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项目传承范文10篇

一、“非遗”基本情况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内容丰富，项目涉及广泛。目前正式公布的非遗项目共三批，涵盖民间文学、传统音乐、民间曲艺、传统美术、传统技艺、民俗等6大类，共27个项目。经区级文化行政部门认定的区级“非遗”传承人5人。经市级文化行政部门认定的市级“非遗”传承人1人。

二、“非遗”保护、传承、发展情况

始终坚持“保护第一、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思想，由区文体广旅局牵头负责“非遗”保护、传承、发展工作，不断加大保护力度、拓展保护领域，着重在“非遗”宣传、传承推广、资源普查、遗产申报等方面用力，积极推进“非遗”开发利用。

（一）建立区级“非遗”专家库

2017年，区区级“非遗”专家库成立，经过三年发展，逐步建立了一支结构合理、专业齐全的非遗保护专家队伍。充分发挥专家力量在参与研究和制定全区非遗保护规划和相关政策文件；开展非遗咨询、评审、课题研究、学术会议、授课等方面的作用。

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简称非遗），就是保护与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修复文化生态、维护文化多样性，以及推进我市文化名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对我市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我有三点看法。

一是逐步提高对非遗保护与传承重要性的认识

首先，要正确认识保护与传承非遗一项政治任务。

非遗生长于民间，繁荣于社会，蕴涵着深刻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理念，以及爱国为民、重诺守信、勤劳勇敢等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因素，是当前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文化基础。所以，我们必须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高度出发，将国务院提出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方针落到实处。

其次，要正确认识保护与传承非遗对于建设文化连云港的重要意义，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连云港文化一直极具盛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拥有大量非遗资源。因此，建设“文化连云港”，增强文化吸引力和城市综合竞争力，就需要政府和全体市民切实增强保护与传承“非遗”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绝不能让“非遗”在我们这代人手中萎缩和消亡。

摘要：文章以入选国家级四项“非遗”保护名录研究为例，在兰州市认真落实中央以及省里关于非遗保护传承的各项决策部署，创新工作思路，加强政策扶持，夯实传承基础，注重活化利用，推进非遗保护已取得实效的基础上，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力度，丰富传承人人才培养方式、提升数字化建设能力，为未来我市的非遗保护工作提供可借鉴的对策。

关键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传承与保护；对策研究

一、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概述

在过去的农耕社会，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包含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人们的生活是一种“共生”关系，与人们的生活须臾不可分离。兰州是甘肃省会，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文化重镇，具有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创造了绚丽多彩、特色鲜明的历史文化，也孕育了丰富且极具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兰州太平鼓、兰州鼓子、兰州黄河大水车制作技艺和永登高高跷这4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其中兰州太平鼓是兰州地区特有的民间鼓舞形式，素有“天下第一鼓”之称；兰州鼓子是流传于兰州及其周边地区，以兰州方言为语音行腔的一种牌子曲类民间曲艺形式，在兰州地区曾经是家喻户晓的文化娱乐方式；兰州黄河大水车制作技艺是兰州人民在逐水而居的历史进程中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重大成果，是体现农耕文明和“天人合一”理想生活的具体实践；永登高高跷也叫苦水高高跷，是苦水街村的“二月二龙抬头”社火中一门祖辈相传的民间表演艺术。这四项入选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的项目划分为三类，目前共有国家级代表传承人6人；即民间舞蹈类：兰州太平鼓，拥有国家级代表传承人缪、魏永宏；苦水高高跷，拥有国家级代表传承人巨海全；曲艺类：兰州鼓子，拥有国家级代表传承人魏世发、陈增三；传统手工技艺类：黄河大水车制作技艺拥有国家级代表传承人段怡村。这四项也是受到国家高度重视并于第一批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行列。入选省级“非遗”保护名录的是以兰州羊皮筏子为代表的42项，目前拥有省级代表传承人31人，这些数据无不证明兰州是一个有历史、有故事、有情怀的地方。

二、入选国家级的四项“非遗”保护名录保护与发展现状

（一）整体保护状况

庄浪历史悠久，山川秀美，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边陲文化与中原文化相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织，民俗文化与高雅文化互补，构成了具有特色的庄浪文化，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文艺、民间手工技艺、民间习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庄浪文化丛林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品种多、数量大。2015年，庄浪县被甘肃省文化厅命名为“甘肃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2019年被文化和旅游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庄浪非遗的现状及重点项目传承情况

庄浪从古至今都有淳朴的民风，文化底蕴非常浓厚，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庄浪地区的人民特别勤劳淳朴，他们不仅吸取了传统中原文化的素养，还又吸收少数民族的文化精华，逐渐融合汇聚成了当地独有的地方群众文化。目前全县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项目370多个，共有14大种类，重点项目160多个。全面开展“非遗”普查以来，共认定登记“非遗”15类、500多项。其中民间文学12项，民间音乐74项，民间舞蹈3项，传统戏剧13项，曲艺12项，民间杂技9项，民间美术243项，民间手工技艺33项，消费习俗6项，人生礼俗6项，岁时节令5项，民间信仰2项，民间医药10项，民间知识12项，游艺、传统体育与竞技6项。2008年，“庄浪高台”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之后，相继有马尾编荷包、南湖曲子戏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民间故事、“花儿”、泥塑、麦秆烫画、草编、竹编民间婚礼、荞面油饦、庄浪剪纸、庄浪武术、庄浪毛笔、泥金纸织画、庄浪皮影、庄浪根雕等24项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歌谣、谚语、歇后语、方言、地摊、翻砂、陶制等40项被列入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新时代庄浪县非遗保护工作规划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精神，围绕我县“十四五”规划纲要，挖掘阐释“非遗”蕴含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部门联动、市场运作、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的“非遗”保护传承“气候”。庄浪县将在全县范围内开展“非遗”项目“进校园、进景区、进社区、进农村”的活动，注入适宜“非遗”生长的“水肥”。将“非遗”利用设施建设项目列入“十四五”储备项目库，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建设，培育一些高产值的传统美术和工艺支柱项目，培养一批“非遗”专业人才，打造几个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具有较大影响的“非遗”展示传播品牌，推出几处“非遗”景区，建设几家“非遗”展示体验中心、“非遗”传习所、“非遗”博览馆有、“乡村记忆”馆，开发几家省级“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创建一批“非遗”优秀传承示范学校、示范景区、示范社区、示范村，培育出适宜“非遗”生长的“土壤”。针对学校、景区、社区、农村的不同特点，先易后难、由点到面，分门别类地科学设置需进入的“非遗”项目，选育出优质的“非遗”“种子”。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公众人物的示范作用、先进模范的表率作用、青少年的生力军作用以及文化志愿者、文化辅导员、文艺骨干、文化经营者的主体作用，培养出优秀的“非遗”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能人”。

对庄浪县非遗传承保护及发展的思考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方针、原则和基本理念

近年来，我国积极贯彻落实《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根据我国国情和非遗的发展规律，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非遗保护工作基本方针、原则、理念，并指导了我国非遗保护政策法规、名录体系、传统工艺振兴、抢救性记录、传承人群研培等工作实践。工作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处理好非遗传承和发展的关系，切忌损毁非遗核心价值和表现形式，滥用开发非遗，切忌非遗产业化。基本原则：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基本理念：一是非遗传承要有整体文化观。非遗是我们身处其中，并以自己的日常生活来体验、实践和传承发展的文化传统；是由主体、载体和实践构成的文化现象整体，单个的工具、产品乃至技艺，可能是某种文化传统的要素，但还不是非遗的整体。在这样的非遗观下，保护非遗的工作，实际是保护人们运用相应载体开展相应实践的文化氛围。二是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生态保护理念。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环境息息相关，失去了特定的环境，便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条件。只有人的积极参与和实践，才能确保非遗的生命力，才能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断丰富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因此，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其得以孕育、滋养的人文环境一起保护，支持非遗实践回归社区，回归生活，让非遗在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体现和传承，成为人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三是非遗是实践的。实践是非遗延续的核心，是非遗活力的基本体现。四是非遗是不断发展的。传统与再创造的密切互动，融铸了文明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正因为有继承，有发展，有创造。五是非遗保护要尊重传承人群的主体地位和权利。这是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原则。

二、可行性工作和影响

（一）强化组织领导，夯实工作基础。一是政策法规体系不断健全。近年以来，省委、省政府相续制定印发了《省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实施意见》等多个非遗指导性文件。二是工作机制基本建立。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是全国第一家成立的专门的省级非遗保护机构。各市县也在群艺馆、文化馆设立了相应的工作部门。三是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及传承人制度已经建立。为加强对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管理，我省率先在全国实行了代表性传承人年度审核的“动态管理”制度，有的被取消资格，有的警告。四是财政性保障体系初步形成。（二）加强宣传展示，促进传承传播。一是展示传播活动影响力不断扩大。近年来，我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工作形式多样，亮点频现。打造了一批非遗品牌活动，如已连续举办了11届的“江西民俗文化节”，以丰富的板块呈现、精彩的项目展示、独特的互动体验而广受群众欢迎，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美誉度。在全国率先建立了省级非遗保护门户网站——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和档案资料数据库，创办了非遗微信公众平台。营造了浓厚的保护氛围，提高了社会各界支持、关心和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二是“非遗进校园”活动深入开展。面向青少年的非遗普及教育深入开展，采取日常教学、基地建设和展览、展示活动相结合等多种举措和形式，越来越多的优秀非遗项目进入校园、课堂。先后组织举办了一系列规模较大、覆盖面广、层次较高的传统戏曲进校园活动等，受到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三是挖掘整理成果成系统出版。近年来，组织全省开展非遗项目抢救性记录整理。四是构建新型非遗传承传播体系。推动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已委托部分大学和艺术职业学院开展了多期对具有较高技艺水平的传统工艺、传统戏剧传承人或资深从业者进行的研修培训。（三）遵循非遗特点，开展多样性保护。随着工作不断深入，非遗保护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保护传承方式多措并举。一是“抢救性”保护，开展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我省共有37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列入抢救性记录建设任务，由省非遗保护中心建设实施。二是“生产性”保护，开展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创建活动，命名了多个省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三是“整体性”保护，开展了省级文化生态示范区、传统节日示范地创建活动，公布了数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和传统节日示范地。四是“数字化”保护，建立了第一家省级非遗档案资料数据库，开展了非遗数字化保护，已存储了10T非遗资料。此外，还开展了近百年省级非遗传播基地、传承基地、研究基地等创建活动，使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成体系化发展。鼓励和引导一些高校、企业、社会力量参与非遗传播和保护，我省非遗保护“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保护格局正在渐入佳境。（四）注重合理利用，惠及人民群众。坚持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坚持创作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是培育了一批非遗品牌企业。发挥非遗在育民、惠民、富民方面的积极作用，从政策扶持、宣传推广等方面予以倾斜，部分非遗项目已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产业。二是坚持非遗和旅游融合发展。各种地域特色的民俗活动节庆旅游等等广受游客欢迎。三是推动传统工艺走进现代生活，开展非遗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全省文化创意设计大赛等活动，让现代设计与传统工艺相得益彰。四是坚持非遗+互联网，培育引导非遗电子商务发展，促进传统工艺品的电商平台建设。（五）围绕中心工作，服务社会发展。配合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开展规划性工作。一是积极参与国家乡村振兴、传统工艺振兴及“非遗+扶贫”等重点工作。以全国“非遗+扶贫”试点丰宁满族自治县为重点，推动全省非遗助力精准扶贫工作深入发展。二是积极推进长江流域非遗保护。以非遗深厚的传统文化滋养为冬奥会增添人文内涵。

三、工作思路及重点工作

加强非遗保护工作，是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精神，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下一步，省文化和旅游厅将全面高效贯彻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等法规，以关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有关讲话为指导，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培根铸魂，守正创新，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旅深度融合，保护和培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文化生态，支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实践，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关注和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浓厚氛围。（一）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加强对非遗保护工作的领导。强化政府主导，增强责任使命感，依法推动并监督落实各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纳入各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推动非遗保护的法制化。非遗保护作为一项社会文化事业，应坚持和完善联席会议制度，形成发改、财政、住建、教育、民宗、旅游、文物等多部门统一协调联动的长效保护工作机制，为非遗保护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推动非遗保护工作的规范化；依法开展非遗名录体系和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体系建设，并健全监督管理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推动非遗保护工作的制度化；遵循非遗自身发展规律，谋定而后动，重视保护规划的制定和落实，推动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更应重视保护规划的制定和执行，推动非遗保护的科学化；实行动态保护制度，加强对非遗项目和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动态管理，不断了解非遗发展的新动向新需求，协助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及时处理违法违规行为，推动非遗保护工作的健康化。（二）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为非遗保护提供物质保障。进一步加大非遗立法落实情况监督检查，推动落实《非遗条例》第五条“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并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增加而增加”的规定，争取省财政大幅度提高省级非遗保护专项资金，加强对非遗专项资金的监督检查，确保非遗保护工作有必要的物质保障。加强非遗基础设施建设，争取省发改、财政、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对非遗展示、展览、传习等设施建设进行调查、规范编制和实施。鼓励依托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场所以及民间博物馆、传习所等，开展非遗传习展示活动，努力突破非遗传承场地有限的瓶颈。（三）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强化非遗人才支撑。采取有计划的教育培训、理论研究评奖等多种途径，促进非遗从业人员提升自身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充分利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人才优势和科研优势，大力培养非遗保护专门人才。实施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并扩大到更多门类，最终形成覆盖非遗各门类的研培工作体系。（四）进一步转变思路，促进非遗创新性发展。一是积极拓展非遗保护传承思路，力争使我省非遗保护进入一个与时代接轨的新阶段。各级非遗保护部门将通过各种宣传展示、培训交流等途径帮助传承人群转变思路，深化对自身所传承发展的非遗项目的认识，提高再创造能力，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二是深入推进非遗进校园，力争落实到实处。与教育部门合作，编写非遗教材，在高校设立非遗专业，并给予一定的招生计划，或开设选修课，设立学分制，把非遗传播教育活动更好的纳入教学工作范围；三是宣传展示力争开启新的窗口。充分利用江西省民俗文化节、“我们的节日”等已经成熟的全省性大型非遗宣传展示品牌，在场地、规模、范围、方式等方面争取突破原有模式，将保护成果更大范围惠及人民群众，使非遗宣传展示活动成为培育社会思想道德的重要平台。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族文化与精神的承载媒介，对于国家历史和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作用。基于非遗本身的公共文化属性和无形性的特点，对其的法律保护也面临着重大挑战。而将行政法作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手段所起到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也具有重要意义。但现行的相关行政法法律规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笔者因此提出几条建议，希望可以为更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尽一份力。

关键词：行政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

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体系存在些许不足，在现有的行政法体系中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存在漏洞，这些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效果产生了负面影响。具体体现在相关行政法法律规制不完善、保护工作的实操性不强以及相对保守的理念。所以，只有进一步明确行政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性和不可代替性并完善我国相关行政法的法律规制，才能更好保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定义及特点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世界范围内需要被保护的遗产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遗产”，另一种是“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顺应可持续发展和各群体、团体和个人相互尊重需要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1]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只局限于文学、歌舞、美术、医药、体育和各种民俗技艺，其代表着人类对世界、社会生活以及自身的认识和改造，不仅承载着历史，如今也成为一种公共文化，涉及多方领域及各项重要政策。主流认识中，其具有非物质性、活态性、传承性、区域性、利益性、社会性等主要性质。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方面十分广泛，其涵盖的内容不仅包括思想文化内涵本身，还包括承载思想文化的客观事物以及人群。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存在诸多困难，不仅包括遗产本身的保护问题，更包括遗产生态中人群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被侵害等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必要性近几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紧迫性已经得到了社会的全体共识，国内学者也都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2]但其中最重要的保障还是法律强制手段，只有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才能重点打击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为。但目前法律保护领域仍面临着许多难题，譬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具有文化属性，本身也是自然人乃至群体的智力成果，那么其权利主体如何界定，相应的权益该如何享有，权利主体应当如何行使正当权利？这些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就目前而言，知识产权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主要集中在难以确定权利主体、权利客体范围不足、保护期限有限等方面。不仅如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于知识产权，其更多的是民族精神、文化的一种体现，还附带着巨大的公共利益和民族利益，带有重要的公共属性。从这一点来看，更强调私权的知识产权所保护的利益的性质与其是完全不同的。因此，相比较知识产权法来说，行政法更能起到保护作用。行政法没有知识产权法对于相关保护权利主客体范围的限制，而且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关乎国家与民族的整体利益，其保护更多是需要由政府统筹主导各项工作。不同于其他法律部门，行政法的显著特点就是调整主体，主要是国家公权力即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其特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相匹配。鉴于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尤显必要。我国《宪法》第22条明确规定，国家是各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而且国务院也出台了有关意见，明确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相关行政部门各自的作用和职能，同时将由政府进行统一组织协调，通过公权力开展保护工作，能有效调动起强大的社会资源包括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但行政法的保护当前亦面临着不足，以下部分也将就此展开讨论。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保护的不足

摘要：非遗产业化是新农村建设中开发保护非遗、发展文化产业的一项重要内容。非遗生产性保护将非遗资源转化为产品，推动非遗产业化，使非遗在生产中得到保护。宁波提出非遗“三位一体”传承模式：做到非遗项目、传承人、传承基地三联合；创建非遗展示馆，做到政府、企业、个人三联建；加强生产性保护，做到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三联动。这种模式非常有利于非遗的产业化发展和生产性保护，对非遗传承创新具有探索性的意义。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非遗产业化；非遗生产性保护；传承与创新

新农村建设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对农村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建设，最终实现把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重大历史任务，抓住新农村建设这一历史机遇，推动我国农村非遗的保护，不仅是为了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更是实现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新农村建设中非遗产业化对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意义

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任务是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从而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而非遗产业化正是新农村建设中开发保护非遗，发展文化产业的一项重要内容。非遗产业化是指由政府主导、将非遗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引向市场参与竞争，借助市场拓展非遗的生存空间。非遗生产性保护是通过“产业化”经营而达到“非遗”核心技艺和核心意蕴的保护。两者对立统一，相辅相成。非遗生产性保护是非遗产业化的前提，非遗产业化是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升华。在新农村建设中非遗产业化对非遗生产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一）非遗产业化为非遗注入新的生命力，促进农村非遗资源的开发利用

中华民族的历史悠久绵长，在历史的长河中积淀下了总量丰富、形式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体系已经基本形成，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更加完善，保护利用传承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形成了中国经验。从昆曲、书法、篆刻到二十四节气，中国目前已有39项非遗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总数为世界第一；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保护名录体系，其中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四批共1372项，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四批共1986人，（1）先后批准设立了闽南文化、徽州文化、热贡文化、羌族文化、客家文化等21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颁布实施《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对传统工艺振兴进行总体部署。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众多新的挑战。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便是其中的挑战之一，它不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发展带来冲击，也对协调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更高要求。

一、城市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挑战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农耕文明的典型代表,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在乡村。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梁漱溟也曾表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在农村。提出的“记得住乡愁”，拨动了多少人的心弦。当代民间文化学者冯骥才同样认为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都在农耕文明里，民间文化一直存在于村落里，大量从属于村落的民间文化——非遗随着传统村落的消失灰飞烟灭了。冯骥才发出这样的感叹不难理解。其实通过对近些年来各级非遗项目的了解，我们有一个印象，那就是多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产生和分布在乡村的。通常认为，乡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相伴相生的。然而，随着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提速，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城市的面积越来越大，城市化水平在不断地提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57.35%。另一方面，乡村则处在快速的衰落之中。在刚进入21世纪的2000年，我国自然村总数为363万个，到了2010年，仅仅过去十年，总数锐减为271万个。[1]7-12乡村的快速衰落，使得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来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在不断地缩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任务变得更为艰巨。此时，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实现非遗的现代转型成为我们需要直面的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江玉祥指出城市化进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存在“重申、轻保护，重开发、轻投入”的问题，城市化进程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中国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指导。[2]吴安新、邓江凌在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化的关系时，认为城市化是历史趋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化二者不该完全对立，我们要看到城市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产生助推作用的一面，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善于利用城市化带来的有利条件，并且进行现代化转型，最终才能实现城市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兼容、共生发展。[3]安丽哲以山东潍坊风筝为例，谈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城市化中要结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各种因素，发挥自身优势，实现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的转型，最终实现复兴。[4]黄江平认为城市化进程中非遗的保护存在着农村非遗的变异、城市非遗的变迁、非遗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身份认同等难题，并提出应加强非遗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等方法。[5]46-49张军军从海南城市化进程中“非遗”保护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出发，从市场化、产业化和品牌文化出发探索海南“非遗”保护和发展的模式。[6]65-70综合以上研究，我们发现有一个共同点：不论是从整体上看，抑或是从区域和局部着眼，城市化虽然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虽然现阶段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总体还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联系到身边的实际，似乎也应证了这一点。近年来，深圳在非遗保护与传承中采取了一些创新的举措，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通过对深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所采取的一些创新举措进行梳理，可以探索如何在城市化中更好地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非遗的现代转型。

二、深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深圳作为经济特区的历史只有30余年，然而在7000多年前，这里便有着人类活动。尤其是在明末清初至今的400年间，随着客家人大规模的迁入，使得深圳的文化更加的厚重和多彩。深圳名称的由来，也与客家人密不可分。在客家话中，称田野间的水沟为“圳”，这种带有圳字的地名在客家地区是十分常见的。深圳正因其水泽密布，村落边有一条深水沟而得名。如今的深圳，已由昔日的小渔村成长为与北京、上海、广州并列的全国性经济中心和国际化城市。2004年，深圳成为全国首个无农村无农民的城市。按理来说，在深圳这样一个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中，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传统文化应该是“绝缘”的。然而事实恰好与此相反，深圳的包容性使得传统与现代、东方文化与西方文明在这里完美的交融。尤其是近年来深圳重视对本土文化的挖掘和整理，使得深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研究上甚至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深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众多，自2008年至今，深圳先后公布了四批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以及项目保护单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目前已经逐步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国家级-省级-市级-区级”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现深圳拥有市级以上非遗项目59个，其中包括了大船坑麒麟舞、坂田永胜堂麒麟舞、沙头角鱼灯舞、松岗七星狮舞、下沙祭祖习俗、安琪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平乐郭氏正骨医术等7项国家级非遗项目，甘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大鹏山歌、黎围舞麒麟等24项省级非遗项目，以及西乡北帝古庙三月三庙会、平湖纸龙、观澜客家山歌等市级非遗项目28项。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正在发掘当中。深圳市在积极挖掘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同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目前全市已建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习所共有18个，“非遗”博物馆（展馆）有7家。2012年，平乐郭氏正骨法及福永醒狮两个项目保护单位成为广东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此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被列入第一批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名单，成为深圳首个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名单的研究机构；2015年，红釉彩瓷“满堂红”烧制技艺被列入广东省第二批生产性保护基地；2016年，塘朗小学被深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授予“客家山歌传播基地”，成为首家被授予非遗传播基地的学校。现在，非遗进校园、进社区及相关培训已成常态。深圳市每年用于扶持市级以上非遗项目和传承人、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非遗传承培训等活动项目的经费在不断增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上，深圳也陆续出版了一系列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成果。如天后宫博物馆先后出版了《赤湾天后宫》《赤湾天后宫志》《妈祖传》《赤湾妈祖文化》；万丰粤剧团出版了《万丰粤剧史话》；光明新区出版了故事集《陈仙姑的故事》；大鹏街道文体中心编印了《大鹏山歌》；宝安区石岩街道文体中心编辑出版了《石岩客家山歌》《石岩民间故事》《应人石传说》，福永街道出版了《福永故事》；龙华区观澜街道文体中心编辑出版了《观澜百年客家山歌》；深圳市“非遗”保护中心资助出版了重点反映深圳“非遗”内容的《深圳民俗寻踪》等。（2）综上所述，我们看到，深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传承、研究三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三、深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创新之处

摘要：为了培养兼具非遗技艺与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专业人才，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服装艺术系将非遗项目化教学嵌入传统专业教学中。文章主要研究曹州堆绣在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服装系非遗项目化教学中的应用，对曹州堆绣进行实地调研，结合服装系听障学生的特点，将曹州堆绣艺术体系与服装专业课程设置相融合。在开展项目化教学的过程中，开展教学基础、教学内容、教学成果和教学评价研究。

关键词：曹州堆绣；非遗项目化教学；特殊教育；服装专业

近年来，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服装系致力于中国传统服饰技艺和非遗文化方面的研究，多次组织师生考察和调研旗袍、泥塑、年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课程教学中，已经开展了刺绣、扎染等相关非遗课程，逐步形成了“非遗+创新”型人才培养实践教学体系[1-2]。研究曹州堆绣项目化教学，前期已经对曹州堆绣进行了实地调研，结合职业教育改革制定了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可行性论证，并对师资培训、设备完善制定了初步的方案，具备了研究的基础条件。

1应用目的

研究曹州堆绣非遗项目化教学，以进一步完善非遗传承专业课程体系，充分利用现有的课程资源，挖掘曹州堆绣的艺术特色，将曹州堆绣技艺传承嵌入相关课程，将当地非遗技能传承和非遗知识产权保护等教学内容与专业课程体系相结合，培养兼具非遗技艺与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专业人才。特殊教育学校开展非遗项目化教学，要符合听障学生身心特点和就业特点，通过非遗项目化教学，培养“能工巧匠”“非遗传承人”，提高听障学生的就业能力、就业质量，扩大就业的选择面[3-4]。研究曹州堆绣在特殊教育学校非遗项目化教学中的应用，结合国家职业教育改革政策，注重在非遗项目化教学中融入创新创业教育，在传承非遗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教育目标进行创新，积极开展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推动非遗成果转化，保护、传承、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当地文化旅游贡献力量。

2应用方法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主要采取以人为主体、借以实物这一形式进行活态传承，故传承人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本文以恩施地区非遗传承人为视角，通过实地走访调查，全方位呈现他们的生存现状，并对非遗的可持续传承提供几点思考角度。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恩施地区；传承人；生存状况

一、生存状况初探——两极差异化发展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简称“恩施州”）保留了包括土家族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竞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等众多传统民族文化遗产。目前，该地区的国家级、省级、州级、县级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已基本建立，这为传承人的生存和民间文化的传承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通过走访调查，我们发现虽同为非遗传承人，但他们的生存状况却不尽相同。在我们走访的数十位传承人和准传承人里，有自己产业的传承人通过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扬赢得了无数荣誉和商业上的成功，在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创造了不可忽视的社会效益。另外一些没有自己产业也没有参与任何文化团体的传承人连生计都难以维持。（一）歌舞类项目传承人勉强生存，后继乏人。撒叶儿嗬是土家族人过世后的一种特有的民族舞蹈和演唱形式，俗称“跳丧”，一般是一人执鼓领唱，其他人边舞边和，执鼓之人以鼓点变换曲牌。[1]黄在秀生于撒叶儿嗬的发源地巴东野三关，他先后被评为恩施州民间艺术大师、湖北省第二批非遗传承人。近些年来，他除了忙于传艺和参加各地表演活动外，便是继续挖掘和整理“撒尔嗬”的曲牌。黄在秀从业到现在带出来的徒弟累计已有几百余人，最早的18位徒弟中大部分已不再从事撒叶儿嗬相关的行业。同时，他自己的儿子也没能继承这一事业。田玉先是恩施州第五批傩戏民间艺术大师，目前会演唱41首傩戏。如今田玉先年纪渐长，希望及时将这项技艺传承下去。面对这一问题，他向当地乡政府反映过，表示要在当地立牌“国家级傩戏传承基地”，但没有收到相关部门的回应。（二）手工技艺类传承人生存状况两极分化尤甚。目前，手工技艺类传承人在生存状况上存在着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许多传承人自己创立了与自己所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相关的企业，将技艺转化成产品实物销售，并将一部分手工制作程序由机器生产替代，与市场接轨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大大提高了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也有一部分传承人始终坚守手工传承，或是仅仅将传承项目视为自己的业余爱好，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则大不如前者。中国土家族传统手工织锦（土家语：西兰卡普）是中国四大名锦之一，2006年被列于国家级非遗名录。作为来凤县土家织锦优秀传承人唐洪祥，他创办了我国土家族聚居地规模最大的西兰卡普织锦基地和湖北省唯一的西兰卡普专业厂家。该厂采取企业+基地+农户的模式，现基本定型的有200多个图案。土家族的这项传统技艺的传承形势看似一片大好，但传承人大量流失和偏老龄化的问题也较为突出，学历越高流失越快，同样存在人亡艺绝的危险。以上均是手工技艺传承人将自己的手艺做成产业，走上市场化道路获得成功的案例。在我们走访中，也有纯粹将自己的手艺或传承的文化作为爱好的传承人案例。2009年9月，吕啟文老人被评选为恩施州级民间艺术大师。他有一项技艺就是能用篆书的字体将书画编织在竹编作品上，这项技艺始创自他自己的潜心摸索。每完成一幅作品，都要经过排版、画走针图、编写篆书、锁边等四五道工序。在技艺的传承方面，他的女儿能基本掌握编织的技能，其余很多徒弟都只会编竹席而不会编字，当前该技艺的传承无疑已处在濒危的状态。

二、原因剖析

传承人的生存状况的好坏，直接决定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得以顺利的传承。同为政府认定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们的生存状况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笔者认为原因如下：（一）受传承项目性质影响。目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共分十个大类，这些非遗传承项目的难度、文化内涵、是否属于生产性项目、是否适宜采用机械化方式等等问题都会对项目的传承以及传承人的生存状况造成影响。首先，就难度而言，许多非遗项目的传承对传承人的要求非常高。他们不仅要求传承人对所传承项目发自内心的热爱，还对他们的记忆力、模仿能力、领会能力、传承中与人沟通的能力等等提出了要求。其次，就文化内涵而言，有的传统技艺类、传统音乐、舞蹈类传承人，仅仅会制作、会唱词和表演，却道不出其中内涵，说不出传承体系的发展和演变，使得传承只是流于形式而并不能触及文化根源。这些情况在县级、州级传承人和民间艺术大师中偶有存在，影响了他们知名度的扩大和自身社会影响力的提升，也会间接影响到个人物质生活状况的提高。此外，有的非遗传承项目的文化性质决定了项目传承的局限性。最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属性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对它的保护方式，保护方式的不同也影响着传承人的生活状况。目前，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上存在以下三种：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和生产性保护。[2]一些传统民间歌舞类或是民俗类的非遗项目，例如撒叶儿嗬、傩戏等，其产品只能供艺术观赏，这些项目只能通过民间艺人自身传递，并不适合用机器工业化生产和销售，进而也难以为传承人提供稳定而长期的经济收入。而另一些传统美术、传统技艺和传统医药项目虽然在传统意义上也是民间艺人手工制作、口传心授，但在不改变原制作工艺的步骤下，将一些技术要求不太高的步骤以大机器代替则可大大提高产品的生产效率，如此便可制成产品进行大规模生产。（二）受传承人受教育程度影响。教育是一种改变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途径，一种积极引导人类的思想、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积极有效的途径，而教育最基础的功能是影响经济发展。现代社会教育的经济功能主要包括：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良好的背景；提高受教育者的潜在劳动能力；形成适应现代经济生活的观念态度和行为方式。在走访中我们发现，一位传承人的受教育程度直接地影响他们对于自身所传承项目的态度和看法，以及他们对传承项目发展的专业眼光。（三）受传承人社会经历和社会活动能力影响。传承人的个人技能、其对传承项目的热爱程度是他们被评为传承人的最基本条件，除此之外，他们个人的传承能力、社会资源和社会活动能力都是重要参考指标。不仅仅生产性传承项目要想办成企业需要个人调研分析能力和集资能力，一些非生产性的传统歌舞类传承项目例如撒叶儿嗬、傩戏等，要完成一场完整的表演也需要传承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社会号召力。在项目传承过程中，很多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会由于传承人的不作为或少作为而渐渐式微，如果不接触媒体、不接受单位或个人的私人捐献、没有政府的补助和企业赞助，仅凭个人的努力是很难获得一定社会知名度和市场价值。在这一点上，对社会关系和媒体资源利用得当的传承人显然生活状况会更好。（四）受传承人级别和所在地影响。不同级别的传承人所得到的国家政府下拨的保护经费是不同的，国家级项目最高能得到一年40万元的保护经费，省级为25万元，往下则更少。落实到传承人身上，一位国家级传承人每年有8000-10000元的补助，省级则是2000元，州级为1200元，县级仅为800元。对于一些业已退休、年纪渐长的传承人来说，这些补助可大大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提高他们对所传承文化的信心。传承人级别越高，他们所受到的社会关注度就越高，得到的政府经费也就越多。同时，传承人所在当地政府和媒体部门对他们的重视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经费投入和生活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