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保护管理范文10篇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及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动物疫情是指动物疫病发生、发展的情况。

第三条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全国动物疫情报告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内的动物疫情报告工作。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统一公布动物疫情。未经授权，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布动物疫情。

第四条各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实施辖区内动物疫情报告工作。

第五条动物疫情实行逐级报告制度。县、地、省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全国畜牧兽医总站建立四级疫情报告系统。

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在全国布设的动物疫情测报点（简称“国家测报点”）直接向全国畜牧兽医总站报告。

一、我国动物保护的现状

（一）立法缺失。

新中国成立后，不论是国际还是国内，我国都制定或缔结了一系列与动物保护有关的法律。国际方面有1959年的《南极公约》，1973年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等。国内方面有1988年的《野生动植物保护法》，1998年实施的《动物防疫法》，2004年实施的《兽药管理条例》等等。然而，看似保护动物的立法，实则是为了保护人类的利益，这是我国与西方国家动物保护立法的区别。所以，总的来说，中国目前的动物保护立法非常落后，在宠物动物保护方面存在着大量的空白。

（二）民众的宠物动物保护意识差。

1．虐待、屠杀、扑杀现象严重。

首先，虐待宠物动物的现象屡见不鲜。被台湾网友称为“杀猫魔”的台大博士班学生李念龙，2008年领养逾10只出生不到2个月的幼猫，不过多久，就对猫进行了残忍的虐待。其次，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滋生了人类驱逐利益的温床。基于人类贪婪的本性和金钱的驱使，把动物当作获利工具，屠杀动物的现象随处可见。有些人强制盗窃、捕杀归个人所有的宠物动物，做成食物，取悦人类。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下简称《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陆生野生动物，是指依法受保护的珍贵、濒危、有益的和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下简称野生动物）；所称野生动物产品，是指陆生野生动物的任何部分及其衍生物。

第三条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陆生野生动物管理工作，自治州、县和市人民政府陆生野生动物管理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第四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鼓励、支持有关科研、教学单位开展野生动物科学研究工作。

“保护动物权利，珍爱动物生命”是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文明的具体体现。圣雄甘地曾经说过:“看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就看这个国家的人民对待动物的态度。”［1］处理好人与动物的关系对建设生态文明法治国家有着重要意义，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逐步健全，完善动物保护立法势在必行。借鉴台湾地区的动物保护立法经验，加强大陆地区动物保护立法的广泛性和深入性，从而适应社会发展要求，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高度。

1台湾地区动物保护法的现状与特点

1.1台湾地区动物保护法现状。我国台湾地区以保护动物生命权益为目的，有关动物保护最早颁布的法律为1949年《狩猎法》，1989年颁布《野生动物保育法》。为了更好地保护动物和尊重动物的生命，台湾地区于1998颁布了《动物保护法》，作为动物保护的基本法，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动物权利，保障动物福利［2］。”《动物保护法》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进行修改以适应社会不同阶段的需要，在2015年第九次修改中，增设了公立收容所“零安乐死”制度，并规定了严格的饲主责任及违反罚则，在2017年4月进行了第十次修正，对虐待杀害动物者加重刑责。为了保障《动物保护法》和《野生动物保育法》的有效实施，台湾地区配套制定颁布了一系列准则及办法，例如《野生动物保育法实施细则》(1990年)、《宠物登记管理办法》(1999年)、《动物保护法施行细则》(2000年)、《动物运送管理办法》(2005年)、《检举违反动物保护法案件奖励办法》(2015年)等。从动物保护立法的历程来看，台湾地区《动物保护法》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每个历史阶段对动物保护法的修改都能立足当地社会基本情况，与民众接受度相适应，以保护动物权益为立法目的，合理设置保护对象与划分种类，公众参与制度较为完善，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强。基于此，台湾地区形成了以《动物保护法》为中心的较为全面系统的动物保护法律体系。1.2台湾地区动物保护法的特点。1.2.1立法目的较为具体明确。台湾地区动物保护法立法目的是尊重动物生命及保护动物福利，《动物保护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其立法目的为“尊重动物生命及保护动物”。台湾地区动物保护法注重动物福利，把动物的范围具体到野生动物、家养宠物、实验动物、经济动物等，立法目的比较具体明确，其保护的范围相对全面，并使动物保护法易于执行，使动物保护事业有良好的发展趋势。台湾地区动物保护法对与动物相关的事项规定比较具体，对动物的饲养、售卖、繁殖、运输、利用、宰杀等方面都有较明确细致的规定，力图构建全方位立体化法律体系实现对动物的保护。动物保护法对动物饲养过程中的环境、食物、饮水、光照、温度和清洁都有所规定，对骚扰动物影响动物生存和伤害虐待动物的行为有具体的惩罚措施，从大方向和细节方面保护动物，宏观和微观双管齐下，动物保护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1.2.2立法保护范围较广泛。台湾地区立法保护范围广泛，对保护对象进行详细分类，针对不同种类的动物分别制定不同的保护准则，不但对野生动物进行立法保护，对其他的非野生动物进行了管理和保护，包括经济动物、实验动物、宠物动物和其他动物等，同时对流浪动物和弃养动物进行了规定。对于流浪动物，台湾地区定期对流浪猫狗以人道的方式进行捕捉，并送至收容所，对有健康问题的流浪动物进行护理与治疗，并对流浪动物的生活环境，救助站的管理模式等有关内容也进行详细规定。禁止遗弃家养动物，禁止对流浪动物进行虐待，这些措施能够有效地保护动物，维护动物的生存权益。1.2.3规范动物饲养者行为。台湾地区动物保护法对动物饲养者与管理者有较全面的法律规定，在动物饲养方面可以保障动物的相关权益，并对动物进行及时有效的法律保护。例如，台湾地区动物保护法对于宠物饲养者的年龄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也约束了动物弃养行为，为动物饲养设置了资格准入条件，为动物饲养条件提供了一般性规定，如日照、温度、清洁等生活条件，并且禁止民众食用猫肉狗肉等。台湾地区动物保护法从管理者、饲养者、与动物行业有关的人员进行把关，从源头控制规范饲养，把管理细致到动物保护的各个方面，避免动物权益在饲养过程中遭到侵害，而不是在遭受到侵害之后采取补救措施。1.2.4执法监督程序较完善。台湾地区动物保护法在加强和完善立法的同时，建立了完整有效的执法监督体系，对于执法工作进行全过程监督，采取政府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方式，广泛的监督及时到位有利于法律的执行。在台湾地区，民众可以检举邻居虐待犬只、检举宠物业从业人员无照营业、检举宰杀或贩卖狗肉、检举公立收容所管理不当、检举宠物买卖纠纷等［3］，实践证明健全的执法监督体系和公众参与制度对台湾地区动物保护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功不可没。

2大陆地区动物保护法的现状及不足

2.1大陆地区动物保护法的现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在漫长的历史文明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人们一直在保护自然中生存与发展。我国古代哲学蕴含着善待动物的思想，其中以儒家、道家、佛教为典型，将对待动物的态度纳入道德的范畴规范行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生态建设和法治建设进程也不断加快，有关动物保护立法的工作不断加强和完善。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大陆地区有关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主要有《野生动物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畜牧法》《动物防疫法》《渔业法》《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实验动物管理条例》《兽药管理条例》《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动物园动物管理技术规程》等。2009年《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出台，2010年《反虐待动物法(专家建议稿)》在详细调研和广泛征求民众意见的基础上，对动物福利保护提出了更切合国情的建议，2012年8月《中国动物保护法制建设白皮书》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动物保护法制建设的历程，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第三次修正，新法体现了野生动物保护立法的新亮点，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体现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成就，同时也反映了法制化进程的新发展。但是，对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要求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上来看，动物保护立法还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2.2大陆地区动物保护法的不足。2.2.1立法目的不够明确。大陆地区在动物保护立法中，立法目的不够明确，除了对野生动物保护的立法，有关非野生动物保护立法则零散在其他法律法规中，如大陆地区对家养动物的规定则体现在《物权法》中，以主人所有的物的形式保护。总体上看，大陆动物保护立法目的从保护动物的利益角度出发，强调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在立法的历史过程中过于追求人类对动物的利用而忽视了保护，《野生动物保护法》于2018年修正后逐渐改变了合理利用野生动物的观念，但是从全面保护动物生命权益的角度来看，大陆地区有关动物保护的立法目的还有待明确，只有明确立法的目的才能使法律法规更有针对性，动物保护的立法效果在实践中才能取得成效。2.2.2动物保护范围需要拓宽。目前，大陆地区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但是专门针对野生动物以外的其他动物法律保护依然有些空白，如宠物动物、实验动物、经济动物、流浪动物等都不受该法律的保护，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保护不够充分，这使得目前由动物引起的越来越多社会问题出现时，没有适当的法律解决途径。由于动物保护的范围相对狭窄，致使动物的买卖、运输、保健、医疗、福利都无法妥善保障，容易出现由于人类单方面过于追求经济利益而虐杀动物、虐待动物的事件发生，进而导致其他社会矛盾。但根据大陆地区目前的情况来看，为非野生动物保护立法的条件还有待完善，大陆地区的动物保护立法工作任重而道远。2.2.3公众参与内在驱动力不够。大陆地区关于动物保护的立法公众参与度不够，目前动物保护相关立法主要是在国家层面，通过国家手段保护动物，而民间动物保护组织在动物保护方面的内在驱动力作用没有完全释放出来，这不利于动物保护立法的科学性，也不利于动物保护工作的实施与推动。动物保护事业不仅关系着动物的切身利益，也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相关，积极征求公众的意见，广泛发动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进来，使得公众在动物保护事业中充分行使他们的参与权与监督权，在立法方面增加公众参与度，完善动物保护立法的公众参与制度是时代的需要。2.2.4动物保护专门机构较少且罚责较轻。大陆地区目前设立的动物专门保护机构数量较少，对于家养动物和流浪动物以及经济动物的救助保护机构多半是由民众自发组织建立的，由政府牵头建立的动物保护站或流浪动物收容所比较少。这不利于动物保护事业的开展，也不利于城市环境卫生的保护。近些年来，流浪动物造成的安全隐患与环境卫生等方面的问题日益增多，在捕杀流浪动物时也容易产生社会矛盾。对违反动物保护法律的行为惩罚力度相对较轻，刑罚较轻则不利于动物保护的实行。野生动物走私，野生动物买卖，食用保护动物等现象还时有发生，加大对违反动物保护法行为的惩罚力度，适当增加刑事责任，对动物加大刑法保护势在必行。

3台湾地区动物保护法对大陆地区动物保护法的启示

为深入践行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提升野生动物保护水平，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根据《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意见》（鲁政办字〔2021〕6号）精神，经市政府同意，结合我市实际，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切实加强野生动物资源保护

（一）开展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在全市开展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摸清全市陆生野生动物种类、数量、栖息地及生境等情况，通过数据汇总和分析评估，建立资源管理档案，实行动态监测管理。（牵头单位：市林业局；责任单位：各区市政府、开发区管委。以下各项工作任务均需各区市政府、开发区管委负责落实，不再一一列出)配合省农业农村厅开展水生野生动物资源普查与重要物种的常规资源调查监测，建立栖息地生态环境的常规监测系统，掌握我市与周边地区水生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分布区域和洄游规律等数据。（牵头单位：市海洋发展局）

（二）健全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体系。结合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成果，科学规划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体系，每个自然保护地至少设立1支巡护队伍。充分考虑野生动物栖息地生态系统完整性，将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集聚区、鸟类迁徙停歇地等重要区域纳入保护范围，加强生态廊道建设，增强野生动物栖息地连通性，开展野生动物栖息地生态保护与修复。根据野生动物自然分布情况和生物学特性，我市所辖区域已划定为陆生野生动物禁猎区，全年设定为禁猎期；我市所辖海域划定为列入国家、省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禁捕（猎）区，全年设定为禁捕（猎）期。在禁捕（猎）区、禁捕（猎）期猎捕野生动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科学研究、种群调控、疫源疫病、航空安全保障，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猎捕野生动物的，应当依法申办审批手续。（牵头单位：市林业局、市海洋发展局）

（三）构建野生动物救护体系。进一步健全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制，鼓励开展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规范化建设，提升收容救护能力和技术水平，建立快速高效收容救护体系。充分依托动物园（展馆）、人工繁殖企业、国有林场等建设收容救护中心（站），各区市、开发区至少建设1处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中心（站）。全面推进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所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陆生野生动物救护能力。（牵头单位：市林业局）强化水生野生动物救护，完善水生野生动物救护站建设，依托海洋馆等机构设立和建设1—2处水生野生动物研究、救护与保护中心（站）。（牵头单位：市海洋发展局）

二、建立健全野生动物保护长效机制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保护、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维护生态平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下简称《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珍贵、濒危的水生野生动物以外的水生野生动物的保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规定。

第三条野生动物资源属国家所有。

国家保护依法开发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摘要：本文中围绕的主要问题是违法分子对野生动物的盗捕偷猎行为，集中介绍了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例如管理野生动物保护时各政府机构职权交叉，以及保护法条款内容滞后，不能切实保护合法权益等。文中提出了一些改进的意见，希望能通过这些建议使正面阻挡盗捕偷猎的力量的同时曲线缓解野生动物面临的生存压力。

关键词：野生动物；保护法；盗捕偷猎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各种对于环境生态的保护以及动物生存环境的保护运动逐渐开展起来，使得更多的有识之士将目光聚焦到了人与动物如何和谐相处这一问题上，引起了越来越高的立法保护野生动物的呼声。因此，野生动物与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成为了中国政府正在实施的一项基本政策。1962年，国务院就颁布了《关于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指示》，1973年外贸部发出了《关于停止珍贵野生动物收购和出口的通知》；同年，林业部草拟了《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条例》；1983年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保护珍贵稀有野生动物的通令》；1988年11月8日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加强资源保护，积极驯养繁殖，合理开发利用”是我国野生动物保护事业的总体方针政策，表现出在整个国家的宏观视角下，野生动物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生态资源，其原因也是由于各个国家处在不同的地域，自然环境各不相同，催生了截然不同的生物群，这些野生动植物保证了生物多样性和生物链的完整，同时也具有科研和经济的双重价值，从利益方面来衡量，是需要进行保护的。这部法律颁布施行至今已有27年，在维护与综合运用我国野生动植物资源方面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为我国保护野生动物资源提供了法律依据，引导我国野生动物保护迈入了法制进程。1988年12月，国务院还批准颁布了《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该名录规定保护的动物达335种（其中一级保护野生动物97种、二级238种）。

一、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中盗捕偷猎问题的概述

盗捕偷猎是指非法的猎捕活动，通过使用法律禁止的捕猎手段，例如具有灭绝性的大范围围捕电网、小于规定网眼的渔网、放火烧山式的集中驱赶等违法形式。盗捕偷猎活动的目的是多样的，有的出于兴趣爱好，有的是为高昂的利益，也有国外科研组织为了科考进行，但不论哪一种，只要违法了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都是盗捕偷猎行为，都应当接受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已明确规定野生动物资源是受国家保护的，任何人不得违法违规。对于野生动物资源也需要经过法律规定的条款，进行有序的开发，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一章第三条规定野生动物资源均属国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则对使用野生动物创造经济利益做了规定，国家在立法层面确定了野生动物的受保护地位，同时也允许社会在合法的前提下去使用野生动物资源。目前，针对盗猎行为最严格的措施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具体体现，例如第四条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珍贵动物”，有三种层级的处罚类型，价值十万元以下的，属于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情节较轻”，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价值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走私珍贵动物及其制品，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价值二十万以上，且达到规定数量标准造成珍贵动物死亡或无法追回的，属于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情节特别严重”，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上升到死刑的程度是针对盗捕猎杀的一种极度严厉的措施，但仅仅是一个走私刑事案件的问题解释，不足以覆盖整个盗猎链条，其作用有限。甚至于盗猎者知道会面临死刑，于是负隅顽抗，持武器与警方和护林队对峙，屡屡发生暴力冲突，酿成惨案，这主要是因为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着力点单一，总有漏洞使得盗捕猎杀始终能够寻得利益空间。

二、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有关盗捕偷猎的条款存在的问题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保护、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维持生态平衡，制定本法。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野生动物保护、驯养繁殖、开发利用活动，必须遵守本法。

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动物。

本法各条款所提野生动物，均系指前款规定的受保护的野生动物。

珍贵、濒危的水生野生动物以外的其他野生动物的保护，适用渔业法的规定。

第一条为了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维护生态平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陆生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驯养繁殖、开发利用、科学研究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陆生野生动物是指国家、省重点保护的和有益的，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下简称野生动物）；所称野生动物产品，是指野生动物的任何部分及其衍生物。

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名录，由省人民政府公布，报国务院备案。

有益的和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动物名录，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公布，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第四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野生动物资源的管理，执行加强资源保护、积极驯养繁殖、合理开发利用的方针，制定保护、发展和合理开发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规划和措施。

相较于一般意义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与规模、分布范围及生存发展现状而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是大自然中的“活化石”，其生活环境及自身生存发展受威胁程度更值得我们关注。作为我国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的制度性规范和推动《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的法律依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自1989年1月14日由林业部、农业部以来，在强化濒危物种拯救保护、打击乱捕滥猎及非法贸易、提高公众保护意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名录自实施以来，除了将麝类、穿山甲所有种调升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外，其至今已有30余年没有进行过系统的更新。2020年6月19日，《国家重点保护名录》在时隔31年后再次被提上法律修订日程，名录的修订是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治理领域的大事，其开启了生物多样性下我国珍稀濒危物种保护的新时代，回应当下我国最广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现实需求，其必将有力地促进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种群和栖息地恢复，成为推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直接驱动力。此外，名录作为我国野生动物受保护力度与灭绝风险程度的测度与风向标，其必将直接体现出新时代我国野生动物受保护种类与范围的变化情况以及野生动物物种数量的整体状况，为后期采取更具针对性的物种恢复举措提供法律指引与制度依据。

名录制定的现实背景世界范围内野生动物生存发展现状

迄今为止，地球上可以辨认的物种的数量有175万种左右，绝大多数是昆虫一类的小生物。这些丰富多样的生命是地球逾35亿年进化的结果，可是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推进和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它们的生活环境及生存发展状况正被人类改变，特别是许多极其令人喜爱的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如考拉、大象、鲸鱼等的数量持续下降，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许多物种正以超过自然灭绝50100倍的速度消失，而且据预测，该速度还将急剧加快。按照目前的趋势，估计有34000种植物物种和5200种动物物种，包括世界上八分之一的鸟类，正濒临灭绝。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在2020年年底更新了受威胁物种红色名录信息，IUCN红色名录目前收录了全球128918个物种，其中35765个物种濒临灭绝，包括40%的两栖野生动物、25%的哺乳动物及14%的野生鸟类。同时，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最新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20》也显示，1970年以来，全球的哺乳动物、鱼类、鸟类、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的种群规模平均下降了6800，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开发与破坏对世界范围内野生动物的生存发展造成了致命威胁，世界野生动物生存现状不容乐观。我国野生动物生存现状近年来受野生动物背后所含商业利益与经济刺激的驱动，我国环境资源尤其是野生动物资源遭到巨大破坏，野生动物生物多样性灭失严重。根据WWF与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在2015年共同的关于中国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需求状况的研究报告一一《地球生命力报告·中国2015，从1970至2010年这40年I司，中国的陆生脊椎动物种群数量下降了一半，中国生物多样性面临严峻挑战。中国虽然在全球公认的12个“生物多样性巨丰”的国家中排名第八位，拥有脊椎动物6347种，占世界总种数的14%，但就濒危物种数量而言，我国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濒危野生动物分布大国。据不完全统计，仅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的原产于中国的濒危动物就有120多种，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的鸟类、两栖爬行类和鱼类有400种，列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还有成百上千种。根据IUCN2019年统计数据，中国野生动物资源濒危种类多且濒危程度严重，约76%的野生动物种群依然处于下降趋势，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巴西、日本、埃及、加拿大、德国、英国9个国家比较分析显示，中国受威胁野生动物物种数量排名居第三位。

野生动物保护名录制定的可行性宪法为名录制度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宪法是最高的上位法，具有至高无上性；在动态上，宪法由下位法加以具体化；在静态上，下位法从宪法中获得有效性的根据。因此，从名录制定的宪法渊源看，名录制度是我国宪法确立的野生动物资源国家保护义务的一种制度范式与具体展现方式，特别是《宪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的“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为国家正常干预野生动物保护与利用问题提供了根本遵循。野生动物国家所有权是名录制度制定的逻辑起点《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条规定：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该法律条款从权利角度说明了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的法律权属，但在社会实践中，仅仅规定野生动物资源归国家所有对于野生动物保护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这是因为国家不可能真正去行使所有权的占有、使用等权能。《野生动物保护法》虽然在宏观上规定了野生动物国家所有权，但到野生动物管理层面上还需将这种权利具体下放到某个国家部门身上。特别是野生动物国家所有权在实际应用中，以野生动物保护名录制度的制定与管理较为典型。《野生动物保护法》为名录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作为《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的配套性规范依据，名录制度既自成体系，又紧密依附于《野生动物保护法》，是《野生动物保护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特别是《野生动物保护法》在立法时首创了濒危物种保护的名录制度，为名录的实际生成与运行奠定了法律基础，同时也是名录制度合法化的基本法律渊源。名录制度生物多样性保护意义此次野生动物保护名录修订是在地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背景下，对我国境内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所作的一次科学而全面的系统评估，符合新时代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的现实需要，顺应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历史潮流，其从制度层面为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构筑起一条法律红线，为我国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拯救与保护工作架构起一张严密的制度“大网”，不仅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及政策制定提供了制度层面的直接驱动力，而且能为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完善提供科学的法律依据。因此，无论是在法律层面还是在野生动物保护实践上，名录制度对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名录可以为我国今后采取更具针对性的野生动物保护行动提供基础数据和科学依据；能为物种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的规划提供制度化指引；为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科学研究和普及教育奠定坚实基础，同时其也是《野生动物保护法》及相关法律得以顺利实施的关键一环，是我国积极履行CBD公约中生物多样性保护义务的外在表现。

完善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名录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