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论文范文10篇

[论文关键词]市民社会；法治；基础

[论文摘要]市民社会就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追求多元化和民主的社会。这种社会为法治的成长创造了适宜的社会环境。市民社会孕育自由、平等的法治理念，促进法律形式化，市民社会权利和制约国家权力。

一、市民社会的概念及特征

(一)市民社会的概念及演变

“市民社会(civilsociety)这一概念源于西方，它在思想史上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在西方古典市民社会理论中，“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文明社会”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别，与政治国家混为一谈，这种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已经失去了在当代的价值。现代市民社会理论强调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结构，并坚持市民社会更多地具有经济性而非政治性的内容。最早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做出明确划分的是黑格尔。针对黑格尔的国家决定社会的观点，马克思指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社会决定国家，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非相反，当代市民社会理论的主流着重强调市民社会的社会关系领域和文化一意识形态领域，主张以市民社会—经济—国家的三分法来代替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分法。当代最具影响的两位市民社会理论家首推葛兰西与哈贝马斯。葛兰西强调市民社会的文化意义而非经济意义。哈贝马斯提出了“系统世界”与“生活世界”的二元分析框架。他主张重建“非政治化的公共领域”以便使社会文化系统渐次摆脱政治化和商业化以及技术统治论的影响而获得独立的发展，进而重现生活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二)市民社会的特征

关键词:送法下乡/迎法下乡/理性选择/法律实践/法律祛魅

内容提要: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是一个法律逐渐祛魅化的过程，即从基层司法建设魅化法律到农民法律参与下的法律脱魅。法律的祛魅化使农民对法律有一个更为理性的认知和选择。法律实践和法律参与的“知情祛魅”逻辑从主体角度抑制了农民对法律的需求，而基层司法体制的诸多弊端和缺陷则从外在限制了农民的法律需求。由此可见，结构混乱虽然使乡土社会产生了法律需求，但这种需求的扩展性和持续性存在问题。因此，当下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并非简单地从“送法下乡”向“迎法下乡”转换。

乡土社会秩序何以建立和维系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焦点话题，而作为乡土社会外生性力量的国家司法权力如何深入乡土社会，并在乡土社会扎根以及建立法律秩序又是其中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普法运动”和“送法下乡”是学术界讨论这一问题的惯用范式，认为法制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和保障，“基层司法建设”是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方略”[1]。“送法下乡”范式曾在知识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法律的现代性与地方性以及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关系的论争。

近年来，针对“送法下乡”范式，董磊明等认为当下的中国农村“结构混乱”，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和“熟人社会”，因此法律在乡土社会的实践场景和逻辑已发生变化，乡土社会对法律的需求增大。这些变化使得“迎法下乡”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2]。在“迎法下乡”的框架中，乡土社会已不仅仅是一个“立法和执法对象”，农民也从单纯的国家司法权力规训的客体和法律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成具有能动性的法律实践主体。

因此，“迎法下乡”与“送法下乡”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从立论的基础上挑战了“送法下乡”范式。那么,“送法下乡”与“迎法下乡”是否是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逻辑在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断裂与置换？换言之，“迎法下乡”是否真正实现了范式革命，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新范式？如果不是，那我们又该如何去理解和解释当下乡土社会法律实践所表现出来的新特点？对此，我们只有将这些问题置于乡土社会法律实践的历史脉络之中进行考察方能做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判断。

一、法律的魅化：乡土社会的司法建设

论文关键词：市场经济；和谐社会；法治建设

论文摘要：该文以和谐社会与法治为主题,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及和谐社会内涵为出发点，通过对完善市场经济机制对和谐社会构建的作用、和谐社会对法制的要求及我国的法治建设三方面的描述，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法学理论支持。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这是我国社会在急剧转型的重要历史关头，针对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而提出的新概念。从同志对和谐社会的概括描述可知：法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石，它为和谐社会的构建保驾护航。

1.构建和谐社会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战略性意义

1.1和谐社会的内涵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使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能够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社会，是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社会。包括经济和谐、阶层和谐、政务和谐、区域和谐、民族和谐、文化和谐、代际和谐等。和谐社会可以归结为28个字：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1]

论文关键词：和谐社会；法治

论文摘要：“和谐社会”主要是个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上的概念，不能简单地套用于法学范畴。在把法治转化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还需要理论上的探索和实践上的检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法治社会，法治是将“和谐社会”由理念变为现实的必由之路。法治保障和谐社会稳定运行；法治化解和谐社会各种矛盾；法治调节和谐社会各种利益冲突。

对于和谐范畴的理解主要体现在美学、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之中。在美学上，最为典型的是古希腊毕达哥拉和爱利亚派，他们以数的理论为基础，从音乐的和谐（数的比例）出发论证了整个“宇宙秩序”。他们认为音乐、几何、雕塑、宇宙天体中都有和谐的范例，它们都可以通过具体的数字、比例来体现，这个数字比例就是黄金分割率。[1]在哲学上，中国古代哲学是为典型，《易经》中的“太和”、孔子的“中和”等无不作为其哲学思想的核心范畴。在社会学上，和谐主要作为一种社会理念或社会理想，在那样的社会里人人各得其所、各享其乐、其乐融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种对美好社会的向往，人们对之倾注了过多的理想和情感色彩，和谐社会的概念开始被泛化以至被滥用、误读。“‘和谐社会’这个现代政治学、社会学概念，不能简单地套用于法学范畴。”[2]

一、法治调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利益

正如上所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社会。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矛盾的根源是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紧张冲突。法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而社会关系的核心内容是利益。法不过是对社会利益关系的一套调整机制。法律关系是对现实利益冲突的映射，是对利益制衡的表达。正如赫克所言，“法的每个命令都决定着一种利益冲突；法起源于对利益关系的调整机制；法的最高任务是平衡利益。”[3]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各种利益诉求与冲突是客观存在的。道德、习俗等固然可以调节和谐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冲突。但是由于道德、习俗存在规范的模糊性，执行的软弱性等缺陷，人们在根据这些规范行为时要么是自由散漫，要么不知所从。而法律的明确性、强制性等特点可以弥补道德、习俗在调整利益冲突时的缺陷，为人们的社会行为提供了导向性和预期性。

首先，法调节利益冲突的必然性。古人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接为利往。逐利乃人之本性，正是逐利才凝聚了各种社会力量，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变革。而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围绕各种利益所展开的相互冲突、相互制约与彼此合作便构成了和谐社会内在图景。有限资源与无限需求之间的紧张冲突注定了社会利益关系的对立与纠葛。利益总是有限的，当一部分人取得利益时，必以对方丧失利益为前提。因此，各种利益关系此消彼长，相互制约。在这些利益的冲突关系中，有多种调节方式，如道德、习俗、宗教等都对利益纠纷起着一定的调节作用。但是由于这些调节方式的模糊性、软弱性决定了它们调节利益（尤其是重大利益）冲突的有限性。如果任其自然发展，必然导致弱肉强食，人类在自我的斗争中会自取灭亡，因此，迫切需要一种有国家保证的手段来调整这些利益关系。法律由于其本身的明确性、强制性、权威性等特点决定了它对利益（尤其是重大利益）冲突调节的必然性。“作为利益整合的工具，法负载着根植于一定利益格局的价值偏好与选择，并将其外化为一定的权利（或权力）、义务和责任模式，进而能动地实现利益冲突的偏向性保护及利益结构的协调平衡。”[4]

立法要追求法律的统一性，执法要有一个忠实于法律的公务员队伍，再加上一个独立的公正的司法系统，最后还有一个发达的法学教育给社会提供法治理念、提供法治的主体。只有这几项合起来，我们才可以说，构筑法治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了。

和谐社会一定是以法治为前提的社会。法治描述了这样的一种社会状态，在这个社会状态中，法律约束住了国家的权力，权利在人与人之间得到和谐的配置。法治的实现条件有三：一是“精神要件”，法治国家是需要一些观念和精神来支撑的；二是“实体要件”，实体要件就是基本的制度和基本的治国原则；三是“形式要件”，形式要件就是实现制度的时候所需要的各种技术和支撑。

一、法治的精神要件

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有一系列和它相适应的理念，这个理念就是精神要件。其实质是，法律与权力交互作用时人们所做的价值选择和持有的立场。

第一个理念是善法恶法标准理念。法治国家里面的法律一定是善法，法治一定是善法之治。恶法，非法也，不可能催生法治。在此，我们可以谈到纽伦堡审判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全世界人民经历的一场浩劫，纳粹分子的罪恶罄竹难书，可问题是，根据法律他们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在纽伦堡审判开始的时候，所有的被告人用同一个理由为自己辩护，那就是“执行法律的人不受法律追究”。希特勒是一个很完美的形式法制主义者，尽管他最后是用毒气用枪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但是在屠杀之前经过了法律程序。希特勒制订了三部法律把犹太人逼上了绝路：第一部法叫做身份法，就是把犹太人和其他人分别开，犹太人身上必须要有一个符号，就是现在我们见到的以色列国旗上的符号，见到这种符号的人就可以对他区别对待。第二部法就是剥夺犹太人的财产，禁止犹太人经商，要经商就必须把现在所有的财产都留给德国，然后离开德国。有钱人都走了，剩下的留在德国的那些犹太人有第三部法律等待着，这就是强制劳动法，所有的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每天都必须工作16小时以上，这样很强壮的犹太人都变得骨瘦如柴，当他们失掉了一切劳动能力的时候就把他们赶到火车上拉往集中营，最后屠杀。这就是希特勒的三部曲，“屠杀六百万犹太人是通过法律实现的”。因此所有的战犯都说，“我是在执行法律，对这六百万人的死亡我不负有责任”。法官们陷入了尴尬境地，不得不休庭。因为法官也信奉这条法治原则——执行法律的人不受法律追究。

著名的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也看到了这个两难问题，于是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法律的不法与超法律的法”。他写道，有一些法的基本原则，它们的效力比任何法律规则更强而有力，以至于如果一项法律与它们相矛盾，那么，这些法律就只是强权的运作而不配叫做法律。法官们从他的思想里获得启示，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凡是展示人类的共同理性、以维护人权为特征的法才叫法，背离了人类的共同理性以剥夺和践踏人权、侵犯人的尊严的法不叫法”。这样的话，法律就分成了法上之法和法下之法，法上之法被称作善法，法下之法被称作恶法，而恶法非法。所以再次开庭的时候，法官断然驳回了被告们的辩护理由。

没有公正，就不会有社会和谐。法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完善法制是对和谐社会的支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由法治保障的有序的、民主的、公正公平的、尊重和保障人的权利的社会。刑事法治作为法治的重要一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刑法作为国家统治的有力武器，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又有着与一般法律不同的作用和特征。

一、刑事法治更多地更为直接地关注社会和谐的方面，即“冲突”与“斗争”。

思考问题，常常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尤其是反面问题不能不加以思考。在全社会高呼“和谐社会”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听到不同的声音？

和谐的反面是什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对“和谐”的解释是“配合得适当的匀称”。那么，它的反面，就是不配合，就是不适当，也不匀称。换言之，就是冲突，用中国人常用的一个词，就是斗争。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巩献田教授在《谈社会和谐——“法治、政治和德治”建设和创新》一文中，对“斗争”一词在经典文献中的运用作了一个统计：在《邓小平文选》中，第一卷有273个，第二卷中140个，第三卷有48个：著作中有“斗争”一词491个；中共十六大报告有“斗争”一词5个；新党章有“斗争”一词2个，“奋斗”一词5个。为了我们整个社会的和谐，我们应该按照说的去做，即“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是奋斗的哲学，要为党、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的利益而不懈奋斗。”要社会和谐就需要斗争，需要奋斗。

刑法，是国家统治的有力武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刑法的功能就是打击和预防犯罪，保护人民。因此，刑法更多地更直接地关注社会中的矛盾冲突，关注社会中的黑暗面，而在“和谐与冲突”这一对矛盾体中，通过与不和谐的现象作斗争，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

二、刑法不是通过妥协达到表面的和谐，而是通过更为有效和更为有力的打击，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一、法治作为社会管理创新基本手段的丰富内涵

王利明先生从法治是人们幸福生活的保障,法治使人们自由、有尊严地生活,法治社会使人们具有安全感,法治能够给社会带来公平正义等方面阐述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法治。[4]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的目标追求,这种目标已被我国宪法所确认。当前,随着社会建设的深入开展,党中央又审时度势地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战略举措,法治与创新社会管理的关系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种关注不但是法治理论的延伸,也是社会管理创新实际的需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显然,法治成为保障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举措。重大的社会管理创新是法治基础上的社会管理创新,因此,管理社会最先进、最可靠的方法应该是法治,而不是其他。tl]

二、法治背景下的社会管理创新

毫无疑问,法治国家建设是我国写人宪法的目标追求,任何阶段性的经济社会建设都要服从并服务于法治国家建设大的背景。按照法治国家的建设要求,法治国家应该是有限政府、公民社会、社会自治、依法为治等要素的综合体。在法治国家不存在单一的管理主体和管理客体,而是社会各种管理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相互制约、相互协作的过程,法治背景下的社会秩序应该是治理的结果。因此,法治背景下的社会管理创新应该凸显治理的理念:第一,管理是传统社会的治理模式,在传统的社会管理下,政府是社会管理的主体,人民是被管理的对象,而这种管理模式是我们要打破和修正的。第二,我国本是以行政权力管理国家事务并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创新社会管理就是要打破这种旧的管理模式。第三,在社会管理的表达中,需进一步厘清社会管理的主体、客体和内容,重视对政府和权力的限制与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重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第四,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表达中,应凸显法治作为社会最大共识的基础作用。总之,创新社会管理贵在“新”字,但这个“新”是符合法治精神和客观实际的创造,是能够真正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利益的创新举措。在当前的社会管理创新中,更应该强调依法创新,使社会管理创新不致偏离法治的轨道。

三、社会管理创新一限权还是治民

从打造服务型政府的角度看,限制政府权力、制止行政权力扩张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应有之义,但社会管理创新也有可能导致行政权力的扩张,使限权变为扩权,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厘清社会管理的主体、客体和内容。建设法治国家是我国宪法所确立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社会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自然要在法治国家建设的大背景下展开,社会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既是对原有机制体制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对现实社会矛盾的应对,创新社会管理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以法治为基础,形成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体系,是一场涉及管理主体、客体、内容的深刻变化。所谓社会管理,一般是指“管理主体在法律法规政策框架下,通过各种方式对社会各个领域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⑴管理主体是社会管理的实施者,同志在省部级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强化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责,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加服务社会能力,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同志的讲话,明确指出社会管理的主体包括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人民团体、人民群众。客体是存在于主体外客观存在的事物,是与主体相对应的客观存在。在社会管理关系中,客体是指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包括社会生活、社会事务、社会关系,几乎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管理的内容纷繁复杂,内容形式多样,它主要表现为各管理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组织、管理社会生活的过程,是社会管理主体工作的具体展开。总之,从建设法治国家的角度看,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发挥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人民群众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是为行政权的扩张造势,而是要在限制政府权力、增加政府服务功能、培育社会主体的自治能力等方面有新的突破。

死刑是一种古老而又严厉的刑罚手段。自古以来，“治乱世用重典”，“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抵罪”就是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然而，在人类走向文明与和谐社会的今天，死刑却以其残酷性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质疑。当今世界，已经有124个国家和地区完全废除或者实际上不再执行死刑。近年来，在我国刑事法学界的大力推动下，减少和合理限制死刑的适用，逐步废除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也逐渐在立法、司法和学术界形成共识。但如何合理限制死刑的适用，专家学者们存在不同的见解。3月11――12日，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中英“死刑适用标准及死刑限制”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就此进行了深入探讨。

实体限制：从严控制死刑适用的标准

联合国大会于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于1984年公布的《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一条规定：“在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只有最严重的罪行可判处死刑，应理解为死刑的范围只限于对蓄意而结果为害命或其他极端严重后果的罪行。”我国《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这些规定都是我们限制死刑的国际法和国内法的依据。因此，要减少和限制死刑的适用，必须根据有关国际公约和刑法的规定，从实体上研究从严控制死刑适用的标准。

首先，要正确理解“罪行极其严重”，其包含三层意思：一是犯罪性质特别严重；二是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三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特别严重。因此，无论在立法上确定某一罪名是否应当设定死刑，还是在某一具体案件中是否应当适用死刑，都必须考虑到这些含义。其次，还必须从犯罪主体上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中国人民大学高铭暄教授建议，为了更进一步减少死刑的实际适用，立法上应考虑对下列二种人排除死刑的适用：一是七十周岁以上的老人，因为这一类人由于生理和心理因素的影响，其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对社会的危险性相对较小，对其适用死刑难以达到刑罚的目的；二是哺乳期的妇女，这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要求，体现对婴儿和妇女的特殊保护。

国家法官学院张泗汉教授从扩大死缓的适用范围，提出了减少死刑适用的对策。他认为，立法上应明确用列举那些情形应当适用死缓的表述，改变现行死缓适用中“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模糊规定；同时，还应当从犯罪种类和犯罪主体上扩大死缓的适用；对死缓犯执行死刑的条件也应当严格限制，将其改为“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犯应当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程序限制：改革复核制度与完善证据适用

死刑是一种古老而又严厉的刑罚手段。自古以来，“治乱世用重典”，“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抵罪”就是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然而，在人类走向文明与和谐社会的今天，死刑却以其残酷性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质疑。当今世界，已经有124个国家和地区完全废除或者实际上不再执行死刑。近年来，在我国刑事法学界的大力推动下，减少和合理限制死刑的适用，逐步废除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也逐渐在立法、司法和学术界形成共识。但如何合理限制死刑的适用，专家学者们存在不同的见解。3月11――12日，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中英“死刑适用标准及死刑限制”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就此进行了深入探讨。

实体限制：从严控制死刑适用的标准

联合国大会于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于1984年公布的《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一条规定：“在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只有最严重的罪行可判处死刑，应理解为死刑的范围只限于对蓄意而结果为害命或其他极端严重后果的罪行。”我国《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这些规定都是我们限制死刑的国际法和国内法的依据。因此，要减少和限制死刑的适用，必须根据有关国际公约和刑法的规定，从实体上研究从严控制死刑适用的标准。

首先，要正确理解“罪行极其严重”，其包含三层意思：一是犯罪性质特别严重；二是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三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特别严重。因此，无论在立法上确定某一罪名是否应当设定死刑，还是在某一具体案件中是否应当适用死刑，都必须考虑到这些含义。其次，还必须从犯罪主体上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中国人民大学高铭暄教授建议，为了更进一步减少死刑的实际适用，立法上应考虑对下列二种人排除死刑的适用：一是七十周岁以上的老人，因为这一类人由于生理和心理因素的影响，其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对社会的危险性相对较小，对其适用死刑难以达到刑罚的目的；二是哺乳期的妇女，这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要求，体现对婴儿和妇女的特殊保护。

国家法官学院张泗汉教授从扩大死缓的适用范围，提出了减少死刑适用的对策。他认为，立法上应明确用列举那些情形应当适用死缓的表述，改变现行死缓适用中“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模糊规定；同时，还应当从犯罪种类和犯罪主体上扩大死缓的适用；对死缓犯执行死刑的条件也应当严格限制，将其改为“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犯应当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程序限制：改革复核制度与完善证据适用

立法要追求法律的统一性，执法要有一个忠实于法律的公务员队伍，再加上一个独立的公正的司法系统，最后还有一个发达的法学教育给社会提供法治理念、提供法治的主体。只有这几项合起来，我们才可以说，构筑法治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了。

和谐社会一定是以法治为前提的社会。法治描述了这样的一种社会状态，在这个社会状态中，法律约束住了国家的权力，权利在人与人之间得到和谐的配置。法治的实现条件有三：一是“精神要件”，法治国家是需要一些观念和精神来支撑的；二是“实体要件”，实体要件就是基本的制度和基本的治国原则；三是“形式要件”，形式要件就是实现制度的时候所需要的各种技术和支撑。

一、法治的精神要件

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有一系列和它相适应的理念，这个理念就是精神要件。其实质是，法律与权力交互作用时人们所做的价值选择和持有的立场。

第一个理念是善法恶法标准理念。法治国家里面的法律一定是善法，法治一定是善法之治。恶法，非法也，不可能催生法治。在此，我们可以谈到纽伦堡审判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全世界人民经历的一场浩劫，纳粹分子的罪恶罄竹难书，可问题是，根据法律他们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在纽伦堡审判开始的时候，所有的被告人用同一个理由为自己辩护，那就是“执行法律的人不受法律追究”。希特勒是一个很完美的形式法制主义者，尽管他最后是用毒气用枪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但是在屠杀之前经过了法律程序。希特勒制订了三部法律把犹太人逼上了绝路：第一部法叫做身份法，就是把犹太人和其他人分别开，犹太人身上必须要有一个符号，就是现在我们见到的以色列国旗上的符号，见到这种符号的人就可以对他区别对待。第二部法就是剥夺犹太人的财产，禁止犹太人经商，要经商就必须把现在所有的财产都留给德国，然后离开德国。有钱人都走了，剩下的留在德国的那些犹太人有第三部法律等待着，这就是强制劳动法，所有的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每天都必须工作16小时以上，这样很强壮的犹太人都变得骨瘦如柴，当他们失掉了一切劳动能力的时候就把他们赶到火车上拉往集中营，最后屠杀。这就是希特勒的三部曲，“屠杀六百万犹太人是通过法律实现的”。因此所有的战犯都说，“我是在执行法律，对这六百万人的死亡我不负有责任”。法官们陷入了尴尬境地，不得不休庭。因为法官也信奉这条法治原则——执行法律的人不受法律追究。

著名的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也看到了这个两难问题，于是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法律的不法与超法律的法”。他写道，有一些法的基本原则，它们的效力比任何法律规则更强而有力，以至于如果一项法律与它们相矛盾，那么，这些法律就只是强权的运作而不配叫做法律。法官们从他的思想里获得启示，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凡是展示人类的共同理性、以维护人权为特征的法才叫法，背离了人类的共同理性以剥夺和践踏人权、侵犯人的尊严的法不叫法”。这样的话，法律就分成了法上之法和法下之法，法上之法被称作善法，法下之法被称作恶法，而恶法非法。所以再次开庭的时候，法官断然驳回了被告们的辩护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