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政治哲学范文10篇

在当代西方哲学的各个领域中，最活跃和有影响的应当是政治哲学。不论从重要理论被讨论的广泛程度、热烈程度看，还是从理论更新和推进的速度看，都可以这么说。显然，这与20世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多事之秋，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以理性思考来规范自己的社会行为有关。

英国著名的布莱克维尔（Blackwell）书店在1995年出版了1本大部头的《当代政治哲学指南》，全面、详尽地概括了当代政治哲学中的主要问题。阅读此书和其他著作使我得到以下初步印象：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第1，放任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和新自由主义的争论，前者竭力维护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后者主张政府可以在收入再分配等方面进行干预；第2，中立主义、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社群主义之间的对立，前者主张政府在文化、价值方面不偏不倚，认为理性和法律是规范社会行为的共通尺度，后者则主张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应得到优先考虑；第3，强调自主（autonomy）概念的重要性，用这个概念来说明自由、平等和其他概念；第4，力图超越自由主义，许多著作的标题就是在“自由主义”之前加上against（反对）或post-、after-（……之后）之类的前辍，但这反而衬托出了自由主义的主体地位。

中国读书界和出版界对于美国的著名政治哲学家较为熟悉，罗尔斯、诺齐克、德沃金等人的著作已经译介到中国。相比而言，我们对当今英国有影响的政治哲学家及其学说则知之不多。1般认为，英国值得注意的人物大致有以下几位。

柯亨（G.A.Cohen），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教授，“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代表，他1直致力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捍卫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格雷（JohnGray），目前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他曾是当代英国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转向，对自由主义传统进行反思和批判。他的观点中包含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因素，认为自由主义是启蒙话语，以理论性的普遍性为前提，而这是大可怀疑的。他认为自由主义学说中只剩下关于民间社会的说法还有价值，对于目前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得到大力提倡的市场社会主义，他认为行不通，是欺人之谈。

拉茨（JosephRaz），研究当代政治哲学中的基础性问题，其著作《自由的道德》（TheMoralityofFreedom，1986）被广泛引用。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开创人类文明新类型的巨大胜利。因此，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自觉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具备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同时，《资本论》占据着当今时代真理、道义和文明的“制高点”，又为作为时代文明表征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提供了最经典的文本支撑。可以说，正是在理论传统、实践基础和文本支撑的“三维一体”中，作为“哲学中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才真正成为可能。唯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也才真正成为反映时代、把握时代和引领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

关键词: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资本论》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哲学，伟大的时代也产生伟大的哲学。21世纪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正是在这一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世界上高高飘扬，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和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孕育和开创了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恩格斯指出：“《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①其实，《资本论》也是时代的“圣经”，占据着文明的“制高点”。这一切都需要建构一种“政治哲学”来进行总结、凝练和升华，不仅让世界知道“新时代的中国”，更让世界知道“哲学中的中国”。所以，作为追求和构建最佳政治制度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自然是当仁不让。可以说，在21世纪的今天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既具有理论传统，又具有实践基础，还具有文本支撑。

一理论传统：西方政治哲学发展及其当代复兴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首先需要面向历史———立足于西方政治哲学的理论传统。作为构建最佳政制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政治哲学”，并不是新生事物，而是与哲学一样古至可以说，西方哲学自古希腊城邦诞生之初，就是关于“政治”（politics）———探讨“城邦”（polis）事务———的政治哲学。在古希腊，人们以谈话、论辩的方式———辩证法的原初形态———探讨城邦事务，在此意义上，哲学和辩证法在其本义上就是政治哲学的。在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中，古希腊的苏格拉底类似20世纪的罗尔斯，也起了“轴心式的转折点”的作用。正是苏格拉底，使古希腊哲学从追问自然转向了追问人自身，开始关心和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是最值得过的———未经省察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在苏格拉底这里，追问和探讨城邦事务的哲学不在书斋而在广场，哲学不是独白而是对话，哲学生活与城邦生活是一体的。但不幸苏格拉底却被以所谓“不敬神”和“败坏青年”的罪名为哲学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然而换一个角度来看，正是苏格拉底慷慨赴死，既成就了他自己，也成就了哲学。作为传承苏格拉底衣钵的最忠实学生，柏拉图汲取其老师之死的教训，使哲学从广场回到了书斋，开始在学园里讲授哲学。在柏拉图这里，虽然哲学的讨论、传播方式和地点变了，但哲学追求和构建最佳政制和美好生活的理想和宗旨没有变，仍以“理想国”的形式存在着。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虽然在哲学观点上反对柏拉图，甚至喊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但在构建最佳政制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政治哲学意义上，他依然主张“合乎德性”的“沉思的生活”是最幸福的生活。可以说，古希腊的政治哲学对最佳政制和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建构，外诉诸于其民主政治，内诉诸于人之德性，且民主制的好坏受制于德性的善恶。在此意义上，古希腊的政治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德性政治”。但这一“德性政治”，在漫长的中世纪被“神学政治”所取代。后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思想启蒙，“神学政治”又被近代的“理性政治”所取代。但进入20世纪“分析的时代”，“理性政治”又转变成了“技术政治”，政治哲学好像已与人之德性、理性无关，变成了纯粹“技术”的“计算”活动。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称人和世界都被技术“座架”了，是真正抓住了历史的本质性。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罗尔斯及其《正义论》的横空出世，才根本改变了“技术政治”一统天下的局面，政治哲学才重新回归“德性”，麦金泰尔甚至提出要“追寻德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实际上依然需要有“德性”基础。纵观西方哲学史，哲学自古希腊作为“智慧的诞生”以来，经过中世纪“信仰的时代”、文艺复兴“冒险的时代”、17世纪“理性的时代”、18世纪“启蒙的时代”、19世纪“思想体系的时代”和20世纪“分析的时代”，发展到21世纪，几乎是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相对集中的主题。但对于21世纪来说，似乎主题不太鲜明①。实际上，早在分析哲学几乎一统天下的20世纪后半期，或者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有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技术”或“资本文明”进行批判和反省的“政治哲学”开始崭露头角。作为一种哲学趋向，它开始与分析哲学或语言哲学分庭抗礼。其中最知名的代表，就是美国的列奥•施特劳斯。他在一定意义上于20世纪后半期以回归古希腊传统的方式复兴了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但真正对西方政治哲学的复兴起决定性推动作用的，应该还是罗尔斯。1971年，罗尔斯的成名作《正义论》发表，旋即在美国乃至全世界掀起了一股绿色风暴（因《正义论》第一版封面为绿色）。这股“绿色风暴”并不是说该书发行量多，而是意味着哲学的主题和研究方式发生了石破天惊的根本转变———作为哲学所关注的实质而重要的“正义”问题，已不再局限于运用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的方式来探讨，而是完全可以运用康德式的道德主义和契约主义来探讨和解决———经验论证重被理性论证所取代。也就是说，罗尔斯对“作为公平的正义”问题的探讨和解决，主要是通过理性来设计出实现正义的“两个原则”———自由原则和差别原则，而为了保证这两个原则的落实，又设计出了“无知之幕”的情境、“重叠共识”的和解以及“反思平衡”的方法———这一方法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辩证法的当代最新形态。可以说，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完全是理性契约主义的而不是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的。因此，称罗尔斯的“正义论”为康德主义的“道德奠基”或“新契约主义”是有道理的。关于罗尔斯追寻正义为代表的政治哲学对分析哲学或语言哲学的超越或取代的重大意义，哈贝马斯称之为实现了当代西方实践哲学的“轴心式的转折点”①作用。国内学者姚大志也认为：“《正义论》的发表改变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历程：一方面，它使人们意识到，可以无须使用分析方法来讨论实质的哲学问题，从而直接导致语言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走向衰落；另一方面，它提出了正义理论以及由此引起的巨大反响和深入讨论，激发了当代政治哲学的崛起。”②而当代政治哲学的崛起，“既可看作语言哲学的暮鼓（它终结了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关注语言的传统），又可视为政治哲学的晨钟（它开启了一个新的政治哲学时代）”③。正是在“暮鼓晨钟”中，政治哲学逐渐成了21世纪哲学的主流和显学。在此意义上，我们用“政治哲学的时代”来标识21世纪是合理的。以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既是对传统功利主义和20世纪分析哲学的超越和背离，同时也在新自由主义内部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如新自由主义内部的罗尔斯与诺奇克、哈贝马斯之争，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共和主义之争等等。实际上，这些论争大大激发和推动、甚至是左右了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和走向。对此，与罗尔斯同为哈佛大学教授的极端自由主义者诺奇克强调：“现在，政治哲学家们或者必须在罗尔斯的理论框架内工作，或者必须解释不这样做的理由。”④由此可见，罗尔斯及其《正义论》的横空出世，标志着当代政治哲学在批评功利主义传统和超越分析哲学基础上的伟大复兴。但是，以罗尔斯及其《正义论》为标志的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复兴，实际上只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复兴，还缺少一种实质而重要的“客观性”维度。无论是罗尔斯还是诺奇克、新自由主义还是社群主义，都是对一种理想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哲学辩护”和“主观表达”———它使政治哲学由“技术”转向“德性”，由“经验”重回“先验”。在此意义上，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和发展，特别是其对最佳政制和美好生活的设计和追求，仍然未触及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主要还是存在于主观领域，属于空中楼阁，难以落到实处。因此，当代政治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必然需要实现一种“客观主义转向”———在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中使之承诺的理想和设计落到实处。而在这一客观主义转向中，作为真正为广大人民谋幸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或缺。正如当代美国伦理和政治哲学家乔治•布伦克特曾强调的，有两项广泛的运动影响了当代道德和政治哲学的发展：一是对正义和权利的讨论，二是对马克思重新表现出兴趣⑤。实际上这两项运动是相辅相成、合二为一的：对马克思重新表现出兴趣正是在讨论正义和权利等具体政治哲学问题中表达出来的。也就是说，当代政治哲学对任何实质而重要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自由、革命、解放、平等、权利、公平、正义、民主、阶级、国家、民族、种族、性别等等，都无法绕开或无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存在，或者说都必须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那里寻找理论资源。为此，加拿大政治哲学家金里卡曾深刻指出：当代哲学要发展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政治哲学，“第一步就是去发展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⑥。由此可见，在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及其客观主义转向中，必须构建一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因为正是以《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基本结构解剖和分析，才真正推动了当代政治哲学的理想和设计落到实处并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固然没有像他之前的霍布斯、洛克以及他之后的罗尔斯、诺齐克那样，通过明确地证立某个或某些价值而发展一套体系完整、内容详备的政治哲学理论，但在他的思想架构中，却实际上容纳了现代规范性政治哲学的几乎全部价值要素和理论问题”①。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一定是在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霍布斯、卢梭、康德、黑格尔，再到罗尔斯、阿伦特、哈贝马斯等这条西方政治哲学发展的“延长线”上深入推进的。

二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政治哲学在今天是一个颇为含混的概念，政治哲学作为一种学业在当代学院体制中的位置亦不无尴尬。例如政治哲学应该属于哲学系还是政治系？应当置于法学院还是文学院？对此我们或许只能回答，政治哲学既不可能囿于一个学科，更难以简化为一个专业，因为政治哲学就其本性而言就是一种超学科的思考。

我们知道，在20世纪的相当长时期，西方大学体制中的任何院系都没有政治哲学的地位，因为西方学界曾一度相信，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各门实证科学或行为科学来解决，因此认为“政治哲学已经死亡”。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却成了西方大学内的显学，不但哲学系、政治系、法学院，而且历史系、文学系等几乎无不辩论政治哲学问题，而各种争相出场的政治哲学流派和学说亦无不具有跨院系、跨学科的活动特性。例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在哲学系、政治系和法学院都同样激烈地展开，而“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挑战”则首先发端于历史系（共和主义史学），随后延伸至法学院、政治系和哲学系等。以复兴古典政治哲学为己任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学派则以政治系为大本营，同时向古典学系、哲学系、法学院和历史系等扩张。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则把文学系几乎变成了政治理论系，专事在各种文本中分析种族、性别和族群等当代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福柯和德里达等对“权力－知识”、“法律－暴力”以及“关爱政治”等问题的政治哲学追问之影响遍及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后，女性主义政治哲学更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论者或批判西方所谓“个人”其实是“男性家主”，或强烈挑战政治哲学以“正义”为中心本身就是男性中心主义，从而提出政治哲学应以“关爱”为中心，等等。

当代政治哲学这一光怪陆离的景观实际表明，政治哲学具有不受现代学术分工所牢笼的特性。这首先是因为政治哲学的论述范围极为广泛，它一方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习俗以至社群、民族、国家及其经济分配方式，另一方面又涉及性别、友谊、婚姻、家庭、养育、教育以至文学艺术等表现方式，因此政治哲学几乎必然具有跨学科的特性。说到底，政治哲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现。政治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政治社会出现重大的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关切。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再度兴起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谓的“六十年代危机”，亦即上世纪60年代由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引发的社会大变动所导致的西方社会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感促使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不但反省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而且逐渐走向重新认识和重新检讨西方17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基本现代观念，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的危机”。不妨说，这种重新审视“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走向，正应了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多年前的预言：“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

政治哲学的研究在中国虽然才刚刚起步，但我们以为，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确：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去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学界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要而言之，中国学人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也因此，坊间已经翻译过来的不少西方政治哲学教科书，虽然对教书匠和应试生不无裨益，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视野和论述往往过窄。这些教科书有些以点金术的手法，把西方从古到今的政治思想描绘成各种理想化概念的连续，却盲然不顾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古今之争”这一基本问题，亦即无视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乃起源于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拒斥与否定这一转折；还有些教科书则仅仅铺陈晚近以来西方学院内的细琐争论，造成“最新的争论就是最前沿的问题”之假象，实际却恰恰缺乏历史视野，看不出当代的许多争论其实只不过是用新术语争论老问题而已。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当论对问题的表述和分析或许更细致，但我们更要强调的是问题本身的历史深度及其来龙去脉。我们以为，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戒绝盲目地跟风赶时髦的习气。有必要说明，本文库两位主编虽然近年来都曾着重论述过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但我们决无意主张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应该简单化地遵循施特劳斯派的路向。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地讨论。同样，我们虽然强调研究古典思想和古典传统的重要性，但我们从不主张简单地以古典来拒斥现代。相反，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而言，我们以为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各主要流派近年来实际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求现代思想与古典思想的调和或互补。以自由主义学派而言，近年来正明显地从以往一切讨论立足于“权利”而日益转向突出地强调“美德”，其具体路向则往往表现为寻求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结合。共和主义学派则从早年强调从古希腊到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传统逐渐转向强调古罗马特别是西塞罗对西方早期现代的影响，其目的实际是要缓和古典共和主义与现代社会之张力。最后，施特劳斯学派虽然一向立足于柏拉图路向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而深刻批判西方现代性，但这种批判并不是简单地否定现代，而是力图以古典传统来矫正现代思想的偏颇和极端。当然，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各派则仍然对古典和现代都持激进的否定性批判态势。但我们要强调的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各种流派都是从西方社会本身的问题出发，因而必然具有“狭隘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的特点，中国学人不应该成为任何一派的简单信徒，而是要以中国学术共同体为依托而树立对西方古典、现代、后现代的总体性批判视野。

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深入地重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特别是儒家这一中国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历代儒家先贤对理想治道和王道政治的不懈追求，对暴君和专制的强烈批判，以及儒家高度强调礼制、仪式、程序和规范的古典法制主义，都有待今人从现代的角度作深入的探讨、梳理和发展。近百年来那种粗暴地全盘否定中国古典文明的风气，尤其那种极其轻佻地以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标签而一笔抹煞中国古典政治传统的习气，乃是最不可取的现代人的无知狂妄病，今日必须加以彻底的扭转。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并不同意晚近出现的另一种矫枉过正的极端，即以一种过分理想化的方式来看待儒家，似乎儒家或中国古典传统不但与现代世界没有矛盾，甚至还包含了解决一切现代问题的答案，有些更以儒家传统来否定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传统，这在我们看来都是不可取的。我们以为，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同时，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所面临的困难，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而恰恰需要充分展开而加以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固然将以儒家为主的中国古典文明为源头，但同时则必然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政治哲学的研究不但要求不断返回问题的源头，不断重读古代的经典论著，不断重新展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前的古老争论，同时更要求所有对古典思想的开展，乃是以现代的问题意识为出发的。当代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同时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无疑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毋庸讳言，政治哲学的研究在我国尚处在幼稚阶段，无论是批判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还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都有待我国学界共同努力，逐渐积累研究成果。但我们相信，处在21世纪开端的中国学人正在萌发一种新的文化自觉，而这种文化自觉必将首先体现为政治哲学的思考。我们希望这套“政治哲学文库”以平实的学风为我国的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一个起点，推动中国政治哲学逐渐走向成熟。

政治哲学在今天是一个颇为含混的概念，政治哲学作为一种学业在当代学院体制中的位置亦不无尴尬。例如政治哲学应该属于哲学系还是政治系？应当置于法学院还是文学院？对此我们或许只能回答，政治哲学既不可能囿于一个学科，更难以简化为一个专业，因为政治哲学就其本性而言就是一种超学科的思考。

我们知道，在20世纪的相当长时期，西方大学体制中的任何院系都没有政治哲学的地位，因为西方学界曾一度相信，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各门实证科学或行为科学来解决，因此认为“政治哲学已经死亡”。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却成了西方大学内的显学，不但哲学系、政治系、法学院，而且历史系、文学系等几乎无不辩论政治哲学问题，而各种争相出场的政治哲学流派和学说亦无不具有跨院系、跨学科的活动特性。例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在哲学系、政治系和法学院都同样激烈地展开，而“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挑战”则首先发端于历史系（共和主义史学），随后延伸至法学院、政治系和哲学系等。以复兴古典政治哲学为己任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学派则以政治系为大本营，同时向古典学系、哲学系、法学院和历史系等扩张。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则把文学系几乎变成了政治理论系，专事在各种文本中分析种族、性别和族群等当代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福柯和德里达等对“权力－知识”、“法律－暴力”以及“关爱政治”等问题的政治哲学追问之影响遍及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后，女性主义政治哲学更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论者或批判西方所谓“个人”其实是“男性家主”，或强烈挑战政治哲学以“正义”为中心本身就是男性中心主义，从而提出政治哲学应以“关爱”为中心，等等。

当代政治哲学这一光怪陆离的景观实际表明，政治哲学具有不受现代学术分工所牢笼的特性。这首先是因为政治哲学的论述范围极为广泛，它一方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习俗以至社群、民族、国家及其经济分配方式，另一方面又涉及性别、友谊、婚姻、家庭、养育、教育以至文学艺术等表现方式，因此政治哲学几乎必然具有跨学科的特性。说到底，政治哲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现。政治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政治社会出现重大的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关切。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再度兴起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谓的“六十年代危机”，亦即上世纪60年代由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引发的社会大变动所导致的西方社会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感促使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不但反省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而且逐渐走向重新认识和重新检讨西方17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基本现代观念，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的危机”。不妨说，这种重新审视“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走向，正应了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多年前的预言：“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

政治哲学的研究在中国虽然才刚刚起步，但我们以为，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确：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去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学界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要而言之，中国学人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也因此，坊间已经翻译过来的不少西方政治哲学教科书，虽然对教书匠和应试生不无裨益，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视野和论述往往过窄。这些教科书有些以点金术的手法，把西方从古到今的政治思想描绘成各种理想化概念的连续，却盲然不顾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古今之争”这一基本问题，亦即无视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乃起源于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拒斥与否定这一转折；还有些教科书则仅仅铺陈晚近以来西方学院内的细琐争论，造成“最新的争论就是最前沿的问题”之假象，实际却恰恰缺乏历史视野，看不出当代的许多争论其实只不过是用新术语争论老问题而已。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当论对问题的表述和分析或许更细致，但我们更要强调的是问题本身的历史深度及其来龙去脉。

我们以为，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戒绝盲目地跟风赶时髦的习气。有必要说明，本文库两位主编虽然近年来都曾着重论述过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但我们决无意主张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应该简单化地遵循施特劳斯派的路向。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地讨论。同样，我们虽然强调研究古典思想和古典传统的重要性，但我们从不主张简单地以古典来拒斥现代。相反，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而言，我们以为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各主要流派近年来实际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求现代思想与古典思想的调和或互补。以自由主义学派而言，近年来正明显地从以往一切讨论立足于“权利”而日益转向突出地强调“美德”，其具体路向则往往表现为寻求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结合。共和主义学派则从早年强调从古希腊到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传统逐渐转向强调古罗马特别是西塞罗对西方早期现代的影响，其目的实际是要缓和古典共和主义与现代社会之张力。最后，施特劳斯学派虽然一向立足于柏拉图路向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而深刻批判西方现代性，但这种批判并不是简单地否定现代，而是力图以古典传统来矫正现代思想的偏颇和极端。当然，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各派则仍然对古典和现代都持激进的否定性批判态势。但我们要强调的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各种流派都是从西方社会本身的问题出发，因而必然具有“狭隘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的特点，中国学人不应该成为任何一派的简单信徒，而是要以中国学术共同体为依托而树立对西方古典、现代、后现代的总体性批判视野。

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深入地重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特别是儒家这一中国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历代儒家先贤对理想治道和王道政治的不懈追求，对暴君和专制的强烈批判，以及儒家高度强调礼制、仪式、程序和规范的古典法制主义，都有待今人从现代的角度作深入的探讨、梳理和发展。近百年来那种粗暴地全盘否定中国古典文明的风气，尤其那种极其轻佻地以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标签而一笔抹煞中国古典政治传统的习气，乃是最不可取的现代人的无知狂妄病，今日必须加以彻底的扭转。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并不同意晚近出现的另一种矫枉过正的极端，即以一种过分理想化的方式来看待儒家，似乎儒家或中国古典传统不但与现代世界没有矛盾，甚至还包含了解决一切现代问题的答案，有些更以儒家传统来否定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传统，这在我们看来都是不可取的。我们以为，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同时，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所面临的困难，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而恰恰需要充分展开而加以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固然将以儒家为主的中国古典文明为源头，但同时则必然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政治哲学的研究不但要求不断返回问题的源头，不断重读古代的经典论著，不断重新展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前的古老争论，同时更要求所有对古典思想的开展，乃是以现代的问题意识为出发的。当代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同时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无疑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1引言

读陈家琪的《当代哲学问题九讲》，很多问题豁然开朗起来。本书第一讲，即“什么是当代哲学问题？”，明确了一个核心思想，那就是哲学是用思想去把握时代，离不开感受性、想象力、回忆能力和概念的框架二者的紧密结合。在我看来，这也是贯穿全书的思想，尽管各讲所涉及的具体问题不同，但是始终围绕这个核心思想展开论述。

2政治哲学用政治的概念把握当下的时代

关于政治哲学成为显学，作者借用了迈尔在《神学抑或哲学的友爱政治》一文中提出的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苏联和原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二是启示宗教问题；三是人们对于新的绝对义务的渴望；四是后现代大潮中，人们对某种决定性的大事件有一种混乱的、朦胧的期盼等。对上述四个方面进行详述，依据的还是“哲学是用思想去把握时代”这个指导思想。如就罗尔斯的《正义论》，陈教授指出“这本书想给出一个能替功利主义的，或能为被称作传统资本主义精神的国家的人提供一种相对公平、公正、正义的社会财富分配方案”。基于对社会财富分配的思考，罗尔斯的确在《正义论》中回答了如何建立一种公平的社会制度的问题。书中指出：“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足见，经济问题关系治国安邦，一直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在中国，1978年对外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飞速发展，中国选择的道路既不是凯恩斯主义，也不是新自由主义。中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主导，有自己的一套概念装置，那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劳资关系为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著述中，就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与剥削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讨论了资本和劳动的本质、资本和劳动的未来等问题，揭示出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探究劳动关系结构中劳资冲突双方力量的态势以及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在多大程度上摆脱被迫接受其他人决定工资和工作条件的状态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理论体现在以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为基础、以劳资两利思想为原则、以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为目标、以‘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为载体的四个方面。”也就是说，中国并未完全照搬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沿着欧美的范式发展，而是根据时代要求，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有学者说：“目前我国流行的劳动关系理论,源自欧美的产业关系理论,其研究范式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变迁不断发生变化。”变化不可避免，这点毋庸置疑，然无论怎样变化，和谐的劳资关系一定要展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的优越性，那就是以人民利益的保障为中心，体现公平与正义。以上足以证明，政治哲学是用一套政治概念在思想中去把握时代。政治与哲学在柏拉图那里就没有分开，柏拉图构建的理想国以及其中等级森严的制度就是对政治所做的哲学思考。政治更不能脱离现实，脱离时代，政治哲学成为显学足以说明哲学距离现实很近。

3现代性的危机与知识分子的困惑

值得提及的是黑格尔和汉娜•阿伦特。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序言中提到两种态度：一个叫天真心灵，一个叫认真态度。所谓天真心灵就是常识心理，即人云亦云的心理。认真态度在这里指的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在《反抗“平庸之恶”》中，汉娜•阿伦特指出：“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思考要达到某一深度，逼近其根源，而涉及恶的瞬间，那里什么也没有，带来思考的挫折，这就是‘恶的平庸’”无论是所谓的认真态度还是平庸之恶，黑格尔和汉娜•阿伦特这两位大师的观点指导我们，哲学研究者，尤其是在高校从事哲学课程教学工作的教师，以一种近似简单平实容易理解的语言将深奥的哲学理论讲透彻、讲明白就是一种贡献，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不要以为恶一定是十恶不赦，一定是巨大的破坏，平庸之恶常常更多，却极容易被忽视，甚至被接受。知识分子该怎样？不能人云亦云，不能故弄玄虚，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也不能自甘平庸等等。《当代哲学问题九讲》第五讲专门讨论了现代性危机与知识分子。陈教授认为“在现代性情况下，知识分子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工具理性的知识分子，就是专家治国型的知识分子......还有一类是批判型的知识分子。”，前者把理性当作一种工具来治国，后者敢于批判社会，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士”的精神品质等。现在要阐明的是，尽管后一种知识分子在被边缘化，那么是什么最终导致了后者的边缘化？能否抑制这种边缘化？这些就是哲学问题了。哲学对时代进行把握，把握不是被动地接受或者机械的反映，是基于感受、想象、回忆基础之上，借用一套概念和框架所做出的有意义的表达。即要有“感受性或者敏感性，回忆的能力，展望的、想象的能力......要有概念的框架，这些概念的框架与经验与现象（也就是内容）合成为哲学的理念”哲学要回答知识分子被边缘化的根源，就要用哲学概念进行表达，“现代性”就是这样的概念。第五讲先阐释了现代性的危机，然后引出知识分子问题，因为“现代性”的复杂性，那么知识分子的困惑将继续下去。

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共同主办的“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研讨会近日在京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中央编译局、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40余位专家出席了研讨会。会议就“哲学中的问题和问题中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与超越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使命和理论创新”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

在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问题意识的重要性已成为共识。中国人民大学陈先达教授把“哲学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联系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根本上在于它的基本原理的有效性，而不在于对文献的当代解读；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不是构建哲学的新形态，而是要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加以发展。吉林大学孙正聿教授阐述了哲学中的问题和问题中的哲学的关系，认为问题中的哲学要以哲学中的问题为基本的理论前提，探索“哲学中的问题”所蕴含的“问题中的哲学”应当是哲学研究的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在揭露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结束之后，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构成了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哲学的根本的问题中的哲学。吉林大学孙利天教授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问题，需要澄清其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正视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重大贡献。意识的能动性、自由的能动性等等，这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贡献。从康德的主观思想的能动性到黑格尔客观思想的能动性再到马克思的现实、实践的能动性，是理解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关系的一条清晰的脉络。北京大学丰子义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关键是如何增强问题意识。第一点就是应该恰当地提出问题，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第二点是合理地研究问题，主要是问题如何进入哲学的视野，并且以哲学的方式予以关照和解答。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和超越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和超越性的关系是这次会议讨论的一大重点，正确理解两者的关系，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南开大学王南湜教授认为要正确处理现实性和超越性的关系，必须对理想性和现实性进行划界。无论着眼于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继承，还是基于马克思思想的当展，在现实性和理想性关系的问题上都应当走出黑格尔哲学传统，对二者做一个界分。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不同意马克思哲学的康德式解读。康德哲学区分了自在之物和现象、理性和感性、应然和实然，但做出这一区分的原则是主观思想。黑格尔则基于客观的理性批判了康德的主观思想，马克思就是在这一点上继承了黑格尔。此外，现实性和超越性的区分在黑格尔那里并不存在，现实本质上是理念的，唯独现实的东西才是超越性的。吉林大学贺来教授认为要区分哲学意义上的现实和常识意义上的现实，哲学所把握的现实不是价值中立的既成“事实”，而是寄托和凝聚了哲学家的价值关怀和理想憧憬的一种“虚灵的真实”；哲学对现实的关注不是为解决某个具体问题提供某种现成的技术性的策略和方法，而是要通过对现存世界的反思，为理解人的生存状态提供一种思维方式、价值理想和人生境界。马克思不是把“现实”理解为超感性的概念世界，也不是把这种反思性、批判性、理想性和超越性归结为抽象的理性，而是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现实”，从而达到了现实性和超越性的统一。北京师范大学朱红文教授认为按照黑格尔式的理性理解现实，虽然更接近经典的马克思，但这恰恰反映了马克思哲学的时代规定和问题。整个近代西方以来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问题就是把概念的问题、理想性的东西当作现实来操作。这是一个自然主义的或理性主义时代的错误。中山大学王晓升教授认为马克思在分析哲学与社会历史条件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扬弃了独立的哲学，而建立一种以分析现实社会矛盾为任务的新唯物主义。这种新唯物主义在分析现实社会矛盾的基础上寻求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并把它作为哲学研究的主题。按照这种哲学观，哲学的研究就是要从“人间上升到天堂”，而不是“从天堂下降到人间”，从而达到现实性和超越性的统一。武汉大学汪信砚教授认为要破除对现实性和超越性庸俗化的理解，哲学研究既不能沦为现实的论证，也不能囿于形式主义的学术诉求。要在现实性和超越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在马克思哲学那里，现实性和超越性是相互关联相互规定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问题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当代中国哲学”作为有意义的话题，不是纯粹的学理性创作，而是要在历史的叙述中确定其哲学叙述的问题域。对“当代中国哲学”而言，一方面离不开中国近代以来寻找文化身份的历史命运，另一方面也只能在中、西哲学不同的演化逻辑中找到自己的哲学叙述方式和哲学语言。“当代中国哲学”只能在历史中确定其叙述的始端和视阈，在历史的接受中为自己的存在意义寻找理由。当代中国需要属于自己的，与自己的文化身份相适应的哲学形态，更需要属于自己的哲学家。

关键词：文化身份当代中国哲学哲学的始端与视阈哲学的演化逻辑

1．最近，“中国哲学”这个称谓是否具有“合法性”，“探寻当代中国哲学之路”或构建“当代中国哲学”成为哲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中国哲学”或“当代中国哲学”能够作为一个有意义的话题，表征的是处在“文化失语症”中的我们对失语状态的摆脱欲望和文化的建构姿态。对于这个话题，人们谈论的大多集中在建立“当代中国哲学”的必要与否，文化与知识资源的储备条件与状况，在理论与逻辑中为这种建构欲望的实现提供是否合理、是否可能的说明等问题上。毋庸讳言，这些话题背后隐匿的是在“中西、古今”文化对话中所形成的文化比较心态，这种比较心态来源于以“天下”作为世界理念的大国，在失去经济、政治优势以后，力图在文化上为可预期的未来找到心理和意志上的自信。这种比较的欲望是我们的一种文化本能。冯友兰先生曾对中国文化界热衷于文化上的中西比较的现象作过解析，他强调在“比较”中我们容易陷入康德的知性悖论（Antinomy），亦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实际上，处在这种文化比较中的我们只能在詹姆斯的“意志信仰”中寻找合理性。我们且不谈这种“比较”在知识论意义上的可能与否（这应是解释学的话题之一），这里对我们更有意义的问题是：我们姑且把“中国哲学”的称谓作为我们哲学性存在的不证自明的天赋前提，姑且我们是能够以哲学家的姿态构建可以称之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哲学（不过，这个问题还是可以发问的，需另外行文论述），那么，这种哲学应该说些什么？怎么说？应该确定什么样的意义域才会使得这种哲学是合理的，并且可以称得上是属于我们的哲学？或者说，我们要构建一个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的哲学？本文只是想在历史与经验的叙述中，描述一条处在当代境遇中的我们可以接纳的思路。一切空泛的口号式的呼吁，除了能引起向前行的人们的回头一望之外，并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重要的是进入问题本身。

2．虽然“哲学”属于西方话语，但在近一百多年的中西文化对话中，。它已经成为对我们的精神活动进行描述的文化框架。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存在的意义的上承认并接受了“哲学”。在我们当代的文化语境中，“哲学”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式，是对我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意义进行反思，并以“发问”为主要特征的精神批判活动。这是从历史中搜寻的对于哲学的具有普泛性的规定，以此来把握人类各种共同体的精神文化活动的意义，是有广泛可理解性的一种精神文化观察视阈。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活动并不是绝对纯粹的，而是与各种文化共同体的文化身份问题紧密相连。可以说，哲学与宗教是人类文化共同体的文化身份问题的核心。文化身份本身的意义在于某个社会共同体在文化的创造中确定精神文化之“我”。有了精神文化之“我”，才可能拥有文化的述说和文化的创造（作）。以哲学和宗教为核心的文化创造过程，也就是确定文化之“我”的文化身份的过程。哲学之“说”与“做”，不是在文化身份之外的“说”与“做”，因此，我们应在确定文化身份的视阈中来看待“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域。

3．一百多年来，文化的中国在多种文化的对话中，在器物、制度、文化等不同的层面，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的文化身份，我们经历了从鸦片战争、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政治和文化的中国在“中西、古今”的境遇中，总是在寻找着中国在世界中的角色和位置。在这用生命和鲜血构成的寻找过程中，我们总是陷入不知道“我是谁”，“我应该向何处去”的困惑。所以至今我们还在寻找着我们的出路。这种寻找是在我们的精神与文化的境遇中，以“我”的存在意义为原则的历史选择。问题是一百年来我们失去了我们自己，也失去了我们的文化身份。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现实和历史两个视角来看。

首先，从当下文化对话的角度看，我们现在患了精神文化的“失语症”。台湾作家龙应台曾以文化的自觉发出呼唤：“全球化视野中‘我’在哪儿？”这一问，确实道出了我们的精神文化现状。一百年来，我们处在对话的语境中。但是，今天的我们在文化上是那样的尴尬，因为我们失去了我们作为文化存在的必要的身份，丧失了对中国文化身份的记忆。我们可以看到，在文化对话的视阈中，我们不知道精神文化中的我（我们）是谁？在我们所拥有的精神文化资源中，我们的文化身份是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抑或是外来的西方文化？人们可能会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当然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但实际上，当下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相当大部分却是在图书馆里，研究者的桌案和学校的课堂上，或者仅具有历史回忆和旅游观光的意义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作用已明显弱化；我们的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被边缘化了。在可以称作“我们的文化”中，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并且是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了；我们不是已经习惯了用马克思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一切问题，解决一切问题吗？近些年来，西方文化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大举进入我国，并逐渐在精神理念、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方面，成为了我们当代社会的主流话语。我们不是吃着洋快餐，穿着西服，乘着洋车，住着洋房，过着圣诞节吗？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浸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都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这应是不争的事实。另外，在文化对话的视阈中，在失去自觉意识的对话框里，“我们”同样也失去了对话的对象。我们既不知道我们在和谁对话，也不知道我们应该和谁对话。所以，我们才有了从存在主义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到文化热、国学热，以及马克思热、现象学热、解释学热等精神文化寻觅的轮回。在这种精神文化的轮回中，我们在寻找着对话中的我们和对话中的对象。应该说我们还处在精神文化的迷茫状态。在文化对话的视阈中，失去了文化身份与对话对象的我们，也不知道如何进行对话。在历史上，我们曾有过各种各样的对话方式。我们的先人创造了“体用”、“和合”等对话方式。通过不同的对话方式，生成着不同的原生文化。如近代以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全盘西化都属于“体用”的对话方式。而宋明理学，既有“体用”，又有“和合”。今天的我们却在这种“体用”、“和合”等对话方式中来回游荡。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忘记了我们是谁，丢失了我们应该的对话对象；我们已经不知道应该对谁说，应该说什么，我们好像丧失了对话的能力，我们患上了文化的失语症。我们不是又开始争论什么“纲目”（体用）、“合和”，白话、文言的是与非了吗？应该说，关于“中国哲学”这个称谓是否具有“合法性”的讨论，“探寻当代中国哲学之路”或构建“当代中国哲学”是我们在这种窘境中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姿态。

【关键词】马克思人学/西方当代人学/人文主义/当代性

【正文】

越是原创性的思想，越是能够敞开并需要敞开面向新的历史境况的理解视野，这一活动本身就构成思想的再创造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底蕴就在于通过其人学思想所实现的原创性与当代性的融合。形成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人学，其深远影响却在20世纪，尤其表现在与西方当代人学运动的批判性关联中，这是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起点上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效应时应当高度重视的。

一

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是人学，通过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与超越，马克思的人学思想直接开启了西方哲学范式的现当代转换，这就是从传统哲学的超验的、实体性的本体论哲学形态以及知性的认识论哲学形态转向奠基于实践的、感性的生存论本体论基础上的，以人的主体性及价值为理论硬核的人学形态。

传统哲学当然也是以某种特有形式所体现出的对人的关怀，哲学作为一门学问的存在方式以及哲学家们具体的工作方式从来都是认识人存在的意义与根据。但人不可能成为传统哲学的直接立足点，传统哲学也不足以称为人学。传统哲学总是将人以及与人相关的世界知性地对立起来，把人的存在及其本质的规定性归结为外在于人的活动的“对象物”，即抽象的一般生命存在物，把人的问题完全归结为形而上学，反过来又用形而上学遮蔽人的真实性，忽视人的实践活动在人的本质化活动中的根本意义（注：由旧唯物主义所主导的经验论及无神论传统当然是在还原论的意义上看待人。其实，不仅如此，由形而上学所主导的超验论及有神论传统也一样将人的本质还原为一般生命物，形而上学通过否弃现实存在或者说抽象地设定人的实存性，往往就是对内在于人的生命活动中的精神本性或本质规定性的否定；反过来说，也正是把人的本质还原为一般生命物，才形成一种支撑起超验论及有神论传统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就说：“形而上想人是从生物性方面想过来而不是想到人的人性或人道主义方面去。”（海德格尔：《论人道主义》，《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上卷第366页。商务印书馆，1997））。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基本哲学思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论文摘要：马克思哲学思想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祖”。马克思原创性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社会历史领域，可以被归结为这么两个哲学思想：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中国当代主流哲学中“珠联璧合”地占据着突出地位，并获得了新进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执政党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马克思哲学思想无疑属于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中的“始祖”。俗话说，事物“万变不离其宗”。要从源本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把握其“始祖”。马克思哲学思想不仅是对人类思想史、哲学史遗产的继承和弘扬，而且是对其遗产的深刻变革和创新。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不仅要了解前者。更要注重后者。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用“马克思”这一专名命名，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之所以具有当代性，在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在人类思想史上富有原创性。马克思作为“千年思想伟人”之首，虽然生前没有像他的思想前辈黑格尔那样自觉构建一套哲学学说体系或叙述体系，但他在有关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或民族学)、宗教学等具体科学和实际问题上的著述中蕴涵着或直接提出了渊博的、带原创性的哲学思想或者说哲学思想体系，尽管后来被“演绎”出一套套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版本而在一定程度上湮没了其“光亮”或使之“平平淡淡”。我认为，他的原创性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与人的实践活动息息相关的社会历史领域，可以被归结为这么两个基本哲学思想：

一是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摘要】马克思学就是研究马克思的学问，随着近年来对马克思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外的学者在马克思学的研究上取得了不错的成就，其中最主要的成就就是中国特色马克思学。在当代中国，对马克思学的研究就要从中国具体的社会实践和时展得特点出发，探寻马克思思想的真正内涵和思想价值，研究出能够为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作出重要的贡献的优秀理论成果，从而使马克思思想在中国建设中富有生机和活力。

【关键词】中国特色；马克思学；解读

马克思学就是研究马克思的学问，随着近年来对马克思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外的学者在马克思学的研究上取得了不错的成就，其中最主要的成就就是中国特色马克思学。中国特色马克思学理论的创立说明了马克思不是西方的专利，中国的研究学者要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借鉴西方马克思学的基础上，创建属于中国的自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学。从中国特色视角下解读马克思学就是要坚持科学维度和价值维度的相互统一，以科学维度作为理论的基础，以价值维度为最终的诉求，必须有科学的指导思想和学术对话，并建立科学的解读模式，立足于当代的中国的现实实际对马克思学做出深刻的反思，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立提供理论基础。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

哲学是时代精华的浓缩，从中国特色视角下解读马克思学需要严谨的科学理论作指导，因此需要翻阅大量的文献资料等，并且联系马克思本人的社会实践并进行深入的研究，为马克思学的解读提供文献和学术方面的考证依据，从而研究出马克思学的新成果。从中国特色角度解读马克思学必须自觉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和方法作为研究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当代的特色，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的完善起来的，具有时展的特性和品质。从中国特色角度解读马克思学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科学阐释，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马克思学只能是扭曲变形的。在对马克思学的解读中，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原理结合起来，将批判现实的方法和思想结合起来。从中国特色视角下解读马克思学必然要融入新的思想，如果不能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陷入思想的误区，无法正确客观的评价马克思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研究马克思学，防止在研究的过程中扭曲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遵循解读的学术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