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特殊教育范文10篇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调查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教学设计法、理论与实践等方法，对特殊教育专业大学生体育课的时间分配和户外体育的教学效果进行了研究。以潍坊学院为例，探讨了特殊教育与户外体育的有机结合，为特殊户外体育活动的整合提供参考和实践依据。

关键词：特殊教育；户外体育；教育改革

为了规范户外体育运动与健康促进学校的有序发展，特殊教育专业的学生需要满足学生本身户外运动的热情，在学校体育课程中系统的接受特殊教育理论研究和技术指导，加深对户外体育运动的理解，建立正确的户外体育运动观点[1]。特殊教育的户外运动理论能促进学校体育课程的教学改革，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挖掘学生的潜能，为学生更好的适应以后的特殊教育教学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实现素质教育和培养目标，特殊教育专业大学生体育课程的改革和更新观念，已成为现实的迫切需要。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以特殊教育专业大学生特殊教育理论与户外体育运动实施为研究对象。1.2研究方法。1.2.1文献资料法。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利用CNKI数据库检索，搜索“户外体育”相关的数据，以“大学”和“特殊教育”为关键词，检索1990-2016共270个主要的参考文献和15篇文献综述，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户外体育运动新的思路与对策[2]。1.2.2实地考察法。为了进一步了解户外体育教育体系、结构和特殊教育一体化模式，完善对策，通过实地考察，与潍坊学院特殊教育主任、体育教师访谈，了解大学体育教育的新理念和思路，创新研究的借鉴和启示。1.2.3问卷调查法。抽取本校2013~2017级特殊教育专业1000名学生，进行实践教学，并通过教学监控和学生问卷调查进行研究。问卷山东省内12位专家对问卷内容进行效度检验，其中5位专家认为问卷效度非常合理，7位专家认为问卷效度合理。发放学生问卷1000份，回收997份，回收率99.7%，有效问卷992份，有效回收率99.2%。1.2.4数理统计法。利用SPSS19.0统计软件分析和处理收集到的相关资料，课堂记录和问卷数据。

2结果与分析

摘要：培养残疾人树立正确的思想政治意识尤为重要。本文从高等特殊教育残疾大学生辅导员思政队伍的现状与问题出发，就残疾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性、注重对残疾大学生人文关怀、加强残疾大学生人格的塑造与培养、把握住残疾学生意识形态总开关等问题探讨残疾大学生辅导员思政队伍的建设。

关键词：残健融合;高等特殊教育;辅导员;思政队伍

残健融合教育是根据残疾学生生理、心理特点和自身发展需要，将残疾人大学生与健全学生融合式教育和培养，共享人文环境与教育资源。帮助残疾学生掌握专业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提高其融入社会的能力。其对于残疾人的教育、康复、融入社会，平等共享社会主义建设成果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职业教育培训过程中，正确的思想政治意识培养尤为重要。辅导员是从事学生管理工作的先锋战士，是学生思政教育的中坚力量，是学生成长成才的领航人，其思想政治工作的艺术和水平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1残疾大学生辅导员思政队伍的现状与问题

1.1辅导员角色定位不明确，职业认同感相对较低。职业院校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指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是大学生的人生导师和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对于残健结合的班级而言，辅导员具有“舆论”的导向性，也就是说，辅导员的工作态度将间接影响到班级学生的行为反应。辅导员日常工作细致、琐碎而复杂，工作内容涉及学生日常学习、生活、就业等各方面，加之一些突发事件，经常会处于“身心俱疲”的状态中，没有集中的时间提升自身理论水平和深入地思考思政工作艺术、方法手段等，工作缺乏创新性。长此以往，年轻辅导员会进入工作“瓶颈”期，老教师则容易“倦怠”。1.2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专业化程度不高，工作方法不得当。大学生特别是残疾大学生正处在迅速走向成熟而又未完全成熟的阶段，学生不仅是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做人。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明确指出：辅导员应当具有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关学科的宽口径知识储备[1]。目前从辅导员的专业分布来讲，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出身的辅导员占的比例不高，思政工作开展理论功底不够厚，教育和管理基础相对薄弱，专业化程度不高。随之而来的就是在工作的方法和程序上缺乏理论支撑，更多的是在事件中摸索。1.3辅导员工作存在任务重与工作经验不足的矛盾，导致职业威信不高。在实际工作中，辅导员既要处理学生日常事务，又要抓学生的思想建设；既要参与教学考核、教研活动又要做好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既要满足学校对于学生教育管理的规定，又要协调家长与学校、学生的沟通和联系。许多辅导员较年轻、缺少历练，缺乏经验的积累和技巧的沉淀，加之职业学校学生的生源素质参差不齐，近年来频出的校园突发危机事件，导致许多高职院校专职辅导员持续处于高强度的工作和心理压力之下。如果不能及时调整情绪，会导致辅导员队伍中的人员辞职和跳槽。1.4对于信息化时代残疾人大学生思政的特点掌握的不够。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各种无障碍工具的出现，网络已经不能将残疾人“拒之门外”。信息化、自媒体、微时代，很多残疾大学生为独生子女，个性张扬、思想前卫甚至存在叛逆心理，对于呆板的说教“不屑一顾”。而在实际工作中，很多辅导员对于残疾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区别对待，在工作方法上往往千篇一律，健全学生和残疾学生不能区别对待，特殊问题和普遍问题不能鉴别处理，导致付出很大的时间和精力，但胡子眉毛一起抓，效果不是很明显。

2残疾大学生辅导员思政队伍的建设

摘要：课堂教学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高等教育的成与败，然而教师生动的讲解却换来部分学生低头不语。其主要原因是大学生较难适应从高中“他律”到大学“自律”的过程，缺乏主动学习的动力。《教育学基础》课程是特殊教育专业一年级的专业基础课，也是师范生考取教师资格证的必考科目。为了激发学生主动学习，从该门课程整体出发，构建“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即在理论性较强的部分，以教师为主导，进行课堂教学，形成学习共同体，共创共生；在实践性较强的部分，以学生为主体，激发学生主动探索的潜力，给予教学展示的机会，获取自我教学的快乐，体验自我主动学习的妙趣。

关键词：大学生；主动学习；教学模式

《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加强高校课堂教学建设提高教学质量的指导意见》强烈要求加强课堂教学质量提升，且《教育部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1］明确指出加强课堂教学管理和学习过程管理。不言而喻，课堂教学是高等教育的主阵地，课堂教学质量关乎大学生的素质高低。然而，当今大学课堂却是高校质量下降的重灾区，面对教师的生动讲解，积极回应、互动的学生却不多。归根究底，既有教师的教学问题，又有学生缺乏主动学习的内驱力问题。如何改善大学课堂教学质量，激发学生主动学习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一、大学生主动学习的紧迫重要性

伴随着“00”后登入大学的舞台，随处可见人手一部手机刷微博、刷朋友圈等，有的甚至在课堂上课也是随意回复信息。大学生为何如此作为呢？主要原因应是学生缺乏主动学习的内在动力。主动学习，是一种基于正确的学习观、明确的学业规划、强烈的责任意识和主体意识，主动发起学习行为，自主进行学习过程，自我评价学习结果的学习行为习惯。［2］大学生主体意识强烈，而自主学习意识较弱，较少养成自我鼓励的学习习惯，常常陷入迷茫状态。从高中“他律”到大学“自律”的学习状态，使得大学生普遍存在迷茫的现象，在大学的学习生活中往往迷失了前进方向，找不到学习的动力和努力的价值，从而导致自我学习主动性差。杨小玲认为，初入大学容易产生迷茫的因素有，较大的希望与现实落差，难以适应从高中“分数”优越感到大学“能力”取胜，人际关系恐慌。［3］因为种种外在和内在因素，大学生一时较难适应大学新生活，需要教师在课堂引导学生学会自我管理，养成主动学习的习惯。张千里认为，大学生缺失主动学习精神的现象具有普遍性，主要表现为学习盲目无序、依赖性强、懒散懈怠。［4］大学生从高中到大学的过渡阶段难免会迷茫，而在迷茫的这个过程中，学习就成为了他们的负担，精力主要集中在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学习反而成了副业。《教育学基础》课程是特殊教育专业一年级的专业基础课，在这门课上如何引导学生学会主动学习，就显得非常迫切重要了。

二、大学生主动学习的困境

摘要：特殊教育师资直接影响整个国家特殊教育的发展质量。文章通过对莱索托特殊教育发展的概述，明晰了特殊教育师资在特殊教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进而分析了莱索托特教师资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观念落后、特教师资数量缺乏、特教师资质量偏低、特教师资培训机制欠缺等，继而根据其困境针对性地提出了几点有待探讨的建议：以推动全纳教育打通观念障碍、以拓宽培养途径解决数量障碍、以深化课程改革破解质量障碍、以加强多方联动清除机制障碍。

关键词：莱索托；特殊教育师资；现状

莱索托，全称莱索托王国（TheKingdomofLesotho），原名巴苏陀兰（独立前），位于非洲南部，是一个面积为303044平方公里的小国，约有210万人口，主要以农业和畜牧业为经济支柱，多数人以农业为生，国家资源匮乏，经济基础薄弱，人民生活水平整体不高。因其经济发展滞后导致其教育投入极为不足，尤其在特殊教育领域的投入更是严重匮乏。在资源与条件极为有限的境况下，如何提升特殊教育发展水平成为莱索托政府尤其关心的重要事项。文章通过描述莱索托特殊教育发展历程，明晰特殊教育师资在特殊教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分析莱索托特教师资发展面临的困境，针对性地提出莱索托特教师资发展与完善的适用路径。

一、莱索托特殊教育发展概述

莱索托特殊教育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完全依赖于传教士设立的机构，而后逐渐由政府、教会和社区联合承担，由政府主要负责教师的工资薪水以及提供设备设施。由2006年教育大百科全书资料可知，[1]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莱索托特殊教育中心只接收生理和情感智力方面有缺陷的儿童，且中心几乎完全是由非政府组织资助，另外还有盲人资助中心和盲人寄宿学校，也有个别其他中心招收智力障碍和不同学习困难的儿童。为满足更多障碍类型的特殊教育需求群体，莱索托政府于1991年资助成立了特殊教育中心，其招生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视觉障碍、听觉障碍、身体残疾、智力障碍。在莱索托，最常见的障碍类型是视力障碍（部分失明），且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男性中最常见的障碍类型有听力障碍（重听），肢体障碍和精神疾病。据2012年莱索托教育部数据显示[2]，在校小学生总人数为381690名，其中19682名学生患有残疾；在校中学生总人数为127852名，其中7601名学生患有残疾。其中，小学阶段障碍类型排第一的是学习困难，中学阶段障碍类型最多的是视力障碍。据莱索托教育部网站显示，莱索托特殊教育计划的主要目的是提倡将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和残疾学生融入到普通教育系统中进行学习，以使其获得适用的生活技能和教育。普通教育系统接纳特殊教育对象主要有：身体感官障碍儿童、学习困难儿童、超常儿童、智力障碍及行为障碍儿童。尽管如此，教育培训部门意识到应该要鼓励和支持专门的特殊学校来满足有特殊需要的学生的需求，以满足其全面和谐发展的需要。政府部门还意识到特殊学生所需的特殊教育设备已经远远超过普通学校所能提供的，为解决这一困难，政府部门正在积极努力地增加和完善特殊教育设备、课程设置及其评估机制，同时，也在不断加强公众对特殊教育的接纳意识：特殊教育教师和养护人员是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且他们是特殊教育建设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莱索托特教师资发展面临的困境

11945年大韩民国成立以前的特殊教育

关于国外特殊教育的起源，国外特殊教育学界有些争议。有的学者认为1445年是国外特殊教育的元年，这年朝鲜政府选拔10名聪慧的盲人安置在书云馆里学习阴阳风水术另一个不同观点则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外特殊教育始于19世纪末，1894年美国传教士霍尔女士对盲少女金凤来进行个别教育训练，并于1898年创办第一所女盲校。霍尔女士还派老师到中国学习聋教育方法，1909年创办韩国第一所聋校。韩国特殊教育最初在美国传教士的努力下，学习参照欧美和中国先进的特殊教育方法。日殖民时期日本对韩国实施殖民化教育，特殊教育也不例外。1913年朝鲜总统府在济生院设置盲哑部，教育盲人和聋人。济生院是国外第一个公立特殊教育机构，日殖民时期即使有公立特殊教育机构，国外残疾人也极少受益。根据记载1916年盲哑部学生共有62人，其中国外学生只有8人，但济生院盲哑部的师生，为国外特殊教育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1935年李昌浩牧师在平壤设立光明盲哑学校，是国外创办的第一所特殊教育学校。日殖民时期国外特殊教育学校屈指可数，残疾人受教育机会也十分渺茫，特殊教育在艰难中求发展。

21949年颁布的《教育法》首次要求地方政府设立特殊教育学校

二战后的韩国百业待兴，李承晚政府要建立民主社会制度，1948年颁布宪法，1949年颁布《教育法》。《教育法》中提出特殊教育学校的教育对象、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水平，还规定各道要设立一个以上特殊教育学校。但50年代由于朝鲜战争，只在济州岛和釜山增设公立特殊教育学校，到了60年代韩国虽然政局稳定，但政府把经济发展作为国家第一大政策，教育的重点在初等教育和扫盲教育，特殊教育未成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关心的话题。虽然《宪法》和《教育法》都赋予身心障碍者教育权利，但没有具体的措施及促进政策，韩国公共特殊教育发展缓慢。而民间宗教人士热衷于特殊教育，陆续创办私立特殊教育学校。仅60年代新增设的私立特殊教育学校有14所，而新增的公立特殊教育学校只有2所。可以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私立特殊教育学校承担了韩国特殊教育的重担。

31977年颁布的《特殊教育振兴法》标志着韩国特殊教育进入国家化时代

20世纪70年代随着经济的复苏和国力的增强，韩国政府开始关注特殊教育。以1971年在大邱市的普通学校设置特殊班为契机，韩国政府逐渐扩大公共特殊教育。而1977年颁布的《特殊教育振兴法》则可视为韩国特殊教育从民间力量为主转变为国家政府职责为主的重要标志。在特殊教育学界的大力推动下国外政府1977年12月颁布《特殊教育振兴法》，1978年颁布其施行令和施行规则。之后多次修订，其中1994年的修订最为全面。

一、障碍的社会文化意涵

在高考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为避免“制造”更多所谓障碍的学生，为避免特殊教育高考沦为复制不平等的工具，障碍社会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反省“障碍”的历史建构和社会意涵，他们甚至更为尖锐地指出，传统生物医学观统领下的特殊教育、特殊需要本身就是一种障碍。从障碍的医学模式到社会模式，不仅使得我们认识到“障碍”是一个演变中的概念，而且不同的障碍理念取决于人类社会对障碍人士以及对人类自身生命过程的不同认识。

（一）从障碍的个人标签化到普通人群的障碍常态化

传统医学模式认为障碍者在病理和生理上是“不完全”的，因损失了主流社会非障碍人士拥有的所谓“普遍“”常态”功能，使得障碍状态成为不可改变的个人悲剧，有关障碍的议题处于社会议题的非主流状态。障碍社会学者则相反，他们认为障碍是一种必然的社会常态，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障碍者群体中的一份子，障碍是一种普通的经历。特殊教育之所以隐含着社会偏见和歧视，一是源于这种对障碍的非常态化认识，二是因为特殊教育的出发点发生了偏离，着重处理的是弥补身心障碍者的身心损伤，而不是发展他们的潜能和长处，不注重教导他们处理障碍造成的社会问题以及与他人互动，因此才导致特殊教育成为制造障碍的场所。

（二）从障碍的个人属性到障碍的社会文化建构性

障碍者个体层面的身体损伤、障碍事实是传统生物医学模式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人类对于残疾的研究以心理、医学为特点，关注残疾的病理学根源、行为特点以及矫正补偿的方法，其基本假定是：残疾由个体生理、心理缺陷所致”。此种障碍解释范式从18世纪末特殊教育诞生，直至20世纪中期一直占统治地位。20世纪末兴起的障碍社会模式更注重的是生理损伤后的社会性障碍，注重从社会层面来讨论障碍者需求的外部社会限制问题。如果单纯从医学生物损伤角度考虑特殊教育，其运作只能是名义上为社会行为上“不正常”的人提供教育机会，学生一旦进入特殊教育体系便注定被污名化，“也就是说，忽略了障碍的社会文化面的结果，使得特殊教育机制成为将障碍学生社会化成障碍者的机制”。这也是目前许多家长宁愿让自己的孩子在普通学校“混”，也拒绝接受特殊教育的根本原因。障碍的社会文化建构观则要求不仅对障碍者当前的功能水平和教育康复需求进行评估，还应为他们提供针对性的个别化支持服务，尽可能减少次级障碍的生成。由此可见，障碍者的教育不单纯是教育问题，更需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合作才能改善社会支持环境，提供解决障碍议题的根本策略。

摘要：目前，国家大力发展特殊教育，要求不断提升特殊教育专业人才质量。高职高专院校作为特殊教育专业人才职前培养基地，需要构建以实践为主体的人才培养模式。本文基于“全实践”理念，从人才培养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三个方面展开思考，结合市场需求对学生专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希望能够实现特殊教育人才培养的多元化。

关键词：“全实践”；特殊教育；培养模式

在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要办好特殊教育，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且高质量的教育。要办好特殊教育，首先要有高质量高水平的特殊教育教师，而培养高素质的特殊教育教师的担子必然落在职前培养基地，也就是高职高专院校上。因此，高校需要不断完善培养模式。随着社会的发展，特殊教育机构以及其他康复机构对特殊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在通识性知识的基础性上，更需要突显个性能力特色的培养。当前高校申办特殊教育专业的情况如火如荼，特殊教育师资培养事业蓬勃发展，但是很多高校只是根据综合型大学的培养模式培养人才，没有结合本学校、本地区的资源特色，这种整齐划一的培养模式难以满足多元化的市场需求。本文基于“全实践”理念，要求特殊教育专业培养方式要做到实践形式多元化、实践内容在课程中整合与渗透、实践平台空间延伸，实现课程资源的有效整合。尝试从人才培养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三个方面探究高职高专特殊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路径。

1人才培养目标

特殊教育的本质是学科教育和相关服务，学科教育需要有教育学的学科知识储备，相关服务需要有特殊的教育康复服务技能。因此，特殊教育专业培养的学生除了要具备基本的教育教学技能之外，还要有专门的教育康复技能，既要掌握特殊儿童集体教育教学常规技巧，又要能胜任任一类别特殊儿童的个别化教育康复训练。因此，高校的特殊教育专业应以满足特殊教育对人才的需求为依托，明确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在专业内涵上与“融合教育”“教康整合”趋势衔接。在教学条件上，高校应建设校内实训平台，强化教学的实践性、开放性和职业性，形成“教学研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实践育人。同时，高校要推进校企合作，实行订单式培养，校企共同制定和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将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并采用“请进来+走出去”方式，不断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专业技能水平，聘请校外专业学科带头人和一线教师作为督导老师，定期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开发实习实训课程，打造精品在线课程，建设教学资源库，充分整合校内外实践资源，结合自身特点和特殊教育专业的特殊性，使专业课程教学符合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培养要求，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探究能力，在课程内容上与模块式课程结构衔接，突出高职教育对实践能力和职业素质的培养。

2课程结构

摘要：众所周知，特殊学校的教育事业是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党和政府极为关注的问题。特殊教育学校的体育发展不仅利于学生们身体的恢复，而且利于学生们的健康成长，对于当前社会而言，特殊教育学校的体育发展也适应时代的需求；学校体育项目的大力发展也利于为我国的体育事业培养后备人才，进而提高我国的体育发展水平。本文运用文献法、资料收集法、数据统计法、对比法以及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我国目前的特殊学校体育教育现状进行了研究，发现了体育教育现状中的不足，并结合实际提出了作者的教学改革建议。希望本文可以给广大体育爱好者以及相关部门的体育教学改革等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特殊教育；体育；现状及发展

一、特殊教育学校相关概况概述

1、特殊教育的概念和实施特殊教育的意义

顾名思义，特殊教育是指经过特别制作和设计的，供残疾儿童学习或者获得知识的教材、课程或者教学方法。特殊教育是对特殊儿童的一种关照，特殊教育能够增强残疾儿童适应社会的能力，利于残疾儿童的健康成长。我国开设特殊教育学校是公平对待残疾儿童、保障残疾儿童各项权利的表现，也是一种对社会负责的表现。

2、特殊教育学校体育项目设立的目的和意义

近年来，随着残疾儿童数量的逐步增长，特殊教育事业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与重视，特殊教育人才的培养数量与层次在同步提升。诸多学者也开始聚焦特殊教育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建设，其中心理学类课程是一个主要议题。从目前来看，学者对心理学类课程的设置已经有了初步认识，但要使心理学类课程体系建设在高师院校特殊教育专业中成熟，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一、高师院校特殊教育本科专业开设心理学类课程的必要性

1．心理学类课程是高师院校特殊教育专业学生的必备知识内容。特殊教育是指通过使用特别设计的教材、教法、课程以及特别的教学组织形式，通过使用幻灯片、音像设备辅助教学，对有需要的特殊人群进行的旨在达到一般和特殊培养目标的教育。［1］近年来，特殊教育对象逐步扩大，接受特殊教育的对象从传统的听力障碍、视力障碍、智力障碍儿童逐步扩大到自闭症、脑瘫、情绪障碍、言语障碍、多重障碍等多种类型、多种障碍程度的特殊儿童。［2］对于生理有缺陷的儿童来说，生理缺陷易导致心理问题的出现，如自卑、自闭、焦虑、敌对等。王美玲等研究发现，聋哑学生普遍存在心理问题，主要集中在人前焦虑、孤独倾向等方面。［3］与此同时，生理正常但由其他各种因素导致心理问题的儿童也逐步增多。卫萍等研究发现，合肥市中小学生存在一定心理问题的总检出率为55%，农村学生比城市学生表现出明显的孤独、抑郁倾向及自我封闭等心理问题。［4］这要求特殊教育专业人员对特殊教育对象进行及时的心理疏导和教育。目前，高师院校特殊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从事特殊教育的专职教师，其教育对象正是这些心理上有特殊需求的个体。这要求高师院校特殊专业学生在职前系统地学习心理学知识，掌握特殊儿童的心理特点和规律，从而为其从事特殊教育奠定知识基础。2．心理学类课程是维护特殊教育教师心理健康的重要保障。特殊教育教师是推动我国特殊教育的坚实保障和关键。在融合教育背景下，特殊教育教师不仅要具备特殊教育的专业知识、所教学科的本体性知识以及随机应变的实践性知识，还要具备较普通教师更专业的抗压能力和心理维护能力。由于教育对象的特殊性，特殊教育教师在完成基本教学任务的基础上还要随时处理各种突发性事件，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学生，同时还要承受来自特殊儿童家长的各种压力，其工作负荷及心理压力超过普通教师。王玲凤研究了特殊教育教师职业压力的状况，其中中等程度以上压力的特殊教育教师达到61．3%，重度以上压力的特殊教育教师达到5．6%。［5］而由此引发的特殊教育教师心理健康问题更是不容乐观。徐美贞研究表明，特殊教育教师心理健康问题较为明显，25．6%的特殊教育教师具有轻度及其以上心理问题［6］;周玉衡、刘晓燕研究发现，山东省特殊教育教师心理健康总体水平较低，385名特殊教育教师中，发生心理问题的比率为50．13%，其中中重度心理问题的发生率为18．7%。［7］因此，提升和维护特殊教育教师的心理健康迫在眉睫。除了国家采取一定应对策略外，更需要特殊教育教师提升自身的心理维护能力，具备相应的心理维护知识。心理学类课程是这些知识和能力的基础，是维护特殊教育教师自身心理健康的重要保障。

二、特殊教育本科专业心理学类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

特殊教育专业在我国发展时间较短、起点较低，在人才培养方案、专业课程设置等方面处于摸索阶段，问题丛生。比如:课程体系建设过于偏重教育学科本身，心理学类课程比较薄弱。心理学类课程作为特殊教育本科专业课程，除了存在上述共识性问题以外，还有以下一些不足。1．心理学类课程体系不系统、不合理。从特殊教育对象来说，高师院校培养的专职教师应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系统学习心理学课程知识是非常必要的。但在当前高师院校特殊教育专业开设的心理学课程往往只有“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等基础课程，而对其他特殊教育专业生应具备的课程知识并未涉及。有学者研究了四所高校的特殊教育专业课程体系设置，发现这些高校心理学系列课程以“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为主［8］;有些院校开设智障儿童心理与教育，如华东师范大学开设的心理学特殊教育方向缺乏认知心理学基础。与此同时，心理学类课程的开设缺乏合理性。在某高校特殊教育专业的培养方案中，“普通心理学”“异常儿童心理学”“儿童发展心理学”同时在第三学期开设，而“教育心理学”在第二学期开设。“普通心理学”是所有心理学学科中最基础的学科，也是心理学类课程入门级专业课程。因此，“普通心理学”开设在“教育心理学”之后，并与“儿童发展心理学”同时开设是不合乎学生专业知识发展规律的。2．忽视特殊教育专业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特殊性。当前高师院校大都开设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旨在提高大学生整体心理素质，增强其自我心理教育能力，预防和减少心理疾病，从而增强他们的社会适应性。［9］但对于高师院校特殊专业的学生而言，毕业后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所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特殊性。高师院校特殊教育专业的学生不但要增强自身的心理教育能力，更要学会在未来作为特殊教育专职教师进行自我维护和自我发展。目前高师院校设置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普遍以心理健康教育知识作为主要内容，未充分考虑特殊教育专业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特殊性。3．心理学类课程内容陈旧单一。当前高师院校特殊教育专业开设的心理学类课程，知识陈旧、更新速度缓慢，没有根据学科的发展以及时代的进步作出相应调整。虽然近年来特殊教育课程设置的新理论不断涌现，尤其一线教师在课程设计过程中的教学经验逐渐丰富起来，但高校在课程内容选材上仍局限于10多年甚至20多年前的老教材，没有进行及时调整和补充，对前沿性知识更是没有涉及，致使学生在毕业后不知如何应对新出现的问题。4．忽视心理学类课程实践内容。在师范院校的特殊教育课程体系中，见习和实习都是在大四进行，理论与实践相对脱节。已开设的心理学类课程也大多注重理论知识的掌握，且仅限于书本知识，机械式记忆成为主要的学习形式，忽视了学生的实操能力和创造能力。加之特殊教育专业学生见习和实习时间受限，导致很多学生虽然掌握了理论知识，却缺乏灵活运用以及解决突发问题和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特殊教育本科专业心理学类课程体系建设

一、我国特殊教育法律法规研究概述

通过对建国以来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研究文献的分析，笔者认为我国相关研究的主题集中于：对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的相关研究，对中外特殊教育立法的比较研究。在笔者统计的21篇文献中，9篇文献对中外特殊教育立法进行比较研究；对我国特殊教育立法进行相关研究的文献最多，共11篇文献。此外，有1篇关于特殊教育立法必要性与可行性的研究。

（一）对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相关研究

通过文献分析法和调查法，对我国特殊教育立法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2003年以来的研究文献中，10篇是大陆地区特殊教育立法的研究，1篇是台湾地区特殊教育立法的研究。2013年北京师范大学赵德成发表《台湾地区特殊教育法律的特点及启示》一文，该文介绍了台湾地区以《特殊教育法》为核心的特殊教育法律体系形成的历程，并分析了其法律的六大主要特点。[2]侯晓燕、张岩宇（2007）、郝晓岑（2003）、陈久奎、阮李全（2006）、徐巧仙（2004）对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的历程进行了研究。其中侯晓燕、张岩宇（2007）对特殊教育立法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将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3]郝晓岑（2003）总结了我国教育体系的结构特征并分析了目前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的层次。[4]陈久奎、阮李全（2006）以人文关怀的视角，在考察特殊教育立法的历史进程、分析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现状的基础上，阐释了特殊教育立法的法理基础，并提出和阐明了特殊教育立法理念、基本原则、基本制度，促使特殊教育事业进入法治的轨道。[5]徐巧仙（2004）在介绍新时期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的概况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我国新时期特殊教育立法的特征与功能。[6]徐巧仙（2004）、包万平、李金波、郭炜煜（2009）于靖（2010）、庞文（2011）、汪放（2006）分析了我国特殊教育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包万平、李金波、郭炜煜（2009）指出我国特殊教育立法存在行政领导不到位、政策难贯彻；传统教育体制与特殊教育规律存在着冲突；特殊教育法制环境不完善；课程和教学方法难以满足特殊教育的需求等缺陷。[7]于靖（2010）指出中国特殊教育立法存在立法层次低、体系不完善、法律用语不规范、缺乏操作性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特殊教育法律体系的完善提出相关建议。[8]庞文（2011）对我国学术界关于特殊教育立法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概述了现有特殊教育立法存在的体系不完善、立法滞后、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9]汪放（2006）在借鉴外国特殊教育发展及其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探讨了教育公平与我国特殊教育立法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我国特殊教育的立法如何保障特殊需要人群受教育权的平等实现问题。[10]此外，刘贤伟（2007）认为“全纳教育”是有影响的国际共识之一。意大利、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是世界上较早实施全纳教育政策的国家，拥有成熟和完善的“全纳教育”体系。将这些国家的“全纳教育政策”与中国的特殊教育政策进行对比，可以找出中国特殊教育政策的不足。国际与国内的教育发展形势需要中国在“全纳教育”基本理念的指导下完善特殊教育政策和特殊教育立法。[11]

（二）对中外特殊教育立法的比较研究

一部分学者运用比较研究法，将国内与国外特殊教育立法的历程、现状及相关条例等方面进行比较，总结国外特殊教育立法的经验。刘坤（2009）、钟玲(2007)、侯俊（2009）对美国特殊教育立法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并分析了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刘坤（2009）总结了美国特殊教育立法的两大特点：即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及时改进特殊教育立法；特殊教育立法与评估标准想结合。[12]钟玲(2007)在分析美国《障碍者教育法》的起因、基本原则以及该法案的演变与成效的基础上，与我国特殊教育法律法规建设作一比较。[13]侯俊（2009）总结美国特殊教育立法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及特点，同时，注意对其先进的特殊教育立法理念的分析。[14]李继刚（2009）认为特殊教育判例法在美国特殊教育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保障特殊学生的合法权益，及解释、说明、修正特殊教育制定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5]韦小满（2005）通过回顾美国30年来特殊教育立法中有关评估的法律法规的发展历史，发现任何法律法规的建立都必须经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一般原则到具体实施办法，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16]此外，还有刘颂、王辉（2000）发表的《特殊儿童家长参与的权利———英美两国有关特殊教育立法的述评》一文，该文详细介绍了并对比了英美两国特殊儿童家长的法定权利。[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