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媒介论文范文10篇

十九世纪下半叶，左拉曾经自信地说："真实具有自己的声音，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听错。"那个时候，浪漫主义的玄奥与夸饰已经让人厌倦，实证论成为左拉们信奉的思想。不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然主义，作家们相信，重要的是让人们看到生活的真实纹理。根据雷蒙德·威廉斯的考证，这时的"艺术"具有了"真实"的涵义："最为重要的是，大写字母开头的’艺术’终于成为代表一种特殊的’真实’――’想象的真实’"。真实即己包含了无限的魅力。这种观念迄今不衰。"一切都是真的"，这无疑是一个份量沉重的许诺。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电子传播媒介的兴盛无疑得到了真实观念的巨大肯定。相对于书写文化的文字符号，影像是一个更善于呈现真实的符号体系。摄像机不仅将"真实"展示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之中，纤毫毕现，同时，摄像机正在破坏与印刷文明相互协调的一系列界限。这个意义上，摄像机远比所有的文字著作更有资格说："一切都是真的"。

对于某些哲学家说来，"真"可能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这个字眼背后隐藏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思辨区域。然而，对于电影和电视说来，"真实"与否仅仅是解决这个问题：影像如何为观众制造出"真实感"。人们的感官之中，视觉的意义是决定性的。这个意义上，"看"的消费支持了电子传播媒介的繁荣，人们觉得"看"到了更多的真实。另一方面，人们对于电子传播媒介的信任与机械有关：这种真实是公正不阿的机械拍摄下来的。机械是科学技术的产物，摄像机是客观的，中性的，它摒弃了人为的主观判断而忠于世界呈现的真相。

如今，许多事实无不证明，人们对于电子传播媒介的信任过于天真了。影像符号、机械与科学技术提供的是某种表象的真实，这些机械从未脱离过人为的有意操纵。摄像机的推、拉、摇、蒙太奇以及种种匠心独运的剪辑无不暗示出机械操纵者的主观意图。这里，所谓的真实无宁说是机械操纵者所承认、所欲看到的真实，摄像技巧不过是为这一切制造某种貌似自然的形式而己。从摄影棚、模型的使用到特技摄影，电影"弄虚作假"的技术日臻成熟。大力砍向脖颈的刀斧与飞速撞向公主的火车不过是刀斧离开脖颈或者火车离开公主的胶片倒放一下而己，水底飘拂的海藻与沉船的残骸不过是利用玻璃鱼缸拍摄海底景象罢了，至于壮观的舰队或者激烈的空战很可能仅仅是游泳池里的模型船只和手工操纵的玩具飞机在镜头面前产生的效果。换一句话说，只要人们愿意，电子传播媒介完全有条件编造天衣无缝的谎言。

如果说，摄影棚、模型、特技摄影多少与现实原型发生某种联系，那么，计算机――另一种机械――的诞生几乎改变了电影制作之中的所有领域。计算机的数码成像无疑是一场彻底的革命。计算机抛下了现实世界，或者说，计算机正在凭空生产某种"真实"。无论是《真实的谎言》、《阿甘正传》、《空中大掼篮》还是《侏罗纪公园》、《终结者续集》、《泰坦尼克号》，人们可以在银幕上看到种种奇异的景象，生龙活虎，清晰无比――但是这些景象并未出现在摄像机的镜头之前。在我看来，数码成像可能摧毁某些最后残存的界限，例如真或者伪，理想或者现实，艺术或者社会。哪一个美女同时拥有巴铎的嘴、赫本的眼睛和斯通的脸型？这种美女只能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然而，对于数码成像说来，合成这样的美女不费吹灰之力。换一句话说，真与伪，理想与现实，或者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巨大沟堑轻而易举地被数码成像所弥合。传统的边界消失之后，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正在清晰浮现。

神话的时代已经逝去。神话离人们已经十分遥远。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哪叱探海，孙悟空大闹天宫，这些神话赖以产生的文化环境消失了。马克思曾经问道："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神话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自动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马克思看来，科学击退了神话。理性和实证精神正在深入人心，神话式的想象遭到了普遍的嘲笑。相信科学技术无疑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主旋律，科学技术是人们观察真实的保证。然而，人们没有料到的是，现今的科学技术业己具有这种能力――它甚至能随心所欲地制造"真实"。相对于原始初民的神话作品，科学技术无宁说是一个超级的神话制造者，只不过科学技术的威望可以将这些神话称之为真实而己。这时，人们可能发现一个奇怪的事实：某些时候，科学技术导致了神话与真实二元对立的消解。技术的日臻完善会不会导致真实的日益疏远？事实上，传统的真实观念遭到了科学技术的沉重打击。目前为止，导演与摄影师成为这种打击的实施者。他们所生产的真实让我们感到了什么？

十九世纪下半叶，左拉曾经自信地说："真实具有自己的声音，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听错。"那个时候，浪漫主义的玄奥与夸饰已经让人厌倦，实证论成为左拉们信奉的思想。不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然主义，作家们相信，重要的是让人们看到生活的真实纹理。根据雷蒙德·威廉斯的考证，这时的"艺术"具有了"真实"的涵义："最为重要的是，大写字母开头的’艺术’终于成为代表一种特殊的’真实’――’想象的真实’"。真实即己包含了无限的魅力。这种观念迄今不衰。"一切都是真的"，这无疑是一个份量沉重的许诺。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电子传播媒介的兴盛无疑得到了真实观念的巨大肯定。相对于书写文化的文字符号，影像是一个更善于呈现真实的符号体系。摄像机不仅将"真实"展示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之中，纤毫毕现，同时，摄像机正在破坏与印刷文明相互协调的一系列界限。这个意义上，摄像机远比所有的文字著作更有资格说："一切都是真的"。

对于某些哲学家说来，"真"可能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这个字眼背后隐藏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思辨区域。然而，对于电影和电视说来，"真实"与否仅仅是解决这个问题：影像如何为观众制造出"真实感"。人们的感官之中，视觉的意义是决定性的。这个意义上，"看"的消费支持了电子传播媒介的繁荣，人们觉得"看"到了更多的真实。另一方面，人们对于电子传播媒介的信任与机械有关：这种真实是公正不阿的机械拍摄下来的。机械是科学技术的产物，摄像机是客观的，中性的，它摒弃了人为的主观判断而忠于世界呈现的真相。

如今，许多事实无不证明，人们对于电子传播媒介的信任过于天真了。影像符号、机械与科学技术提供的是某种表象的真实，这些机械从未脱离过人为的有意操纵。摄像机的推、拉、摇、蒙太奇以及种种匠心独运的剪辑无不暗示出机械操纵者的主观意图。这里，所谓的真实无宁说是机械操纵者所承认、所欲看到的真实，摄像技巧不过是为这一切制造某种貌似自然的形式而己。从摄影棚、模型的使用到特技摄影，电影"弄虚作假"的技术日臻成熟。大力砍向脖颈的刀斧与飞速撞向公主的火车不过是刀斧离开脖颈或者火车离开公主的胶片倒放一下而己，水底飘拂的海藻与沉船的残骸不过是利用玻璃鱼缸拍摄海底景象罢了，至于壮观的舰队或者激烈的空战很可能仅仅是游泳池里的模型船只和手工操纵的玩具飞机在镜头面前产生的效果。换一句话说，只要人们愿意，电子传播媒介完全有条件编造天衣无缝的谎言。

如果说，摄影棚、模型、特技摄影多少与现实原型发生某种联系，那么，计算机――另一种机械――的诞生几乎改变了电影制作之中的所有领域。计算机的数码成像无疑是一场彻底的革命。计算机抛下了现实世界，或者说，计算机正在凭空生产某种"真实"。无论是《真实的谎言》、《阿甘正传》、《空中大掼篮》还是《侏罗纪公园》、《终结者续集》、《泰坦尼克号》，人们可以在银幕上看到种种奇异的景象，生龙活虎，清晰无比――但是这些景象并未出现在摄像机的镜头之前。在我看来，数码成像可能摧毁某些最后残存的界限，例如真或者伪，理想或者现实，艺术或者社会。哪一个美女同时拥有巴铎的嘴、赫本的眼睛和斯通的脸型？这种美女只能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然而，对于数码成像说来，合成这样的美女不费吹灰之力。换一句话说，真与伪，理想与现实，或者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巨大沟堑轻而易举地被数码成像所弥合。传统的边界消失之后，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正在清晰浮现。

神话的时代已经逝去。神话离人们已经十分遥远。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哪叱探海，孙悟空大闹天宫，这些神话赖以产生的文化环境消失了。马克思曾经问道："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神话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自动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马克思看来，科学击退了神话。理性和实证精神正在深入人心，神话式的想象遭到了普遍的嘲笑。相信科学技术无疑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主旋律，科学技术是人们观察真实的保证。然而，人们没有料到的是，现今的科学技术业己具有这种能力――它甚至能随心所欲地制造"真实"。相对于原始初民的神话作品，科学技术无宁说是一个超级的神话制造者，只不过科学技术的威望可以将这些神话称之为真实而己。这时，人们可能发现一个奇怪的事实：某些时候，科学技术导致了神话与真实二元对立的消解。技术的日臻完善会不会导致真实的日益疏远？事实上，传统的真实观念遭到了科学技术的沉重打击。目前为止，导演与摄影师成为这种打击的实施者。他们所生产的真实让我们感到了什么？[page_break]

一、冲击：电子媒介日新月异，大众文化风起云涌

让我们先来看看波兹曼先生的理由。他指出，在印刷术发明之前，“童年”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而当印刷术发明之后，它创造了一个新的“成人”的定义，即“成人”是指有阅读能力的人，并由此相对地衍生出“童年”的定义。这样社会就将人分为不同的阶层，在成人和儿童之间存在着“知识差距”，儿童必须通过识字、受教育，进入印刷排版的世界，由此才能逐步变成成人。在这一过程中，图书出版根据知识的难易设定了坡度，同时将不便儿童接触的信息隐藏起来，童年也因之成为“对某一阶段象征性成就的描述”。而电子媒介的出现改变了以往家庭、学校对信息传播权的控制，它开始争夺信息控制权，“改变了儿童所能享用的信息的种类、信息的质量和数量、信息的先后顺序以及体验信息的环境”，影像世界开始取代文字世界，经验的抽象表述让位于直观的感性的经验呈现。另一方面，电子媒介缺乏有力的控制，它的信息是一览无遗的，没有秘密可言，它使儿童过早地接触到纷繁复杂的信息，失去了判断力和羞耻感，成人与儿童的界限就此丧失。波兹曼的这一观点是从社会心理学而不是生理学的角度分析得出的，它未必已成为现实，但却发人深省。然而，电子媒介对人类的影响并不仅限于童年，对成人、对社会、对文化，其影响都是巨大的。马歇尔·麦克卢汉就指出：“当人生活在电子的环境中，他的本性改变了，他的私人属性融入了社团整体。他变成了一个‘大众人’。”电子媒介消除了人类交流过程中时间与空间的障碍，使信息的传播超越了书写和印刷文字的能力，把人带入了一个共时性的空间，人的个性消失了，在一个很少受到意识形态、道德规范约束的平台上，人既成为了大众文化的传播者，也成了大众文化的受众。电子媒介与大众文化的渊源是由两者的性质与需要决定的。一方面，电子媒介需要通过向公共领域的渗透获得大众的承认，在媒介竞争中取得优势；另一方面，大众文化需要借助于电子媒介的广泛性、时效性和画面感进行更有效的传播。尤其是近年来，互联网的普及与高速发展为大众文化提供了更快的传播途径、更广泛的受众群体。互联网上的信息包罗万象，传播方便快捷，为人们带来了对“地球村”的美好憧憬。但是，其信息的芜杂、对真伪的难以辨认以及对信息传播缺乏有力的控制也使其负面效应同样突出，从而使我们从政治学和伦理学的角度对电子媒介提出了新的质疑。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图景：电子媒介成为了大众文化的温床，两者的互相推动既让我们兴奋不已，也让我们忧心忡忡。

二、辨析：正向价值值得肯定，负向功能需要警惕

当然，对电子媒介与大众文化我们也不能一味否定。应该说，电子媒介与大众文化的兴起是一种文化的进步，其蕴含的信息意识、开放意识和市场意识，相对于原有的小生产意识、封闭意识和非商品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电子媒介所带来的“大数据时代”，不仅大大提升了精神产品的丰富性、广泛性和快捷性，而且客观上促进了信息的公开透明，促进了民主化进程。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文化的出现是对时代潮流的顺应；具体到出版行业，大众文化图书是出版业引入竞争机制，真正市场化的标志之一。在一定的层面上，它还满足了文化水平有限的大众对缓解生活压力、宣泄情感、猎奇等的心理需要，填补了原有文化造成的空缺，体现了大众的现实需要和情感律动。我们也应看到，大众文化是市场机制运作下的产物，其产品的生产过程，从选题策划、创作到营销都带有明显的工业流程性质，有非常明确的商业属性，其主要目的在于利润的实现。因此，它可能消解文化产品中特有的人文价值，其流行性也可能使其接受者形成盲目的简单趋同心理，使公众人格片面化。更有甚者，有些出版商纯粹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迎合读者的猎奇心理，将低俗的内容变成铅字，使大众文化偏离了文化的精神向度，在社会上造成不良的影响。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批评商业介入文化时就指出：“真、善、美不仅是润滑剂，不仅是艺术市场上的交换价值，它还是包装，可以包装形形色色的混合体。”哈贝马斯在谈及文化消费时，也一针见血地说，“大众文化消费提供的不是累积的经验，而是倒退的经验”。这些阐述准确地指出了大众文化的属性和特征，值得深思。在社会现实层面，理论家们的担忧的确有不幸言中的表现。在电子媒介大唱主角的数字出版领域，数据显示，近年来占有绝大部分数字出版市场份额的，是虚拟现实的网络游戏。它在网络上抹去了真实，代之以虚幻的空间和虚幻的角色。人自身消失在网络之中，成为了被格式化的人。而游戏赖以吸引其“读者”的，有的是血腥的暴力，有的是对无限财富的追求和拥有。在游戏中，英雄情结和劳动致富泛滥成了冷酷和拜金。而由此引起的青少年网瘾现象，也成了很难治愈的心理痼疾，让许多家长忧心如焚。大众文化同样不让人乐观，充斥于街头巷尾书报亭的，是在揭露中流露出嫉妒的所谓“官场小说”，是以渲染为能事的“情场小说”，是空洞无物的所谓“心灵鸡汤”……这些吸引大众眼球的出版物在误导大众，造成了精神“雾霾”。电子媒介是技术发展的产物，大众文化是消费时代的文化现象，我们对两者的认识与批判，绝不能局限于现象的层面，而应该透过现象去发现人在其中的影响。它们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的或消极的作用，最主要的根源还在于人———其才是幕后的推动者。所以，批判的指向应该绕开表象，直指源头。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前述负面效应的出现，大多是由于出版从业者对电子媒介和大众文化的属性没有加以辨析，一味将之用来实现利益追求，没有坚持出版人应有的职业道德底线。一切社会实践，都必须在作出选择时进行伦理的考量。出版工作的核心是“内容”，坚守内容的文化属性与价值，应该成为出版人应有的起码道德基准。因此，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新现象，有论者呼吁出版人应该拥有职业理想和信念，永葆职业尊严。当电子媒介与大众文化引起出版方式、出版手段以及出版物消费观念的变化时，出版人更应该积极寻找对策。而这其中首要的，应该是加强出版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建设。虽然“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选择看似不言自明，但是，遇到新的环境，碰到新的问题，在利益的诱惑与驱使下，如何取舍也会成为现实的问题。出版从业者只有始终坚持出版使命感，才能拨开迷雾，作出正确的抉择。

三、对策：职业道德亟须强调，出版使命尤要坚守

有鉴于此，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向文化产业转型的出版社中，职业道德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面对电子媒介的风起云涌和大众文化的光怪陆离，出版人应该如何坚持自己的出版使命？首先，要坚持出版物的精神属性，坚持出版物的教育功能。图书和其他形式的出版物是一种精神产品，是学术、文化、思想、知识的载体，可以传道、授业、解惑，它通过进入流通领域，实现其价值和使用价值。关于出版物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当然毋庸置疑。可是，一旦要投入市场接受经济规律的考验，有些出版人往往只受利益的驱使，将出版物的精神属性和教育功能抛至脑后。在图书市场上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利欲熏心的产物，还有一些出版物玩“擦边球”的把戏，在针尖上跳舞，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源都在于忽视了出版物的精神属性。对这一基本属性的认识和重视，不应该只停留于口头上，而应该具体落实到每一个具体出版物的操作中，保证其内容质量。其次，要坚持编辑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人文精神是人对自身存在价值和意义的探寻和追问，是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关怀，它体现的是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体现的是人的自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出版活动本身就是一个能动地认识世界的过程，通过出版活动，编辑自身能够获得精神动力，能够促进自身发展，同时，其产品也应该在探索真理、体认自我等方面给受众以启迪。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提倡更应该作为一种对科技意识的价值补充，“因为技术越大量地决定着我们的生活世界，文化与精神科学中对技术持异议者就越活跃，将社会成员联系到一起的精神纽带就越是要加强”。也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消除电子媒介与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并做到利用其特点，发挥其优势，实现出版物传承文明的重任。第三，要坚持严格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对图书，要坚持经过多年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责任编辑负责制和三审三校制，要强化把关意识和质量意识。对数字出版，要不断摸索工作规律，总结经验。特别是刚刚起步的网络出版，由于没有现成的工作流程可以借鉴，加上网络本身的自由度，如何建立内容审查机制、版权保护机制，是值得深入探讨和总结的迫切的现实问题。只有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利用电子媒介进行出版活动才会有一个令人乐观的前景。第四，加强舆论引导，提高受众的审美能力。对电子媒介和大众文化的传播，应该把握开放和介入的分寸，应该以疏导为主，如同治水一样。作为出版人，应该想办法走出一条雅俗共赏的“文化精品”的路子，以提高大众的审美趣味和能力为己任。只有从根本上提高了受众的文化水平和鉴赏能力，才能使大众文化的品位得到提高。这就要求强化出版物的价值导向功能，采用适于公众接受的引导方式，使受众在潜移默化中找到精神寄托，提高文化水平和精神境界。

摘要

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作为传播学领域一大研究部类/范畴的媒介分析，正清楚地凸现出现实意义。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作用和影响成为近年来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由此带动了整个媒介分析领域，使之赢得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很大关注。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媒介分析同样受到了很多关注，近年来，学者们进行了许多有关媒介研究/媒介分析的探索，发表了大量的有关成果。本文试图对中国大陆学术界这方面的成果，进行一番梳理，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特点。限于资料、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这种梳理，难以在对所有学术成果的总体进行通览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笔者作了一些选择，主要通过对若干新闻传播学刊物1996－2000年的内容分析、对自1995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传播学研讨会以来几次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作类似的分析、并对两本近年来出版的集中论述信息传播技术与媒介发展进程的关系等的媒介分析专著的研究，来从论文和著作这两个层面，探讨中国大陆传播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的研究成果，透视其概况及特点。由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所读所知也十分有限，本文的局限性在所难免，其对研究成果的梳理,遗漏大约也在所难免，但却绝非出于故意。抛砖引玉，唯期本文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能引发对此的更全面的探讨。

关键词：媒介分析、信息传播新技术

Abstract

Atpresent,aswavesofnewinformationtechnologiessurgeforwardthroughouttheword,mediaanalysisasanimportantcategoryofcommunicationresearchisdemonstratingitssignificance.Worldwide,usesandimpactofthenewinformationtechnologieshavebecomeahottopicfordiscussion,thuspushingforwardresearchinthewholeareaofmediaanalysis,attractingmuchacademicattentiontothearea.InthemainlandofChina,mediaanalysishasalsoreceivedalotofattention.Inrecentyears,scholarsinthemainlandofChinahaveexploredmanyissuesinthearea,resultinginmanypublications.Thispaperattemptstomakeasurveyoftheirresearchachievementsand,onthebasisofthat,analyzethefeaturesoftheseachievements.Owingtothelimitationoftimeandtolimitedmaterialsavailable,thewritercannotpossiblymakeathoroughlycomprehensivestudyofallthemediaanalysisachievements.Therefore,thewriterchoosestocarryoutthestudymainlythroughacontentanalysisofthearticlespublishedinfour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journalsinthecountryfrom1996to2000,asimilaranalysisofthepaperssubmittedtoseveral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conferencessince1995,andadiscussionoftworecentbooksonmediaanalysis.Asthewriter’sknowledgeofandreadingintheliteratureofthisareaofresearchareverylimited,andthematerialsavailablearealsoverylimited,thispaperisboundtohavesomelimitations.Omissionsmayalsobeunavoidable,butcertainlynotintentional.ThewriteroffersthispaperjustinthehopeofinvitingmorecomprehensivestudiesofthemediaanalysisachievementsinthemainlandofChina.

KeyWords:mediaanalysis;newinformationtechnology

话语分析:传媒语言界面的共时表征

TeunAvanDijk是话语分析的翘楚,也是传媒语言话语分析的典范。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TeunAvanDijk大量著述涵盖了多种传媒话语的诸多类型(教科书、新闻报道、医患对话乃至旅游宣传手册、广告),对其中所表现出的认知现象、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现象以及意识形态等政治倾向作了全面研究;FaircloughN.自8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了几十种著作,对各种话语类型尤其是政治话语进行了批判的研究。此后,传媒语言研究作出较大贡献的当属奥克兰理工大学语言与传播教授的AllanBell:作为一名多产的学者,AllanBell近30年来发表了与传媒语言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64篇、专著5部(截至2008年的统计)。在作者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文献研究中,AllanBell于1981年以“这不是英国广播公司:新西兰的语言殖民主义”为题开始了传媒语言的语体研究,仅从这一点讲,称AllanBell为世界范围内首次研究传媒语言的“鼻祖”并不过分。[2]1983年,GerhardLeitner编著的LanguageandMassMedia论文集首次将语言与大众传媒糅合在一起加以研究。[3]此后,Language,image,media论文集讨论了新闻广播语言、东西方新闻差异、广告以及图形传达意义的方式。[4]R.E.Rice于1984年在《MediatedGroupCommunication》一文中首开学界对“电子邮件语言”研究的先河。[5]Fairclough(1985)讨论了从话语分析的视角分析传媒语言有别于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传媒语言的原因。他认为,对传媒语言进行分析话语有助于详细了解媒体输出的本质,而语言分析侧重于文本(texts),语篇分析(discourseanalysis)既涉及文本也涉及话语实践以及社会文化文本,目的在于找出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6]该论述高瞻远瞩,无论对话语分析还是传媒语言研究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俄罗斯大众传媒语言研究方面,Dobrosklonskaja(2005)声称要发展传媒语言学MediaLinguistics,但是其重点研究仍集中在新闻语篇(现在被称为传媒语篇)以及迅速发展的功能和文体研究方面。[7]CharleyRowe和EvaL.Wyss2009年编著的LanguageandNewMedia论文集汇集了学者对多种传播媒介的分析:博客、电子邮件、传真、网络实时聊天系统(IRC)、聊天、即时通讯、短信(SMS)、情书、邮政卡和电子贺卡、电话、广播、电视,以及诸如网页文本、维基百科条目和网站超文本网站文化。文集对新媒体萌现、新媒体语境中的语言变化以及相关新、旧媒体之间技术演进背景下语言和文化的变化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8]

社会语言:传媒语言文化界面的回归

美国语言学家兼人类学家EdwardSapir及其学生BenjaminLeeWhorf所提出的“语言相对性假说”在战后广为传播,认为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文化和思维,认为不同语言里所包含的文化概念和分类会影响语言使用者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也就是说不同的语言的使用者会因语言差异而产生思考方式、行为方式的不同。DellHymes曾提出言谈民俗学(ethnographyofspeaking)来研究言语事件。WilliamLabov1966年出版的《纽约市英语的社会层次》认为语言事实上存在社会性层次的区分,而且社会层次(身份)和语言层次(表现为语言结构的异体)是互相对应的。[9]70-80年代间,英国学者Lesley和JamesMilroy在研究这类交往行为时提出“语言的社会网络理论”,对语言的维护和切换进行动态描写,作出了比拉波夫的分层说更细致的分析(李嵬,1995)。[10]70年代以来前苏联(俄国)学者提出语言国情学,强调语言有一种文化积累的功能。同时,大众传媒对“水门事件”的不断传播引发了语言学家在文化背景中对语言构成及其影响的深入研究。加拿大学者HaroldInnis认为,一种新的媒介(包括广义的语言、文字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的产生。[11]美国学者PaulLevinson指出:“人类发明的所有信息技术,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够和我们人类基本要素的语言中心相提并论,除非它是对语言的超越和通过某种方式所进行的替代。但是,这些技术还是在有限的层次上对我们的生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2]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认为:人的思维和信息传播受制于传播的基本符号系统——语言,而每个族群、民族、国家成千上万年形成的文化意识和传统,无形地积淀在语言中,通过语言系统的教育而内化为社会成员的集体心智。JiirgenHabermas的三卷本《交往行动理论》揭示了当代传媒如何被注入商业模式,成为制造品牌舆论的工具。[13]

传媒与教育:传媒语言界面的人本回归

作为世界性的教育文化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充当着传媒与教育的联姻的急先锋。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UNESCO明确了媒体在社会进步的关键作用,制定了参与和利用各种媒体发展目标的具体政策、方案和战略,设立了“媒介教育项目”(TheMediaEducationProgramme),旨在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年通过媒介积极参与社区政治文化活动并发展其批判性赏析能力。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文明联盟(UNAOC)共同创建了姊妹大学全球媒体和信息素养和跨文化对话讲座(UNESCO-UNAOCMILIDUNITWIN),具体内容涉及:批判性分析、大学和大众媒体之间的跨文化和合作研究交流、参与学校内发展教育和媒体研发、促进全球媒介信息素养行动、创建媒介信息素养学习研发网络中心、支持全球不同媒体的文化间对话与合作。在语言学学术界,1968年,SusanSontag注意了到传媒对教育的影响远远大于课堂教学[14],英国学者HildeT.Himmelweit等人研究了看电视对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15],美国学者MarieWinn(1977)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16]。MichaelWillie(1979)论述了传媒通过不同语言(媒介肢体语言与文本语言)的结合增强了感官的刺激,从而加深了对信息的理解[17]。英国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和国际阅读协会全国理事会(NCTE)制定的英语语言艺术教学指导方针之国家标准要求“学生用口头、书面和视觉语言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在学习过程中作为知识、反馈、创造活动的积极参与者”[18]。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中学课程改革和2003年以来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都强调了传媒特别是多媒体在教学中的作用。

1不断创新的媒介技术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先进的时代与领先的技术是相辅相成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脱离技术而快速发展，与其他各种类型的事物相比，也只有技术更能体现出一个时代的特征。从现实的发展情况来看，我国的电子媒介技术的发展速度十分迅猛，媒介技术的不断变迁和发展大大地提升了人们获取相关知识的自由程度，对整个出版行业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媒介技术能够将所收集到的信息数据进行储存并精准传播，能够在短时间内更加高效地处理所获取的知识，而在媒介不断变迁的进程中也实现了更加迅速地收集、储存以及传播相应的文化和知识。无论是什么样的技术或是何种媒介，在人类发展进程中它们所产生的信息实际上就是在模式、速度和尺度方面的变化情况。互联网技术自20世纪90年代引入中国以来，随后在各行各业均得到广泛运用。媒介对与人类的日常工作和生活都是有着重要影响的，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也深层次地改变了大众的阅读习惯。大众对于数字化的阅读方式越来越认可和接受了，以往纸质出版物的大众阅读习惯也逐步转向为数字出版物了。在信息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大众更多地以互联网信息资源作为媒介来获取数据和信息。数字化出版的方式不受传统纸质等实物的束缚，大众可以在互联网上碎片化地浏览各类信息资源，并且不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等因素的限制就能够阅读材料，他们对知识将越来越渴求，从过去被动地接受知识变成主动地寻找知识，借助于互联网资源可以更加便捷地寻找自己所需要的内容。而大众不断变化的阅读习惯也直接影响到我国的整个出版行业，传统出版物的发行速度慢、检索能力弱、便携性差等弱点也更突出，从2019年的数据来看，我国数字出版行业的整体收入已经达到了10000亿元，其中互联网期刊的收入接近25亿元，电子出版行业呈现出了更好的发展前景[1]。

2基于媒介变迁的学术期刊数字出版

普尔在《自由的技术》[2]一书中曾经科学地预测了各类媒介技术在将来一定会呈现出一体化并且多功能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各种先进的媒体信息技术将实现科学的融合并集中进行信息数据的处理工作。在我国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学术期刊的传播模式以及出版方式也都随之发生了变化，由原来单一的纸质出版模式逐步发展为纸质+网络多媒介融合出版的模式，在世界范围内也出现了多家有较强实力的网络出版平台。不同的网络出版平台往往都有着各自的技术优势，有的平台电子期刊覆盖了较多的专业学科；而有的平台则以高质量的学术内容作为标签，同时功能也更为完善，包含了提供文献链接、语义链接、社群书签和检索结果等多项功能；还有的平台则拥有多种形式的出版物，文献数量巨大，并且内部的很多期刊都能直接找到最初的创刊号。数字出版行业是在20世纪末开始兴起的，最初是施普林格出版集团率先进入了这一行业，在引用和检索所需要的文章时只需要借助数字对象标识符这一功能即可，学术研究成果的传播速度不断提升，而文献的作者以及读者对数字出版的这种模式也是十分认可的。之后又出现了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理念，并且全球范围内的众多学术期刊和出版机构对其也积极响应。目前，SSCI排名在100名之内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以及SCI排名在200名之内的自然科学期刊现阶段都在推广和应用单篇文献网络发表的方式，可见，学术期刊出版模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3]。从学术期刊的角度来看，影响其知名度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出版的整体速度，一个作者在选择某个刊物时不但会考虑期刊在行业中的整体影响力，同时也会考虑期刊的平均发表速度，在保证一篇学术文章整体质量的情况下，如果刊物有着更快的发表速度，那么这篇学术文章也就能更早让读者看到，根据其在行业中的唯一性和时效性，读者引用和下载这篇文章的概率也就更高。当然我国各类学科的刊物也都有着各自的学术周期，以社会科学类的学术期刊为例，通常其所收录稿件到最后出版的周期约为4～5个月，有的要求高一点的期刊发表周期则会长达一年左右。传统自然科学类学术期刊的这一时间则相对短一些，其平均发表时间在3～4个月左右。如果学术论文是在核心期刊发表，其从收录到最后出版的时间肯定就更长，而有些稿件对发表时间是有着一定要求的，因为一旦发表的时间太过滞后，那么文章中一些学术观点就失去了相应的影响力，对学术成果的传播会起到很大的限制作用。面对同种类型的学术期刊，读者和作者肯定也都会更倾向于选择发表速度更快并且更具影响力的，而这部分学术期刊大都是国外的期刊，这也是现阶段我国很多高水平文章存在明显外流现象的重要原因，大大降低了我国学术期刊的国际竞争力[4]。为了更好地适应学术期刊国际市场的竞争需求，并充分提升我国在国际学术文化圈中的话语权，中国知网早在2011年就已经推广并应用了中国学术期刊优先数字出版平台，在全国范围内有近5000家学术期刊编辑部对这一平台都给予了明确的支持态度，并开始优先出版与传统纸质出版内容一致的单篇期刊物或是整篇期刊物，过去我国学术期刊行业中先印刷再上传到互联网上的出版流程被颠覆了。当然这种优先出版学术期刊物的方式存在着一定的弊端，最主要的问题便是它由不具备正式出版资质的载体来发表文章，这也是我国一些科研管理部门对其没有给予明确支持态度的主要原因，并且因为还没有形成完善的标准出版规范，优先出版文献在引用统计上也是不够全面的。在我国期刊数字化升级转型的进程中，优先数字出版确实在提升出版效率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学术期刊成果的传播能力却也受到了限制，所以，一定要重点解决标准出版规范的问题，并建立一套更为健全的学术期刊出版传播全流程的数字化平台[5]。

3网络首发是中国学术期刊数字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和电子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数据技术的出现对各行各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样大数据技术对学术期刊的出版过程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大数据时代学术出版的核心内容便是在多种媒体的影响下复合出版同一种内容，而要想对电子出版活动进行更加高效的管理，就必须实现多种出版模式的融合共同发展。在2015年上半年，我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开始正式实施互联网连续型出版物的规范管理工作，虽然在那时还只是试点阶段，但是基于大数据技术的互联网连续出版物在制度体系方面也发展得较为完善了。之后在2017年的第7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上正式了我国第一个连续型网络出版物的试点项目，在具备传统的可以网络首发期刊录用定稿功能的基础上，对于那些行业中先进的数字出版模式给予了很大支持，这也表明了在数字化时代我国的学术期刊也正式开始涉猎数字出版项目了。所谓的网络首发就是指根据论文的时间以及网址确定了这一论文的首发权力后，将全部论文或者是论文的根文献在学术期刊中印刷并出版的方式，而网络平台一定要先严格审核论文的具体内容，并严格遵照相应的三审和三校制度来跟进每一篇即将上传的网络首发论文，之后才能够在中国知网上进行传播，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现阶段我国数字出版传播行业的整体流程。可采用3种方式来传播学术论文，即排版定稿网络首发、录用定稿网络首发和整期汇编定稿网络首发。专业的期刊网络平台具备了以往的论文出版功能，同时在网络首发的模式下还具备了数据出版、增强出版和协创出版等传播方式。在相应的学术论文中可能由于版面或是时间等因素的限制作者没有将全部内容表达清楚，那么借助网络首发的模式，作者就能以图像、音乐、表格、视频等形式全面地展示论文内容。这样，时版面的形式和位置等限制因素得到了极大改善，还能全方位地展示作者进行学术思考的过程，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知识传播循环体系，并大大提升了学术论文的可读性[6]。学术期刊的传播速度对于自身的影响力、学术性和权威性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从我国学术期刊行业的发展现状来看，其人员编制及办刊方式都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出版速度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这也是导致一些高质量学术论文流失问题的重要原因。在对稿件进行排版之前，录用定稿网络首发能够为学术期刊提供便捷渠道，其主要目的就是在短时间内尽快扩大优秀文章的学术成果，并且尽可能地缩短了平台审核学术论文的时间。在对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和研究时，我们总结了两种传播方式出版时间的差异，其整体差异时间约为44天，而提前传播也直接影响了刊物中的引用数据。学术期刊的网络首发模式就如同于我国公路行业的高速公路，其在整个行业领域就是一个快速车道，加速了我国学术期刊的整体发展进程，通过网络首发模式所发表的论文都是正式的学术期刊出版论文，并且现阶段我国大部分期刊编辑部对网络首发这种模式也是较为认可的，传统的纸质期刊和网络首发同样具有学术效力，这对于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化模式的健康发展能够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当然在学术期刊数字化模式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需要被尽快克服的问题，其中构建更为健全的评价体系以及拓展增强出版的模式则是两个关键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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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的视野：大众传播与接受

当代世界最不引人注目却又最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现象是什么?电视.电视观众恐怕是当代世界最广泛的文化研究对象.研究电视,是理解与大众传播中心问题有关的整个社会和文化进程的潜在的关键.因为，电视观众是今天人类日常生活中社会和文化的最主要的实体。

在当代世界,与电视有关的生产者的力量日益强大,而与之相应的消费者的力量也日益强大.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德国接受美学兴起时的一个重要契机就是其创始人敏锐地感受到了当时大众流行文化的兴起.后来,接受美学又突破了其早期读者中心论的藩篱,向COMMUNICATION转化.COMMUNICATION这个词既是交流,也是传播.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传播及其传播媒体已成为现代社会不可一刻或缺的生存手段.

【摘要】当今时代，强调感知与认知的技术产品越来越多，文章探讨的主体——电子游戏，正是众多技术产品中最突出的存在。21世纪以来，尽管存在诸多争议，但电子游戏作为新兴艺术的地位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同，其本身的跨媒介性质，使其拥有传统媒介无法比拟的信息流动性与实时交互性。伴随着电子计算机科学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传统艺术的受众概念也从单纯的观众和听众，向着参与者和再造者改变。由此，无论是艺术本体概念还是艺术教育的边界，都经历着一种内驱式的延展。文章在认同电子游戏作为艺术的前提下，对其跨媒介性及独特的交互式艺术教育模式进行探讨。

【关键词】电子游戏;跨媒介;交互;艺术教育

首先，值得探讨的是电子游戏是否应该作为艺术，或站在本文的立场来说，它为何能够作为艺术。本文的根本观点是，应当避免以限定的、缺乏想象力的方式思考艺术和游戏。尽管游戏经常被认为是低端且浅薄的，但这种看法大多源于那些试图定义何为高端或何为艺术的立场。如果用最大众、最通俗的艺术观来看，艺术就是模糊不清的、不确定的事物，而大多数的游戏却拥有明确的规则和目标。如果认同康德的观点，艺术和审美判断就是高度自律且严肃的[1]，但游戏玩家又明显在游玩中获得了许多欢娱和趣味。最危险的是一种想当然的逆向推论——电子游戏的玩家，他们看上去完全不像是会在闲暇时捧起文学名著、造访画廊或博物馆的文艺受众。

一、电子游戏与艺术的关系

在诸多关于艺术本质的讨论中，对电子游戏跻身艺术殿堂最有力的论据来自于歌德，他认为每一种艺术的最高任务，即在于通过幻觉，达到产生一种更高真实的假象[2]。尽管歌德所处的18至19世纪还没有电子游戏的存在，但在他去世53年后，巴黎格拉咖啡馆昏暗的地下室里，那辆似乎要冲破屏幕的火车和一群惊叫着四散逃离的观众践行着他的标准——先把电影这种制造幻觉的工具送入艺术的殿堂。而今，人们如要认同电影作为一门艺术，也就没有理由将电子游戏拒之门外。电子游戏借助电子计算机科学和新媒体技术，将“制幻”能力发挥到了远超以往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程度。按丹麦游戏学者贾斯伯•尤尔（JesperJuul）的术语来说，它在规则与虚拟之中表现出一种“虚幻的真实”（Half-Real）[3]，并且将游戏参与者，也就是玩家纳入这种真实当中，创造出独特的交互式体验。电子游戏与艺术之间的阻碍有相当一部分源于微妙的权力定义与社会机制。这里有必要澄清一点：玩一个游戏并不意味着认可游戏中的行为，也不意味着要将这些行为付诸于现实生活。如果以历史视角来看，当下假设电子游戏具有危险性的那些成见，显然是对于游戏管制的漫长历史的一种延续。近年来最为显著的一次管制是2018年3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主持的一场封闭会议，讨论议题是有关电子游戏中的暴力问题及其对青少年的影响。会议以特朗普带来的一段剪辑过的游戏演示视频作为开场，在短短的1分28秒内，制作者通过蒙太奇的手法，拼凑了多个游戏的画面，每一段都充满了所谓的血腥、暴力元素。以电影艺术的手法对电子游戏的形象进行有意味的再现，这本身也具有讽喻性质。总而言之，也许正因为游戏时常是以一种包含不明意味的、难以管制的活动的形象出现，所以其在每一个时代都难免沦为管制的对象。笔者并不认为享受一款动作游戏，与欣赏拜伦、莫奈或者苏东坡的作品之间有什么矛盾之处，那为什么人们常认为这些事物互不相容呢？其中有许多历史原因，而这些原因基本上都是误解。电子游戏本身并没有任何内在结构的缺陷会阻碍它最终成为高级艺术，并被人们所接受，相反，它独特的跨媒介形态和正在高速演化的超媒介形态都具有高度的统合性和生发性。从一部制作优良的电子游戏作品中，可以分离出优秀的叙事、电影镜头、画面图像和音乐，而将它们结合到一起则构成一个虚拟的世界，并传达着来自不同文化系统、艺术形式的信息，玩家在与这个世界的交互中付出努力，产生依恋并整理思绪。2018年6月21日在中央美术学院举行的主题为“重识游戏”的功能游戏展，可以视作国内学术界对于游戏的文化、艺术和教育价值的一个学术认识。“重识”一词，代表了国内对于游戏领域的一种学术启蒙和认识转向。西方学术界游戏理论学科的建立至今已有20年，国内对于该领域的探讨也应凭借期刊、论坛、会议和论文组合为一个明确的学术阵地。

二、电子游戏的跨媒介形态

［摘要］民族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独特领域，其终极目标是经世致用、服务社会。广西民族研究及其成果依托图书、杂志、报纸、电子音像等媒介得以呈现并广泛传播，推动了广西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但是，传统媒体的变迁以及新媒体的崛起给广西民族研究及其成果的转化和作用的发挥带来严峻挑战。对此，广大民族研究工作者和出版从业者要切实转变观念，以更好应对传统媒体式微现状，通过应用新媒体更有效、更大范围地传播广西民族研究成果。

［关键词］出版传媒；广西民族研究；民族文化传播；社科成果能见度

当今社会，媒介多种多样。出版传媒以“经过审读编校、通过一定物质载体、能够批量复制发行”为特征，其包括图书、杂志、报纸、电子音像和互联网出版等。广播、电视、电影、户外传媒等则属于非出版传媒，但也有将这两者融为一体的互联网媒体平台。广西民族研究及其成果和社会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各种现代传媒。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文化传媒尤其出版传媒是如何发展变迁的？对广西民族研究及其成果的社会能见度有何作用？这是值得广大民族研究工作者和出版从业者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传媒的发展变迁

“书、报、刊”这几种纸质出版传媒曾长期是人们获取知识、传播文化的主要媒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其他传媒兴起，如今更是进入多元媒体时代。具体而言，传媒变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论文关键词]手机媒介决定论媒介补偿理论

[论文摘要]手机作为当代人们的主要通讯工具，其传播学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从传播学角度分析手机媒体，并将其与传统媒介进行比较研究。本文重点研究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通过对手机媒体的研究进一步提出手机作为大众媒体体现“媒介补偿理论”本质，并探讨手机发展的趋势。

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已经会自觉利用结绳等活动来传递、交流信息，到了纸质媒介传播时代，信息交流已经突破了疆域的限制。电子时代的到来，无疑更加迅速地推动着传播业的发展，广播、电视、电影等电子媒介的运用和普及，使人们可以跨地域、跨国度乃至跨洲际地进行信息的传递和接受。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的普及，以接近于实时的传播速度和强烈的现场目击感把遥远的世界拉得更近，人类在更大的范围内重新部落化，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新的“地球村”。尽管电子媒介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然而新媒介的出现似乎大有取代传统电子媒介地位的架势。新媒介是计算机技术、卫星技术运用于传播事业的结果，在互联网时代，电脑已经被公认为“第四媒体”，“第四媒体”几乎把人类之前一切媒介于一身，开创了一个与物质世界迥然不同的虚拟世界，人们成为受传于一体的主动的行为体。人类传播媒介的发展到此似乎已经完备了，这种理想的传播媒介是否已经停止了人类对更新更好的传播媒介的期待呢？事业并非如此，正在人们对互联网的讨论方兴未艾之时，手机这一新型的通讯工具横空出世。

手机(mobilephone,cellphone)是蜂窝电话的另一个俗称，手机从1980年代初推出，十年后迅速扩散到一般用户市场。蜂窝通讯是通讯与电脑结合之后能提供的多种服务之一。无绳蜂窝电话相对于现存有绳电话和无线电话的明显优势就是移动性增加和功效增大。美国着名媒介理论媒介家保罗·莱文森把人的功能分为说话和走路，之前的媒介，即便是强大如电脑这样的传播媒介，几乎把之前人类一切媒介的优势集于一身，但它也没能彻底地解决人类随时随地接收、传达信息的困难。直到手机的出现才从根本意义上把人从机器跟前和禁闭的室内解放出来，过去的电子媒介绝大多数时候是在单向地发送或接收信息，从来没有一种媒介将人的“说话”和“移动”功能整和起来，直到手机的出现才完美的做到了这一点。有了手机之后，我们就可以在说话和书写、虚拟世界和物质世界任意选择其一，可谓鱼和熊掌都可兼得。

手机在很好地弥补了电脑不足的同时，自身也在不断完善，在和互联网结合后，手机更是体现出它胜过电脑的优势，和旋铃声更加人性化、个性化，既悦耳动听，又避免在公共场合竞相查看是否是自己手机响的尴尬；发短信使人们在接收处理信息过程中不必“说话”，即保护了隐私，又节省了话费；收发电子邮件的功能使人们摆脱个人电脑的束缚；摄像功能使人们能够抓拍并即时把瞬间形象发送给他人；而新型手机甚至可以下载和播放歌曲及电影，几乎囊括了MP3和电影的功能。由此可见，手机几乎把先前一切媒介的功能集于一身，手机更是把电脑的优势自然的承接过来，并更好的弥补了电脑的不足。难怪有人说如今的手机早已超越了作为通讯工具的功能，它还担当起了“第五媒体”的重任。尽管曾经有人质疑过“第五媒体”的说法，但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使手机的媒体功能越来越凸现出来，随着3G时代的到来，手机的这些功能将得到更加完美的演绎。仅就中国而言，伴随着全国第一家手机报的推出，打开了手机进入媒体行列的大门，之后的手机小说、手机电视、手机电影、手机动漫、手机广播等接连不断地出现，手机在不断地寻求和他媒介的结合。它就像一个包罗万象的大口袋，吸纳了传统媒介的众多精华，并正在凭借自身的先进技术优势整合出一个全新的媒介。

保罗·莱文森是美国着名媒介理论家，他在《数字麦克卢汉》一书中提出了“补偿性媒介”（remedialmedium）这一理论：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都是一种补救措施，都是对过去的某一种媒介或某一种先天不足的功能的补救和补偿。“媒介补偿理论”为我们研究媒介历史以及媒介理论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媒介的发展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的作用，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对信息、知识、内容有强烈的反作用，它决定着信息的清晰度和结构方式，媒介形式本身就已经改变了人类历史，媒介塑造和控制人类交往和行动的规模与形式。这就是着名的“媒介决定论”，其本质是“传播的主导性媒介影响历史性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