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文化论文范文10篇

[论文关键词]法治传统法律文化借鉴

[论文摘要]推进中国法治进程，不仅需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经验，也要重视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扬弃。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在价值取向、内容和形式方面都蕴含着现代法治的资源。

如何设计和建设当代中国的法治大厦，无疑是一个政府和民众都非常关注的问题。达成共识的一点是必须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经验，因为尽管各个国家法律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同，但作为法律制度则有共同之处。正如当代美国法律哲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所说:“我以为，任何值得被称之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须关注某些超越特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性的基本价值。在这些价值中，较为重要的有自由、安全和平等。”“尽管社会秩序会因社会和经济制度的特定性质不则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我却依然相信，一种完全无视或根本忽视上述基本价值中任何一个或多个价值的社会秩序，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法律秩序。”①的确，学习和借鉴是非常必要的，但似乎另一点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那就是如何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吸收养分。笔者认为，建设当代中国的法治社会，要充分吸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因素，这不仅是因为传统法律文化已内化为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的一部分，而且无论在思想层面，还是在制度层面，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都有值得我们汲取的法治资源。

一、在法律价值取向上，整体、系统的法律价值观具有借鉴价值

在思维方式上，强调整体性、和谐性、统一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从先秦诸子的天人之辨，到汉代董仲舒“天人合而为一”命题的明确提出，再到宋明理学家“万物一体”论的形成，整体观鲜明地贯穿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全过程。《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种整体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法律的价值取向和运转模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传统法律的运作模式是，实现太平盛世，仅仅依靠法律是不够的，“礼乐政刑”交相使用才是合理可行的选择。《礼记·乐记》称:“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政、刑，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隋书》称:“夫为国之体有四焉，一曰仁义，二曰礼制，三日法令，四曰刑罚。”②后来，白居易，朱熹、丘浚等人也有类似的论述。明丘浚说:“礼乐者，政刑之本;刑政者，礼乐之辅。”③“德礼政刑四者，王道之治理之具也。”④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眼中，礼、乐、政、刑各有其功能和作用，礼乐启人向善，政刑惩奸止暴，四者各司其职，交相为用，形成一于运动的、系统的整体，从而使自然、社会、人生得以和谐，法律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在价值取向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强调“集体本位”。中国古代以家庭和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和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个人是家族的缩影，国家是家族的放大。法律的功能首先在于确立和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在确认社会总体利益的前提下来规定个人的权利义务。

不可否认，这种系统的法律价值观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伦道德对法的精神的阉割和整体性对个体性的淹没。但蕴含其中的“以整体的观点发挥法在治国和维持社会秩序中的作用”的理念，对于推进我国的法治进程仍有借鉴意义。其一，法治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由法治原则、法治制度、法治组织、法治观念、法治过程共同构成的整体，是一个由合乎法治要求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共同构成的整体，甚至是法治内部各要素及其整体与社会协调统一的整体。只有单项发展，没有全面推进，是不能建成现代法治的。其二，在司法实践中，应注意防止单纯惩罚主义，既重视依法审判，也要重视思想教育，劝人悔过自新，导人向善。其三，就法治的驱动模式而言，中国法治化应当走政府推进型与社会推进型相结合的道路，既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方向的时代责任，也需要社会民众的广泛参与，使依法治国拥有牢固的社会群众基础，进而保证法治旺盛的生命力和动力来源。其四，当前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时，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仍须把社会的安全和秩序摆在重要地位，而不是只强调个人权利与自由。现代法治已形成了一套普适性的价值体系，包括正义、安全、权利、自由、秩序等等。然而，在不同的法治模式中，体现这套价值体系的具体内容却可以有所不同。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具有独特性，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的是群体、亲情、和谐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法律所要实现的首要价值不是别的，而是社会秩序。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传统的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和心理惯性的影响，以及体现这种价值取向的习惯法或民间法在调整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都要求我们在推进法治的进程中，不能一味地追究排他性的个人本位，而是要同时高度重视社会的秩序和安全，以保障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摘要：传统法律文化是法治建设的重要本土资源，中国法治建设必须充分利用法律文化。在利用法律文化时应注意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应注意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改造。

关键词：传统法治文化；作用分析；法治建设

本世纪初的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法治现代化革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新世纪我国的治国方略和宪政目标。

一、传统法律文化包含很多优秀成分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成文法、判例法共存及制定法与民间法并列的“混合法”模式；“无讼”价值观下节约成本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守法观念；司法中“亲亲相容隐”的人伦主义；“慎刑恤狱”的司法人道主义；“实质正义”的司法价值取向；法律的“集体主义本位”；“为政在人”的人治观；“亲民”的政治道德观；法律语言的简洁；司法人员的人文素养；古代行政立法、监察制度及廉政建设及历史上“变法”的经验等等，这些都包含着符合现代法治的成分，经过改造，完全可以为当前的法治建设服务。

二、中国法治建设离不开传统法律文化

摘要: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新时期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选择。因此，坚持走社会主义法治化道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当前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但是在法治文化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一系列难以忽视的问题和挑战，因此，我们应该正视这些问题和挑战，积极采取一定的措施，为加快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奠定基础。

关键词: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依法治国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坚持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最终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就是要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化国家。当前，我国正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以及面临的现实困境，并在此基础上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已经成为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一个课题。

一、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基本内涵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它是特指在社会主义范围内，以社会主义法治基本理念为核心和要求，社会主义公民在社会生活和实践中所应遵守的法治精神和价值。具体而言，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理念和法治文化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保证。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主要体现在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理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背景下，我国法治文化建设坚持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立足点，同时将人的根本利益作为法治文化建设的出发点。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它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础。实现具有鲜明中国民族特色的法治文化建设是新时期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保证。

二、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

摘要：传统法律文化是法治建设的重要本土资源，中国法治建设必须充分利用法律文化。在利用法律文化时应注意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应注意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改造。

关键词：传统法治文化；作用分析；法治建设

本世纪初的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法治现代化革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新世纪我国的治国方略和宪政目标。

1传统法律文化包含很多优秀成分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成文法、判例法共存及制定法与民间法并列的“混合法”模式；“无讼”价值观下节约成本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守法观念；司法中“亲亲相容隐”的人伦主义；“慎刑恤狱”的司法人道主义；“实质正义”的司法价值取向；法律的“集体主义本位”；“为政在人”的人治观；“亲民”的政治道德观；法律语言的简洁；司法人员的人文素养；古代行政立法、监察制度及廉政建设及历史上“变法”的经验等等，这些都包含着符合现代法治的成分，经过改造，完全可以为当前的法治建设服务。

2中国法治建设离不开传统法律文化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在交流碰撞中融合发展，形成了中国丰富的民族文化。为了促进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建设，有必要加强民族法教学研究与实践应用，培养更多懂得民族法和具有灵活实用技巧的法律人才，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建设工作开展，推动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民族法学对民族地区法治建设及和谐社会构建工作开展有重要意义，尤其是随着社会发展，法治精神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民族法教学主要是培养民族法律人才，在少数民族地区普及法律意识，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水平。民族法学涉及的范围较广，既包括民族区域自治法，也包括民族习惯法与风俗法等。《民族法学理论与热点问题研究》一书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对民族法治建设工作开展进行了深入探究。该书是一本论文集，汇聚了民族法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论文。全书共论述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少数民族权利保障、民族地区法制实践与纠纷解决、少数民族法律人才培养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法治建设工作有较强指导价值。

任何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一定的习惯法与风俗法，相关观念也深刻且广泛渗透到该民族成员行为习惯中。在日常行为约束以及纠纷解决过程中，民族成员更倾向于使用本民族的习惯法与风俗法。为了尊重少数民族文化以及保障少数民族权利，我国基于民族平等原则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确立基本法治精神与原则基础上，对当地习惯法与风俗法进行修正与改进，剔除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容，保留与当代法治基本精神并行不悖的内容并予以完善。当今世界，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习惯法是一种现实的做法。但有些陈旧落后的习惯法理念在当地深入人心，想要扭转并不容易，因此需要法律工作者作出长期的努力。高校民族法教学不仅要让学生学习并懂得现代法治精神，更要了解民族习惯法与风俗法的特点，从而能够选择更合理、更实用的方式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普法宣传、协调纠纷和审判执法等方面的法治建设工作。若对民族法认知不深，在法治实践工作开展过程中缺乏灵活处理手段，不仅难以达到预期的法治建设工作目标，而且还存在引发群体性冲突的潜在风险，从而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在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大局中，少数民族地区法治建设是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基于少数民族法治特点与现状制定相关的法律条文并不复杂，然而法律条文最终还是需要人来宣传与执行，才能够逐步普及。基于此，高校民族法教学不仅要重视相关理论研究，更重要的是培养具有实践精神与应用能力的民族法人才。与现代化城市法律人才培养目标相比，民族法学人才在具体培养目标上有一些特殊要求，如需要学习和了解该民族的习惯法，甚至还需要学会该民族的语言等。民族法学人才的培养更有针对性，他们除了需要掌握必要的法律专业知识之外，还需要对民族社会结构、民族文化特性等有一定了解，并且愿意在民族地区长期从事法治工作。

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民族之间的融合与交流进一步增强，不同民族民众之间的冲突与纠纷也随之增多，对民族地区法治建设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民族法教学需要对新出现的情况进行及时了解和分析，找出合理的、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纠纷与矛盾的方式，推动民族地区法治建设工作进一步发展与完善。民族法教育活动开展的目的之一是培养民族法律人才，高校要注重从少数民族年轻人群体中选拔、培养法律人才。少数民族年轻人熟悉当地社会，能够更好地融入当地民众进行普法与执法工作，有利于推动当地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建设。法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和主要保障，若想提高和完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法治建设水平，推动当地和谐社会建设，就必须重视民族法教学，培养大量优秀的民族法人才充实到当地法治建设工作中，拓展少数民族地区法治建设新局面，提高当地社会治理水平，为和谐社会建设奠基。

作者：林露峰 杨丽泰 单位：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福建闽江学院本科

在应法律出版社要求撰写这篇自述性文字时，我无法掩饰自己对韩非这句名言的偏爱，将它录在了本文卷首的题记位置。毫无疑问，韩非的这一论断是十分深刻和大气的。当时，战国纷争，诸候称雄，秦王朝顺天时，立新法，励精图治，变法自强，最后终于灭六国而统一天下。但秦朝统一后，却行独裁暴政，施苛刑峻法，终致激起民变，二世而亡。“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朝兴衰强弱的原因固然很多，但行良法之治，人人奋发；施恶法之治，人人自危，则无疑是其内在的根本原因。唯有崇尚和信奉集人民之智慧、聚民族之精神、合一国之力量的良法，才能万众一心，所向披靡，推动国家走向强盛。

建国于公元1776年的美国，之所以能在短短的100多年后即成为世界首强，首功当归因于美国的开国精英们制定了一部顺应法治规律、适合美国国情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以及在此宪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法律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我有幸生活在中国有史以来真正开始从人治向法治迈进的“盛世”。“法治”已不再是仁人志士的梦想，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高度共识，是中国21世纪唯一正确的政治选择。法治正在由于我们每个公民的不懈努力，而变为可触可摸的实实在在的具体制度乃至生活方式。“奉法者强则国强”。两千多年前韩非子揭示的这一深刻道理，正在21世纪的中国再次成为现实。而我决心做这千千万万个“奉法者”中的一员，将毕生精力贡献于探索中国的行政法治之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回顾自己近20年来探索行政法治的漫漫历程，深感其间既充满了努力耕耘的艰辛，又洋溢着春华秋实的甘甜。

一、开启思想的心智

我于1958年7月7日出生于安徽省舒城县的一个干部和教师家庭。据县志记载，舒城在周武王克纣后即被立为舒国，战国时代灭于楚。汉高祖四年（公元前574年）初置舒县，翌年别置龙舒县，唐开元23年（公元735年）置舒城县，沿续至今。舒城自古以来虽未必英雄辈出，却也不乏人杰俊才。最著名的当数三国周瑜，有苏东坡的《赤壁怀古》为证：“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其文韬武略、风流倜傥的青年英才形象，跃然纸上。近代以来，舒城在教育文化上与邻县桐城一样，尊师重教的传统十分深厚。可能正是得益于这一传统，当我6岁时，因不在父母身边，就自己搬着凳子，从寄养的乡下舅奶家到二里外的村小学报名上学了。从此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学有一段时间甚至是嗜书如命。如果不是1975—1977年在本县山区插队劳动两年，我的眼睛和身体说不定会严重受损于读书。或许有这个原因，我至今对曾插队两年的山村仍有一种怀念之情。

我虽然爱读书，但与生长在那个极“左”年代的大多数青少年一样，既没有读到太多的好书，也没有真正读通书。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思想和行动带有当时极“左”年代的鲜明印记。记得我插队到山村不久，一些农民在议论年代饿死了很多人。我当时一听就大为愤怒，斥为谬论，以致双方差点动起手来。可后来才知道，我自己就差点饿死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还有一件事至今仍印象深刻。那是1976年9月9日，当我正扛着红旗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时，突然听到广播里播出主席逝世的讣告，我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竟下意识地长时间盯着太阳，看太阳有没有陨落和变色。因为在人生的最初18年里，我是听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的歌声长大的。红太阳已经成了的化身。太阳怎么会陨落呢？怎么会去世呢？这是我从来没有想也不敢想的问题。

但是，从来没有想也不敢想的问题一个又一个接踵而至。一个伟人去世了，又一个伟人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一个时代结束了，又一个中华民族的“盛世”改革开放时代来临了。我们这一代或许命运注定将要承受不同时代社会现实的巨大反差，不同时代价值观的猛烈撞击，以及不同时代人生道路的曲折多变。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在这里没有说“必先变其观念”，我也不敢说我们这一代是“天将降大任”的一代。但历史已经证明，我们这一代是在两个时代断层的挤压碰撞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勤奋、坚韧、勇于追求真理、负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品格主调。

论文关键词:法家思想现代法治影响

论文摘要:马克思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他们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现代法治是人类文明综合发展的产物,一个国家能否顺利走向法治,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历史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法家是最重视法律的,且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法治”的主张。但其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对中国古代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是有积极意义的。

引言

众所周知,法家崇尚“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本文首先探讨法家思想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生活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

1、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为进一步推进全系统法治工商建设进程和“六五”普法规划的全面实施，着力强化干部职工法治意识，提升依法行政能力，根据总局《关于加快推进法治工商建设的意见》、省委《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意见》及市《关于在全市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六个五年规划》等文件精神，结合本系统实际，现提出加强全系统法治工商文化建设的实施意见如下：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引，以“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推动法治实践”为主旨，与道德文化、廉政文化有机结合，进一步加强法治工商文化建设，增强法治工商文化的渗透力和感染力，扩大法制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促进干部职工法治意识和法律素质的提高，为加快推进法治工商建设的进程、推进转型升级综合试点改革、争创全省转型升级示范区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工作目标

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紧贴法治工商建设进程，努力发挥法制宣传教育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整合系统资源优势，不断拓展法治工商文化的覆盖面，增强法治工商文化的渗透力，促进法治工商文化理论与实践研究更加深入，法治工商文化制度建设更加完善，法治工商文化载体创新能力明显增强，干部职工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显著提高，力争在“六五”普法中期检查验收中取得好的成绩。

三、主要内容

摘要:文章从做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工作、提升辅导员、思政课教师法治素养、营造校园法治文化氛围三个方面提出培育大学生法律信仰的路径。

关键词:大学生;法治素养;培育路径

强调，法律要发挥作用，首先全社会要信仰法律。高校大学生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使命，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法律信仰会直接影响我国法治建设进程。培育大学生的法律信仰必须加强法治教育，要把握规律性、体现科学性、富于创造性，因此，高校教育工作者在日常工作中要认真研究当代大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行为特点，从“知法”、“信法”、“用法”三个层面积极开展工作，积极引导广大学生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一、做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工作，充分发挥其普及法治教育的主渠道作用

知法、懂法是培育大学生的法律信仰的前提。因此如何利用课程建设来培育大学生的法律信仰是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任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是高校对学生进行法治教育的主要课程，因此，必须加大这门课程的改革力度，实现课堂教学、网络教学、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使课程实现从法律知识教育向法律信仰教育的转变。教学方法上要从“新”字上下功夫，如教学中的讨论环节设置要新在“讨论主题”和“讨论方式”上。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讨论主题必须涵盖新的现实问题，并引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解答这些新问题。讨论方式上教师要用“互联网+”思维设定讨论方式。例如，讨论的方式可以“课下网络讨论总结+课上讨论结果展示、点评”的方式进行。课下网络讨论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可以在网络课平台上进行也可以在教师建立的课堂微信群中进行，组长负责总结讨论结果。课上讨论结果展示环节为各组组长利用PPT在课堂上展示本组的讨论结果，教师进行相应的点评。践教学中的教学方案设计要重在解决大学生实际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上，构建“认知•体验•践行”三位一体实践教学体系。例如，当前一部分大学生存在知行不统一的现象，因此，在实践教学中设计教学方案时要针对这种现象设计实践教学方案，设计方案的必须根据大学生实际情况，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进行设计。以促进学生“知行统一”为指导思想，构建“认知•体验•践行”三位一体实践教学体系。通过多样化的教学使学生在理解法律及其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的发展规律和时代价值，把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核心要义，不断增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课程设置上除了设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一门必修课外，还应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开设相关的法治教育通识选修课程，通过必修课和选修课的合理设置，把法律基本常识和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容有机结合起来。大学生知法还要在读书上多下功夫，引导学生多读书、读好书。可开展“专题参与式读书”的方式引导学生读法律相关书籍，每学期选一个读书主题，为同学推荐书目，学生撰写体会，并在班级微信群、QQ群分享，从而提升广大学生的认知水平。

二、提升辅导员、思政课教师法治素养，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引领作用

一、“双重视野”下的“中国法”

中国的法学教育是一场包含着古今“中国法”衍变与中西跨文化融合的双重逻辑推进下的法学现代化演练，而这种法学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法律“文化偏差”或者“误读”现象是中国法学教育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回顾近代以来的中国法学教育历程，几乎每一次法学教育模式的变革都会因为其中的“现代性”问题和“跨文化”视野带来各种“偏差”与“误读”。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法学教育现代变革，西方近代法学思潮涌入中国，中国开启了法学教育单向“进口”的道路。1904年，清政府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所法学教育专门机构———直隶法政学堂。随后，全国各地法政学堂纷纷设立，据清政府学部总务司编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计，1909年全国共有学堂(指高等教育层次)127所，学生23735人，其中，法政学堂47所，学生12282人，分别占学堂总数的37%和学生总数的52%［1］。所谓“政法一科，惟大学堂有之”的办学思想确立了中国现代法学的培养模式。虽然，中国法学教育“以西为师”、“以日为师”，大量派出留学生，似乎是“走了出去”，但大多学子报以法政救世的现实目的，迅猛引入西方法学理论，却又难以量体裁衣，去符合中国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进程交融的现实，以至于中国法并没有开启真正意义的国际化过程①。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逐步扩大，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和发展，中国法学教育改革再次勃兴，开始了中国法学教育近三十四年来的双向交流的教育路径。虽然这一次的法学教育改革中，由于利益格局和社会需求的多元等原因，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开始出现盲目性、功利性等问题，但是法学教育的精英化、职业化、国际化已经在法学界达成了新的共识。21世纪中国法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研究的重点应当是:提出具有先进性和前瞻性的法学教育改革的思路和方针;探讨市场经济、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法律人才培养的目标和模式;进一步研究法学专业的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提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基本内容;研究中国法学教育如何适应信息时代的科技进步，把现代信息技术运用于法学教学，实现全国法学教育资源的整体优化配置，以加快中国法学教学、科研网络建设和整个现代化进程等［2］。而“中国法”的对外教学与研究正是新一轮法学教育国际化的重要领域，其中在教学过程所面临的“文化偏差”现象，为人们重新审视中国法精神中的“古今之争”的现代性逻辑与中西法的“跨文化”视野的双重影响提供了实证研究的素

二、“中国法”的对外教学样本分析

“中国法”对外教学课程(BriefIntroductionofChineseLaw)主要面对西南政法大学对外交流的留学生，主要课程的内容包括古代中国法律思想与制度、近代中国法的变革、中国法的现代化历程以及现行中国法制度(包括中国宪法、中国立法、行政与司法制度、中国民事与刑事法律制度、中国公司法、中国合同法等部门法介绍)。课程采用英语教学，教师主讲与学生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专题学习，期末采用论文写作方式进行考查。本课题研究，抽样调查的23名西南政法大学留学生②，75%拥有本国内的法学专业学位，其中，在法学专业的留学生中，提交关于“中国法”问题的论文5篇。本文选取了其中3篇期末论文③，作为“文化偏差”现象研究的文本，并分别就以下四组“中国法”问题进行了样本筛选:(一)关于古代“中国法”文化问题中国古代法文化的精神来源问题，是留学生关心较多的一个问题，但是反映在论文中，却出现了大同小异的局面，他们直接将国外研究“中国法”问题的学者的表述应用到论文中，并形成了自己关于古代“中国法”精神来源的固定论述模式。从上述两个样本可以看出，留学生对于“中国法”精神来源的问题的认识，表现出一种固定的法律文化语境模式，即“封建主义的世界观”、“法家主义的刑罚观”和“儒家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的综合体成为古代中国法律的智识源泉。并且，学生们采用了“双重拿来主义”的方式，对古代“中国法”文化加以描述:中国现代法学学者在20世纪初对于“中国法”的认识来自于对西方学者的现代性视野的归纳，而当代的西方留学生又采用了中国学者引用的“西式”表达，使得在此问题上呈现出“千篇一律”的法文化认识。(二)关于“中国法”现代化变革问题在“中国法”如何进行现代化进程的问题上，选取的论文样本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样本3:The．首先，样本3中，学生将中国法的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因素归纳为“”的影响以及在1978年后中国开始的“经济改革”④，并将最终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作为了中国法现代化历程的主要路标;其次，在样本4中，学生又将中国法的现代化进程因素归结为对于1979年以前，中国领导人所接受的斯大林模式的放弃，并重新开始了自1950年中期开始的大规模“造法”活动。以上两种观点，已经表现出留学生对于“中国法”的多重现代化建构路径的模糊和疑惑的“偏差”认识。(三)关于“中国法”现代化目的问题就“中国法”为何进行近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建设问题，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的，留学生在论文中表达了较为一致的见解:即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必须引入以私权保护为目标的现代法律制度。不难看出，留学生们已经习惯于采用西方现代法治的传统方式指标，去描述和解释中国法律现代化这一复杂多变的进程:私有财产的保护制度，市民社会的发展状况，资本运作的安全与有效等以及对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已经成为他们衡量中国法律现代化的一些重要指标。(四)关于“中国法”现代化评价问题中国的“依法治国”战略和“人权保护”等现代法治原则分别在1999年和2004年通过宪法修正案的立法，正式列入中国宪法条款。但是，阅读留学生的“中国法”的现代化评价部分而言，并不令人满意。一方面，中国现实的法治环境和治理模式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现代法治之路的选择和最终的目标，也是留学生们产生“文化偏差”最为强烈的一个问题。［6］可以看出，关于“中国法”的现代化评价，学生们几乎采取了“屏障式”的解读方式:中国法治理念接受的被迫感，国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苏联法影响中国法最大的一部法律。在民法、刑法的制定和编纂方面也能充分反映中国20世纪60年代学习苏联法以制定中国法的倾向［14］。这一时期的“中国法”的现代化模式，带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气质，同时充满了“革命话语”的法律表达。梅利曼指出:“大陆法系国家的很多法律制度都带有以法国革命为特征的乌托邦主义以及反对这种乌托邦的双重色彩。”［15］而苏联的法律制度正是在十月革命之后确立起来的，处处弥漫着“革命”的气息和乌托邦式的法制理想。那一时期的“中国法”，通过学习苏联的法律制度，在乌托邦的浪漫主义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双重影响下，形成了一套封闭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并且在“革命理想”的浪潮中，几乎摧毁殆尽。这就是在样本3和样本4中所体现的“斯大林主义”与“”的“中国法”意识。(四)改革开放模式三十多年的“中国法”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法”现代化进程中发展最为迅猛、观念极具多元的变革时期。其中，中国法律制度建设从过去的“无法可依”逐步到“有法可依”，并且已经建立起较为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三十多年的发展中，中国法律职业人的共同体已经形成，法律教育改革与司法职业改革同时推进;自1999年的法治入宪以来，中国社会的法治氛围开始发酵酝酿，各地出现的典型案件已经反映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法治”的里程碑式的演进过程。但自1949年以来所塑造的“中国法”特性，特别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主导的官方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期的法律制度中具有明显的主导作用。这一理论的三个关键要素，为这一时期的“中国法”模式打下了时代烙印: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当代中国法律制度建设的中心问题;第二，在“依法执政”的指导下，注重通过法律的方式解决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制度改革目标，即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特权现象以及领导干部终身制;第三，经济改革不断创新突破，政治体制改革多重障碍限制，“法治”、“宪政”等观念基础仍需逐步发展巩固。这也是样本8和样本9中表现出的对于中国现行“法治”模式的信心不足的偏差问题。四、“中国法”跨文化解释的偏差模式除了上述四种“中国法”的历史语境模式所带来的各种“文化偏差”现象，“中国法”对外教学过程中的“误读”现象，其方法论的因素还表现在“中国法”的跨文化的交流和解释模式上。“交流是没有保证的冒险。凭借符号去建立联系的任何尝试，都是一场赌博，无论发生的规模是大还是小。我们怎么判断我们已经做到了真正的交流呢?这个问题没有终极的答案”［16］。尤其是在如同“中国法”对外教学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过程，放送方的意图往往是不可能直线或者等量的方式传达给接受方的，因而“文化偏差”或者“误读”的现象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所谓“误读”是指:“文化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会因文化过滤的原因而造成发送者文化的损耗和接受者文化的渗透，这样也就会因发送者文化与接受者文化的差异而造成影响误差，或者叫做创造性接受，这就形成误读。”［17］所以，“中国法”跨文化解释的偏差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三种:(一)由于跨文化语境下所产生的错误推导偏差在跨文化语境的会话中，对话双方可能推导出完全不同的会话含义，其中包括单项的错误推导(A推导出B)、多项的错误推导(A推导出B、C、D)以及无法推导模式(A推导出0)。例如，在中西“法”义的解释中，就会发生这种错误推导的偏差。中国法中的“豸”常常被翻译成为“独角兽”，而西方的“独角兽”与中国古代法的象征“豸”这一神兽在渊源、内涵以及功能上都有极大的区别［18］。同时，留学生们难以从“豸”中推导出“正义、公平、惩罚”等中国法基本内涵，更无法与西方的“正义女神”发生同意推导，而导致无法推导的现象⑤。(二)跨文化语境下可能发生“文化折射”现象皮尔•布狄厄在《文化生产场》一书中提出了“文化折射”理论。他认为，社会现象在文学中的反映不可能直接发生，而必须通过文学场的折射。文学以它的历史、特点以及默认成规等构成了一个文学生产场，场外的社会现象只有通过折射才能在场内得到反映，而在这一反映过程中场外的现象又必定因为文学场的作用而转换变形，因此，被反映的和反映出来的社会现象最终不可能是全然一样的。因此，在本文上述提出的“中国法”四种语境模式，形成了多重文化场，使得处于不同法文化场域的人们在进行交流时，必然会发生相关理念的变形、扭曲、放大或缩小等“折射”现象。(三)跨文化语境的偏差现象产生的哲学基础是现代解释学的各种“偏见”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前理解”(偏见)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前有，人必然无可选择生存在某一文化之中，特定的文化传统规定了人们理解事物的先决条件;二是前见，人从文化中获得了语言所赋予的关于自身和世界的认知局限，并将之带入了人的理解之中;三是前知，具有一定知识和经验的人在理解之前必然形成了某种先行观念和假定［19］。因而，偏见或者偏差的形成不可避免，同时也会构成一个人实际认识世界的直接的、原初的体验，它是形成认知的前奏。五、结论综合上述三种偏差模式，在上文中，样本所展示出的关于“中国法”的文化偏差认识的理由如下:一是复制类型的偏差现象，主要是接收方的“自我问题”的主观动机所形成的被动解释模式，这种模式虽然“偏差”的程度较小，但是却无法进入“文化场域”进行真实解读和理解。二是混沌类型的偏差现象，常常发生在多个“语境”相互转化的过程中。在“中74法学国际化教育的文化偏差现象探析际立法准则接受的表面化，“人治”方式难以改变等，这些成为“中国法”国际化教育中出现的典型“文化偏差”现象。综合上述四组的抽样问题样本的分析，可以归纳为如下四类关于“中国法”的文化偏差现象(见表1)。表1四类关于“中国法”的文化偏差现象中国法文化中国法变革现代化目的现代化评价偏差程度弱，无差异弱，有差异强，无差异强，有差异偏差模式复制型混沌型中心型选择型那么，上述四种类型的“文化偏差”现象是如何形成的，笔者将从古今之争的中国法语境与中西之争的跨文化解释两个维度进一步探析，以展现出“中国法”教学中所遭遇的“文化偏差”复杂现象的深层原因。

三、古今“中国法”的四种语境模式

“中国法”的多重语境是由于中国法“古今之争”的现代性问题所带来的副产品，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法”问题被各个时期的中外学人进行了反复解构，而形成了纷繁复杂的“中国法”现代性逻辑源头。“现代性”问题的各种表述主要有:一是吉登斯所强调的制度层面的现代性，它是“工业化世界”与“资本主义”的代名词，一种与传统(过去)的“断裂”，并在这种基础上建立的“一种后传统秩序”，它在“全球化”的联结中实现“自我”的思考与追求;二是哈贝马斯的“未完成之理性设计”的现代性，它以“主体性”原则构成现代性自我理解与自我确证的原则;三是福柯的“作为一种哲学质疑，批判质询态度”的现代性，它不是一个历史时期，也不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社会的精神气质(e-thos)”［7］。正是由于这种暗藏于“中国法”现代化演进过程的逻辑，导致了人们对于“中国法”认识上的诸多矛盾和偏见，并逐渐形成了各种“文化偏差”现象。其中，以下四种“中国法”语境模式是形成本文上述四类偏差现象的问题渊源:(一)古代的中华模式“中国法”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遥远的神话时代，但西周时期的周公的“立法”举动，几乎不可动摇地被看做这一法文化的源泉。“中国法”的表述，一开始就采取了自己独到的“语境”体系:所谓“法治”是在强调法律不过是“权、术、势”的注脚，真正值得信赖的并不是王法，而是具有“礼仁”精神的王道。而“礼”这一具有历史和传统合法地位的规则，带有强烈的亲缘与地域限制，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人伦关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欲立立人，欲达达人”［8］的政治标准，超越了以西方“逻各斯”主义发展而来的“外部强制”标准。“在远东，法不过是为了确保社会秩序采取的第二位的、从属的手段，而且人们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它。在那里，人们觉得社会构成的和谐只是我们在自然和宇宙中看到起范式的普遍和谐的一部分。法，带着苦涩的逻辑和外部强制的一切属性，是一种很幼稚的维持秩序的方法”［9］。因此，“中国法”的精神源头是一种超出现代法律逻辑表达模式的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伦理关系，并不是西方现代学者所理解的规则治理的模式。即便如此，韦伯的“中国法”问题就出现过一定程度的“偏差”结论:在中国，“自由裁量高于一般法”的命题并没有像西方中世纪那样，促成资本主义式的法律制度之发展，其原因有两个:“一方面，作为政治单位的城市缺乏法人团体的自治，另一方面，依据特权所确立并受到保证而具有决定性的法律制度，也不存在。”［10］这一现代中心主义的“中国问题”研究方式，使得韦伯将中国古代的“礼法之治”误读为某种广泛的统治者的“极度任意”，从而得出了与西方市民社会形成问题的比较研究“偏见”。这种文化中心主义的偏差，唯有跳出自身文化的狭小逻辑，才能真正进入其他文化的理解视野。正如汤因比所言:“西方想当然地以为，他们自身文明的价值观和目标将会永远处于支配地位。这是错误的。相反，未来的世界国家很可能出自一个自愿的政治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一系列的文化因素都将继续保持本色。”［11］(二)清末的法变模式清末的“中国法”的现代制度变革，首先来自于西方国际法规则的“强迫”指导。在林则徐等人“以夷制夷”的现实选择下，通过西方传教士伯驾(PeterParker)的帮助，翻译了瑞士法学者瓦达尔的《国际法》节选。随后，美国著名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在清政府总理衙门的资助下翻译了美国法学者惠顿的《万国公法》，至此开启了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历程。此后，在清政府一系列外交国际“公理”与军事“实力”的不平衡博弈后，各种双边条约均加入了所谓的“治外法权”条款，即外国人在中国犯法或外国人之间的民事纠纷均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的司法豁免权。这一侵犯中国司法主权的理由众多，其中一条就是中国法的独特制度并不能为西方所普遍接受。而中国唯一的办法就是改革中国的法律制度。因此，在20世纪初，清政府不得不开始推行所谓的“宪政”，并几乎以“复制西方法律”的方式修订法律。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曾说过，“各国政体，以德意志、日本为近似吾国”［12］，“现行民法采用德国立法例者，十有六七，瑞士立法例者，十之三四，而法、日、苏之成规，亦当撷取一二”［13］。因此，清末法变的“中国法”模式是由“国际法”为主导的法律现代化模式。这种模式天然地带有强迫性和实用性的倾向。因而，在上述的文本分析中，样本3、6、7分别都提到的WTO主导的当下中国法的变革及其被动的弊端，反映了这种模式对于“中国法”解读的认识偏差。(三)新中国的苏联模式1949年，新中国政府宣布废除民国政府制定的“法统”(“六法全书”)，在苏联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另一种“复制型”的中国法律制度。在苏联的建议下很快制定并通过了国法”的四种语境模式的变革中，接收方往往因为“文化折射”原因，无法脱离自身的文化场域，但同时又无法进入新的文化场域，因此，发生“模糊”或者“混沌”的折射效果。三是文化自我中心类型的偏差，发生在接收方具有强烈的主观问题意识，对于外来文化进行重新理解和阐释过程后形成的“误读”，如前文中韦伯关于“中国法”问题的部分论述。这样的偏差是积极有意识的“改造”式误读，其出发点仍然是对于自身语境和法律文化的故步自封，总是希望“为我所用”，并且进一步“为我所塑”。四是选择类型的偏差现象，是出于接受方内心潜藏的一种排他性的“自我选择”，同时又有选择地屏蔽掉其他文化所带来的自身语境的稳定性冲击。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法”的认识过程中所发生的“文化偏差”现象是在古今“中国法”的现代模式的转变和中西跨文化解释模式的双重语境下所发生的特定认知现象。这些“中国法”认识中的“偏见”是中国法学国际化变革中必须面临的问题，我们不可能抱以某种浪漫主义的“还原”方式，去回避或者消除这些“偏见”。因为，某种确信的“偏见”常常可以使人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洞见，“偏见”也是人们达至“真理”的必由之路;同时，对于不同文化的“宽容”原则，“是行为得体以及对于不完美的生活的体谅;是理性的自我理解的一定程度的增加”［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