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风险论文范文10篇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从证券市场参与主体的角度看道德风险；道德风险难以避免的原因分析；加强创业板制度建设的对策建议等进行讲述，包括了企业管理层有可能利用信息优势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证券中介机构是为证券分析与上市提供保荐、审计、资产评估等服务的专门机构、从委托关系的角度看创业板的道德风险、从组织行为学角度看创业板的道德风险等，具体资料请见：

论文关键词：道德风险创业板制度建设

论文摘要：创业板能为创业企业提供融资平台，对于创业企业的发展和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创业板上市门槛较低，企业规模小，出现道德风险的可能性较高。为了促进创业板健康发展，必须通过强化信息披露、创新保荐制度等制度建设来防范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

创业板的推出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性突破，它不仅为一些创新创业企业打开了进入资本市场的通道，而且推动了风险投资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但由于创业板上市门槛较低、公司规模偏小等原因。蕴含较大的风险。而深入研究其中的道德风险，对确保创业板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从证券市场参与主体的角度看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是英文“MoralHazard”的直译。经济学上的道德风险有特定的含义，最早提出“道德风险”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阿罗(Arow)，他在1971年的(EssaysintheTheoryofRisk—bearing)-书提出了“MoralHazard”这个概念。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道德风险是在合约条件下，人凭借拥有私人信息的优势，可能采取隐蔽信息、隐蔽行为的方式，以有利于自己，有损于委托人的经济现象。创业板道德风险涉及上市公司、中介机构、投资者和监管层这四大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

一、投资人风险资本家的道德风险

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通过谈判选定一家风险企业后，除了要向风险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外，还要付出相当的时间和精力供管理支持。由于风险资本家的收益直接与所筹集的风险基金规模以及所投资的风险企业的增值能力有关，所以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风险资本家除了要向现有的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以实现所投资的风险企业最大程度增值外，还要尽量地扩大风险投资基金规模来增加能够投资的风险企业的数量。在风险资本家的精力和时间数量一定的情况下，需要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平衡以实现收益最大化。风险资本家在向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时，我们假设：第一，风险资本家给单个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时间间隔为c；第二，两次管理支持之间风险企业实现的单期最大价值增值为g>0；第三，两次管理支持之间风险企业产生的单期最小投资损失为b>0；第四，两次管理支持之间风险企业的单期利润以的速度递减。这样，如果用ri=γg-b表示风险企业某一阶段i的单期非贴现利润，。那么，就可以表示提供管理支持时间间隔为c的单期非贴现总利润。我们将风险资本家的时间和精力分解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可以用来给现有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从而保证现有风险企业能够以p＜0o(0

0<1)新风险企业。现有的风险企业每隔时间c被风险资本家评估一次并受到t轮管理支持，从而在tc时间内通过上市产生了一个市场价值(β代表每期贴现率，0<β<1)，那么风险资本家能够通过现有风险企业获得的市场价值就为(α代表风险资本家在风险企业中所占的股份比例)。由于风险资本家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度的，所以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只能在向现有的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和评估新型的风险企业两者之间进行分配。这样风险资本家做其中任何一件事都会存在机会成本，即风险资本家对现有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机会成本，就是风险资本家通过评估新的风险企业所带来的收益。反之，风险资本家评估新的风险企业的机会成本就是现有的风险企业因缺乏管理支持而减少的市场价值，即现有风险企业成功上市后的市场价值部分。

假设新风险企业从风险资本注资到顺利上市增值共要接受风险资本家s次管理支持，用ps-1表示经过s-1次管理支持后的存活概率、(t)表示风险资本家新接受一家风险企业经过管理支持后的市场价值贴现增加值(α''''代表风险资本家占有的新风险企业股份比例)，即风险资本家给现有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机会成本的净值。如果在对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时考虑机会成本，那么，风险资本家在一家风险企业投资并提供管理支持所能得到的净值αwc(t)就是：

假设为了实现风险企业的价值最大化，风险资本家必然会对投资收益与潜在的成本和监控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以决定对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和提供资本的频率。当风险资本家认为与风险企业家的利益可能发生冲突时，投资的存续期就会下降，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就会加大；再者风险企业资产的性质也对预期的成本和分阶段风险资本投资的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一般来说，有形资产越多，风险资本家能够通过清算形式获得的投资补偿也越多，这将降低进行严密监控的必要性，增加投资的存续期限。现假设风险资本家能够提供的最优管理支持次数为tv。由于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机会成本不能得到有效补偿，如果考虑这种机会成本的话，那么风险资本家的实际报酬就会小于名义报酬。因此，风险资本家向风险企业提供的管理支持数量总是少于风险企业家所要求的数量，所以，风险企业家所需要的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时间周期ce总是短于风险资本家实际提供管理支持的时间周期cv。除此而外，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次数还可能随着获得新的投资机会能力的增加，及其风险资本家在风险企业中所占股份份额的减少而减少、随着风险企业盈利下降速度的加快而增加、随着风险企业单期利润的增加而下降。但不管出现何种情况，风险资本家提供的管理支持次数都是不足的，并且总是少于最优次数。这里我们对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所要求的管理支持次数进行比较分析。风险资本家所需要提供的管理支持最优次数tv就是能够满足在时间周期cv既定的情况下实现αWcv(t)值最大化；风险企业家所需要管理支持次数就是能够满足在ce既定的情况下实现值最大化。由于风险资本家在提供管理支持时存在着机会成本，并且风险企业家在计算利润并没有考虑机会成本，所以，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存在着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的管理支持次数非最优的状态，并且这种状态还会随着新加入的风险企业中风险资本家的股份份额增加和优惠措施的提高而日益加重。

二、问题的提出

一、问题的提出

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新兴的投资与融资方式，其主要目的不是取得风险企业的经营权和控制权，而是期望经过一段时间的有效运行，以实现增值并通过股份转让来获取高额的资本回报，是一种高风险与高回报并存的投资。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导致了一系列道德问题的出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对风险投资主体各方利益产生了不良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道德风险问题，减少风险投资主体各方的利益损害，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探讨。萨尔曼(Sahlman,1990)指出，可转换证券可以有效地解决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之间的激励问题，从而减少道德风险问题的产生；Bigus从风险企业家的角度出发，分析解决风险企业家道德风险问题的多阶段融资契约，研究结果显示这样可能会促使投资方产生道德风险；Bergemann和Hege构造了风险投资中的动态道德模型来研究风险投资问题，指出最优的投资契约应该是债券与股票的混合体；Cornell&Yosha针对风险投资阶段性融资进行研究时，认为风险企业家为获得下一阶段的进一步融资，有动力操纵短期项目信号，这显然对项目的长期发展不利，建议使用可转换债券减少这种信号操纵现象；马克斯(Max，1998)认为将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结合或通过一个可转换优先股能使风险资本家实行有效的干预：即在企业经营不善时实施对控制权(如清算权)进行干预，而当企业发展顺利时，放弃干涉则更为有利；Aghion和Bohon首先将不完全合同理论用于创业融资领域，认为存在利益冲突时(EN不仅关心企业增值带来的货币收益而且还关心私人的非货币收益)可通过控制权的有效分配来加以解决。

从以上文献分析可以发现，现有研究成果都是侧重于研究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如何控制风险企业家的道德风险问题，而对风险资本家道德风险问题研究的情况较少。事实上，风险资本家作为投资人不仅为风险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而且为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并且这种管理支持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风险企业的生存发展。但这种包括风险资本家对风险企业进行监控与注资的管理支持都是有成本的。这些成本包括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制作报告的机会成本、订约成本、花费的时间成本，风险企业家的资源成本以及签订协议时律师费和相关成本。这些成本数额有时可能相当大，并且在风险投资合约中是得不到补偿的。为了节约这些成本，增加收益，风险资本家在风险投资过程中反而会比风险企业家更有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这样就形成了风险资本家道德风险问题；另一方面，风险资本家作为风险投资基金的受资方和管理方，其投资基金的主要来源于民间资金，其与投资人之间的关系是普通合伙人(GP)与有限合伙人(LP)的关系，作为GP的风险资本家作为LP的人，虽然其收益与风险投资基金的收益直接相关，但当其努力程度的机会成本超过其收益时，也可能导致风险资本家放弃努力，选择偷懒行为，从而产生道德风险问题。所以，在信息不对称以及环境不确定和行为不可验证的情况下，负有双重身份的风险资本家极有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形成道德风险问题。

二、投资人风险资本家的道德风险

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通过谈判选定一家风险企业后，除了要向风险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外，还要付出相当的时间和精力供管理支持。由于风险资本家的收益直接与所筹集的风险基金规模以及所投资的风险企业的增值能力有关，所以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风险资本家除了要向现有的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以实现所投资的风险企业最大程度增值外，还要尽量地扩大风险投资基金规模来增加能够投资的风险企业的数量。在风险资本家的精力和时间数量一定的情况下，需要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平衡以实现收益最大化。风险资本家在向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时，我们假设：第一，风险资本家给单个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时间间隔为c；第二，两次管理支持之间风险企业实现的单期最大价值增值为g>0；第三，两次管理支持之间风险企业产生的单期最小投资损失为b>0；第四，两次管理支持之间风险企业的单期利润以的速度递减。这样，如果用ri=γg-b表示风险企业某一阶段i的单期非贴现利润，。那么，就可以表示提供管理支持时间间隔为c的单期非贴现总利润。我们将风险资本家的时间和精力分解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可以用来给现有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从而保证现有风险企业能够以p＜0o(0

0<1)新风险企业。现有的风险企业每隔时间c被风险资本家评估一次并受到t轮管理支持，从而在tc时间内通过上市产生了一个市场价值(β代表每期贴现率，0<β<1)，那么风险资本家能够通过现有风险企业获得的市场价值就为(α代表风险资本家在风险企业中所占的股份比例)。由于风险资本家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度的，所以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只能在向现有的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和评估新型的风险企业两者之间进行分配。这样风险资本家做其中任何一件事都会存在机会成本，即风险资本家对现有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机会成本，就是风险资本家通过评估新的风险企业所带来的收益。反之，风险资本家评估新的风险企业的机会成本就是现有的风险企业因缺乏管理支持而减少的市场价值，即现有风险企业成功上市后的市场价值部分。

摘要：目前，道德风险已经成为阻碍我国医疗保险发展的罪魁祸首。本文从医疗服务机构、投保人两个角度分析了存在于我国商业医疗保险领域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并相应提出了防范道德风险的几点粗浅建议。

关键词：商业医疗保险；道德风险；防范

一、商业医疗保险的特殊性

相对于一般的保险产品而言，商业医疗保险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表现为保险服务过程涉及到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医疗机构三方。投保人（被保险人）通过向保险人缴纳保险费而获得医疗机构提供的服务，保险人通过向投保人收取保险费对医疗机构进行补偿，医疗机构则通过向被保险人提供医疗服务而获得保险人的补偿。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医疗机构处于同一个医疗服务和保险运行系统当中。一方面，保险人、医疗机构均以保障被保险人（病人）的医疗需求为社会目标；另一方面，又要维持各自的生存与发展，以利润（或价值）最大化为内在的经济目标，产生相互利益制约。商业医疗保险独特的市场关系，使得保险人除与被保险人关系紧密外，与医疗机构的关系也非常紧密。

在保险公司没有介入之前，医患矛盾可谓由来已久。在医疗机构和医生的收入与其所提供的医疗服务数量相联系的情况下，由于利益的驱动，医生给患者开大处方、小病大医的情况司空见惯。一方面，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医生和病人在医疗过程中处于不同的信息层面上。病人对医疗诊断和治疗，与医生相比显然知之甚少，而医疗是人命关天的大事，病人不可能冒生命危险对医生的诊断治疗方案提出质疑。从表面上看病人可以自由选择医生、医院以及医疗处理方案。而事实上，病人在就诊时往往只能任医生摆布。另一方面，医生既是患者的顾问又是医疗服务提供者，这种双重角色是一个矛盾。医生不可能完全从患者利益出发提供治疗方案，医生在决定提供哪种治疗方案上存在经济利益。当病人缺乏医疗知识时，医生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很可能利用其特殊身份，创造医疗服务的额外需求。

医疗保险的介入，改变了医疗服务供需双方的关系，切断了医患双方直接的经济联系，大大化解了两者之间的矛盾。患者不太在乎医疗费用的多少，医院也没有了财路变窄的危机，患者和医院都皆大欢喜。可事实上矛盾并没有消失，而是将大部分转移到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的介入使得医疗服务双方的直接经济关系消失或退居次要地位，而保险人和医疗机构、被保险人的经济关系上升到了主导地位。此时保险公司作为医疗卫生领域的外行，作为支付医疗服务费用的第三方，不仅要控制医疗机构的过度服务行为，而且还要面对众多的被保险人在投保之后滥用医疗服务的现实，以及医患双方合谋骗取保险赔偿的可能。所以，保险公司介入医疗保险领域，表面上是解决了医患双方的矛盾，而事实上只是把原来的双方交易关系演变成了保险公司－被保险人－医疗机构的三方关系，这只是矛盾存在的另一种形式而已。

按金融伦理学理论，所有金融活动的行为和方式必须符合一定的伦理规则。一般而言，这种行为方式反对自私自利，反对为了自我利益而牺牲他人利益、集体利益或国家利益；强调在公开、公平、公正、仁义及道德的市场环境中战胜对手；不赞成金融市场的短期行为和过度投机，重视理性投资及社会责任投资；倡导财富的获得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渠道，而不应不择手段；财富的使用和管理也应在力求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达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只注重前者而忽视甚至摒弃后者。这伦理规则在金融市场中的具体表现则为金融交易的公平性、诚实守信和遵守道德规范，一旦被践踏，金融市场就会成为一个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场所，其后果是少数人因之谋取了暴利，但社会福利却大量损失。金融伦理对于股票市场而言，则尤其重要。中国股市的基石到底是什么?以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由《证券知识读本》率先提出的：“上市公司质量是证券市场的基石。”我们认为，这一论断虽然从微观架构上指出了市场得以稳定的一个基础，较之于其他各隔靴瘙痒式的表象描述无疑是一大步，但它没有抓准基石本身，上市公司质量充其量只是股票“大厦”得以构建的“砖瓦”，股市参与各方的诚信等基本伦理准则是否切实履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石之所在。所以，从本源上看，中国股市问题是个伦理问题。但迄今为止，中国股市中的伦理问题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本文从构成股票市场的三要素即股票发行者、投资者、交易中介机构的败德行为来剖析中国股市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股市上的败德行为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引发这两个问题的直接原因在于股市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

逆向选择是股票交易进行之前发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具体表现为股票发行方为引诱投资方购买其股票而采取的欺骗行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普通股票的潜在购买者难以识别有较高预期收益且低风险的优良公司和有较低预期收益且高风险的不良公司。在此情况下，股票购买者只愿意支付发行股票的公司平均质量的价格——这个价格介于不良公司股票的价值与优良公司股票的价值之间。但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若是优良公司，它们知道其所发行的股票的价格被低估，因而不愿意按投资者的出价卖出股票。愿意向投资者出售股票的只有不良公司，因为其发行价高于股票本身的价值。如果投资者是理性的，他们就会尽量减少持有或不持有不良公司的股票。发行者和投资者的双重理性导致的结果是：很少有公司能通过发行股票来筹措资金，股票市场就难以正常运行。倘若信息是完全的，逆向选择问题就不会产生。

也就是说，如果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了解与上市公司经理一样充分，他们就能识别优良公司和不良公司，愿意为优良公司股票支付足额的价值，优良上市公司也愿意在市场上推销其股票。这样，股市就会把资金配置到业绩优良的公司，这是股市的一个最基本的功能。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了解远远不如融资者，融资者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采取诸如捏造应收账款、忽略坏账、放大主营业务、财务包装、内线交易、指令匹配等手段夸大业绩，粉饰危机，欺骗投资者，逆向选择问题因之产生。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如红光产业是成都的一家电子产品制造商，通过与会计师、律师、地方监督官员合谋炮制虚假账目上市，在股市上筹措了4亿元巨资，但该公司连续两年篡改财务报告，把16800万元实际亏损篡改为盈利7074万元，后证监会暴露了该公司的造假行为，该公司股票直泻，致使8000多名中小投资者囚受欺骗而赔钱。

道德风险是股票交易进行之后发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表现为股票的发行者通过掩盖信息来侵犯股票购买者权益的一切败德行为。股市道德风险可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庄家与上市公司联手推动股价上涨，通过“博傻机制”的放大效应欺骗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以“中科创业”为例：吕梁收购康达尔之前，觉察了康达尔虚假财务报表的黑洞，知道它远非该业董事长所描述的业绩良好，但吕梁还是以7亿元巨资收购了康达尔，注册成“中科创业”，吕梁为什么这么“愚蠢”?其实吕梁压根就没有想过要重组康达尔，利用二级市场上康达尔已经相当集，的流通筹码来炒作圈钱是其真正目的。其二，大股东利用直接借贷、担保贷款、挪用子公司资金等伎俩吞噬小股东权益。以广东科龙为例：该公司是一家H股公司，曾被《福尔斯》杂志评选为世界300家最佳中小企业。广东科龙公司2001年5月和6月为其母公司容生集团提供了总计2．3亿元的担保贷款，不久，容生集团还以广东科龙公司为担保人向中闫农业银行贷款2．1亿元，更有甚者，容生集团还要求广东科龙公司为其支付根本不存在的广告费用。截至2001年l2月，容生集团共欠广东科龙公司约13亿元，广东科龙公词股票，交易因之于2001年底被暂停。

加强信息披露是解决股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直接办法。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是设立私人信息公司，专门搜集有关卜市公司财务状况的信息，然后卖给证券投资者。在美国，诸如标准普尔公司、穆迪公司和价值线个公司就专门从事此类工作，它们将各种公司的资产负债以及投资活动的信息搜集起来，出版这些数据，并卖给投资者。不过，由于存在搭便车的问题，私人生产和销售信息的系统只能部分解决证券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搭便车问题使得私人市场不能够生产出足够的信息以消除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情况下，政府干预就必不可少。发达国家的第二个解决办法就是政府对股票市场实施管理，强制市公司披露真实信息，使投资者得以识别上市公司优劣概括起来，发达国家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办法就是把民间力量和政府力量结合起来，各尽所长。发达国家的这条经验，中国完全可以借鉴，在加强证监会监管力度的同时应该鼓励私人信息公司的发展，为投资者提供准确的上市公司信息。不过，中同股市的自身特征决定发达罔家的经验只能部分解决中周股市上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中罔股市有两个不同于发达国家股市的特点：其一，它不足白而上产生的，而是自上而下建立的，或者说，它是政府生出来的；其二，由于市公司主要是经过改造的罔有企业，政府既是股票的主要供给者又是监管者，因此，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两个特点直接导致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因为政府把股票市场定位为国有企业改制脱贫的工具，使得一些次级国企也取得了发行股票的资格，上市公司良莠不齐，股票市场成为国有企业圈钱的场所。如果政府对上市公亡d实施严格的监管，或许可以减轻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严重性，但政府本身就是股票的主要供给者，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身份使政府下不了决心对自己实行严厉的监管。本来证监会的主要作用是保护投资苦免受上市公司经理的欺骗，但在实际T作中，证监会本该承担的责任被完全异化。所以，解决中国股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政府必须从股市淡出，彻底改变目前的政策市局面。

只靠强化信息披露和改变政策市局面等经济手段并不能彻底解决中国股市的伦理问题，重构中国股市道德体系才是治本之策。根据证券市场的行业特征，结合《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基本要求．我们认为，可以从四方面人手来重构中国股市道德体系。其一，构建善恶分明、是非分明和美丑分明的股票市场道德标准，部分个人和机构就有可能在高收益的诱惑下跨越道德界限甚至法律界限去追逐暴利，就会损害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就会扰乱股市正常的运行秩序，而这正是中国股市道德危机的集中体现。重构股票市场道德标准首先要厘定的是多高的收益水平才是正常的，才是健康的，才是道德的；其次要厘定的是获得收益的手段和途径是否符合公原则，是否符号正义精神，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甚至损人利己的行为决不符合新时期股市的道德标准；最后要厘定的是从股市获取的收益的使用是否有利于社会价值的再创造。简言之，重构之后的中国股市的道德标准包括四点：依靠知识和智慧获取公平利润、依靠正直和诚信获取阳光利润、依靠拼搏和创新获取功德利润、依靠人人为我和我为人人获取良心利润。其二，构建既吸取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精华，又发映时代特征、时代精神和世界潮流的股票市场价值取向。中国股票市场不仅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共性，更具有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道德体制的个性。发展中国股票市场，在遵循市场经济的物质利益的原则的同时，还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人生观和道德观，必须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同时不断增强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知难而进的时代精神。其j，构建正义和良知受到全社会尊敬和褒扬，邪恶和无耻受到全社会谴责和鞭挞的股市道德环境。良好的道德环境是弘扬正气铲除邪恶，重构股市正确价值取向和建立理性投资理念的外部充要条件。媒体要大肆报道股市上的败德行为、舆论宣传要坚持正确的导向，为构建良好的股市道德环境作出贡献。其四，以正直诚信、勤勉尽责、廉洁保密、自律守法为核心内容，重构证券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次级抵押贷款的衍生化；次级抵押贷款衍生化过程中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金融衍生化过程中道德风险与金融危机等进行讲述，包括了次贷危机爆发的最直接原因是美元利率的走高刺破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发展、美国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和进一步衍生化、次级贷款的证券化反过来加剧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贷款机构的道德风险行为、投资银行的道德风险行为等。具体资料请见：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衰退仍在蔓延之中，至今仍深禾见底，从表面上看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引发了次贷危机的爆友，但从本质上分析，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衍生化和虚拟化过程中各参与主体的道德风险行为才是引发危机的真正根源、正是不断虚拟化所引发的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加剧为各环节的金融中介提供了道德风险行为的空间；而金融中介道德风险行为的加剧和叠加则增加了金融市场的脆弱性，提高了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最终导致危机的全面爆发。

关键词：次贷危机；虚拟化；道德风险

美国次贷危机自2007年5月爆发以来已经给世界各国的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全球经济更是陷入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更令人担忧的是这场金融海啸的“破坏力”至今还未完全释放，全球经济衰退也远未见底。此外，美国应对金融海啸和防止经济衰退所采取的降息和弱势美元政策也给全球经济带来诸多消极影响和不确定性因素，甚至可能再次埋下未来危机的种子。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不同，中国不但难以在这场危机中独善其身，而是遭受着巨大的损失和多方的压力。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外学界和业界都在积极评估危机可能的影响和分析引发危机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引发了次贷危机，但从本质上分析，金融衍生化各环节中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行为才是引发危机的真正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讲，金融市场是一个信息的市场，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的常态。而信息不对称容易引发各层级市场参与者的道德风险行为——可以是某些金融从业人员的道德风险行为，也可以是某些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行为，甚至可以是整个金融部门的道德风险行为。早在1998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Krugman就指出正是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并提出了解释金融危机的第三代模型，分析了道德风险对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一直以来，学术界关于金融市场道德风险问题的研究还只能算是零星而稀少，缺乏足够的关注。而次贷危机的爆发，可以理解为金融部门道德风险行为累积的又一次爆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源于金融中介道德风险行为的危机却是发生在号称金融体系最完善，金融市场最成熟，金融监管最严密，金融创新最活跃的美国。由次贷危机的爆发和恶化，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了：随着金融创新的日新月异，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在提高风险管理效率的同时也为市场增添了不少难以评估和预测的风险，这使得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和风险管理并不是越来越清晰可控，而是变得越来越复杂而难以把握。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过度衍生化和虚拟化使得各个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实际上是加剧了，在监管水平没能跟上创新步伐的情况下，这又容易诱发市场参与主体的道德风险行为，引发金融危机。由此本文认为，正是过度的金融虚拟化和滞后的金融监管诱发了各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问题，进而引发危机的爆发。

一、次级抵押贷款的衍生化

从表面上看，次贷危机爆发的最直接原因是美元利率的走高刺破了美国房地产泡沫。我们知道：2001年以来，在美联储低利率政策下，美国的房地产价格在国内和国际的流动性泛滥中不断走高，日益泡沫化。房地产泡沫的滋生和膨胀使得美国房地产市场空前繁荣，也使得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

内容提要：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道德风险使医疗费用快速不合理地增长，过度消耗有限资源，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浪费。本文对我国医疗保险及其表现，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体制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分析了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约束机制和防范措施，对当前医疗保险进行制度上的改革与完善方面提出一点建议。关键词：医疗保险；道德风险；风险防范一、引言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点，即具有社会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自身实践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现代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使它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起着“减震器”和“安全网”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也显得越来越重要。社会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社会稳定担负着巨大作用，因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非常重视医疗保险，政府以各种形式来组建、完善和提供社会医疗保险。在理想的情况下，医疗保险的提供不应改变被保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和医疗费用的变化，也就是说，保险当事人的行为不应该影响保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及增加医疗费用的支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一条件是很难满足的。在医疗保险中，医疗费用并不是完全由个体所患疾病来决定的，它还受个体对医生的选择、就医习惯和医生提供的医疗服务内容等因素的影响。大量的事实表明，由于医疗保险的提供，它为患者提供了过度利用医疗服务的动机和激励机制，也给医疗机构的过度供给创造了更多机会和条件。即通常会引发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是医疗保险机构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风险，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我国如何减少道德风险，提高对有限资源的利用率，防止对医疗卫生资源的过度消耗，却值得我们认真去探讨与研究。

二、道德风险及表现形式

在保险领域里，道德风险是任何一个保险人都必须面对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风险。国家实行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后，使医疗机构和患者都成为“经济人”，而“经济人”在做决策时就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其出发点。我国的基本社会医疗制度推出时间较晚，医疗卫生体制也存在诸多的缺陷，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在我国就更为严重。如何对其加以有效的防范与控制显得极为迫切。

（一）道德风险的概念及其影响道德风险最早源自于保险业，现在已经被广泛应用到经济生活中各个领域的各个方面，成为微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道德风险亦可称之为“败德行为”，一般是指一种无形的人为损害或危险，是市场失灵的一种形式。泛指市场交易中一方难以观测或监督另外一方的行为而导致的风险。[1]在医疗保险领域，道德风险是指一方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在经济活动中，道德风险问题相当普遍。获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斯蒂格里茨在研究保险市场时，发现了一个经典的例子：美国一所大学学生自行车被盗比率约为10%，有几个有经营头脑的学生发起了一个对自行车的保险，保费为保险标的15%。按常理，这几个有经营头脑的学生应获得5%左右的利润。但该保险运作一段时间后，这几个学生发现自行车被盗比率迅速提高到15%以上。何以如此？这是因为自行车投保后学生们对自行车安全防范措施明显减少。在这个例子中，投保的学生由于不完全承担自行车被盗的风险后果，因而采取了对自行车安全防范的不作为行为。而这种不作为的行为，就是道德风险。可以说，只要市场经济存在，道德风险就不可避免。

（二）不同角度下的道德风险

内容提要：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道德风险使医疗费用快速不合理地增长，过度消耗有限资源，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浪费。本文对我国医疗保险及其表现，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体制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分析了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约束机制和防范措施，对当前医疗保险进行制度上的改革与完善方面提出一点建议。

关键词：医疗保险；道德风险；风险防范

一、引言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点，即具有社会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自身实践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现代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使它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起着“减震器”和“安全网”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也显得越来越重要。

社会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社会稳定担负着巨大作用，因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非常重视医疗保险，政府以各种形式来组建、完善和提供社会医疗保险。在理想的情况下，医疗保险的提供不应改变被保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和医疗费用的变化，也就是说，保险当事人的行为不应该影响保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及增加医疗费用的支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一条件是很难满足的。在医疗保险中，医疗费用并不是完全由个体所患疾病来决定的，它还受个体对医生的选择、就医习惯和医生提供的医疗服务内容等因素的影响。大量的事实表明，由于医疗保险的提供，它为患者提供了过度利用医疗服务的动机和激励机制，也给医疗机构的过度供给创造了更多机会和条件。即通常会引发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

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是医疗保险机构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风险，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我国如何减少道德风险，提高对有限资源的利用率，防止对医疗卫生资源的过度消耗，却值得我们认真去探讨与研究。

摘要核赔是保险业务处理的最后一个环节，道德风险行为是寿险核赔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分析了道德风险行为的表现形式、特点及其不良影响，提出了寿险核赔的应对措施，即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提高核赔人员素质，加强核赔调查和加强外部协作与同业间协作。

关键词道德风险寿险核赔

道德风险，又称道德危险，是一种无形的人为危险。寿险理赔中的道德风险行为是指：投保人（被保险人）在购买保险时，抱着赢利或赌博（非规避风险）的主观心理态度，采用隐瞒、欺骗或其它故意不实告知的方式和手段，获取保险理赔金的种种违反社会公德和法律规范的行为。

道德风险行为涉及的保险金给付额高，在寿险核赔中非常典型，容易使保险公司陷入财务和法律上的困境，社会负面影响极大。针对道德风险行为的特点采取一定的核赔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1道德风险行为的表现形式

1．1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欺诈

摘要：医疗市场发生道德风险的现象极为普遍，尤其以医生的道德风险最为严重。医生道德风险产生的条件有三个：医患双方利益不一致；信息不对称以及医疗结果的不确定性。英国的全科医生制度在规避医生道德风险方面的激励约束机制：重复博弈——医生个体声誉机制；风险转嫁——赋予医生剩余索取权。

关键词：道德风险；全科医生；剩余索取权；声誉机制

道德风险是指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为了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所做出的不利于他人的行动。道德风险与道德本身没什么关系，多存在于委托框架下，具体指人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由于医疗市场的复杂性，发生道德风险的现象极为普遍，主要表现为需求方（患者）的过度消费和供给方（医生）的诱导需求。而通常患者的道德风险只有通过医生才能实现，因此医生道德风险更为普遍和严重。如医生利用其处方权和信息优势，开大处方，做不必要的医疗设备检查，延长病人的住院时间或者医生的偷懒行为等等。然而对比英国全科医生制度下的全科医生，他们发生道德风险的现象却并不多见。是他们医生的职业道德高于其他的医生吗？他们究竟是采取哪些途径来规避医生的道德风险呢？是强力监督还是设计激励约束机制规范医生的行为？这些是本文提出并探讨的关键问题。

1医生道德风险的产生的条件

首先，医生和患者的利益不完全一致是医生道德风险产生的主观动机。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医生在治愈患者的同时有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而患者则无疑只想花费最少的医疗成本使疾病得到治疗。

其次，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是医生道德风险产生的客观条件。由于医疗行业的高度专业性和技术性，作为人的医生拥有处方权和医疗技术方面足够多的信息，而委托人患者往往处于医疗信息的劣势地位，医生可能诱导患者去消费更多的医疗服务。同时由于处于信息劣势地位的患者无法判断医生的努力程度，医生也可能发生道德风险。但是这个条件并不是医生道德风险产生的充分条件。因为，如果结果可以确定，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道德风险就可能不会发生。这里以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委托关系为例作出验证。假定一个佃农只有两种行为，a1-努力，a2-偷懒。佃农的行为也是不可观测的，或者说观测和监督需要较大的成本。但是结果却是可以观测的。假定产量与劳动的关系为y=f(a)，地主完全有可能由产量y倒推出佃农的努力程度。简单的将产量分为高产量和低产量两个标准，则很容易由高产量推出a1，低产量推出a2。那么委托人是否可以根据疾病的治疗结果来推断医生的努力程度呢？答案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