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社会论文范文10篇

论文摘要：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统一体，社会状态有有序和无序之分，而法律和道德是保证社会有序运行的两维。道德和法律作为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彼此在各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德治与法治同为治国方略，缺一不可。

论文关键词：德治；法治；自律；他律；并举

一、“德法并举”是科学治国方略的内在要求

德治与法治同为治国方略。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既是依法治国的需要，又是以德治国的要求。对于制约人的行为来讲，道德主“内”，法律主“外”；对于抑制人的犯罪来说，道德治“本”，法律治“标”；道德扬善抑恶，法律惩恶扬善。法治是德治的升华，德治是法治的思想前提。道德因素存在于法治的各个环节，它不但是法治的基础，产生观念上的影响，而且发生规范和制度上的作用；它指导法律的制定，辅助法律的实施，促成法治的实现。它贯穿于法治的全过程，形成法治运行的内在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法治的恒久的活力。同时，道德也需要法治的保障。二者一刚一柔，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共同形成完整的社会规范系统和调控手段体系。

同志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同志把属于精神文明的道德建设和属于政治文明的法制建设都放到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高度来论述，并且强调二者的结合，将其上升到理论和实践的高度，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是党中央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治国思想的新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贡献。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二者的结合，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完善有治国特色的治国体系，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法治秩序的最低实现形式——法律之治

[摘要]对于乡村社会来说，影响法律控制的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人们能否接受法律所提供的权利观念，二是法律能否为人们的权利提供保障，法律是否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普法来说，第一个方面相对来说容易实现，而对第二个方面，则不仅要求基层政府依法行政，而且也要求乡村自治组织真正发挥自治职能，能够为个人权利和政府权力之间提供一个缓冲地带，从而真正实现法律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

[关键词]乡村社会法律控制普法

一、问题的提出

在法治的背景下，乡村秩序的安排不管是从现实还是从理想来看，都寄希望于法律。从1985年的“一五”普法教育开始，乡村的法律教育已进行了二十多年。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试图将统一的法律知识和观念推向农村，以此实现法治现代化。法治就其内容来说，包括两个方面，即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和对国家权力的限制，这一点不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不应有任何不同。这是因为权利作为一种利益或是一种资格，能给当事人带来利益，在利益的引导下，很难认为乡村社会会对其加以抵制。因而在乡村社会的法律控制中，我们必须研究作为法治主体的一个部分，乡村社会，特别是普通的村民，他们对待法律的态度到底是什么，他们是不是总是处于被动的接受者的地位，因而对法律的控制有一种本能性的抵制；作为法治主体的另一部分，基层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是否总是在法制建设中处于一种正面的地位；实行自治的乡村自治组织在乡村社会的法律控制中应处于何种地位；作为法律的制定者和法治的倡导者，国家究竟应站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乡村社会的法律控制。只有在回答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对乡村社会的法治建设有一个更为客观的认识。

二、普法背景下的乡村法治观念

法律控制的一个关键是法律能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通常认为当行为按法律所希望的方向而动时，就被认为有效。从“一五”普法到“五五”普法，农村一直是普法所面向的对象。所谓普法，不可避免地涉及一套规则及其价值观念的教和学的问题，相对来说，国家处于主导的地位。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国家的普法是处于被抵触的方向的，恰恰相反，普法、大众媒体和宣传教育所提供的权利观念，在乡村社会中被广泛接受。

论文关键词：社会转型法律创新

论文摘要：社会转型时期是法律创新最活跃的时期，历史上，许多重要的法律观念、法律原则、法律概念和法律规范都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创造的。我国社会转型的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建立自由、平等、幸福、安全的社会，通过法律创新，能够加快实现这一目标的进程。

一、社会转型与法律创新的概述

社会转型是指某一社会类型通过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发展，在主客观上积累了一定值的变革条件，走向另一社会类型的过程。就社会发展规律而言，人类社会总是从低级的组织形式向高级的组织形式发展，因而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转型，反映着人们对于新的、更高级的文明追求和渴望。而法律创新是指法律制度的创造、新建和优化。法律创新对社会可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因而法律制度也就不可能一成不变，变化中的法律有可能蕴含着创新。实际上，人类社会的法律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新的内容和形式出现，仅21世纪的这前几年内，国际政治、经济、科技、外交、军事、教育等焦点问题所引发的法律困境，就逼迫思想家、法学家去寻找解困的办法。因此，此时每一项新的法律规范的产生，都能获得普遍的称赞和遵守，并为人类带来福音。从历史经验看，法律创新是没有具体的时空限制的，即便在社会秩序平稳的国家或年代，也会有法律创新。从这个方面来讲，可以说法律创新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常识。法律创新，也包括法学理论创新，因为法律制度与法学理论的有机联系是现代立法者所深信的知识，拥有这种知识是立法者应具备的素质之一。法学理论研究，创新是它的本质要求。法律创新，其实就根植在一切从事法律工作或者关注法律事务的人们的言行中。

法律创新与社会转型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历史上的社会转型无论以何种形式实现，最终都需要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因此，社会转型时期是法律变革的最活跃时期，人们通过法律创新改变旧的法律观念和法律规范，以建立起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同时也通过法律创新，聚集社会变革的力量，巩固社会变革的成果。人类社会许多重要的法律观念、法律原则、法律概念和法律规范都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创造的。

社会转型及其法律创新有两类形式，一是如美国在没有前人经验的条件下实现社会转型，其法律制度必须通过创新，没有其他途径供选择；另一类是后发展中国家，由于有其他国家社会转型的经验可供借鉴，可以通过移植别的国家的法律来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这既节约成本又节省时间。但也要看到，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只搬不改，就将别的国家的法律制度平移过来，一般都会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借鉴或学习先进的法律制度，并不同程度地进行法律创新。

提要：援助对和谐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现阶段，法律援助面临着种种困境，要解决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并使之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应有作用，就必须明确在现阶段法律援助是国家和社会的共同责任，提高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尤其是法律院系在法律援助事业中的重大作用，多渠道解决法律援助的资金严重短缺。

关键词：法律援助和谐社会共同责任困境对策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1]法律援助对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重申，十六届五中全会再次把“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作为“十一五”计划的重要目标。因而，在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下法律援助，其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探析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寻求解决的措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

法律援助又称法律扶助或法律救济，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2]法律援助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受公正法律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否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健全，司法人权保障机制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法律援助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有着重大作用。

1、法律援助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之一。“权利的充分赋予和权利的有效实现与保障是法治的基本内涵之一”，[3]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不是只是通过立法把各种权利赋予社会公众，没有必需的司法保障制度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再完善的立法也可能是一纸空文。法律援助制度旨在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保护其合法权益，保障其法定权利得以实现而不致成为空中楼阁，它能够保证让每一位社会成员不因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平等地享受到法律的终极关怀，是“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不可或缺的司法救济机制”，“法律援助制度是保护公民权利、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4]而法治是和谐社会实现与维系的必要社会环境。

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保障体系，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社会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党和国家提出把做好社会保障工作作为当前全国的一项重要、紧迫的任务，争取用5年左右时间，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这项决策的意义是伟大而深远的。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社会保障属于国家管理的一项社会事务，属于政府的职能。健全、完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使社会保障法制化，应是国家需要采取的紧迫之策，也是长远之策。我们看到，近几年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发展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经过共同努力，中国已经在社会保障制度领域取得了三个方面的突破性进展，即形成了养老保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条保障线，为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增添了新的内容，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和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现行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的客观要求仍有较大的差距，需要不断完善。

今天，我就《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这个题目，向各位领导同志汇报三个方面的学习和研究体会：

一、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与我国的社会发展

(一)社会保障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社会保障”系由英语中“SocialSecurity”一词翻译而来的，亦可译为“社会安全”。社会保障，是指国家为了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对公民在年老、疾病、伤残、失业、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的情况下，由政府和社会依法给予物质帮助，以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各国社会保障的项目广泛繁杂，各有差异，概括起来一般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互助和优抚安置等几大体系。

在现代社会里，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的基本制度之一，是国家通过立法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法就是调整在社会保障中发生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同时也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发展到今天，已成为当代各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西方大陆法系国家对法律部门的划分，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既不属于公法，又不属于私法，而是属于社会法的范畴，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很重视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建设，这是因为，国家对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待遇标准只有通过立法才能加以确定和公之于众，国家对需要保护的特殊群体给予的帮助只有通过建立法律制度才能得以强制施行。因此，国家制定和实施的社会保障措施都被纳入到了法制化的轨道。

建立对公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宪法的一项重要内容。

摘要:社会保障权利谱系由社会救助权、社会保险权和社会福利权构成,社会保险权在这个权利谱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我国社会保险法应以保障社会保险权为立法理念和逻辑起点,细化有关社会保险权的法律规定,合理确定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明确政府在社会保险方面的积极作为义务,完善社会保险权的法律救济制度。

关键词:社会保险权;基本人权;社会权;社会保险立法

一、社会保险权的提出与发展

社会保险权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随着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而产生的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1883—1889年,德国通过有关疾病保险、意外事故保险、老年与残疾保险的三项立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保险制度。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规定:“为维持健康和劳动能力,保护母性,防备老年衰弱和社会的突变,国家在受益人的协助下,建立各种领域的社会保险制度。”此后,社会保险权逐渐被国际社会接受为一项基本人权,保障社会保险权成为各国设计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理念。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确认“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年老或者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社会保障”。1952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制定了完备的社会保险标准。联合国大会1966年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按照我国《宪法》第33条第三款、第14条第四款、第44条、45条的规定,社会保险权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保障社会保险权是国家和社会应尽的义务。为了使《宪法》规定的社会保险权成为具体的公民权益,使全体国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近年来我国开始通过立法构建具体的社会保险制度。2008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草案)》(以下简称《社会保险法(草案)》)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2009年12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社会保险法(草案)》进行了三审。

现代社会的社会保险权是指参保人或其家属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在遭遇社会风险时享有获得社会保险待遇或保险服务的权利的总称。该权利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权利主体是参保人及其家属,不再限于劳动者。传统社会保险理论认为“社会保险对于要保人之资格有详细之规定,凡不从事工作者(即无职业者),除非实行全民保险制度,则无机会参加”①,现代社会保险制度已经突破了与就业的关联性,社会保险主体的发展趋势是由劳动者向全体公民扩展,无论社会成员是否有能力参加劳动、是否从事雇佣劳动,其都有资格参保。第二,社会保险权的义务主体具有多元性,雇主(在我国称“用人单位”)、个人和国家都可以成为社会保险权的义务主体,用人单位和个人依法承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国家在社会保险基金不足以支付保险待遇时承担财政补助责任。第三,社会保险权的客体即社会保险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主要是社会保险基金。第四,社会保险权的内容包括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给付或保险服务、参与社会保险监管等多个方面。

二、社会保险权的法律属性

一、社会公共利益的含义

社会公共利益是一个极为抽象和模糊的概念。国内外学者对它的理解可谓千人千词，不一而论。历史上许多学者曾把社会利益作为个人利益的对立面加以阐述。如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就认为，个人利益不能违背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主张要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结合起来①。英国功利主义法学家边沁则提倡个人利益应与公共利益相统一，他认为社会公共利益是许多私人利益的相加，增进私人利益就增进了整个社会的利益。美国社会法学的创始人罗斯科·庞德则把利益分为三类：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与公共利益。个人利益是指直接包含在个人生活之中，并以这种生活的名义而提出的各种要求、需要或愿望，包括人格利益、家庭关系利益和物质利益。公共利益则是指国家的人格利益与物质利益以及国家作为社会利益捍卫者的利益。社会利益是指包含在文明社会生活中并基于这种生活的地位而提出的各种要求、需要和愿望②。从庞德的描述来看，他所谓的公共利益就是指国家利益，而此处的社会利益可解释为本文的社会公共利益。

尽管社会公共利益一词频频出现于我国的有关法律条文中——几乎每一部法律、法规都有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条款，但我国学者对此研究并不多，执法部门援引这些条款的就更少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已有表述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认为社会公共利益包括了国家利益。如学者陈运来认为，公共利益是指在法与道德等社会规范所调整的秩序中形成的带有社会普遍性的利益，在目前市场经济新时期，随着“国家——社会”二元化结构的初步形成，社会利益逐渐从国家利益中分离出来，两者共同构成公共利益的内容③。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孙笑侠教授认为社会利益是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相并列的一种利益，它是公众对社会文明状态的一种愿望与需要④。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是公众，即社会公众。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既不能与个人、集体相混淆，也不能是国家所能代替的。

笔者认为，把国家利益并入社会公共利益是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这两个概念的混淆。市民社会是作为政治国家的对立面而存在的。社会公共利益是一个抽象的模糊的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但作为一个经常见诸于法条的专业词汇，给它确定一个相对明确的外延与内涵还是很有必要的。因此，所谓的社会公共利益是指以社会公众为利益主体的，涉及整个社会最根本的法律原则、道德的一般原则及隐藏于它们之后的与时代相适应的公平正义观念。

二、社会公共利益的特点

（一）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是公共社会，具有公众性。利益主体就是利益的拥有者。作为需要主体与需要对象之间存在的一种矛盾关系，任何利益都是一定的需要主体与需要对象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因此，凡谈到利益，必会言及利益主体，不属于任何主体或没有利益主体的利益是不存在的。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是公共社会，是广大的市民阶层。据此我们可以把它同个人利益、群体利益与国家利益区分开来⑤。

[内容摘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和保证。因此加强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措施

在现代社会里，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的基本制度之一，是国家通过立法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法就是调整在社会保障中发生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同时也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现代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伴随着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迈进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在自然经济社会里，社会成员的生活保障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体现为家庭自我保障，并未形成规范化、法制化的社会保障制度。近几年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发展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经过共同努力，中国已经在社会保障制度领域取得了三个方面的突破性进展，即形成了养老保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条保障线，为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增添了新的内容，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和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我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现状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应是指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互助、社会优抚等几个方面。我国的社会保障工作始于50年代初。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业凋零，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基础相当薄弱。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工作。1951年2月，政务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社会保险法规，奠定了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基础。此后，我国还陆续颁布和实施了有关养老、医疗、工伤、扶贫、救灾、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等方面的规定，初步形成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安置在内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显示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和国家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一制度的建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巩固国家政权、保障人民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正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我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迈进，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已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的客观需要，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制约因素。社会保障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急需进行改革。根据当前两种经济体制转换过程的实际，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改革需要一个渐进过程，要坚持低水平、广覆盖、多层次的基本方针，逐步由“全部包揽”向“国家、单位、个人”三方负担转变，由“企业自保”向“社会互济”转变，由“福利包揽”向“基本保障”转变，由“现收现付”向“部分积累”转变，由“政策调整”向“法律规范”转变。近两年来，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改革和发展迈出了较大的步伐，已经形成了养老保险、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三条保障线”制度。在此基础上，按照“逐步形成独立于企业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渠道、管理服务社会化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思路，进一步深化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改革。

内容提要]“和谐社会”构建理念的提出，意味着它将成为中国社会体制的结构性存在。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和谐社会的本质是以人为本的多元、理性、正义、法治、平衡和稳定有序的社会。市民社会的本质与和谐社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市民社会应当是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私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律形式，是法治社会的基本法。所以，它是和谐社会法治构建的基本法。和谐社会的构建应当以私法构建为核心。私法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发挥主要通过私法的系统结构的功能实现。

[关键词]和谐社会市民社会以人为本私法构建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正式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和谐社会构建理念的提出，意味着它将成为中国社会体制的结构性存在。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和谐社会的构建涉及社会的诸多方面，是社会各种因素的协调与统一，需要多种构建方式和各种社会因素的共同协力。但是，和谐社会的构建，主要应当靠法治及其系统的作用。现代和谐社会只能构建于法治基础之上，和谐是法治条件下的和谐，也唯有法治构建社会才能和谐。然而，在坚持和谐社会法治构建的前提下，如何选择具体的进路，即和谐社会的构建在根本上是依靠公法之治还是私法之治，则存在理论分歧。我国知名学者罗豪才教授认为，和谐社会的建构主要应当依靠公法之治，公法是和谐社会的脊梁，社会和谐与否直接取决于公法是否平衡。

[1]笔者认为，由和谐社会的本质所决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法治构建，而私法构建是和谐社会的法治核心。私法以市民社会为调整对象，作为私法调整对象的市民社会关系与和谐社会的本质一致，是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形态，从而私法作为市民社会的法，是和谐社会法治构建的基本法。在根本上，和谐社会就是私法构建的社会，和谐社会的法治构建应当以私法之治为主导。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

社会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是其本质。一定社会结构既是一定的和谐状态，也以和谐为条件。但是，不同社会结构的和谐并不相同，因为社会的性质不同，其和谐的本质和程度亦不同。和谐社会的大同理想人类古已有之。和谐作为社会存在，必然产生不同社会存在条件下的和谐观念。古代人类的和谐观念是当时条件下对社会和谐存在的认知与反映，并必然存在其局限性。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一方面超越了古代社会的原始和谐并使人类摆脱了社会结构的不合理束缚，另一方面也为新的更高层级的社会和谐的构建创造了必要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继承人类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主张未来社会应当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等各种关系的全面和谐与发展。当代中国“和谐社会”构建的目标，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人类社会和谐理想的继承、发展与弘扬。2005年2月19日，同志在中共中央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一经典阐释，充分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其构建的本质。

关键词:矫正理念非监禁化理念思想条件法治原则

内容提要:我国试点中的社区矫正制度建立在矫正的理念和非监禁化的理念之上，其中矫正的理念可以从我国传统的改造理念中推衍，而非监禁化的理念可以从我国传统的刑罚思想中找到渊源。社区矫正在我国的推行具备相应的思想条件和社会基础。我国的社区矫正具有本国的特点，同时应当从各国的社区矫正制度中发现共性，使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严格按照法治原则健康发展。现行法律的完善和社区矫正法的制定将为社区矫正提供规范依据和制度保障。

社区矫正是我国正在试点的一种非监禁化的行刑方式和处遇措施，它也是我国在长期贯彻严打的刑事政策以后对较为轻微的犯罪人采取的一种宽大的处遇措施，因而受到普遍欢迎。在一定意义上说，社区矫正试点成功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必将改变我国传统的以监禁为主导的行刑模式，并且对我国刑事法治的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社区矫正制度建立在两个基本理念的基础之上：一是矫正的理念，二是非监禁化的理念。

矫正的理念来自于刑事实证学派，在刑事古典学派那里是没有矫正可言的：报应主义强调的是惩罚，而功利主义强调的是威吓。在这种情况下，刑罚只不过是惩罚的手段与威吓的工具。刑事实证学派，尤其是刑事社会学派，以李斯特的教育刑思想而闻名于世。在教育刑思想中，就包含了对犯罪人进行矫正的理念。李斯特曾言：“矫正可以矫正的罪犯，不能矫正的罪犯不使为害。”尽管李斯特对于如何对罪犯进行矫正并未深入论述，但我们将李斯特称为矫正理念的首倡者并不为过。相对于报应刑与威吓刑的思想，矫正的理念赋予刑罚以更为积极的意义。基于矫正的理念，罪犯不再是简单的刑罚客体，而是矫正的对象。尽管并非所有的罪犯都能够通过矫正成为守法公民，但至少对于可矫正者来说，这种使其重新做人的效果是可期待的。因此，矫正的理念使刑罚不仅是排害之器，而且成为致善之道。

非监禁化的理念较之矫正的理念是更为新近的刑罚理念。初始的矫正主要是指监狱矫正，这种矫正是通过监禁的方式实现的。然而监禁刑本身具有消极性，尤其是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更为明显，为限制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导致缓刑的大量适用。此外，对于长期自由刑来说，对罪犯的长期监禁同样会扼杀罪犯的主观能动性，使罪犯刑满释放后难以回归社会。为此，假释制度得以创立，并成为罪犯从监禁到自由的一种过渡性措施。为克服监禁刑的缺陷，进一步发挥缓刑和假释在罪犯矫正中的作用，矫正模式在西方国家经历了医疗模式和更新模式之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监狱替代模式——社区模式（TheCommunityModel）。通过扩大社区矫正的形式来部分替代监狱的功能。社区模式是在对医疗模式和更新模式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它表明矫正模式从监禁化到非监禁化的嬗变。医疗模式（TheMedicalModel）认为，犯罪是由于犯罪者心理和生理的疾病与障碍所导致，因而监狱的主要功能是对这些疾病和障碍的治疗。而更新模式（TheRehabilitationModel）则认为，犯罪主要是由于犯罪者没有经历一个正常的社会化过程，因而应当通过监狱着重对罪犯进行重新社会化的塑造，以祛除其犯罪动因。显然，上述两种矫正模式都是以监狱为场域，以监禁为手段。而社区矫正模式认为，刑事司法执法体系的目的应该是使罪犯在社区中得到新生。医疗模式强调罪犯在监狱中得到治疗是有片面性的，更新模式希望罪犯在监狱中得到矫正也是有局限性的，因为监狱这种人工建造的机构主要是用于将罪犯与社会隔离，而不利于提高罪犯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因此，在社会高度发展的今天，不应过于强调在监狱中对罪犯的治疗和更新，而应增加罪犯在社区中变为守法公民的机会。所以，应有选择地对非暴力犯和初犯等更多地采用缓刑等非监禁刑的刑罚方式，以便于罪犯有更多的机会参加社区职业教育的项目，以利于罪犯更好地适应社会。对于必须在监狱服刑的罪犯，也应使其尽早得到假释，增加罪犯的社会适应能力，尽快地得以新生。[1]在这种情况下，非监禁化成为刑罚的发展方向。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在立法上创设了更多的非监禁刑，这可以说是立法上的非监禁化。在司法上，对监禁刑也更多地采用非监禁的处遇措施，以弥补监禁刑的不足，包括缓刑和假释的广泛适用，这可以说是司法上的非监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