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论文范文10篇

一、加强农田基本建设，防止返贫发生

农村出现返贫现象，多数是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例如，2003年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不降反增的一年，2003年农村贫困人口为2900万，比2002年增加80万。由于2003年我国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4386万公顷，比上年上升15.4%，其中成灾面积3251.6万公顷，比上年上升19%，绝收面积854.6万公顷，比上年上升30.3%，造成当年全国农村有1540万人返贫，占当年2900万贫困人口的53.3%。所以自然灾害严重是2003年农村贫困人口增加80万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农村贫困地区抗灾能力较弱也是造成返贫现象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针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差的实际情况，农村扶贫工作必须高度重视农田基本建设，扶持贫困户创造稳定解决温饱的条件，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抵御因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的返贫发生，巩固来之不易的农村扶贫成果。

二、加大扶贫资金监管力度，确保扶贫资金合理有效使用

近20年来，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强，我国政府安排的专项扶贫投入不断增加。2000年中央各项扶贫专项资金达到了248亿元，与1980年相比，增加了30倍。我国政府安排的扶贫专项资金累计达到了1680多亿元，其中财政资金800多亿元（含以工代赈资金390多亿元），信贷扶贫资金880亿元。按照中央要求的配套比例（1996年以后为30%-50%），地方政府扶贫投入的力度也相应加大。这么多扶贫资金的投入使用，贫困地区是否做到扶贫资金合理有效使用，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值得关注。

又根据国家审计署消息，2004年国家审计署审计21个省（区、市）592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的扶贫资金，发现用于平衡预算4.28亿元，用于买车和弥补行政经费等1.5亿元；扶贫贴息贷款投向不合理，主要投向交通、工业、电力、通讯等基础性和竞争性行业，而扶持农户的小额贷款逐年减少。根据上文所述，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速度明显减慢，但中央和各级政府的扶贫资金却是逐年增加，也就是说，我国扶贫资金的投入使用，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摘要:精准扶贫的法治保障主要体现在立法与司法两个方面。为了保障精准扶贫的顺利实施，中央扶贫立法十分必要。中央立法需要在地方立法实践的基础上，根据精准扶贫的指导思想，在立法上明确或者规范“谁来扶”、“扶持谁”、“怎么扶”、“如何退”、“如何监督”等问题。司法相对立法而言，在精准扶贫法治保障中的作用应该是次要的、辅助性的。司法除了降低职务犯罪的发生以防止扶贫资源的不当漏出，还可以通过恢复正义、人权保障、司法监督的方式减少、预防贫困现象的发生和增强扶贫的针对性，为精准扶贫的顺利推进减少难度和阻力，从而提供全面的司法保障。

关键词:准扶贫;法治;中央立法;司法;全面保障

党的报告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精准扶贫思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央提出，到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指的是绝对贫困人口的脱贫，而相对贫困的问题又会随之而来。鉴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缩小贫富差距，减少发展的不平衡是以后我国政府工作的重点，所以，扶贫工作会长期在路上。目前，精准扶贫的法治保障显然已经成为法学界一个重要课题，需要进行理论研究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从法理的角度讲，法治保障应该体现在立法、司法、执法、守法这些环节，但由于我国目前扶贫领域总体处于立法缺失状态，所以执法、守法这个两个环节无法纳入本文的研究内容。精准扶贫追求最大限度减少贫困情况的发生和扶贫效益的最大化，它强调瞄准效应，不但要瞄准贫困对象，还要瞄准贫困原因、瞄准扶贫资源的效益。不可否认的是，违法犯罪是导致贫困情况发生、扶贫资源不当漏出的重要原因，有必要加强精准扶贫的司法保障。基于此，本文将精准扶贫的法治保障限于立法与司法两个方面。

一、学术回顾

近年来，出现了不少针对扶贫立法研究的学术成果，笔者目力所及，主要限于学术论文。由于这些成果大都发表在2013年之前，缺乏从精准扶贫的角度对中央扶贫立法具体问题的研究，此研究的不足与客观原因有关，因为精准扶贫理念是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调研扶贫工作时首次提出。有学者从精准扶贫的角度进行了一些立法方面的思考，一致当前我国扶贫立法是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是建立精准扶贫长效机制的重要保证并且已经具备了立法的可行性，这种认识十分到位，为我们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基础。但当前究也存在以下不足:研究内容比较单一，不够全面，仅集中于地方扶贫立法保障，没有从精准扶贫的角度清晰论述中央扶贫立法的必要性，如张静认为将精准扶贫的有效落实局限于地方扶贫立法的创新。［1］再如杨秀丽认为由于精准扶贫处于困境要依法扶贫，依法扶贫是不是仅靠地方立法扶贫就够了，并没有从精准扶贫的顺利实施需要中央立法的保障来探讨。［2］此外，学界对精准扶贫法治保障的研究主要限于立法领域，司法保障的研究相对薄弱，并且对精准扶贫司法保障的内容相对狭窄，主要围绕如何预防与打击职务犯罪展开研究。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可以有效减少扶贫领域的腐败现象，防止扶贫资源的不当漏出，提高扶贫资源的利用效益。但这样的研究就显得不够全面和深入。但在我看来，精准扶贫的司法保障不限于此。当然这种研究的片面化也许是受到了实务界的影响，如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全国检察机关、扶贫部门集中加强和整治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专项工作会议上指出，通过开展为期5年的集中整治和加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工作，保障扶贫资金落实到位，为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基于此，需要深化对精准扶贫司法保障的研究，提高司法者的相关思想认识水平，以促进精准扶贫的司法保障能够全面到位。

二、精准扶贫的中央立法保障

农村贫困对我而言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有时，我会故意回避它，因为我没有勇气再次触及这个问题：我感觉到了个体在社会面前的弱小和无奈，也感觉到了我的思考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然而，我却无法真正忘怀它，因为我是一个从贫困农村走出来的孩子：我不会忘记童年生活过的乡村，也不会忘记每次回家之后所看到的苍凉的画面。当我忙忙碌碌的时候，它沉淀在了我的心底，而我空闲的时候，又禁不住去思考它。我想挣扎着逃脱，却发现已经深陷其中。现在，我不得不回顾曾经走过的路，不得不对曾经思考过的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好像是在“还债”。

——作者题记

农村贫困与贫困线的制定

建国后，不论在时期还是在时期，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下，加之政治运动此起彼伏连年不断，农民的生活水平都没有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从1952－1978年间，农民人均消费粮食几乎没有什么增长，1952年为191.5公斤，而1978年也仅为195.5公斤，20多年间仅增加了4公斤。更有甚者，1959年的灾荒持续了近20年：在整个六七十年代，农村人口消费粮食水平一直未达到1952年的水平；直到78年的丰产以及其后的体制改革，农村才彻底消除了60年代初期灾荒的阴影（刘文濮和吴国宝，1997：54－5）。从以上的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前，农村人口中的基本消费水平是极其低下的，甚至可以说农村人口的温饱并没有得到满足，农民或处于直接的饥荒中或处于饥荒的阴影中。

伴随着肇始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80年代在农村的普遍推广，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加之这一时期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及国家投资的明显增加，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78－1985年间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至1.25亿，每年平均减少近1800万，农村贫困人口发生率也由30.7％降到14.8％，而按世界银行的估计每年平均减少2300万（参见刘文濮和吴国宝，1997：67－8；陈俊生，1998：488）。然而好景不长，1986年农民收入首次出现下降，此后农业经济在政策的摇摆中又陷入了艰难的历程，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制定了农村绝对贫困线，以帮助农村走出贫困的境地。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制定的贫困线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事实上，我国曾出现过多个贫困线，而且，贫困线的标准也不断提高。最早的贫困线是在1984年提出的，当时确定的绝对贫困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人民币120元以下。1985年，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建议，按1984年不变价格，户人均纯收入200元作为贫困线，这个绝对贫困线在后来的扶贫实践中经常被采用。1988年，国家统计局采用人均纯收入与基本生存费用相比较的方法，得出中国农村户人均纯收入260元为该年的绝对贫困线（参见李强主编，1997：118）。而在2000年，农民解决温饱的标准是人均纯收入625元，也就是说，该年的绝对贫困线是625元（参见《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摘要]本文从扶贫审计的实施背景入手，结合审计项目实际，重点研究国家审计在精准扶贫中发挥的作用，同时指出扶贫审计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

[关键词]国家审计;精准扶贫;作用

一、扶贫审计的实施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把扶贫、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提出要坚决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开启扶贫工作新局面。党的报告指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按照“十三五”规划要求，到2020年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得以解决。在具体扶贫工作中，按照“中央部署、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总体要求，各级政府部门要将帮扶措施落实到每一名贫困群众。截至2018年，全国脱贫成效显著，已有6300多万人口实现脱贫，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审计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本质属性上看，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能够预防、揭示、抵御国家治理中出现的各类问题，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从特点功能上看，国家审计接触部门多、了解情况多、实地核查多、上下联动多，通过审计可以了解各方情况、发现问题漏洞、提出意见建议。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要拓展审计监督广度和深度，加大对党中央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力度，加大对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审计力度。扶贫工作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环节，是农业农村事业最大的民生任务，加强扶贫审计是体现国家审计本质属性、发挥审计功能、落实审计职责的必然要求。

二、国家审计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

精准扶贫是一项由多部门联合开展的系统工程，国家审计由于其本质属性和功能的特殊性，在扶贫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助力贫困人员的精准识别。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的首要前提，是实现“扶真贫、真扶贫、真脱贫”目标的基础，识别贫困人员数据是制定扶贫政策、落实帮扶措施的重要依据。在实际操作中，对贫困人员的认定实行属地化管理，具体由市县部门开展，通过“个人申请—提供材料—民主评议—审核审批—公示公布—档案管理—事后监督”等环节进行认定。在认定过程中，市县扶贫部门大多停留在对上报材料真实性、完整性的审查，并未关联匹配其他部门掌握的数据，导致最终认定的贫困人员名单不精准。审计在核查中，将多个政府部门提供的信息数据与现有贫困人员数据进行核对，以核实贫困人员的认定是否精准，如将贫困人员数据与工商部门企业注册数据、税务部门缴纳个人所得税数据、财政部门财政供养人员数据、公安部门死亡人员数据、交警部门车辆登记数据、住建部门房产登记数据等分别进行核查比对。经过比对，发现贫困人口中存在经商办企业人员、高收入人员、财政供养人员、已死亡人员、拥有高档轿车人员、拥有商品房人员等情况。（二）规范教育补助的精准发放。扶贫先扶智，要解决贫困地区代际传递问题，教育普及是重要方式和有效手段。教育扶贫主要针对农村贫困家庭子女上学问题，要求实现控辍保学、应学尽学，切实减轻贫困家庭上学负担。目前，扶贫教育补助的发放涵盖学龄前至大学全过程，使贫困家庭子女上学得以保障。但实际中，仍然存在扶贫教育补助发放不规范问题。审计在核查中，通过将教育部门的历年扶贫教育补助发放情况数据与扶贫部门的贫困户家庭信息数据进行比对，发现存在部分贫困家庭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未获得教育补助，而非贫困家庭子女获得补助的情况。同时，将贫困户家庭信息数据与教育部门的学籍信息数据进行比对，发现存在部分义务教育阶段的贫困家庭子女辍学情况。此外，结合贫困户家庭信息数据及高中毕业生大学录取数据，与历年教育补助发放情况进行比对，发现存在部分贫困大学生未获得补助的情况。（三）推动扶贫资金的管理完善。扶贫资金是财政专项资金，在实际操作中，扶贫资金的发放由各级财政部门负责，具体的管理使用由各级扶贫部门主导。如何让扶贫资金落到实处，让贫困群众享受到实际的帮扶政策，使扶贫资金产生最大效用，取决于资金能否按时、准确发放和规范管理使用。现实中，往往存在财政部门扶贫资金结余过多、扶贫部门对资金的管理使用不规范等问题。审计在核查中，通过调取当地财政部门的预决算报表、财政指标支付进度情况，发现部分市县、乡镇存在扶贫资金结余过多、许多扶贫补助资金应发未发、扶贫项目进展缓慢的问题。通过调取各类扶贫补助标准制度文件，向扶贫、住建、教育、医疗等部门了解扶贫专项资金的具体使用状况，发现部分市县存在盲目提高标准、吊高群众胃口，多发、错发补助资金的情况。而在扶贫资金具体使用中，投入企业用于产业扶贫项目的资金缺少有效监管，企业对扶贫资金任意使用，财政资金的安全存在风险隐患。（四）核查产业扶贫的绩效水平。产业扶贫是通过产业项目带动贫困户发展的扶贫方式，使贫困户既能获得项目经营产生的分红收益，又能掌握一定的生产技能，实现给贫困户“造血”的目的。具体而言，产业扶贫采用“农户+合作社”的运作方式，通过将扶贫资金投入各类农业种养殖合作项目，让贫困户参与到项目的生产经营中。而在实际运行中，产业扶贫由各市县扶贫部门主导实施，村镇确定拟实施的产业项目，上报扶贫部门，审核立项通过后，报财政部门申请拨付资金。在实施过程中，会出现一些产业项目经营不规范、绩效较低、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审计在核查中，采取项目绩效评价与实地调研的方法实施审计。首先，审计人员调取扶贫部门历年的产业扶贫项目实施情况表，对各类产业项目进行整理、分类和筛选；其次，调取财政部门出具的产业扶贫项目绩效评价报告，对绩效评价较低的项目予以重点关注；再次，实地调研重点关注的产业项目，查看项目的运作模式、经营收益情况、贫困户参与情况等；最后，通过分析和实地调研，发现产业扶贫项目存在以下问题：合作化模式下，贫困户很少参与到项目的种养殖经营中，自我发展能力不足，呈现“输血”状态；许多项目的产品销售情况不佳，投入的扶贫资金不具备长期效益；部分合作社未与贫困户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贫困户的利益缺少保障。（五）监督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农村危房改造是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重要一环，是改善贫困户基本居住条件的重要措施。危房改造需经过“个人申请—村级评议—镇级审核—县级审批—市级备案—公示公布—组织实施”等环节开展，改造工作申报人数多、投入资金大。在农村危房改造中，存在村干部优亲厚友，同一家庭、同一人员重复申报危改资金，提高改造标准等情况，造成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损失浪费。审计在核查中，对于不同年度农村危房改造数据表，利用与危房改造人员的身份证号进行关联，发现存在同一人员重复申请危改资金的情况；通过将历年农村危房改造数据表与农村户籍信息表进行关联，发现存在同一户家庭以不同家庭成员的名义重复申请危改资金的情况；通过将历年农村危房改造数据表与住建部门危房鉴定等级表进行关联，发现存在鉴定为局部危险的房屋按照拆除重建的补助标准进行危房改造，随意提高补助标准的情况；通过将上述问题疑点情况与村委两级干部信息表进行关联，发现存在村干部优亲厚友的情况。

[论文关键词]农村金融小额信贷扶贫

[论文摘要]为解决我国落后地区人口的贫困问题和弥补信贷扶贫政策的缺陷，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引进并推广农村小额信贷扶贫模式。由于小额信贷成功解决了长期以来扶贫资金使用中的“三低”（即资金到户率低、资金回收率低、项目成功率低）问题，提高了资金的扶贫效益和经济效益，这种扶贫方式受到了广泛的称赞和肯定。

一、小额信贷外部环境的问题及原因

（一）市场经济体制问题

市场经济是小额信贷运作机制的载体，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扶贫资金的筹集、运用和管理才有可能摆脱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建立起缓解贫困的目标体系；也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才可能打破部门垄断，农户的经营行为才有可能完全独立自主，才有可能获得除去资金以外，更多相应资源的能力；此外，也只有通过市场机制，小额信贷机构本身才能实现优胜劣汰，可持续发展。

我国尚未建立完整的市场经济体制，贫困地区的市场机制发育更为缓慢，在这种情况下，小额信贷的缓贫效果必定大打折扣。如贷款到达农户手中后，在其它生产要素当地欠缺的情况下，如何获得这些生产要素就是一个大问题。目前市场化改革的不配套，已严重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包括过去片面采取“西化”发展战略造成城乡“二元结构”，以及既得利益部门的抵制等。

1花垣县基本情况

全县人民经过60余年的水利建设，特别是“十二五”期间，借助西部大发展的东风，水利设施总体布局基本形成，全县范围内基本形成了以水库为骨干、塘坝为基础、蓄引提并举、大中小相结合的灌溉体系。花垣县位于湖南西部边陲，水利基础设施薄弱，特别是水资源短缺且分布不均，造成全县农业生产条件差，经济发展缓慢，群众生活困难。“十二五”以来，在县委、县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项目建设年”为抓手，不断拓宽思路、创新机制、集中连片、重点打造，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2小型农田水利和贫困村基础设施现状

（1）农田水利设施基本情况。全县共建中、小型水库52座，其中：中型水库3座，中型水轮泵站1座，小（I）型水库10座，小（II）型水库39座，总库容11411万m3，有效库容8968.5万m3，设计灌溉面积0.687万hm2（10.31万亩），工程完好率75%。骨干山塘243口，总库容132.73万m3，设计灌溉面积541.3hm2（0.812万亩），工程完好率71%；小型水轮泵站75处，设计灌溉面积313.3hm2（0.47万亩），工程完好率51%；小型堰坝引水工程666处，工程完好率48%。大小渠道252条，总长1458.5km。其中明渠142条长1439.93km，工程完好率46%；隧洞35处长8685m，工程完好率61%；倒虹吸管40处长7572m，工程完好率66%；渡槽25处长2315m，工程完好率68%。花垣县内有大型灌区1处，酉水灌区（包括小排吾灌区、红卫提引联合灌区和兄弟和水库灌区），在花垣县内的设计灌溉面积0.534万hm2（8.01万亩），实灌面积0.26万hm2（3.91万亩），灌溉范围包括排吾乡、雅桥乡、猫儿乡、龙潭镇、道二乡、花垣镇、团结镇、长乐镇、边城镇。花垣县内有中型灌区2处，分别是莲花山灌区和广车灌区，莲花山灌区设计灌溉面积986.67万hm2（1.48万亩），有效灌溉面积353.33万hm2（0.53万亩），实灌面积280hm2（0.42万亩），灌溉范围包括吉卫镇、补抽乡，现有骨干渠道2条，总长度45.40km，其中防渗衬砌长度为8.17km，衬砌率为18％；有渠系建筑物22处，其中流量在2m3/s的渠系建筑物，目前建筑物完好率为45％；灌区范围内已发展田间节水灌溉面积53.3hm2（0.08万亩）。广车灌区设计灌溉面积826.67hm2（1.24万亩），有效灌溉面积553.33hm2（0.83万亩），实灌面积293.33hm2（0.44万亩），灌溉范围包括麻栗场镇、雅桥乡，现有骨干渠道2条，总长度38.2km，其中防渗衬砌长度为6.88km，衬砌率为18％；有渠系建筑物19处，其中流量在2m3/s的渠系建筑物，目前建筑物完好率为52％；目前完成高效节水灌溉面积约336.67hm2（0.505万亩），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838.93hm2（1.2584万亩）。全县干流长度在5km以上的河流32条，水能理论蕴藏量为14.32万kW，技术可开发量9.1万kW。到目前为止，全县共开发水电站22座，装机总容量3.33万kW，占技术可开发量的36.59%。电站年平均发电总量为1.10亿kW•h。（2）贫困村基础设施基本情况。花垣县目前有贫困人口4万多人，占农村人口的23%，是全国低收入贫困人口比例的三倍多。花垣县有162个贫困村，占整个行政村总数的56%多，全国有重点贫困村14.8万个，占行政村总数的21%，花垣县贫困村的比例比全国高出两倍多。花垣县计划到2017底摘除贫困县帽子，农村贫困发生率减少到3.8%以内，贫困人口下降到0.99万人以内。全县162个贫困村，2016年第一批退出贫困村93个，减贫25000贫困人口以上，2017年第二批退出贫困村69个，减贫剩余贫困人口的22109人。目前已经实现乡乡通等级公路，村级公路和村间道路硬化率81%。“十二五”期间，截止2016年底，全县162个扶贫村新建及改造渠道145.025km，配套渠系建筑物新建改造627处。除险加固整治重点山塘61口，整治小溪坝12座，新建排涝渠12.05km，新建水窖138口，灌溉蓄水池8口4150m3，新修引水隧洞工程1处6km。

3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统筹规划问题。“十二五”期间，花垣县大部分基础设施项目已基本由县委、县政府统筹规划，但仍然存在不少漏掉村，特别是一些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落后的贫困村。一部分单位申报项目选在经济相对发达、基础设施条件好的地方便于出成绩，一部分单位不愿得罪人仍然沿用“撒胡椒面”办法，造成项目建成后，效果不明显，发挥不出应有效益。（2）资金政策问题。由于经济差距问题，湖南省除少数县市外大部分地方财政收入都无法和发达地区相比较，虽然在人饮安全、水库除险加固等项目已经基本取消了地方配套资金，但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项目仍然存在部分配套及投工投劳，由于本身就是国家贫困县，县级配套根本难以到位，加上贫困村原就是因为农民收入低，青壮年劳动力基本外出务工，在家都是老小，投工投劳属于“纸上谈兵”。（3）建后管理问题。工程管理机构不健全，规范化管理滞后。12个乡镇无明确管理机构，工程无固定专业管理人员，缺少必要的监测设施和管理资金，对工程设施维护管理全靠政府投入，投资渠道单一化。但由于政府投入极其有限，无力对工程进行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管理，只能采取“头痛医头，足痛医足”的近利办法进行简单维护管理，使得工程整体功能严重下降，农民用水户协会形同虚设，难以正常运作。

摘要：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职业教育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精准扶贫中起到扶“志、德、才、技”、扩大教育消费需求、提升人才质量、降低社会经济管理成本以及环境绿色发展的作用。国家需要转变扶贫思路，从制度、政策、内容、形式等方面强化教育精准扶贫理念、加大农村贫困地区教育精准扶贫实施力度，制定相应的职业培训体系和协调机制，实施“三个共建”、严把经费使用与管理关，开发民办学校扶贫潜力，以加大农村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力度，开创精准扶贫的新思路。

关键词：农村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作用；思路；对策

现阶段，国家大力重视农村的精准扶贫工作，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和攻坚环节。几年的实践和探索，精准扶贫工作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从长远来看，教育元素特别是职业教育元素并没有列入精准扶贫的重大项目之中，国家也没有出台与职业教育相关专项政策以及专门扶贫经费预算和支出项目。职业教育的精准扶贫具有长效机制，其主要功能是培养技能型人才，精准针对扶贫对象，使农村贫困家庭子女接受相关职业知识与职业技能教育，脱贫致富能力得到提升，因此是最有效的“造血式”扶贫。当前职业教育在增加贫困个人的经济性资本、符号性资本以及缄默性资本方面成效显著，但在精准聚焦、拔根除贫和长效保障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客观困难〔1〕。为助推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效用，研究其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思路以及路径尤为紧迫与重要。

一、职业教育在精准扶贫中的战略性作用

（一）职业教育可以对贫困地区做到扶志、扶德、扶才、扶技。职业教育的特点是职业技能的培养与提高。通过对贫困地区贫困家庭子女进行系统的职业教育，不仅使其掌握个人生存与发展的必备知识与技能，还使其精神强大起来，立志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因此，在贫困地区加大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力度，能够从总体上提升贫困地区高技能人才的培养质量，达到扶志、扶德、扶才与扶技的目的。（二）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有利于扩大教育消费需求。在贫困地区重视和发展职业教育，主要是发展当地的职业中专、职业大专教育，做到有计划、有层次、有目标，同时加强职业技能实训实践基地建设，加大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力度，这样可以直接增加贫困地区人口的消费需求，引导当地农民把有限的消费投入到职业教育的正当消费中去，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农村的封建迷信、麻将赌博、婚丧娶嫁等不正确消费，可为经济增长提供充足而持续的消费动力，也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的社会风气和精神面貌。（三）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有助于提升贫困地区人力资源质量。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贫困极大影响着个体生长发育和身体健康。美国科学研究会的最新成果研究表明，农村贫困环境成长中的孩子相比于城市里富裕家庭的孩子，在智商、情商上普遍落后，而且这种差距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翻倍，这也就意味着在贫困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在身心发展、智力支持和社会交际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通过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可以不断提升贫困地区人口智力水平，拓宽人力资源开发渠道，增强贫困地区人力资源质量。（四）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有助于降低社会经济管理成本。贫困有可能会加剧社会物质价值升值、精神价值贬值的不利现象。当今社会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各行各业盲目追求“短、平、快”带来的即时利益，不知不觉地加快了投机行为。有关研究表明，在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下，社会的焦虑感会普遍上升。教育过程本身是管理过程，通过职业教育的精准扶贫，孩子们接受教育，就是接受管理，就无机会去做危害社会和自身的事情。所以在贫困环境下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可以保护弱势群体权利免受侵犯。同时随着社会保障费用投入的不断加大，缓解了贫困人口对生活的畏难情绪和急功近利思想，增强了人们劳动创造价值的自信心，无形中降低了社会经济管理费用和成本投入。（五）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有助于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是非常脆弱的。传统生态扶贫发展进程还存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较为严峻、建构生态扶贫体系面临社会阻力、生态扶贫的整体运行机制亟待完善、加快贫困地区生态扶贫政策的顶层设计迫在眉睫等主要问题。绿色减贫是脱贫攻坚战的价值取向，职业教育可以系统了解脱贫攻坚战中绿色减贫的内涵、定位及其价值，系统灌输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的意义，利用职业教育所学的技能和知识，改变命运和环境，而不是靠过度的破坏环境来维持生存。

二、职业教育助推精准扶贫的基本思路

摘要：自市场竞争机制引领金融界以来，以“三农”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农村信用社便开始了改革。将农村信用社易名为农商银行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都是新疆农商银行为了保住既有信贷受众的同时，又能相应的拓展信贷市场。当下，以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倡导“精准扶贫”大政，是新疆农商银行拓展信贷市场、巩固“三农”服务阵地的又一契机。为此，新疆农商银行在“精准扶贫”攻坚战中的自我建构就势在必行。

关键词：新疆；农商银行；精准扶贫；自我建构

2001年，我国在常熟、张家港、江阴三市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将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简称农商银行。最重要的是，邮政储蓄、村镇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与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构成了争奇斗艳的局面。农商行定位的主要服务对象是“三农”和中小微企业。农业、农村和农民是我国整体发展中非常重要的基础部分，是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关注的焦点，也是当下党中央精准扶贫的重点对象。在新形势下，如何继续在国家“三农”政策和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抓住机遇，既能在“三农”金融活动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又能壮大和发展自己，不被邮政银行或村镇银行取代，是一个值得天山农商银行深刻思考的问题。

首先，天山农商行的员工，需要树立竞争意识，需要充分认识到农村信用社时代一家独大的经营模式和单一的信贷产品都已经不适应当下的新形势了。否则，员工的思想很难统一。为此，天山农商银行多次组织员工学习国家宏观政策，了解新疆经济发展趋势以及精准扶贫工作带来的契机等，综合分析了银行服务“三农”的重要意义。提出了践行普惠金融政理念，深耕“三农”市场，稳定壮大农村业务市场的奋斗目标。

其次，面对竞争，“当下的银行业都是同质化竞争，大家做同样的事，在一个问题上很难胜出……只有发展特色业务，形成差异化竞争，才能成为赢家”。因此，天山农商行充分认识到，为了能够更好地在精准扶贫工作中胜出，积极开发适应“三农”的金融产品，主动满足“三农”需要，助力“精准扶贫”，突出产品特色，才是当务之急。比如：天山农商行通过积极搭建“农贷通”存贷平台，开展电子银行业务，拉动第三方支付等多种投资融资和结算方式，主动为客户提供资产评估和管理，开通网上银行、移动、电信和联通等渠道的电话银行，设立自助银行等多种便捷服务模式以及抵押循环贷款等产品服务，以及首款惠农和互联网+产品等。天山农商行还紧紧围绕城镇化建设，积极支持农民安居工程，开发了农户购房按揭贷、城镇住房装修消费贷、个人住房担保贷、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家庭亲情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家乐、设施农业、特色产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等，来创新信贷产品。同时，天山农商行还可以积极向内地卓有成效的农商行学习，借鉴了他们打造的“小额信用贷款、个体商户评级授信、小微“四贷四通”、“公司+农户”扶贫贷款等金字招牌金融产品”，以此来完善天山农商行的金融产品种类。第三，天山农商行在精准扶贫工作中需要完善组织机构。在原有组织机构基础上，需要设置专门负责“三农”工作的专门机构。这些机构全权负责农户和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信息收集及指导，经营方略培训，开发信贷产品，开拓信贷市场，培育信贷客户，以及监督管理等具体的一线工作。例如：各行社建立评级授信委员会，制定科学的行之有效的评级授信管理办法，由专门机构和人员整村逐户批量评级、批量授信，既能有效防控信贷操作风险，又能让信贷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农户和微小企业。此外，还需建立专业化农户信贷条线队伍和管理考核体系，并不断修正完善制度和流程。确保以评级授信促“三农”信贷，为“精准扶贫”工作提供长效资金链。第四，天山农商行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大力提升服务质量和服务标准。农户统一评级授信工作就是天山农商行提升服务质量和服务标准的具体措施之一。因为这些措施可以为农户和小微企业的信贷活动提供标准化、流程化、智能化、便利化的服务。农商行利用互联网开展的一系列电子信贷业务，以“农贷通”产品为契机，简化了办贷流程，提高了办贷效率，

方便了广大农户。农户和小微企业的信贷业务在“新流程、新模式、新平台”三位一体的服务体系中，充分享受了便利的高质量服务。同时，“审贷分离、高度集中、分层管理、批量授信、名单管理”等新的农户信贷管理制度和考核办法，不但减少了审核环节，也为农户节省了审核时间，有效规避了信贷业务风险，提高了农商行的社会绩效效度。此外，建立必要的正向激励及尽职免责机制，以“扩面、增贷、提质、增效”为员工考核标准，严格划分营销、审批、贷后管理等环节责任人，明确职责，尽职免责，奖勤罚懒等工作原则，充分调动信贷人员的积极性和热情。再者，天山农商行有必要强化授信农户和小微企业的考核力度，提高小额农户和小微企业主的不良贷款容忍度。2017年，天山农商行加强了对已授信未用信的50万农户营销活动的考核力度，保护评级授信结果，确保授信客户的贷款需求。同时，各行社已建立监督机制，设立举报电话。总行一旦发现对已评级授信农户“拒贷”的，必须追究责任人的责任。而对于那些帮助农户制定营销策略并获得一定收益的员工，则给予奖励。以上措施，最主要的是降低了天山农商行的信贷营运成本，使农户和小微企业获得了便利，实现了“精准扶贫”的天山农商行的社会绩效价值，实现了信贷机构和“三农”、小微企业双赢的工作目标。

内容摘要：PPT（ProPoorTourism）是第一个把反贫困和旅游联系起来的概念。但由于其带有非公平的歧视含义，已经被ST-EP（SustainableTourism-EliminatingPoverty）用法所取代。把旅游作为消除贫困的途径可以引导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走向繁荣，甚至帮助一些国家摆脱贫困。目前许多国际发展机构正密切关注这一领域，并开始帮助一些落后国家和地区实施ST-EP战略。正确把握和理解这一概念也有助于我们的政府和相关部门更好地去吸引和利用有关国际组织或基金的捐助，切实推进旅游扶贫。

关键词：PPTST-EP旅游扶贫

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中，有超过50个的旅游业产值在本国国民经济的排序中位列前三名。旅游业也是在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流中，唯一显示顺差的一项服务产业。据世界旅游组织2000年的统计，第三世界旅游业当年的顺差额达到6600万美元。然而直到21世纪初，一些援助组织和国际基金机构才意识到旅游业可以作为一种消除贫困的武器。

PPT战略的提出及其内涵

PPT（ProPoorTourismStrategy）即“有利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战略，它最早由英国国际发展局资助的贫困人口旅游发展合作组织（Pro－PoorTourismPartnership）提出，意为“引导贫困人口净利益增长的旅游”。在过去的五年中，这一概念在利用旅游消减贫困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PPT战略主要有三种类型：以提高经济利益为目标、以扩大非经济的生存利益为目标和以加强参与与合作为目标。它关注的焦点不是哪一种旅游产品或是哪一类旅游企业能带来上述目标的实现，而是到底有多少净利益的增长是为贫困人口所分享的。在我国的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中，与PPT意义最相近的词汇是“旅游扶贫”。

内容摘要：PPT（ProPoorTourism）是第一个把反贫困和旅游联系起来的概念。但由于其带有非公平的歧视含义，已经被ST-EP（SustainableTourism-EliminatingPoverty）用法所取代。把旅游作为消除贫困的途径可以引导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走向繁荣，甚至帮助一些国家摆脱贫困。目前许多国际发展机构正密切关注这一领域，并开始帮助一些落后国家和地区实施ST-EP战略。正确把握和理解这一概念也有助于我们的政府和相关部门更好地去吸引和利用有关国际组织或基金的捐助，切实推进旅游扶贫。

关键词：PPTST-EP旅游扶贫

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中，有超过50个的旅游业产值在本国国民经济的排序中位列前三名。旅游业也是在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流中，唯一显示顺差的一项服务产业。据世界旅游组织2000年的统计，第三世界旅游业当年的顺差额达到6600万美元。然而直到21世纪初，一些援助组织和国际基金机构才意识到旅游业可以作为一种消除贫困的武器。

PPT战略的提出及其内涵

PPT（ProPoorTourismStrategy）即“有利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战略，它最早由英国国际发展局资助的贫困人口旅游发展合作组织（Pro－PoorTourismPartnership）提出，意为“引导贫困人口净利益增长的旅游”。在过去的五年中，这一概念在利用旅游消减贫困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PPT战略主要有三种类型：以提高经济利益为目标、以扩大非经济的生存利益为目标和以加强参与与合作为目标。它关注的焦点不是哪一种旅游产品或是哪一类旅游企业能带来上述目标的实现，而是到底有多少净利益的增长是为贫困人口所分享的。在我国的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中，与PPT意义最相近的词汇是“旅游扶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