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心理论文范文10篇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加上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人们的健康水平普遍提高，寿命不断地延长，老年人口日益增加，我国老龄人口的比重日趋上升。老龄化社会到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正给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沉重压力，也给社会带来种种问题，其中包括老年人犯罪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老年人犯罪问题也变的突出起来。于是我们必须加紧对老年人犯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老年人犯罪呈现出不同的犯罪特点。本文就是针对老年人犯罪的各种特点、不同原因以及如何预防老年人犯罪等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希望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探讨能对老年人犯罪的问题有个全面而系统的认识，并使老年人犯罪问题能得到很好解决。同时对老年人犯罪问题的研究，应当列入犯罪学研究的重要新课题之一。

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字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3亿，占总人口的10.41％其中65岁以上人口达到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依照人口年龄结构的标准，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老年人口还将以较快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15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超过两亿，约占总人口的14％。随着老年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加，社会家庭的环境对老年人的身心及自身诸因素的影响老年人犯罪在社会犯罪占有的比重和数量也有增长的趋势。据统计，某地监狱在押犯常年1200人左右，而老年犯罪人员1998年占到在押犯总数的1.2％，1999年占到在押犯总数的1.4％，2000年以占到在押犯总数的2.1％。因此老年人的犯罪增长应当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本文就是从剖析老年人犯罪的特点、原因以及如何预防老年人犯罪即预防老年人犯罪的对策等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老年人犯罪的概念

所谓老年人是指生物上的人体结构和生理上的衰老，受生物学规律和周围环境的制约与机体生长成熟这一序列同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老化，具有不可逆转性，但是由于人的生活环境不同，个人自身的生长条件和天生机体发育的差异，判断老年人的标准也有所不同，根据人的生理机能心理状态和角色作用，可分别从生理年龄、心理年龄、社会年龄来衡量。1982年在联合国“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将老年年龄的界限定义为60岁。我国若以退休年龄为界限的话，则男性60岁以上，女性55岁以上已基本步入老年人的行列。1996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老年人是指60周岁以上的公民。把我国老年人的起点年龄定为60周岁以60周岁为标准便于正确的估量老年人口变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更适合我国现有的国情。

因此老年人犯罪概括起来说，指60岁以上的人所实施的犯罪。这是一种以年龄为标准对老年人犯罪下的定义。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可以区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即老年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狭义的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即由于身体、心理、社会生活等方面处于老年化的过程中而引发的犯罪行为。前者着眼于行为主体，后者着眼于行为特征。狭义的老年人犯罪所包括的范围较小，它把老年人实施的并非由于老年化过程而引发的犯罪行为排除在外。

二、老年人犯罪的特点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加上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人们的健康水平普遍提高，寿命不断地延长，老年人口日益增加，我国老龄人口的比重日趋上升。老龄化社会到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正给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沉重压力，也给社会带来种种问题，其中包括老年人犯罪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老年人犯罪问题也变的突出起来。于是我们必须加紧对老年人犯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老年人犯罪呈现出不同的犯罪特点。本文就是针对老年人犯罪的各种特点、不同原因以及如何预防老年人犯罪等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希望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探讨能对老年人犯罪的问题有个全面而系统的认识，并使老年人犯罪问题能得到很好解决。同时对老年人犯罪问题的研究，应当列入犯罪学研究的重要新课题之一。

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字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3亿，占总人口的10.41％其中65岁以上人口达到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依照人口年龄结构的标准，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老年人口还将以较快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15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超过两亿，约占总人口的14％。随着老年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加，社会家庭的环境对老年人的身心及自身诸因素的影响老年人犯罪在社会犯罪占有的比重和数量也有增长的趋势。据统计，某地监狱在押犯常年1200人左右，而老年犯罪人员1998年占到在押犯总数的1.2％，1999年占到在押犯总数的1.4％，2000年以占到在押犯总数的2.1％。因此老年人的犯罪增长应当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本文就是从剖析老年人犯罪的特点、原因以及如何预防老年人犯罪即预防老年人犯罪的对策等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老年人犯罪的概念

所谓老年人是指生物上的人体结构和生理上的衰老，受生物学规律和周围环境的制约与机体生长成熟这一序列同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老化，具有不可逆转性，但是由于人的生活环境不同，个人自身的生长条件和天生机体发育的差异，判断老年人的标准也有所不同，根据人的生理机能心理状态和角色作用，可分别从生理年龄、心理年龄、社会年龄来衡量。1982年在联合国“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将老年年龄的界限定义为60岁。我国若以退休年龄为界限的话，则男性60岁以上，女性55岁以上已基本步入老年人的行列。1996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老年人是指60周岁以上的公民。把我国老年人的起点年龄定为60周岁以60周岁为标准便于正确的估量老年人口变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更适合我国现有的国情。

因此老年人犯罪概括起来说，指60岁以上的人所实施的犯罪。这是一种以年龄为标准对老年人犯罪下的定义。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可以区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即老年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狭义的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即由于身体、心理、社会生活等方面处于老年化的过程中而引发的犯罪行为。前者着眼于行为主体，后者着眼于行为特征。狭义的老年人犯罪所包括的范围较小，它把老年人实施的并非由于老年化过程而引发的犯罪行为排除在外。

二、老年人犯罪的特点

【摘要】人格的量化和评估是人格刑法能否实施的关键。从心理学中的人格、刑法中的人格、人身危险性和犯罪人格等重要概念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的角度深入剖析，文章明确人格刑法中的人格界定。对人格进行准确的度量需要将静态标准化的危险人格的测量工具和动态个性化的问卷调查相结合对人格的危险性进行评估。

【关键词】人格刑法;　犯罪人格　;缺陷人格;　反社会人格;　危险

人格心理学中的人格概念

目前在心理学界对人格的探索已相当深入和广泛，尽管如此，至今还没有一个为所有心理学工作者共同接受的人格定义，但从众多的人格定义中可以看出共同的倾向：第一，人格是个体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能力、情绪、需要、动机、兴趣、价值观、气质和体质等各方面整合的心理组织，人格涉及到的方方面面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第二，研究者认为人格是内部的比较稳定的心理结构和过程。人格表现出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及倾向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稳定性，即个体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表现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具有连贯性或者说是风格或性质的相似性。正是这一稳定性使得可以通过个体的人格预测人的思想和行为。第三，黄希庭认为人格是个体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个体的心理特征、行为方式和行为倾向各方面综合作用形成独一无二整体的心身组织①。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但这并不排除人们在心理和行为上的共同性。正是人格的稳定性使得人格得以测量，正是人格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预测性使得有了人格测量的必要。目前，人格心理学已经发展一套完备的方法对人格进行测量。刑法中人格测量与评估恰恰是为了对犯罪人的再次犯罪可能性进行预测，从而采取相应措施以避免对社会造成再次危害。

刑法中的人格概念

刑法中的人格和人身危险性的关系。“人身危险性”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然而严格按照司法程序明确将人身危险性判断运用到定罪、量刑、行刑的过程中却不多见。目前，在司法过程中对人身危险性的判断往往依赖经验判断，经验判断与规范刑法学的要求不相符，所以人身危险性理论的瓶颈就是如何科学评估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则人身危险性的理论难于付诸实践，于是有学者提出将人格概念纳入刑法视野②。人身危险性这一提法始于刑事人类学派，最早主张定罪量刑考虑犯罪人个人情况的学者是龙勃罗梭，龙勃罗梭本人并没有明确提出危险性这个概念，但他认为由生物学因素导致的生理上的异常进而产生的犯罪倾向是人的危险性所在。相反，加罗法洛认为犯罪人以道德情感缺乏为主要标志的心理异常是构成其危险性的主要原因。危险状态一词最早是由加罗法洛在《危险状态的标准》一书中提出的，将其定义为“某些人变化无常的、内心所固有的犯罪倾向”③。菲利则认为犯罪人的生理因素、自然因素及社会因素三方面的综合作用构成主体的“危险性”④。李斯特作为刑事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不仅强调社会的危险性还强调个人的反社会危险性⑤。作为李斯特的学生牧野英一认为犯罪行为是“恶性的征表”，应当重视犯罪主体的心理状态⑥。曾经人身危险性的理论被法西斯恶意利用致使侵犯人权，最终使人身危险性理论一度成了禁忌性的话题，引起了学者的批判和反思。而后，作为激进的社会防卫论代表人物格拉马蒂卡提出社会防卫更重要、更本质的目的是改善反社会的人，主张用“反社会性”概念来代替“犯罪”概念，摒弃犯罪和刑罚⑦。新社会防卫论的代表人物安赛尔对人身危险性理论重新审视并提出在对犯罪人定罪量刑时需要考虑两个因素，不仅要考虑客观的犯罪行为，还要根据与人格相关的主要因素。安赛尔认为行刑过程是为了让罪犯更好地回归社会，人格调查是必不可少的，人格调查不仅调查犯罪行为外部的诸特征和有关前科资料，而且还应该组织专家对被告人的生物学体质、心理学反应、生育遗传史及社会等问题展开调查⑧。总之，安赛尔对“人身危险性”没有完全否定，他认为人身危险性与道义责任论二者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可以在“行为人格”上统一，两者都是人格的表现，与行为紧密相连，二者可以共同作为刑罚的依据，安赛尔发展了人身危险性理论。随着刑法观不断演进，出现了以团藤重光为代表的人格行为论者，他认为行为是人格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基于行为人的主体性态度所实施的。团藤重光强调责任的基础不仅仅是具体行动，而且是行为者内在的人格，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人格责任论的观点⑨。在团藤重光的影响下，日本学者大塚仁采纳了人格责任论，并受人格责任论的启发，将这一理论发展深化构建了人格刑法学。作为一种新的刑法学说，其中的人格责任是人格刑法学的核心思想和理论基石⑩。通过对行为人刑法到人格刑法发展的历史进行梳理发现人身危险性这一概念和人格的关系密切，由最初的危险状态、危险性到个人的反社会危险性、恶性逐步演化为反社会性、主观危险性，最后提出人格的概念。由此可见，刑法中人格的概念是在人身危险性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使用人格概念来诠释人身危险性既有理论基础又切实可行。刑法中人格的内涵。刑法学界人格一词的涵义是建立在人身危险性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当前关于人身危险性有代表性的表述主要有三种：一种观点认为：“个体对社会造成侵害的可能性就是人身危险性。”第二种观点认为：“初犯可能性和再犯可能性的统一构成一个人的人身危险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身危险性指的是犯罪人存在的对社会所构成的威胁，即再犯罪的可能性。刑法中人格的内涵与人身危险性的涵义一脉相承，故刑法中的人格内涵不同于心理学中关于人格的内涵，心理学中的人格比刑法中的人格外延广泛。人格心理学是心理学中最具整合性的领域，它关注整体的人，主要从三个层面来研究人：“第一，人类本性的层面；第二，个体差异和群体差异的层面；第三，个人唯一性的层面。”人格心理学研究的第一个层面不是刑法所关注的，刑法所关注的只是犯罪人群的人格特征。心理学研究的第三个层面强调个体的独特性，而刑法作为部门法，其重要的特征就是权威性、高度统一性、普遍适用性，所以刑法中的人格不关注个体的唯一性、独特性。人格心理学研究的第二个层面着重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共同点和异同点及某一群体成员的共同人格特征和不同群体成员间的差异性，这一层面的研究能够满足刑法的需要。根据人格刑法观，在定罪量刑阶段就要考虑犯罪人的人格，在行为人做出刑法所规定的行为后综合行为人的人格做出行为人是否是犯罪人的判定活动。因此，刑法中的人格强调的是有社会危险性、倾向于再犯的一种人格类型。早期在系统的介绍人格刑法的过程中将这种人格类型界定为犯罪人格。

目录

一、引言1

（一）问题的提出1

（二）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现状1

1、犯罪性质以盗窃犯罪最为突出1

2、犯罪形式群体犯罪居多2

摘要：二十世纪初，美国法学进行了一场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尝试。心理学家闵斯特伯格首倡进行法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受到著名法学家威格摩尔的激烈反击以及一些心理学家的反对。但是，也有部分心理学家随后开始进行法律行为实验研究及法律心理学研究,法学界的著名学者哈钦斯针对一系列具体主题进行法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而威格摩尔在反击之后也开始在这一领域展开研究。此次交叉研究为二战后行为法学派在美国法学界的兴起提供了基础。我们可以由此思考法学对于交叉研究的接受度，以及那个时代心理学影响法学研究的可能。并通过20世纪美国法学各类交叉研究的繁荣，反思我国当下司法实践的现代化变革及法学研究范式的发展。

关键词：法学实验；实验心理学；交叉研究；行为法学；研究范式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随着大数据、现代化技术的突飞猛进，法学一改原来的研究模式，逐渐开始拥抱其他数理、自然学科的知识。早在20世纪的美国，在六、七十年代已经兴起了行为法学派，法学与心理学、行为学进行了交叉研究。此后的七、八十年代，法律经济学也在北美兴起，并逐渐影响部分国家的法学研究。在更早之前的20世纪初，美国法学界已经开始了一场与心理/行为科学之间的交叉研究活动。这是法学的一次重要研究活动，是法学进行科学、数理、实验交叉研究的一个初步尝试。虽然在此之前的一、二千年中，法学受到了语言学（如中世纪欧洲的注释法学派、后注释法学派）、历史学（典型如欧陆私法领域的历史法学派、英国的历史法学派）以及哲学/神学等学科的长期滋养，并在19世纪末兴起了社会法学派，但均是来自人文社会学科的影响。而此次交叉研究活动却更多地以法学研究结合科学化、数理化的研究模式，是人文社会科学之外的其他交叉研究新模式。所以，有必要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历程，归纳此次交叉研究的各类学术成果，研讨不同学界的各种观点和理论，对其进行思考和总结。

一、心理学家闵斯特伯格的开创性工作

法学与心理学之间的交叉研究，主要是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结论引入法学研究、法律实务工作中。因此，心理学家自然成为这方面的主要推动者，此次交叉研究活动的首倡者就是著名的实验心理学家闵斯特伯格（HugoMuensterberg）。（一）背景。闵斯特伯格的学术研究模式源于其导师，著名心理学家冯特（Wundt）。后者在心理学领域受教、受益于赫尔姆霍茨（Helmholtz）、杜布瓦•雷蒙（DuBois—Reymond）等唯物主义心理学大师，较为严格地遵守了自然科学研究的范式[1](P.46-47)。他将心理学从19世纪中叶之前的哲理性、先验性为主导的研究范式，转变为19世纪末以自然科学、数理模式、实验模式为主导的唯物主义研究范式。冯特在德国开创了实验心理学这一里程碑式的研究范式，为心理学成为一门科学（而不是哲理）奠定了基础。在法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方面，在19世纪，法医学家、心理学家们虽然参与了部分犯罪学的生理、精神、心理方面的研究。但这毕竟是针对罪犯的研究，是对变态人格、精神的研究，而不是针对普通正常人的具有法律意义的思维、行为、决策的研究。此外，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詹姆士•休谟（JamesHume）等心理学家参与了推动禁止酒精的立法活动，然而这些心理学家们反对酒精的原因是其道德观念，而非基于自身的心理学研究的理论或者知识。在19世纪末之前，现代的、科学的心理学虽然开始崛起，但是其在法律领域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2](P.82)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这一时期，实验心理学也不断地成长，并能够与相关学科展开交流互动。作为冯特的学生，闵斯特伯格从德国来到美国，在哈佛大学创立了心理学实验室。在此期间，他除了进行工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还力主在法学与心理学之间进行交叉研究。在这一领域，他于1908年出版了著名的、富有争议的《在证人席上——心理学与犯罪论文集》（OntheWitnessStand:EssaysonPsychologyandCrime，以下简称为“《在证人席上》”）一书。在该书中，他呼吁进行法学与心理学之间的交叉研究，并且在法学、犯罪学的诸多具体问题上进行交叉研究。之后，其受到了法学界和心理学界的批评，尤其是著名法学家威格摩尔（JohnH.Wigmore）的严厉批评。虽然西方主流学界普遍认为闵斯特伯格是法学与心理学交叉研究的首倡者，但在此之前其实已经出现了相关的著作。如早在1906年，既非法律人也非心理学家的公务员阿诺德（G.F.Arnold）已经出版了《适用于法律证据及其他法律部分的心理学》（PsychologyAppliedtoLegalEvidenceandOtherConstructionsLaw）一书[3](P.210)。而在著名证据法学家威格摩尔洋洋洒洒千页巨著《司法证据原则》（ThePrinciplesofJudicialProof）一书中，也较多地引用了阿诺德的这部作品。即便如此，主流学界（心理学界和法学界）依然普遍认为闵斯特伯格是法学与心理学交叉研究的首倡者。（二）提倡法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在《在证人席上》一书中，闵斯特伯格指出，随着实验心理学不断发展进步，心理学的科学性和实验性逐渐提升，“实验工具现在被系统地应用于研究记忆和思想的联系，然后是注意力和想象力，空间知觉和时间感；慢慢地，他们开始研究感觉和情感、冲动和意志、模仿和推理等问题。”[4](P.6-7)而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与法学研究、法律实务特别是庭审、证据等领域具有密切联系，是相关法学问题的知识基础。因此，在法学研究、法律实务中很有必要引入心理学、实验研究的模式和知识。他认为，“心理专家在法庭上的观点不能从公众的讨论中退出；精神生活，感知和记忆，注意力和思想，感觉和意志在法庭程序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能拒绝那些致力于研究这些功能者的建议”[4](P.117)。因此他甚至提出，在司法某些领域中的每一个心理实验都有助于实现法庭和法律的目的，而“现代心理学家的计时器对于研究犯罪的学生而言就像显微镜对于研究疾病的学生一样重要”[4](P.76-77)。闵斯特伯格一方面倡议法学领域要结合、借鉴心理学、实验研究的方法和成果；另一方面，他也发现了法学界、法律界的保守状况。他惊讶地发现，“到目前为止，律师和其他人都没有注意到实验心理学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关联测量方法，这是令人吃惊的，而且似乎是没有道理的。”[4](P.76)德国、法国和美国的新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已收集了丰富的材料；但总体而言，法学和司法实践却对其并不知晓。他遗憾地指出，“虽然在法庭上，精神病学家总是受欢迎的客人，但心理学家在那里仍然是陌生人。”[4](P.46)而在他看来，心理学、实验的研究模式就是一种更受欢迎的新模式，因为“政治家需要知道和抓住（群众）的心灵，自然主义者需要运用其心智以服务于探索发现，而官员则需要保证纪律，牧师则需要对于灵感开放心灵——所有人都准备看到应用心理学的某些章节为他们提供帮助和力量，但是唯独律师是顽固的。”[4](P.10)所以，他对法律职业共同体漠视法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提出，法院应当充分利用所有的现代科学方法而不应当使用最不科学的和偶然的方法，也不应当根据常见的偏见和无知的精神结果做出决策。他批评法官、律师以及陪审员们习惯于依照法律本能、感觉进行工作，“律师、法官和陪审员确信他们不需要实验心理学家。他们不希望看到应用实验心理学在这一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他们继续认为，他们的法律本能和常识为他们提供了所需要的一切，甚至更多。”[4](P.10)对此他提出，法院早晚将不得不认识到，今天可以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来检验人的个体差异，这远远超出了常识和社会经验所能提供的范围[4](P.63)。尤其在涉及事实认定方面，例如证人的记忆报告、检查等，更应当借鉴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三）进行法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在法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方面，闵斯特伯格并非只是进行了呼吁与批评。在《在证人席上》一书中，他在该领域的多个主题上也进行了研究。除了前言和简介之外，该书分成八个部分，主要内容为：错觉（Illusions）、证人的记忆（TheMemoryoftheWitness）、犯罪侦查（TheDetectionofCrime）、情感的痕迹（TheTracesofEmotion）、不真实的招供（UntrueConfessions）、法庭建议（SuggestionsinCourt）、催眠与犯罪（HypnotismandCrime）及犯罪预防（ThePreventionofCrime）。这八个部分涉及到事实认定、侦查、犯罪等多方面内容。作为心理学家而非精神病学家，他比较强调对于普通、正常人的不同认知偏差的研究。例如在第一章开头，他以一个车祸案件中目击证人的证言为例，认为可以通过关于记忆的实验协助研究。他指出，在此类案例中，两个证人对于事件、地点、人群都有明显不同的看法[4](P.16)，且已经排除了存在各类神经疾病的可能[4](P.18)，这就是心理上的错觉问题。正常人在正常的精神状态下，个体之间的认知都可能存在较大差异，甚至同一家庭内部对于食品的味觉都会有较大差异。所以他指出，许多司法判决中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含有某种“共识性（CommonSense）”的考虑[4](P.19)，共同体需要通过“共同的感觉”以及“共同的语言”以进行交流。然而每个人的器官功能不可能如机器制造的产品那样整齐划一，所以个体之间的感觉、认知有所差异，而这样的差异对于案件的事实认定就会产生显著的不同影响。（四）进行司法裁判实验。作为实验心理学创始人冯特的学生，闵斯特伯格显然会在法学研究领域进行实验研究。有别于之前法医学、犯罪心理学家所做的犯罪学实验研究，他还在法学更为主流、核心的领域——庭审领域进行实验。这就更能够契合法学研究主流领域的要求，而司法裁判实验也是20世纪下半叶行为法学派的核心研究方法和内容。1914年，闵斯特伯格针对性别问题进行了陪审团事实认定的实验。但是，他的测试方法并非如20世纪下半叶行为法学派实验那样以真实或者模拟案件事实刺激陪审员被试者，让他们做出判断。他仅仅是拿出两板贴有数量较多的各类不同形状纸片（数量多到他们在统一规定的时间内无法完全识别完）的纸板，让被试者辨识两板纸板中哪一板的形状类型数量较多。然后让他们讨论十分钟，之后再进行表决。男性被试者在第一轮识别的正确率是51%，经过讨论后的第二轮的正确率为78%；而女性在第一轮的正确率是54%，第二轮的正确率也是54%。由此，他得出“女性忠诚于其原来意见”的结论。但是，该实验也受到了一些批评。特别是在被试者的选择方面，男性被试者为哈佛大学的高级研究生，而女性仅仅为其他大学的肄业生而已。这样，在样本方面，除了性别不同之外，双方在教育程度上也存在较大差异。由于样本选择不严格，实验结果就难以保证较高的精确性[5](P.128-129)。闵斯特伯格结合心理学进行法学研究的倡议引致了法学界的严厉批评，心理学界内部也有学者反对其跨学科的研究模式。但其在工业心理学、应用心理学等其他领域取得了不菲的成就。而且，此次的倡议与工作，逐渐被部分心理学家、法学家所接受。这也为几十年后的行为法学派在美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二、心理学界的批评与研究工作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犯罪；现状；特征

论文提要：本文在把握大学生犯罪特点、探讨犯罪根源的基础上，以掌握大学生违法犯罪的规律为切入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和预防，旨在减少大学生违法犯罪现象，对已经违法犯罪的大学生，尽可能地进行挽救矫正，使其仍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

本文以笔者在学生管理实践中所接触到的部分大学生违法犯罪现象着手，浅析大学生违法犯罪的特点、原因以及如何加以预防，从而探寻减少大学生违法犯罪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大学阶段是青春勃发、奋发有为的黄金阶段，一直以来被人们视为精英和骄子。近年来大学生犯罪的报道频现各类媒体，2009年郑州市中原区法院依法审结了一起重大传播淫秽物品犯罪案件，涉案的12人中有5名大学生，又一次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密切关注与重视。

“马加爵案件”、“清华学子刘海洋硫酸泼熊事件”等大学生违法犯罪案件的出现，让人触目惊心的同时也为之扼腕叹息。如何采取有效预防措施，扼制大学生违法犯罪现象已经成为亟须解决的一项严峻社会问题。

一、大学生违法犯罪的现状

大学生群体是青少年群体的组成部分。在我国犯罪学研究中，对青少年的界定是14～25周岁。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青少年犯罪呈现逐年上升之势，近年来占到了刑事犯罪的80%，大学生犯罪占到了青少年犯罪的17%，占高校总人数的1.26%。来自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统计资料表明，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到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且以年平均2%～3%的速度上升，大学生犯罪在其中所占比重也越来越高，增长趋势十分明显。

拓扑心理学是德国格式塔心理学家勒温根据动力场说，采用拓扑学图形，研究人及其行为的一种心理学体系。

勒温否定了刺激-反应的公式，而认为行为可表示为人和环境的函数，行为是随人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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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环境不是纯客观的环境，也不是科夫卡所说的行为环境，因为行为环境实际上是意识中的环境。勒温的所谓环境叫做心理环境，是仅仅对行为有所影响的环境，他称之为准环境。

准环境被区分为三种，即准实在的环境、准社会的环境和准概念的环境。仅举一例说明准实在的环境，其他两种环境的意义就可以类推而知。他说：“比如一个儿童知道他的母亲在家或不在家，他在花园中的游戏的行为便可随之而不同，可是我们不能假定这个母亲是否在家的事实存在于儿童的意识之内。”这就说明勒温的心理环境有别于科夫卡的行为环境。

勒温将人和环境描绘为生活空间。这个生活空间不包括人生的一切事实，而仅包括指定的人及其行为在某一时间内的有关事实。

一、国外刑事和解制度之考察

刑事和解的思想渊源最早可追溯至原始社会的私人分割赔偿,但作为一种刑事制度,其产生于1974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基陈纳市的一次司法实践,现在已经被美国、英国、德国等许多国家运用。

(一)国外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

20世纪中叶,受“被害者导向”理念和犯罪人复归社会思想的影响,西方刑事和解制度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

1.“被害者导向”理念。传统刑事司法理论认为,犯罪是对国家利益的侵害,因此,国家在刑事诉讼中居于主导地位,而被害人的权利被国家的权力挤到了边缘,只是诉讼程序被动的参与者。随着“被害人犯罪学”理论的兴起,很多学者开始认为:刑事诉讼不应仅仅体现国家和犯罪者之间的关系,更应提高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使被害人成为积极的诉讼主体。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被害者导向”的刑事政策思潮兴起,如何保障被害人的权利成为学者的热门话题,而被害人最根本的权利就是获得赔偿。刑事和解制度就是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

2.犯罪人复归社会的思想。随着人们人权保障意识的不断提高,犯罪人权益保障也开始为许多国家所重视。在这种环境下犯罪人复归社会的思想也有了新的发展。犯罪人有复归社会的权利,社会有承担其复归的义务。因此,西方各国都致力于犯罪人复归,并不断探索新的措施以促进犯罪人的改造。通过探索和研究,许多学者认识到:复归社会并不是抽象的,而是使之回到那个曾经被他伤害过的社会中,尽量不让犯人入狱,在社会上改造,更利于犯罪人有效实现复归社会。因此,通过加害人、被害人、社会等多方面互动来构建刑事和解制度已经成为犯罪人复归社会思想之必需。

一、国外刑事和解制度之考察

刑事和解的思想渊源最早可追溯至原始社会的私人分割赔偿,但作为一种刑事制度,其产生于1974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基陈纳市的一次司法实践,现在已经被美国、英国、德国等许多国家运用。

(一)国外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

20世纪中叶,受“被害者导向”理念和犯罪人复归社会思想的影响,西方刑事和解制度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

1.“被害者导向”理念。传统刑事司法理论认为,犯罪是对国家利益的侵害,因此,国家在刑事诉讼中居于主导地位,而被害人的权利被国家的权力挤到了边缘,只是诉讼程序被动的参与者。随着“被害人犯罪学”理论的兴起,很多学者开始认为:刑事诉讼不应仅仅体现国家和犯罪者之间的关系,更应提高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使被害人成为积极的诉讼主体。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被害者导向”的刑事政策思潮兴起,如何保障被害人的权利成为学者的热门话题,而被害人最根本的权利就是获得赔偿。刑事和解制度就是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

2.犯罪人复归社会的思想。随着人们人权保障意识的不断提高,犯罪人权益保障也开始为许多国家所重视。在这种环境下犯罪人复归社会的思想也有了新的发展。犯罪人有复归社会的权利,社会有承担其复归的义务。因此,西方各国都致力于犯罪人复归,并不断探索新的措施以促进犯罪人的改造。通过探索和研究,许多学者认识到:复归社会并不是抽象的,而是使之回到那个曾经被他伤害过的社会中,尽量不让犯人入狱,在社会上改造,更利于犯罪人有效实现复归社会。因此,通过加害人、被害人、社会等多方面互动来构建刑事和解制度已经成为犯罪人复归社会思想之必需。

一、国外刑事和解制度之考察

刑事和解的思想渊源最早可追溯至原始社会的私人分割赔偿,但作为一种刑事制度,其产生于1974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基陈纳市的一次司法实践,现在已经被美国、英国、德国等许多国家运用。

(一)国外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

20世纪中叶,受“被害者导向”理念和犯罪人复归社会思想的影响,西方刑事和解制度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

1.“被害者导向”理念。传统刑事司法理论认为,犯罪是对国家利益的侵害,因此,国家在刑事诉讼中居于主导地位,而被害人的权利被国家的权力挤到了边缘,只是诉讼程序被动的参与者。随着“被害人犯罪学”理论的兴起,很多学者开始认为:刑事诉讼不应仅仅体现国家和犯罪者之间的关系,更应提高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使被害人成为积极的诉讼主体。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被害者导向”的刑事政策思潮兴起,如何保障被害人的权利成为学者的热门话题,而被害人最根本的权利就是获得赔偿。刑事和解制度就是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

2.犯罪人复归社会的思想。随着人们人权保障意识的不断提高,犯罪人权益保障也开始为许多国家所重视。在这种环境下犯罪人复归社会的思想也有了新的发展。犯罪人有复归社会的权利,社会有承担其复归的义务。因此,西方各国都致力于犯罪人复归,并不断探索新的措施以促进犯罪人的改造。通过探索和研究,许多学者认识到:复归社会并不是抽象的,而是使之回到那个曾经被他伤害过的社会中,尽量不让犯人入狱,在社会上改造,更利于犯罪人有效实现复归社会。因此,通过加害人、被害人、社会等多方面互动来构建刑事和解制度已经成为犯罪人复归社会思想之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