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道德论文范文10篇

【论文关键词】：新闻自由；社会道德；法律与道德

【论文摘要】：新闻自由是一种有限度的自由，在遇到国家机密、他人隐私、公共利益及新闻报道缺乏社会责任等情况的时候，新闻自由理应受到一定的约束和限制。但如何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这不仅仅是我们立法层面上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社会公共道德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法律和社会道德必须共同面临的难题。

新闻自由作为人类共同取得的政治文明成果，其形态虽因因各国历史条件、政治制度的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异，但总体来说，包含出版自由、报道自由和批评监督的自由这几个方面。在新闻自由的前提下，采访、报道和传播新闻的权利，或公众利用媒体表达思想、讨论社会问题的权利被称之为新闻自由的保护性权利。在现代社会，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新闻自由并非一种没有限度的权利，一切真正的自由必然包括某种限制，完全的自由和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

一、限制新闻自由的原因--社会责任

对于新闻媒体、新闻从业者来说''''追求新闻自由，就意味着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样的自由才是正当的自由。不负责任的自由，是无限制的自由，就会对作为权力、权利的新闻自由滥用。当自由被滥用，变成了主体的某种为所欲为的行为，当支配它的精神便不再是真正的自由精神。自由与责任始终相伴相随的事物，追求自由就意味着承担责任。[1]自由社会，充分利用新闻手段的精神。"报刊必须自由地致力于保持和发展一个自由的社会。这意味着报刊必须是有责任的。它必须对社会承担满足公众需要和保持市民权利，并且保持几乎被遗忘了没有报刊发表自己的意见的人的权利。[2]自由既是权利，又是能力，并且是通过能力来实现权利。新闻媒体和新闻职业工作者只有具备为公众服务的能力，才有能是自由的，才能担当自由的，才能担当自由精神、自由权利应负的社会责任。

理智的新闻传播者，始终承认现实的新闻自由是有边界的自由，有约束的自由，不承认绝对新闻自由的存在。承担社会责任是新闻传播者的义务，对于非职业化的新闻传播者来说，如果其传播目的和事实上是面对社会公众的，起码应该承担作为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即使在所谓新闻最自由的美国，"没有人--即使是这个国家的奠基人，也从未认为新闻是完全自由的，也没有哪个有责任人和思维稳健的人希望新闻是完全自由的。"[3]

【论文关键词】：新闻自由；社会道德；法律与道德

【论文摘要】：新闻自由是一种有限度的自由，在遇到国家机密、他人隐私、公共利益及新闻报道缺乏社会责任等情况的时候，新闻自由理应受到一定的约束和限制。但如何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这不仅仅是我们立法层面上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社会公共道德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法律和社会道德必须共同面临的难题。

新闻自由作为人类共同取得的政治文明成果，其形态虽因因各国历史条件、政治制度的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异，但总体来说，包含出版自由、报道自由和批评监督的自由这几个方面。在新闻自由的前提下，采访、报道和传播新闻的权利，或公众利用媒体表达思想、讨论社会问题的权利被称之为新闻自由的保护性权利。在现代社会，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新闻自由并非一种没有限度的权利，一切真正的自由必然包括某种限制，完全的自由和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

一、限制新闻自由的原因--社会责任

对于新闻媒体、新闻从业者来说’追求新闻自由，就意味着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样的自由才是正当的自由。不负责任的自由，是无限制的自由，就会对作为权力、权利的新闻自由滥用。当自由被滥用，变成了主体的某种为所欲为的行为，当支配它的精神便不再是真正的自由精神。自由与责任始终相伴相随的事物，追求自由就意味着承担责任。[1]自由社会，充分利用新闻手段的精神。"报刊必须自由地致力于保持和发展一个自由的社会。这意味着报刊必须是有责任的。它必须对社会承担满足公众需要和保持市民权利，并且保持几乎被遗忘了没有报刊发表自己的意见的人的权利。[2]自由既是权利，又是能力，并且是通过能力来实现权利。新闻媒体和新闻职业工作者只有具备为公众服务的能力，才有能是自由的，才能担当自由的，才能担当自由精神、自由权利应负的社会责任。

理智的新闻传播者，始终承认现实的新闻自由是有边界的自由，有约束的自由，不承认绝对新闻自由的存在。承担社会责任是新闻传播者的义务，对于非职业化的新闻传播者来说，如果其传播目的和事实上是面对社会公众的，起码应该承担作为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即使在所谓新闻最自由的美国，"没有人--即使是这个国家的奠基人，也从未认为新闻是完全自由的，也没有哪个有责任人和思维稳健的人希望新闻是完全自由的。"[3]

摘要：法治和德治都有其各自的功能优势与局限，且法治的优势即为德治的局限，德治的优势即为法治的局限，因此必须进行法治与德治的最佳配置，使其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局限得到最大程度的抑制。

关键词：法律；道德；法治；德治；协调

同志指出，“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1]法治与德治各有哪些功能优势和局限？其良性关系如何建立？其各自的功能优势如何发挥？功能局限如何克服？如何进行法治与德治的最优配置使总体的功能优势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功能局限得到最大限度的抑制？这是目前我们最需要研究的问题。

一、法律与道德的作用机理及关系

法律和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规范，起源于原始社会中的社会习惯，它们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即通过解决和预防冲突的方式在一个社会内部形成秩序、提高效率。在价值层面上，法律和道德之间是相容的，它们都为了秩序和效率而发挥其各自的功能，正因如此，法律和道德自从产生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混杂在一起共同发挥其调节的功能，法律被道德化，道德被法律化，法律之中有道德，道德之中有法律，法律依赖道德而被认同，道德依赖法律而被贯彻。直到商品经济大发展之时，随着社会情势的变迁，出于最优调整的需要，法律和道德开始分野，它们的功能差异逐渐凸显，作用领域也开始专有化，法律和道德除共同作用于大部分社会领域外，还各自占据了其独有领域，在法律专有领域，道德受到排斥，在道德的专有领域，法律受到排斥。这种分野的结果使法律和道德从同质发展成为异质的社会规范，这就产生了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问题。如法律和道德各自的边界在哪里？法律和道德各有哪些功能优势和局限？法律和道德发生冲突时如何协调？这些问题的正确回答构成了法律与道德在规范层面上的良性关系，而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分析法律和道德发生作用的内在机理。法律是通过既定规则的遵循和实施而发挥其功能的。规则的制定是一种集体的主观行为，因而存在着主观客观化的难题；规范的遵循是以强制力为后盾的，因而存在着强制力消失或不足时的法律遵循难题；规范的实施是以机构为主体的，因而存在着机构经济人特性与有限理性的克服、机构行为动力的不足及资源限制等困境。而道德则主要利用文化沉淀中的善恶标准而非既定规则及强制力来影响人的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弥补法律的不足，但道德的多元化及相对主义会导致规范的非普适性问题；道德的非强制性会导致对性恶之人的规制力不从心；道德的利益界限会导致利他的有限性。由此可见，道德与法律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法律基于人性的恶而进行基本的制度架构，道德基于人性的善而设置各种社会规范。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既有恶的性格，也有善的性格；人既有利己的一面，又有利他的一面；人在行为决策时，既有理性的成份，又有非理性的成份。在现实中，纯粹的经济人和纯粹的道德人是不存在的，我们也很难找到绝对利己的人或绝对大公无私的人，历史证明，绝对利己而从不利他的人或绝对利他而从不利己的人对社会整体发展会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恩格斯说过：“人来源于动物的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一些或少一些，在于兽性与人性的差异程度。”[2]（P140）在现有生产力条件下，人只能是经济人和道德人的混合物，是善和恶、理性和非理性、利己和利他的矛盾统一体，至于哪一种性格占主导则因人而异，且在不同的社会关系领域中也存在着主次的问题。如在市场领域，人的自利特性会占主导地位；在伦理领域，人的利他特性会占主导地位等。法律和道德分野正是对这种人的本性的多元性进行多元调整的需要。法律禁恶，道德扬善；法律抑制人的损人利己行为，而道德则激励人的利他行为，法律抑制人的非理性，而道德则激扬人的理性。这是法律与道德的最基本功能，正是从这一视角，我们认为，法律是一种外在性、他律性的规范，道德是一种已被内部化的、自律性的规范；法律规范不能覆盖人的行为的方方面面，道德则可能影响人的所有行为；法律着重于抑制人的非理性，道德则更多地倾向于激发人的理性；法律依靠强制性命令而运作，道德则依靠内心服从而运作；法律的实施存在着被抗拒的可能，道德则会被主动遵循；法律的预期目标的实现是以巨额监督成本和执行成本为代价的，道德对秩序和效率的贡献则是低代价的。法律与道德基于人的本性的多元性而存在，其各自独特的功能优势是对方不能替代的，其功能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可被对方所克服。法律与道德的良性关系就应基于此而建立，否则，法律不成其为法律，道德不成其为道德，其各自对社会秩序和效率的贡献将会丧失殆尽。

二、法治与德治的功能优势与局限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继续，我国的经济发展以大幅度比例逐年提高，社会各个层面也在不断的完善和提高中。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我国正在加快融入法制社会。这对置身在未来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是无法摆脱法律而生存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和加入WTO，所有市场主体都得遵循统一的规则或制度，在这种高度规则化的社会里，“法制手段”将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我们的现实社会关系中。这意味着，从个体人的日常生活行为到丰功伟业之创造，均离不开一定的法律知识或法律技能。当我们以审思发展和关切生活的态度来判断实践视域时，自然会发现，必备的法律素养，已成为现代市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们立足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件。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关于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是一个值得人们不断探讨和研究的问题。早在古代奴隶制的希腊，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等人就提出要由少数有德性的贤人来治理国家。《牛津法律指南》一书中对道德是如此定义的“道德和伦理与惯例、社会习俗、法律、习惯和舆论的含义是重叠的，一般说来人们可以说，道德是社会所接受的和生活于社会中的阶层所接受的行为准则……法律总的说来是确证并强化社会普遍接受的道德行为；在这个社会中，法律控制并否证和惩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法律和所承认的道德之间并不是完全符合一致的，所谓道德并不是一部分法律条文或原则性法规，但它毕竟是描绘良心和社会控制良好行为的力量的一种名称，有时它是与自然法同义的”。可见，法律不是由国家制定的，是自然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或者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准则。而，法律和道德是两个层次上的东西，法律属于制度上的范畴，但是道德却是社会意识形态上的范畴。从唯物的角度上看，道德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即所谓的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恩格斯说过：“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这表明道德是基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具有阶级性。

但是，法律和道德又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它们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途径，而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动力，是法律的有益补充。没有道德的法律是冷冰冰的束缚，它只会规定各种人类改做的和不该做的事情，并且对犯错的人依法进行法律的制裁，这样的法律注定是不会被人民接受和认同的，注定会被人民所推翻。同样，只有道德的法律是不完整的，它失去了法律所该有的最原始的意义，对任何人不构成警醒和约束，因而国家也就无法依法治理好它的人民。所以，真正的法律不是完全撇开了道德的范畴，它以道德为依据，并且用法的手段来提高人们对道德的认识。这样，法律和道德也就可以做到相辅相成了。

然而一个成功的人不仅要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同时也要有相当多的法律意识。没有法律的约束力，一个人的道德素养无法真正得到实现。只有心中有法的存在，人们在做人行事方面才会有所顾忌，才不会越过法律的界限做出不合法的事情。

现代社会的法律也正朝着人性化的一面发展和完善，法律再不是过去的只讲道理不看事情的真相。正是因为法律的道德性，人们的幸福感日益增加。再大力倡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物质条件的改善虽然带来了很多的新鲜事物，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人们的幸福感反而日渐减少，再日常生活中，人们要担心的事情太多，抢劫、偷窃现象屡见不鲜，有的人甚至患上了恐惧症。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要求国家对有关法律的完善。

前不久看的一部电视剧《我的青春谁做主》中，主人公在十年前犯了法，但他因为害怕受到法律的制裁而隐瞒真相十年。十年后，他再也无法忍受良心的谴责和不安主动向警方自首，本以为等待他的是无尽的牢狱之灾，但是他却最终因为证据不足而被释放。这个案列不是告诉我们法律的不公平性，而恰恰是从侧面告诉我们法律的人性化。他是犯罪了，虽然他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在这十年中，他所受的痛苦和煎熬远超过与法律带来的。他受到来自自己的和社会各方的道德谴责，在这个层面上，他已经经历了自己的“牢狱之灾”。在这个事件中，法律的人性化和道德性体现的完美无暇。正像剧中的人所说，现在的法律也是讲理的，这正体现了新时期下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主题和要求。法律的底线是道德的自我约束，或许正是因为有些人们的道德自我约束力不够才要求有一种强制力的诞生来调解社会的矛盾，而法律就恰好扮演了这样子的一个强制力的角色。因而法律也就显得神圣而不可侵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称成为了一种信仰。就我个人而言，法律应当成为一种信仰。“一个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生成相当重要，它是一个国家法治化的关键性要素。正因为如此，伯尔曼的至理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才会广为流传，成为所有崇尚法治的人们确信的一条真理性原则。”

所谓法律思维，就是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观察、分析、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一个人选择用法律来思维，他就会把合法性作为第一位的考虑因素，把其他作为第二位的考虑因素。在运用法律思维中，必须遵循一些原则：第一条规则：合法性优先于客观性；第二条规则程序公正优先于实体公正；第三条规则是形式合理性优先于实质合理性；普遍正义优先于个案正义；第四条规则是理由优先于结论；最后一条是法律思维的逻辑线索。②道德思维，就是首先考虑道德上的善恶因素，将善恶作为评价的标准。

因为法律对职业法律人是有要求的，所以他们不能够像非专业人士那样考虑问题，他们的思维和大众的思维有所不同，他们的背后有一个支撑他的理论。③简言之，民众的思考是大众主义的思考，是主要建立在善恶道德基础上的评判；而职业的思考、法律人的思考则是以职业主义为原则，是主要建立在法律、事实和证据基础上的评判。

对于胡斌案，检察机关最终以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诉，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讲，正是建立在法律思维上的，下面我们就用法律思维的三条规则来逐条讨论，从而对案件本身与法律思维和道德思维有更深入的了解。

第一条合法性优先于客观性。所谓的合法性，就是作出的结论必须与法律的内在逻辑一致，也就是说，结论通过法律的思维方式能够推导出来的。客观性就是作出的结论必须与外在的客观事实一致。最理想的当然是结论既合法又客观，只可惜，在胡斌这个案子里，检察机关作出的结论，即以交通肇事罪起诉与外在的客观事实：民众群情激愤要求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起诉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

检察机关是迎合民众，做人民满意的公诉人？还是坚守法律思维的底线，认定合法性是至高无上的上帝而虔诚地匍匐在合法性面前？答案是肯定的。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力求客观公正，在诉讼活动中，为了发现案件的真实情况，检察官不应站在当事人的立场，而应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不偏不倚的全面收集证据，审查案件和进行诉讼。通过独立的法律思维来维护法律至高无上的尊严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为人民服务，但不是讨好民众，检察机关有权力作出不被民众所欢迎的结论，只要这个结论是建立在法律事实和程序正义之上的。合法性高于一切，这就是法律思维的特点。

检察机关以交通肇事罪起诉，庭审中被害人诉讼人、被告人辩护人对此均不持异议，而一些社会舆论认为胡斌的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者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为何胡斌的案子会被民众提高到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他与酒后驾车、超载等行为有何异?南京一起酒后驾车就连撞了9人，这个危害也绝不亚于超速行驶。民众对检察院以交通肇事起诉为何如此群情激愤？从思维的角度讲，主要是民众运用的是道德思维。在这里，人首先被分为好人和坏人，评判者主要用情感去体味和拥抱对象。这种思维使得胡斌处于不利的境地，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胡斌作为富商后代，是个有钱人。而在传统中国老百姓眼里，商人都是奸诈的，所谓“无商不奸”，“富二代”的胡斌难免被众人想像成“骄奢淫逸、惹是生非之徒”。通俗的讲就是不是好人。而肇事者与受害人家属达成的一百多万的民事赔偿费，更让民众产生质疑，认为是金钱战胜了法律，资本俘虏了正义。二是受害者刚巧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品学兼优，而不是什么贪官污吏奸商巨贾。这一种身份在朴素的民众心中自然而然成为令人同情的“好人”。当“坏人”杀死“好人”时，民众的关注度和同情度都会上升，对社会贫富悬殊的忧愤不禁渲泄。民众对刑事案件表现出的巨大热情和高度关注，应该说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中国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民众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但是，正是我们要依法治国，要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不能用道德思维去主宰一个人的法律命运，按法治的要求，雷锋和周扒皮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有有罪无罪之别。

在中国历史语境和传统乡土社会中，民众的行为更多地被限定在人情、礼俗、宗法、习惯等规范秩序内，它们成为比国家法还管用的指令模式，民众对国家法之外的所谓习惯、民俗、伦理、道德等民俗习惯更感兴趣。勒内、达维德就曾这样感叹过：“中国人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中国人解决争端首先必须考虑‘情’，其次是‘礼’，最后是‘理’，只有最后才诉诸法。”

在当下社会中，中国人也有一种用民俗习惯解决问题的依赖与传统，以农村结婚为例，尽管《婚姻法》明确规定禁止包办和买卖婚姻，但这种规定并不能完全改变一些农村地区实行的早婚、订婚的婚俗习惯，在大多数农村地区，其婚姻事务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传统习惯。在许多乡民的意识当中，只是履行了法律手续并不足以使婚姻“生效”，经过民间习惯所认可的“土方式”，婚姻才能为他们所接受。特别是国家法在运作过程中存在着难以克服的自身缺陷，如供给不足、路径不畅、成本太大、预期不明，如有学者指出的，“很多法律只是看上去漂亮的“间架性结构”。

民俗习惯之所以能产生作用，人们之所以尊奉民俗习惯，显然是以民俗习惯能有效地应付社会生活为基本的前提，民俗习惯根植于当地生活的合理性，是建立在人们对它有着基本的认同和认可之上，它能为社区成员带来好处。国家法律和民俗习惯之间存在的“差异”和“断裂”成为我们必须面临的实际国情。

如今的中国仍然是个政治、经济、文化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乡土社会仍具有一定的分散性和封闭性，仍处于与中心城市相对应的边缘地带，在交通落后、信息闭塞、传统农耕的生活环境下，他们接受和运用法律的能量、频率不是太高。我们还不能完全指望通过国家法来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面面俱到和事无巨细的触及，国家法无法像民俗习惯那样渗透到人们的衣食住行，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民俗习惯还有它的实用功能。

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民俗习惯深深根植于民族的精神观念和社会生活之中，通过一代又一代的感染、传承，相沿成习，已经被模式化为一种带有遗传性的特质，它被特定社会群体所选择、认同和接纳，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净化才得以绵延、传递，凝聚着民族的心理、智力与情感，积淀着祖辈们长期思考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智慧和经验，有着巨大的、高度的稳定性、延续性、群体认同性和权威性，事实上已经成为乡土社会更为常用、更为容易接受的法律样式。民俗习惯存在的这种社会基石，是国家法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正所谓民俗习惯是国家法的重要渊源，国家法也应当建立在民俗习惯的基础上，依托和衔接好民俗习惯。

由此，带给我们思考的问题在于，国家法的制定和实施不能任意妄为，国家法要产生作用，得立足民间，要受到民间社会的检验与评判，要有社会效果。如果法律偏离了民俗习惯和其他社会规范，法律运作的成本就会提高很多，甚至根本就得不到执行。这就是萨维尼说过的，在每个民族中，逐渐形成了一些传统和习惯，通过不断地运用这些传统和习惯，它们才逐渐地变成了法律规则，法律就是内在的、默默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真正的源泉乃是普遍的信念、民族的共同意识。民俗习惯需要国家法作为后盾的支持以显示其权威性，而国家法又需要借助民俗习惯帮助其规范秩序，形成扩展。

论文关键词：道德权利；法律权利；权利的制度化

论文摘要：“人权”在其静态上包括道德上的权利和法律制度上的权利。随着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有些道德权利对于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这就需要立法者适时地将它们提升为法律权利。两者在界限上应当保持清晰，在数量上应当保持协调，以实现良性互动。

权利不仅是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的一个因子，而且成为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一个纽带。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权利充斥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左右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他们总是希望享有穷尽所有的权利，理论界亦热衷于从法律规范中寻找权利推演的可能性，继而凝炼出某种权利并使之定型化、制度化，将一些道德权利甚至难称之为权利的“权利”制度化。这种权利“泛道德化”倾向最终会走向了问题的反面——权利庸俗化，是导致“人权似乎什么都是，又似乎什么都不是”的原因所在。同时，权利的实现又离不开理性制度的支持。鉴于此，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的界线划分，即，权利的制度化便成为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

一、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的关系

在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前，首先需要对相关的概念作一下解释和澄清。第一，所谓“权利的制度化”，是指将权利观念客观化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行为准则，通过建立和完善权利制度，确认已经存在的某些习惯权利或道德权利具有规范约束力，以使这些“权利”得以有效实现的过程。我们将这些经过制度化的权利称为“制度性权利”。“制度性权利”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在狭义上指的就是法定权利或法律权利；在广义上除了法定权利外，还包括村规民约、政党与社会团体的政策、纲领与章程等非法律性的制度确认的权利。本文取其狭义：权利的制度化与立法或者说道德规范法律化密切相关。第二，所谓“制度性权利泛道德化”是指：模糊制度性权利与道德性权利的界域，任意扩张制度性权利的外延，以致将一些条件不够成熟的道德权利强行制度化的现象。

“人权”在其静态上包括道德上的权利和法律制度上的权利。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来讲，制度权利是道德权利客观化的产物，是道德权利物化形态。道德权利的存在早于制度性权利，在早期缺乏法律制度有效保护的时代，道德权利只是主体的自我主张，只能凭借主体自我力量予以维护，所以只具主观性，这是不完善的权利。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理性认识的提升，法律制度逐渐确认各种主观性的道德权利，于是形成了法律权利。法律权利也因此取得了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属性，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权利。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某些道德权利的确定性需要主体以外的力量来维系，社会就会产生保障道德权利的法律制度。所以说，法律权利的产生是道德权利保障需要的产物，它使主观的、不完善的、确定性差的权利变为客观的、完善的、确定性程度较高的权利。法律制度是保障人权最主要、最有效的手段。“制度”从哲学意义讲，是指一定事物保持自己的质的稳定性的数量和界限，反映了质与量的统一。制度的作用与功能就在于对个人、社会的活动和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以协调社会关系的有序发展。制度对于人权的现实意义毋庸置疑，它给与道德权利以较为稳定和有效的手段，人权离不开制度，它并最终要以制度的形式来保证其实现。

论文关键词：授助；道德；理性

论文摘要：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叉称法律救助、扶助制度，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对经济上困难、生理上残缺、智能上低下而叉需要法律帮助的当事人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费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一种司法救助制度。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具有突出的特点，即物质保障的现实性、法律援助主体的能变性、法律援助范围、对象和主体的宽泛性，并展现极为重要的现代社会价值，蕴含极为丰富的传统道德价值。

一、中国法律援助的特点

法律援助制度又称法律救助扶助制度，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对经济困难、生理残缺、智能低下而又需要法律帮助的当事人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费用而提供法律服务的一种司法救助制度。这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法律援助包括减免诉讼费在内在的整个法律程序的各个环节上为受援者提供的法律帮助。狭义的法律援助是指法官、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服务人员为社会的贫困者、弱者、残疾人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减免费用的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是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同国外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相比，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一)中国法律援助物质保障的现实性

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不同于资本主义法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我们的法律既规定了全体公民一律平等的实体权利，又规定了为实现平等实体权利所必须的平等程序权利，而且特别强调为实现这些权利提供可靠的物质保障。实施法律援助制度，就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完善平等程序权利的实施机制，切实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得以真正贯彻实现。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援助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本质区别。总而言之，中国的法律援助虽然起步晚，但是起点高、范围广、后盾强，有保障，是一项大有发展的公益事业。当然，作为一种新的制度，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逐步探索、解决和完善。

根据《说文解字》记载，现代意义上的“道德”是指社会伦理规范。据此，法律职业道德的概念即在广义的法律活动中，法律职业者从事法律活动所必须要遵守的伦理规范。这样解释的优点在于符合法理学常识中的“法律原则的抽象程度与解释力成正比”。古人有云“太上，不知有之”。在强调法治与德治并重的今天，法律职业道德更是社会法律职业活动者所要深思并践行的行为准则。

一、多维度探讨法律职业道德的内涵

法律职业道德的内涵与外延及其丰富，我们应从客观视角与主观视角两个角度出发来讨论。法律职业道德从客观上来讲，其内涵与外延包括但不仅限于制度赋予法律职业工作者追求正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我们通过普通判断力可知的法律工作者所要遵守的行为规范准则就是笔者这里提到的客观角度的法律职业道德，它客观上约束着法律职业工作者的职业行为。从主观视角出发，法律职业道德形成于法律工作者个体的实践中，形成属于自己主观层面的法律职业道德。这是指将书面上的基本原则运用到实践中，形成一套存在于内心的、稳定的、可感知的自我行为习惯。同样的概念被不同的个体消化为具有丰富内涵的案例模型，形成为个体所单独享有的大脑规范结构。

二、法理学角度下法律职业道德的价值

从法理学角度来讲，法是国家的产物，是统治者为了实现统治、维护政权，通过一定的程序所制定的规范的总和。首先，法律因其自身固有的阶级性使得法律职业道德对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价值。法律人的职业活动所蕴含的道德水准和职业操守的价值就不仅仅局限于个人道德于社会道德的浅显内涵，更多的是法律人的职业道德对于国家政治、法律信仰以及司法公信力的影响。近年随着我国法治事业的发展，国家及有关部门以更积极的姿态处理过去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之前发生的冤假错案，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司法实践的大步迈进。近年通过媒体与互联网的披露，暴力袭警抗法、藐视法庭秩序的事件时有发生，我们是否应该在谴责这种不当行为的同时反思法律工作者自身的不足。司法工作者对法律的信仰程度直接影响着公众对于国家公权力的信赖程度。若司法人员中立判断，廉洁自律，司法环境就会形成一种信赖气氛，进而整个司法才会拥有受人尊崇的社会基础。第二，法律不仅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所必须使用的手段，更是人民保护自己合法权益，惩罚违法犯罪行为的客观依据，这就使法律职业道德的价值也体现在了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风尚能够更好地保障公民应有的权利，最大程度地尊重和保障人权，使每个公民都在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中做一个完整、独立且自由的个体。如若法律得不到遵守，那么法律就是一张废纸。基于此，为了使法律发挥出它自身的价值和固有的作用，尊重并遵守法律是每一个公民和每一位法律工作者必须达成的共识，而这又与法律工作者的行业规范和自我约束密不可分。法律条文所记载的对于公民权利的保护只是理论上的保护，而每一次法律活动，大到一次法律判决，小到一次商品交易都是法律条文的现实运用。法律的制定需要一定合法合理的法定程序，正如每一次法律条文的运用都需要法律职业道德的融通。如果法律工作者缺乏相应的道德规范，我们将很难想象法律将得到怎样的解释和适用，公平的裁判将无从谈起，正义的追求也将遥不可及。此外，法律制度的完善与法律职业道德的严格遵守也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加里宁格勒曾说:“我们有无产阶级道德，我们应该发展它，巩固它，并且以这种无产阶级道德教育未来的一代。”我国目前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依法治国也进入到了完善阶段，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法制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法治事业的进一步向前都需要先行法律的良好落实和有效总结，这也就需要法律工作者以更高的职业道德对待法律工作。一方面，法律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水准越高，我国现有的法律规范实践就会越顺利，公民在通过法律诉求自己的主张时就会更正当的获得救济，不致于使公民陷入有法可依但诉求无门的境地，不致于使法律成为一纸空文或削减其应有的效力。另一方面，法律行业职业道德的提高在保障现有法律健康有序实行的基础上，更有利于我们在现有法制体系背景下去总结司法实践中发现的法律空白，去总结我们现行法律的优势以及仍需要弥补的劣势。如果法律工作者都试图利用法律的不足之处去规避自己从业的风险，这样的做法仅对自己一时的利益看起来有所裨益，但对于个人漫长的职业生涯和国家本就不易的法律事业发展来讲，无异于杀鸡取卵，饮鸩止渴。我们应通过科学的设计，民主的渠道和严谨的逻辑，对现行法律体系进行进一步的周全和完善。

作者:申思 单位:黑龙江大学

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模式单一

在实际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过程中，涉及两门学科，教学模式单一，无法满足学生实际的教学需要。有的教师知识结构不完善，课程的整体性和逻辑性较差，不能充分发挥高校德育教育和法治教育的作用；另外还有的教师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教学经验。同时在很多的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照本宣科，使得理论严重脱离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和积极性。因此，单一的教学模式无法保证学生学以致用，很难解决实际中遇到的问题。

2.教学管理体制有待改进

在当前考试教学管理体制下，很多的教师只重视学生的学习成绩，存在很大的弊端，一刀切的现象较为严重。有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师受到体制因素的限制，无法有效提高自身教学水平，教学范围比较窄，无法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创新。同时当前的考试制度非常重视教材内容和知识，使得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质量不高，很难增强这一门课程的感染力，考试分数也不能反映学生真实的综合能力。因此，要不断深化改革考试制度，重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

二、做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