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经济研究范文10篇

摘要：为了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济研究进展，本文利用中国知网（CKNI）的经济与管理数据库，通过对题名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检索方法，对检索到的文献的年份分布、期刊分布、内容分布、产出单位及论文作者数量、长度与论文引用率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济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保险研究》等9种期刊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研究的重点期刊；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必要性、模式选择、制度体系构建等占政策性农业保险研究内容的比例最高，而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税收、立法问题的研究比较少；高校是研究政策性农业保险问题的主要力量；作者数量、论文页数与平均引用次数之间不存在正相关性。

关键词：政策性农业保险文献研究进展

本文利用中国知网数据库（截止到2010-07-21）中的“经济与管理科学”子库,通过对题名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检索方法,对检索到的文献,从发表年代、发表期刊、主要内容、单位及作者、文献被引用率等不同角度进行了统计分析，从而勾勒出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研究的基本状况。

一、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经济研究论文的年份分布

统计发现，2002年以前我国没有题名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研究论文。2002-2003年我国研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济论文有3篇。这段时期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研究贫乏的现象与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状况是相一致的。我国农业保险在1982年恢复以后，基本在商业保险框架内试验，国内并没有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因此当时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研究非常少。

2004-2009年中央连续6年的一号文件中都关注“三农问题”，重点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多种农业保险经营模式。这个时期国内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工作进一步展开，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济研究论文的数量也在稳步增长。

《水利经济》是中国水利经济研究会与河海大学共同主办的学术刊物,是水利经济活动的窗口。《水利经济》自1983年10月创刊以来,一直以其理论水平的权威性、经济信息的新颖性和学术成果的科学性在水利经济学领域享有较高的声誉。[1]《水利经济》在提高国人对于水利产业作用与地位的认识,促进水利经济健康发展等方面,均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水利经济》所发表的论文集中反映了本学科领域的研究状况和水平,在水利经济学术界处于领先水平,其地位已不可取代。1998年1月,《水利经济》由季刊改为双月刊,既加快了刊物的发行速度、缩短了周期,又增加了论文的刊发量、丰富了内容。笔者试图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通过对《水利经济》1998年第1期至2002年第6期所刊发论文的统计分析,勾画出我国水利经济领域的研究概况和科研队伍状况,为水利经济学科研、教学及管理部门进行决策、规划和评估等提供参考。

1刊物栏目设置及其载文量分析

1•1刊物的载文量统计

1998年1月至2002年12月,《水利经济》共出版30期,实际刊载学术研究文章505篇(见表1)。年均载文量为101篇,平均每期载文量在17篇左右。刊文总有效页面(刊发学术论文所占有的页面,以下同)为1973页,平均每期约为66页,平均每篇论文约为3•91页。以每页编辑字数1450计算,即平均每篇论文的篇幅在5670字左右。从上述的统计与分析可以看出,《水利经济》的篇幅密度是比较适中的,具有较大的输出能力和信息量。同时,对于以理论探讨为主的刊物,5000~6000字的篇幅,既能够使论文作者的表达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又可以使论文减少大话和空话而避免文章显得冗长。因此,《水利经济》在读者定位上做得较好,在学术刊物转型方面比较成功,充分反映了水利经济领域的新信息、新成果和新知识,为广大水利经济工作者提供了良好的学术舞台,展示了水利经济学科的丰硕成果。

1•2刊物的栏目设置分析

1998年第1期至2002年第6期,《水利经济》共推出栏目22个(见表2)。由表2可见,所设栏目都与水利经济研究有关,同时也反映出栏目的设置紧紧围绕着不同时期水利经济研究的工作重点,适应了水利建设形势发展的需要。从栏目的设置可以看出,水利经济研究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水利基础产业如何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结合行业实际的经济体制改革及其运行机制问题,为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提供多方位的服务。栏目的设置,充分体现了水利经济研究正努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研究方向和内容紧密联系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为各类工程建设、水利水电开发、水利经济体制改革和建机设置服务。另外,从历年栏目设置的连续性也可以看出,水利产业与经营管理、水价问题论坛、经济评价与经济分析、移民经济(水库移民)、水利经济专论等栏目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也显示出水利经济研究的特色。近2年来,水权与水市场、水利财务管理等栏目越来越受到重视,体现出水利经济研究紧跟形势的发展,与时俱进。但由于刊物篇幅所限,栏目的设置尚不能面面俱到,有待今后结合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特别是政策研究和水利可持续发展研究呈现出削弱的趋势,值得引起重视,应当加以改进。

摘要:中国经济学应用研究的可信性分析是经济学领域的重要研究问题，其核心在于实现经济理论、统计学以及数学在实证研究中的科学性结合。本文根据科学研究可信性的评判标准，从稳健性分析意识、国内的竞争程度以及国际学术的认可度这三个方面分析了现阶段国内经济学应用研究的可信性。

关键词:经济学;应用研究;可信性分析

一、引言

可信性是经济学研究应用中的重要研究内容，国际学界针对这一内容展开了广泛研究，国内学者王美今以及林建浩对于可信性革命的三次大讨论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国际中给出的可信性来源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并认为目前国内学者在经济领域的研究工作具有可信性较低的不足，与国际学者的经济应用研究有着较大差距，王美今与林建浩的研究工作将国际上关于经济学应用研究可信性分析的前沿理论进行了清楚、严谨的阐述，因此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虽然国内对于经济学应用研究的可信性分析工作获得了较多成果，但大多都从理论层面进行分析与总结，而缺少实践方面的研究，因此缺少实践应用性。例如王美今与林建浩在研究模型的统计适切性评价中，虽然指出相比于模型选择，模型设定检验对研究结果有着更重要的影响，但却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没有给出关于处理模型设定检验与模型选择平衡关系的具体解决措施，因此整体而言缺乏实践应用的指导可能；同时，现阶段国内文献中对于经济学研究可信性的评价过低，许多学者在文献中指出国内研究学者在应用计量模型方法时存在较多错误，但实际上这种负面评价缺乏足够的严谨性，且其与国际上探究的“可信性”的研究重点存在较大不同，前者是指学者由于对计算原理的错用而导致的结果不可信的情况，而后者则是指科学可信性，是更加专业、更高层次的研究问题。如果从定量的角度分析国内经济学应用研究的可信性发展情况将存在较多困难，这需要对经济学者的数量进行明确界定，同时还要对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应用研究的可信性情况进行鉴定。首先，本文在界定经济学者范围时选取了国内经济研究领域较为主流的五大领队期刊的作者群作为本次研究的主体，这五大期刊分别为《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金融研究》以及《统计研究》；其次，在研究不同时期经济学应用研究可信性程度时，选取了以下三种评价指标：一是由Leamer给出的“稳健性检验”；二是国内作者研究结果的发表难度；三是史蒂芬总结出的“更够通过国内外同行评审并获得公开发表”的评价指标。针对这三项评价指标，本文将展开相应的数据统计工作：一是统计国内五大期刊发表文章中含有稳健性检验文章数量的历年统计情况；二是分析五大期刊在3008-2013年之间的文章发表数量以及作者群变化情况；三是分析五大期刊作者群在国际高水平期刊发表文章数量的时序数据。第一个评价指标能够反映出国内经济学研究成果在稳健性检验意识层面中的发展情况，能够直观性的表达出其进步情况；通过第二个评价指标的数据分析，能够间接反映出国内经济学研究应用的竞争情况，其竞争性越高则表明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可信性较高，因此能够作为国内经济学研究应用的可信性评价指标；通过第三个指标的数据统计，能够反映出国内经济学研究应用研究成果的可信性进步情况，并且还可以反映出国内研究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被认可程度，因此能够间接反映出国内经济学者总体研究水平的发展情况。本文在进行研究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进行：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是对国内学者稳健性分析意识的分析；第三部分是对国内学者在五大期刊发文的竞争性分析；第四部分针对国际学术界认可度这一可信性指标展开了分析，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对国内研究学者经济学应用研究可信性的变化情况进行了总结。

二、稳健性检验意识分析

在进行本次研究的稳健性检验意识分析时，需要对五大主流期刊发表文章中含有稳健性检验的文章数量进行统计，本文选取了2002年1月至2013年12月为数据统计的考察区间，逐月对这一考察区间内的含有稳健性检验文章的数量进行统计，并进行了占比情况的分析，其中广告、会议以及纪念类文章不算在统计范围内，而统计标准则为在文章中出现明确的稳健性检验、假设结论成立以及更改样本区间仍然成立等情况。在进行了严谨的数据统计后，发现这五大期刊中含有稳健性检验的文章数量随着时间变化也出现了显著变化，尤其是在2006年后的统计数据出现了大幅度上升的情况。在对各期刊的占比时序进行分析后，发现，《世界经济》是近年来峰值最高的期刊，达到了80%的占比情况，其次是《经济研究》以及《金融研究》，最高达到了70%，而《管理世界》与《统计研究》的统计峰值也达到了50%。虽然各类期刊在不同时期内的稳健性分析占比情况有所不同，但从整体来看，五大期刊的稳健性检验的时序占比情况仍然呈现上升趋势，这说明国内经济学研究学者的稳健性检验意识也在不断增强。虽然稳健性检验时序占比情况并不能直接说明国内经济学研究应用可信性的发展情况，但其时序趋势所表现出的整体上升趋势仍然能够反映出国内经济学者稳健性检验意识的提升，因此也可以进一步说明国内经济学研究结果可信性的提高。同时，本文也在数据统计过程中对五大期刊发表文章的稳健性分析内容进行了查阅，结果发现，国内经济领域研究成果的稳健性检验方式与层次都有所丰富，相比于早期较为单一的方案设计，现如今的经济学研究学者已经具有较高的稳健性检验设计水平。例如，五大期刊中在早期发表的对于样本变化可能对研究数据产生影响的稳健性分析，大多是从单一变换样本的方式来检测研究结果的灵敏度，而在近年来五大期刊发表的文章中，学者开始积极进行基于严格统计检验结果为基础的样本分割稳健性测试，在方案设计上更为严谨、也更具可靠性。同时，从这五大期刊稳健性检验时序占比情况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各类期刊稳健性分析的期刊绝对数量也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趋势，因此也可以进一步说明国内经济学研究在稳健性分析水平方面有了较为显著的提升。

目前根据期刊的主办单位上来说将期刊主要划分为：南大核心期刊、北大核心期刊、国家级期刊、省级类期刊等层次。不同的层次主要是针对于当前专业职称评审等级来要求的。对于你应该怎样来进行论文的撰写、论文的投稿等这些方面来说都是大家要掌握的主要方面。

一、商业经济期刊属于什么档次

对于当前的商业经济来说，杂志是国家级期刊。目前杂志是由黑龙江省商务厅主管、黑龙江省商业经济研究所、黑龙江省商业经济学会承办的经济类国家级期刊。

二、商业经济期刊征收要求

商业经济期刊目前主要征收有关：经济理论、改革探索、财经纵横、经营管理、营销策略、金融证券、国际贸易、工作研究等等，这些方面的事项，因此有关这些方面的论文大家都可以来本杂志上进行投稿发表。

三、商业经济期刊投稿要求

高被引论文既是学术评价机构评定期刊质量的重要指标，又是学界捕捉理论热点、把握研究现状、预测研究趋势的重要依据。国外学者对高被引论文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后高被引论文研究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有鉴于高被引论文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本文以引用频次为切入点和着力点，就我国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以期厘清近年来此领域研究的整体样态、理论聚焦和结构特征。

一、研究意义与文献统计

(一)研究意义。国内绿色发展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熊映梧基于海南与台湾产业政策比较视阈首次提出绿色发展的发展道路［1］。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需求不断扩大、对环境影响日益明显，以尊重自然和利用资源、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的价值导向的绿色发展理念受到学界、业界和政界的广泛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产生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和研究成果，对新时代如何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提升发展效率等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及时回顾和总结绿色发展研究成果，是深化和拓展绿色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工作，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必然要求。本文以高被引论文为统计分析样本，通过分析发文刊物、引用频次、下载次数、发文年份、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论文作者、项目资助等情况来精准把握绿色发展研究进展和理论动态，为今后进一步推进绿色发展研究提供经验和决策依据。(二)文献统计。分析我国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的结构特征，离不开数据资料的有效支撑。本研究的数据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依托中国知网期刊文献库和引文数据库获取研究数据。检索时间为2019年1月6日。检索范围:中国知网查询篇名中含有“绿色发展”的学术论文，学科领域包括工程科技I辑、社会科学I辑、社会科学II辑、基础科学、经济与管理科学、哲学与人文科学6项。检索原则:为使数据更加精准、结论更加科学，有必要对学术论文进行甄别、遴选和处理，文献检索中的成果介绍、会议纪要等没有纳入本研究的数据统计范围。检索方法:以被引次数对中国知网收录的绿色发展研究成果进行排名，整理出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

二、高被引论文特征分析

基于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献统计，拟从发文刊物、被引频次、下载次数、发文年份、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论文作者、项目资助等方面对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进行计量分析和科学研判，寻绎国内绿色发展研究的大体样貌和结构特征。(一)关于发文刊物的分析。通过对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的统计发现，这些论文主要发表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环境保护》《当代经济研究》《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地理》等刊物，详见表1。表1梳理了发表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篇数排名前10位的刊物。100篇高被引论文中，《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发文最多，共计8篇;《环境保护》发文量次之，共有5篇;发表3篇的刊物包括《当代经济研究》和《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其余如《经济地理》《地理研究》《经济纵横》《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钢铁》等刊物均发表2篇。排名前10位刊物共发表31篇高被引论文，占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近三分之一。从发文刊物的级别来看，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中，发表在核心期刊(主要包括“中文核心”和“CSSCI”期刊)共计89篇，可见核心期刊刊载论文的学术关注度和社会影响力更大。从刊物所属机构来看，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在科研机构刊物29篇，学会组织刊物28篇，高校刊物17篇，党校刊物10篇，出版单位刊物9篇，行政机关刊物7篇。从刊物复合影响因子来看，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中，29篇刊于复合影响因子低于1.0的刊物，45篇刊于复合影响因子介于1.0～3.0之间的刊物，26篇刊于复合影响因子高于3.0的刊物。(二)关于被引频次的分析。高被引次数意味着较高的学术关注度和社会影响力，因此成为学术论文质量评价的重要标识之一。基于中国知网引文数据库，笔者对国内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的被引频次作了统计分析，详见表2。表2列举了我国绿色发展研究引用次数前10位的高被引论文。数据统计发现，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被引次数的平均值为44.6次，被引次数超过100次的论文有4篇，被引次数低于40次的论文有52篇。100篇高被引论文中，前10位论文与后10位的被引次数差距明显，其中引用次数第1位论文(被引284次)是第100位论文(被引18次)的15倍多。被引次数前10位论文平均被引次数为122.9次，主要发表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社会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当代经济研究》《企业经济》等刊物上，刊物的核心期刊比为100%，复合影响因子超过1.0的刊物有9种;被引次数后10位论文平均被引次数为20.4次，主要发表在《曲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经济问题探索》《环境保护》《地理研究》等刊物上，刊物的核心期刊比为80%，复合影响因子超过1．0的刊物有7种。(三)关于下载次数的分析。下载次数也是衡量学术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说，高下载为高被引提供了可能性。鉴于此，笔者依托中国知网数据库对绿色发展研究高下载论文作了统计，详见表3。表3是我国绿色发展研究下载次数前10位的学术论文。统计结果表明，绿色发展研究下载次数前10位论文中，有3篇发表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上，可见该刊刊发的绿色发展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影响颇大。绿色发展研究下载次数超过10000次的论文仅有1篇(胡鞍钢、周绍杰《绿色发展:功能界定、机制分析与发展战略》［2］)。该文从绿色发展的功能、机制、能力、发展战略四个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发展作了系统性分析，因而受到学界、业界和政界的高度关注。绿色发展研究成果下载次数介于5000～10000次的有3篇，介于2000～5000次的有35篇。基于表2和表3，笔者对绿色发展研究下载次数和引用次数前10位的论文进行多维比较发现，绿色发展研究下载次数前10位学术论文中有7篇位列引用次数前10位，可见下载次数与引用频次密切相关，高下载往往预示着高被引。需要指出的是，胡鞍钢、周绍杰的《绿色发展:功能界定、机制分析与发展战略》一文在高下载和高被引中均居第1位。从刊物的级别来看，绿色发展研究下载次数前10位学术论文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影响因子超过1.0的刊物有8种。(四)关于发文年份的分析。随着社会热点的更迭和理论聚焦的转移，学术论文不可避免地存在老化的问题，因此论文被引次数与发表年份密切相关。依托中国知网数据库，笔者对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作了年度统计，详见表4。表中数据表明，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占年度发文比为2.14%，总体上看占比较低。从年度发文篇数来看，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中，2016年篇数最多，共计18篇;2013年次之，共有15篇;2014、2015年各有12篇。被引次数前10位论文中，2014年最多，共计3篇，2011年有2篇，2009、2010、2012、2013、2015年各有1篇。从年度发文占比来看，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年度发文占比前后变化较大，其中2010、2011年占比最大，2013年以来年度发文占比呈逐年下降趋势。应当说明的是，近年来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比重下降并非成果质量问题，主要受到成果发表年份的影响。如冯之浚、周荣的《低碳经济:中国实现绿色发展的根本途径》发表于2010年4月15日，被学术论文引用81次，引用时间分别为2010年10次、2011年12次、2012年6次、2013年14次、2014年9次、2015年7次、2016年10次、2017年9次、2018年4次，其被引高峰期在后的2011年和2013年。(五)关于研究内容的分析。1.篇名主题词统计分析。从篇名主题词梳理统计来看，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的内容选题相当广泛，涉及绿色发展的基础理论、应用评价及其与生态文明建设关系等。在基础理论方面，如王玲玲、张艳国对绿色发展的概念内涵作了深度探析［3］，黄志斌、姚灿、王新等对绿色发展理论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予以系统剖析等［4］。在评价机制方面，卢强、吴清华、周永章等以广东省区域评价为例深入探讨了工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5］，苏利阳、郑红霞、基于绿色生产构建了工业绿色发展绩效评估体系［6］。在个案研究方面，的绿色发展思想，绿色发展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等受到理论界的高度关注和热评热议。此外，还有学者对国内外绿色发展问题进行比较分析，如石敏俊、刘艳艳运用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式对我国58个地级市和25个国际城市的绿色发展进行多维比较分析［7］，等等。2.论文关键词统计分析。关键词是论文主体内容的凝练和体现，使用频率高的关键词表征着某一论域研究的理论聚焦和发展趋势。但是，有些研究成果关键词存在专指度低、与题目高度重合等问题。笔者整理过程中，剔除与“篇名”高度重合的“绿色发展”“绿色发展观”等，这些词汇没有纳入统计范围，关键词统计情况见表5。关键词统计表明，在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和绿色发展思想的指引下，近年来理论界紧扣绿色经济发展的指数、效率、理念等核心议题开展基础理论和应用评价研究，并通过模型建构拟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绿色技术为支撑，以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为宗旨，致力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绿色增长，确保广大民众共享绿色生产、绿色发展带来的绿色福利。(六)关于研究方法的分析。研究方法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工具和手段，在研究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方法运用得当有助于提高结论的科学性。基于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笔者对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的研究方法作了统计，详见表6。数据统计表明，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首先，实证研究法在研究中较为普遍，可见该论域研究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性。其次，理论阐释法在绿色发展研究中应用较广。从被引次数前10位论文来看，运用理论阐释法的有6篇，运用实证研究法的有4篇;从下载次数前10位论文来看，运用理论阐释法的有7篇，运用实证研究法的有2篇，运用文献解读法的有1篇。需要指出的是，有些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如《城市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以广州市为例》(黄羿、杨蕾、王小兴等)一文综合运用了案例分析法、模型建构法、实证分析法等研究方法［8］。(七)关于论文作者的分析。基于中国知网引文数据库，笔者对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作者(第一作者，下同)进行统计分析，作者发文篇数排名情况见表7。基于中国知网数据，87位作者共发表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人均发文量为1．15篇。其中，胡鞍钢发文最多，共有6篇;赵建军发文次之，共有3篇;发表2篇成果的有冯之浚、方世南、秦书生、王兵、刘思华、李晓西等6位学者。从作者构成数量来看，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平均作者数为2.39名，其中32%的高被引论文只有1个作者，35%的高被引论文有2个作者，16%的高被引论文有3个作者，8%的高被引论文有4个作者，作者数为5个及以上的高被引论文占9%。从被引次数前10位论文来看，1个作者论文有1篇，2个作者论文有6篇，3个作者论文有2篇，6个作者论文有1篇;从下载次数前10位论文来看，1个作者论文有1篇，2个作者论文有5篇，3个作者论文有3篇，8个作者论文有1篇。数据统计发现，下载次数和引用次数前10位论文中，1个作者论文都只有1篇。这充分说明，我国绿色发展研究基本形成了多作者协作的学术共同体。从作者单位属性来看，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作者中，62篇作者来自高等院校，22篇作者来自科研院所，11篇作者来自行政机关，5篇作者来自党校系统。排名前10位高被引论文作者中，8位来自高等院校，1位来自行政机关，1位来自科研院所;排名前10位高下载论文作者中，7位来自高等院校，2位来自行政机关，1位来自科研院所。可见，高校作者是我国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的主要作者群。从作者单位合作来看，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中，同一单位独立完成的成果有60篇，两个单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有25篇，三个单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有9篇，四个单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有1篇，五个单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有1篇，课题组共同完成的成果有4篇。被引次数前10位论文中，同一单位独立完成的成果有6篇，两个单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有3篇，三个单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有1篇;下载次数前10位论文中，同一单位独立完成的成果有5篇，两个单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有4篇，七个单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有1篇。可见，我国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以同一单位独立完成为主，但多单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数量日渐增多。从作者分布区域来看，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广泛分布于全国各省市区，其中北京作者有52篇，可见北京是国内绿色发展研究的重镇，这与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教育中心的定位高度契合。其余48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中，湖南、广东、辽宁作者各有6篇，江苏、湖北、山东作者各有4篇，四川作者有3篇，江西、吉林、青海、重庆作者各有2篇，其他如安徽、天津、宁夏、云南、山西、广西、福建等作者各有1篇。数据统计表明，我国绿色发展研究的作者主要来自于经济发达的省市，区域分布呈不均衡性。(八)关于项目资助的分析。基金项目作为研究经费的重要来源，为研究的有序推进提供了资金支撑。依托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笔者对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项目资助情况作了梳理统计(见表8)。数据统计表明，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项目资助共计85项，其中国家级项目26项，占资助项目总数的30.6%。从项目资助的篇数来看，100篇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论文共有46篇论文获得项目资助，可见项目资助篇数占比不大。从被引次数前10位论文来看，项目资助论文6篇，其中国家级基金项目资助论文5篇;从下载次数前10位论文来看，项目资助论文6篇，其中国家级基金项目资助论文4篇。项目资助与成果质量固然没有直接关联，但充裕的经费支持有助于研究者潜心问道、安心治学，继而撰写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三、研究结论及经验启示

内容提要：本文从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性关系出发，分析以往研究的一些缺憾；进而从新发展观的视野考察我国民族经济学的研究现状，并对这门学科的形成、发展及其学理价值、科研特征与应用前景进行初步的探讨和阐释。强调加强民族经济学研究对于中国经济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发展以及西部大开发等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全球化民族性新发展观民族经济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反映了生产要素国际性流动趋势的加速和经济文化联系的日趋增强。“全球化”涵括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系统综合互动的演进过程，并与“本土化”交织叠合共存并进，尤其是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性无法割裂，这就为积极应对提出了要求。影响本国全球化的另一要因是秉持怎样的发展观，这关系到民族性的保持和国家发展的趋向。相关研究已有多种，问世的成果亦如雨后春笋。（1）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全球化”是人类共同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并非今天才出现，中华民族曾对世界做出积极贡献，现在也并不是只能被动待“化”！（2）

一

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与民族性发展既有冲突又有一致性，两者的因果关系也比较复杂，“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是这种“差异共生”现象的较好表述。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文化的全球化同样明显加快，证实了经济文化具有内在关联性，全球化为民族性提供丰富自身的机遇和吸收外来养分的新契机。然而，无庸讳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历程中有着不同境遇和利益落差，后者的发展以弱化本土的民族性内涵为沉重代价的实例并不乏见。劣势就会失去“话语权”，其民族经济文化必然面临多方面的冲击和挑战。但历史发展并非“线性”趋态，如世界经济进入“滞涨”或“不况”时期，中国经济却能克服各种困难包括从天而降的灾难，保持高速增长——这说明强与弱、主动与被动等不是绝对的。中华民族在WTO框架下不仅要顺应全球化发展，同时应当光大优秀的民族文化特质，有着数千载光辉历程迄今依旧绵延赓续的中华文化，必将在全球化的时代显现其强劲的生命力。

关于“民族”这一概念，学界有着多种界定，笔者是从两个层面来认识的，一是泛指相对于世界其他民族的中华民族，这可以说是宏观层面；二是指中华民族内部的各民族，也特指少数民族，这可以说是微观层面，即如今一般讲的“民族地区”、“民族经济”、“民族干部”等。不过，“民族经济”一词在特定语境下也有其他含义，如讲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民族经济受到严重摧残，这就是指中华民族而非少数民族经济了，故而注意语词或概念的历史语境与特定指向很重要。本文即是在上述两个层面上使用“民族”概念的——相对于世界各民族指的是中华民族；而谈本土的区域经济、民族经济时，则专指少数民族。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长期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作为在这一重要历史阶段的指导理论。这一理论体系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共产党（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的理论”，另一方面是有关革命成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社会如何建设的理论。由于后一方面在夺取政权之前对中国共产党只是一种尚不具实践意义的理论设想，所以当时内容最丰富、最富创造性因而也最具理论吸引力和征服力的还是它的第一个方面，即作为一种“革命的理论”。它之所以能提出要把“帝、官、封”这“三座大山”作为革命对像，是以它对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理论阐释和界定为基础的。无疑，这种阐释和界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它之所以成功当然有多种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与一大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且受过良好现代社会学训练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对中国农村所作的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和研究分不开的。事实上，正是他们（后来被称为“中国农村派”）在30年代以现代社会学的“科学”语言和方法，以大量详细的调查数据，公开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的努力成果，实际上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和基础。但是，对此却一直缺乏充分的研究和认识。因此，本文拟对1928━1935年间“中国农村派”有关中国农村、中国社会的理论探索和研究作一初步研究和透视，并试图由此对他们在“中国革命”的理论建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作一恰当的历史定位，藉此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商榷之资和引玉之砖。

一

“中国农村派”是在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刻，中国理论界（包括马克思主义派与种种非马克思主义派）必须重新认识、界定中国社会性质，并为此几次激烈论战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当2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之时，便爆发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首次论战。1920年11月张东荪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1】，认为中国的救国之道唯在开发实业，“而不是欧美现成的甚么社会主义、甚么国家主义、甚么无政府主义多数派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正这篇短短的时评，触发了关于社会主义、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首次论战。

张文发表后，陈望道、李达、陈独秀、蔡和森等马克思主义者立即对此进行反驳，他们认为张东荪以“发展实业”来反对各种主义其实质是以发展资本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而张东荪、梁启超又发表了多篇文章详论自己的观点。大体说来，张、梁一方认为中国目前根本谈不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更无从言及社会主义。所以希望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实行以阶级调和、劳资合作为特色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而这，自然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同意的，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虽有所不同，但中国已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能够走社会主义之路。但是，他们的论证方式尚极简陋，远谈不上一种“社会学”的方法。如陈独秀这样“论证”：“请问中国无劳动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乘的车船，是何人做出来的？先生所办的报，是何人排印出来的？”【2】蔡和森则断定“全国人民除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以外，其余不是无产阶级，就是小中阶级，而小中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的候补者。”【3】可以看出，他们的论断还只限于一般性论述，只是套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根本没有以各种统计数字为基础的实证性分析说明，自然缺乏理论的说服力。对中共来说，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仍是一个没有解决但却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

但在1927年以前，中共对此却无明确、统一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已较为发达，所以国民革命成功后即是资本主义社会，要待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之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有的则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直接间接都是帝国主义的买办，均属革命对象。1927年4月国共合作破裂，中共遭到巨大失败。那么，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仅仅是一种策略上的失误还是一种理论指导的错误？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性质是什么？中国的社会性质究竟又是什么？“革命实践”把理论推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1928年11月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写道：“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是一个旧问题同是时又是一个新问题，因为这一问题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生长以前摆在我们面前，但在理论上从未获得正确的解决。”“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或已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这一根本问题将决定今后革命之一切战术与策略。”【4】1928年夏中共六大申明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1929年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半封建”作出如下解释：“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土地可以买卖），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如农产物交租和劳役制的残余），所以中国农村经济关系是一种半封建制度。”【5】对此，已被免除总书记职务的陈独秀，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概括地说，他认为商业资本的发展、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他的这一观点，在《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一文中作了十分系统的阐发【6】。这种观点亦成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第二次论战中“托派”的主要论点。

“中国经济展望论坛”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搜狐网金融界中信出版社共同主办，邀请众多学者、政府领导、企业家盘点2007经济，展望2008发展，并对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作一次全面的回顾。

第六场论坛主题为：养老保障和人口战略，邀请到全国人大常委会蒋正华副委员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刘从龙副司长、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技部涂肇庆教授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曾毅教授一起来深入探讨。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我想另外补充一下，我发表过一篇文章，专门讲老龄人口问题。现在我觉得假如把我们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增加得比较快，这个作为一个突出问题，我觉得实际上倒也不完全正确，因为老年人实际上是在50、60年代出生的，他这些人早就已经在了，所以不管老年人口比例增加得多快，我们在以后要解决的老年问题还是这批人的问题，老年人口的比例增加得快或者慢并没有改变我们以后要解决问题的性质，所以我也是觉得不必把老年人口比例增长的快作为一个突出令我们担忧的一个问题，我们只要实事求是，能够冷静地来处理我们已经存在的，在未来要成为老年人的这些人，他的问题怎么解决，同时从现在开始就做好适当的准备的话，这个问题我认为是完全能够解决的。

另外还有问题，我看有不少同志现在提出中国的老龄化的特点，认为是未富先老，我觉得也不能作为一个很突出的特点，你不管是什么情况，在任何社会，处理老年人的养老问题都不可能全社会都是一律的，总是有我刚才讲的养老保险的多层次，就是再发达的社会当中也还有一个多层次的问题，所以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特点。解决问题的原则都是一样的。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长期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作为在这一重要历史阶段的指导理论。这一理论体系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共产党（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的理论”，另一方面是有关革命成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社会如何建设的理论。由于后一方面在夺取政权之前对中国共产党只是一种尚不具实践意义的理论设想，所以当时内容最丰富、最富创造性因而也最具理论吸引力和征服力的还是它的第一个方面，即作为一种“革命的理论”。它之所以能提出要把“帝、官、封”这“三座大山”作为革命对像，是以它对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理论阐释和界定为基础的。无疑，这种阐释和界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它之所以成功当然有多种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与一大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且受过良好现代社会学训练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对中国农村所作的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和研究分不开的。事实上，正是他们（后来被称为“中国农村派”）在30年代以现代社会学的“科学”语言和方法，以大量详细的调查数据，公开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的努力成果，实际上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和基础。但是，对此却一直缺乏充分的研究和认识。因此，本文拟对1928━1935年间“中国农村派”有关中国农村、中国社会的理论探索和研究作一初步研究和透视，并试图由此对他们在“中国革命”的理论建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作一恰当的历史定位，藉此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商榷之资和引玉之砖。

一

“中国农村派”是在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刻，中国理论界（包括马克思主义派与种种非马克思主义派）必须重新认识、界定中国社会性质，并为此几次激烈论战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当2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之时，便爆发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首次论战。1920年11月张东荪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1】，认为中国的救国之道唯在开发实业，“而不是欧美现成的甚么社会主义、甚么国家主义、甚么无政府主义多数派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正这篇短短的时评，触发了关于社会主义、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首次论战。

张文发表后，陈望道、李达、陈独秀、蔡和森等马克思主义者立即对此进行反驳，他们认为张东荪以“发展实业”来反对各种主义其实质是以发展资本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而张东荪、梁启超又发表了多篇文章详论自己的观点。大体说来，张、梁一方认为中国目前根本谈不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更无从言及社会主义。所以希望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实行以阶级调和、劳资合作为特色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而这，自然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同意的，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虽有所不同，但中国已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能够走社会主义之路。但是，他们的论证方式尚极简陋，远谈不上一种“社会学”的方法。如陈独秀这样“论证”：“请问中国无劳动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乘的车船，是何人做出来的？先生所办的报，是何人排印出来的？”【2】蔡和森则断定“全国人民除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以外，其余不是无产阶级，就是小中阶级，而小中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的候补者。”【3】可以看出，他们的论断还只限于一般性论述，只是套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根本没有以各种统计数字为基础的实证性分析说明，自然缺乏理论的说服力。对中共来说，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仍是一个没有解决但却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

但在1927年以前，中共对此却无明确、统一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已较为发达，所以国民革命成功后即是资本主义社会，要待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之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有的则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直接间接都是帝国主义的买办，均属革命对象。1927年4月国共合作破裂，中共遭到巨大失败。那么，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仅仅是一种策略上的失误还是一种理论指导的错误？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性质是什么？中国的社会性质究竟又是什么？“革命实践”把理论推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1928年11月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写道：“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是一个旧问题同是时又是一个新问题，因为这一问题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生长以前摆在我们面前，但在理论上从未获得正确的解决。”“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或已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这一根本问题将决定今后革命之一切战术与策略。”【4】1928年夏中共六大申明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1929年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半封建”作出如下解释：“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土地可以买卖），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如农产物交租和劳役制的残余），所以中国农村经济关系是一种半封建制度。”【5】对此，已被免除总书记职务的陈独秀，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概括地说，他认为商业资本的发展、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他的这一观点，在《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一文中作了十分系统的阐发【6】。这种观点亦成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第二次论战中“托派”的主要论点。

随着应对能源短缺与气候变化的压力日益加大，与之相关的政策和经济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研究领域，能源与气候变化议题下政策和经济研究呈现机构众多、体系庞杂的特点。因此，识别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对于系统性地分析能源与气候变化问题非常必要。然而，由于各国研究者在该领域都倾注了极大的精力，相关文献资料呈爆炸性的增长。若要全面系统地了解该领域的研究方向和热点，需要极为广阔和深刻的研究经历，完成巨量的文献阅读工作，这对于一般研究者来说具有相当的难度。因此，本研究参考了以往研究的先进经验，以共被引分析为主要研究思路，通过聚类分析，对能源与气候变化议题下的政策和经济研究这一研究领域的热点完成了初步识别。

1研究方法

1.1共被引分析

论文，特别是文献类型的论文反映了科研工作者的原创性研究成果，被引用的次数越多，则表明它的作者在其研究领域越有影响力。两个作者的论文若同时被第3人所引用，则称之为共被引(co-citation)。共被引分析是由Small和Marshakova于1973年同时提出的，从此对共被引分析的研究和实践在科学计量学领域内广泛展开[1]，[2]。1987年，White和Griffith将其扩展到作者共被引分析(ACA)[3]，它对于探讨学科结构有着积极的创新意义。在共被引分析中，若两名作者的共被引次数越多，说明两人的研究方向越接近。因此，共被引可以应用到整个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划分中[4]。举例说明，武汉大学的刘林青对战略管理这一领域完成了范式可视化与共被引分析[5]，大连理工大学的宋娟基于作者共被引和元分析进行了知识管理流派的研究[6]，大连理工大学的姜春林以及华东师范大学的刘璇，基于共被引理论分别对科学学和图书情报学也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7]，[8]。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都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分析结论。作者之间共被引的情况可用共被引矩阵来表示，其行和列均是作者的信息，每个元素值反映了行列所代表的作者的研究方向的接近情况，元素值越大，说明两人的研究方向接近。本研究首先构建了能源与气候变化议题下的政策和经济研究领域的论文作者之间的共被引矩阵，作为进一步分析的基础。

1.2聚类分析

系统聚类法的聚类过程：首先默认每个样本自成一类，然后每次将最相近的两类合并，之后重新计算新类与其他类之间的距离，继续按照最小距离的准则合并，直到所有对象归为一类为止。我们使用谱系图表达这个过程，并输出聚类结果。本研究中采用的离差平方和法是一种应用较为广泛、效果较好的距离计算方法。离差平方和法并类时总是使得并类导致的类内离差平方和增量最小，是基于方差的分类方式，因此如果类分得正确，则同类样品之间的离差平方和应当较小，不同类样品之间的离差平方和应当较大。由于共被引矩阵与聚类分析中的距离矩阵形式上非常相似，因此，本研究在共被引矩阵的基础上可进行聚类分析。通过聚类分析，将作者分为若干类，再根据对这些作者的关键词进行分析比较，挖掘共被引现象反映的能源与气候变化议题下政策和经济研究的热点。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研究方法框架如图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