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经济学范文10篇

摘要：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是在马克思经济学逻辑基础上提出的，这一假设主要强调了人的行为与外部约束条件的动态交互以及约束条件的动态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评价相对理性程度的多要素动态评价体系。这一研究不仅试图挖掘、提炼出马克思经济学关于经济人以及理性分析的科学内涵，而且还将对构建一个更为贴近现实、更为客观、对现实社会更具有指导意义的经济学方法论体系有所贡献。

关键词：经济人假设；相对理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假定前提条件时，关于经济人假设的理解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类认识是否定经济人假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地位，把这一假设条件看作是西方经济学特有的经济范畴；另一类认识则在批评新古典经济人假设的同时，承认并试图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理论。

笔者同意后类观点，因为马克思经济学巨大的理论包容量是任何经济理论体系都无法比拟的。如果从经济人的角度来考察马克思经济学，则可以梳理出马克思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理论脉络，这是我们构建一个科学经济人假设的重要理论根据。

一、马克思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的重要思想脉络

首先，马克思的“经济人”实际是经济关系人。马克思认为，人们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发生着两个方面的联系：一是人与自然的联系，即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生产出以物质资料为载体的物质利益，这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二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人们在与自然发生联系的同时，相互之间必然发生着一定的关系，即生产关系。为此，他指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经济关系人的根本特征是资本关系人，如他指出：“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

摘要：进入21世纪，诺贝尔经济学奖三次将奖项颁给行为财务（经济）学家，预示着财务学之行为学的转向已成趋势。本文在主线经济学的视角下，探讨了行为财务学的演化机制。通过描述行为财务学最初挑战“见物不见人”的标准财务学，到中期行为财务学自身建设，及至目前遭遇“见人不见魂”发展窘境的演变过程，进而断言未来行为财务学将成为独立学科，在主线经济学的牵引下，行为财务学必将“见人又见魂”并与标准财务学比翼双飞。

关键词：行为财务；标准财务；主线经济学；“双翼”财务学

一、概述

学术意义上的财务学产生于1958年，莫迪利尼亚（Modigliani）和米勒（Miller）的“MM”理论是其标志。经过百余年特别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财务学基本上形成了两种理论范式：标准财务学和行为财务学。前者是财务学的主流理论，后者是在批判前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严格来说，行为财务学和标准财务学同步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以Burrel教授1951年发表的《投资研究实验方法的可能性》一文为标志。但由于当时有效市场理论的盛行，加之其所依据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强大，使得行为财务学愈来愈衰微，直到1980年代才逐渐被人们所重视。截至目前，行为财务学的复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批判”，即对标准财务学的批评，以塞勒（Thaler）的“动态非一致性的实验数据”以及卡尼曼（Kahneman）和特维斯基（Tversky）的“前景理论：一种风险决策分析方法”和“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启发性偏向”三篇文章的发表为标志。第二阶段为2002年卡尼曼获诺奖至2017年塞勒再次获奖，加之2013年希勒和法码同获诺奖，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建设”，即对行为财务学本身的建设。特维斯基（Tversky）和卡尼曼（Kahneman）提出的“前景理论”（Pros⁃pectTheory）为行为财务学的建设奠定了基础，行为财务学的基本原理逐渐渗透到日常的财务研究领域，增强了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和预测力。而在参与研究的人员方面，除了心理学家，经济学家和财务学家担起了大任，理查德•塞勒（RichardThaler）创立的“心理账户”概念和“行为生命周期假说”，罗伯特•希勒（RobertShiller）提出的“投机性泡沫”和使他名声大噪的《非理性繁荣》一书，以及安德瑞•西勒弗（AndreiSh⁃leifer）结合“噪声交易者”和“套利限制”双因素构造的行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可以视为第二阶段行为财务学的标志性成果。第三阶段笔者认为将以2017年塞勒再次以行为财务学斩获诺奖为起点，其主要特征，笔者将其定义为“拓展”，即对行为财务学理论和实践的拓展，这一阶段的成果还需假以时日。本文在对两个阶段考察的基础上，尝试用主线经济学的视角探讨行为财务学的演化机理，并描述行为财务学未来的拓展路径。

二、行为财务学挑战“见物不见人”的标准财务学

行为财务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可谓以“批判性”为主，第一刀就砍向了作为财务学基础的“MM”理论。半个世纪以来，“MM”理论虽开创了财务学的历史，但由于其依赖太多的“完美”假设，也无意识地阻碍了财务学的发展。于是众多的财务学家在把各种“不完美”的因素考虑其中的同时，几乎放松了“MM”理论所有的假设条件，由此产生的许多理论流派极大促进了财务学的发展。但遗憾的是，无论是财务学面临的外部环境——资本市场，还是财务管理中涉及的内部财务决策，均有太多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的“异常现象”。财务噪声理论、分形市场理论以及市场协同理论都在不同层面批评了标准财务学，但挑战最彻底的当属行为财务学。行为财务学直接针对“MM”理论唯一没有被放松的“理性人”假设提出了质疑。斩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卡里曼在其新著《思考，快与慢》中将人的心理系统区分为“系统一”和“系统二”。“系统一”定义为情绪化决策，反映人的非理性特征，刻画人的“动物精神”；“系统二”虽定义为理性选择，但却是出自实验室环境下的理性，明显是一个建构的过程，随时都可能违背预定的理性条件。卡尼曼通过大量的心理学实验表明，82%的人在决策时接受“系统一”而15%的人接受“系统二”。于是卡尼曼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深表疑虑，他认为经济学所谓的经济人是“神”而不是“人”，进而得出心理学研究的人才是真实的普通人，而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人是为了模型化而建构的神的结论。正是源于这个基本的认知，促成他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运用于经济学的研究。简言之，卡尼曼完全否认了经济人假设，进而也全盘否认了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下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不以普通人的行为作为假设呢？这需从经济学方法论演变史中作一点说明。经济学理性主义方法论最早受到康德先验理性的影响，继而又受到詹姆斯实用主义经验哲学的左右。区别于古典经济学，19世纪末的边际革命使得“人的行为”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蓬勃兴起的“边际效用”分析说明“个人的主观存在”愈来愈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但20世纪30年代以后，新古典经济学家过度借助自然科学分析工具，使其研究方法逐步走上“实证—经验主义”为特征的形式化道路。按照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的研究，理论的价值在于其预测能力，而不在于假设的内容是否与现实吻合，但行为经济学家们不信这一套。他们认为：如果假设的内容无法判断其真假也就罢了；但如果假设的内容完全与现实不相符合，则绝不能忍受。卡尼曼、特维斯基、希勒、塞勒等行为经济学家以实验的方式逐一检验了经济人假设的内容，如逻辑的一致性、利己行为、不变的偏好、效用极大化等。他们发现没有一项经济人假设的内容能通过实验的检验。由此行为经济学经由实验的方法彻底驳斥了经济人假设的内容，也否证了经济人假设所预期的行为，即他们完全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而卡尼曼、希勒和泰勒获诺奖已经对这一问题给出了答案：人在很多时候是非理性的。于是“非理性”或曰“接近理性”成为行为财务理论的基本前提。行为财务学对标准财务学的责难，就其技术层面来说涉及太多，在此不赘述。本文仅想从理论和方法两个层面进行评价。行为产生于观念，而观念是理论的产物[1]。行为财务理论鲜明地指出标准财务将“人”定义为完全的“理性人”是大谬，这种批判是革命性的。首先，标准财务理论从假设个体理性最大化出发，本身就是一种伪个人主义哲学观。该理论认为理性人具备充分的信息，市场上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无论是管理者还是投资人都会对市场瞬息万变的的价格变化作出符合理性预期的反应，市场主体在一般平均意义上是不会犯错误的。但遗憾的是，真实的市场中这种“人”是不存在的，或者说这种“理性”是这些财务学家赋予的。即“财务学家”的理性替代了作为研究对象“人”的理性，“财务学家”的手替代了“市场”的手，财务学家的“客观知识”替代了市场上每个人的“主观知识”。进行了这样的概念偷换后，这些财务学家会假设市场主体都将按照他们设计的模型和方法作出所谓“正确”的决策。于是，鲜活的具备思想和情绪的人被抽象化了，财务学变成了“见物不见人”的学问，变成了脱离真实世界的黑板上的学问。其次，这种“学问”的直接后果是自然科学方法在财务领域的滥用。作为社会科学范畴下的财务学，其与纯粹的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上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若混淆了这一点，对于所有的财务问题一律诉之于自然科学的方法，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即使是前述获得诺奖的财务学大师，虽然他们一方面研制出了在众多假设条件下逻辑严谨的华美模型，但是另一方面这些模型在金融市场实际运用与操作中却面临着太多的局限性。概括起来有两点：一是模型在理论上运用假设将人的行为完全“物化”，有些假设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二是模型在实际操作中面临重大局限性，即使我们假设历史数据是客观真实的，仍然无法保证对未来的预期，市场稍有变化，则模型对真实数据的要求在实践中根本无法满足。最后，理论的退化加之方法的匮乏使得财务学人文主义的价值色彩消失殆尽，完全蜕变成“追求财富最大化”的工具和手段。追求利益最大化本身无可指责，但问题在于，标准财务学从来都没有相应的强调——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底线必须是法治和道德。几乎没有财务教科书会把这些基本道义、基本制度的重要性放在显著位置加以阐释，所以无论是业界还是学界出现种种财务“丑闻”也就不足为奇了。行为财务学的出现告诉我们：“人”应该成为财务学的主题，仅将财务学作为优化资金配置的技术性学科是一种理性的狂妄。人是观念的产物，财务学首先是观念的科学，它通过改变人们的财务观念进而间接改变企业，影响世界，而标准财务学已丧失了这样的功能，是到了彻底反思的时候了。

一、简要回顾

Haugen(1999)将金融理论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旧时代金融”(OldFinance)、“现代金融”(ModernFinance)和“新时代金融”(NewFinance)。“旧时代金融”代表的是上世纪60年代前,以会计财务报表分析为主的金融研究;而“现代金融学”或者也称为“标准金融”(StandardFinance),则主要以上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金融经济学为主要的理论基础,它建立在有效市场假设(EMH)的基础上,以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和现代资产组合理论为基石,着重研究理性假设条件下的价格发生机制和金融市场效率问题;“新时代金融”则以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受到关注的行为金融学为代表,其研究主题为投资者的有限理性以及无效率市场。首先,就现代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的研究内容而言,现代金融学研究的是如何在不确定的环境下通过资本市场对资源进行跨时期的最优配置,在这一点上,两者①是统一的,这意味着它们的研究必然以实现市场均衡和获得合理的金融产品价格体系为其理论目标和主要内容,其中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资产定价。那么,两者研究的差异在哪里呢?钱颖一(2002)在《理解现代经济学》一文中认为,“现代经济学代表了一种研究经济行为和现象的分析方法或框架。作为理论分析框架,它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参照系(或基准点)以及分析工具。”同样如此,在金融研究中,两者研究问题的差异性首先表现在“视角”的不同。现代金①这里指的是现代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后文表述方法相同。

融学承袭了传统经济学“理性人”的基本分析假定,建立了现代金融学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其研究范式与模型局限在“完全理性”的分析框架中,忽视了对微观个体实际决策行为的分析。Kahneman,Slovic和Tversky(2000)这样描述了人们的决策过程:“在有风险和无风险两种情况下,我们对影响决策的认知因素和心理因素进行讨论。价值的‘心理物理学效应导致人们在盈利时厌恶风险,而在亏损时追求风险。心理物理学效应导致人们过分偏好确定性事件和不可能事件,不像理性选择那样具有恒定的标准,决策问题因为不同的描述和框定①而产生不同的偏好。因此,当面对不确定情况的时候,人们的判断和决策往往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而产生认知偏差。”

其次,现代金融学研究提供了自身的“参照系”或“基准点”———有效市场理论(EMH)和基于理性人假定的预期效用理论。这个参照系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②。但是,80年代以来,EMH在理论上(套利的有效性遭到质疑)和实证检验(大量异象的出现)同时受到挑战,“非有效市场”已成为了行为金融学研究的主题之一,另外,传统的资产组合和资产定价理论均是基于预期效用理论而建立,它给出了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行为的简单精确描述。但是,现实中总是存在的系统背离独立性假定以及概率线形效用的现象③对“预期效用理论”产生了质疑,并由此产生了两个研究方向,其一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放松个人决策和偏好的有关公理性假定,试图从技术上对原有预期效用理论进行修正或替代,如扩展效用模型、非传递性效用模型和非可加性效用模型;其二是部分学者独辟蹊径,寻求对现象的合理解释以替代预期效用理论,具有代表性的就是Kahneman和Tversky所创立的期望理论(ProspectTheory)。这样,以“市场非有效性和期望理论”研究为参照系的行为金融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再次,现代金融学提供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各种图形模型和数学模型,这种工具用较为简明的图象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

除了传承这一分析工具以外,行为金融学的发展还突破了“经济学被认为是一种非实验科学”的界限,尝试运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修改和验证各种基本的经济学假设,这使得经济学研究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实验和数据搜集,从而更加可信。

一、问题的理解

汇率波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一国的国际收支能否处于平衡状态，一方面取决于该国的产业结构层级以及与此关联的技术梯度和产品进出口数量，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汇率波动对进出口产品价格的传递效应。厂商能在多大程度上将汇率对价格的影响转嫁到出口产品价格上，或能在多大程度上通过价格变动吸收汇率的影响，这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汇率传递效应。汇率传递效应既是厂商应对汇率波动的效用体现，也是厂商决策行为的结果。对于这些效用或结果，可以从不同角度或侧面进行分析。以基础理论的分析而言，我们可以联系厂商的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函数来展开。经济学界针对汇率传递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大体上是在以下两种基本假设下进行的：一是完全市场竞争、价格充分反映汇率从而购买力平价在任一时期都成立；二是不完全市场竞争、价格不完全反映汇率传递从而购买力平价并不是在任一时期都成立。这两种假设的差异，是传统宏观经济学与开放宏观经济学在分析前提上的区别。当经济学家针对某一分析参照系（如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来研究特定的经济现象时（如汇率传递效应），这一分析前提的区别，不仅会导致经济学家对特定研究对象的分析方法和分析结论的区别，而且会引致经济学家对厂商具体活动的基本行为方式的研究有着不同的侧重点。

或许是因为厂商决策行为决定汇率传递效应的显现过程并不具有直接性，经济学家对汇率传递效应的分析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汇率传递的决定因素、进出口产品的价格指数、对外贸易开放程度、厂商的定价策略等方面。①诚然，这些分析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汇率波动对出口产品的传递效应，但没有在厂商基本行为方式的层次上对汇率传递效应作出分析。针对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中国进出口产品定价的汇率传递效应，有影响的研究文献则主要集中于汇率对出口产品价格的影响机制、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国内物价水平的影响、进出口产品价格的相互作用、出口产品价格的地理分布特征等方面。②在笔者看来，无论是以传统宏观经济学还是以开放宏观经济学为假设前提的有关汇率变动之于出口产品传递效应的现有研究，基本上是以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决策理论为依据的，这样的分析框架容易忽视厂商在出口产品定价中的某些偏离理性决策的行为，难以从基础理论角度对汇率传递效应作出关联于厂商决策行为的描述。

其实，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厂商的出口产品定价，可以在理论上看成是受汇率波动驱动而关联于物价水平、产品结构、技术梯度、国际收支平衡等的函数，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以厂商行为决策的属性而言，出口产品的定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厂商的行为决策是理性与非理性的融合③。当从以上函数来认识厂商的定价决策时，我们就会注重在现实操作层面上来分析人民币升值对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作用机理；当从厂商的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期望来研究人民币升值之于厂商出口产品的定价时，就有必要在基础理论的层次上关注厂商决策行为对出口产品价格形成的作用过程。就基础理论分析与现实操作层面分析的联系而论，对厂商决策行为基础的深入研究，有利于更好地在现实层面上理解汇率波动对出口产品定价的传递效应。现代主流经济学对行为决策的分析和研究，仍然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决策理论为底蕴的，它们通过自利假设来定性决策动机和演绎偏好的内在一致性，把追求效用（利润）最大化看成是厂商理性决策的主要乃至于唯一依据。新古典经济学有关偏好内在一致性的不确定条件下选择的二元关系的理论描述，假定厂商在可供选择的全部子集中，具有能寻找到选择X子集比选择Y子集更受偏好的理性化能力；在自利动机驱动下具有这种理性化能力的厂商，会在全部子集中选择特定子集，而这个特定子集正好由选择X比选择Y更受偏好时的最大化元素组成（Richter，1971）。当我们将自利与效用最大化联系在一起，并依据偏好的内在一致性来分析行为决策时，追求自利就会使偏好成为效用的函数。这种分析方法和分析视角对于人民币升值下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的理解有以下解读：只要厂商追求自利，他们就会产生将汇率波动有可能造成的损失转嫁到出口产品价格上的偏好，并通过这一偏好和出口产品价格变动来说明汇率传递效应。从基础理论的角度来考察，出口产品价格变动能在多大程度上产生汇率传递效应，属于厂商的效用函数问题。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所涉及的效用函数，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1）如果厂商可以把汇率波动所造成的损失百分之百转嫁到出口产品价格上以至于能够实现期望的利润值，那么，相对于汇率传递效应而言，厂商的效用函数达到了最大化；（2）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如果出口产品价格变动只是部分产生汇率传递效应，亦即以美元或其他主要外币计量的出口产品价格变动导致厂商按人民币计量会出现利润损失时，厂商的效用函数不仅难以实现最大化甚至会出现较低的期望值，但根据笔者所接触的文献，有关效用函数负值的讨论比较少见，或许因为如此，经济学者在有关汇率传递效应的分析中，通常把厂商对出口产品定价的决策看成是理性行为。尽管传统宏观经济学与开放宏观经济学在汇率传递效应的基本假设上存在区别，但对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函数之于行为理性的理解，两者并不存在分歧。作为对汇率传递效应与厂商决策行为的一种分析性探讨，有必要从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函数的角度来分析厂商在出口产品定价上的行为决策属性，从而在基础理论上解说厂商出口产品定价时有可能存在的非理性决策。

二、厂商在出口产品定价中的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函数

厂商的选择偏好与决策动机、效用函数有着直接的关联，这不仅表现为决策动机会影响选择偏好，而且表现为选择偏好会影响厂商的效用函数，即厂商在不同选择偏好支配下的决策会出现不同的效用函数值。从厂商决策行为与汇率传递效应的联系来看，由于厂商面对汇率波动是在自利动机和转嫁利润损失的偏好下进行决策的，因而，可以将厂商转嫁利润损失的这种微观层次的汇率传递效应，看成是厂商决策行为的效用函数的体现。另一方面，由于在汇率波动的情况下，厂商追求利润所期望的主要路径，通常是将汇率波动有可能造成的损失转嫁到出口产品价格上，因而，可以把厂商的这种行为过程看成是厂商效用函数的实现过程。一国货币的升值或贬值所产生的在宏观层次上的汇率传递效应，主要反映在国际贸易的顺差和逆差上，这种宏观层次上的汇率传递效应是全体厂商行为决策的结果。也就是说，贸易的顺差和逆差可以看成是全体厂商行为决策之集合的效用函数。

摘要：共享单车作为能够良好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的新兴互联网共享出行模式，快速占领全国各大城市交通市场，受到广泛认可。然而，作为新兴事物，以违规使用为代表的相关问题也不断出现。本文使用行为经济学分析共享单车使用不规范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建立信用监管机制，调动使用者和企业自身监管的能力，而不是过分依赖见效较慢、存在滞后性的政府部门监管。

关键词：共享单车;行为经济学;信用监管;违规使用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传统由政府公共部门提供的市政公共单车服务得到扩展，以私营企业为主要资金和技术提供者的共享单车突破市政公共单车有桩式的限制，以无桩模式极大提高作为交通运输工具所能提供的产品完整性，使用便利性迅速得到发展。共享单车作为深入人们生活的最根本共享出行模式，为长期困扰城市交通“最后一公里”，即通勤者使用市政公交系统如地铁或公交到达站点后解决通勤目的地与站点间可达问题提供了良好的解决途径。然而，在作为新事物出现的共享单车发展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负外部性问题，诸如乱停乱放、私自占用等违规使用现象，降低了城市出行效率和城市公共资源利用效率，成为城市治理新问题[1]。为了共享单车可持续性发展，更充分发挥其便利性和绿色环保等优点，各方都极力解决上述问题。主流观点主张由政府出面规制这一自下而上发展出的自由市场乱象[2]，然而也有观点指出政府监管存在滞后性，无法满足共享单车迅猛发展的态势，而能够同时调用多方力量的信用监管可以通过用户间举报、监管和行业间监管相结合，使用积分记录和价值诱导，实现共享单车乱象的有效治理，而这一机制正是我国交通运输领域长期缺乏的市场力量[3]。

本文使用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对共享单车市场用户使用行为乱象产生的原因进行反思，证明和思考信用监管机制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性。

1概述共享单车市场

共享单车是共享经济的一种具体表现。在国外，荷兰最早推出了公共自行车出行方式，由此西方学界开始了对共享单车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的共享单车由政府免费提供，但由于缺乏管理，失窃、损毁严重等问题不得不暂停。直到1995年，丹麦首先推出有桩式公共自行车模式，使公共自行车统一管理、定点停放，共享单车的管理问题才得到大幅改善，有桩公共自行车的模式一直被沿用至今。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共享单车的管理越来越智能，GPS技术被广泛运用到共享单车的定位服务中。与此同时，随着私家车数量增加，共享单车作为一种缓解城市公共交通压力的有效手段，得到了广泛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城市建立起自己的公共自行车系统[4]。近年来，我国开始引进并发展共享单车。早期我国共享单车主要由政府出资建立，并统一管理，所有权归属于政府。随着共享单车租赁的出现，共享单车管理模式开始转为私人企业承包，不再由政府统一管理，共享单车市场在我国并未非常火爆。随着互联网与智能手机的发展，共享经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OFO、摩拜等共享单车企业以“扫码即骑、无桩停放、按时收费”的新型共享单车，成功将共享单车的发展推向高潮，这一新型共享单车模式得到迅速的普及并开始向海外输出。但与此同时，互联网共享单车的模式也并未完全解决共享单车的管理问题，共享单车损毁、丢失等问题依然亟待解决[5]。

保险是一项风险转移的商业活动。由于风险无所不在无处不有，理性的人们应该厌恶风险[1]，需要丰富多彩的保险产品规避风险。这正是保险公司存在的理由。

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的经济行为往往是非理性的——这是心理学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面对风险决策，人们是会选择躲避呢，还是勇往直前？保险公司如何面对客户非理性——甘冒风险拒绝保险的行为呢？

一.人的非理性拒绝保险

让我们来做这样两个实验。一是有两个选择，A是肯定赢1000(1000,1)，B是50％可能性赢2000元，50％可能性什么也得不到(2000,0.5)。你会选择哪一个呢？超过80%的人都选择A，这说明人是风险规避的。二是这样两个选择，A是你肯定损失1000元（-1000，1），B是50％可能性你损失2000元，50％可能性你什么都不损失（-2000，0.5）。结果，超过70%的人选择B，这说明他们是风险偏好的。

可是，仔细分析一下上面两个问题，你会发现他们是完全一样的。假定你现在先赢了2000元，那么肯定赢1000元，也就是从赢来的2000元钱中肯定损失1000元；50％赢2000元也就是有50％的可能性不损失钱；50％什么也拿不到就相当于50％的可能性损失2000元。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人在面临获得时，往往小心翼翼，不愿冒风险；而在面对损失时，人人都成了冒险家了。这就是卡尼曼“前景理论”的两大“定律”。

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以表彰他在实验经济学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实验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工作者仍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本文将对实验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基本方法及主要特点作简单介绍。

一、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

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是在可控制的实验环境下对某一经济现象，通过控制实验条件、观察实验者行为和分析实验结果，以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或提供决策依据的一门学科。

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固守着经济理论难以实验的思维定式。

弗农·史密斯教授敏锐觉察到实验经济理论的作用，并首次付之于实践。他在亚利桑那大学十一个班级进行了长达六年的实验，验证了竞争均衡理论。据此实验所撰写的论文《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在1962年的《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诞生。此后，实验经济学开始运用于验证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弗农·史密斯的“口头双向拍卖市场实验”提出了市场参数完全有可能影响均衡产出收敛性的结论；赫伯特·西蒙根据博弈实验结果分析了存在性理性（SubstantiveRationality）和程序性理性（ProceduralRationality）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的实验经济学主要局限在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领域，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理论自身的缺陷影响可实验性，研究过程往往是从假设前提出发，然后运用复杂数学推导出相关命题。由于假设前提的高度抽象，无法在实验室里得到证实，因而相关命题也就无法实验。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

保险是一项风险转移的商业活动。由于风险无所不在无处不有，理性的人们应该厌恶风险[1]，需要丰富多彩的保险产品规避风险。这正是保险公司存在的理由。

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的经济行为往往是非理性的——这是心理学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面对风险决策，人们是会选择躲避呢，还是勇往直前？保险公司如何面对客户非理性——甘冒风险拒绝保险的行为呢？

一.人的非理性拒绝保险

让我们来做这样两个实验。一是有两个选择，A是肯定赢1000(1000,1)，B是50％可能性赢2000元，50％可能性什么也得不到(2000,0.5)。你会选择哪一个呢？超过80%的人都选择A，这说明人是风险规避的。二是这样两个选择，A是你肯定损失1000元（-1000，1），B是50％可能性你损失2000元，50％可能性你什么都不损失（-2000，0.5）。结果，超过70%的人选择B，这说明他们是风险偏好的。

可是，仔细分析一下上面两个问题，你会发现他们是完全一样的。假定你现在先赢了2000元，那么肯定赢1000元，也就是从赢来的2000元钱中肯定损失1000元；50％赢2000元也就是有50％的可能性不损失钱；50％什么也拿不到就相当于50％的可能性损失2000元。

一.人的非理性拒绝保险

让我们来做这样两个实验。一是有两个选择，A是肯定赢1000(1000,1)，B是50％可能性赢2000元，50％可能性什么也得不到(2000,0.5)。你会选择哪一个呢？超过80%的人都选择A，这说明人是风险规避的。二是这样两个选择，A是你肯定损失1000元（-1000，1），B是50％可能性你损失2000元，50％可能性你什么都不损失（-2000，0.5）。结果，超过70%的人选择B，这说明他们是风险偏好的。

可是，仔细分析一下上面两个问题，你会发现他们是完全一样的。假定你现在先赢了2000元，那么肯定赢1000元，也就是从赢来的2000元钱中肯定损失1000元；50％赢2000元也就是有50％的可能性不损失钱；50％什么也拿不到就相当于50％的可能性损失2000元。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人在面临获得时，往往小心翼翼，不愿冒风险；而在面对损失时，人人都成了冒险家了。这就是卡尼曼“前景理论”的两大“定律”。

人在面临获得的时候，喜欢躲避风险，而在面临损失时，却又倾向于冒险了。这是卡尼曼[2]（Kahneman）与特沃斯基（Tversky）的“前景理论”[3]的重要观点。理性使我们规避风险，非理性又让我们有风险偏好。

在人寿保险行为中人们有同样的非理性行为。纯粹保障型产品没有储蓄型产品受欢迎。保险是一种损失性风险，这是由保险基本原理——损失补偿——决定的。用“前景理论”的实验描述人寿保险就是两种选择保险A有50%[4]可能死亡损失生命和1000元（保费）获得2000元（保险金），50%生存但损失1000元（保费），不保险B有50%可能死亡损失生命，50%生存而没有损失。如果把保险金当成对生命损失的补偿，那么A是（-1000，1），B是（-2000，0.5）。大部分人选择不保险B，这说明他们是风险偏好的。所以人们的非理性拒绝保险——风险规避——而寻求风险。

一、引言

经济周期（Businesscycle）：指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好像周期性发生一样，故称之为经济周期。古代经济几乎在一个水平上交替运动，比如Maddison估计1500—1820年间，西欧人均GDP增长率是0.15%，亚洲的人均GDP处于停滞，所以古典经济周期主要强调经济总量的扩张和收缩。而现代经济高速发展，远远超过古代经济增长速度，比如美国从1960年至20世纪初实际GDP平均每年约3.5%，而东亚“四小虎”每一个从1966—1990年的实际人均收入每年都增长7%以上，而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更是平均超过9%，所以现代经济周期主要强调经济增长率上升与下降的交替变动。正如1977年卢卡斯在《对经济周期的理解》中对经济周期描述为“经济周期是经济变量对长期平稳增长趋势的偏离”。

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关系之密切，下面就经济周期的原因进行探讨，其中不少也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可以一起分析以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并探讨未来中国可能需要关注的一些因素。

二、原因

1.科学技术冲击。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缓慢，由此导致了经济增长的缓慢。随着第一次和第二次科技革命，世界经济得到极大发展。一战二战的爆发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技术，特别是战后科技革命，大大刺激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战后美国利用二战所积累和德国获得的科学技术，长期增长了一段时间，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时候放缓。中国建国后同苏联密切合作，大大提升了科学技术，后来趋于平缓。改革开放后利用全世界科学技术，经济高速发展，但随着与世界科学技术的接近，经济也渐渐的开始进入平稳增长。可见科技周期对长期和超长期经济的巨大影响，往往是长期和超长期经济周期的主因。著名经济学家F.E.Kydland、C.I.Plosser提出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ealBusinessCycleTheory），认为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是实际因素（如技术、政策、自然灾害、战争等），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技术冲击，而不是名义因素（如货币量等），使一般均衡分析、实际因素和微观基础在经济周期的分析中得以复兴，并以此获得了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2.供给冲击。古典经济学认为，供给冲击才影响产出，导致经济的波动。实际上古代产出往往不能满足需求，总供给往往占主导。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以之为基础，继承了供给冲击巨大作用的观点，认为导致经济波动的实际因素，包括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变动、生产要素供给变动等供给方面的冲击。1973年、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重创了以石油为工业基础的西方国家，引发了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经济全面衰退与滞胀。中国改革开放错过了这两次石油危机，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际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比如石油和铁矿石等价格的剧烈波动必然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影响。供给不但包括原材料供给，还包括劳动力供给。20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印度等国家打开国门，据哈佛大学一位教授计算，全世界突然多出了5亿多个便宜劳动力，巨大的劳动力供给冲击降低了成本，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用RBC分析中国经济后认为，引入供给冲击改善了模型对消费的预测能力；引入供给冲击优于引入需求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