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逻辑论文范文10篇

法律硕士学位论文评阅参考标准

（2007年12月12日）

法律硕士理论性研究论文

评阅参考标准法律硕士调研报告、案例分析报告、

应用性专题研究论文评阅参考标准

一、论文的选题意义一、论题是否具有现实意义与司法实践价值

一、法学本科毕业论文选题导向的转换

第一法科论文的写作价值目标从立法建议导向到司法适用导向。所谓立法建议导向指论文的论述结论是建议法律的立改废。由于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法律体系基本完备，法律研究的主要问题已经从研究法律的立改废进入研究法律的解释适用规律应法建议导向的论文写作，难有价值。第二法科论文的训练能力目标从训练学生的理论思辨能力到训练学生的法律适用方法。从培养法律适用能力导向上看，司法适用中找法、解释法律、事实辨认和法律说服能力等才是学生最为急缺进行系统训练的能力。第三法科论文的成果形式从著书立说到案例研判。要求仅仅进行了四年法学初步训练的法学本科生进行著书立说式的论文写作不仅高估了学生的写作能力更低估了法学研究的专业性和严肃性。要求学生进行案例研析式的写作才更加符合法学本科毕业生的知识结构和培养目标。

二、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步骤

本文主张的案例研析型学术论文写作训练，是大陆法系法科学生的传统做法德国、日本、韩国的法学本科教育中教授将具体案例交给学生由学生根据该案例写出分析报告报告要求学生找法准确、解释合理、论证深入、符合司法习惯并且要考虑案件解决的其他社会影响因素。因此，论文写作不仅要求学生翻阅查找大量法律法规、学术文献，还要求学生根据本案调查法官和律师的司法心理和判决习惯。本文主张在我国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训练中引入这种培养方式并就该方式具体的运作流程设计如下。

1.第一个环节案例材料的选取。

案例材料应该尽量遵循实例原则在教师自己从业的判例中选取适例为佳，因为这种案例第一手材料最为丰富不仅能够为学生提供案件的基本经过池能为学生提供案件的各种证据和诉讼文书肩利于训练学生从最原始的材料中认定事实发现问题查找证据等能力。

法学本科教育在我国的整个法学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担负着培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民主法制建设高层次法律人才的任务，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也产生着重大的影响，是关乎法学教育成败的关键。自从2001年以来，中国法学本科教育的规模得到了巨大的发展。2001年，我国设置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有229所，这一数字到2005年急剧增加到559个，这还不包括本科院校下设独立学院开办的法学本科专业。截至2006年8月，共有620所高校设置了法学本科专业。在读法学本科学生人数已达20多万人，每年毕业的法学本科毕业生大约有三、四万人，[1]且这种发展势头仍在延续。法学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促进了对法学教育目标定位的讨论。在2001年9月召开的《21世纪中国法学教育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重大课题研讨会上大家似乎形成了“共识”：中国大学法学教育本科阶段的基本目标是为培养各级法律人才提供毛坯，只能是一种素质教育，而非专才教育；是一种通才教育，而非职业教育。[2]

要实行法学的素质化教育，法学学位论文的写作训练是检验这种教育成功与否的最好的标志。以下笔者从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法学论文写作的重要性和意义、法学论文的作用，以及如何完善我国现有的法学学位论文制度等方面入手探讨法学学位论文在法学本科教育中的作用和地位。

一、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

综观我国高等法学本科教育的发展历程，走过了一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常规发展到跨越式大发展的道路。在艰辛曲折的发展历程中，法学本科教育为我国的法制建设培养了大批的法律人才，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传统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模式单一，培养口径过窄，培养目标趋向“专才”，而且在人才服务方面仅仅定位于法律实务部门。当然，单一的专业性法律人才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曾起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21世纪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这种人才培养目标已经很难适应法律全球化、技术化、信息化和法律服务市场的要求。因此，法学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的更新已迫在眉睫，单一专业性人才向通用复合型、应用性人才培养转变已成为时展的现实需要，也是许多法学界学者和教育家的共同呼声。[3]

对法学本科教育培养目标的认识，是进行法学高等教育的起点，也是开展法学学位论文写作工作的前提。众所周知，在我国现阶段的教育模式中，法学本科教育的对象主要是没有社会工作经验的青年学生，这些学生刚刚结束高中阶段的教育来到大学校园，初次接触专门化的法律知识的教育，面对这样的青年学生群体，我们该如何树立本科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呢？进一步说，我们该如何定位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呢？法学本科教育是法学研究生教育和法学职业继续教育的基础，法学本科毕业生也是组成未来我国立法、司法、执法以及法律服务等各个法律职业部门的基本力量。因此，对于法学本科教育阶段培养目标的定位不仅关系到法学专业的毕业生在受到四年的法学本科教育以后对实际法律问题的处理能力，而且也关系到改革目前法学本科教育中出现的一些弊端、完善法学本科教育制度的成败。从法学教育的整体方面来看，我国的法学本科教育的目标定位在满足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满足我国高等教育的既定方针政策的要求。进入21世纪，我国的法学教育肩负着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实践“依法治国”方略的双重历史使命，这就对法学本科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4条明确规定我国的高等教育方针是“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法学本科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必须贯彻落实我国的高等教育方针政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观大背景以及国家既定的教育方针都要求我们的法学本科毕业生需要具备扎实的基础、全面的专业知识、良好的法律人素质等等各方面的综合素质。据此，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应该定位在培养具有综合性、高素质的专门法律人才上。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在本世纪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社会的整体目标仍然是建设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建设依然是我们整个工作的重心，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那么，法学教育就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服务。随着学校招生规模的持续扩大，本科法学专业人数也不断增加。面对目前的发展形势，在对我国法学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上应该充分考虑我国目前的国情和法学教育的实际状况，而不能盲目照抄照搬外国的模式。在我国法学教育资源还比较缺乏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将素质教育、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等各种教育的优点有机地结合起来，培养出既掌握全面的法律理论知识，又熟练掌握法律的实践技能及操作技巧，能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法律问题的综合性法律人才。法学本科教育要使法学专业的学生不但具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了解中外法律思想家的各种法律理论，还要熟悉中外法律制度的概况，精通各种法律实用技术，更要培养学生的政治觉悟和忠于法律、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因此，法学本科教育应当把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始终放在首位，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综合素质为基础，专业素质为重点，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加强对法学本科学位论文写作的训练，使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得到落实。

(一)逻辑观念的要求逻辑作为一门研究推理或论证有效性的工具性的思维科学，它在现实生活中是以实用为价值基础的。学好逻辑，可以培养认识世界的方法，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沟通交际的能力，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培育人文精神，培育创新能力与创新精神，培育逻辑意识与素质，理解认识不同文化之间思想方式的沟通是如何体现逻辑精神的［2］。因此，在逻辑教学中，要让学生潜移默化地持续地体会逻辑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有效说理、沟通”的。比如，让学生体会前美国总统杰弗逊曾经说过的“在一个共和国，由于公民所接受的是理性与说服力而不是暴力的引导，推理的艺术就是最重要的”，欧文•柯匹、卡尔•科恩在《逻辑学导论》中所说的“逻辑学就是研究推理的学问。逻辑学研究致力于阐释、说明与论证关于正确推理的多种原理，展示它们的效用，从而为人们更好地进行理性思考提供帮助”，以及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所说的“就逻辑学作为真理的绝对形式来说，尤其是就逻辑学作为纯粹真理的本身来说，它绝不单纯是某种有用的东西。但是如果凡是最高尚的、最自由的和最独立的东西也就是最有用的东西，那么逻辑学也未尝不可认为是有用的”。由此，让学生潜移默化地持续地体会到在现实生活中，任何分析、评价、批判都必须是“逻辑的”分析、评价、批判。通过这样的教学，我们就是要解决如下两个问题:逻辑学是什么?逻辑学有什么用?(二)技术方法的要求逻辑学具有全人类性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逻辑就是大家分享规则。这些规则就是逻辑学中一系列抽象掉思维内容的技术方法。即使是对非形式逻辑的学习，也会有一定的模式化的技术方法。因此，学习逻辑、运用逻辑，实际上就是学习、运用这些技术方法。而逻辑学的工具学科性质也决定了这些技术方法是可以通过系统的学习加以掌握、通过具体的实践加以巩固的。例如，目前社会各种有关逻辑的考试中，包括MBA、MPA、MPAcc、GCT、国家公务员《行政职业能力测试》等，其题干的内容设计，往往涉及现实生活中的诸多现实问题。这些现实的问题，广泛涉及自然和社会各个领域，而这些问题在论证结构上都可以化归为一定的逻辑结构。因此，这些试题并不是考查这些不同领域的专门知识，而是考查考生快速阅读文字材料，正确敏捷地理清这些问题所具有的逻辑结构，进而利用逻辑的技术方法，准确把握其观点与论证结构，正确把握逻辑关系，运用逻辑思维迅速找到正确答案的能力。亦即考查考生的逻辑推理能力，分析、理解、概括信息的能力，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即使这些试题在内容设计上出现一些非常绕口、绕人的东西，甚至会设置一些思维陷阱，但只要掌握一定的逻辑的技术性方法，将逻辑的观念与方法统一在技巧性的实践中，就可以一一化解那些绕口、绕人的东西。因此，理解并掌握了技术性方法，就理解、掌握了现实生活中分析、评价、批判的根据是什么。这样，就能潜移默化地持续地体会在现实生活中，任何逻辑的分析、评价、批判都需要分析、评价、批判的“逻辑”，并借此解决如下问题:怎样学好与用好逻辑?(三)观念只有与方法结合在一起才是现实的波普尔曾经说过，科学开始于问题。其实，“一切思索都开始于问题。在怀疑精神的基础上，怀疑的心理机制能够引起定向探究反射，有了这种反射，思考也就开始了。其所能带来的是在接受一种事物或认识时的不确定和再思考。这是对盲从的一种主体性觉醒。一个事物或认识只有被怀疑，才会被关注，被思考。一些怀疑通过思考走向肯定和认同，一些怀疑则因思考而深化，并通过批判而达到创新。因此，怀疑精神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因素，是创新思维的前提。具有怀疑精神是防止思想僵化、停滞、狭隘、片面，是思维保持内在活力的主观动力。具有这种动力，批判性思维就开始了它的历程。”［3］208尤其是当今社会是信息爆炸的社会，面对铺天盖地的各种信息，我们是照单全收，还是有选择地接受?我们能否适时提出自己的疑问，变被动接受为主动选择?能否养成问“为什么这样”、“是不是这样”的习惯?怎样既批判性地认识问题，也批判性地认识自己?这些都是批判性思维所要回答的问题。但批判性思维仍然是以逻辑学的原理和运用为学理基础的，与心理学、伦理学、哲学等学科广泛交叉融合，属一门广义的逻辑学和以思维问题为核心的交叉思维科学方法论。①其性质按我们的理解，不但可以强化对亚里士多德的“智力训练、交际会谈和增加哲学素养”［4］355的传统的理解，同时还可以强化认识逻辑的批判与批判的逻辑，是一个以逻辑学为基础，融贯问题意识、批判精神、创新精神的，对思维的对象所包含的判断和论证进行解释、分析、评估、推理、说明和自我规范的综合认知能力的过程。学习、了解批判性思维的作用、意义、目的，可以改善逻辑思维形式化的单调局面，是逻辑思维具体应用的深化，从而起到以下作用:1．可以培养怀疑的素质与意识。即“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吕氏春秋•疑似》)。孔子所认为的君子要思考、反省的有9件事，其中之一就是“疑思问”(《论语•季氏》)。否则，“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荀子•解蔽》)。明代学者陈献章就将随时质疑当作认知的一个方法论原则，他说:“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宋代朱熹也以“精思归约”系统阐述了释“疑”的途径和意义。他认为“有疑”是解决问题的起点，可以使人深入研究，有所长进。所以，精思归约的过程是一个质疑的过程:“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朱子语类》卷八)怀疑是人类认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没有怀疑，就不能发现新的真理。笛卡尔在《哲学原理》的第一章“人类知识原理”中开篇就说:“要想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地把所有的事物都怀疑一次。”［5］1这样才能在怀疑精神的基础上批判性地解决“天真的心灵所抱的态度是简单的，它十分信赖地坚持大众所接受的真理”［6］3的问题。2．可以培养问题意识。爱因斯坦所说过，正确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7］323。因此，要想有一个高质量的“合理的追问”，逻辑学知识是必不可少的。3．可以培养批判的精神。批判是对怀疑精神、问题意识的继续和超越。它作为一个“评论是非”的中性词，虽然本身并不意味着正确和真理性，但它却意味着可能是从不正确走向正确的一个契机或新的开始。因为，“在科学认识的道路上，有时一个积极的否定远比一个消极的肯定更有助于我们真实地认识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性”［3］216。4．可以培养平等交流的精神。作为思想的交锋，平等交流是思想的互补和互动，“既是自己观点的输出，也是他人观点的输入”［8］，是一个尊重和维护真理正确性和论证有效性的重新认识的过程。5．可以培养理性分析、探索的精神。理性分析、探索是思维主体在自觉意识、科学勇气和心灵自由的指导下，以深厚的知识背景和智力为支撑的“发现”、“创新”过程。6．可以培养宽容的精神。宽容就是要做到以一种积极的自由，在承认自己也是一种有限理性的基础上，随时准备接受可能的被批判。7．可以培养创新精神。创新精神就是在批判旧模式、旧理论、旧方法的同时，提供新模式、新理论、新方法，并最终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总之，将批判性思维嵌入到逻辑学的课程学习中，可以将“逻辑学是什么”、“逻辑学有什么用”、“怎样学好和用好逻辑”等问题，具体地体现在观念与方法的统一中。观念只有与方法结合在一起才是现实的。故此，我们在教学中，就针对逻辑学的每一个知识点，嵌入相应的批判性的问题加以讨论，使逻辑的分析、评价、批判与分析、评价、批判的逻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充分体现逻辑的理性工具效能就在我们现实的学习、生活中。也就是说，在教学中，适应信息社会的要求，坚持观念、意识和能力的统一，将逻辑知识的应用现实化，从而在现实的应用中体会逻辑是生活的逻辑，是实用的逻辑。同时，为了给学生课外撰写课程小论文提供启发，给同学们提供了有现实的批判性问题实例分析的课件。

关于逻辑学课程小论文写作的思考与体会

如果说批判性思维的嵌入式教学是“讲逻辑、用逻辑”的理论学习，那么鼓励同学们撰写逻辑学课程小论文则是“讲逻辑、用逻辑”的实践应用。由于每门学科都会有许多需要讨论、厘清的问题，而且社会生活中每天也会发生许多引发争议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是人云亦云，抑或情绪化宣泄?还是适时理性地提出“合理的追问”?我们的做法是，在第一堂课结束时，就要求同学们在系统学习逻辑学的基础上，在现实生活中养成“找毛病”的习惯。告诉同学们，只要感觉有别扭之处，就一定存在着逻辑的问题，就需要用所学的理论的逻辑去分析、评价、批判，写出小论文。只要能够说明问题所在，几百字、千把字即可。同时，对于正确使用逻辑学知识点的范例，也可以通过分析、评价，正确理解理论逻辑的实际效用。对于这些“自己找问题”撰写的小论文，我们也必定对每一篇都进行批改，写上自己的看法、体会，然后再返还学生。通过几年来的教学实践，我们有如下几点体会:(一)建立了师生沟通交流的互动平台大学生通常会有一种看法，即在大学学习期间，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太少。许多老师并不知道学生对学科学习的想法是什么，存在什么问题。由于缺少必要的互动，所以双方都有一种倦怠感。各自在对方的心目中，往往是一片过眼烟云，忘之可也。而在我们的教学改革中，小论文的写作，不但是“讲逻辑、用逻辑”的实践应用，而且以此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热情，培养学生利用逻辑学知识批判与再批判的意识与能力，使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由课堂延展至课外，在思想互动的同时，也增强了感情交流。因此，小论文的写作是一个很好的师生互动沟通的良性循环平台。通过几年来的实践，同学们非常喜欢这个平台，基本上能够踊跃地通过这个平台展现自己的知识运用能力。同学们通过实际应用，解决了学习中的畏惧心理，加深了对学习内容的体会，并且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加深了师生之间的友谊。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个平台，理解了逻辑思维能力与素质的培养、提高是永伴一生的。(二)基础性与引导性强通过几年来的小论文审读，发现同学们所撰写的内容五花八门，涉及各种不同学科问题和社会问题。通过沟通与交换意见，教师还可以按照所涉问题深化对逻辑学各分支学科知识的认识，如数理逻辑、现代归纳逻辑、法律论证方法、逻辑哲学、哲学逻辑、语言逻辑、逻辑史、哲学、哲学史、创新思维、辩证思维等。因此，这种沟通平台的良性互动，可以促使教师不断了解逻辑学发展的历程以及逻辑学研究的现状。与此同时，我们还为有兴趣继续学习的同学们提供有关逻辑学各分支学科的课外阅读书目。(三)应用性与互学性强从这几年小论文写作内容看，同学们所涉内容五花八门，有对各自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方法的分析与评价，有对辩论赛辩题的逻辑分析，有对学习生活中各种问题的分析与评价，有对国际、国内各种社会热点问题的分析与评价，等等。在对小论文所涉内容交换意见的过程中，同学们提高了自觉运用逻辑进行分析、评价的能力，教师也能够不断思考一些新的问题，提高自己对逻辑的认识，不断改进自己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从对逻辑学的知识、能力、认识的统一角度讲，在理解“如何有效说理、沟通”的意义框架下，双方都是受益者。(四)创新性强审视小论文的撰写、审读及交换意见，可以发现，不同学科的许多同学在对逻辑学的学习思考过程中，能够充分利用逻辑学与批判性思维这一工具学科，把各学科所产生的理论创新转化为各学科实践的方法创新。这是因为，逻辑的分析、评价并不是批判的最终目的，评价的最终目的是要求思维主体在对客体(认识对象)的本质、属性和规律认识的基础上，把自身需要的内在尺度运用于客体，对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进行再分析，进而发现问题，并通过理性的批判性思考，通过缜密的思维、严谨的分析、深刻的判断、丰富的想象，以科学的态度以及广博的知识，深入到事物内部去寻求问题产生的原因和机理，并力图找到改进的可能性和可行的方法。也就是说，在批判旧模式、旧理论、旧方法的同时，提供新模式、新理论、新方法，并最终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逻辑思维及其引申的批判性思维，是以问题意识开始，以创新结束的，这也展现了逻辑思维乃至批判性思维的整个思维流程、逻辑机理、逻辑顺序与精神。小论文的撰写可以培育这种意识。(五)人文性强教师与学生通过小论文的撰写、审读与交换意见的互动，不但可以深刻认识逻辑学与批判性思维的毋庸置疑的科学精神与求真作用，而且还可以深刻认识逻辑学与批判性思维的人文精神与求善功能［9］。通过这种互动，师生同学们可以培育逻辑理性精神与平等的批判性精神，拒绝分析、评价问题过程中的情绪化。通过这种互动，师生可以共同体会:逻辑学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在现实的思维论证过程中，逻辑学不仅是求真的工具，而且是求善的工具。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到处都有错误的认识，到处都有靠诡辩的那种“假装聪明而实非聪明，而且是用表面上的聪明而非真正的智慧去赚钱的人”［10］15。那些靠诡辩的人往往“以任意的方式，凭借虚假的根据，或者将一个真的道理否定了，弄得动摇了;或者将一个虚假的道理弄得非常动听，好像真的一样”［11］7。同学们通过撰写小论文进行理性的分析、评价、批判，从而识别错误、反驳诡辩，进而提高沟通交际中的人文素养，并从中思索为何人的内在生命力提供了逻辑思维的能量，而人文环境则提供了逻辑思维的方向，即思维什么、怎样思维和为什么思维的问题。这样才能在展现逻辑思维所具有的扩散价值的同时，不但真正认识我们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同时还要“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彖》)。也正是肇始于苏格拉底的道德理智主义所认为的那样，符合理性的行为是善的，而出于激情的行为往往是恶的。所以，有德之人必定时时处处用理性规范自己的行为。理性是道德的最高法则［12］41－43。同学们通过小论文的撰写，也可以体会休谟所认为的:“一切道德思辨的目的都是教给我们以我们的义务，并通过对于恶行的丑和德性的美的适当描绘而培养我们的相应的习惯，使我们规避前者，接受后者。”［13］23用孔子的话讲，就是“正名以正政”，“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百姓无措手足”(《论语•子路》);用公孙龙的话讲，就是“正名实而化天下”(《公孙龙子•迹府》);用《墨经》的话讲，就是“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墨经•小取》);用荀子的话讲，就是“以正道而辩奸，犹引绳墨以持曲直。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荀子•正名》);用罗素的话讲，就是逻辑的传统“实质上是一种启蒙和解放的运动，其目标是使心灵摆脱愚昧无知的束缚。它将世界展现为可由理性来把握的东西，从而消除了对不可知的恐惧。它的工具是逻各斯，它的意愿是在‘善’的形式下对知识的追求。利害无挂于心的探索本身就是伦理的善”［14］155－156。因此，通过逻辑学课程小论文的撰写、审读与交换意见这样的教学方式，可以提升师生的人文精神境界。

撰写逻辑学课程小论文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通过几年来的实践，我们发现同学们大多数能够非常积极踊跃地自己找问题撰写逻辑学课程小论文。但问题是，由于小论文是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教师审读并批注上自己的看法、意见后，还需返还学生，因此教师就必须有付出更多劳动的思想准备。几年来我们每周都要花费至少两天时间认真审读小论文，为此曾向同学们调侃自己:“洛阳亲友若相问，就说我在看论文。”比如，本院的班级，人数一般为60人左右，若平均一个人每学期写6至7篇小论文，一个学期下来有400篇左右，尚可接受。如果是全校性的公选课程，一个班200人左右，平均一个人写3篇，就是600篇左右。这样，劳动量太大，占用教师时间太多。如何控制数量，既不影响同学们的热情，又达到延展教学互动的平台，的确是一个新的值得思考的问题。四、结束语综上，在某种意义下，逻辑学可以说是最难的学科之一，因为它所处理的题材，不是直观，也不像几何学的题材那样是抽象的感觉表象，而是纯粹抽象的东西，而且需要一种特殊的能力和技巧，才能够回溯到纯粹思想，紧紧抓住纯粹思想，并活动于纯粹思想之中。但在另一种意义下，也可以把逻辑学看作最易学的科学。因为它的内容不是别的，正是我们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熟悉的规定，而这些规定是最简单、最初步的，也是人人最熟知的。但是，这种熟知反而加重了学习逻辑的困难。感觉了的东西，不一定能立即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好地感觉它。因此，我们应不断改进逻辑学教学内容和方法，通过教学相长，共同促进对逻辑知识、能力、认识的统一的体认，共同培养、提高逻辑思维与批判性思维的素质。

本文作者：张晓芒田立刚工作单位：南开大学

一、适用范围

(一)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是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的，合乎严格的写作规范并标志着获得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的一篇书面作品。全日制法律硕士研究生和在职法律硕士研究生取得法律硕士学位，必须撰写学位论文。

(二)本规范是关于撰写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基本要求的指导性文件，是开展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评选、检查和评估工作的基本依据，供法律硕士培养单位、法律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和法律硕士研究生使用．

二、选题

(一)论文选题必须符合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所确定的培养目标；论题本身属于法律的或关于法律的，而不是法律以外其他学科专业领域的．

(二)法律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可以不受法学学科门类(如法学二级学科)划分的限制；可以围绕某一法律的或法学上的专门问题，运用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交叉或综合的研究．

本文作者：吕伟工作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

法学派———体育法方法论的向度研究

法学派———“部门法问题中心”下的向度研究法学派研究体育法多以规范分析为路径，以三段论(大前提—规范、小前提—事实、结论)的逻辑推演进行所谓的法规范分析，这样的研究被界定为规范法学下的方法论研究，其诸多流派中以奥斯汀、哈特、凯尔森、麦考密克等人构建的分析法学奠定了规范法分析的根基。其中，以凯尔森的最为极端、最为“纯粹”。其理论核心最具特色的是“提出的一般理论旨在从结构上去分析实在法，而不是从心理上或经济上去理解它的条件，或从道德上或政治上对它的目的进行评价。”［3］概言之，凯尔森的纯粹法以法规范为前提，是从规范到规范的分析，仅在规范内部进行逻辑循环论证，是一个封闭、自洽的内部循环论证构造。我国法律体系自清末民初学习借鉴大陆法系成文法以来，基本的法律体系框架属于大陆法系一派，而大陆成文法系学术研究注重概念的界定，逻辑的推演，从法条出发，逐一对法条进行解释，力图构筑逻辑严谨，体系完整，内容自洽的法体系。以我国法的体系为例，“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划分为七个主要的法律部门，即宪法及宪法相关法律部门、民事法律部门、行政法法律部门、经济法法律部门、社会法法律部门、刑法法律部门、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法律部门。”［4］同时，在这些部门法之下还可以根据调整内容的不同再具体进行划分。我国体育法学研究较多受到这种研究路径的影响，诸多学者以成文法学术路径构建体育法的学科体系，一系列典型代表著作开始形成，例如董小龙、郭春玲《体育法学》、张厚福《体育法理》、闫旭峰《体育法学与法理基础》、韩勇《体育法的理论与实践》、张扬《体育法学概论》、汤卫东《体育法学》等著作。其中董著与韩著参照部门法的法律体系划分模式进行体育法体系构筑，张厚福等四位学者以传统的“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社会体育”三分法为路径，以体育分类理论划分体育法学学科体系，并依照1995年颁布的《体育法》的逻辑结构进行路径研究。董著与张著为代表的两种体系模式，虽然在分类框架下存在不同，但研究的手段和方法，并无实质差异，都是采以“逻辑”为中心的法规范分析为进路。受此进路影响，我国学术论文的撰写也多采用用此种模式，例如周青山《体育法的概念与范围》、童宪明《体育法学的学科研究》等论文。部门法与三分法模式的比较分析对比两种模式，笔者认为以部门法问题中心为进路划分体育法学学科体系是一个不错的研究进路，但相较而言，体育理论三分法的“社会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模式(以下称三分法)则更为有利于学科体系的定位与发展。原因有三:第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文本来看，体育法立法设置为七章五十六条(现为五十五条)，其主体结构是以体育分类理论进行的法条归类。因此，以三分法的模式研究体育法，相较之下更为符合体育法研究的文本逻辑。再者，关于相关配套立法的研究，也多采用体育三分法为中心进行的相关立法。我国体育法著名学者于善旭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配套立法的研究》中，对体育法的学科体系有过精深的论述，其提出“以《体育法》为核心，建立体育法规体系，并将体育法规体系划分为两个层次10个部门法规的内容结构。［5］第二，从体育行政管理机构设置看，体育部门基本是以三分法进行的行政机构划分，实施行政管理活动，其行政行为中，可能涉及民事、行政、刑事等问题，但其发生的领域仍在社会、学校、竞技这一场域之内，仍为该场域的主管机关负责协调处理。第三，体育法是体育共同体的法，制定体育法的目的是为体育共同体服务。体育社会领域内的规范对体育共同体最为有效力，相对而言，三分法的领域划分是已然事实层面的问题，部门问题中心主义却是应然层面的理论构想。从实践角度而言，“部门法问题中心”路径研究，是法学派围绕“法律定性”所设计的运行机制。申言之，是法官对于发生的案件，做法律性质的诊断，属于法律的“先决问题”，即属于民事、行政亦或是刑事哪一类的问题。经过定性后，再从事“找法”的工作。然而，法律定性的“先决问题”，仅仅是法官处理案件时遵循的逻辑推理和分类处理的思维进路，对于体育实践问题并无多大的实质意义。反观“体育三分法”的路径研究，从形式来看其也为一种归类研究，但三分法是以领域属性为“先决问题”的研究路径，而不存在法律定性问题，其制度设计主旨在于体育实践问题的分类管理，所处理之问题即便存在法律适用的情形，其首先做的也是一种直接“找法”的工作，即从社会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领域找具体法律规定的思维路径。就此而言，以体育领域问题为中心，无论从实然层面和应然层面，还是从实践操作角度而言，其都更为有利于体育法的学术研究。“部门法”模式与“体育实践”模式的体系差异就目前体育法的学术研究来看，利用法理论移植来观照体育实践问题之研究，现是学术研究的主要阶段。从1995年体育法颁布后，围绕体育法条文的法解释，到法学部门理论的全盘移植，被认为是体育法的实质所在。周青山在其博士论文《体育领域反歧视法律问题研究》中说到“我们要让体育法更像”法。［6］言下之意，现在的体育法还不能称作法，还缺少法学理论的根基，而这个根基可能指的就是上文所分析的“规范法学”方法论。周青山在其硕士论文《体育法的概念与范围》中，富有前瞻性的以“部门法问题”为中心，构建体育法研究的范畴，其主旨以体育与部门法(民法、行政法、刑法等)展开问题研究［7］。简言之，如果体育领域内涉及到民事法律部门问题，就应适用民法及相关理论进行规范分析，对于体育特殊性的问题，可以进行新的理论创造，以此来丰富法学理论，但体育法涉及的民事问题，仅是特殊主体产生的民事问题，总体而言仍是民事问题，其他部门法问题以此类推。如按其构建的“体育实体法与程序法”模式，实践中起主要规范作用的体育规则，则没有立足之地，换言之即否定体育规则的法意义，但实践中真正起到法规范作用的却又是这些体育规则，周著等于将体育规则排除在了“体育法”之外，但颇为有意思的是周著对于体育法的定义则采多元化、广义性的定义，由此来看周著划分的体育法体系与其定义的体育法概念实质是一个二律背反的伪命题，其所讨论的体育法仅是国家制定之法，排除了体育规则的存在。学者韩勇在其《体育法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也以“问题中心”为走向，对体育法的学术进路做出了富有建树的探讨，但该文的“问题中心”不是部门法问题中心，而是以“体育实践问题”为中心，例如书的构架“体育与侵权、知识产权、伤害、纠纷解决等”［8］。其进路恰好与周青山相反，韩勇以“体育实践问题”为中心，不以部门法为前提，探讨具体问题中可能会涉及某一部门领域的法律问题，但不对问题框定范围。韩勇的“体育实践问题”为中心的进路，同时在法律技术层面上解决了周青山构建的“体育实体法与程序法”命题困境，即体育规则的法律性问题。如果按照“部门法问题”中心的模式，其前提必然是部门法内的制定法，这样做的后果使许多真正起到规范体育秩序的“体育规则”无法涵盖在其之列。因为体育规则不具有法的形式特征，不能称其为法，所以自然也就排除在体育法之外。而韩勇以广义的体育法为前提，认为“体育法既包括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体育法律规则，又包括体育各项目长期形成的规则(包括项目的竞赛规则、技术规则、管理规则、处罚规则);既包括成文的规则，又包括不成文的规则;既包括各国国内的体育规则，又包括国际体育规则;既包括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则，又包括依靠行业自律行使的规则”［9］。关于体育法的广义定义，学者郭树理在对体育规则与法律规则进行比较后，总结认为应采取广义、多元的“体育法”概念。其将体育法界定为“由体育运动的当事人自己创造的用以调整他们彼此之间的体育关系的习惯和惯例的总称，这类规则具有自治性、专业性、国际性、文化性、传统性以及非公力强制性的特点，但其中的一部分经过国家的体育立法程序，成为国家体育法律法规的一部分，则具有了公力强制力。”［10］韩勇采用的大体育法的定义，涵摄基本的研究范畴，其不同于以“部门法”为前提的体育法研究进路。应该说，韩勇的大体育法是一个涵盖范围更广，涉及内容更全面的定义。就体育法的研究内容来看，狭义的制定法并非是体育法研究的主要内容所在，反观体育项目长期形成的规则，由于对体育领域的影响力和实际规范效力，其则才是实然意义上真正的“体育法”。“体育实践问题”为中心，以“规范－规则”的二元路径，很好的解决了体育规则的属性问题，更有利于体育法学的学科发展。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荷兰ASEER国际体育法研究中心曾专门进行“Haguejointproposalonthedefinitionofsportslaw”学术主题研讨会。对于体育法上的“法”，国际体育法学界从公法(publiclaw)与私法(privatelaw)的角度进行了阐述，认为体育法的研究兼具公私两面性，公法部分涉及与国家和国际立法相关的部分，包括法律、条约和国际组织的决定、习惯法、判例法等。私法部分涉及国家和国际体育组织制定的规则、规章、体育习惯、体育纪律处罚、体育仲裁等内容。［11］我国学者贾文彤也提出“我国体育法体系应该包括软法和硬法两大板块，它们按照法规范的公共性高低和刚性强弱顺序排列进行组合，实质上形成了一个谱系结构。［12］学者谭小勇、姜熙在《全球体育法引论》中也提出了法的多元创制催生全球体育法，并引证尤根•埃利希的“活法”来论证全球法的合理性。［13］2法学派———“普通法”判例问题中心下的向度研究普通法是指发源于英格兰，由拥有高级裁判权的王室法院依据古老的地方习惯或是理性、自然公正、常理、公共政策等原则，通过“遵循先例”的司法原则，在不同时期的判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具备司法连贯性特征并在一定的司法共同体内普遍适用的各种原则、规则的总称。［14］其与大陆法的主要不同是大陆法主要是由大学教授完成的，“professor－made－law”(法学家法)，而普通法则是从法院对形形色色的案件所作的一系列判决中不间断地抽出的“judge－made－law”(法官法)。［15］体育法的方法论研究受到判例法问题中心的较大影响。以郭树理和黄世席两位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两位学者以“国际体育仲裁”研究为视角，以北京奥运会为契机，利用比较法的研究方法，对我国即将举办北京奥运会遇到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法律实证研究。郭树理在其著作《体育纠纷的多元化救济机制探讨———比较法与国际法的视野》内，对一个个鲜活的司法案件进行解读和分析，不断归纳出体育法所具有的独特原则，以此在“体育实践”问题中涵盖体育法的研究内容和体系范围。［16］黄世席在其著作《国际体育争议解决机制研究》中，对国际体育仲裁院的多个代表性经典案例进行归纳分析，也对体育法的基本原则、体育法的学科性质等问题，从比较法的层面给予了一定的分析。［17］两位学者的研究，具备一定的高度和水准，丰富和开阔了学术研究的视野。他们的著作让我们了解到体育法的形成、成长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让我们清楚的在具体鲜活的案例里，了解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庭的仲裁员在无先例可供选择而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时，是以什么原则指导其对处理案件的原则进行的选择，是什么力量迫使仲裁员必须遵循先例。具体来看，两者的研究是从案件事实出发，以问题为中心，利用案例、判决书、统计数据、体育机构政策的改革和效果等事实进行分析，有别于大陆法系，从“法条”出发，以概念为前提，进行法体系内部逻辑的推演。相较部门法问题中心的大陆法研究路径，判例法问题中心的研究更具体、更真实，更有利于体育法的现实发展。

体育学派———体育法方法论的向度研究

体育学科是一个综合研究学科。其涉及到运动医学、生理学、心理学等自然学科的内容，也涉及体育管理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体育法学等人文社科的研究内容。体育法学作为体育人文社会学下的二级学科，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使用法律的手段调整和规制体育，从法规范的严格意义上说，应从学校体育说起。如果从韩勇的大体育法来看，则从体育规则的起源就可以算起，但笔者这里主要拟从规范的法沿革算起。体育领域为何会出现使用法律作为调整的现象出现，而且直至今日已成为主要的手段，这与体育运动的发展密不可分。体育理念———发展与变迁的历史沿革我们知道体育运动经历了几次大的发展。从顾拜旦到罗格为首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变迁，让我们认识了不一样的体育，例如体育的军事说、教育说、社会说、娱乐健身说、文化说等体育理念的认识变化。我们对体育的本质认识逐渐发生着改变。有如学者熊欢所言，“可以说体育是从身体的运动到社会的运动之嬗变，在这一变化中我们看到了体育，不仅从教育的角度所具备的功能论，还可以从体育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体育是一种政治制度，体育是一种经济现象，体育是一种传媒方式，体育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折射，体育是一种全球一体化的当代人类实践活动等，所显示出的体育作用论。”［18］从功能论到作用论，折射体育的发展变迁。而对于体育法的研究来说，在体育法的本体“体育”的变化下，体育法的学科研究也从学校体育法令走向社会体育法令与竞技体育法令之场域变迁，体育功能的扩大使得体育法的研究主体和范围也扩大。认识体育的本质，是认识和研究体育法研究的逻辑起点，因为，我们所要研究的是因体育而生之法，而不是制定体育之法。现许多法学派研究学者，在未认清体育发展之本质时，便从先验之形而上开始以“法本位”构造体育法，规范体育法，这种不以体育问题为中心的“先验概念”主义研究，往往导致理论研究与实践相脱节。因为，再完美的理论也是要为实践服务的，否则其永远也只是空洞的“教条”。当下我国体育法的尴尬境地，其本本的纸面法，鲜有落地转化为实践法的现状，可能就在于未能立足于实际问题，以至于被学界长期诟病。体育毕竟是一种身体社会实践活动，一切法律应来自体育实践活动的需要，这才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理念提出的真实要义，而不是概念之下的问题中心。体育学派———体育法方法论的向度研究体育法的发展在体育领域内，不能逾越一个藩篱，即体育法是体育所生之法。体育问题是体育法的前提所在，没有体育问题的法，就不是体育法，仅是臆造法。体育法应以体育问题为中心，构造体育法。体育现象是体育问题的征表，以经验事实为出发点，对体育现象进行实证的分析是体育学派的主要研究方法。体育学派学者研究的方法注重对现象、成因、对策的分析，喜欢对历史沿革、体育体制、成因、对策进行论证，但如此的研究，多少给人有缺乏理论逻辑分析的空洞性感觉。这种研究方法到最后，逐渐演变成了学者们倚重的价值、伦理、心理的应然分析，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体育学内常常有学者在论文中高频率地使用“应该”二字。这种研究方法并非不可取，而是要在分析的过程中，以具体的经验观察和分析，实证研究主要依靠的就是经验分析，研究不能仅现象探讨，在现象背后更需要做的是本质的分析和理论的归纳。法学研究也注重现象、成因等问题的探讨。例如从法学流派的研究来看，存在自然法学派、法社会学派、历史法学派等诸多学派的学术进路研究，这些研究为丰富和提升法学研究奠定了丰厚的基础，围绕法的解释提供诸多有价值的素材，各派研究之间仅存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不同，但都是研究法的生成条件、法的起源、法的变迁、法的功能、目标。法学研究在注重现象、成因的分析下，更注重现象背后的理论构造，不论英美法系以“判例”为逻辑起点，亦或大陆法系以“法规范”的法条为起点的逻辑构造，两派都非常注重现象背后的理论构造。以纯粹法学派的凯尔森最为突出，其研究注重规范体系内逻辑自洽的推理，强调体系性的构建。从这点来看，其对体育法理论的未来研究，有较大的指引和借鉴价值。

一个屋檐下的学派对立之融合

一、建构主义理论的内核

建构主义是在传统行为主义和认知论的基础上经过继承和批判发展而来的。建构主义认为，人的心理、思维和智力的发展，实质上是对客观世界进行同化和顺应的过程，即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1]。同化是个体将新的知觉行为和概念融入已经存在的图式之中。顺应是改变已有图式以适应新事物的过程。同化和顺应互为影响，引起图式的不断更新，使认知能力得以逐步完善。学习就是学习者与环境交互作用而自主建构内心确信的过程。学习者在建构内心确信的过程中主要不是依赖教师，而是借助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主动作用于一定的环境。因此，建构主义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崭新的理论，更在于它是一种理念上的创新和进步，其突破是革命性的。正因为建构主义革命性的变化，其必然催生一系列新的教学方法，如支架式教学、发现和探索式教学、协作和互动式教学。所谓支架式教学是指教师作为引导者开展教学活动，使学生能够在掌握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进行更高层次的认知活动；所谓发现和探索式教学是指学生利用教师提供的资料主动进行建构活动并加深对建构活动意义的理解；所谓合作和互动式教学是指学生在各种情境中通过与教师、学习伙伴以及各种环境中的其他主体协同和合作，即利用人际关系达到建构的目的。

二、以建构主义理论重构经济法学教学模式的必然性

经济法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理论体系框架仍在形成、发展和完善之中，因此，比之于民法、行政法和刑法等发展历史较长、理论体系框架较成熟的学科，教师所面临的教学难度更大[2]。当然，由于经济法学自身交叉学科特色明显，反过来可以为建构主义理论下新“教学三法”的运用提供肥沃的土壤。传统教学模式下的经济法学教学，主要存在以下两大缺陷。

（一）教师为主、学生为辅，知识传授大于能力培养教师按照教材内容讲授知识点，教学效果的好坏依赖于授课教师的讲授技巧和个人魅力。学生在被动的知识接受中往往是听“热闹”但却未吃透“门道”，因此，学生在课堂中所获知识看似很多，但均呈现出典型的“平面化”特征，往往在课程学习结束后就会忘在脑后。尤其是被动式的接受严重压抑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其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无法通过课程学习得到锻炼和提高，这与作为实践性和经验性特征均非常强烈的法学学科对于人才培养所提出的要求相去甚远[3]。

（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导致人才培养陷入恶性循环所谓“上不着天”，即传统教学模式无法激发起学生对于理论经济法学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无法架构起科学、实用、清晰、严谨的经济法理论框架，无法满足希望考研进一步深造的学生对于课程学习所提出的要求。所谓“下不着地”，就是传统教学模式无法满足希望通过课程学习具备处理实际法律问题、胜任未来工作岗位的学生对于课程学习所提出的要求。传统教学模式不仅使经济法学教学呈现出典型的总论和分论“两张皮”现象，使教学计划中所设计的大部分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环节流于形式，而且严重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对学校教学评价的美誉度，反过来造成报考生源的萎缩。

一、检索国际法学教材和专著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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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索国内国际法学期刊论文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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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索国际法学外文文献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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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的审稿是编辑部根据一定的原则和标准，由编辑和专家审读作者的原稿，对其内容和形式作出评价，据此进行选择的编辑活动。审稿决定着稿件的取舍，事关刊物的质量，是编辑工作的中心环节。审稿原则是学术期刊审稿所遵循的准则，指导着学术期刊的审稿实践，理应对这一基本问题进行梳理和探讨。关于学术期刊的审稿原则，编辑学著作似乎很少论及。《出版专业理论与实务》曾将审稿原则归纳为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和独创性［1］，作了较系统的探讨，但并不是专指学术期刊，而且其中的逻辑关系值得探讨。在期刊文献方面，赵连稳提出质量面前人人平等、兼容并包和及时审理三原则［2］，但囿于该文和谐社会视野下的视角，未能全面探讨学术期刊的审稿原则。闰月勤对政治性原则、科学性原则［3］，殷靖华对客观性原则［4］，胡正强对新颖性原则［5］作了论述，同样未能全面探讨学术期刊的审稿原则。孙景峰在质量面前人人平等之外提出的倾斜性原则(向内稿倾斜、向青年作者倾斜等)［6］，在审稿实践中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但将此作为一条指导审稿的原则似乎不妥当。侯宏勋提出宽泛置疑原则［7］，认为编辑需要质疑，审稿当然要质疑，大凡阅读，都应有所质疑，但不宜把质疑作为一项宏观原则来看待。基于上述，笔者拟从审稿程序、审稿者的道德、稿件内容和形式四个方面入手，对学术期刊的审稿原则略作探讨。

一、同行评议原则

这是针对学术期刊的审稿程序。从审稿程序看，我国出版制度明文规定了三审制，其中，对学术期刊至关重要的是要遵循同行评议原则。同行评议制度源于英国，现在已广泛应用于、学位论文、课题的立项结项、学术奖励等，成为学术评价的基本方式。同行评议是学术期刊遴选论文、保证并提高学术质量的重要途径，国际上通常将是否同行评议作为学术期刊水平高低的一个标准，尽管同行评议制存在着少数学者滥用权威，存在裙带关系、专业嫉妒、个人偏见和利益冲突等破坏性影响，但它仍然不失为最有效的质量控制手段，人们把同行评审看成研究成果的质量声明。［8］在我国的科技期刊中，同行评议原则基本上得到了落实;在人文社科期刊中，遵循同行评议原则的情况不尽如人意。遵循同行评议原则依靠审稿专家，但并不意味着由审稿专家主导审稿，外审专家只能提供参考意见，不能取舍稿件。这是因为，编辑审稿与专家审稿是一种主从关系:编辑审稿具有主体性，编辑是职业审稿人角色，是专家审稿人的选择者，是稿件刊用与否的决定者;专家审稿只具有从属性，审稿专家是编外审稿人角色，被动地接受所审稿件，主要对稿件内容作学术评价，没有稿件刊用权，只有有限的稿件否决权。［9］编辑审稿和专家审稿的不同职业角色、作用和任务决定了编辑必须主导审稿的全过程。主导审稿是编辑的职责，编辑应提高专业学识水平，消除过分依赖专家的心理，发挥主体作用，主导稿件评审的全过程，否则，把稿件刊用的决定权完全托付给外审专家，自己反倒成了边缘人，忘记了编辑在审稿中的主体地位，放弃了一名编辑应该承担的义务，有违编辑的职责，无益于学术期刊的审稿工作。［10］基于编辑主导的同行评议制度，才能双剑合壁，最大程度地发挥审稿的作用，只有这样，编辑才能把握审稿工作的主动权。

二、公正性原则

这是针对审稿者的道德态度。前文提到的质量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兼容并包原则和客观性原则，都是事关审稿评价的公正问题，这几个原则名称虽然不同，但体现的都是审稿者的道德态度，因而，本文在审稿者的道德态度这一视角下，将其统称为公正性原则。因为要评价公正就必须做到质量面前人人平等，拒绝偏见，兼容并包，尽最大努力客观地评价稿件。公正意味着客观理性。审稿者要秉持理性的态度，一切从文稿的内容出发，不先入为主，排除各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拒绝主观偏见等不公正行为，避免根据自己的好恶偏执来筛选和判定文稿，力求客观公正、审慎负责地评价稿件。公正意味着人人平等。在稿件评审时，不因国籍、民族、信仰、性别、年龄以及所属机构而歧视作者，认文不认人，对作者一视同仁，不故意抬高或压低特定的作者。邹韬奋曾经说:“我对于选择文稿，不管是老前辈还是幼后辈，不管是名人来的或是无名英雄来的，只要是好的我都竭诚欢迎，不好的也不顾一切地不用。”［11］唯质是从，人人平等，审稿人要坚持审稿的独立性，不因领导、权威和亲友的干涉而降低学术标准。公正意味着兼容并包。西方哲言有云: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学术期刊要有兼容并包的气度，有门派之别，无门户之见，对不合己意的标新立异之说不轻易否定，不搞学术垄断，提倡学术民主，百家争鸣，只要言之有据，能够自圆其说，就应该给予肯定，以活跃学术气氛，鼓励学术创新。当然，兼容并包只能是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并不包括导向有问题的稿件，也不包括哗众取宠的标新立异。

三、导向性原则

众所周知，法学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综合学科。法治建设需要法学理论家，更需要大批法律实践工作者。而当前我国培养的大多数法学专业本科毕业生缺乏独立办案能力，初踏上工作岗位常常感到所学知识无法运用，需要在工作中摸索相当长时间才能较为熟练地运用法律知识处理实际问题。由此，改革传统的以课堂讲授为主的“填鸭式”教学，确立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互动式教学为基本特征的案例教学在法学教育中的合理运用势在必行。

一、案例教学法内涵及其适用的必要性

（一）案例教学法的内涵法学案例教学法是指在教师的精心设计和指导下，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需要，采用典型案例，将学生带入真实判例或虚拟案例，充当法律职业角色，引导学生自主探究性学习，以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1]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往往采取两种模式的案例教学法：其一，教师先讲述书本中的知识，然后给学生针对此教学单元的案例，让学生利用学到的法学知识去分析案例。在这种教学过程中，案例多是为理解、说明法律知识体系服务的，目的是使学生深化理解法学基本理论。这是从“一般”到“具体”的演绎过程；其二，教师先不讲授课本知识，而从一些相关案例入手，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应用材料去对这些问题理解、分析，从而发现概念、规律和方法。培养的是学生“具体”到“一般”的归纳思维。无论是何种案例教学法，对培养学生进行自主、探究、合作性学习，提高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二）适用案例教学法的必要性1．紧贴民办本科院校的教育定位探讨民办本科院校法学教育的理念与模式，首要的一个前提就是必须弄清民办高校“升本”后的定位，即民办本科院校的教育定位，“升本后的民办高校的定位应该是：培养理论应用型的人才，实施应用型本科教育”，[2]这与民办本科院校自身特是相符的。应用型本科学生要具备相当的在一线职业领域的适应、创新能力，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与综合素质。由此，与研究型大学培养的学生相比较，应用型民办本科院校培养的学生的理论研究能力可以不作过高要求，但是学生的实际才能的培养不容忽视。于是，侧重培养学生分析法律案例能力的案例教学法在民办本科法学教育中就更为重要了。2．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不适应当代的法学教育理念第一，传统教学方法主要是单向的理论灌输式的教学方法。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法学思维是“抽象”到“具体”的演绎逻辑思维方法。因此，教学活动主要围绕着教师讲授某种专门理论知识而展开，教师传授知识具有系统性、逻辑性、条理性，对教学进程能够较好的控制，可以帮助学生较好地理解法律概念、原理以及现行的法律条文。但这种教学方法忽视了法律的应用性和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很难充分调动学生积极主动性，造成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第二，传统教学方法是以“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教学过程以教师满堂灌为主，教师是整个教学过程的中心，是教学过程的组织者和控制者。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在课堂上很少甚至完全不能主动参与教学过程。教学是一种典型的“讲-听-记”模式，教与学的互动关系很难有效地开展，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极有可能受到挫伤。3．符合民办高校大学生自身的特点民办本科院校录取的学生高考分数一般集中在本科录取分数线的低端，学生对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与学习的兴趣与公立院校的大学生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笔者从近两年的民办院校教学实践中得出，民办院校的大学生更喜欢和更容易接受实践性教学模式，他们更注重运用学到的法学知识去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笔者曾经将同一门课程在两个班级分别采取“直接讲授式”教学与“案例式”教学，在接下来的测试中，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出，采取“案例式”教学法的班级的学生成绩明显要比前者好。4．培养和锻炼学生的综合素质在案例教学中，学生必然要根据法学理论和法律条文来分析案例。这样就会自觉地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同时在课堂或课后的讨论中，学生通过发表自己的观点与教师和其他同学进行辩论，还可以锻炼和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分析判断能力以及辩论能力等各种具体能力，这些具体能力正是法律人才在今后的工作中必不可缺的。

二、关于法学案例教学的具体组织与实施

（一）选取典型案例法学案例教学法以法律案例为课堂教学的起点，选择恰当的典型案例是成功实施案例教学的关键。选择典型案例应考虑以下因素：其一，案例的真实性。最好是近期发生的并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的案例，真实的案例往往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创造性。其二，案例的代表性。教学案例的代表性即典型性。典型案例最能反映相关法律制度的特征，而相关法律规范的适用则更能反映案件和其与法律制度的关联。对典型案例的理解和分析，有助于学生掌握基本的法学原理以及法律规范的适用。其三，案例的启发性和疑难性。具有启发性和疑难性的教学案例，有助于锻炼和提升学生的思考角度和深度，从而培养学生全面的思维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