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平等论文范文10篇

摘要：我国农民应享有与其他社会主体平等的权利，但从整体上看，他们的政治平等权、经济平等权和社会平等权均缺乏法律保障。正视农民在以上三个方面遭受的种种不平等际遇，进一步采取切实措施促进和保障农民的平等权利，使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同其他社会阶层一起更好地发展，这是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农民，政治平等权，经济平等权，社会平等权，法律保障

保障公民权利是法治建设的核心要求，随着依法治国的方略载入庄严的《宪法》之中，标志着我国公民权利正迈向新的时代。而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度内，农民权利的充分实现无疑是法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分析农村改革的经验时指出：“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1］这里的自主权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使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农民成为了市场经济的主体；二是随着的解体，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农民的民主权利得到落实和保障，农民成为了政治生活的主体。通过扩大农民的自主权，大大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了农村和农民生活面貌的历史性转变，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当前农民的权利仍是欠缺的不完整的，与其他社会主体相比，农民更缺乏的是平等权利。农民平等权利的欠缺，已成为农村和农民迈入市场经济的重大障碍。因此，用法律保障农民的平等权利不仅能体现现代民主社会对农民的关爱，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一、农民政治平等权的法律保障问题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历史中，农民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没有任何权利，只能是绝对君主意志支配的政治客体，农民没有也不可能通过制度化的途径表达其意愿。农村的矛盾在农民的逆来顺受中不断积累和激化，以致引起整个社会的大动荡，这正是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深刻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他们与工人阶级一起结成政治上的联盟，共同执掌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但是，我国农民在实际政治权利的占有和利益表达机制方面与城市居民仍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也反映到了法律上。如1953年的《选举法》对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了不同规定，即自治州、县为4∶1；省、自治区为5∶1；全国为8∶1.这个比例一直延续到1995年，新《选举法》才统一把各级人民代表选举中的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数改为4∶1；在直辖市、市、市辖区，规定农村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从历届全国人大的构成来看，第一届有农民代表63人，占5.14％；第二届67人，占5.46％；第三届209人，占6.87％；第四届662人，占22.9％；第五届720人，占20.59％；第六届348人，占11.7％；第七届与工人代表合占23％；第八届280人，占9.4％；第九届240人，占8％。［2］由此可见，在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中，农民所占的份额与其有80％多数人口的事实极不相称。而且即使按农村与城市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为8∶1的理论模型设计，假设农村人口占80％，城市人口占20％，则农村选出的代表也应占到33.3％，这与实际出入也很大。如果考虑到非农民代表也能代表农民的利益，那似乎能理解这一现象，但这样一来，对农村与城市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出不同的规定就没有意义了。对照少数民族的政治平等权，国家则给予充分的尊重。少数民族人口占我国人口约8％左右，在历届全国人大中所占的份额最低是四届人大的9.4％，最高是七届人大的15％，九届人大为14.4％，［3］这对于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另一个社会各阶层参与国家生活的重要场所-人民政协中，农民委员就更少了，在七届全国政协的一千多名委员中仅有2名是农民。与其他社会成员相比，农民也缺乏统一的群众组织。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青年有共青团，私营企业主都有个协会，这些群众组织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该社会成员的利益。由于政治参与渠道的残缺，各自承包经营、分散的农民很难抗衡现代政治国家中不法权力的侵害，以至各种坑农、伤农、卡农的事件不断发生，各种摊派、集资名目繁多，虽经中央三令五申，农民负担问题却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逐步取消对农民政治权利不平等的法律规定，尽管农民可能因为行为能力等原因不能充分行使民主权利，但法律却不能因此作出不平等的规定。

作为农民政治权利最重要表现形式的选举权，理论界有两种观点：由于工人数量远远小于农民数量，如果农民代表的比例过大，便不能使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得到应有的体现；［4］如果城乡都按同等比例选代表，则人民代表大会就会变为农民代表大会了。［5］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偏颇的。前已述及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工人阶级虽居于领导地位，但工人和农民的法律地位仍应是平等的。人民民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农民的利益能够得到有效的反映和代表。比如在50年代国家工业化之初，工业化是符合农民的长远利益的，实际上我国广大翻身农民也懂得这个道理，他们积极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金积累，即使是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由于“左”倾错误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农村出现了大批农民饿死的情况，他们仍然交“爱国粮”，没有出现历史上农民因饥寒交迫群起反叛的行为。［6］但在国家已经或初步实现工业化后，就应当反哺农民，而由于代表农民利益的代表比例被过分压低，就很难实现农民当年支持工业化期望的那部分长远利益。这就是政治权利的潜在影响，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待遇也容易使“领导”的性质发生改变。而那种怕把人民代表大会变成农民代表大会的思想前提无非有二：一认为农民是二等公民，这显然不对；二认为农民素质低、参政能力差，这恐怕是最主要的顾虑。但这里如果弄清代表农村人口的代表和农民代表的区别后，就不应该有这种顾虑了。代表农村人口的代表不一定必是农民，也可以是素质高、参政能力强的专家，只要他能代表农民的利益，又何尝不可以做代表。实践中，北京人去做天津市的全国人大代表甚至湖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已不是什么新闻。因此，对选举权作出不平等的规定客观上只会使农民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使本已存在的城乡之间的差别进一步扩大，与社会主义缩小进而消灭城乡差别的目标相冲突。

「内容提要」我国农民应享有与其他社会主体平等的权利，但从整体上看，他们的政治平等权、经济平等权和社会平等权均缺乏法律保障。正视农民在以上三个方面遭受的种种不平等际遇，进一步采取切实措施促进和保障农民的平等权利，使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同其他社会阶层一起更好地发展，这是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农民，政治平等权，经济平等权，社会平等权，法律保障

保障公民权利是法治建设的核心要求，随着依法治国的方略载入庄严的《宪法》之中，标志着我国公民权利正迈向新的时代。而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度内，农民权利的充分实现无疑是法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分析农村改革的经验时指出：“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1］这里的自主权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使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农民成为了市场经济的主体；二是随着的解体，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农民的民主权利得到落实和保障，农民成为了政治生活的主体。通过扩大农民的自主权，大大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了农村和农民生活面貌的历史性转变，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当前农民的权利仍是欠缺的不完整的，与其他社会主体相比，农民更缺乏的是平等权利。农民平等权利的欠缺，已成为农村和农民迈入市场经济的重大障碍。因此，用法律保障农民的平等权利不仅能体现现代民主社会对农民的关爱，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一、农民政治平等权的法律保障问题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历史中，农民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没有任何权利，只能是绝对君主意志支配的政治客体，农民没有也不可能通过制度化的途径表达其意愿。农村的矛盾在农民的逆来顺受中不断积累和激化，以致引起整个社会的大动荡，这正是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深刻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他们与工人阶级一起结成政治上的联盟，共同执掌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但是，我国农民在实际政治权利的占有和利益表达机制方面与城市居民仍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也反映到了法律上。如1953年的《选举法》对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了不同规定，即自治州、县为4∶1；省、自治区为5∶1；全国为8∶1.这个比例一直延续到1995年，新《选举法》才统一把各级人民代表选举中的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数改为4∶1；在直辖市、市、市辖区，规定农村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从历届全国人大的构成来看，第一届有农民代表63人，占5.14％；第二届67人，占5.46％；第三届209人，占6.87％；第四届662人，占22.9％；第五届720人，占20.59％；第六届348人，占11.7％；第七届与工人代表合占23％；第八届280人，占9.4％；第九届240人，占8％。［2］由此可见，在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中，农民所占的份额与其有80％多数人口的事实极不相称。而且即使按农村与城市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为8∶1的理论模型设计，假设农村人口占80％，城市人口占20％，则农村选出的代表也应占到33.3％，这与实际出入也很大。如果考虑到非农民代表也能代表农民的利益，那似乎能理解这一现象，但这样一来，对农村与城市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出不同的规定就没有意义了。对照少数民族的政治平等权，国家则给予充分的尊重。少数民族人口占我国人口约8％左右，在历届全国人大中所占的份额最低是四届人大的9.4％，最高是七届人大的15％，九届人大为14.4％，［3］这对于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另一个社会各阶层参与国家生活的重要场所-人民政协中，农民委员就更少了，在七届全国政协的一千多名委员中仅有2名是农民。与其他社会成员相比，农民也缺乏统一的群众组织。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青年有共青团，私营企业主都有个协会，这些群众组织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该社会成员的利益。由于政治参与渠道的残缺，各自承包经营、分散的农民很难抗衡现代政治国家中不法权力的侵害，以至各种坑农、伤农、卡农的事件不断发生，各种摊派、集资名目繁多，虽经中央三令五申，农民负担问题却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逐步取消对农民政治权利不平等的法律规定，尽管农民可能因为行为能力等原因不能充分行使民主权利，但法律却不能因此作出不平等的规定。

作为农民政治权利最重要表现形式的选举权，理论界有两种观点：由于工人数量远远小于农民数量，如果农民代表的比例过大，便不能使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得到应有的体现；［4］如果城乡都按同等比例选代表，则人民代表大会就会变为农民代表大会了。［5］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偏颇的。前已述及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工人阶级虽居于领导地位，但工人和农民的法律地位仍应是平等的。人民民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农民的利益能够得到有效的反映和代表。比如在50年代国家工业化之初，工业化是符合农民的长远利益的，实际上我国广大翻身农民也懂得这个道理，他们积极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金积累，即使是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由于“左”倾错误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农村出现了大批农民饿死的情况，他们仍然交“爱国粮”，没有出现历史上农民因饥寒交迫群起反叛的行为。［6］但在国家已经或初步实现工业化后，就应当反哺农民，而由于代表农民利益的代表比例被过分压低，就很难实现农民当年支持工业化期望的那部分长远利益。这就是政治权利的潜在影响，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待遇也容易使“领导”的性质发生改变。而那种怕把人民代表大会变成农民代表大会的思想前提无非有二：一认为农民是二等公民，这显然不对；二认为农民素质低、参政能力差，这恐怕是最主要的顾虑。但这里如果弄清代表农村人口的代表和农民代表的区别后，就不应该有这种顾虑了。代表农村人口的代表不一定必是农民，也可以是素质高、参政能力强的专家，只要他能代表农民的利益，又何尝不可以做代表。实践中，北京人去做天津市的全国人大代表甚至湖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已不是什么新闻。因此，对选举权作出不平等的规定客观上只会使农民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使本已存在的城乡之间的差别进一步扩大，与社会主义缩小进而消灭城乡差别的目标相冲突。

「内容提要」我国农民应享有和其他社会主体平等的权利，但从整体上看，他们的政治平等权、经济平等权和社会平等权均缺乏法律保障。正视农民在以上三个方面遭受的种种不平等际遇，进一步采取切实办法促进和保障农民的平等权利，使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同其他社会阶层一起更好地发展，这是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农民，政治平等权，经济平等权，社会平等权，法律保障

保障公民权利是法治建设的核心要求，随着依法治国的方略载入庄重的《宪法》之中，标志着我国公民权利正迈向新的时代。而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度内，农民权利的充分实现无疑是法治建设不可回避的新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分析农村改革的经验时指出摘要：“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1］这里的自主权主要有两个方面摘要：一是通过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使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农民成为了市场经济的主体；二是随着的解体，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农民的民主权利得到落实和保障，农民成为了政治生活的主体。通过扩大农民的自主权，大大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了农村和农民生活面貌的历史性转变，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当前农民的权利仍是欠缺的不完整的，和其他社会主体相比，农民更缺乏的是平等权利。农民平等权利的欠缺，已成为农村和农民迈入市场经济的重大障碍。因此，用法律保障农民的平等权利不仅能体现现代民主社会对农民的关爱，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一、农民政治平等权的法律保障新问题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历史中，农民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没有任何权利，只能是绝对君主意志支配的政治客体，农民没有也不可能通过制度化的途径表达其意愿。农村的矛盾在农民的逆来顺受中不断积累和激化，以致引起整个社会的大动荡，这正是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深刻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他们和工人阶级一起结成政治上的联盟，共同执掌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但是，我国农民在实际政治权利的占有和利益表达机制方面和城市居民仍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也反映到了法律上。如1953年的《选举法》对农村和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了不同规定，即自治州、县为4∶1；省、自治区为5∶1；全国为8∶1.这个比例一直延续到1995年，新《选举法》才统一把各级人民代表选举中的农村和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数改为4∶1；在直辖市、市、市辖区，规定农村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从历届全国人大的构成来看，第一届有农民代表63人，占5.14％；第二届67人，占5.46％；第三届209人，占6.87％；第四届662人，占22.9％；第五届720人，占20.59％；第六届348人，占11.7％；第七届和工人代表合占23％；第八届280人，占9.4％；第九届240人，占8％。［2］由此可见，在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中，农民所占的份额和其有80％多数人口的事实极不相当。而且即使按农村和城市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为8∶1的理论模型设计，假设农村人口占80％，城市人口占20％，则农村选出的代表也应占到33.3％，这和实际出入也很大。假如考虑到非农民代表也能代表农民的利益，那似乎能理解这一现象，但这样一来，对农村和城市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出不同的规定就没有意义了。对照少数民族的政治平等权，国家则给予充分的尊重。少数民族人口占我国人口约8％左右，在历届全国人大中所占的份额最低是四届人大的9.4％，最高是七届人大的15％，九届人大为14.4％，［3］这对于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发挥了积极的功能。在另一个社会各阶层参和国家生活的重要场所-人民政协中，农民委员就更少了，在七届全国政协的一千多名委员中仅有2名是农民。和其他社会成员相比，农民也缺乏统一的群众组织。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青年有共青团，私营企业主都有个协会，这些群众组织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该社会成员的利益。由于政治参和渠道的残缺，各自承包经营、分散的农民很难抗衡现代政治国家中不法权力的侵害，以至各种坑农、伤农、卡农的事件不断发生，各种摊派、集资名目繁多，虽经中心三令五申，农民负担新问题却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逐步取消对农民政治权利不平等的法律规定，尽管农民可能因为行为能力等原因不能充分行使民主权利，但法律却不能因此作出不平等的规定。

作为农民政治权利最重要表现形式的选举权，理论界有两种观点摘要：由于工人数量远远小于农民数量，假如农民代表的比例过大，便不能使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得到应有的体现；［4］假如城乡都按同等比例选代表，则人民代表大会就会变为农民代表大会了。［5］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偏颇的。前已述及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工人阶级虽居于领导地位，但工人和农民的法律地位仍应是平等的。人民民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农民的利益能够得到有效的反映和代表。比如在50年代国家工业化之初，工业化是符合农民的长远利益的，实际上我国广大翻身农民也懂得这个道理，他们积极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金积累，即使是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由于“左”倾错误和自然灾难的影响，农村出现了大批农民饿死的情况，他们仍然交“爱国粮”，没有出现历史上农民因饥寒交迫群起反叛的行为。［6］但在国家已经或初步实现工业化后，就应当反哺农民，而由于代表农民利益的代表比例被过分压低，就很难实现农民当年支持工业化期望的那部分长远利益。这就是政治权利的潜在影响，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待遇也轻易使“领导”的性质发生改变。而那种怕把人民代表大会变成农民代表大会的思想前提无非有二摘要：一认为农民是二等公民，这显然不对；二认为农民素质低、参政能力差，这恐怕是最主要的顾虑。但这里假如弄清代表农村人口的代表和农民代表的区别后，就不应该有这种顾虑了。代表农村人口的代表不一定必是农民，也可以是素质高、参政能力强的专家，只要他能代表农民的利益，又何尝不可以做代表。实践中，北京人去做天津市的全国人大代表甚至湖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已不是什么新闻。因此，对选举权作出不平等的规定客观上只会使农民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使本已存在的城乡之间的差别进一步扩大，和社会主义缩小进而消灭城乡差别的目标相冲突。二、农民经济平等权的法律保障新问题

摘要：我国农民应享有和其他社会主体平等的权利，但从整体上看，他们的政治平等权、经济平等权和社会平等权均缺乏法律保障。正视农民在以上三个方面遭受的种种不平等际遇，进一步采取切实办法促进和保障农民的平等权利，使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同其他社会阶层一起更好地发展，这是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农民，政治平等权，经济平等权，社会平等权，法律保障

保障公民权利是法治建设的核心要求，随着依法治国的方略载入庄重的《宪法》之中，标志着我国公民权利正迈向新的时代。而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度内，农民权利的充分实现无疑是法治建设不可回避的新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分析农村改革的经验时指出摘要：“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1］这里的自主权主要有两个方面摘要：一是通过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使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农民成为了市场经济的主体；二是随着的解体，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农民的民主权利得到落实和保障，农民成为了政治生活的主体。通过扩大农民的自主权，大大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了农村和农民生活面貌的历史性转变，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当前农民的权利仍是欠缺的不完整的，和其他社会主体相比，农民更缺乏的是平等权利。农民平等权利的欠缺，已成为农村和农民迈入市场经济的重大障碍。因此，用法律保障农民的平等权利不仅能体现现代民主社会对农民的关爱，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一、农民政治平等权的法律保障新问题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历史中，农民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没有任何权利，只能是绝对君主意志支配的政治客体，农民没有也不可能通过制度化的途径表达其意愿。农村的矛盾在农民的逆来顺受中不断积累和激化，以致引起整个社会的大动荡，这正是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深刻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他们和工人阶级一起结成政治上的联盟，共同执掌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但是，我国农民在实际政治权利的占有和利益表达机制方面和城市居民仍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也反映到了法律上。如1953年的《选举法》对农村和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了不同规定，即自治州、县为4∶1；省、自治区为5∶1；全国为8∶1.这个比例一直延续到1995年，新《选举法》才统一把各级人民代表选举中的农村和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数改为4∶1；在直辖市、市、市辖区，规定农村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从历届全国人大的构成来看，第一届有农民代表63人，占5.14％；第二届67人，占5.46％；第三届209人，占6.87％；第四届662人，占22.9％；第五届720人，占20.59％；第六届348人，占11.7％；第七届和工人代表合占23％；第八届280人，占9.4％；第九届240人，占8％。［2］由此可见，在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中，农民所占的份额和其有80％多数人口的事实极不相当。而且即使按农村和城市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为8∶1的理论模型设计，假设农村人口占80％，城市人口占20％，则农村选出的代表也应占到33.3％，这和实际出入也很大。假如考虑到非农民代表也能代表农民的利益，那似乎能理解这一现象，但这样一来，对农村和城市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出不同的规定就没有意义了。对照少数民族的政治平等权，国家则给予充分的尊重。少数民族人口占我国人口约8％左右，在历届全国人大中所占的份额最低是四届人大的9.4％，最高是七届人大的15％，九届人大为14.4％，［3］这对于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发挥了积极的功能。在另一个社会各阶层参和国家生活的重要场所-人民政协中，农民委员就更少了，在七届全国政协的一千多名委员中仅有2名是农民。和其他社会成员相比，农民也缺乏统一的群众组织。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青年有共青团，私营企业主都有个协会，这些群众组织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该社会成员的利益。由于政治参和渠道的残缺，各自承包经营、分散的农民很难抗衡现代政治国家中不法权力的侵害，以至各种坑农、伤农、卡农的事件不断发生，各种摊派、集资名目繁多，虽经中心三令五申，农民负担新问题却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逐步取消对农民政治权利不平等的法律规定，尽管农民可能因为行为能力等原因不能充分行使民主权利，但法律却不能因此作出不平等的规定。

作为农民政治权利最重要表现形式的选举权，理论界有两种观点摘要：由于工人数量远远小于农民数量，假如农民代表的比例过大，便不能使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得到应有的体现；［4］假如城乡都按同等比例选代表，则人民代表大会就会变为农民代表大会了。［5］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偏颇的。前已述及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工人阶级虽居于领导地位，但工人和农民的法律地位仍应是平等的。人民民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农民的利益能够得到有效的反映和代表。比如在50年代国家工业化之初，工业化是符合农民的长远利益的，实际上我国广大翻身农民也懂得这个道理，他们积极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金积累，即使是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由于“左”倾错误和自然灾难的影响，农村出现了大批农民饿死的情况，他们仍然交“爱国粮”，没有出现历史上农民因饥寒交迫群起反叛的行为。［6］但在国家已经或初步实现工业化后，就应当反哺农民，而由于代表农民利益的代表比例被过分压低，就很难实现农民当年支持工业化期望的那部分长远利益。这就是政治权利的潜在影响，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待遇也轻易使“领导”的性质发生改变。而那种怕把人民代表大会变成农民代表大会的思想前提无非有二摘要：一认为农民是二等公民，这显然不对；二认为农民素质低、参政能力差，这恐怕是最主要的顾虑。但这里假如弄清代表农村人口的代表和农民代表的区别后，就不应该有这种顾虑了。代表农村人口的代表不一定必是农民，也可以是素质高、参政能力强的专家，只要他能代表农民的利益，又何尝不可以做代表。实践中，北京人去做天津市的全国人大代表甚至湖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已不是什么新闻。因此，对选举权作出不平等的规定客观上只会使农民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使本已存在的城乡之间的差别进一步扩大，和社会主义缩小进而消灭城乡差别的目标相冲突。

「摘要」税收法律关系的实质平等性是基于法治理念、公共财政理念的现代租税理论的一部分，是确认纳税人权利内容，加强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法理基础。中国税收正经历着传统思想向现代思想的转变，纳税人权利的确认和保护需要更新观念和制度，以适应国家税收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

「关键词」税收法律关系平等性纳税人权利中国问题改善「正文」

纳税人权利问题一直为学界所重视。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法制发展史上长期存在的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的误解和和纳税人权利的轻视，已经对国家的税收工作和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笔者认为，要研究纳税人权利，就要从税收法律关系入手，因为前者存在于后者特定的框架之内。只有在理论上研究清楚税收法律关系的实质，确定主体之间的地位和权利内容，再与纳税人权利现状进行比较，才能得出针对中国纳税人主体的权利现状的改善建议。本文亦将沿此思路展开。

一、正确认识税收法律关系与纳税人权利

有学者定义税收法律关系，是由税法所调整而形成的，在税收活动中各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发生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1]简言之，税收法律关系是税收关系在税法上的反映。由于参与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比较复杂，因此也就有了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之间），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税权划分法律关系（相关国家机关之间），税收救济法律关系（纳税人、征税机关与相关国家机关之间），以及税收权益分配法律关系（主权国家之间）等等。可见国家、征税机关、其他国家机关、其他主权国、纳税人都成了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

但也有学者指出，“税收法律关系，是国家与纳税人在税收活动中所发生的、由税法确认和调整的、国家赋予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权利和义务关系。”[2]意在指出税收法律关系主体仅为两面——国家和纳税人。

论文关键词：适用刑法平等原则立法体现司法适用

论文摘要：我国刑法第四条明文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容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就是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含义是：（1）任何人犯罪，都应当受到刑法的追究；（2）任何不得享有超越刑法规定的特权；（3）对一切犯罪行为，用一律平等适用刑法，定罪量刑时不得印犯罪人的社会地位、家庭出身、职业状况、财产状况、政治面貌、才能业绩的差异而有所区别；（4）任何受到犯罪侵害，都应受到刑法的保护；（5）不同被害人的同等权益，应受到刑法的同样保护。

一、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含义

我国刑法第四条明文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容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就是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含义是：（1）任何人犯罪，都应当受到刑法的追究；（2）任何不得享有超越刑法规定的特权；（3）对一切犯罪行为，用一律平等适用刑法，定罪量刑时不得印犯罪人的社会地位、家庭出身、职业状况、财产状况、政治面貌、才能业绩的差异而有所区别；（4）任何受到犯罪侵害，都应受到刑法的保护；（5）不同被害人的同等权益，应受到刑法的同样保护。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刑法领域贯彻实施的表现。强调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是基于我国司法实践中刑法适用不平等的现象在现阶段还较严重。当然，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并不否定犯罪人或被害人的特定个人情况对定罪量刑的合理影响。在刑事立法、司法，犯罪分子的主体情况以及被害人的个人情况，如果对犯罪的客观社会危害的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大小有影响，则要求在适用刑法上有所区别和体现。例如，对累犯低于其主观个性及人身危险性而从重处罚，对未成年人犯罪基于主体的个人情况而减免刑事责任。由此可见，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并非是孤立、机械、单一化的刑法准则，它必须与罪责刑相适应等刑法基本原则相结合，共同指导刑法适用。

二、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立法体现

摘要：传统案例具有既成性、外在性和非反应性特点，学生可能因机械模仿案例内容而丧失创造性，因套用案例形式而丧失科学探索的乐趣。涌现式案例由学生在“干中学”时自己创造，具有生成和建构并存、已知和未知并存、创造和毁灭并存等特点。教师在引导涌现式案例的生产中要注意讲授有限知识、以平等为第一互动规则、强化非线性小组讨论，并重视灵感和直觉等发散性思维。

关键词：案例教学；涌现；社会研究方法

案例教学起源于1870年哈佛大学法学院在法学教育中应用的判例教学法———运用具体案件分析基本的法律概念和原则，将法律专业理论与律师办案实际相结合。与法律教学中使用的“案件”类似，“社会研究方法”教学中的“案例”也是“既成事实”。作为理论与经验的结合，案例的确有助于学生理解专业理论和熟悉研究方法。尽管如此，这种基于“既成事实”的传统案例也存在一些问题。本研究提出的涌现式案例试图在提高社会研究方法专业知识学习效果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创造性、成就感和学习体验。

一、传统案例教学法的特点与局限性

不同学科、专业和课程中使用的案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差异，例如，“法学原理”课程使用的案例往往是法院判例或某国的法律条文，“旅游资源开发”课程使用的案例通常采取类似湖南凤凰古城的旅游景点等，“社会学概论”课程使用的案例可能是报纸、电视或网络视频上基于社会事实的新闻报道，“社会统计学”课程使用的案例可能只是一道带有详细解题过程的计算题，“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使用的案例则大多是研究设计、调查问卷或实证论文。上述案例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既成性。传统案例往往基于既成社会事实，是对事件、地点和人物的分析。第二，外在性。案例外在于当前研究者（此处指学习该课程的学生，教师在编辑案例中则具有一定的内在性，案例研究类似实地研究中的非参与观察）。第三，非反应性。案例像文献研究中的文献，缺少互动和反馈环节。根据笔者负责的“社会学案例研究”课程的教学经验来看，传统案例教学在社会学理论课和社会学史类课中有较好的效果。学生至少可以有三方面收获：结合经验性的案例，加深对社会学相关分支学科的基本概念和理论的理解；通过分析案例、撰写报告和小组发言，提高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通过案例分析过程中的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提高社交能力。这些收获与普特曼对学生分组的合作学习方式所具有的优势具有较好的关联性[1]，从侧面说明案例教学中应该使用合作学习的方式。

二、传统案例教学法应用在“社会研究方法”课程中的局限性

学术期刊的审稿是编辑部根据一定的原则和标准，由编辑和专家审读作者的原稿，对其内容和形式作出评价，据此进行选择的编辑活动。审稿决定着稿件的取舍，事关刊物的质量，是编辑工作的中心环节。审稿原则是学术期刊审稿所遵循的准则，指导着学术期刊的审稿实践，理应对这一基本问题进行梳理和探讨。关于学术期刊的审稿原则，编辑学著作似乎很少论及。《出版专业理论与实务》曾将审稿原则归纳为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和独创性［1］，作了较系统的探讨，但并不是专指学术期刊，而且其中的逻辑关系值得探讨。在期刊文献方面，赵连稳提出质量面前人人平等、兼容并包和及时审理三原则［2］，但囿于该文和谐社会视野下的视角，未能全面探讨学术期刊的审稿原则。闰月勤对政治性原则、科学性原则［3］，殷靖华对客观性原则［4］，胡正强对新颖性原则［5］作了论述，同样未能全面探讨学术期刊的审稿原则。孙景峰在质量面前人人平等之外提出的倾斜性原则(向内稿倾斜、向青年作者倾斜等)［6］，在审稿实践中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但将此作为一条指导审稿的原则似乎不妥当。侯宏勋提出宽泛置疑原则［7］，认为编辑需要质疑，审稿当然要质疑，大凡阅读，都应有所质疑，但不宜把质疑作为一项宏观原则来看待。基于上述，笔者拟从审稿程序、审稿者的道德、稿件内容和形式四个方面入手，对学术期刊的审稿原则略作探讨。

一、同行评议原则

这是针对学术期刊的审稿程序。从审稿程序看，我国出版制度明文规定了三审制，其中，对学术期刊至关重要的是要遵循同行评议原则。同行评议制度源于英国，现在已广泛应用于、学位论文、课题的立项结项、学术奖励等，成为学术评价的基本方式。同行评议是学术期刊遴选论文、保证并提高学术质量的重要途径，国际上通常将是否同行评议作为学术期刊水平高低的一个标准，尽管同行评议制存在着少数学者滥用权威，存在裙带关系、专业嫉妒、个人偏见和利益冲突等破坏性影响，但它仍然不失为最有效的质量控制手段，人们把同行评审看成研究成果的质量声明。［8］在我国的科技期刊中，同行评议原则基本上得到了落实;在人文社科期刊中，遵循同行评议原则的情况不尽如人意。遵循同行评议原则依靠审稿专家，但并不意味着由审稿专家主导审稿，外审专家只能提供参考意见，不能取舍稿件。这是因为，编辑审稿与专家审稿是一种主从关系:编辑审稿具有主体性，编辑是职业审稿人角色，是专家审稿人的选择者，是稿件刊用与否的决定者;专家审稿只具有从属性，审稿专家是编外审稿人角色，被动地接受所审稿件，主要对稿件内容作学术评价，没有稿件刊用权，只有有限的稿件否决权。［9］编辑审稿和专家审稿的不同职业角色、作用和任务决定了编辑必须主导审稿的全过程。主导审稿是编辑的职责，编辑应提高专业学识水平，消除过分依赖专家的心理，发挥主体作用，主导稿件评审的全过程，否则，把稿件刊用的决定权完全托付给外审专家，自己反倒成了边缘人，忘记了编辑在审稿中的主体地位，放弃了一名编辑应该承担的义务，有违编辑的职责，无益于学术期刊的审稿工作。［10］基于编辑主导的同行评议制度，才能双剑合壁，最大程度地发挥审稿的作用，只有这样，编辑才能把握审稿工作的主动权。

二、公正性原则

这是针对审稿者的道德态度。前文提到的质量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兼容并包原则和客观性原则，都是事关审稿评价的公正问题，这几个原则名称虽然不同，但体现的都是审稿者的道德态度，因而，本文在审稿者的道德态度这一视角下，将其统称为公正性原则。因为要评价公正就必须做到质量面前人人平等，拒绝偏见，兼容并包，尽最大努力客观地评价稿件。公正意味着客观理性。审稿者要秉持理性的态度，一切从文稿的内容出发，不先入为主，排除各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拒绝主观偏见等不公正行为，避免根据自己的好恶偏执来筛选和判定文稿，力求客观公正、审慎负责地评价稿件。公正意味着人人平等。在稿件评审时，不因国籍、民族、信仰、性别、年龄以及所属机构而歧视作者，认文不认人，对作者一视同仁，不故意抬高或压低特定的作者。邹韬奋曾经说:“我对于选择文稿，不管是老前辈还是幼后辈，不管是名人来的或是无名英雄来的，只要是好的我都竭诚欢迎，不好的也不顾一切地不用。”［11］唯质是从，人人平等，审稿人要坚持审稿的独立性，不因领导、权威和亲友的干涉而降低学术标准。公正意味着兼容并包。西方哲言有云: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学术期刊要有兼容并包的气度，有门派之别，无门户之见，对不合己意的标新立异之说不轻易否定，不搞学术垄断，提倡学术民主，百家争鸣，只要言之有据，能够自圆其说，就应该给予肯定，以活跃学术气氛，鼓励学术创新。当然，兼容并包只能是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并不包括导向有问题的稿件，也不包括哗众取宠的标新立异。

三、导向性原则

一、关于学位论文写作格式要求这门课

写文章固然要有方法，写出好文章自必更讲究方法，然写文章的方法作为教学课程，写文章方法的书作教科书，并且要我来做，总感到忐忑不安。坊间这一类的书还不在少数，从过去的“八股义法”到现在的“论文指导”，类似“指南”、“揭秘”、“宝典”、“金手指”、“法术、法程”的论文、作文指导书籍，真所谓花样翻新、层出不穷。西方那样一个物化态势严重的社会，研究写作指导和教学早已从单打独干、辗转抄袭过渡到开宗立派、模式纷呈乃至蔚为潮流，比如形式法、学科中心法、现时一传统法、修辞法、表露法、模仿法、程序法，等等不一而足。或谓其不然，在我看来，也未可厚非，看文法指导类的书并不一定能写出好文章，然也；听老师讲论文写作不能代替撰写论文，然也；不懂得一般的论文写作规则就可以写出好论文，未必然；不听老师讲解论文格式和普遍性写作要求就可以完成论文撰写，未必然。中国先贤早就说过，“文有大法，无定法”，“定体则无，大体则有”，这里的体与法，说的就是写作的规则和撰写要求。西方人有写论文规则八条，被称为美式八股：一是研究背景，二是假设论点，三是想要论证或论辩的论点，四是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五是新的材料、信息、数据，六是统计分析，七是结论，八是作者的见解。据此来看，美式八股也不过是美国学校和学院专业人士、教师所要求的论文写作格式和基本的构成元素。这些要求内容和元素特性，对于学生或初入此道者，没有指导类的书籍或没有在教学环节中得以贯彻，恐怕也是难以掌握的。那么就规则而言，倒是应然中的必然，而就格式要求而言，则是必然中的应然了。在中国来说，一向反对文章作法和设立作家学校的鲁迅先生，在他的文章中也曾多次说过文学创作要掌握“画眼睛”，这种不应该如何如何写的技巧，其实这也应算作是写作规则的。

写作规则和格式要求看来还是必要的。没有写作规则对写作活动予以规范，写作的成果或者说作品、论文就不能在学术界交流，不能在社会上传播，写作的目的也就难以实现；没有格式要求来条理、规整写作内容，思绪和论点的文字表达就丧失了逻辑，要么让人不能了解文章的真实意义，要么杂乱无章，论点被淹没在叙述中，同样使写作的目的难以实现。因此，我开的这门课，学位论文写作格式要求，既要讲学位论文写作特定的、规范的格式要求，又要讲学位论文规范格式规则指导下具体的写作要求。当然，规则是普遍性、普适性的，只要在学位论文范围，就必须遵守，这是规矩。而要求则随用而用，在写作实践中，当然需要遵守要求，但论文阐述的内容不同，要求则随之有更动，要求的规范性、规制力取决于具体性、针对性。为此，我感到，讲格式要求须实现两个结合，一是具体内容与实际要求相结合，一是论述要素与写作逻辑相结合，不能单纯讲规则、法程、要求，还得讲具体写作内容，讲规则的运用和适应要求的技术方法。

《金德万讲学位论文写作格式要求》这门课程作如下安排：首章是缘起。次之讲学位论文的形式特征和写作逻辑，包括写作的形式特征，专讲写作这种形式是一种劳动方式，有目的性，求真、求善、求美，是一种高尚的劳动；有特殊性，形式与内容统一，文心与文德的规范要求，是一种艰辛的劳动；有必要性，价值与意义、谋食与闻道、自由与必然，是一种必要的劳动。还包括写作逻辑，专讲写作的有关规律。再次讲学位论文写作格式要求的说明，内容很多、规范性强，具体要求必须落实。随后讲学位论文写作的基本要素，包括立意、选题、材料、论证、论据与推理、结论，等等。

二、关于作为形式语言的写作格式

《中阿含经》五五《阿梨吒经》记录佛佗言云：“有人欲从此到彼岸，结筏乘之而度。至岸讫，作此念：‘此筏益我，不可舍，当担戴去。’于意云何？”比丘曰：“无益”。佛言，“彼人于岸边舍去，云何？”比丘曰：“有益”。佛言：“如是！我为汝等长夜说筏喻，法便欲弃舍，……况非法耶？”鸠摩罗什译《金刚经》：“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大智度论·我闻一时释论》乃言：“善法应弃，何况不善法。”佛学中法系教义名词，乃梵文Dharma或巴利文Dhamma的意译，达摩、达磨、昙摩、昙无、昙都是其音译。法的含义和用法非常广泛。《五事毗婆沙论》卷上：“应知法声，义有多种。谓或有处所说名法，如契经说：汝应谛听，吾当为汝意说妙法；或复有处，功德名法，如契经说：苾刍当知，法为正见，邪见非法；或复有处，无我名法，如契经说：诸法无我，当知此中无我名法。法谓能持，或能长养；能持于自，长养望他。”此中能持、长养都是持的本义。《杂阿毗昙心论·界品》：“法者持也，持自性故名法”。凡持有特定性质和相状的现象，都称为法。《成唯识论》卷一定义作“法谓轨持”，窥基《述记》解释说：“轨”谓轨范，可生物解；“持”谓任持，不捨自相。前句指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能唤起认识的功能，使人们可以认识。后句指概念的稳定性，表现为自身本质之规定。《因明大疏》卷二释云：“法有二义：一能持自体，二轨生他解”，即表明了这个意思。随后该疏又就二者在判断中的功能申说“初之所陈（有法），前未有说，可以后说分别前说，方有屈曲生他异解”。易言之，“有法”为主体，“法”则为主体具有的属性，在概念上说，二者有同质性，从逻辑上说，二者又是相对的，即有法相对于法。法乃主体有助于目的实现的工具，有法一切法，法即为筏；法乃言语行为思维能持正见正行正意的轨则，诸法无我，筏即为法。比之于写作，写作系人借助语言文字的工具表达思维成果的行为方式，写作者有所思，即有所写，有所文，此时写作为写作者之筏；写作乃以语言文字的形式表达写作者的思想，所言如所思，语言文字的表达在写作者所思和所言的框架内进行，此时，写作乃作为写作者之法。法相庄严，法意澄澈。

在人文社科学术研究领域，各学科学术期刊出版中论文格式不统一是个基本的事实，法学就是代表领域之一。法学学术期刊中论文出版格式的不同，其核心差异不在于封面或者具体版面的设置，而在于期刊中论文具体写作格式的巨大差异。论文写作格式的统一，一直是学术界大多学者的重要呼声，然而似乎收效甚微，差异不仅没有任何变化，还有固化的趋势。那么法学学术期刊出版中论文格式统一的难点在哪里，该如何统一，就是需要厘清和回答的基本问题。本文以南京大学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17—2018）收录来源期刊目录（即俗称的“CSSCI”来源期刊）中的法学期刊为例，以其目录中的23类法学期刊为样本，①从论文格式的现状、统一困境和具体建议3个方面对上述问题进行阐释。

1法学核心期刊出版论文格式的关键差异

法学23部核心期刊出版论文样式在细节方面差异很多，几乎没有任何两部期刊的论文格式是相同的，可谓“春风袭来，五彩缤纷”。如果忽略其版面和具体设置方面的不同，仅从论文行文写作格式上看，其突出差异大致可以总结如下。1.1参考文献位置不同。期刊出版中论文一般由两个部分组成：正文和参考文献。除了正文之外，最为重要的就应当是参考文献了，各个法学期刊在论文形式上，对参考文献的位置安排具有重要差别。根据参考文献是置于整个文档后面作为尾注，还是置于同页位置的底部作为脚注，可以总结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参考文献置于整个正文后面的，这种形式的只有一部期刊，就是《政法论丛》；第二种，参考文献采用同页脚注形式的，共有以《中国法学》为代表的18本法学期刊采用这种模式；第三种，参考文献正文后和同页脚注相混合的模式，这种模式共有4部法学期刊，它们分别是《法律科学》《现代法学》《法学家》《政法论坛》（具体的参考文献格式种类数量可以参见表1）。1.2目次要求不同。对于有无“目次”的要求，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有目次要求。这种形式的只有两个期刊，即《华东政法大学学报》和《清华法学》，但两个期刊目次却也存在差异，比如目次的表格、字体、目次形式、版面设计等也各不相同。第二类，不需要目次。剩余其它的21本法学期刊都是没有“目次”要求的。因此，从两个期刊数量的对比上看，要求“目次”是法学期刊出版中论文格式的个别性要求，不具有普遍性，也没有成为23本之外其它法学期刊的惯例。但如果从特色和具体作用的视角看，目次的存在也可以体现出作者的标题拟定能力和具体阐述水平，对论文的整体质量的评价也可以通过目次“以小见大”；“目次”的存在可以更好地帮助读者浏览论文的整体架构和逻辑脉络，不仅可以使编辑清晰地看出作者想要论述的重点内容，也可以为选题和外审评阅节省一定的时间，而这也正是要求有“目次”的一个重要原因，相对来讲也就成为有关期刊的重要特色所在了。但很多法学期刊并没有目次要求，其原因就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版面空间问题，其二是传统格式的习惯。1.3脚注编码顺序不同。由于同页脚注和混合模式的脚注是有差异的，因此针对有论文脚注要求的22部法学期刊，将其参考文献模式分为两大类。对于同页脚注模式，其具体的脚注编码顺序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种，每页重新进行编码，这些期刊主要是《行政法学研究》《政法论坛》和《中国刑事法杂志》；第二种，全文按顺序进行编码，不在每页重新编码，剩余的15本期刊都是不需要重新编码的，只需要按顺序编码即可。在混合模式中，具体的脚注编码也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需要每页重新编码，对应的有《法律科学》《现代法学》和《政法论坛》三部期刊；第二类，只要按顺序编码即可的，这一类只有《法学家》一部期刊。除了上述突出的差异外，其实还有很多其它的差异，如参考文献具体格式、标点符号、编码的数字样式、摘要格式、字数多少、关键词格式、题目格式、字体格式、章节布局等。

2法学期刊出版中论文格式难以统一的困境

法学期刊出版论文格式统一面临着多样的困境，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格式多样可以预防“一稿多投”；其二，格式多样是期刊特色的体现。但格式多样真的可以预防一稿多投吗？格式多样真的可以成为期刊特色所在吗？2.1“一稿多投”的争议。统一格式的第一重困境就是对于“一稿多投”的争议。论文不得“一稿多发”是基本的学术规范，更是学术应当坚守的基本道德，这已经是学界的基本共识。但论文可否“一稿多投”，却不是一个可以在投稿者和期刊编辑部之间轻易达成共识的问题。由于所处的位置不同，欲达到的目的不同，投稿者和期刊编辑对“一稿多投”的态度不仅难以达成共识，甚至还是相互对立的。因为投稿者正如产品的卖方，其当然希望有更多的买方来对其产品表达兴趣，毕竟鸡蛋不能放到一个篮子里，这样既可以预防风险（投稿失败），也可以售卖给出价最高的买方（性价比或者排名最好的期刊）。而期刊编辑部正如买方，其当然喜欢货比三家，稿件越多越好，但由于不同期刊对论文的选题和意愿发表的论文内容有明显差异和偏好，有的又有明确的方向性要求，这就导致很多投稿的论文内容并不符合所投期刊在相应时间内的要求，被所投期刊拒稿。但如果很快被拒稿也好，还可以修改后投给其它期刊，但一般期刊都要一个月才可能拒稿，有的时间更长。即使没有被拒稿而过了初审，还要经历外审、编辑审、审委会审，然后才会决定是直接录用还是修改后录用。上述稿件审查过程少则两个月，多则半年以上，很多作者需要快速的反馈和结果，如果一个月还可以等，半年以上除非是约稿，否则是无法等待的，也难以等待。所以“一稿多投”是很多学者抵消审稿期过长，特别是论文是否录用的不确定性结果的一种策略性应对。余德华就认为，一稿多投的原因就包括审稿周期过长、作者难以判定期刊近期选题、编辑部没有回执等方面。[1]很多投稿者为了更好地进行一稿多投，会在写作之后对文章格式进行修改和备份，一般都会制定多套投稿方案，例如多轮投递，一轮两个月等各种策略。论文作者一般会多试几家杂志社，以期望能够在多轮审核中符合某一个或者几个期刊的发表要求，当然符合几个期刊的要求是不能奢望的“运气”，因为对于一般的作者来讲，能有一个期刊有审稿意向和发表意向那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情了，遑论多个期刊都有意向。这也是有学者认为一稿多投具有一定正当性，甚至是作者基本权利的理由所在。[2]2.2“一稿多投”禁止权的“异化”。反对“一稿多投”的声音大多是从出版单位的视角来发出的，这种声音多认为“一稿多投”是一种学术失范行为，其后果会导致“一稿多发”，扰乱正常的学术秩序，给出版单位带来人力、物力的浪费及不必要的名誉损失。[3]在以上各种反对“一稿多投”的策略失效后，期刊编辑部会动用法律手段，以《著作权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来行使论文初稿的拒绝权。②但这此条文规定是否就是绝对地禁止“一稿多投”，却是模糊的，因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是民事行为的基本权利。其实，很多编辑也只是形式上反对“一稿多投”，其本质目的在于防范“一稿多发”的不诚信行为。[4]虽然“一稿多投”会导致“一稿多发”，但却并不是根本原因所在，“一稿多发”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学者的“自私自利”行为。为了获得学位、职称评选、申请奖项等方面的利益，有的学者甘愿冒着“一稿多发”的危险，修改同一稿件在不同学术期刊上发表，以增加学术成果。这种“投机取巧”的行为就导致了学术不端行为的出现。因此，以禁止“一稿多投”来预防“一稿多发”只是治标不治本，要想预防“一稿多发”就要从学术诚信建设和惩戒方面入手，使作者一旦学术失信就受到全面惩戒，以至于不敢贸然行动。虽然《著作权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但对于期刊出版单位，其肯定会在论文投稿的要求中明确不得“一稿多投”，否则不予顺利投稿，但这明显是一个霸王条款，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地位明显不平等。期刊的强势垄断地位，导致了稿件投递中的地位不平等现象。因为投稿的人太多，而获得认可、能有效发表的期刊数量却也只有数本，法学期刊中“僧多粥少”的局面导致了杂志社（编辑出版单位）的地位处于明显的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各个拥有法学一级博士点的学校在2018年1月8日又迎来了扩充，从40个变为48个。法学一级博士点的扩充，意味着法学博士招生数量的扩充，但这种博士生数量的增加，更会强化已经较为稀少的法学期刊发表资源的竞争，强化竞争当然是有好处的，但这种好处却是期刊地位越来越重要，甚至强化了其垄断性，导致一些期刊的腐败。因此，如果你是作者，你是要接受期刊禁止“一稿多投”的规定进而顺利投稿呢，还是拒绝这个约定无法顺利投稿呢？很明显大多数作者都选择了前者，这很难说是作者真实意思的表达，因为期刊编辑部与作者之间在地位上明显具有差异，编辑部居于优势地位，作者居于弱势地位（除非是已经成为名家，不愁期刊发表的问题）。这种地位上的差异，就导致了期刊编辑在现实中的重要性日渐提高，编辑的专断权力和论文可否发表的决定权，也增加了一些不必要的学术腐败现象。虽然有的期刊要求，如果发现“一稿多投”就被纳入黑名单，但事实上，除非是单独“约稿”，否则众多学者都会进行一稿多投。因此，格式不统一并不能杜绝“一稿多投”，也并不是遏制“一稿多发”的有效方式和手段。但一稿多投会出现多重审稿，浪费审稿资源，造成期刊相互之间的竞争和刊出中的矛盾，所以防止“一稿多投”就成了各期刊的规范要求，而预防一稿多投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各个期刊不同的论文格式和相关要求，但这种不同期刊拥有不同出版格式的要求是否真的就能防止一稿多投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更有甚者将一稿多投的责任归咎于期刊编辑，[5]这显然是不恰当的，因为期刊编辑部难以杜绝这种问题，更为重要的原因当然在于论文作者。2.3格式作为期刊特色的“固守”。在法学期刊中，各个期刊都有各自的特色，其特色体现为多个方面，例如论文选题、论文类型、期刊专题设置、部门法专栏、热点探讨、案例评析以及经典书评等特色。但很多期刊却将论文格式也纳入了其中，作为期刊特色之一。一味地坚守论文格式的特色，而不创新期刊出版样式，其本质就是一种异化的固守。期刊出版编辑部为了凸显期刊的各种特色，除了在论文选题和相关讨论方面进行特色设置外，例如《行政法学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其期刊名称就明确了其要发表和选择的论文主题，如没有特别的约稿或者专题会议，这两个期刊的选题基本集中于行政法学和中国刑事法学两个方面。期刊编辑部一般会以各种“特色”来固守和坚持自己期刊的传统形式，而这种传统形式就包含期刊出版中论文格式的传统性，但论文格式的差异在本质上不应当是期刊出版特色。那么什么才是期刊的出版特色呢，最为重要的特色就是期刊论文的选题是否具有前沿性、理论性、可传播性和可争论性，而不是以论文格式的差异作为期刊出版的特色。这种特色一般和版面设计风格、内容选择有关。为了更好地吸引学者，期刊拥有自己的独特的出版风格和论文选题也是正常的事情，因为所有法学期刊不可能发表的论文选题一模一样，同一化的出版模式也是不可能，不现实的。出版样式是期刊存在的特色之一，但这种样式不能等同于论文格式。对相关期刊出版论文格式的固执，已经逐渐成为阻碍期刊之间相互交流和知识有效传播的“异化”力量。期刊中的论文作为知识的一种有效载体和编码形式，其目的应当是能够有效传播，并且传播得更远、更广，而不是以格式固步自封，阻碍论文知识的传播。期刊发表之后，如何评价学者的期刊质量又以引用率为指标，所以相互之间的引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相互之间引注本身是知识的相互交流，并且是可以擦出火花，碰撞出成果的良好路径。但学术互动与交流却有着严重的困境与现实，不仅仅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有重要差异，即使在相同类型的期刊之间也差异较大，甚至可以说个个不同。如果有一个有效的格式模版，论文中的各种知识性信息编码是统一的，可以轻松地被其它学者学习和传播，就是最好的格式特色。曾有学者就提出期刊的特色的定位可以遵循地域优势、专业优势进行选题方面的定位。[6]但很多期刊为了保持所谓的特色，却从论文作者的职称方面进行选定，例如，有的要求只接受副高以上职称的文章，在读博士生的文章基本没有进入审稿的可能，除非有自己的导师共同书写并挂名才可能。甚至有的法学期刊为了杜绝这些所谓的挂名导师，已经明确要求不再接受多人共同署名的文章，如《法律科学》2017年9月18日于官网公布，“我刊将不再接受两名及两名以上作者合著署名稿件的投稿，仅接受独立作者署名投稿”。这种以署名体现特色的现象已经开始成了其它期刊的可能效仿的形式。各种期刊还有发刊的侧重点、论题方向等限制，都导致了论文期刊投稿中的难度正在不断增强。这些突出的期刊出版差异和一些其它的众多的差异，使论文作者和期刊编辑在论文投稿和期刊出版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无谓工作量，特别是修改论文格式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一般作者在进行论文写作时，一般采用一种模式将一篇文章书写完毕，但其投稿过程中却要反复修改为其所要投稿的期刊的格式要求，因为有些期刊有时会直接以“格式不对”拒绝相关作者的投稿，或者拒绝进入审稿环节，导致很多优秀稿件不能得到及时发表，特别是时效性较强的论文更是错过了较好的发表期。

3法学期刊出版中论文格式统一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