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音乐论文范文10篇

声乐与器乐是音乐作品的两大部类,二者共同构成了音乐表演艺术。由于在史前与史后初期,乐音多以感情语言形式出现,以致长时期内,声乐一直是主要音乐,人声就是最早的乐器［1］。虽然声乐与语言具有共同特性,即音高、音强、音长、音色、音量与节奏,均由声带发出,用于表达意义与感情,但是在声乐中,更加重视感情表现与声音的充实、悦耳,从而更具美感。即使到了中世纪,乐器与器乐在许多地方因含世俗因素太多而受教会排斥,正式的、主流的音乐艺术仍然是声乐［2］。文艺复兴以后,纯器乐和由器乐伴奏的歌唱、戏剧得到了很大发展。然而声乐因其简便而富于感染力,始终受到人们关注与喜爱,著名歌手往往比著名乐手受到更广泛的欢迎。即使在现代,在各国,包括我国的民间、社区,以及中小学音乐活动中,声乐教育也始终是音乐教育的主要内容。有许多人用唱歌来表现自己,表达自己的情感,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甚至参与歌手选秀活动。

声乐教育是有关声乐的知识、技巧、修养与审美趣味的传承过程,涉及到相关的科学知识、发声技术、表演艺术与艺术欣赏。目前声乐教育中所传递的科学知识主要是物理(声)学与生理学知识。虽然有的声乐教师曾在音乐师范系学习过教育心理学,并能在教学中加以运用,但由于声乐专业出身的教师通常不懂心理学,而师范出身的教师单方面的心理知识运用又不同于必要的心理学知识的传授,而且教育心理学毕竟不是声乐心理学,所以,声乐教育迄今缺乏专业心理学的支持。不比美术教育、体育教育,已分别建立了支持专业教育的艺术心理学、运动心理学。

对声乐心理的重视不足与研究不够,使得当前无论在专业院校还是在义务教育、社区活动中,声乐教育都存在着重技巧轻理论、重生理因素而忽视心理因素的倾向。这种倾向虽是声乐历史上形成的,在过去具有合理性,今天却已成为阻碍声乐教育进一步发展的门槛。由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有必要倡导研究声乐教育中的心理因素。本文拟通过讨论声乐教育创新以心理学为导向,以及心理因素在专业教学中的作用,来论证引入心理学对声乐教育创新的重要性与可能性。

一、声乐教育创新方向的选择

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一门科学,它通过描述心理事实,揭示心理规律,来指导实践应用。对心理现象的研究,古已有之,但心理学作为独立的科学,是在19世纪中叶,由德国感官神经生理学发展所促进的,并以冯特1879年出版的《生理心理学纲要》为标志。心理学的诞生史告诉我们:在生理科学充分发展基础上,才有可能与必要发展心理科学。事实上,体育教育由以运动生理学为基础,进而引入运动心理学,以解决竞技决胜中起着关键作用的运动员心理素质问题,便是明证。其原因在于人的行为虽然靠肌肉与器官完成,肌肉与器官功能的发挥却受到高级神经活动控制,而心理因素则会对高级神经活动生理产生重要影响。正如一台复杂的机床,其工作部件的运动要受到传动系统与控制系统的制约,在机床工作部件精度趋近极限的条件下,进一步提高加工精度与效率的途径就是引入数控装置或实施电脑控制。

心理学发展历史虽短,却被视为21世纪的领航学科。在美国,心理学会是仅次于物理学会的全国第二大学会,下设40多个分支学会。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已涉及人类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其中应用心理学的迅速发展与高度分化,即心理学向专门领域的渗透,已是现代心理学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另一方面,当代许多专门领域的发展、创新活动,多以心理学为导向,以引入与应用心理学知识作为其共同特征。

摘要:针对声乐教育的重要性与面临的问题,提出声乐教育有创新的必要。以先进性、合理性、功效性等创新方向选择准则,明确了当前声乐教育创新方向应是在现代生物学基础上引入与应用当代心理学知识。通过声乐教育发展历史分析,探讨了现今声乐教育中模仿教学方式与机理教学法的内容与利弊,指出我国声乐研究虽仍以声乐技术为主,却已有必要关注歌唱心理问题。论证了声乐教育以现代心理学取代生理学而占据主导地位,使声乐教学法理论实现重大创新的意义,提出在声乐教学研究中引入一般心理因素对于声乐教育创新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声乐教育;心理学;教育创新

Abstract:Facingtheimportanceandproblemsfoundinvocalmusicteaching,innovationisnecessarytoexplore.Withtheadvanceable,rationalorfunctionalorientationtakenastheguidelinestobechosenfortheinnovation,whatshallbesuretodoatpresentistointroduceandapplythecontemporarypsychologicalknowledgebasedonup-to-datebiology.Discussesthehistoricaldevelopmentofvocalmusiceducation,theeffectandadvantages/disadvantagesoftheprevailingdemonstration/memoriterteaching.Althoughourvocalmusicteachingisemphasizingthevocalskilltraining,itisnecessarytopayattentiontothepsychologicaltraininginsinging.Illustratestheoreticallysignificanceoftheinnovationwithwhichthemodernpsychologywillplayaleadingroleinvocalmusicteachinginsteadofphysiology.Furthermore,thestimulatingeffectofintroducingnormalpsychologicalfactorsontheinnovationofvocalmusicteachingispresented.

Keywords:vocalmusiceducation;psychology;educationalinnovation

声乐与器乐是音乐作品的两大部类,二者共同构成了音乐表演艺术。由于在史前与史后初期,乐音多以感情语言形式出现,以致长时期内,声乐一直是主要音乐,人声就是最早的乐器［1］。虽然声乐与语言具有共同特性,即音高、音强、音长、音色、音量与节奏,均由声带发出,用于表达意义与感情,但是在声乐中,更加重视感情表现与声音的充实、悦耳,从而更具美感。即使到了中世纪,乐器与器乐在许多地方因含世俗因素太多而受教会排斥,正式的、主流的音乐艺术仍然是声乐［2］。文艺复兴以后,纯器乐和由器乐伴奏的歌唱、戏剧得到了很大发展。然而声乐因其简便而富于感染力,始终受到人们关注与喜爱,著名歌手往往比著名乐手受到更广泛的欢迎。即使在现代,在各国,包括我国的民间、社区,以及中小学音乐活动中,声乐教育也始终是音乐教育的主要内容。有许多人用唱歌来表现自己,表达自己的情感,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甚至参与歌手选秀活动。

声乐教育是有关声乐的知识、技巧、修养与审美趣味的传承过程,涉及到相关的科学知识、发声技术、表演艺术与艺术欣赏。目前声乐教育中所传递的科学知识主要是物理(声)学与生理学知识。虽然有的声乐教师曾在音乐师范系学习过教育心理学,并能在教学中加以运用,但由于声乐专业出身的教师通常不懂心理学,而师范出身的教师单方面的心理知识运用又不同于必要的心理学知识的传授,而且教育心理学毕竟不是声乐心理学,所以,声乐教育迄今缺乏专业心理学的支持。不比美术教育、体育教育,已分别建立了支持专业教育的艺术心理学、运动心理学。

根据有关部门颁发的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及《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等文件精神，现列出以下论文著录规范细则，以供作者参考。所有来稿，均请作者整理好基本规范。

1．摘要和关键词

（1）摘要“摘要”要求摘出文章中重要而有新意的主要观点，并给予客观、具体的陈述；应避免带主观性和情绪化的评论口吻和脱离具体内容的解释方式；不求反映文章概貌，应避免下述用语：1.本文从几个方面论述了什么问题；2.本文对什么问题提出了个人的独到见解等。

[稿例分析]本刊来稿的摘要有时存在与提要的概念相互混淆的问题。摘要与提要不同点在于：摘要着眼于客观地向读者介绍文献的精华，以利于其迅速决定是否有必要继续阅读全文，主要适用于学术论文；提要则着重对文章内容或作者的生平、背景进行介绍和评价，意在向读者宣传推荐该著作，主要适用于书籍。

英文摘要不一定要重复中文摘要内容，表述内容可以不同，但同样须简明扼要。

（2）关键词

1．摘要和关键词

（1）摘要“摘要”要求摘出文章中重要而有新意的主要观点，并给予客观、具体的陈述；应避免带主观性和情绪化的评论口吻和脱离具体内容的解释方式；不求反映文章概貌，应避免下述用语：1.本文从几个方面论述了什么问题；2.本文对什么问题提出了个人的独到见解等。

[稿例分析]本刊来稿的摘要有时存在与提要的概念相互混淆的问题。摘要与提要不同点在于：摘要着眼于客观地向读者介绍文献的精华，以利于其迅速决定是否有必要继续阅读全文，主要适用于学术论文；提要则着重对文章内容或作者的生平、背景进行介绍和评价，意在向读者宣传推荐该著作，主要适用于书籍。

英文摘要不一定要重复中文摘要内容，表述内容可以不同，但同样须简明扼要。

（2）关键词

关键词又称叙词或主题词，指在论文题目、摘要或正文中，表达中心内容，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词。应是具检索意义的学科专用名词或名词词组。应该依据文献的题名和前言、结语、目次等不同部分，归纳出中心主题因素与修饰限定主题因素，根据需要进行精选和取舍；避免主观性，强调客观标准；应注意主题词的全面性和专指性。所选词语须概念清楚、确切，避免多义性。

专科目录，是专载某一特定知识部门图书资料的目录。它是和综合目录相对称的一种目录，是专为某一专门学科而编的有关图书资料目录。近代著名目录学家姚名达定义专科目录及其作用：“专科目录为记载各种学术之书目，必自成系统之学科始有独立之目录。”同时指出其“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别异同，推阐大义，疏通伦类”，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作用。

“音乐”作为专门学科，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历经100余年。在当代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对于“音乐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始终没有定于统一：各类音乐学学位，是隶属于文学（学科代码750）门类，但在一级学科艺术学（760）中，也有二级学科音乐（760.1510）类。直至2010年底，国家教育部才将“艺术学”作为独立的学科门类，与“文学”等门类相并列，“音乐”始成为一级学科。

溯及近代，中国“音乐”专科目录的产生和应用，是在当时世界科学化思潮影响下，中国学术分科而治的结果，特别是清末民初，专科目录学发展兴盛，成果丰硕。音乐一科，也相应产生了部分符合当时学术理路的专科书目。

一、近代学术分科及“音乐”在学科中的归属

（一）中国古代文献中的“音乐”

在中国古代，音乐史料主要存见于二十六史乐志、律志和艺文志、会要会典和类书等各类文献中。“音乐”一词的使用，极其有限。

一、五四新知浸润而振翅高飞

在北京求学期间，王光祈的生活是艰苦的。但这并不妨碍他的成长。在京求学期间，他就供职于清史馆，担任多家报纸的记者、编辑，与同时代的人一样，试图以自己之志开民智，为中华之崛起燃烧自己。在他从中国大学法律专业以优异成绩毕业之时，也就是1918年，尚未爆发，但新文化风潮已经在神州大地涌起。在东西文化的激烈交锋中，他结识了、陈独秀等时代风云人物，步入了与求学生活完全两样的社会活动之中，而他的眼界也为之大开，目光更为深邃。当爆发，经历了、陈独秀等人的思想洗礼的王光祈参加到了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群众游行示威队伍之中，并以记者身份向报社提供的游行情况，使五四的火焰流布川蜀大地。在1919年7月，王光祈与等人在京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并出任学会执行部主任，先后推荐、赵世炎、、恽代英等有志青年加入学会。后来，他又与、陈独秀和蔡元培等人在京沪两地发起组织“工读互助团”，组织热血青年一起探索改造中国，振兴民族国家之路。在中西文化论战的硝烟中，在中国急需学习国外思想、文化、制度的时代氛围中，王光祈远渡重洋，留学于马克思的故乡———德国，试图通过观察一战后德国社会经济的复兴而为积贫积弱的中国找寻新的发展道路。此时的他，已经不是当初刚从川蜀大地来到北京古都的模样与神采，他虽然在德期间还兼任《申报》、《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的驻德特约记者，但他已经把目光放在了政治经济学，并试图从中找到振兴中华之路。在德期间，他撰写、翻译了政论著作《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三国干涉还辽秘闻》等著作。但这似乎都与他日后的音乐家身份毫不相干。但源于他与生俱来的对音乐的爱好，对中国社会的眷恋，对中国社会的特长的体认，对修养的钟情，以及内心深处的对“人类的全体改造”的宏愿，使得他最终放弃曾经的法律、新闻、政治经济学和社会活动，而进入音乐这一能提升人的修养，能最温和而有效地实现对“人类的全体改造”的天地。何况，他在醉心于川剧的中学时代就尤为喜欢田园诗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而这些美丽的词句组合演绎出来的迤逦风光又何尝不是音乐的另一种形式？

二、异国他乡沐浴音乐强光

离开了国内轰轰烈烈的生活而身居异国他乡，王光祈整个人似乎安静了下来。他回到了童年的生活，那种有音乐相伴的生活。德国曾经养育过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舒曼、瓦格纳等等著名作曲家和音乐家，这里有着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旋律和歌剧。他似乎一下子就找到了心灵的家乡。音乐的强光把他内心的阴霾驱散，带给他早春一般的阳光。1923年，已经是王光祈在到达德国的第三年。此时，他已经改学音乐一年，并从私人教师那里学了小提琴和音乐理论。这一年，他进入柏林一所音乐专科学校正式攻读音乐理论。四年之后，他考入柏林大学攻读音乐学，师从E.M.von霍恩博斯特尔、A·舍尔林、H·沃尔夫和C·萨克斯等教授。1934年，他以《中国古代之歌剧》（今译《论中国古典歌剧》）获波恩大学博士学位，成为最早在欧洲为中国争得荣誉的音乐学家。在德国期间，他学习了音乐和乐器知识，并在向国人介绍德国音乐、欧洲音乐的同时，向德国介绍中国古典音乐，把东方民族音乐和欧洲音乐穿插在日常生活和思考的轨迹中，他甚至辛勤采集民间流行谣曲，让音乐的力量注满全身，让民间艺术纳入自己宽广的视野，让音乐的强光抚过心灵的每一寸土地和思想的每一个角落。

三、沟通古今中西而著作等身

自1923年起，王光祈依据中西音乐比较的理论研究进路，出版了16种音乐专著和一系列音乐论文。这些著作包括《德国人的音乐生活》、《德国音乐教育》、《欧洲音乐进化论》、《西洋音乐与诗歌》、《西洋音乐与戏剧》、《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西洋乐器提要》、《西洋制谱学提要》、《音学》、《对谱音乐》、《西洋名曲解说》和《西洋音乐史纲要》，以及《东西乐制之研究》、《中国乐制发微》、《中西音乐之异同》、《东方民族之音乐》、《翻译琴谱之研究》、《中国诗词曲之轻重律》和《中国音乐史》等，沟通中西音乐，沟通古今音乐。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时代之中，受到时代境况的影响。王光祈在深入研究中西音乐，沟通古今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时代赋予他使命。虽然，他在期间走上北京街头，传播五四新思想，但事实上，他反对以政治运动这样剧烈的方式改造社会，走以音乐之力改造个人，再改造团体，进而改造社会、唤醒民族的道路，希望借助于音乐的力量改造民族的生活，复兴民族之文化。这其实也是他为何在离开而走向德国并转向音乐研究的深层次原因。也正是在如此宏大的心灵叙事下，他才笔耕不辍，著书立说，屡出创见，及至积劳成疾。

【摘要】萧友梅（1884—1940年）是我国知名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他对我国音乐教育，特别是专业音乐教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后人尊称他为我国现代音乐教育事业的奠基人和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萧友梅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于音乐教育事业，孜孜不倦、无怨无悔。文章通过阐述萧友梅的音乐教育思想以及教育教学实践成就，以说明萧友梅对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贡献。

【关键词】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内容;核心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西方列强的入侵、“”的进行，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一次历史性的转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也促使中国音乐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1927年11月27日，萧友梅与蔡元培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独立的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后改名为国立音专）。在办学教学期间，萧友梅不仅对西方音乐进行传播，还将中国传统音乐整理重建。从建校开始到萧友梅去世的几十年间，培养出了数以千计的中国音乐人，他的音乐教育思想深刻影响了我国音乐教育，对我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萧友梅的音乐教育思想及主要内容

（一）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

19世纪下半叶，中华民族遭受到沉重打击，战火连连，内忧外患，中国的政治局面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一定影响。从“维新变法运动”到“”，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传统思想开始动摇，西方列强入侵致使中、西方文化发生了剧烈碰撞。此时，西方音乐教育思想也不断传入中国，从此中国本土文化也走向了一条改革创新的道路。这些都对萧友梅的音乐教育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要: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中一门理论学科，其前身是“比较音乐学”。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分析学者的研究结论，本文认为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可分为萌芽期、储备期和发展期三个阶段。其中萌芽期为1920—1949年，受比较音乐学“东欧学派”的影响，民间音乐研究主要聚焦于民间音乐的曲调形态研究方面;储备期为1950—1979年，为后来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储备、理论储备和实践储备，锻炼和培养出来一批学风严谨、理论扎实、躬行实践的音乐研究专业人才;发展期为1980年以后，我国音乐研究已经呈现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民族音乐学已成为一门实践性、实证性、理论性的应用型学科。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发展;历程;萌芽期;储备期;发展期

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中一门理论学科，其前身是“比较音乐学”。18世纪中叶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出于对非洲、欧洲文化(包括音乐)的猎奇以及对“外文化”资料的攫取，“比较音乐学”应运而生。1885年英国人亚历山大•约翰•埃利斯发表了《论诸民族的音阶》，一般认为是民族音乐学的发端;1955年美国成立了“民族音乐学学会”。民族音乐学发展端于欧洲，盛行于美国。民族音乐学译著于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首次出现，1980年6月在南京艺术学院首次以“民族音乐学”命名召开了“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此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此学科。民族音乐学在世界范围的历史都比较短暂，中国很多音乐理论家撰写了很多关于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关于发展阶段目前有几种主要的代表性的描述。如伍国栋［1］先生将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曲调音乐理论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学科理论研究三个阶段;张君仁［2］教授又将其分为比较音乐学、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民族音乐学(以1980年为界点)四个发展时期;杜亚雄［3］先生则以1980年为界，认为中国的民族音乐学总体经历了比较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两个阶段;还有一些学者在撰文时没有明确分时间界限，对整个发展过程进行了“历时性”的描述［3－4］。无论哪一种论述，都无一争论地把王光祈先生作为我国民族音乐学的先驱。综合学者观点，笔者还认为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从发端至今，可分为萌芽期、储备期和发展期个发展阶段。

一、中国民族音乐学的萌芽期

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萌芽期为1920—1949年。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学者王光祈先生在柏林大学师从当时著名的比较音乐学大师霍恩柏斯特尔专攻音乐学，受导师影响较深，他在1924年出版了《东西乐制之研究》，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中西乐制、调式和乐谱异同的比较音乐学著作。1925年撰写了《东方民族之音乐》一书向国人介绍比较音乐学，他在此书序言中写道:“我希望此书出版后，能引起一部分中国同志去研究‘比较音乐学’的兴趣。”在这部音乐学著作中，王光祈先生运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和理论，将世界音乐宏观概括地分为“中国乐系”(五声体系)、“希腊乐系”(七声体系)、“波斯阿拉伯乐系”(四分之三音体系)三大“乐系”，从而深化、普及了“世界乐系”的理论。王光祈［5］的这两部著作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学科兴起的开端。然而，遗憾的是王光祈先生还没回国推广发展此学说就客死他乡，导致他宣扬的比较音乐学在他去世四十多年后才被音乐学界认知、关注、讨论和评价。因此，有学者认为比较音乐学到此就已经中断，与后来的民族音乐学没有关联，这种论断是不科学的。1930年人类学家凌纯声和商章孙先生的民族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详尽描述了祭祀神鼓的形制、功能，同时还联系其他民族的相同类型的神鼓进行了比较研究;1938年人类学家刘咸亦发表的文章《海南黎人口琴之研究》，将海南黎族口琴的演奏、功能与其他民族口琴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尽管因为时局动荡未能为该学科提供良好的人文环境，但这个时期可认为是我国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发端。1939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了“民歌研究会”，是我国音乐界第一个建立的具有民族音乐学性质的学术研究协会。协会1946年出版了《民间音乐论文集》，其中协会会长吕骥撰写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全面系统地归纳了民间音乐研究的目的、原则、方法、范围等，为中国音乐学家最早发表的全面阐述“民间音乐研究”学科理论建设的代表性文献，对建国后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理论的建设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还产生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如《民族音乐》、《新音乐》等杂志的创刊，并用一定的版面发表了很多优秀的论文，如吕骥的《民歌的节拍形式》、冼星海的《民歌与中国新音乐》、张鲁等人的《怎样收集民间音乐》、天风的《绥远民歌研究》、秦波等人的《秦腔音乐》等等。受比较音乐学“东欧学派”的影响，中国这一时期的民间音乐研究主要聚焦于民间音乐的曲调形态研究方面。

二、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储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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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亚洲音乐的史料及其性质

东西方音乐的历史记载，在其形态的表述中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于音乐本身的性质与叙述音乐史料的性质的不同而形成的，实际上也是构成音乐史特征的重要依据。乐谱、传记、手稿等在欧洲的音乐史研究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它们在亚洲音乐史中却并非如此，乐谱在音乐演奏和实践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与西方音乐相比可以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其数量也十分微少(相对来说中国和日本较多一些)。但不同的是理论书籍、美术、戏剧却相当丰富。以中国为中心，日本、朝鲜在一般的史书中以音乐制度、乐律理论、历史沿革以及音乐美学等的记录得到了充分地整理和叙述。它与音乐家的传记不同，音乐史叙述的整体与音乐的本身同时得到记录。在亚洲，除文献史籍外，考古资料也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竽、瑟，三号墓出土的筑等乐器；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编磬；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骨笛、陶埙等。除了出土文物外，美术上的壁画、浮雕等也十分丰厚多量，我国新疆地区的库车、吐鲁番，甘肃的敦煌、麦积山，以及柬埔寨的吴哥(Angkor)、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Borobudur)遗址等都记录了丰富的音乐历史资料。这里值得注意的还有，现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大量隋唐时期传入日本的丝绸之路乐器实物，从公元752年收藏至今天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它们都是现在世界上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

(一)中国古代的音乐文献史料

在亚洲的历史文献中，中国的史料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在殷商时期就出现了甲骨文，春秋战国便有了大量记载音乐的文献著作。另外，从汉朝开始，在中国的史料中，皇帝的敕撰史书可以视为正统的、高学术价值的史料。在这一类史书中以西汉司马迁首创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为开端，形成了后来的“二十五史”，被称作正史。它以纪传体编辑，体例上分为三大类：①以天子、国家大事的编年记录为中心的“本纪”；②记录文物典章制度的“志”；③重要人物的传记，其身份从皇后到奴隶兼有的“列传”。各项的分类之中有数卷“乐志”(“音乐志”或“礼乐志”)。书中对各王朝的音乐(主要是宫廷、国家、贵族、官僚等上层阶级所享用的音乐)从历史沿革、音乐制度，到律学、歌词等进行详细分述，但没有乐谱。除此之外，敕撰书中还有专门记载文物制度的“九通”，即《通典》(卷141-147乐典)、《通志》(卷49、50、64为乐志)、《文献通考》(卷128-148乐考)的“三通”与清乾隆时官修的《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六书，再加上1921年成书的刘锦藻编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共为“十通”。此外，唐朝以后出现了集历代政治、经济、艺术等之大成并进行分门别类叙述的会要体样式——北宋王溥的《唐会要》(乐类共16个条目，32—34卷)、清徐松及其后多人的《宋会要辑稿》(乐类42—44卷)等是其代表性的作品。会要体属典志断代史的体裁，在分类上比正史更为细致，史料也甚丰厚，使用上十分便利。在上述的史籍中《通典》(唐)、《文献通考》(元)、《唐会要》(五代)等与“二十五史”乐志构成了古代音乐史料的主体。其次，除上述的正史外，春秋战国以来还出现了各种关于音乐的论著。以内容来划分，思想、美学方面的有公孙尼子的《乐记》、荀子的《乐论》、吕不韦所辑的《吕氏春秋》(战国)、阮籍的《乐论》(三国)；乐律学方面有《管子·地员》、元万顷等奉武则天之命所作的《乐书要录》(唐)、蔡元定的《律吕新书》(宋)、朱载@①的《乐律全书》(明)、康熙、乾隆敕撰的《律吕正义》(清)等；在古琴方面有蔡邕的《琴操》(东汉)、朱长文的《琴史》、朱熹的《琴律说》(南宋)、朱权的《神奇秘谱》(明)等；另外从断代史来看，除正史外，随笔、笔记、诗词以及小说等都是记载当时历史现状中不可缺少的资料，如有关唐代音乐有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南卓《羯鼓录》、(清彭定求等)《全唐诗》，有关宋代音乐有沈括《梦溪笔谈》、陈@②《乐书》、郭茂倩《乐府诗集》等。有关宋代音乐的除上述文献外，还有王灼的《碧鸡漫志》、陈元靓的《事林广记》、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张源的《词源》等，也是研究唐宋时期音乐不能缺少的文献。另有元朝的戏曲曲艺专著、明代以后的大量乐谱等都是构成中国音乐史的重要资料。像这样全面系统的文献史料在印度、西亚伊斯兰教地区以及在欧洲都很少，尤其是像“二十五史”、“十通”这样详尽、系统的史料书籍，为中国惟有的史料资源。

亚洲的音乐史料及其历史研究状况

唐代以后，中国的学术、历史书籍得到了系统化的整合梳理，形式上出现了称之为“类书”的体例样式，相当于今之百科全书。这类书籍大致有《初学记》(唐)、《玉海》《太平御览》(宋)、《荆州稗编》《三才图会》(明)、《古今图书集成》(清)等。上述书籍不管是敕撰的还是非敕撰的，它们都是从大量的古籍中被梳理、罗列出来，分门别类地进行排列说明的书籍。因此，作为史料非常便于使用。但由于在各代的编辑过程中有讹传、误抄的可能，使用中应以批判的眼光去对待这些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