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化常识范文10篇

现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带有强烈的悲剧性。这种变革是以精英、乃至普通民众不断否定自身文化的方式进行的，所谓打倒孔家店、摧毁旧文化曾经被精英们当作建设新文化的基本前提。并且一直到今天，不少精英对于中国现代化仍持这种不破不立的激进立场。这种看法甚至已成为一个新传统。

然而，把这样的常识放到一些地方，比如广东潮汕地区就会发现，它其实完全不能成立。在这里，新旧文化并存，并且相得益彰，传统的价值、习俗、乃至社会结构，在这里保持着连续性。甚至这里的社会治理，也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传统的制度进行的，比如，在乡村，“老人组”拥有广泛的治理权。尤其奇妙的是，这些传统支持了现代的工商业秩序——这里的现代工商业是中国最发达的。

传统再生之必要性

潮汕的情形其实并不特殊。如果对中国的现状分地域进行观察，甚至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凡是传统保存较为完好的地区，其社会秩序相对较好，经济增长表现也十分突出。南方与北方、东南与西北的经济发达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文化的传统性程度来解释。比如，温州与潮汕类似，传统同样保存较为完好，而经济、社会和治理秩序也更为健全。

换言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与新文化运动的常识正好相反的命题：传统之保存与经济繁荣、与社会优良治理之间，存在某种正相关关系。

这一点并不难理解。过去十几年间，作为显学，经济学、法学向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向普通公众普及了一个常识：规则至关重要。这种贡献放到中国百年知识史上，当然是极为重要的。

1.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设计旅游英语专业课程体系

优化海洋旅游和佛教文化课程结构，在旅游英语专业（导游方向）和（休闲旅游方向）的课程设置上，要引入海洋旅游新业态和地方特色文化，包括游艇、禅修等海洋休闲旅游知识和海洋文化、佛教文化常识等，引导学生理解领会地方文化内涵，更好地将地方文化知识渗透到课堂教学中。课程设置要体现培养学生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强化职业技能与个性特长，增设形体训练、公共艺术课、服务礼仪等课程，培养学生的外在形象和内涵。课程体系总体上宜采用“宽基础、活模块”的模式，在前三个学期构建由“专业核心课程模块、综合素质能力培训课程模块（基础课程）、职业能力培养技术课程模块”三大模块的“宽基础”教学，培养通用型的旅游英语专业人才；第四个学期开始进入选修的“活模块”阶段，根据旅游产业和旅游企业发展需求，开设酒店服务、国际邮轮、滨海休闲旅游、导游等若干个选修大模块，辅以若干个职业岗位证书培训课程，使学生就业可以在旅游行业中灵活转换职业，适应浙江海洋旅游业发展的多元需要。在课程的设置上可以听取旅游企业的负责人及往届毕业生的意见和建议，他们的实际工作经验能够让他们对该专业未来的需求方向有更清晰的认识。作为本校的毕业生，他们乐意通过自己的建议和意见为母校的教学改革及人才培养做出贡献；从学校的角度上说，来自于企业一线的意见能够使课程设置更加合理和完善，更加符合社会的需求。

2.强化实践能力，完善旅游英语专业实训体系

工学结合是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实验、实训、实习是三个关键环节，工学交替则是有利于增强学生职业能力的最重要的教学模式之一。校企间的“工学交替”，就是学生在学校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基础上，可以分期分批地安排学生利用暑假和周末到旅行企业实习，担任兼职导游并指定老师加强指导；从第二学年起，在旅游服务的旺季到相关的旅游企业顶岗实习，旅游服务的淡季再返回学校继续学习、“工学结合”体现了新时期以就业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的要求，也是职业教育本质属性的必然要求。在第三学年安排学生去旅行社，酒店及邮轮等相关企业开展顶岗实习。在参与实习的过程中，要求学生自主设计，自主创新，自我发展，以便于学生提升外语的应用能力，实现“零适应”毕业实习模式。国际化的涉外旅游服务人才，最终要在真实的职场环境中熏陶形成。

目前海外顶岗实习作为人才培养途径已经成为旅游院校高职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模式，我国台湾地区的高雄餐旅学院、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等都已在阿联酋、日本等国家建立海外实习基地，派遣研修生在旅游企业顶岗实习。根据我院专业特色和办学基础，应逐步在国际邮轮公司、海外酒店等建立实习基地，通过订单培养等方式输送海外实习生。校内的“工学交替”，在理实一体化的基础上，开展校内理论教学与实训的“工学交替”，通过校内仿真实训设施的自助开放，让学生自主训练。目前，高职院校的校内实训基地基本以课堂实训教学为主，实训场所的课后利用率不高，有些经营性的校内实训基地受经济效益的制约，也难以经常性地接受学生的实训活动。对于目前设施先进、装修华丽、仿真性高的非经营性实训场所，应实行开放式管理，让学生在课余时间能够自助训练，提高学生职业技能培养的自主性和自觉性。如在我院已经建成的邮轮服务综合实训室，旅游英语专业学生自助训练的方式采取以下途径：

（1）酒店、邮轮情景剧表演，可以班级或社团为单位，设计编排一些与酒店服务、邮轮旅游有关的英语小品、话剧等，也可以进行一些英语卡拉ok的活动，能够让学生在实训室进行排练，既提高文艺表演的才能，满足自娱自乐的需求，又在活动中提高英语学习兴趣；

摘要：论文以当代音乐教学的现状与问题为出发点，梳理、论证傅雷音乐教育思想中“人文教育”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此外，论文还专注到音乐中“文学性”与“音乐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相通、相融问题。通过以上论证，以期为当代音乐教学改革提供一个思考方向。

关键词：音乐教育；人文教育；音乐性；文学性

象征主义将音乐性视为文学的最高准则与目标，而以美国学者韦勒克为代表的学论则认为文学的声音效果与音乐的纯声音不属于同一符号体系。在文学领域，文学“音乐化”一直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世界性课题。不过，关于音乐中的“文学性”问题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音乐常识：在西方，莎士比亚文学作品与贝多芬交响曲在艺术效果上可谓异曲同工，究其根源乃是作品中文学性与音乐性的交融；在中国，“六艺经传”①中《诗》《书》与《乐》均以“教化”为最终艺术目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雍容有度，讲究典雅、自然，成为中国文学与音乐的共同艺术追求。在这一传统之下，伯牙、子期《高山流水》的意义从音乐领域的至高点扩展为文学意义上的典范；同样，白居易《琵琶行》《长恨歌》等古诗所取得的文学地位也与诗歌中的音乐性密不可分。除此之外，宋词更是文学性与音乐性完美结合的例证。由此不难推论，音乐中的“文学性”问题乃是音乐教育的一个关键课题。关于这一点，傅雷早在他的第一篇音乐评论中就切中中国音乐教育的要害：“我们中国人应该如何不以学习外表的技术、演奏西洋名曲作为满足，而更应该使自己的内心生活丰满、扩实，把自己的人格磨练、升华，观察、实现、体会固有的民族之魂以努力于创造！”②但是，100年过去了，当代艺术学校在重视专业技能教育却轻视文化素质培养的教育误区中越陷越深。在这一背景下，以“钢琴诗人”傅聪的教育实例，梳理傅雷的音乐教育思想，对当代音乐教育乃至艺术教育的健康发展，显然是大有裨益的。

一、音乐教学中民族身份认同教育的必要性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整个文化掀起了一阵“寻根热”。在音乐的“寻根”路上，中国音乐人陷入身份的尴尬：在以西方器乐为主体的现代音乐领域，中国人“从哪里来”，又该“到哪里去”？自我身份的怀疑带来音乐人主体的自卑，于是，西方成为中国音乐的标准，“模仿”则成为中国当代音乐教学的法则。可以说，主体身份的否定所带来的艺术灵魂的丧失已成为当代中国音乐艺术的最大掣肘。在音乐主体的身份建构问题上，傅雷以“先为人、次为做艺术，再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的艺术教育思想为当代音乐教育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思路。实际上，“先为人、次为做艺术”的实质与中国传统文人的“德成为上，艺成而下”一脉相承。在对傅聪的教育实践中，傅雷的确重视道德教育。在1954年9月的家书中，他告诫傅聪不忘做一个德艺兼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你别忘了，你从小到现在的家庭背景，不但在中国独一无二，便是在世界也是很少很少。哪一个人教育一个年轻的艺术学生，除了艺术之外，再加上这么多的道德的？”从传统文学根基的培养到爱国情操的塑造，傅雷时刻不忘对傅聪“中国人”“赤子之心”的身份教育。而正是这一与音乐技巧无关的身份教育造就了傅聪音乐在国际上的身份与地位。1955年，“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后，巴西评委塔里番洛夫人对傅聪称赞到：“你有很大的才具，真正的音乐才具。除了非常敏感之外，你还有热烈的、慷慨激昂的气质，还有最难得的一点，就是少有的细腻与高雅的意境，特别像你玛祖卡中表现的。我历任第二、三、四届的评判员，从未听到这样天才式的玛祖卡，这是有历史意义的：一个中国人创造了真正的玛祖卡的风格。”③而意大利钢琴家阿高斯蒂教授更是一语中的：“只有古老的文明才能给你那么多难得的天赋，肖邦的意境很像中国的意境”。④傅聪到英国后，英国评论界为傅聪的演奏会写下评论《从东方来的新启示》，指出“傅聪并不是接受西方音乐传统，而另有一种清新的前所未有的观点”。由此不难推断，傅聪在世界音乐界的成就不仅仅是世界对其个人的褒奖，更是对中国文化、中国音乐人的肯定。而作为父亲和教育者的身份的傅雷对于傅聪所取得的成绩更有着清醒的认识：“只有真正了解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具备自己的民族灵魂，才能彻底了解别人民族的优秀传统，渗透他们的灵魂。”⑤傅雷将“艺德”的塑造作为音乐教育的首要目标，重视对傅聪民族身份的培养与塑造，首次将中国钢琴家推上了世界的舞台。反观当代国内音乐教育：或是陷入崇洋媚外的误区，或是陷入一味炫技的泥潭，忽略对受教育者的人格教育、“艺德”教育。主体民族身份的模糊必然造成中国艺术家失去民族灵魂，继而失去“艺术灵魂”。因此，当代音乐教育界辄需转变观念，在重视“艺技”之外，关注到对“艺德”教育的重视，将民族身份认同教育纳入到常规音乐教学之中。

二、音乐教学中文学教育的合理性

一、群众文化的内涵

群众文化是长久以来不断积累下来的财富，是精神和物质的总和，以精神为主，物质为辅。从宏观意义上讲，是长期的社会形势所积累下来的一种形态；从微观意义上看，是长久以来每一座城市落下的文化底蕴，是群众性活动娱乐的总和，包括广播电视、文学艺术等。

二、基层群众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在我国召开的十一届人大会议上，根据我国的社会主义特点，国家已经明确的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在一定意义上确定了群众文化建设的重要战略地位。

1.基层的群众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目前，我们国家一直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朝这个目标不断努力，一直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坚持走广大群众路线，为群众办事。与此同时，也对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要求。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与群众基层文化相结合，与群众的日常生活、文化活动相融合，这样能够提高广大群众的人文文化水平。人民群众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根本，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群众文化同样也是构建和谐文化社会的主要内容，是城市精神文明的基础。所以，基层群众文化建设对构建和谐社会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尊敬的县委、县政府、县教育局各位领导，尊敬的县德育工作检查团各位成员：

首先我代表澧县计算机学校全体教职工与学生对各位莅临本校检查评估德育工作表示热烈的欢迎！我校的德育工作在上级领导的亲切指导下，通过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德育机制日渐完善，德育教学序开展，传统教育得以巩固，宣传氛围浓厚，师德师风优良，师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热情高涨，校园和谐人人遵纪守法，校园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安全卫生常抓不懈，互动教育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等。下面请让我从十个方面对我校德育方面的工作汇报如下，不妥当之处，还望各位批评指正。

一、德育机制：

学校形成了德育教育网络，学校成立了以陈明章校长为组长的德育领导小组，下设德育工作办公室即学生工作处（政教处、团委会），由各班主作任、团支书记、班长为班级德育工作督查员，明确校长为德育工作第一责任人，刘楚梅（龙潭寺派出所管段民警）任法制副校长，学校成立了团委会、学生会，各班团支部、班委会组织健全，谭华生担任团委书记、杨方模担任政教主任。

为德育工作活动规划和落实措施，学校请关协领导田秀玉、陈章玉同志、交警队的陈高军同志、管权民警刘楚梅同志为校外辅导员。针对学校教师实际制定了德育培训规划及考核细则，有教学岗位考核奖惩措施，有学生的文明规范及落实措施。

今年集体研究了德育工作四次，每次有详细的记载。

教育培养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入党积极分子，是建设高素质党员队伍的根本保证。近年来，*县委组织部以中组部及相关部门《关于加强对中学生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的意见》为指导，按照“着眼长远、立足教育、重在培养、个别发展”的要求，积极在中学生中开展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大力培养中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做好中学生党员发展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为党员发展工作开辟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一、根本动因

从客观现实上看，*有党员7864名，其中农村、社区党员4947名，60岁以上1738人，占35%；小学以下文化程度2385人，占48%。农村、社区党员队伍年龄老化、素质偏低，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致富能力不强的问题异常突出。而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常年游离于农村基层组织之外，无法教育和培养，培养的入党积极分子数量偏少、年龄偏高，已不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另据统计，全县3所完中、8所初中、1所职中有在校学生1.3万人，每年毕业返乡学生4000余人。如果提前介入，在中学生中开展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培养中学生入党积极分子，无疑为农村、社区发展党员工作找到了一股源头活水。

从形势要求上看，做好中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工作是发展青年党员的一条重要途径，是保持党的肌体富于青春与活力，党和人民的事业后继有人，从而保证党的事业在新世纪长远发展的需要。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注意在生产、工作第一线和高知识群体、青年中发展党员”。青年不仅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也是执政党的希望。党正是拥有了最为可靠、牢固的青年群众基础，事业才蓬勃发展。中学生是当代青年中的优秀群体，是未来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广大中学生中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逐步培养一大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事关党的事业能否后继有人，事关党的千秋大业的兴衰成败。积极培养他们中的积极分子，源源不断地把符合党员条件的学生吸收到党内来，壮大党员队伍，不仅为基层组织培养了后备力量和输送了新鲜“血液”，而且将有效改善全县党员队伍的构成和分布，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生机、活力和战斗力，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从学生成长上看，加强中学生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符合青年学生成长规律。在校的中学生，年龄一般在12-20岁之间，正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可塑性很强，是培养教育的理想阶段。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培养，及时把他们当中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在学习、工作和社会活动中表现突出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不仅需要，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当代高中学生生活成长在一个急剧变革和发展的年代，他们目睹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现代化建设的丰硕成果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辉煌业绩，同时又受到市场经济负面效应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在思想观念、理想选择和价值判断上存在以下特点：关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判断存在片面性；有自己的人生理想，但对社会共同理想的体认还缺乏一致性；崇尚先进，认同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但缺乏知行合一的自觉性；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但有时过于功利，追求实用性；思想活跃，敢想敢说，但分析问题缺乏科学性；积极进取，健康向上，但有时缺乏坚韧性。从心理和年龄角度分析，他们处在思想逐步定型的关键时期，但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还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他们的心理能力依赖于生活经验的积累和文化知识的熏陶，因此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培养，用科学理论构筑精神支柱，促使其内因作正向发展，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

二、基本做法

教育培养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入党积极分子，是建设高素质党员队伍的根本保证。近年来，*县委组织部以中组部及相关部门《关于加强对中学生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的意见》为指导，按照“着眼长远、立足教育、重在培养、个别发展”的要求，积极在中学生中开展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大力培养中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做好中学生党员发展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为党员发展工作开辟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一、根本动因

从客观现实上看，*有党员7864名，其中农村、社区党员4947名，60岁以上1738人，占35%；小学以下文化程度2385人，占48%。农村、社区党员队伍年龄老化、素质偏低，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致富能力不强的问题异常突出。而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常年游离于农村基层组织之外，无法教育和培养，培养的入党积极分子数量偏少、年龄偏高，已不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另据统计，全县3所完中、8所初中、1所职中有在校学生1.3万人，每年毕业返乡学生4000余人。如果提前介入，在中学生中开展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培养中学生入党积极分子，无疑为农村、社区发展党员工作找到了一股源头活水。

从形势要求上看，做好中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工作是发展青年党员的一条重要途径，是保持党的肌体富于青春与活力，党和人民的事业后继有人，从而保证党的事业在新世纪长远发展的需要。*报告明确指出：要“注意在生产、工作第一线和高知识群体、青年中发展党员”。青年不仅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也是执政党的希望。党正是拥有了最为可靠、牢固的青年群众基础，事业才蓬勃发展。中学生是当代青年中的优秀群体，是未来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广大中学生中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逐步培养一大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事关党的事业能否后继有人，事关党的千秋大业的兴衰成败。积极培养他们中的积极分子，源源不断地把符合党员条件的学生吸收到党内来，壮大党员队伍，不仅为基层组织培养了后备力量和输送了新鲜“血液”，而且将有效改善全县党员队伍的构成和分布，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生机、活力和战斗力，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从学生成长上看，加强中学生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符合青年学生成长规律。在校的中学生，年龄一般在12-20岁之间，正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可塑性很强，是培养教育的理想阶段。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培养，及时把他们当中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在学习、工作和社会活动中表现突出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不仅需要，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当代高中学生生活成长在一个急剧变革和发展的年代，他们目睹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现代化建设的丰硕成果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辉煌业绩，同时又受到市场经济负面效应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在思想观念、理想选择和价值判断上存在以下特点：关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判断存在片面性；有自己的人生理想，但对社会共同理想的体认还缺乏一致性；崇尚先进，认同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但缺乏知行合一的自觉性；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但有时过于功利，追求实用性；思想活跃，敢想敢说，但分析问题缺乏科学性；积极进取，健康向上，但有时缺乏坚韧性。从心理和年龄角度分析，他们处在思想逐步定型的关键时期，但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还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他们的心理能力依赖于生活经验的积累和文化知识的熏陶，因此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培养，用科学理论构筑精神支柱，促使其内因作正向发展，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

二、基本做法

教育培养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入党积极分子，是建设高素质党员队伍的根本保证。近年来，*县委组织部以中组部及相关部门《关于加强对中学生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的意见》为指导，按照“着眼长远、立足教育、重在培养、个别发展”的要求，积极在中学生中开展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大力培养中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做好中学生党员发展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为党员发展工作开辟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一、根本动因

从客观现实上看，*有党员7864名，其中农村、社区党员4947名，60岁以上1738人，占35%；小学以下文化程度2385人，占48%。农村、社区党员队伍年龄老化、素质偏低，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致富能力不强的问题异常突出。而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常年游离于农村基层组织之外，无法教育和培养，培养的入党积极分子数量偏少、年龄偏高，已不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另据统计，全县3所完中、8所初中、1所职中有在校学生1.3万人，每年毕业返乡学生4000余人。如果提前介入，在中学生中开展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培养中学生入党积极分子，无疑为农村、社区发展党员工作找到了一股源头活水。

从形势要求上看，做好中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工作是发展青年党员的一条重要途径，是保持党的肌体富于青春与活力，党和人民的事业后继有人，从而保证党的事业在新世纪长远发展的需要。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注意在生产、工作第一线和高知识群体、青年中发展党员”。青年不仅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也是执政党的希望。党正是拥有了最为可靠、牢固的青年群众基础，事业才蓬勃发展。中学生是当代青年中的优秀群体，是未来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广大中学生中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逐步培养一大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事关党的事业能否后继有人，事关党的千秋大业的兴衰成败。积极培养他们中的积极分子，源源不断地把符合党员条件的学生吸收到党内来，壮大党员队伍，不仅为基层组织培养了后备力量和输送了新鲜“血液”，而且将有效改善全县党员队伍的构成和分布，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生机、活力和战斗力，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从学生成长上看，加强中学生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符合青年学生成长规律。在校的中学生，年龄一般在12-20岁之间，正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可塑性很强，是培养教育的理想阶段。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培养，及时把他们当中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在学习、工作和社会活动中表现突出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不仅需要，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当代高中学生生活成长在一个急剧变革和发展的年代，他们目睹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现代化建设的丰硕成果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辉煌业绩，同时又受到市场经济负面效应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在思想观念、理想选择和价值判断上存在以下特点：关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判断存在片面性；有自己的人生理想，但对社会共同理想的体认还缺乏一致性；崇尚先进，认同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但缺乏知行合一的自觉性；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但有时过于功利，追求实用性；思想活跃，敢想敢说，但分析问题缺乏科学性；积极进取，健康向上，但有时缺乏坚韧性。从心理和年龄角度分析，他们处在思想逐步定型的关键时期，但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还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他们的心理能力依赖于生活经验的积累和文化知识的熏陶，因此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培养，用科学理论构筑精神支柱，促使其内因作正向发展，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

二、基本做法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他在学术研究领域的贡献,尤其是对中国学术史的研究,产生的影响力更为广泛深远,持久延绵。本文系统地介绍了梁启超在中国学术史领域的研究成果,旨在展示一个比较清晰、可资参考的影像,使众人能够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梁启超。

[关键词]梁启超新史学中西文化

一、著作概介

《清代学术概论》一书重在“论”,致力于对学术发展演变过程进行考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重在“史”,广征博引,描述各个学术派别的开创人物。这两部是学术思想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力作,与其他史著相比,都是注重于对一代学术的贯通考察,都重视对各派学术的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潮背景的分析,都扩大了学术的研究范围。

《中国历史研究法》分为六章:1.史的意义及其范围;2.过去之中国史学界;3.史之改造;4.说史料;5.史料之搜集与鉴别;6.史迹之论次。其中在说史料一章中将史料分为文字记录和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两大类,之下又细分为12小类,相比过去已是十分完美。在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一章中,梁启超结合自身的治学经验,提出辨伪书的“十二条公例”,构建了一整套自己的史学理论方法体系,吸收传统史学的精华,利用西方进化论来批判旧史学的弊端。不仅倡导了宏观上的史界革命,还对具体的技术问题作出了阐述。此书倡导客观态度和经世致用的精神,归纳出了一整套比较科学的研究史料和编纂史书的方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书分为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总论分为三章:1.史的目的;2.史家的四长;3.五种专史(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分论是该书最重要的分量所在,详细论证了五种专史的写作方法。其中有一节专门讲“史学史的做法”,这是具有开先河意义的。

（一）

正确处理了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为中国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文化发展问题上存在两种基本理论主张或倾向：第一种是文化“进化论”或称为文化进化主义，这种观点认为文化是一元的而且是呈单线进化的发展模式，因此处在不同阶段的文化有先进与落后、高级与低级之分，而不同民族的文化必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之中。这种观点看到了文化发展的统一性和时代性，却否认了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民族性，“全盘西化论”者把中国的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就属于这一种观点。胡适就认为，中国文化发展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2]第二种是文化多元论和文化相对主义，这种观点则认为不同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不同的文化之间是平等的，并不存在绝对的先进和落后、高级与低级的分别。这种观点肯定了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性，却否认了文化的时代性，“东方文化派”明显的持这一观点。梁漱溟就认为，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各有其特殊性或民族性，他们各自处在三种不同的发展路向当中，各有其存在的合理价值。他说，“中国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条路线”，“若是同一路线而少走些路，那么，慢慢的走终究有一天赶的上；若是各自走到别的路线上去，别一方向上去，那么，无论走好久，也不会走到那西方人所达到的地点上去的！”[3]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问题上，逐渐形成了一条基本思维走向，那就是学习西方，批判传统，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正如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4]1470而那时的外国主要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然而，当历史的步伐迈进20世纪时，两件世界性的历史事件改变了中国人的文化选择方向。

其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它使中国人深深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本质和资本主义文化的弊病。其二则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生长出一种新的文明即所谓的“第三新文明”，它给苦苦探寻的中国人带来了新的曙光。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纷至沓来的各种西方文化思潮进行了认真的比较和分析，最终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然而，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中国共产党早期在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问题上也存在着认识的偏差，主要表现在只强调文化的时代性，而弱化文化的民族性。瞿秋白在1923年发表的《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文化本无东西之别，“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5]青年虽然也认识到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独立地位和价值，认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中要占半壁的地位，他所说的东方文明就是指中国文明。但在那个启蒙时代，他跟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主要是站在先进文化或者说文化的时代性角度，主张对民族传统文化弊端进行最激烈的批判，摧陷廓清，实现决裂，以解放国人的思想、道德。抗日战争爆发后，当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时，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明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在文化上则十分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充分认识到文化的民族性之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强调维护和发展文化的民族性不仅有利于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而且有助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到抗日战争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文化民族性问题的体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开始自觉地处理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关系问题。一方面，他们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他们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而保证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先进性。正如所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

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4]1516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文化的主体性和民族性原则，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明确指出，我们所要建立的新文化，无论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是社会主义文化，它都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它必须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认为，随着的发展，出现了两种形式主义即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和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这里所说的形式主义向右是指以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论”，形式主义向“左”主要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党内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向“左”和向右的共同特点是脱离中国实际，虽然他们旗号不同，形式各异，实质都是相同的，他们都无视我们民族自身的特点，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社会心理、历史传统、民情风俗等等，盲目崇拜外国的制度文化和经验模式，顶礼膜拜，照搬照抄。而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处理了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辩证关系，既反对全盘西化，又反对复古主义；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向，又维护了中华文化的民族性，从而为陷入文化迷失中的中国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严重挫伤的中国人重新找到了文化意义上的那种深沉的“民族自我”。思想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是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有机融合。

（二）

把文化的民族化与文化的大众化相联系，为中国文化发展注入了无限生机和活力。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的启蒙往往收效甚微，除了后面所讲到的没有很好地把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有机相结合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没有正确处理好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的关系。知识分子常常以启蒙者的身份高高在上，在启蒙的方式上也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接受水平存在差距。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例，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建设平民文学，力图使文学更好地走进大众。然而，诚如所指出的，事实上它并没有能够达到普遍化大众化的地步，“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6]在学校教育方面也是如此，农民一向“痛恨学校”，一向看不惯“洋学堂”，因为他们说的都是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深受郑观应、梁启超、陈独秀等众多启蒙思想家影响，青年也认为，几千年传统使国人的思想道德根深蒂固，他们思想保守僵化，愚昧落后，奴性十足。因此，唯有进行国民性的批判与重塑方能变革中国之社会，而要变革中国社会，则自然需要一批圣贤站出来“拯民救世”。认为，圣人得大本，贤人略得大本，愚人则不得大本。因此，必然出现“小人累君子”现象，但君子、圣人不应独善其身，而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由此不难看出，青年在文化发展的力量与源泉问题上，并没有很好地处理知识分子与广大群众的关系。但当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这种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开始摈弃早期那种君子与小人的二元对立的划分法，开始把自己融入到民众之中。1922年11月25日，在《大公报》上发表评论，批判“长衣社会的先生们”以训诫的口吻、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指点和教训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