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文化范文10篇

一、我国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我国当前，在法治文化建设中存在多方面问题，突出表现为:

(一)法治信仰缺失、法治氛围整体淡薄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曾经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若是人们不认同法律，甚至丧失对法律的信心，那么在遇到问题时，首先想到的便不是通过法律来解决，也不可能会信仰和尊重法律。在我国人民的生活中，法律不过是概念现象，人们对法律认知不够，也没有信仰法律。究其原因，不是法律不健全，而是缺乏遵守法律的整体氛围。由于我国经历了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人治社会，受其影响人治的因素就多了，无形中“法治”的思维就淡了，氛围当然也就淡了。在现实生活中，对于普通的公民，遇到矛盾纠纷时人们想的更多的是找人情，托关系，想到的都是些人情世故的办法，甚至有些时候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一些违法犯罪的事情。人们信仰的也不是法律而是权力、我国很多人的思想还是权本位思想和官本位思想，并没有根据法律来进行一定的调整，崇尚法治的社会氛围也没有真正形成。

(二)法治应有的权威作用还没有形成

法律因为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所以其神圣无比。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于西元前350年写道:“法治比任何一个人的统治来得更好。”法律是一系列的规则，通常需要经由一套制度来落实。但从实践来看，对于法治建设人们的意见主要在于有法不依以及执法必严，这也将法律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体现了出来。曾强调指出:“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束之高阁，或者实施不力、做表面文章，那制定再多法律也无济于事。”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制定的法律不够多，相关的内容不够全面，而是人们并没有形成法制观念，并且实践中法律的贯彻执行也没有到位。在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是文件比法律管用、权利比法律大，很多公民在维护自己权益时，宁愿进行信访也不进行诉讼，认为政府的直接干预比法院的判决更有效。很多人都存在法不责众的意识，这也导致了很多违法行为并没有得到惩处。目前而言，我国法律还没有切实树立其权威。

摘要：传统法律文化是法治建设的重要本土资源，中国法治建设必须充分利用法律文化。在利用法律文化时应注意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应注意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改造。

关键词：传统法治文化；作用分析；法治建设

本世纪初的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法治现代化革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新世纪我国的治国方略和宪政目标。

一、传统法律文化包含很多优秀成分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成文法、判例法共存及制定法与民间法并列的“混合法”模式；“无讼”价值观下节约成本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守法观念；司法中“亲亲相容隐”的人伦主义；“慎刑恤狱”的司法人道主义；“实质正义”的司法价值取向；法律的“集体主义本位”；“为政在人”的人治观；“亲民”的政治道德观；法律语言的简洁；司法人员的人文素养；古代行政立法、监察制度及廉政建设及历史上“变法”的经验等等，这些都包含着符合现代法治的成分，经过改造，完全可以为当前的法治建设服务。

二、中国法治建设离不开传统法律文化

摘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培养法治文化需直面独具个性的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法治文化存在区别与联系。一方面，就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文化而言，它以少数民族的文化为背景，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成为一项不容忽视的内容。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亟需纳入法治轨道，增强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实效。尽管法治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间存在张力，但二则均体现“人本”价值，显现出“人化”与“化人”之特征。为实现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与法治文化建设，应采用“循序渐进式”、扩大“少数民族的有效参与”、健全中立的“法治文化评估”机制等，实现少数民族文化与法治文化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法治文化；协同共进

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建设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法治应有之义的法治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培养却鲜有研究。“由于受传统宗族治理、人治思维和宗教文化影响，民族地区法治文化滞后，法律运行不畅，民众法治意识淡薄。”①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文化的培养理应得到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得到较快发展，权利意识与日俱增、更重视本民族的文化权利，于此背景下思考如何有效地利用法律手段，促进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保护，成为一项重要的现实问题。②在党的中明确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③表明文化保护与繁荣的当代课题。“少数民族文化”是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并保存下来的民族习惯、民族宗教、民族性格、民族语言等，维系着民族的精神家园。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不仅意味着少数民族的文化权益应受保护，且意谓着“保护其文化特性及固有的生活方式”的必要性。④法治文化追求“良法”与“善治”，以法治思维、理念、精神、信仰等为内容，法治文化是一种值得追求的文化样态。法治建设的方向是“让法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法治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均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文化自信与繁荣的要求下，二者如何实现交流互动、和谐共促？本文对与此相关的问题进行法理分析，让法治文化为“民族魂、文化梦”保驾护航。笔者主张培养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文化，是实现少数民族文化与法治文化共同发展的正确选择。

一、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之关系

（一）张力与勾连：少数民族法治离不开少数民族的文化土壤。少数民族的文化具有民族特色、地域鲜明、颇具民族凝聚力等特点。少数民族的文化是少数民族同胞的精神家园，维系着民族情感与身份认同。当法治扩展到少数民族地区，成为“民族法治”的组成部分，决定了采用法治方式促进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是必要的。法治文化伴随着法治孕育而生，与少数民族的文化间并无直接的逻辑联系。作为整体法治的要求，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显然需进入法治的范围。“法治模式只有扎根民族文化传统，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融合才能生根开花结果。”①当法治文化进入少数民族文化场域：（1）法治的文明成果应为少数民族共享，少数民族有权利利用法治来促进本民族的发展。（2）“良法”“善治”的法治理想，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现，应立足于少数民族的利益，争取获得少数民族的认同。否则，于民族地区的法治建设，便沦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难以获得良好的法治效果。（）法治建设进入少数民族地区，被赋予维护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任务，且提出一项挑战，即如何在少数民族的文化现状中实现法治文化的社会化。法治与文化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经培养法治文化以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学界之共识。作为政治文明的成果，法治文化为一种符合“人性”的优秀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培养法治文化，无疑是必要的。与少数民族的文化相关的“文化保护”涉及“文化权利”这一新型的权利，亦离不开法治文化的保障。“文化权利”字面含义为“享有文化的权利”，我国加入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甲）参加文化生活；（乙）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丙）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受被保护之利。”在我国的宪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中都明确规定人民有享受文化活动的权利。②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主要包括：（1）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与宗教信仰的权利。（2）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与节日不受非法干预的权利。（）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等应得到尊重，不被篡改、歪曲的权利。在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时，引入先进的法治文化，契合少数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且符合法治建设所需。通过符合法治的方式，积极推进民族文化与法治文化的良性互动，实现文化保护与法治建设携手共进。在利用法治对少数民族的文化予以保护时，群众得以接触、感知法治及其文化之魅力，亦利于人民接受和拥护法治。法治文化关注少数民族的切身利益，在面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现实时，结合少数民族地方的不同特点，及时改进和修正现有法治文化，以塑造更为完善的法治文化。契合少数民族文化权利需要、符合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要求的法治文化，才切合少数民族利益。因此，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建设，应将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作为提升法治情感、观念、思维与信仰的示范田，认真对待少数民族文化与法治文化间存在的张力，并以妥适的方式加以化解。（二）冲突化解：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建设。需面对的挑战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建设须面对的第一项挑战为：少数民族的文化与法治文化的张力问题。文化张力的存在，原因系少数民族的文化作为中性的、现实的概念，存在着优劣之分。夹杂着民族地区的文化传统，其中的“人治”文化，或“非法治特点”的民族文化，与现代法治文化并不完全统一、有时甚至相互冲突。例如，侗族的款文化以血缘、地域为核心，带有较强的非法治内容，③部分文化与法治文化间存在张力。虽然，这种张力于整体上较弱，在培养法治文化的当下日渐式微。但这种张力应予以重视，它关系到民族地区法治文化的推进，亦影响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保护，理应采取有效方式正视之。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建设须面对的第二项挑战为：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与法治文化，如何共融于国家法治与民族法治的建设事业中。面对文化张力、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与法治文化的培养，该如何进行抉择？笔者认为，无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还是法治文化的培养，均应处于动态之中，以达到文化的最优状态。所以，于法治建设的视野中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需紧扣法治文化与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以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为长远目标。所以，笔者选择的路径为“以良性互动、实现少数民族文化与法治文化的共同发展”。（三）协同共促：少数民族法治文化培养符。合少数民族文化保护首先，“文化保护”与“文化发展”的要求。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并非是孤立、片面地维持现有文化现状。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处于动态发展之中，少数民族文化存在内部更新与发展进步的需要，与少数民族的文化利益相一致。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不仅塑造着民族文化，而且促使少数民族文化更新换代。伴随少数民族的社会实践，少数民族的文化会不断发展进步，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与文化发展相勾连。其次，“法治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包容所需。作为一种先进的文化类型并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培养的“法治文化”，无疑需直面少数民族的文化现实。法治的目的在于实现“良法善治”，法治文化在弘扬法治精神与理念的同时，与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并行不悖。原因在于：（1）作为一种先进文化代表，法治文化在处理民族文化保护问题时，应秉持正当性与可接受性相结合，少数民族文化与法治文化相互关切，采取合理有序方式进行调适。（2）“法治文化”的实质内容并非固定不变，应然层面的“法治文化”处在变化、发展中，在调适与少数民族的文化张力时，自身亦发生更新换代。“法律本质也像任何其他社会现象的本质一样，是在探究过程中认识的东西。它是结果，而不是起点。”①（）“法治文化”不仅应符合法治要求，而且关照现实的经济社会关系。“法治文化形成和发展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是紧密相连的”。②最后，少数民族的自治权与法治文化。重视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建立不同级别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确保将民族自治权落到实处。于此背景下考察“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意指少数民族有权为本民族地区的文化保护事项制定具体方案、保护措施。文化权利系民族区域自治权的应有内容，针对少数民族的实际所需，制定符合民族现实的文化保护法律规范、政策。于此背景下考察“法治文化”，建设法治国家离不开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化。但需关注少数民族的文化现实，遵守《宪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要求。法治文化附属于国家法治建设，少数民族的法治文化与民族法治相契合。少数民族自治要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展开，“保护和整理民族的文化遗产，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③作为宪法原则的“民族区域自治”理应落实在民族法治中，少数民族自治权需彰显民族文化与法治文化。同时，培养少数民族的法治文化，亦助于实现少数民族自治权的落实。

二、困境与出路：以“法治文化”化解少数民族文化保护难题

一、问题的提出

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必然要有自己的法治文化。法治文化的意义，就是要从文化的视野来展望法治，从文化的高度观察法和法治。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就是要推动“以依法治国为原则、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目标的法治理念，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得到充分贯彻，以法治为特征的物质文化、政治文化、精神文化的全面生成”。法治文化是“实现了法治的国家和社会所具有或应具有的文化”，法治可看作“一种基本的、普遍的‘生活样式’，而不仅仅是某个领域或某个层面的特殊职能”，法治文化的基本构成包括基本精神或理念、体制制度机制、行为规则规范以及日常实践和行为习惯四个层面。在广义文化的视野下，法治文化研究不仅回答了法治与法制的区别、法治与人治的区别等基本问题，确定了法治文化的核心和本质，即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法治为核心、以民主为实质的社会文化体系，更为重要的是法治文化研究为诸多相关领域在以法治为前提之下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其中，尤以廉政与法治的关系最为密切。在实现了法治的国家和社会中，从政者廉洁从政、社会人廉洁从业必然是一种基本的、普遍的生活样式。“廉政文化建设”最早出现在2004年十六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报告中，报告指出“要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积极倡导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风尚”。这就是说，我们党从一开始提出廉政文化，就将其定位为反腐倡廉建设中宣传教育的一项具体工作，后来在中共中央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把廉政文化建设作为拒腐防变教育的长效机制之一提了出来。在这样的功能定位下，将廉政文化定义为“人们关于廉政的知识、信仰、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及社会评价的总和”也就不足为怪了。在文化观念上对廉政文化的狭义理解，必然导致廉政文化建设的局限性。在多年的实践中，廉政文化建设一直被固定在思想教育和行为养成上，这符合廉政文化作为一种精神领域的观念所具备的“化人”功能，此种意义上的廉政文化是一个部门性的二级文化概念。但是，如果把廉政文化看作是一个社会整体性的一级文化概念，如同法治文化研究所揭示的大法治文化观，那么廉政文化也应体现在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当中。因此，提出廉政文化研究是廉政与法治在大文化观下双向选择的结果。一方面，法治文化研究需要在法治实践中进行应用型研究并发挥作用，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廉洁状态应是考察其法治程度的重要指标，廉政文化自然也应该是法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法治文化的研究平台上开展廉政文化的研究，首先就要将法治文化理论具体化到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实践之中，探求法治国家和社会具有或应具有的廉政文化，描绘出应然的廉洁状态。另一方面，廉政文化的“化人”功能应在更广领域、更多层面上发挥作用。在法治文化视野下，廉政文化的应然状态是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实践所取得的理想成效，也是廉政文化全面“化人”的结果。通过确定现实中的廉政文化起点，即其存在状况，可以厘定出廉政文化实然与应然状态的差距，从而为反腐败的顶层设计和路径选择提供明确的参考系，进而在时间和空间上全面、协调、有序地组织开展反腐败。在这个维度的研究过程中，法治文化的研究成果将有助于我们划分廉政文化的基本构成，并在每个构成中始终以法治为核心为廉政建设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使廉政文化建设的内容更加全面、饱满和内在统一。总的来看，廉政文化研究应从属于法治文化研究，是法治文化研究在廉政建设或者说反腐败领域当中的具体应用，廉政文化研究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界定法治文化视野下的廉政文化构成及其特征；二是研究廉政文化“化人”的领域拓展及其实践。从本质上来讲，第二项任务就是反腐败法治化的问题。

二、廉政文化的定义及基本构成

在廉政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廉政文化是指人们关于廉政的观念并按照这个观念对自身行为方式进行塑造的活动及结果。虽然这个定义包括了文化“人化”和“化人”的双向过程，但是它所涉及的内容仅限于精神生活领域中的活动及结果，对廉政状态所包含的全部“生活样式”缺乏整体关注，比如如何将廉洁价值理念贯彻到经济活动、制度建设中，使人们在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时得到完备的体制、制度、机制、规则、法律的保障，公平地参与竞争和协作，不需要通过行贿官员来获取利益，官员也不能通过滥用权力谋取私利。总的来看，实践中人们给廉政文化作出的是一个狭义的定义。事实上，从功利主义观点来看，现行廉政文化所缺失的部分对于实行廉政反而更为重要，因为比较自律与他律的功效，不难得出他律更加全面、稳定、持久的结论，实际上，这样的他律在廉政文化的构成中应体现为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狭义廉政文化的不足还在于，“廉政”本身仅指从政者廉洁从政，是以从政者为单一主体的，至于对社会其他成员应该如何廉洁从业和生活，倡导有余、规范不足，这正是由于对廉政文化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性的“生活样式”认识不足所导致的。这样做的结果是，虽然规定了从政者应该怎样廉洁从政，却忽视了对行政管理和服务对象廉洁生活的倡导，而行政管理和服务对象是一个数量比从政者大得多的群体，这个群体既是行政活动的参与者也是监督者。综合来看，狭义廉政文化的定义需要在两个方面进行拓展：一是廉政文化的构成；二是参与廉政文化建设的主体。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化人”的整体功能。在法治文化视野下观察廉政文化，廉政文化应是在实现法治的国家和社会中人们具有或应具有的廉洁价值理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全部社会活动和结果。这个定义的前提是实现法治，蕴涵了将廉政视为法治的必然结果和将法治作为廉政的根本保证两个命题（关于廉政与法治的本质联系将在分析廉政文化构成的过程中进行论证），因此，廉政文化与法治文化的核心是一致的，都是法治，只不过廉政文化是从廉洁价值理念的角度去观察法治国家和社会的全部“生活样式”，包括了从政者廉洁从政、从业者廉洁从业的活动及结果。在分析廉政文化的基本构成时，法治将作为一个预设状态，重点考察在这个预设状态下，存在哪些符合廉洁价值理念的活动及结果，或者是说法治国家和社会有哪些廉政的特征。

（一）在基本精神或理念层面，廉政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公平正义

在法治文化理论研究中，这个层面主要回答了法治精神的思想基础和法治核心价值理念两大问题。从根本上说，法是一种价值体系，法治的价值基础来源于自然法原则，“法治的价值前提是它对基本人权的承认”⑤。在这个判断下“法与人”的关系不言自明，法治绝对不是“以法治人”，而是通过实行法治来保障人的权利，法不是人权的渊源，而是人权意志的必然产物。具体到法治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在不同社会制度、民族传统下法治的核心价值是有所区别的。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则，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当家作主强调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中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首先必须是公平。实现这种平等的权利就要求全体人民同处一个阶级，没有高于其他人的高级阶层，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带有明显的正义性取向，因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必然包括对正义的追求。如果说实施法治的目的在于保障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那么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价值就是公平正义。廉政文化的核心价值来源于推行廉政和反腐败的目的。以从政者的群体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主体是共产党员，因此，一般意义上的廉政实际就是对从事公职的共产党员来讲的，其价值追求可以概括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核心是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共产党人“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⑥。这样的价值追求对任何形式的腐败和特权都是天然排斥的，它所保护的就是人人平等的权利。以社会成员的整体角度看，腐败现象是对人自身权利的侵害，特权行为造成了权利的不平等，破坏了社会整体的公平正义秩序。事实上，腐败现象不仅限于公务活动领域，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所体现，比如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问题，物业维修、停车管理等活动中的议价行为等等，这些都是非公权力与利益的交换，也是一种腐败。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公众直接参与了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活动，又是公共权力行使的监督者，而行使监督权的思想基础本质上就是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如果不在整个社会树立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就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跟自己利益没有关系的腐败行为即便看到了也“视而不见”，就会出现对腐败现象人人喊打、却只有一小部分人真正采取行动的尴尬情形，甚至还有人对攀附官员搞特权、搞利益交换乐此不疲。所以说，廉政文化所倡导的核心价值，也就是廉洁价值理念，同样是围绕着保障人人平等的权利来确定的，这与法治的核心价值是一致的。可以说，对于社会整体来讲，廉政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公平正义，廉洁价值理念不是从政者的特有追求，而是全体社会公民都应确立的价值理念。

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并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宪法宣誓制度要求各级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以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要公开进行宪法宣誓。正式实施以来，在国内产生了应有的效果，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宪法宣誓制度的具体实施办法和细则，这对于法治中国的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加强和巩固反腐倡廉的成果等均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1宪法宣誓制度全面实施的契机对山西省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山西省高度重视宪法宣誓工作的开展，对宪法宣誓制度进行了积极的宣传，并相继举行了各项宪法宣誓仪式。这些工作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省内的法治环境与政治环境，使山西省在这一新的基础上努力实现自身的发展，并为山西法治文化建设增添了新鲜的元素，提供了新的契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宪法宣誓制度的实施方案的四个多月之后，2015年11月26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山西省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办法》，也规定自2016年1月1日起实施。2016年1月20日举行了省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的首次宪法宣誓仪式，2016年9月29日省政府也首次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山西省政府应以宪法宣誓制度的建立、实施、普及和推广为契机，大力推进宪法宣誓制度在山西省的全面落实，不断挖掘自身优势，整合与利用本土法治文化资源，净化省内法治环境，全面建设法治山西。与此同时借助此次契机，大力构建山西省国家公职人员对宪法的信仰，全体公民的法治意识和宪法信仰，通过网络媒体、自媒体、党校和高校培训班、网络课堂等现代化的方式全面建立山西省的法治文化氛围，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加快法治山西的建设，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更好地造福山西人民。

2山西省法治文化建设的历史底蕴和存在的不足

2．1山西法治文化建设的历史底蕴。山西作为中国古文明的发源地和文化资源大省，包含了丰富的法治文化，这些法治文化根源都为法治山西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优秀的法治文化资源，三晋大地的法家代表人物就已数不胜数。赵鞅“铸刑鼎”，赵盾《事典》，范宣子铸“刑书”，李悝制定《法经》，韩非子提出的“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避匹夫”等法治思想都是三晋优秀的传统法治文化资源。后来更不乏有如司马光一般将法视作“法者天下之公器”的山西籍贤臣廉吏，他们都追求严格执法，不徇私枉法，坚定对法的信仰，保持对法律应有的敬重。除此之外，在历史上山西还拥有其他的优秀法治文化传统，在近现代史上山西还涌现出了在全国范围内都非常有影响力的系列优秀革命烈士和红色文化资源。因此，在这些优秀的法治文化资源和红色革命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应与宪法宣誓制度的全面贯彻实施相结合，出台相关规定和要求，创新多种多样的主题教育和培训形式，全面推动山西省的法治文化建设。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对法治山西建设具有根本性的筑基作用。继承弘扬三晋优秀法治文化，首要的任务是让“奉法国强”的法治理念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共识，遏制严重腐败和“漠视法律”的行为需要弘扬优秀法治文化。利用这些得天独厚的优秀历史文化资源可以更加有效地改善山西省的法治环境，从而优化山西的政治环境，提高政府办事效率，促进山西转型跨越发展，更好地造福山西人民。2．2山西法治文化建设的不足。目前山西的法治文化方面建设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山西省各级公职人员法治意识淡薄。各级领导干部及公职人员对于宪法和法律不够敬畏，没有认识到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与神圣性，没有将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里，导致特权思想泛滥，认为权力大于法、人大于法等不良思想泛滥，所以滋生了较多涉案人员多、级别高、范围广的腐败大案要案。（2）山西省的法治宣传、法治文化建设的工作的不足。各级官员之所以敢于腐败，除了其他的原因之外，还在于法治的政治生态环境不够完善，法治宣传与普及工作不到位，宪法和法律对于各公职人员的约束和监督都未能及时落到实处。而正因为法治文化不健全，导致人民对于宪法和法律的不信任，更不愿意也不相信可以通过宪法和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人民对公职人员的监督流于形式，更不敢检举、揭发和举报一些贪污腐败分子，长期缺乏来民众的监督也是贪污腐败生长的“温床”，使腐败有条件大面积地滋生。优化省内法治环境、建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刻不容缓，就要以宪法宣誓制度的全面实施作为契机，加强山西省的法治文化建设。

3山西法治文化建设的途径

[论文关键词]法治传统法律文化借鉴

[论文摘要]推进中国法治进程，不仅需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经验，也要重视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扬弃。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在价值取向、内容和形式方面都蕴含着现代法治的资源。

如何设计和建设当代中国的法治大厦，无疑是一个政府和民众都非常关注的问题。达成共识的一点是必须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经验，因为尽管各个国家法律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同，但作为法律制度则有共同之处。正如当代美国法律哲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所说:“我以为，任何值得被称之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须关注某些超越特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性的基本价值。在这些价值中，较为重要的有自由、安全和平等。”“尽管社会秩序会因社会和经济制度的特定性质不则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我却依然相信，一种完全无视或根本忽视上述基本价值中任何一个或多个价值的社会秩序，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法律秩序。”①的确，学习和借鉴是非常必要的，但似乎另一点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那就是如何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吸收养分。笔者认为，建设当代中国的法治社会，要充分吸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因素，这不仅是因为传统法律文化已内化为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的一部分，而且无论在思想层面，还是在制度层面，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都有值得我们汲取的法治资源。

一、在法律价值取向上，整体、系统的法律价值观具有借鉴价值

在思维方式上，强调整体性、和谐性、统一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从先秦诸子的天人之辨，到汉代董仲舒“天人合而为一”命题的明确提出，再到宋明理学家“万物一体”论的形成，整体观鲜明地贯穿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全过程。《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种整体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法律的价值取向和运转模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传统法律的运作模式是，实现太平盛世，仅仅依靠法律是不够的，“礼乐政刑”交相使用才是合理可行的选择。《礼记·乐记》称:“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政、刑，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隋书》称:“夫为国之体有四焉，一曰仁义，二曰礼制，三日法令，四曰刑罚。”②后来，白居易，朱熹、丘浚等人也有类似的论述。明丘浚说:“礼乐者，政刑之本;刑政者，礼乐之辅。”③“德礼政刑四者，王道之治理之具也。”④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眼中，礼、乐、政、刑各有其功能和作用，礼乐启人向善，政刑惩奸止暴，四者各司其职，交相为用，形成一于运动的、系统的整体，从而使自然、社会、人生得以和谐，法律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在价值取向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强调“集体本位”。中国古代以家庭和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和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个人是家族的缩影，国家是家族的放大。法律的功能首先在于确立和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在确认社会总体利益的前提下来规定个人的权利义务。

不可否认，这种系统的法律价值观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伦道德对法的精神的阉割和整体性对个体性的淹没。但蕴含其中的“以整体的观点发挥法在治国和维持社会秩序中的作用”的理念，对于推进我国的法治进程仍有借鉴意义。其一，法治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由法治原则、法治制度、法治组织、法治观念、法治过程共同构成的整体，是一个由合乎法治要求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共同构成的整体，甚至是法治内部各要素及其整体与社会协调统一的整体。只有单项发展，没有全面推进，是不能建成现代法治的。其二，在司法实践中，应注意防止单纯惩罚主义，既重视依法审判，也要重视思想教育，劝人悔过自新，导人向善。其三，就法治的驱动模式而言，中国法治化应当走政府推进型与社会推进型相结合的道路，既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方向的时代责任，也需要社会民众的广泛参与，使依法治国拥有牢固的社会群众基础，进而保证法治旺盛的生命力和动力来源。其四，当前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时，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仍须把社会的安全和秩序摆在重要地位，而不是只强调个人权利与自由。现代法治已形成了一套普适性的价值体系，包括正义、安全、权利、自由、秩序等等。然而，在不同的法治模式中，体现这套价值体系的具体内容却可以有所不同。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具有独特性，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的是群体、亲情、和谐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法律所要实现的首要价值不是别的，而是社会秩序。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传统的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和心理惯性的影响，以及体现这种价值取向的习惯法或民间法在调整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都要求我们在推进法治的进程中，不能一味地追究排他性的个人本位，而是要同时高度重视社会的秩序和安全，以保障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城乡一体化，必须同步实施农村法治文化建设工程。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于法律生活所持有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或行为方式，包括人们的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思想、法律价值取向等。法治文化是法治的灵魂和源泉，是法治社会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要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建设和谐社会，离不开法治文化的支撑。只有在农村基层加强法治文化的建设，才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一、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已成为当前的紧迫课题

法治文化是法治建设的根本内驱力。当前，在我国加强法治文化建设，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战略目标。十多年来，我国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毋庸讳言，在农村现实生活中仍存在大量与法治社会相悖的现象，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事情还时有发生。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没有在全社会建立起深入人心的法治文化，则是最深层的、最根本的原因。可以说，离开了法治文化，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13亿人民有9亿生活在农村，要加快依法治国进程，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是基于扬弃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实需要。

产生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人治”文化，是与现代法治观念相悖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特点是：重礼轻法，重德轻刑；“人治”高于“法治”；重刑轻民，重义务，轻权利等等。这些传统法律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仍然在阻碍着我国法治的现代化进程，特别对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产生着阻碍作用。要消除传统法律文化的不良影响，就必须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扬弃，并借鉴国外现代法治经验和整个人类文明成果，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法治文化。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体育法治已成为体育治理的基本方式，是实现我国体育治理现代化、建设体育强国、提升体育法治建设水平的基石［1］。我国《体育法》于2016年进行修改，为体育事业发展提供了更有力的法律依据。同时，国务院出台多项规范性文件，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学校体育工作条例（2017年修订）》等，也对体育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体育法治所面临的文化困境制约了体育的法治化水平，以至于体育法治实践中，“由于理想化的心态，提出一些无法在具体的运动竞赛和体育教育，以及社会体育的操作层面落实或贯彻的规章制度。”［2］甚至，僵化的体育管理体制和治理模式下体育伦理缺失、行为越轨和道德失范等问题频发［3］。可见，我国的体育法治不仅需要制度上的改进，还需重视文化建设，弘扬体育精神，为体育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1体育法治的文化困境

体育法治旨在运用法治思维与方式为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但现实中，即便建立了规范体系、提出了体育法治之构想，体育法治也未必取得实效。体育法治的文化困境成为其中的一大障碍。1．1体育法治的认同度有待提高。我国现有的体育法律法规体系对体育活动的指导作用在实践中体现得不充分。一方面，人们在从事体育活动时，对现有的法律法规缺乏应有的了解，导致发生违法违规行为继而承担法律责任；另一方面，体育法律法规的内容过于抽象、概括，对现实中的体育活动很难提供切实有效的指引与评价。体育法治规范基础之弊，致使人们对体育法治的认同度大打折扣。“中国体育人对法律不是无认知而是无认同。究其根由，既内因于信人不信法之国统的默化，无信仰实践之桎梏；又外因于唯成绩论的考核体系，法体二分的教育方式，以及封闭垄断的救济体制。”［4］体育法治文化缺乏认同主要体现在：参与体育活动的人员对体育法治内容不重视，甚至在出现法律纠纷与问题时，不会自觉选择通过法律路径予以化解；体育治理中未将法治作为重要的解决途径，普遍采用人治为主、道德与社会评价为辅的模式；在体育教育与政策制订上，也未对体育法治给予应有的关注。1．2体育精神未能充分彰显。“徒法不足以自行”，体育法治也是如此。在法律或程序之外，体育法治需关注体育精神的弘扬。“体育精神主要由人本主义、英雄主义、公平竞争、团队精神4大要素构成。体育精神的价值取向是：完整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全面提升人的价值；追求真善美和自由的统一；尊重和张扬生命力的乐观态度。体育精神的主要价值标准有：健康快乐、挑战征服、公平竞争、团结协作。”［5］体育精神对体育活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指导作用，有助于体育事业与活动的健康有序发展。我国目前的体育法治对体育精神的重视不足，也很难为公平竞争、规则意识、团结合作等体育精神的培养与弘扬发挥应有作用，使得运动员无法获得发展的动力，观众无法受到体育精神的感染，体育管理者难以提升体育活动管理水平，体育法治与体育精神也无法有机联系起来。1．3体育法治面临实效性危机。实效主义法学观注重法律的实际效用，“试图将法律的应然效力与实然效力统一起来，试图通过法律经济学和法律博弈论等实证科学方法来实现社会欲求，最终追求正当性法律目标的有效实现。”［6］然而，从应然到实然难以融贯的“休谟难题”，在体育法治的理论与实践中依然存在。国家制定的法律规范体系，虽然对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宏观指导，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很难有效落实。一方面，人们对体育法律规范认识不清、了解不够深入，制约了体育法律规范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体育法律的内容大多被《民法》《侵权责任法》《刑法》等法律吸纳，致使人们对体育法规范的重视程度不够，甚至存在多重误解。在此境况下，体育法治很难为化解困扰体育发展的难题提供有效方案。1．4体育法治中的人本主义有待建构。法治本身为人本之学，体现人性也是法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如刘斌教授认为：“人是法产生的前提和原因，是法存在、演变与发展的依据，人性决定着法的目的及其价值取向。”［7］严存生教授亦认为：“道德性是法律的人性基础或人性之维”，“法根源和服务于人的道德性。”［8］体育活动包含较强的人性关怀，凸显人与人之间相互超越与合作的价值。体育中的竞技环节、程序设置、强度调节以及娱乐性，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人本主义。综上，体育活动与治理理应体现人性要求，体育法治理应成为维护人本主义的重要方式。否则便脱离了体育法治的本真，不仅难以带来体育秩序与正义，而且容易引发道德争议，损害体育精神与价值追求。现实中体育法治的人本主义建构还不理想。尽管我国的体育人权已经得到快速发展，但是在体育平等权建设、裁判判罚、退役运动员保障等方面，尚需加强彰显人本价值的常态机制。其结果是，体育法治要么成为政绩的牺牲品，要么成为行政权力或经济利益的角逐场，脱离了正确轨道。

2体育法治文化困境的原因分析

我国体育法治的文化困境具有多种原因。从体育法治中的规范、适用、文化视角入手，分析其原因，有助于认清我国体育法治的症结。2．1体育法治的规范体系存在缺陷。体育法治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公民基本的体育权利，促进体育和谐发展。体育法治的前提为法律规范，但现有的体育法律规范过于宏观抽象，与体育实践联系不紧密，不能有效发挥指导作用；尤其是缺乏保护公民体育权利的细化条款，难以提升民众对体育法治的共识和认同，导致人们在体育活动中不会积极了解和求助于体育法律规范，对体育法治的参与性严重缺乏。此外，体育法律规范没有体现体育活动与管理的特殊性，尤其是面对体育中有违公平正义、滥用体育权力、损害民族与体育精神的行为时，无法进行有效规制，难以凸显体育法的重要性。我国尚未形成体育法治的规范体系，仅以《体育法》与相关的行政法规、地方法规、部门规章等为依据，不仅形式上较为零散，而且在具体操作上缺乏统一的标准，难以给体育法治实践提供权威指引。在内容上，体育法律的一些内容散见于其他的部门法中，尚未加以整合和统一，可能造成法律间的矛盾或效力冲突。2．2体育司法和执法不力影响法治认同。司法与执法关系到人们对法治的正义感受，因而对塑造法治文化具有突出作用。体育法治也不例外，人们亲身经历或感知的体育司法与执法行为，能够显著影响人们对体育法治的态度。若在面对体育违法行为时，体育司法或执法不作为或无力作为，则不仅不能发挥其对体育事业的规制调整作用，还会影响体育法律规范的权威性与正义感受，消解体育法治的正向作用。不可否认，当前我国的体育司法依然存在一定的腐败现象、司法人员素质有待提升，体育法律规范亦很少在司法环节得到贯彻保障；缺乏专业的执法部门，相关执法人员法治素养不高，难以通过法治思维和科学方式处理体育纠纷，这些都影响民众对体育法治的认同和期待，也影响体育法治的实效性。2．3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传统文化在当代具有特殊价值，其中优良的人文底蕴值得继承与发扬，但也须正视其对体育法治产生负面影响。首先是传统文化讲“人情”、差序格局、宗法文化，缺乏程序正义的思维方式。这些因素进入体育治理，容易出现偏离规则、任人唯亲、找关系、走后门的情况，导致体育治理方式与理念与法治要求相差甚远。第二，传统文化的内向、封闭与守成，使得体育法治固守现状，难以取得开创性突破；相反，体育法治在西方文化中获得了一些有益养料，其公平正义与科学性得以发展［9］。第三，传统的法律文化，尤其是法律儒家化之后，“德主刑辅”“无讼”“厌讼”等观念盛行，人们对法律不够信任，制约了法律在体育事业中作用的发挥［10］。应该说，中国尚未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体育法治文化，尤其是与体育法治相契合的精神实质。具言之，仅靠外在的规则与程序，并不足以保障体育法治，欠缺体育法治的文化向度是我国体育法治发展的最大障碍。以自由、平等、正义等精神，消解传统文化对体育法治的负面影响，建构充分体现规则意识、法治观念与人本价值的本土体育法治文化迫在眉睫。2．4法治精神与体育精神尚未有效契合。体育精神与法治精神联系密切。古代希腊、罗马普遍重视通过体育训练塑造完美人格，培养合格健康、具有规则意识的公民。柏拉图曾言：“我们一向是用音乐和体操教育男子的。”［11］在英国法学家哈特看来，法律规则与游戏规则具有家族相似性，他用国家象棋的游戏来说明规则所具有的内在面向：“国际象棋的游戏者并非仅仅是拥有这样类似的习惯，即以相同的方式移动皇后。”“除此之外，游戏者对于这个行为模式有着反思批判的态度：他们将此视为所有参与游戏者的标准。”［12］体育精神与法治精神均包含对人的终极意义的追问，二者理应相互作用。“体育精神从文化基础、规则意识和价值目标方面对法起着支持和指引作用，法也促进和保障体育精神的不断传承和高扬。”［13］然而在现实中，我们的体育精神与法治精神培养处于相对独立和相互隔离的状态，导致当法治进入体育领域时，难以借助体育精神化解体育法治困境。

3体育法治文化困境带来的后果

摘要: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新时期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选择。因此，坚持走社会主义法治化道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当前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但是在法治文化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一系列难以忽视的问题和挑战，因此，我们应该正视这些问题和挑战，积极采取一定的措施，为加快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奠定基础。

关键词: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依法治国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坚持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最终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就是要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化国家。当前，我国正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以及面临的现实困境，并在此基础上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已经成为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一个课题。

一、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基本内涵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它是特指在社会主义范围内，以社会主义法治基本理念为核心和要求，社会主义公民在社会生活和实践中所应遵守的法治精神和价值。具体而言，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理念和法治文化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保证。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主要体现在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理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背景下，我国法治文化建设坚持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立足点，同时将人的根本利益作为法治文化建设的出发点。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它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础。实现具有鲜明中国民族特色的法治文化建设是新时期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保证。

二、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

【摘要】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农村法治文化阵地不断加强，队伍不断壮大，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全国社会主义新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成就彰显了中华民族勇于探索、善于创新、奋斗不息的可贵品质，并为全国农村地区推广法治文化建设、普及法治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法治文化；法治乡村；网格化管理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各地农村以此为契机，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向纵深推进，深入开展“建好一个阵地、用好一套机制、开展好一系列活动”法治文化建设，强化了村民的法治观念，有效化解了基层的矛盾纠纷，推动了乡村面貌的巨大改变。

1加强新农村法治文化宣传阵地建设

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是群众接收法治信息、感知法治文化的重要基地，是群众融入法治社会的窗口和有效载体。1）注重宣传内容“五结合”：一是将法治文化与乡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如诗乡文化、红色文化、寨规文化、优秀家风家训、法治典故等）相结合，既接地气，村民喜闻乐见，又有正气，村民在潜移默化中就接受了法治教育；二是将法治文化和当前专项行动及中心任务（如打黑除恶、禁毒、疫情防控、脱贫攻坚、污染防治等）相结合，使村民知晓并积极参与到当前的重点工作，感受到法治的温度，使各项工作顺利推进；三是将法治文化教育和德育（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崇文尚信.自强奋进的城市精神等）相结合，在春风化雨中达到教化目的；四是将法治文化和法治实践（如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警示教育、法律“六进”活动等）相结合，以案警世，以案释法，既宣传正面的护法行为和人物以弘扬正风正气，又坚决惩戒和曝光违法行为以震慑违法犯罪分子。五是将法治文化和殡葬、人情、土地、农权等农村改革相结合，促进村民转变落后观念，树立诚信、守法、科学的新型村民观。2）创新宣传载体多样化：一是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形成“人在做，天在看，云在算”的“互联网+普法”格局；二是有效利用现有板块，不断拓展宣传空间。除了现有的“法治广场”、“法治长廊”、“法治公园”、“法治课堂”等板块，还可以开拓如“法治角”、“法治案例墙”、“法治文化馆”、“法治新闻”、“现声说法”、“法治时空”等板块；三是构建通畅的法治宣传和信息资源共享渠道，打造“自媒体”新时代法治村，使村民足不出户就可以查到所需法规信息、表达诉求、维护权益；四是用好传统“乡村小喇吧”，根据农村时令，农村法律服务志愿者和村干部定期在农村集市、村委会、村民聚居地、村居广场等场所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3）开展专题或主题法治教育活动。根据国家法令，结合村情适时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如法治文艺汇演和法治灯谜竞猜活动和开学第一堂法治课；也可以针对农村的不法现象或行为开展“农村法治宣传教育月”活动；“新时代法治人（村）评选”活动；“农村法治知识竞赛”活动；还可以针对特殊人员如留守儿童及年富力强的贫困群众、刑释人员、安置帮教人员、五保户等举办法律知识普及活动，增强他们的法治意识。

2推进农村法治文化主体队伍素质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