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经营论文范文10篇

一、非法经营罪之“堵截构成要件”

堵截构成要件，是大陆法系立法技术角度的要件分类形式，它指刑事立法制定的具有堵塞拦截犯罪人逃漏法网功能的构成要件，表现形式包括“或者其他型”、“持有型”、“最低要求型。(注：参见储槐植著：《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58、359页。)作为严密型法分则条文的立法方法，堵截构成要件对完善我国刑事立法较具实证意义。非法经营罪采取列举式与概括式并举的方法借以表现客观要件内涵，存在基本构成与加重构成两个量刑幅度。换言之，在非法经营罪的客观要件上，成功运用了堵截构成要件的立法方式，表现为“或者其他型”。1997年刑法典采取的是先列举非法经营行为的两种明确方式之后，次以“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概括罗列未尽的非法经营行为方式。1999年刑法修正案进一步增加“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情节严重的”作为第三种行为方式。

1997年刑法典第225条第1、2项规定非法经营两种行为的方式：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但司法实践中非法经营方式情状各异，难以以列举式予以明确概括。因而，刑法第225条第4项设定了“堵截构成要件”，即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这一概括性规定是为弥补上述两项对非法经营行为的列举而设。刑法之所以作这一概括性的规定，是为了重点打击前二类非法经营行为的同时，不使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人逃脱法网。(注：参见黄京平主编：《扰乱市场秩序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172～173页。)为适应经济生活发展变化，以立法技术采取列举与概括规定相结合的办法，便于有力打击非法经营犯罪。

堵截构成要件具备堵塞拦截犯罪人逃漏法网功能，但司法运用中存在被滥用的危险。(注：参见储槐植著：《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58、359页。储教授认为，堵截构成要件运用必须遵循两条规则：一是不到不得已时不用；二是法条本身应能明示或暗示“其他”的内涵和外延。)因此有必要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做一限定。理论上，构成非法经营罪的非法经营行为需要具备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具有行政违法性，即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或者限制性规定，行政违法是构成犯罪的必前提。第二，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包括市场准入秩序、市场竞争秩序和市场交易秩序)且达到犯罪程度的社会危害性。严重与否需要从情节和危害后果上加以限定。具体外延上，不同学者对非法经营罪对象做出了不同限定。(注：参见刘家琛主编：《新刑法新问题新罪名通释》，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621、622页；周道鸾、单长宗、张泗汉主编：《刑法的修改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489页；但伟：“论非法经营罪”，载《法商研究》1999(2)。)我们认为，没有必要也可能人为地以罗列方式穷尽“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行为对象。非法经营作为一个取消投机倒把罪后的新罪，涵盖面广泛，援引频率高，尤其是第225条第4项。作为对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具备较大社会危害性的非法经营行为定罪的法律依据，它不被认为是口袋罪但是司法实践中发挥着口袋的作用。因此，如何理解和适用“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规定，防止非法经营任意膨胀成为新的“口袋罪”，从而动摇罪刑法定的根基。这是立法者、司法者和学者们应当共同关注的课题。(注：参见陈泽宪：“非法经营罪若干问题研究”，载《新刑法研究与适用(刑法学研究会1999年年会论文集)》，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519～522页。)我们认为，认定非法经营罪应以行为时法律法规为衡平，把握非法经营罪的罪质与构成要件，对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行为进行具体的认定。

二、非法出版行为的认定

非法出版行为是指违反国家出版管理规定，从事出版、发行、复制发行等出版行业的活动，包括出版物内容违法与出版物程序违法。一般而言，出版内容违法出版物的行为采取不履行正常出版手续，即出版程序违法的问题。

论文摘要：民间高利贷由来已久。民间高利贷有利有弊，其利同普通民间借贷，可暂解燃眉之急。然而，其弊远大于其利。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该方面法律的缺失，使得民间高利贷没有得到一个较好的规制，给司法实践也带来了困扰。本文主要通过对民间高利贷的本质和社会危害性的分析，阐释将该行为犯罪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并简单提出如何完善这方面的刑法规制。

论文关键词：民间高利贷；犯罪化：社会危害性

关于民间高利贷，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有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4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民间高利贷，它不同于民间普通借款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在于它是高利率，即高于银行同期指导利率的四倍。这意味着，双方当事人合意，十倍，百倍利率的高利贷都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笔者认为，从实然层面上，剖析民间高利贷行为，其在刑法的理论上完全符合间犯罪的本质特征。高利贷不仅侵害借贷方利益，扰乱正常金融市场秩序，还易引发后续犯罪。从应然层面上看，民间高利贷应当入罪，如果刑法不对其进行规制，将后患无穷。同时，将其定为非法经营罪也是非常合理的。

一、民间高利贷具备犯罪的本质特征

民间高利贷是封建社会的残渣。在封建社会里，高利贷便是剥削者压榨劳动人民的工具。这一点可以从《白毛女》中反映出来。借贷方杨白劳便是深受其苦。在当今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达，资金流通周期短，在个人和企业融资困难的背景下，诚然，民间借贷诚如雪中送炭，暂解企业、个人资金困难。这本也是符合国家鼓励消费，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的根本精神的。但是，民间高利贷的本质已经远非民法中的自然人借款行为可涵盖，早已偏离、扭曲这一本质，成为资本睢利是图、对外肆意扩张的渠道。

(一)民间高利贷合同并非法定必然有效的合同

【摘要】近年来，网络“黑公关”现象愈演愈烈。笔者通过本研究对此类行为的刑法规制困境及如何规制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笔者对两高曾出具的“信息网络诽谤”司法解释持保留意见，认为此类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因而，笔者对如何追究此类行为的刑事责任进行了分析：笔者认为，有偿删帖行为主要涉及受贿罪；不当网络营销行为主要涉嫌虚假广告罪；网络攻击行为主要涉嫌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

【关键词】网络异化公关;受贿罪;虚假广告罪;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

一、网络异化公关行为的概述及分类

随着互联网产业的蓬勃发展，以互联网为传播媒介的网络公关成为一种新兴的营销方式，其社会影响力正在日益扩大。网络“黑公关”频繁出现并发展成为一条不健康的灰色利益链。例如“头腾大战”，这一对互联网宿敌“腾讯”和“今日头条”通过和转载大量自媒体文章来互相攻击，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4月3日至6月14日的73天里，在以“微信公众号”平台为主要渠道上，出现了超过12000篇对“今日头条”进行造谣、辱骂的自媒体文章；“今日头条”系列产品的实际运营者也通过其自有新闻媒体平台等渠道大量、传播贬损诋毁腾讯公司的言论、文章或视频。这无疑扰乱了大众的视听，也给双方的商业信誉和声誉都造成了不良影响。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例如斗鱼和虎牙、针对ofo公司的倒闭破产谣言、阿里巴巴和京东，网络“黑公关”在商业领域层出不穷。“网络黑公关”通常被学者称为“网络非法公关行为”或者“网络异化公关行为”。鉴于这些公关行为并非全部“非法”，但确实是一种变相的公关行为，因此笔者在本文中采用“网络异化公关行为”这一概念。所谓网络异化公关是指网络公关的发起者借助于数字技术和通信技术，通过夸大、捏造、散布虚拟事实来操纵网络舆论，从而达到不正当目的的一系列网络“公关”行为。笔者查阅资料，总结了目前网络上存在的较为普遍和典型的三种“异化公关”类型：第一是有偿删帖，有偿删帖通常是指一方当事人以金钱等利益委托另一方当事人，删除委托方在网络上的负面信息的行为；第二是不当网络营销，网络营销是指通过炒作使得某一话题或者某个人的知名度提高，从而使得其背后的企业或者产品知名度提高。不当网络营销则是指虚假消息进行产品或者服务的营销；第三是网络攻击行为，网络攻击行为一般是指互联网公司接受委托在互联网论坛、贴吧等社交平台诋毁委托人的竞争对手或者其他委托人指定的对象的行为。[1]由于网络攻击行为产生的负面效应高因此越来越受到很多企业的青睐。鉴于“网络异化公关”行为日益猖獗，对于此类行为的法律规制手段也被提上议事日程。虽然民事法律对次来行为的侵权责任和赔偿等事宜有所规定，但是普通的民事诉讼终究无法从根本上撼动这种“商业模式”，只有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才能形成真正的威慑力。因此，笔者在下文中将对这三种“网络异化公关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进行讨论。

二、网络异化公关行为的刑法规制困境

2.1网络异化公关行为不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实际上早在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曾就“网络异化公关行为”的刑法规制出台司法解释：《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的第七条规定了有偿删帖、虚假信息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以刑法第225条的非法经营罪进行处理。对于该司法解释学界存在两种观点：支持说的学者认为该司法解释于法有据，网络异化公关行为人和传播虚假信息，扰乱了互联网信息市场秩序，是一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将该行为纳入非法经营罪以刑法手段加以惩处，有助于揭露其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本质特征。[2]反对说的学者认为该司法解释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网络异化公关行为并没有侵害非法经营罪所保护的法益，因而对此类行为不宜以非法经营罪论处。笔者赞同反对说的观点，理由如下。[3]首先，网络异化公关行为并未侵犯非法经营罪所保护的法益。从刑法第225条对非法经营罪的规定内容看，前三项选择性构成要件以叙明罪状的方式规定了非法经营的具体行为类型，其边界是相对清楚的。存在较大争议的是第4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认定。立法机关认为这是针对现实生活中非法经营活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所作的概括性规定，这里所说的其他非法经营行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发生在经营活动中，主要是生产、流通领域；二是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三是具有社会危害性，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若仔细观察，即可得出三种行为的本质性共同点都是与市场准入和行政许可相关的事项。因此根据兜底条款的解释规则，可以推断出本条中第4项中所指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必须是违反了市场准入或者行政许可的非法经营行为。但是网络异化公关行为是一种利用在互联网虚假信息的扰乱市场秩序行为，和非法经营罪所要保护的市场准入和行政许可的法益内涵相去甚远。《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被称为是1979年刑法投机倒把罪细化后的小口袋罪，虽然以兜底条款的形式将“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描述为开放性犯罪构成，但若不加以严格限制，极容易将非法经营罪演变为新的“口袋罪”，不利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其次，从法律的效力层级来看，司法解释虽然是最高司法机关做出的解释，但是其效力低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刑法》，因此司法解释也必须遵循立法的规定。对于上述司法解释中存在的违反罪刑法定的嫌疑，笔者认为应当找寻其他的刑法路径加以规制。2.2单位犯罪。截至目前来看网络公关行为的主体基本上都是单位。如概述中所提“头腾案”，是腾讯公司和头条公司为了单位的利益的“互掐”，而不是其员工或高管为了个人利益所做出的个人行为。而在刑法中，犯罪的主体分为自然人和单位，刑法分则中的大部分罪名不能由单位作为犯罪主体。例如诽谤罪，根据刑法分则246条关于诽谤罪的规定，诽谤罪的实施主体仅为个人，因此腾讯公司和头条公司为了单位利益实施捏造虚假事实互掐的行为，由于不符合诽谤罪的犯罪主体，因而不构成诽谤罪，不能强行套用，否则就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因此，对于存在竞争关系的公司之间实施的网络异化公关行为，就存在着形式处罚的漏洞。

按照《关于印发〈区年创建全国法制城市暨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的通知》（创建办〔〕1号）精神，现将我局年上半年法制建设工作自查报告如下：

一、建立完善组织机构

局领导高度重视法制城市创建工作，立了以主要领导为组长、分管局长为副组长的法制建设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统一协调法制创建工作，并组织开展系列创建活动，保证法制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为做好安全生产法制宣传教育培训工作，制定下发了《关于做好年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工作的通知》（安监办〔〕6号），按行业系统、片区进行全员培训，截止目前，组织危化企业开展防火演练1次，征集《年安全文化论坛论文征集》活动论文14篇，组织参加省安委会《大众交通安全知识竞赛》10000份；组织各类企业进行安全教育培训10期2344人；扎实开展全国安全宣传月活动，6月13日上午，区安监局、区建设局、区交通局、区劳动局、区总工会、区质监局、区消防大队、市公安交警五分局等8家单位参加了区集中宣传点活动，现场设置咨询台8个，摆放安全宣传展板20余块，挂图16张，发放安全生产宣传资料1万余份。同日，全区所有街道办事处和部分社区在辖区设立安全生产宣传咨询点46个，全区共免费发放安全宣传资料2万余份，参与群众共2.5万人，丰富了“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内容，提高了社会群众参与安全生产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意识，增强了企业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意识。

三、开展安全生产综合治理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市场迅速崛起和发展，呈现出经营投资主体多元化、分类齐全、科技化趋向日趋明显等特点。当前，文化市场存在着一些非法经营活动，必须通过加强法规建设来解决文化市场在管理上的薄弱环节。

文化市场是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活动以商品的形式进行交换的场所及其交换关系的总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文化市场悄然兴起，一个个文化分市场便争先恐后地发展起来，先是文化娱乐市场以各种娱乐形式进人人们的生活；尔后，电影的制作、发行和放映也开始注重市场操作；随后，戏剧、戏曲、音乐、舞蹈演出也拿起了市场的指挥棒，全国范围内各种商业性演出层出不穷；特别令人目不暇接的是音像制品和商业美术品铺天盖地的蔓延，等等，各文化分市场以其独特的方式向国人展示着自己的风采。进入新世纪，我国文化市场的建设更跨人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国家到地方，都把文化市场建设纳入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并给予高度重视。本文拟就我国文化市场的特点、现存问题和发展对策做一探讨。

一、我国文化市场发展的基本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市场迅速崛起和发展，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经济。它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各项文化事业的繁荣，调动了全社会兴办文化事业的积极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经营者、竞争者跻身其中，开拓了发展文化事业的新途径。特别是新兴的文化娱乐活动进入市场以后，改变了过去那种单调、贫乏、落后的生活方式，为健康、科学、文化的现代生活方式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推动了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目前，文化市场呈现出以下基本特点。

(一)文化市场经营投资主体呈多元化发展

市场竞争要求有多元的利益主体和多元的经营投资主体。文化市场的建设和发展直接关系到国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改善，为推动文化市场建设，国家在文化经济政策、文化市场经营管理等方面都作了一系列的调整。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指导下，文化市场的投资主体日益多元化。例如，电影市场中的电影制作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包括全民所有制的各大电影制片厂的投资、地方独立制片人的投资、中外合作投资等；电影院的改建、扩建的投资，也由原来的自我投资变成社会联合投资或吸收外资投资(但不能超过49％)等；音像制品的批发、零售业投资也可以多方参与，本国人、外国人、独资、合资均可；营业性演出活动中所有制资格限制的取消，也意味着演出市场投资主体多元化趋向，等等。以广东为例，文化市场的形成打破了原来由政府独家投资的模式，出现了政府、企业、私人、外商多方投资的新格局，如音像制品租赁业几乎全为个体经营；图书销售市场已经形成以“新华”系为主导，社会其他资金(包括其他国有资金、私有资金等)介入竞争的多元化、多层面格局。这些，都向我们昭示国家、集体、个体等多种经济成分已呈并存态势，文化市场呈投资渠道多元化发展的特点。

年，我局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指导下，通过全体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按照县委、政府提出的实施“旅游文化活县”战略，着力打造“文化、风情茶乡、普洱茶都”为契机，认真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全县文化体育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

一、文化工作

(一)群众文化百花齐放

1.艺术精品迭出

年，创作音乐作品540余首，其中，茶歌、酒歌90余首，收编民族风情歌曲150余首，新创作歌曲300余首。出版了cd音乐专辑《风情老普洱歌曲选》1碟和出刊《民族礼仪歌曲集》1本。舞蹈作品20余个，所编排的舞蹈《彝山欢歌》参加全市体育系统的文艺调演获一等奖，舞蹈《茶恋》在全市首届青年演员大赛中获舞蹈一等奖。文学、论文作品40余篇，均在省、市、县级以上刊物发表。器乐作品20余支，《咪土豪些米么多》、《顺江边》、《哈尼情歌》、《啊腊达世》4个作品参加普洱市民族民间才艺大赛，其中，作品《啊腊达世》获演奏一等奖。技艺展示作品1个，剪纸技艺《孔雀开屏》在普洱市民族民间才艺大赛中获优秀奖。

2.群众活动大放异彩

摘要：本文先研究了背信罪的含义、范畴，从背信罪的内涵和外延上将背信罪区分为大背信罪和小背信罪，并指出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即小背信罪；其次，再从我国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和刑法在背信犯罪上的不平等保护两个角度论述了增设背信罪的必要性；最后，从我国民事法律的否定性评价基础、背信罪可以融入我国现行刑法体系以及不违反刑法的最后性原则三个角度论证了增设背信罪的可行性。

关键词：背信罪；民事法律；刑法体系

2007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其中明确了《刑法修正案（六）》中第169条之一罪名为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第158条之一第一款罪名为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自此，我国刑法始有带“背信”字样的罪名职称论文。

一、背信罪之概念与范畴

背信犯罪，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一般背信犯罪，即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背信罪，如日本刑法典第247条规定之背任罪、德国刑法典第266条规定之背信罪等等；另一类是特别背信犯罪，由于这一类背信行为主体身份之特殊性，或其违背的任务之特殊性，或其侵犯的社会关系之特殊性，刑法典对其另立条文作出特殊的惩罚规定，例如加拿大刑法典第122条规定了公职人员背信，这些因其犯罪的特殊性而在一般背信罪之外加以特殊规定的背信犯罪，我们将其称之为特别背信罪。

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于背信罪（指一般背信罪，下文同）的规定不尽相同，有的对其内涵限制较多，外延较窄，例如《德国刑法典》第二十二章第二百六十六条，《日本刑法典》第三十七章第二百四十七条，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背信罪将侵占罪排除在外，我们通常将这类外延较窄的背信罪称为小背信罪，小背信罪的含义为：“处理他人事务或管理、处分他人财产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人，故意滥用权限或违背信托义务，损害该人财产利益的行为”；而有的国家则对背信罪内涵限制较少，外延较宽，例如《法国新刑法典》第三卷第一编第四章第一节第314条；《加拿大刑法典》第九章第三百三十六条的违反信托罪等，这些国家的背信罪将侵占罪包含在内，我们通常将这类外延较宽的背信罪成为大背信罪。

2007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其中明确了《刑法修正案（六）》中第169条之一罪名为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第158条之一第一款罪名为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自此，我国刑法始有带“背信”字样的罪名职称论文。

一、背信罪之概念与范畴

背信犯罪，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一般背信犯罪，即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背信罪，如日本刑法典第247条规定之背任罪、德国刑法典第266条规定之背信罪等等；另一类是特别背信犯罪，由于这一类背信行为主体身份之特殊性，或其违背的任务之特殊性，或其侵犯的社会关系之特殊性，刑法典对其另立条文作出特殊的惩罚规定，例如加拿大刑法典第122条规定了公职人员背信，这些因其犯罪的特殊性而在一般背信罪之外加以特殊规定的背信犯罪，我们将其称之为特别背信罪。

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于背信罪（指一般背信罪，下文同）的规定不尽相同，有的对其内涵限制较多，外延较窄，例如《德国刑法典》第二十二章第二百六十六条，《日本刑法典》第三十七章第二百四十七条，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背信罪将侵占罪排除在外，我们通常将这类外延较窄的背信罪称为小背信罪，小背信罪的含义为：“处理他人事务或管理、处分他人财产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人，故意滥用权限或违背信托义务，损害该人财产利益的行为”；而有的国家则对背信罪内涵限制较少，外延较宽，例如《法国新刑法典》第三卷第一编第四章第一节第314条；《加拿大刑法典》第九章第三百三十六条的违反信托罪等，这些国家的背信罪将侵占罪包含在内，我们通常将这类外延较宽的背信罪成为大背信罪。

我国1979年及现行刑法均未规定背信罪，但我国现行刑法分则规定了一系列其行为实质是背信行为的罪名，即特别背信罪，有学者总结为四类：（1）图利型，包括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等；（2）违法金融行为型，包括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违法发放贷款罪等；（3）挪用型，包括挪用资金罪、挪用特定款物罪、挪用公款罪等；（4）滥用职权型，包括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滥用职权罪、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这些罪名虽未出现“背信”二字，实质上是刑法作出特殊规定的特别背信罪。公务员之家

二、我国刑法设置背信罪之必要性探讨

广东省东莞市化建公司是东莞市物资总公司所属的国有企业，主营化工原料、塑料、橡胶及制品、建筑材料，专营民用爆破器材、剧毒化学品等化工建材产品，并开展民爆器材、剧毒化学品配送服务业务。为适应经营业务需要，建有符合规范的化工、建材、民爆器材、剧毒化学品专用仓库2000平方米，购置民爆器材、剧毒化学品专用运输车辆16台，配备了相应的经营管理人员，建立了健全的规章制度。多年来，依法从事化建物资的经营和民爆器材、剧毒化学品的专营，取得一定成绩。现将我们从事剧毒化学品经营、配送服务情况汇报如下。

众所周知，剧毒化学品是极其危险的物品，若管理不善，极易发生人身伤亡事故，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东莞市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不设县的地级市，随着科技进步、IT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装饰品的要求越来越讲究，既求质量又求美观，所以东莞市电镀等行业使用氰化钠、氰化钾、氰化金钾、氰化银钾、氰化锌、氰化亚铜等氰化物的企业多达160多家，氰化物市场很大，而且又比较分散。氰化物的自身特点和东莞市氰化物需用量大、使用单位分散这一情况，决定了东莞市剧毒化学品的管理任务既十分重要又十分繁重。因此，我们公司对从事剧毒化学品的经营，一直给予高度重视，坚持依法经营，严格管理。

一、市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对剧毒化学品的经营管理

市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一直认真坚持严格依法对剧毒化学品的管理。1987年以前，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批转国家有关部门关于危险化学品管理规定；1987年国务院《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后，认真贯彻执行该《条例》和国家及省有关部门根据该《条例》制定的有关规定；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方针以来，东莞市经济迅猛发展，剧毒化学品的需用量不断增多，其经营管理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违规行为时有发生，针对这一情况，1997年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公安局物资总公司关于加强我市剧毒化学物品管理的报告的通知》（东府办[1997]42号）中规定，从整顿剧毒化学品市场、坚决取缔非法经营行为入手，规范了市场秩序。《通知》明确规定，公安部门负责对剧毒化学品的生产、经营、运输、使用和储存实施监督管理，并核发许可证；市物资总公司属下的化建公司负责统一经营，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从而剧毒化学品市场得到净化；2002年1月26日，国务院新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44号），市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认真组织学习和贯彻执行新的《条例》和配套规章，使市场经济条件下剧毒化学品的管理逐步走上规范化轨道。

在严格贯彻执行危险化学品管理法规的同时，省公安厅、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和市政府、公安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经常对我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进行检查、指导，组织省、市一些重点经营公司交流经营管理、安全管理经验。省公安厅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规定剧毒化学品实行属地管理、供应，大大加强了市公安局、各分局、派出所的管理责任，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切实做到严格管理，保证需要，确保安全。

二、我公司的经营、配送服务业务开展情况

一、单位犯罪的主体。

单位犯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

公司、企业。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公司也是企业，由于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在单位犯罪中所占比例较大，因而有必要将其摆在突出位置，这样有利于加强对公司犯罪的惩治和预防，所以刑法中将二者分开表述，以示其重要性。

事业单位。所谓事业单位是指受国家机关领导，没有生产收入，不实行经济核算，所需经费由国家开支的单位。与公司、企业不同，事业单位一般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而是注重于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有些事业单位主要依靠国家预算对其拨付经费，它们的任务只能是从事公益性事业，不参与市场竞争，因此成为单位犯罪的可能性很小；而有些事业单位能够直接参加有关的民事活动，享有民事权利，承担经济责任，甚至被推向市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虽然一般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参与了市场经济活动，是很有可能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的。

机关。机关是指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的权力部门，主要指国家政权机关，如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司法机关以及军事机关等。这里的机关应从狭义上理解，即仅指地方国家行政机关。但即使是狭义的机关，也不可能成为所有具体单位犯罪的主体。

团体。团体是指由某一行业、某一阶层的人员自主成立的组织，包括人民群众团体、社会公益团体、学生研究团体、文化意识团体、宗教团体等。与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相比，团体的结构比较松散，履行的社会职能比较特殊，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