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伦理化范文10篇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社会的治理模式也处于嬗变的过程当中。对于社会治理模式的演变，张康之认为分三个步骤：以权力为基础的是社会治理模式中的第一步———统治型的管理模式；依据法律为基础的是社会治理模式中的第二步———科学型的管理模式；以道德为基础的是社会治理模式中的第三步———服务型的管理模式。［1］当前，我国政府对社会的治理正处于从科学型管理模式向服务型管理模式的转变时期。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服务型的社会管理模式，它是以道德为基础的社会治理选择，目的是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具体而言，就是要构建符合服务型管理模式需要的公共管理主体的道德意识。文章对中国历史上的公共伦理化制度构建的相关轨迹进行梳理，以期对现代中国社会公共管理伦理化制度的构建产生积极作用。

一、中国历史上公共管理伦理化实践的弊病

1、臣民意识与私民意识的养成

在中国数千年浓厚的封建政治文化背景下，肇始于“家天下”的政权组织形式，成为了缺乏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的官本位现象的滥觞，如《诗经》中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把整个天下的人和物作为了君王的私有财产，并不断孕化成森严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作为人们从公共社会事务管理到日常生活的根本准则，最终导致了“天下奉一人”的愚忠愚孝的政治伦理规则痼疾。同时，封建统治者有选择性地推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3］等儒家思想，营造了以家长制为中心的几千年的伦理规范。中国人在此伦理规范下养成了表现等级制度的“私民”意识，广大人民大众是被排除在作为公共管理主体之外的，在人民剥削压榨的基础上形成了关心民众也仅是出于统治者的“圣德”、“恩宠”等。正如现代学者俞可平指出，公民参与对于政治发展而言，意义极为重大。而中国数千年传统最为缺乏的无疑就是“公民参与”的意识，于是逐渐养成了各自为政的私民心态。梁启超在《国民浅训》中说：“我国人……一涉公字，其事立败。……公林无不斩伐，公路无不芜梗，公田无不侵占，公园无不毁坏。有一公物于此，在西人则以为此物我固有一份也，乃拥护而保全之，使我能长享此份。在中国人则以为此物我固有一份也，乃急取我一份所有者割归独享，又乘他人之不觉或无力抵抗，则并他人之一份所有而篡取之。”［4］当然历史传统中也不乏一些诸如“天下大同”、“天下为公”、“民胞物与”等先进思想，却也是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基础为前提，或是囿于自身阶级局限性并没有形成彻底的革命思想体系。

2、建国以来国家公务管理主体系统的民主和人文精神熏陶的缺失

新中国建立之初到改革开放前，在传统理想模式影响下，奉行的是大而全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基本的伦理制度。国家公共管理伦理的基本内容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把个人的一切全部交给党和国家，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舍弃一切，没有个人的点滴私利。表现为自“五·四”以来出于革命斗争需要对于传统文化矫枉过正的批判与决裂，尤其是“”的十年浩劫，几乎使数千年传统思想中有助于建立良好公共管理伦理化体系的精髓丧失殆尽。改革开放后，中国又忙于脱贫致富，对于基本的公民意识培育也只是口号似的为多，缺乏系统性；在公共管理的伦理制度培育上整个社会更是过多的偏重“应试教育”。

［摘要］本文针对我国企业人力资源伦理化管理难以前行的现状,围绕企业微观主体,着重分析了导致这一现象的前后推力和阻力,通过各影响因素的阐述,指出我国企业人力资源伦理化管理的症结所在。

［关键词］人力资源伦理化管理处境

在一个极为重视信息的知识经济体系中，工作性质和组织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智力资本成为维系和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作为知识活载体的人力资源成为企业名副其实的核心能力要素，如何使得企业的人力资源发挥最大价值，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面临的紧要课题。伦理化的管理方式应运而生，然而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我国企业常遇到进退维谷、止步不前的两难局面。

一、我国企业人力资源伦理化管理的推力与吸引力

伦理化管理是指在“应当”的管理思想指导下，通过对组织资源和组织成员的工作进行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制定组织希望达到的管理目标，并尽可能以好的效果和高的效率实现组织效益和道德目标的过程。其目的是通过管理措施使整个组织的制度化达到该组织期望的道德程度。

1.伦理化管理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潮流与趋势

管理是人类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有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人类自产生之初就有了管理，管理是人类社会生活一刻也不能离开的，否则人类的社会生活就是混乱无序的。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出现，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人类的管理活动也进入了一个更高更新的历史阶段即管理的现代阶段。现代管理的发展表现为系统化、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人本化等特征，也就是说，现代管理已不是单纯依靠技术的管理，而是依靠技术、制度、伦理这“三驾马车”共同拉动的管理。如果说技术是现代管理的物质驱动机制，制度是现代管理的活动框架机制的话，那么伦理则是现代管理的人文驱动机制，这三者是现代管理“一个都不能少”的内在因素。现代管理发展的民主化、人本化趋势实质上是伦理化趋势，正是这种伦理化趋势说明了伦理是现代管理的应有追求，决定着现代管理境界的提升。

一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管理起源于人类的共同劳动，凡是有人类生活的地方，就必然有管理。通过管理，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才得以有目的、有秩序地进行。那么，究竟什么是管理呢？目前有影响的管理学书籍大都给管理作如下定义：

(1)管理是组织的某一专业职能或综合职能。如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决策”；[1](P.10)奥地利的米歇尔·霍夫曼认为“管理是为达到定义明确的目标而承担的个人最终全部责任”；[2](P.77)法国管理学大师H·法约尔给管理下了一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定义，“管理，就是实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3](P.5)

(2)管理是一个能发挥多种作用，具有一定持续性的动态过程。美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在其第九版《管理学》中说：“管理就是创造一种环境，使置身于其中的人们能在集体中一道工作，以完成预定使命和目标”；[4](P.2)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编的《管理科学》认为“管理是一个决策、控制和创造自组织学习的过程”；[5](P.23)乐笑声编著的《管理学》认为“管理是一种兼具科学性、艺术性的社会活动，其活动形式表现为决策、计划、组织、控制而达到既定目标的过程。”[6](P.4-5)

(3)管理是一门艺术。美国管理思想史家丹尼尔·A·雷恩把管理称为人“对利用自然和人力资源实现目标的指导艺术”；[7](P.12)戴维·R·汉普顿认为管理“是艺术的艺术，因为它是智慧的组织者”[8](P.9)等等。

【摘要】企业的管理归根结底是对于人的管理，对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来说，如何在使员工为企业创造更多价值的同时，兼顾员工自己的利益和价值取向，是人力资源管理中伦理问题的体现。对于员工的动员和激励应该立足在伦理的基础上，在合情合理的条件下进行员工的管理，充分考虑到员工的精神需求与价值取向。但是由于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概念发展较晚，在管理中出现了一些伦理问题，影响着员工积极性的发挥。在本文中，将对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进行一定的探讨，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

【关键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伦理问题

一、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一些伦理问题

（一）一些企业中缺乏对员工的人道主义关爱

当前，我国的劳动者权益保障法等法律对企业员工的权益进行了一定的保障，但是在一些私营企业，对于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工作仍没有充分的重视起来，存在为了利益而短视的行为。一些企业在雇佣员工进行工作的过程中，无视员工的一些基本权利，存在一些扣押工资、取消休假的情况。并在管理过程中对员工实施一定的专制性管理，缺乏民主氛围。一些企业为了攫取短期的利益，对员工进行一定的压榨活动，例如随意延长员工的加班时间，并且没有加班费。一些企业为了防止员工跳槽，随意扣押员工的工资。这些缺乏人道主义关怀的企业行为严重伤害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在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伦理问题。还有一些企业在管理员工时强调对于员工的管理，要求员工绝对的服从命令与指挥，不注意与企业员工的情感交流。一些企业把员工当做获取利益的工具，以物质刺激作为管理员工的手段，忽视对员工精神方面的关怀与满足，导致员工对于企业没有一定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企业的这种管理方式不能满足员工的自我实现的精神需要，没有很好的完成企业人力资源的伦理工作。

（二）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存在着不公平的管理现象

一、政治信仰比较：具象与抽象

政治信仰是政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政治文化最核心的政治思维方式的体现，决定着政治设计走向。中国人的政治信仰中更多的是具象的世俗还原，缺乏理性的思维超越，而西方人更多的是理性的思维超越，这决定了中国人习惯、接受贤能政治，而西方人习惯、接受民主政治。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是从未断绝、一以贯之的。在政治信仰上，周之前的夏商是相信宗教神学的，但是“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1］。周人与殷人不同，对上帝有了怀疑，提出“天不可信”的观点，周在“夏商两代完全是天命宗教神学的气氛下，打开了一个缺口，使人文的重德观念得以生存、发展”［2］，从此“天道远，人道迩”，“天道”逐渐还原为“人道”。在之后数千年的发展中，虽然也尊天重神，但在政治领域中，宗教神学实质上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统治的工具，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信仰。中国人真正的政治信仰在世俗生活之中，历代政治统治者都相信“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中国人在政治方面最信的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换言之，中国人的政治信仰是日常世俗中的民众具象，而不是上帝、真理等超越具体世俗生活的任何抽象理性。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虽然摒弃了传统社会的政治信仰，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体系，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体系与传统社会的政治信仰体系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没有一个明确的世俗具象生活之外的超越性主体的存在，都是舍弃神佛，将世俗的百姓具象生活当作最高信仰。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政治信仰思维中，自古至今都没有一个明确的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性抽象主体的存在，中国的政治活动都是围绕世俗生活展开和设计的，中国的政治活动都是以人民的具体名义而不是以上帝之类的抽象名义展开的。世俗、具象的政治信仰模式把抽象的真理、价值等超越性主题排除在政治核心、政治焦点之外，与世俗、具象更为接近的贤能自然更易于被人们理解和接受。也就是说，中国的这种政治信仰思维决定了贤能政治在中国存在的必然性。西方文明虽然经历了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但是在文明脉络上一直是承认抽象绝对物存在的，这个抽象的绝对物不同于中国的世俗生活，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独立于世俗生活之外的价值追求，如文艺复兴前的上帝、文艺复兴后的真理。上帝、真理等都不是一种世俗具象性的现实存在，都是一种抽象化的价值界定，即西方人不在世俗具象中寻找政治信仰，而是在抽象的价值理论中寻求政治寄托和信仰。面对这个不以人的好恶利害为转移的抽象绝对物，任何人、任何力量之间都是平等的，因此，西方人只臣服于上帝、真理、法律，并不臣服于世俗生活中的任何权威，也就不可能存在贤能政治。西方政治生活中如果没有上帝、真理、法律的直接干预，民众彼此之间是不相互信任与崇敬的，政治角色互动中强调的是天赋人权和义务对等，体现在政治生活中就是所谓的民主化、法治化的程序至上。

二、政治土壤比较：伦理与法理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政治和法律最初的来源和根据都始自风俗和伦理，但是西方社会由于家国异构和海洋文明等因素的长期存在，政治和法律最终从伦理领域中完全脱离出来，民众拥有清晰而理智的法理意识，形成了一种所谓的法理型的社会模式，其中就包括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模式，而中国由于家国同构以及农耕文明延续等多重原因，使得政治和法律一直与伦理纠缠在一起，面对任何事件民众都会从伦理视角而不是从法理视角去审视。直至今日，中国仍是一个伦理型的国度。进而言之，伦理在东西方政治中的作用和位置是不同的：中国政治形态是伦理化的，西方政治形态却是法理化的。在中国语境下，民众眼中的法往往指的是那些专业意义上的较为狭义的专门法，而且在普通民众眼中，法往往是与刑相对应的，是指向罪的，即便中国法律体系中有关于那些非罪但违法事项的规定，人们也将之纳入伦理道德范畴内来认知，从不把它当作一个法律问题来看待。例如，美国人不随地吐痰、不闯红灯是因为美国人认为随地吐痰和闯红灯是一个法律问题和责任问题，吐了痰、闯了红灯便是违反了相关的具有惩戒后果的责任规定，甚至是触犯了法律，但是在中国，虽然也有相关的不允许随地吐痰和闯红灯的法律规定，但是人们还是习惯性地将随地吐痰和闯红灯视为一个道德问题——不得不承认，无论何种原因，在今天的中国，约束人们是否随地吐痰、闯不闯红灯的是道德而不是法律。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秩序维持主要有两个坐标点：一是伦理，二是法律，而且在不涉及明显的是非底线问题时，人们往往用伦理来对事情做出评价，在情、理、法三者之间，中国人的排序永远是情→理→法，而西方人的排序却永远是法→理→情。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了东西方政治模式的不同，西方尚民主，东方尚贤能。在西方民众眼中，政治人从事的政治事业只不过是一个行业、职业而已，因此，西方民众会很理智地将政治人的私生活、个人道德等非职业性的话题与其所从事的政治性工作区分开，不会用非职业性的道德审视去对政治人进行职业评价，克林顿在桃色风波之后还能继续当总统便是最好的例证。克林顿并没有因为私德而影响公职效能，民众对于克林顿这个总统的职业功效也就满意了，民众对他的政治人期待和评价也只局限于总统这个职位、职业范围，并没有将自己的全部情感和寄托赋予这个政治人。但是中国的情形恰恰相反，中国的政治人是一个全能代表，政治人不但要扮演好他的职业角色，更要成为人中楷模。中国民众对于政治人的期望和评价不是仅仅局限于他的职位职能，更在于其展示给大家的政治形象和政治魅力。虽然我们一直宣传政治现代化，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认知就是这样的，虽然将来可能会趋于理性化，但今天就是这样的感性化、伦理化。中国人的政治评价充满了感性色彩，这也是许多中国人口头喊着崇尚西方式民主，实质上却习惯贤能政治的根源之一。

三、政治预设比较：性善与性恶

马克斯•韦伯曾指出：“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3］政治设计也是如此，任何政治设计都源自一定的人性假设，不同的人性假设造就了不同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设计。在文明轴心时代就已经有了两种对立的人性论观点：性善论和性恶论。在中国，轴心时代的孟子明确指出人性为善，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拥有仁、义、礼、智四德，这奠定了中国人的人性认知基础和方向。在西方，同样是轴心时代的柏拉图却认为“人性总是把人类拉向贪婪的私欲，逃避痛苦而毫无理性地去追求快乐”［4］，这奠定了西方人“人性恶”的认知基础和方向。在性善的道德认知下，因为每个人都是善良的，人与人之间是值得信任的，特别是那些贤能之士，更值得信任和托付，所以人们才“尚贤”。同时，性善是人性修为的目标和终点，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因为毕竟每个单独的道德个体并不能完全实现完满的性善，但是也正是这样的道德认知使得每个中国人每时每刻都觉得需要努力去学习“做人”，在内心深处充满了对贤能者的敬仰和信任，放心地将政治交给贤能的行政者。这也就是中国文化圈往往推行贤能政治的深层人性根源。总之，贤能政治是以性善为人性假设前提的，因为性善，所以才值得、才需要去信任和托付。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恶，认为每个人都是带有各种人性缺陷的，这种观点的确与人性现实相对应，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认知，才使得西方人只信任自己，对其他任何人都不信任。在大是大非上，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没有天然朴素的友好和信任，只存在制度规范下的形式上的“提防”或“契约”，因此在政治选择上，他们认为“不能过分地相信统治者的智慧和良心，即使是一名年轻英明的统治者，权力也能把他变成暴君”［4］。这也是西方民主政治为何采取一人一票形成的根源所在，因为每个人都不相信另外一个人，只信自己。也就是说，性恶论认为所有人都是一样存在人性缺陷的，每个人都是天生的、一样的人，并不需要去学习“做人”，大家需要学习的只是“做事”而已，也就是学习在做事的时候如何规避人性之恶。因此，秉承性恶观念的西方人是不会放心地将“政治”这件事交给其他人的，而政治层面一人一票的民主制恰恰能够很好地规避他人之“恶”，彰显自己之“善”，于是性恶倾向的人便喜欢和无条件地支持民主制了。

一、救治责任中心主义的西方话语探讨

责任中心主义问题无法绕开的一个人物是马克斯·韦伯，韦伯的科层制理论在20世纪影响巨大，深深渗透到经济学、社会学以及行政管理学等领域之中。韦伯在区分“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化就是走向形式合理性和合理化的过程。所谓形式合理性就是合乎工具理性原则的科学性，指的是一种纯形式的、客观的、不包含价值判断的思维方式和立场，表现为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形式的合逻辑性；所谓实质合理性是指立足于某一信念、理想的合理性。二者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形式合理性不包含价值因素，而实质合理性则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价值因素。近代成长起来的科层制是这种形式合理性的最为典型的表现。科层制由于推崇“价值无涉”而日益暴露出来的问题和缺陷不能不使人们对其效率和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功用产生巨大怀疑，也使人们更加关注如何摆脱传统科层制的缺陷与不足，真正促成现代社会组织在形式合理化和实质化达成统一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其实，韦伯也看到了科层制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并为此进行了一定的努力。作为现代权力理论的奠基者之一，韦伯提出了权力集中以强化社会成员个体的政治认同，依系于权力集中的有效社会整合能够纠正科层制所存在的动力不足问题并由此形成新的社会运行动力机制。除此而外，韦伯还提出了政治领袖的政治动员和政治感召力量，在强调法理型权威的同时也没有完全忽视克里斯玛型权威所带有的特定魅力，因而政治领袖本身的道德养成必须引起重视。然而，韦伯的努力并不成功：“韦伯如果想把‘价值理性行为’也纳入到这个结构中，就必须赋予它一定的意义。这种类型只能具有信念伦理的行为取向，而不能带有责任伦理的行为取向。这样就忽略了一种根本的特征，有了这个特征，新教伦理才被确定为生活方式的方法论框架。”由此可见，韦伯所进行的努力并没有触及科层制的核心原则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分，而仅仅是在弥补二者日益增大的罅隙，由此所进行的将仅仅是细枝末节的修正而无法带来科层制的创造性提升和根本性转变。当代著名社会哲学家哈贝马斯同样关注到了科层制的缺陷与困境，在《交往行为理论》中，他集中分析评价了韦伯的科层制理论，这种科层制由于无限放大了技术理性在现代社会组织建构中的作用，造成了现代人在道德表达、社会交往等方面的障碍，片面强调客观责任的现代管理系统实际上却造成了不负责任行为的频繁发生，在科层制主导的现代社会管理中公共权力正在以理性的名义在无情地宰制着原本生机勃勃的生活世界，人们自由活动的空间正在遭到压缩。针对这种状况，哈贝马斯提出了商谈伦理学“，‘商谈伦理学’试图向现代社会提供一个相互理解，并为各交往共同体成员所同意的道德规范体系”。根据这种商谈伦理学，人们应该可以获得更多的话语交流方式并由此促进各种各样的现代公共领域，当言谈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交往方式，在社会纠纷与矛盾发生时人们就不会再诉诸于暴力的非理性行为方式，社会共识在自由交谈中逐渐形成，人们乐于将社会问题上升为社会议题并将之推到社会舆论的焦点加以关注、讨论、分析、解决和评价。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构思了现代民主社会的治理模式，对实现科层制的扬弃具有积极意义。必须要看到，近代科学的定量化、规范化、科学化成为一种理性精神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使近代社会成为工具理性高度张扬的社会，工具理性的过分张扬，就意味着价值理性的衰落，就意味着价值理性交出了它作为伦理道德和宗教洞见的“权”。根据科学的和技术性的原则建立起来的科层制就是这种工具理性高度张扬的典型体现。科层制推崇形式合理性和工具理性，要求其体制安排和结构设计从属于权力本位和效率第一的目标。“这种形式理性却成了工业社会广泛应用的工具理性，在制度设计、生活模式和行为模式的建构等各个方面，都被作为理性的原则加以贯彻。结果，事实的多样性遭到扼杀，以至于再度物化的事实违背了人的本性，对人自身的存在构成了威胁，使人类步入了风险社会”。必须要超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简单二分以实现二者的有机整合，现代公共管理需要科层制作为其基本的结构框架，但是除此之外还必须要有更为审慎精细的道德思考，不能完全寄希望于组织体系的科学和完备，人才是现代公共管理中最为活跃和最富有力量的因素，要关注人的道德素养所激发的积极行动，在程序设计与组织弹性的基础上构思现代公共管理体系。换言之，我们需要从伦理内生性的角度对现代公共管理进行重新诠释，才能找到超越现代科层制的根本途径。

二、现代公共管理的伦理诠释

现代公共管理是政府和广大非政府公共组织运用所拥有的公共影响力，广泛地利用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管理的资源和方法，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处理以及对社会公共关系进行协调的活动。基于现代公共管理的公共性特征，伦理是内生的而非外部强加的，将公共管理伦理仅仅作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分支或部分的做法是不恰当的，必须要将伦理问题贯穿于现代公共管理过程的始终。因为现代公共管理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行为的调整和规范方式，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必要的道德教化与伦理规治实现个体有效的社会融入，从而保证社会整体的良性运转与和谐发展。公共管理面对的千差万别的具有道德自觉和伦理意识的个体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只有尊重个体差异和社会团体施加于其成员之上的影响，才能在促进个体科学发展和团体和谐运转中实现现代公共管理的真正效能。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拥有公共影响力的政府或非政府公共组织在公共管理行动中不仅要体现管理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更要注重管理的艺术性和创造性，实现对公共管理仅仅是外在行为约束的超越与提升。公共管理内生着道德因素和伦理价值，这是公共管理行为活力与动力的源泉。人作为一种社会化的存在，必然要超越简单物质需求满足的生物性特征而上升为一种超越性存在，伦理道德就突显了人的这种超越性。对于基于现代社会交往而形成的公共管理而言，这种伦理道德显得尤为重要。在公共权力的公共归属与私人掌控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必须通过道德建设和伦理规划才能化解。以政府为代表的现代公共组织代表了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利益，是基于社会公共意志而形成的契约组织，必须要遏止某些部门和个人的私欲，以营造公正合理的社会氛围并实现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我们无法避免政府等公共组织所代表的公意中存在的分歧，分歧存在是正常和现实的，容忍这种分歧并为之化解提供一种公平正义的制度框架才是体现现代公共管理之真正价值的根本所在。面对现代社会多元化发展的基本趋势，在现代公共管理行动中，积极协调政府与大量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突破简单的制度设计依赖，积极发掘信念养成、道德引领、伦理教化的积极社会作用才能真正营造积极、生动、活泼、和谐的社会氛围，这才是现代公共管理行动真正富有成效的依据和根源所在。现代公共管理所展现的不仅仅是管理规律的科学性，更应该是管理行动的艺术性。公共管理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以及由此而组成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因而我们无法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准则。由此，公共管理的艺术性问题就显得异常重要。公共管理的刚性规定无法应对千变万化的社会环境，在众多时候需要公共管理主体依据自身的价值信条和道德判断做出自主决定，能否灵活运用既定的管理制度和规则巧妙地化解已经出现的公共管理实践问题，体现了公共管理主体自身的管理效能。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不是基于职位和规则的消极应对，而是在坚持固有原则的基础上所做出的积极行动和有效措置。要看到贯穿公共管理行为始终的是行为人自身的道德自觉和伦理内省，离开了这一点，积极的公共管理行动无法实现，真正负责任的现代公共管理组织体系也无法形成。充分意识到现代公共管理的伦理内生性，才能在具体的公共管理实践中实现管理科学与管理艺术的有机统一，这才是突破简单的责任中心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科层制管理模式的关键所在。

三、现代公共管理中的责任冲突及其伦理化解

过分信赖制度设计而对道德信念有所忽略的责任中心主义，看不到公共管理应该具有的伦理意蕴，结果造成了现代公共管理实践中的种种责任冲突。从公共管理的伦理内生性出发来考察和分析这些责任冲突，将有助于我们在具体的公共管理行动中对之加以化解。基于此种观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具体分析现代公共管理中存在的责任冲突：（一）权力冲突。权力冲突主要就是由矛盾的权力来源所带来的两种不同的客观责任冲突，如法律要求与组织上级的要求冲突；组织上级的要求与社会公众的要求冲突。面对权力冲突必须澄清主观责任并考虑更为广阔和更为基本的责任；运用价值观和道德感来确定哪一种措施最可取以及如何才能证明你的做法是正当的；通过对主观责任的评估和对更为基本的客观责任的界定，试图找到一个能同时履行客观责任和主观责任的办法。无论何时，公共管理最主要的是应该考虑如何才能与更广大的公众利益相符合。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政府组织由公众产生，为公众服务，并对公众负责。政府和公民之间可以被视为一种委托———关系，因为政府必须征得公民同意并以其名义进行治理。因此政府必须满足其为之服务的公民的利益”。做不到这一点就是违背了受托责任，是对公民责任的否定。这是最为基本的伦理关怀问题。（二）角色冲突。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已经突破了单一的社会角色担当，而是处于复杂网络系统的角色群之中。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行为方式，这些不同的行为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责任义务冲突。在处理角色冲突时，我们必须审查和界定自己在不同组织中的不同角色，以此来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公共管理人员作为负有特殊责任的公民，其首要义务就是“扮演”好受托人的角色，真正履行好为公众服务的责任。要实现这一点，一方面需要仔细考虑如何设计或重新设计角色、各种角色之间的关系以及组织制度和文化；另一方面需要公共组织人员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诸如价值观、信仰等内部控制资源，以实现不同角色之间的道德担当，在这个过程中问题情景意识的培养尤其重要，因为它能保证个体灵活处理不同角色所赋予自身的任务和使命。（三）利益冲突。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价值的相对性和社会的多元化的存在，公共管理人员必然成为不同利益的管理者。利益冲突可以说是在最深刻的层次上体现了现代公共管理中公共性与个人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种冲突的解决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生活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相关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处理好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法律作为最低现代的道德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从消极的意义上禁止一切可能损害公共利益和其他正当私人利益的行为，但法律并不能保证公共管理主体的积极作为和责任履行，道德作为一种渐次形成的内生性力量能够弥补法律效用的不足，保证公共管理主体在私人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做出正当的选择。总之，利益冲突的化解不仅需要法律规制，更需要道德评估。综上所述，公共管理领域中的种种责任冲突，主要是由于岗位所产生的客观责任相对明确的情况下，基于个人良知、道德感、价值观和信仰所产生的主观责任相对模糊所造成的，也就是说对于公共责任内涵缺乏全面而科学的把握和理解造成的。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客观责任与主观责任实现协调一致。“客观责任源于法律、组织机构、社会对行政人员的角色期待，但主观责任却根植于我们自己对忠诚、良知、认同的信仰”。上述的责任中心主义恰恰是忽视了主观责任而过分强调了客观责任，而这也正是我们在化解现代公共管理的责任冲突中应该重点突出的。

1.理论综述

1.1企业伦理纬度下会计职业道德体系特点

1.1.1会计从业人员受到约束的特点

会计从业人员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份子，他们从事会计工作也是为了获得报酬用于家庭和个人消费。所以当工作中，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产生冲突时，会计人员就有两种选择，要么坚守原则，遵守会计职业道德，要么不坚守原则，一切唯个人利益至上。国家与企业利益的维护需要会计从业人员能够坚守原则，否则国家与企业利益就会遭受损失。因此，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做到在企业伦理道德纬度下审视会计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不但可以维护企业与国家的利益，也能够使会计职业向更加人性化的方向发展。归根到底，会计工作是由会计人员来完成的，因此必须使会计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受到制度和道德的约束，在规范化和制度化下完成工作。会计从业人员必须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该做的应该怎么做”。

1.1.2会计从业人员必须廉洁自律的特点

一个企业的账目都由会计人员掌握，会计工作主要是管理企业的“财与物”，会计从业人员必须在工作中做到廉洁自律，坚守原则，将公家的与自己的分清楚，树立国家与企业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理念，同时用这种理念来指导日常工作，必须在思想上与行动上设立起坚固的防火墙，坚决抵制利益的诱惑和享乐主义的腐蚀，以清醒的头脑应对来自各方面的考验。

论文关键词:教育伦理;教育世界;本质;规范

论文摘要:教育伦理成为当今高等教育、成为整个教育世界的话题，表明了它对教育世界的重要。教育伦理是教育世界的本质和灵魂，是教育世界的规范，是把握教育世界的实践精神。研究和加强教育论理建设，无疑有利于中国教育。

教育伦理成为当今高等教育、成为整个教育世界的话题，表明了它对教育世界的重要。而要把教育伦理探讨清楚，必须对教育伦理的本质是什么、在教育世界有着怎样的意义这两个问题搞清楚;搞清楚这两个问题，教育伦理的探讨才能真正实现对教育世界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教育伦理:教育世界的本质

1、教育伦理是教育世界的本质

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教育的本质是育人。教育伦理作为人们在培养人的活动中的伦理道德，不是从某种空洞的道德理念推导出来的，也不是人的头脑先天固有的善良意志，而是产生和形成于人们现实的教育活动过程中，是一定社会的教育活动关系在人们教育观念中的伦理化反映。

关键词：教育伦理；教育世界；本质；规范

摘要：教育伦理成为当今高等教育、成为整个教育世界的话题，表明了它对教育世界的重要。教育伦理是教育世界的本质和灵魂，是教育世界的规范，是把握教育世界的实践精神。研究和加强教育论理建设，无疑有利于中国教育。

教育伦理成为当今高等教育、成为整个教育世界的话题，表明了它对教育世界的重要。而要把教育伦理探讨清楚，必须对教育伦理的本质是什么、在教育世界有着怎样的意义这两个问题搞清楚；搞清楚这两个问题，教育伦理的探讨才能真正实现对教育世界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教育伦理：教育世界的本质

1、教育伦理是教育世界的本质。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教育的本质是育人。教育伦理作为人们在培养人的活动中的伦理道德，不是从某种空洞的道德理念推导出来的，也不是人的头脑先天固有的善良意志，而是产生和形成于人们现实的教育活动过程中，是一定社会的教育活动关系在人们教育观念中的伦理化反映。

一定的教育伦理是由一定的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对教育的制约关系决定的。教育作为有目的地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它面临着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多重制约关系。教育作为联系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重要中介，它面临着两种制约力量和适应对象，它既与社会发展有着必然的本质联系，又与人的发展有着必然的本质联系。这些方面的本质联系，便构成了教育活动的客观依据。因此，教育活动既要受社会发展的制约并为社会发展服务，又要受人的发展制约并为人的发展服务。教育伦理就是使各种冲突和制约尽可能达于一致，使教育活动更加顺利和有效的一种和谐精神。

一、维护古代社会等级秩序

社会的稳定必须以秩序为前提，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必须确定一定的社会秩序。礼对社会秩序的维护，是通过确立“别贵贱，序尊卑”的等级制度来实现的。强化社会政治的等级规范，是礼制的一个重要功能。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等级的长期存在和牢不可破。中国古代等级社会的等级系统复杂多样，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社会等级，中国古代的等级制度主要可以划分为宗法等级、爵秩等级、官僚的秩品阶位等，由此形成了中国等级制度多样性的特征。礼就在于通过论证等级秩序和结构的合理性，并使之固定化、永久化，

以此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整合社会的目的。

二、人们日常行为的规范和评判是非的准绳

礼不仅是严格的政治等级制度，而且是一种严格的日常行为规范。费孝通先生说：“中国的乡土社会就是一个礼治社会。在这种社会中，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孔子为了使人们能够自觉遵守礼的规范，就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还指出了不懂礼的规范性的危害。

三、确认王权的特殊地位与权力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