究的相互融合，增强现代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研究的“反思、批判”和“精准描述”能力，推动社会政治的改革，加快政治管理的科学进步和公共管理的社会实践;其三，加快现代西学意义上的公共管理理论与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政治文化积淀的融合，与中国当代社会政治实践的融合，推动公共管理学术视域的中国话语的形成。(二)构建本土化的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本土化”是指中国的公共管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公共管理面对的对象，且公共管理学的相关理论支持也存在很大不同，因此公共管理学只能是一种国别性的存在，本土性表现得非常突出，而这便是本土化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存在的最合理解释。著名公共管理学者蓝志勇在相关领域研究中提到，“中国正处于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本土走向国际，让国际了解本土的时代。”中国公共管理本土化是走向国际化的必然选择，它使中国更有效的与国际沟通，并从国外先进的公共管理文化中汲取精华。然而，公共管理学在学科属性上并不属于自然科学，而是人文社会科学，而公共管理活动作为公共管理学的研究主体，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的活动，并非客观的自然现象。无论是哪个国家，其公共管理的政治性、民族性都非常鲜明，并与本国的经济社会情况、历史文化、政治体系相连，而这也是公共管理活动存在国别差异的根本原因。不仅如此，公共管理针对的除公共管理活动之外，还在于可以为公共管理实践提供路径与方向上的借鉴，中国的公共管理对象与其他国家不同，因此在理论支持上也同样存在差异，而这便是本土化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存在的合理性。本土化并非掩盖公共管理学的普遍性，中国的公共管理学也必须体现出活动自身的规定性。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在诞生时、成长中都存在一定缺失，这是由于西方理论的影响，但应该明确的是，西方理论不但无法回应中国问题，还会给出错误的方向，仅依靠西方理论下的公共管理学的中国转化，并不能塑造带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话语体系，它忽视了中国公共管理历史流传下来的文化精髓，忽视了中国公共管理学发展的独特道路。对西方公共管理理论及思想的汲取和采纳，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而不是一味地“盲目追随”或简单地“按部就班”。判断西方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能否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和公共管理实践发展相适应，要考虑它能否与中国主流的价值观念相一致并准确反映时代的精神;能否与我们的传统管理思想体系进行有效的对话，并能够以此为契机衍生出新的思想、观念和话语。“本土化”强调的是中国自己的公共管理学，构建中国公共管理学的话语体系，若偏离这一核心，无异于缘木求鱼。据此，基于本土化的公共管理学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关键在于以下几点:第一，明确中国的表达方式，即需要以中国的汉语作为表达工具，这是让中国公共管理学走出国门、获取国际话语权的必要道路，且汉语代表的是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精神气质和价值观念;第二，强调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正面直视鲜活的中国公共管理现实，构建反映中国实践的话语体系，西学理论下的话语体系不仅会对中国公共管理学产生损害，同时也会为中国公共管理实践指偏方向，只有本土化的公共管理实践构建的话语体系，才是具有穿透力的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第三，明确中国的经验总结，即以往西方理论侵入严重，导致我们忽视了本国的经验，若依然用西方理论的“中国化”来构建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是无法改变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跟班”地位，只有真正立足中国公共管理实践，总结中国公共管理经验，才是构建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正确道路;第四，明确中国的文化根基，即中国公共管理学是指具有中国文化的公共管理学，因而源于中国文化情境的中国公共管理理论才具有指导性，这也是构建基于中国文化根基的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原因。(三)构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在西方国家，公共管理也称“新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即从传统行政学重视“公平、正义”等行政价值转向20世纪80年的重视“工具和效率”。公共管理阶段主张B途径，即向企业学习、市场化改革、放松规制、提高管理效率等。当新公共管理传入中国后，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传统行政学科的面貌，形成强势的公共管理学科，包括行政管理、社会保障、公共财政管理、土地资源管理等专业。21世纪初以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为学习榜样，全国拥有公共管理学科的大学的相应学院多数更名为公共管理学院，这是最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中国公共管理话语学科化，指的是在公共管理学话语表达中，强调逻辑性和体系性的严密，在固有的观念或者理论基础上，对公共管理问题进行深度分析，尝试在公共管理学的多个概念之间形成逻辑关联。任何一门学科都具有独特的话语体系，且一般情况下一门学科的话语体系的功能表现在两点，即理论交流和理论指导实践，然而，当前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并未体现出这两点功能。非学科化的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是以话语主体个人的观察、思考和实践的基础上建立的，是主体对公共管理活动的思考，主体的特色不同也造就了语言表达的行政理想和价值取向的不同特征，如孟子的治国理念通常以鲜明的对比、生动的用词、灵活的问句、整齐的对偶等形式来表现;又如孔子的为政主张是以大量匀称和对立的范畴来表示，如“性”与“命”、“智”与“愚”、“善”与“恶”、“学”与“思”等等，都体现出孔子行政思想的深奥，展现出其高超的语言表达艺术。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化最初是源于西方，自20世纪初，国内学者对国外有关行政学著作进行了翻译，如美国的《行政纲目》、日本的《行政学总论》等，从此中国公共管理学形成。基于学科化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偏离了公共管理实践。公共管理学的实践性很强，但当前却存在忽视现实问题的学术旨趣、偏于研究西方理论的缺陷和问题，而学科化的中国公共管理语言体系的构建必须将其特点考虑进去，思考公共管理实践与经验，才能提炼出话语体系。第二，回应系统化的公共管理实践。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与实践是相互的，但当前却依旧存在试图以某种固有的观念或理论框架为入手点，对公共管理活动进行分析并引导实践的实际情况，消磨了公共管理实践的丰富性。第三，反映话语体系的去价值化，基于学科化的公共管理中国话语体系，无论是从思维层面，还是方法、文字的表达上，都更加注重理性主义，看似体现的客观、理性，但实际上却失去了话语体系的价值判断和实践关照。不仅如此，由于工具主义观念，公共管理活动愈发完整就越被认为是由孤立存在的单独要素构成，逐步瓦解了公共管理的有机统一。面对这种现状，基于学科化的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构建必须注重这三点:首先，融入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即注重“感性的整体体悟”，这与西方强调的“严格的理性检验”是不同的，在构建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中的作用巨大，更是营养基础;其次，重视中国公共管理实践，实践与话语之间的关系密切，话语来源于实践，实践依靠话语表达，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在不断创新，在实践中必须不断总结更新的范畴、概念及表述，让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与时俱进;最后，对西方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保持批判和借鉴，汲取有用的理论，不可盲目追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