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基础论文范文10篇

[摘要]：家助学贷款证券化是将助学贷款债权销售给私有资本持有者,使它们成为能在私有资本市场上具有投资价值的资产。这为助学贷款体系提供了更多的资金,并使之具有流动性,分散了违约风险。我国当前的法律体系中已存在有利于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发展的因素,同时也有一些法律障碍和立法空白。改善法律环境,审慎发展助学贷款证券化“二级市场”,有利于推动银行开展助学贷款业务,增加我国高等教育的非公共基金收入来源,使教育资源短缺的状况得到缓解,从而为公民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英文摘要]：

[关键字]：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法律分析

[论文正文]：

资产证券化（AssetSecuritization）发端于1970年代的美国，是发起人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在未来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或资产集合（在法学本质上是债权）出售给特设载体（SpecialPurposeVehicle），由SPA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分离和重组资产的收益和风险并增强资产的信用，转化成由资产产生的现金流担保的、可自由流通的证券，销售给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在这一过程中，SPV以证券销售收入偿付发起人的资产出售价款，以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偿付投资者所持证券的权益。资产证券化是融资过程，也是融资方式、金融工具和金融发展趋势[1]。

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具有直接融资和表外融资等优势的资产证券化在亚洲资本市场发展迅猛，形式也渐趋多样。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新加坡、中国香港及台湾地区都积极利用这一金融工具为本地经济服务。我国自1990年代起，成功进行了珠海机动车辆收费、中远集团航运收入、中集集团应收款证券化等资产证券化离岸操作，开始我国的资产证券化[2]。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分别成为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试点，这标志着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在中国正式启动。

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模式单一

在实际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过程中，涉及两门学科，教学模式单一，无法满足学生实际的教学需要。有的教师知识结构不完善，课程的整体性和逻辑性较差，不能充分发挥高校德育教育和法治教育的作用；另外还有的教师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教学经验。同时在很多的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照本宣科，使得理论严重脱离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和积极性。因此，单一的教学模式无法保证学生学以致用，很难解决实际中遇到的问题。

2.教学管理体制有待改进

在当前考试教学管理体制下，很多的教师只重视学生的学习成绩，存在很大的弊端，一刀切的现象较为严重。有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师受到体制因素的限制，无法有效提高自身教学水平，教学范围比较窄，无法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创新。同时当前的考试制度非常重视教材内容和知识，使得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质量不高，很难增强这一门课程的感染力，考试分数也不能反映学生真实的综合能力。因此，要不断深化改革考试制度，重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

二、做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的措施

一、大学生情商培养的新阵地

情商(EmotionalQuotient，EQ)即情绪商数，是一个与智商(IntelligenceQuotient，IQ)相对的概念，通常是指一个人运用智力以外的心理力量了解和管理自身的情绪和行为，以及认识、理解、疏导他人的情绪和行为的能力。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认为，情商具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能力：“(1)了解自身情绪；(2)管理情绪；(3)自我激励；(4)识别他人的情绪；(5)处理人际关系。”[1](49)一个人心理是否健康，为人处世是否得体，人际关系是否和谐，是否具备合作能力和领袖气质，均与他的情商有密切联系。广为接受的观点认为“一个人的成功遵循20/80法则，即20%取决于智商，80%由其他因素决定，其中最重要的是情商”[1](ⅩⅥ)。并且，与智商不同，“成人仍然可以通过培训极大地提升情商和改善生活质量”[1](Ⅶ)。因此，近年来情商培养受到包括高校在内的教育界的广泛关注。但是，目前我国高校对于大学生情商的培养还存在诸多不足，根据李晓艳副教授的研究，较为突出的问题有情商教育的“内容缺乏系统规划，内容零散随意”和“教育手段陈旧，教育实效低下”[2](643-644)。笔者认为，缺乏有效的教育载体，特别是课程载体，是造成以上现状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已经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基础上，建议进一步将情商教育融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以下简称“基础”课)，利用该课程在内容上与情商培养的契合性，并运用该课程特有的教学方法，使其成为对大学生进行情商培养的重要阵地。同时，融入情商培养内容的“基础”课也必将更受大学生的欢迎，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二、情商教育与“基础”课的关联

“基础”课是高校思政理论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课程。情商培养之所以能够在“基础”课的教学中开展，是因为两者具有诸多方面的契合之处。1.情商培养之于“基础”课。首先，融入情商培养有助于大学生更好的建立对相关知识的认知。“基础”课包含不少与心理学相关的知识点，且大多与情商培养有关，如信念的力量；人生价值的创造；促进身心以及个人与他人、社会的和谐；道德的心理学机制；犯罪的主观心理等内容，情商教育的引入可以为认识这些知识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心理学视角。其次，情绪的力量能够更好的发挥基础课的激励作用。事实上，“基础”课的目的并不囿于传授具体的专业知识，而是以这些知识为基础，教人做人——做什么样的人，怎么生活才有意义，怎样的人生追求才有价值，怎样成为一名爱国者与创新者。对此，单纯的说教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情感的关怀，激情的感召。增加相关情绪控制的教学内容，能让大学生感受到更多的激励和激情，体会更多的正能量，增加他们内生的学习动力。最后，融入情商培养后，基础课将对大学生的情绪和行为产生更好的调控作用。弘扬道德和法律的效果很大程度上要落实到主体的行为选择能力上，但往往“知易行难”。其重要原因就是过激战胜理性，情绪的失控导致行为的失控。试想如果药家鑫能控制住“激情”，也许就避免悲剧的发生。因此，情商教育能够引导大学生了解和控制自身的情绪，运用同理心去尊重、体谅、宽恕别人，从而有助于“基础”课教学效果的提高和教学目的的达成。2.“基础”课之于情商培养。首先，“基础”课为情商教育在“心理健康教育”之外又提供了一个固定的、合适的课程阵地。心理健康教育中的情商培养更多强调内心的自省，个体自我身心的和谐。相较而言，在“基础”课中进行情商教育则宜更多的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达成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和谐。其次，“基础”课为在高校中开展情商教育指明了鲜明的价值取向。从现有的论著来看，学者们似乎更倾向于将情商培养作为一个价值中立的过程。但笔者对此并不赞同，在“基础”课的情商教学中应当旗帜鲜明的坚持集体主义、社会本位的取向。提高情商绝不是让大学生成为钱理群教授眼中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是要让他们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践行者。3.“基础”课与情商培养具有同向的目标“基础”课的目的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治观，并以此为指导促进他们的成长成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具体专业知识以外的教育，“德才兼备”是其终极目标。而情商教育使人保持积极的情绪与和谐的人际关系，其重点也是充分发掘人的智商以外的心理力量，“智商高且情商高”是其最终目标。因此，“基础”课与情商培养的目标是同向的，即人的全面发展。

三、在“基础”课中开展情商培养的途径与方法

将情商教育融入“基础”课不仅需要观念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寻找融入的具体途径以及切实改善教学的方法。在本文看来，这些途径和方法主要有：1.情商培养的途径。首先，在“适应人生新阶段”的教学中，除了理性阐释大学生活的变化以及相应的学习理念的更新之外，我们将感性的力量融入教学过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们引导学生“发现你的热爱”。每个青年都有躁动不安的灵魂，而“基础”课有责任将其引向正确的方向。其次，在“理想信念”和“促进自我身心和谐”的教学中，我们帮助学生自我认知。自我认知是自我观察，这是一种“跳出自己看自己”的能力，一种自省的能力，主要包含两点：一是认识自己的长处、潜质和缺点、不足，进而“有勇气来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有胸怀来接受不可改变的事情，有智慧来分辨两者的不同”[3](18)。二是知道自己的当下的情绪(如快乐、愤怒、沮丧等)，并能予以够妥善处理。比如，焦虑虽然是一种负面情绪，但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却能提高人的警觉性和工作效率。再次，在“人生价值”的教学中，我们培养学生自我激励的能力，在自我认知的基础上建立积极、乐观、自信的心态，尤其是正确面对挫折的能力。又及，在“促进个人与他人和谐”部分，第一步要注重同理心的培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设身处地的关心他人、体谅他人；在此基础上，以集体主义原则为指导，提高倾听、陈述、协调、组织等人际交往能力，其核心是正确处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最后，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4]。因此，除了从理论角度帮助学生理解社会主义法治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个人自由的有力保障之外，在培养大学生树立法治观念和法律思维的过程中，亦要重视感性与热情的感召。2.情商培养的方法。首先，思政课教师自身应当提高情商素养，在面对广大学生时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情绪，悦纳自己才能感染别人；同时有意识的增加自己在心理学和情商培养方面的知识储备，才能在课堂上有的放矢。其次，运用情感教育法。“所谓情感教育，是指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要真心投入，真情付出，以情感人，使教育对象对教育者、教育内容等产生情感上的认同，从而自觉自愿地接受教育。”[5](67)情商理论启示我们：当学生产生情感认同时，思政教育往往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再次，重视榜样的力量。榜样既可以是运用情商能力成就一番伟业的杰出人物，也可以是身边的让人“如沐春风”的普通人。最后，利用“基础”课的实验教学环节开展情商教育。比如，在“认识你自己”的实验中，我们让每位学生写下自己的优点和不足，并找出那些能够改进的不足。同时我们让学生赞美他的室友，从而也发现他人的长处。又如，电影中不乏展现情商能力的事例，如《阿甘正传》中的阿甘就是一个低智商但高情商的代表，我们组织学生对他待人处事的方式进行讨论，从而获得有益的启示。

1选择合理的目标

并非所有问题都能够在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中进行探究，尤其是在有限课时里选择何种问题供学生探究尚需要教师认真思考，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总结。教师首先应确保精心选择探究主题。以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为例，可供探究的主题涉及爱国主义、职业规划、道德建设、法治建设、理想信念以及恋爱问题等等。教师应参考当前社会热点，或以学生关注度为依据，同时根据课时限制来选择探究主题。其次还应以此类主题为中心，进一步选择可供学生探究的那些具体问题。在设计这些问题时应注意遵循与学生、实际、生活相互贴近的原则，确保所选问题能够调动学生积极性和兴趣。例如教师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以课时限制、大一新生特点为依据来选择大学生职业规划、道德建设以及恋爱问题这三大主题作为本学期探究主题，以便于引导学生在未来大学生活中所将要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予以有效解决，并促使学生主动关注社会并且了解社会，能够以理性的思考观念来对待周围社会事物与问题。而在确定所选主题后，教师可以恋爱问题这一主题作为讨论中心，组织学生开展恋爱观调查、恋爱中的个人道德、传统家庭美德以及恋爱利弊分析等不同问题的探讨，可让学生根据个人喜好来选择相应的问题展开探究。由于所选问题均属于个人偏好，因此学生表现出较高的积极性和参与度。而在道德建设主题讨论中也同样如此，教师可以从道德建设重点、道德现状评价以及道德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等不同角度出发，引导学生通过理性思考，进而能够正确分析社会热点问题。此外，应就职业规划问题逐步引导学生对自身专业各类信息进行搜集整理，并对专业就业情况有所了解，激发学生对专业未来发展方向有所关注，从而有利于学生主动思考自己在大学阶段所应实现的目标。总而言之，通过上述问题的设计来引导学生对其面临的各类现实问题予以良好解决。

2选择相应的探究方法

应以探究式教学不同的内容为依据来选择相应的探究方法，其中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是问题探讨法。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是一门针对广泛存在于青年学生群体中的各类思想问题所开设的重要课程，其问题色彩鲜明，且问题源较为丰富。而问题探讨法则有利于提高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实效性以及针对性，在应用问题探究法的同时还可参考选材主题差异来开展包括展示性探究、搜集性探究、设计性探究以及调查性探究等多种方式在内的主题探究法。问题探究法在教学过程中是其中最为常用的一种方法。教师应着眼于道德发展现状以及道德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组织学生以分组的方式搜集资料，并在组间展开讨论与总结，还可在班级内部进行交流以及相互学习。在此情况下，教师可给出问题，并基于社会中出现的道德滑坡问题组织学生展开深入研究与谈论，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并合理应对。学生通过此类小组活动逐步了解到如何在团队中开展相互合作以及如何有效交流彼此的观点与看法，了解到应善于听取别人迥异的观点和见解，从而能够着眼于不同角度来思考和探讨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利用此类方式，学生不仅能够正确认识现实问题，同时其问题分析能力也得到提高。

3课堂中教师应发挥主导作用而学生则居于主体地位

教师在探究式教学中关键应发挥主导作用，应在适宜的时间内适度介入学生探究活动，同时注意给予有效引导，并采用正确的点拨方法，防止学生在探究过程中偏离或者迷失方向。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教师应适度予以引导，同时评估小组学生的总结，鼓励学生自主思考，并在尊重学生的前提下展开师生交流与对话，引导学生在个人真实想法面前能够做到坦诚相待，并帮助学生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此外，教师应善于引导学生积极发表个人见解，并基于各类问题进行辩论、反思、归纳以及总结。例如在引导学生分组讨论大学生恋爱问题的过程中，教师首先应对持有不同观点的学生予以尊重，并对这些学生所发表的观点予以客观评价，让学生认识到这些观点的利弊，从而能够客观认识到大学生恋爱这一问题的利弊，而教师还可从自身体会出发来引导学生认识道德在爱情中的重要作用。在受到教师充分尊重的前提下，学生能够打开心扉、积极发表个人言论，教师由此也实现了引导学生讨论和思考的目的。与此同时看，教师还应掌握必备的学科基础知识以及相关资料，从而为学生开展探究活动提供信息支撑。在探究式教学过程中，学生处于课堂主体地位是一个基本理念。要想确保教学理念富有主体性，教师自身首先应具备主体性意识，并对学生课堂主体地位予以尊重，与学生保持平等地位，以平等态度对待学生，并在教育活动中始终坚持以学生个人成长与发展作为根本目的和出发点。应构建和谐、民主和平等的师生关系，并以此为前提从学生群体的内心需求以及身心发展特点与水平出发，积极启发、点拨以及引导学生，从而高效实现正确选择教学内容并将其内化和外化的目的。

摘要：在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构建探究性教学模式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领会新课改精神的重要措施之一。以此为背景，笔者在本文中深入的研究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开展探究性教学的模式，以期进一步促进基础课程的教学质量，更好的培养学生在校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并提高遵纪守法的意识。

关键词：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探究性教学；研究

所谓的探究性教学指的是老师对学生的研究意识、能力进行创新的培养，把探究性思维融入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开展研究性的学习活动。笔者在本文中首先分析了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培养探究性教学模式所必备的“沃土”，然后就培养在校大学生养成探究性学习的措施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期进一步提升国内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质量。

一、优化课堂教学,培养适合“基础”课的探究性教学模式

1.提出问题阶段

开展探究性教学的重要阶段为提问题阶段，其会对探究性教学的质量、效果造成很大的影响。深入探讨问题的本质我们会发现，它是客观事物之间存在矛盾并反映在人脑海中。也就意味着问题是联系人们了解客观世界的纽带和桥梁。老师可以对“基础”教材深入的研究，在掌握课程体系的基础上提出极具启发性的开场问题，让学生的兴趣和思维被激发。也可以让学生自主的研究问题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问题，划分学习小组自行讨论，进一步研究自认为有价值的问题。怎样去确定问题、确定什么样的问题和教师选取的视角有很大的关系，也和教师对教材的理解息息相关，学生自主提问题则受其自身的兴趣爱好，生长的环境等有关系。

【关键词】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改革；教学改革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高校各门课程都需要加快教学改革，以提升课程的实效性，关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的文献也大量产生。金培玲（2018）指出，《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中蕴涵了丰富的生命教育的题材，在这门课程中拓展生命教育，既是社会的要求，也是大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1]。因此，该门课程教学过程需要强调生命教育。游小留（2018）指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改革需要以专业职业精神为引领，通过课堂互动、主题展示、社会实践、学习思考等四个模块设置，严控教学过程,改革评价方式，充分激发大学生学习积极性，实现人才培养目标[2]。谢玉龙（2018）指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改革需要从教学内容出发，通过融合多学科的知识，丰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课程内容，使得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更富吸引力和说服力，达到提高对思想政治理论观点论证效果的目的，有效地提升课程实效性[3]。通过阅读大量关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改革的文献，对于本文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参考性价值。

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是教育部规定的大学生学业生涯中必修课程，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核心课程，通过该门课程可以培养学生做人的基本素质，帮助学生树立职业志愿，培育学生的敬业精神，提高学生的人格品质与心理素质等，但是该门课程沿用过去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忽视学生的主导地位，学生学习动力不足、兴趣不高，导致课程实效性较差，因此，加快《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改革提高课程实效性，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2《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在新课改的背景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大部分教师的教学模式守旧，过于重视教材理论知识的讲授，而忽视对相关热点和重难点的指导，导致学生只能被动接受教材知识，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影响教学目标的实现。同时，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注重理论教学，忽视实践教学体系构建，虽然建立了一些实践教学基地，但是偏重与法制教育，而对于学生道德品质与思想修养方面的实践基地建设不够；实践教学活动比较单一，就是考察一些实践基地，缺乏对于教学内容的深度挖掘等[4]。

摘要:法律意识是当代大学生必备法律素质的重要内容，不仅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特征，同时，也对我国法治国家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影响。现阶段我国大学生法律知识较为匮乏，大学生违法犯罪事件的逐渐增多，因此，高校通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加强对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已经迫在眉睫。本文就创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方法进行了研究分析。

关键词:创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大学生;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人们需要具备的一种基本社会意识，能够充分反映出人们对现有法律的看法以及对自身权利义务的认识程度，并影响着人们法治观念和日常行为。大学生作为祖国的未来，其法律意识的培养更需要受到高校的重视，因此，要求高校能够通过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创新，增强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以帮助其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规范其日常行为。

一、大学生法律意识现状分析

法律的学理性较强，没有一定的法律理论功底，难以形成正确的法律意识［1］。而从现阶段的情况来看，非法律专业学生的法律知识来源主要是依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获得，但是很多高校在这一课程的安排上，课时相对较少，教授的知识内容也较为浅显，再加上学生过于注重学分，对课程学习的要求不高，能够通过考试即可，导致很多大学生对法律知识仅是一知半解，甚至存在错误理解的情况。例如硫酸烧熊事件中的当事人曾表明，自己学过这一课程，知道猎杀野生动物违法，但是并不知道用硫酸烧伤动物也算违法。由此可见，现今大学生的法律知识严重不足，其法律知识水平已经难以支撑起自身法律意识。针对现阶段大学生法律意识单薄的情况，还需要学校能够加强教育，创新课程，是学生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利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从而加快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

二、以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为目标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创新方法

摘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高职院校新生的必修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道德素养及法律素养。但就目前而言，我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学生往往不能将所学习的知识内化于心。究其原因，在于课程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对此，该研究简要分析了课程教学改革的立足点，同时分析当前职业技术学院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创建合理的情景、优化教学资源等具体的改进策略，以期为我国职业技术学院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工作提供借鉴。

关键词：职业技术学院；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优化策略

时至今日，我国许多职业技术学院思政的课程教学依旧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即以理论知识的传授为重点，重视说教，而忽略学生对有关知识的内化，讲解的内容浮于表面，思政课程教学效果并不能达到预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即面临这一问题。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较本科院校学生相比较低，尤其是对思政课程的学习，许多学生缺乏学习热情与学习兴趣。因此，教师应积极优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目前采用的教学方式，不断提高教学整体质量，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强化教学效果，推动道德教育的落实[1-2]。

1课程教学改革的立足点

1.1展现思政理论课程育人宗旨

为了把“大家”精神融入教材、课堂及学生头脑之中，新课程教学方案应该立足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面临及最为关心的问题，借由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之间的有机融合，引导学生逐渐养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及法律素养，不断提高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为引导学生逐渐成长为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及建设者，为实现中国梦奠定优秀的思想基础及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改革工作不可背弃这一基本宗旨，需要更好地在教学实践中为这一宗旨服务。

一、社会主义法治教育目标解读

（一）社会主义法治教育目标。1995年，国家教委颁布的《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品德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进行法治教育，增强学生的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是高校“两课”教学的根本目标和主要内容。《国家教委、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司法部关于加强学校法治教育的意见》也明确指出“学校法治教育的任务，是通过向学生传授必要的法律基本常识和基础理论知识，使学生对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有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增强法律意识，自觉地遵纪守法。”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写入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就意味在治国理政的新高度上强调了法治社会的建设目标，也表明一个成熟的执政党对新时代的制度文化建设目标有更深刻地把握和更清醒地认识。高校在大学生的法治意识和基础法律知识的掌握方面的教育、引导需要弘扬法治精神；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新时代公民群体的逐渐形成，势必有助于在全社会树立法治理念，高校基础法律知识的理论和教学工作就显得更为重要。（二）对“相关基础法律知识”的解读。在社会主义法治教育目标下，如果把“相关法律基础知识”看成是“法律的基本常识和基础理论知识”，在新时代就会显得僵硬而无生机，教学内容安排也会刻板无新意，在实践中更不容易为大学生所感知和逐渐内化为观念，所以，对此概念应予以明确：首先应注意的是其针对性，即与大学生“相关”。“相关”这一概念最初用于概率论和统计学中，后引申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若两个变量之间具有相随变动的关系，则称其两者相关或具有相关性。在这一关系中，学生既是知识（传授）的出发点，也是知识（作用）的归宿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生法治教育的过程就是开发大学生主体性的过程；与其相关，就得符合大学生的现实需要和价值追求，而不仅是单方面的期望或施加。但同时也应注意，此处的“大学生”虽就一般而言，但也有其内部层次性的划分，如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司所编教材就有本、专科之分。此外，还应注意法学专业学生和非法学专业学生之间的差异。如此做法，既是基于大学生个体差异的考虑，也是注重大学生在法治教育中的主体性的表现。其次，它应该具有基础性。所谓“基础”，这是从建筑学移用至人类生活的概念，意指事物发展的根本或起点。显然，既言此，则必有其目标与终点，此即“基础”与“建筑”之间的关系。然则“法律知识”的“基础”何在？这首先要求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特别是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下，人们一般不会意识到应该主动去了解那些看起来离他们很远的法律知识，或是有这种意识但却没有兴趣去了解。在功利主义的支配之下，法律知识在有用无用之间摇摆不定，失去了其本该有的权威和尊严。再者，所谓“基础法律知识”，还应当与法律是否发动的临界点或者说法律发动的起点有关，给受知者一个是否违法、是否犯罪、权利是否受到侵害等状态的基本判别标准。此外，所谓“基础”也并非“一视同仁”，它同时还有其阶段性；对大学生的法治教育还需要考虑到不同的学习阶段及过往学习经历。再次，基础法律知识的教育应当具有相对独立地位。《意见》将“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观念，自觉维护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正确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民主权利，自觉履行法律所规定的义务，知法、守法、用法，维护学校稳定”作为高校德育工作的具体目标，这一点尤其值得商榷。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将法治教育纳入道德教育的框架之中，不仅不利于道德修养的培育，还使法律失去了其该有的独立和权威地位。况且，法治理念是当前应当、并且正在提倡的社会价值导向，就其政策性而言，也不应当将法治教育视为道德教育的附庸。因此，开设法律基础知识课程，是现实之需，也是法治的自证之道。最后，基础法律知识应当成一个立体的、有机的体系。这特别是针对《意见》对“基础法律知识”的界定而言。“法律是一种规则体系，同时亦为一种意义体系”，“任何规则必涵蕴有一定的法理，载述着一定的道德关切，寄托着深切的信仰”。[1]法律知识也是一样，它的上位概念是法律素质。在法律素质方面，需要特别强调、重视法律意识的培养。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是高校法治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法治社会人人应该具备的意识。

二、大学生对法律基础知识的现实需求

（一）高校法学专业学生对法律知识能力的培养目标。法治社会进程的推进，离不开最基本的法律规则，更需要满怀法治理想、具有法治精神的专业法律人和尊法、知法、守法的公民。法学是理论性与应用性都极强的高级专业知识系统，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时代对法律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时代培养卓越法律人才的目标之下，法学院需要首先将法科生培养成为具有公民意识、责任意识和人文关怀精神的合格公民，还需要训练和培养他们胜任法律职业所需要的继续学习的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敏锐的社会洞察力以及运用法律思维进行思考的职业素养。第一,创新知识结构。学院教学除了运用传统的以法学知识为中心教学方法外，应该创新融入历史、哲学、经济、政治、文化等知识，多角度、全方位解释社会现象。第二,加强法律职业能力培养。建议学院推行“校外实务导师计划”，即学院聘请在法律实务界有一定影响，或者具有工作经验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仲裁员、行政司法人员等作为法学院的“校外实务导师”。这些导师专门对学生的职业就业能力进行辅导，以期能又好又快地适应社会。第三，促进创业教育。法学院依托四川大学作为“国家大学生双创示范基地”的便利，推行“校外创业导师”计划。借鉴商学院的培养模式，将成功企业家、教育专家、心理学家、非政府组织官员等聘请为创业导师，对有需要的同学开设创业课程，激发法学院学生的潜力。同时，可以设立创业基金，对有良好市场前景和可行性的项目给予一定支持，鼓励学生创业。第四，推广个性化教育。从对法学生入学进行生涯规划教育之时起，就引导学生保持个性和对未来职业的兴趣，针对学生的个性和家庭的期许及职业发展规律，在整体上按照专业主干课程计划和专业素养进行教学活动，同时预留扩展空间供学生自主发挥。于此，学生学术型社团将能发挥积极而显著的作用，社团将成为学生的“试错平台”。（二）高校非法学专业学生对于法学基础知识的需求。法律基础知识并非针对法学专业学生的教育，而是针对全体大学生，对于这些非法学专业大学生来说，首先，他们无法深入理解许多法学学说、理论；其次，他们也没有必要理解得太专业，因此，他们需要的只是“基础性”的法学知识。因此，对于非法学专业的大学生进行法律基础知识教育应综合考虑知识本身的系统性与实用性。就系统性而言，法律意识和权利观念并非靠某一部法的教育就能实现的，而且我们对大学生法律基础教育并不是“专职性”的，所以体系应该全面、系统；就实用性而言，《法律基础》这类的著述已经很多，但其所针对的对象是全体公民。而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有一些自己的特点。大学生还未进入社会，对许多问题的理解不够深刻，他们更关心的是与其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故针对他们的设置的法律知识不宜过分理论化。另外，大学生思维活跃，如今社会的发展速度也很快，因此他们脑海中的信息更新极快，我们的法律基础知识教材也应当体现一种与时俱进的态势，不能再将一些不合时宜的思想体现于其中。（三）对《基础》课程内容开展的调研分析。我们通过对四川省内各具有代表性的高校进行调研，得出结论如下：第一，课程设置目的同学们大多数都认为这门课的开设主要目的在于引导大学生们提高自身修养并塑造正确的“三观”，而对于更高层次的治国理念以及实际生活中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太多的涉及，包括法律知识的普及都不是最为主要的目的。第二，该门课程的教学目标虽然是提升大学生思道德修养，培养大学生的基本法律修养，但是通过授课并没有得到学生的普遍认可，大部分学生还是认为这门课的开设对于提升思道德修养以及法律修养的意义一般。其中的原因是因为学生个人的问题还是教师授课的问题，目前我们还不能枉然下结论，但通过这个题目的问题回答来看，认为“意义与否取决于授课”这一选项的不小比例来看，教师的授课时候到位依然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课程设置意义的发挥和预期效果的达成。第三，在课时设置方面从大多数同学对于各高校课时设置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各个高校的课时设置基本上都是按照国家的相关要求进行的，按照每周三个课时进行。但是从同学们给出的建议可以得出的结论是35.21%的同学依然认为每周两个课时是比较合理的。这个数据的得出，我们认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基于同学们对该课程的一些抵触情绪造成的，学生对目前的“思修课”的教学相当大程度上是不满意的。第四，对于课程考查方式，绝大多数学校目前采用的“单纯试卷理论考查”来结课的方式已经不再得到学生们的普遍认可和欢迎。对于思修这一门实践重于理论的课程，大家更多地希望通过其他方式来结课。最受欢迎的结课方式为“由学生自由选择有关该课程的任一方面写一篇论文来考查”。第五，根据调研的结果显示，教材编排合理性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从数据的对比来看，教材编排存在的问题依然是不容乐观的。另外，在大学生看来，“能用”的法律知识的内容所占篇幅不够，理论性的内容偏多，非法学专业的学生不能贴近生活地学习法律、运用法律，更不用说能通过学习逐渐形成法律思维方式，进而具有法治意识。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同学们对于“思修课”改革的最迫切的突破口仍然在于教学模式的改革以及课程结课考查方式的改革。同中期调查的数据类似，对于教学模式的改革仍然居于首位。结合前面对于教学模式具体存在的问题的调查，我们认为，学校及教师对于目前“思修课”教学中单一的讲授模式应当进行调整和改善。

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改革的建议

基于前述分析，我们认为：在不改变现有的“思修课”教学大纲和教学安排的前提下，大学生第二课堂有主动衔接主课堂教学的可能性，学生学术型社团有可能成为一个积极的载体；对“思修课”的教学活动改良，大致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予以展开：教学模式、课程结课考查方式、教材内容编排。（一）教学模式的改革。1.多样化的教学方式,综合运用案例教学等教学方式。基于《基础》这门课程由于其本身内容的严肃性，利用传统教学方式将必然会导致课堂的枯燥、乏味。我们认为案例教学是一个将严肃性与趣味性很好结合的方式。将社会上、学生身边发生的真实事件结合所学内容进行讲授，使同学们通过案例教学切身体会到课程内容，加深对真实案件中是非善恶及法律适用等方面的理解，从而起到一种自我发觉、自我反省、自我警示的作用。要上好案例教学课,需要特别注意具体案例的选择，要能进行有效而正确的理论导向，同时注意充分调动学生参与到课堂当中的积极性。2.主课堂教学活动可以积极主动地衔接学生社团等第二课堂活动课堂教学要设计好，重点在于能够了解同学们的需求，甚至可以安排同学来做每堂课的教学内容主题的确定工作。在主课堂之外，教师可以通过指导学生社团的方式，增加在课堂之外与学生的个别交流机会。在新时代，教师还要善于运用新媒体平台和新媒体手段主动将核心价值观教育与法治教育密切联系进行。同时，主课堂教学应该积极与学生社团等学生组织密切联系，将课程所引导的关于社会组织、人际关系、法律关系等内容投放到学生社团活动中去，例如心理咨询、学生活动、专题讲座等都是调查问卷中同学们所广泛欢迎的方式，通过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学习，真正实现《基础》这门课程设置初衷。（二）课程考查方式的改革。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大多数学生比较排斥单纯的试卷结课考查方式，其认为单纯的试卷考查方式不能够从根本上反映学生对《基础》这门课程真实的学习情况。究其原因，一方面，《基础》课程更加注重思想性，而试卷考查则偏重技术性。因此，《基础》课程改革的关键点在于从多角度考查学生“德育”和“法育”的学习状况。我们认为，可采取以下几种灵活的考查方式：1.实际案例分析或专题研究考查。这两种方式可与案例式教学或专题式教学的授课模式相对应和配合，既能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教学，也利于学生更好地领会相应的授课内容。2.论文方式考查。由学生自由选择有关该课程的任一方面写一篇论文来考查。在单纯试卷理论中，学生们很可能基于时间限制、文字水平等因素在简短的作答中体现出参差不齐的理解水平，不能客观反映出教学效果，更无从考查学生的法治观念内化状态。3.实践调研报告考查。大学生处于即将步入社会的准备阶段，动手能力的培养与动脑能力的培养同样重要。活泼、生动、贴近生活的第二课堂体验，观察社会、分析现象和积极实践，更能提现法律教育的实践性素性，也更有利于公民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逐渐形成和逐渐坚定。解决方案四：考查结果采用“评优良中差”的等级模式。客观地，《基础》课内容宽泛、注重基础，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的水平、法律观念的养成、法治意识的形成、核心价值观的树立，都不可能用具体的分数表现；对学生予以学习状态、认识水平和能力结构的分层次评价更为合理。（三）教材内容的改革。调查显示，多数学生认为教材编排的体系是合理的，但教材内容略显枯燥、单一，且较为简单。这也就是说，思修课教材中思想道德修养部分和法律基础部分各自所占比例是相对合理的，但各部分的具体内容还有待改革：1.课程中道德修养部分内容的选择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思修课教材中思想道德修养的部分应注重对我国古代、近代传统思想道德修养理论和方法进行取其精华的工作，这一方面有助于大学生培养对思修课的学习兴趣，学习到更多从历史当中陶炼出的有关思想道德修养的至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国传统精神文化的继承和保留。2.课程中法律基础部分内容的选择应按偏向法学中法理学理念设计。《基础》中法律基础内容应当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但这些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并不是我们大众所理解的表面化的涵义，通过分析，我们认为这部分内容应当侧重与法理学知识。原因是这门课程的两个主题是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即侧重点分别是学生的“德育”和“法育”。“德育”的教授重点在于帮助同学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法育”的教授重点在于帮助同学们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而和树立法治观念最契合的则是法学中的法理学知识。3.课程内容要侧重于引导大学生“尊法、识法、守法、用法”，将法制观念教育和核心价值观教育有机结合。当前《基础》课程中很多内容与中学的政治课本内容相近，甚至与小学的思想品德修养课本的内容有相似。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学生如果不能明显感知到课程内容有“质”的改变，仅仅是“量”的积累，自然会形成懈怠心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合格公民。通过课程内容的升级，在公民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方面更多着力，在法律关系的认知、法律关系的处理和社会现象的认知方面有所增强，在法律运用和公民行为的选择方面适当落脚，将更能吸引大学生参与课程学习。注意扣紧时代特点、留出争议话题、增加与思想道德修养有关的名人轶事和传统理论等以增强课本的趣味性、生动性；注重通过第二课堂的延伸进行法律应用能力的培养；注重推陈出新，避免重复，合理把握教材内容的难度与深度，适当增加一些重点、难点和更有深度的思想理论，从而达到大学生已有知识水平的要求。

本科毕业论文是系统全面检验高校本科生通过四年专业学习（某些进行试点改革和允许提前毕业的高校为三年）所获得之各种学习成果、思维能力、综合素质及独立从事科研调查水准高低的主要依据。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由单一专才型向宽口径复合通才型转变，兼之“依法治国”、“法律至上”等观念日渐深入人心，不但各高校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了数量庞大的法学毕业论文，许多非法学专业①的本科生也纷纷结合本专业实际，从个人兴趣、教师引导以及就业需要②等方面出发选择撰写同本专业相关的法学毕业论文。譬如诸多国际贸易专业本科生选择撰写国际经济法方面的毕业论文，电子商务专业本科生选择信息安全法类的毕业论文，哲学专业本科生选择法哲学、法伦理学类的毕业论文……凡此种种，举不胜举。平心而论，这可谓一种令人欣喜的现象，它既反映了目前我国本科教育的宽口径培养模式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彰显，又折射出年轻一代法治理念质的飞跃。

不过有一点需着重指出的是，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毕竟与法学本科生有着较大差别。他们往往在四年本科学习中仅上过寥寥几门和本专业相关的法律实务课程（如新闻学专业开设的《新闻传媒法》等），个别兴趣浓厚的学生充其量也不过课余翻阅了部分法学书籍，负责指导他们毕业论文撰写的教师很多也仅为本专业而非法学课程教师。虽然在选题视野开拓度层面他们或许会宽于法学本科生，但在理论研究深度上，便着实难同法学本科生相提并论。③如此一来，我们就必须根据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之具体症结，一一对症下药，从而保证其能真正完成一份高水准的本科毕业论文。

一、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暴露的主要问题

1.论文选题不深入，主题不突出所谓好的选题乃成功之一半，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由于属“跳出法学看法学”，在研究视野开拓度上便有不少要宽于法学本科生。根据笔者在湖南长沙、衡阳、湘潭三地部分高校所做的抽样调查，同样打算写作合同法方面毕业论文，一些电子商务专业本科生可能会结合自己专业特点选择B2B或B2C等网络无形交易下的新型合同法律问题来写作，而法学本科生则因受电子信息技术知识匮乏束缚，往往更多倾向于探讨传统合同法问题。不过，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虽然在视野开拓度上较之法学本科生具备一定优势，但他们法学理论功底则有所不及，从而导致选题不深入，时常出现选了一个较新颖方面问题开始写作，最终结果竟是简单就事论事甚至虎头蛇尾草草收场的情况。譬如某些电子商务专业本科生选择了虚拟货币的法律问题进行写作，但往往浅尝辄止，要么便简单就事论事通篇缺乏法言法语和法律思维像一份记者的新闻报道，要么就从最宏观政府话语层面大而化之地发些空洞无用的议论。

此外，与选题不深入接踵而来的便是主题不突出的问题。

正如汤维建先生所言，论文选题决定了论文主题，它给论文主题划定了范围，［1］既然我们许多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存在着选题不深入的毛病，那主题自然也会不突出，常常令人不知所云。如某些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选择了非政府组织的法律问题进行写作，由于选题不够深入，在主题上也变得模模糊糊，洋洋洒洒通篇论述了很多非政府组织的起源、类型和特点，但究竟要探讨的是什么具体法律问题，到结尾都没有完全交待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