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化论文范文10篇

提要：当代中国有了对建构新的文化身份的诉求。当代中国，多元思想并生，对不同文化的不同的理解，其实体现了对历史的自我想象，并寄予了不同的文化诉求。一方面，需要对各种思想兼容并包，维护历史的多元性和丰富性；另一方面，也需要反思和批判当下所信奉的现代性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对现实中每个个体的关怀与认同，能够被大多数人所普遍认同的价值秩序和文化理想。

关键词：文化身份；现代性；多元思想；微观叙事

一、对建构新的文化身份的诉求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文化危机意识和文化认同问题如影相随，对现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理解中国的文化认同问题，一定要放在“现代性”的语境中才会得到恰当的认识。余英时先生曾经说过：“民族文化的意识不能容忍‘西化’，但却会为‘现代化’所激动”[①]。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书写现代中国新的文化身份的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文化的改造，再到改革开放后对西方文明的大规模的引进和学习，“现代化”成为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和希望，而文化认同问题带给中国人的更多的是文化上的焦虑和不自信。于是，对传统的批判几乎成了现代化过程中的主要旋律。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国力的逐渐强大，“中国模式”、“核心价值观”、“文化软实力”等随之成为中国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国学热等文化景观。从文化身份的角度来看，这些表明，经历了几十年现代化观念洗礼的中国文化，开始逐渐走出文化上的自卑心理，自主的身份意识已经开始觉醒，开始试图寻找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在全球化的体系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文化认同在今天的中国之所以再次成为一个问题，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

【内容提要】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昌，诚信文化在治国方略中处于基础地位。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讲诚信才能促发展。诚信文化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结合，体现了同志治国方略的重要思想。

【关键词】诚信文化/信用体系/德治与法治/治国方略

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要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公德和家庭美德教育。”(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新安晚报》2002年11月18日。)

诚信文化正是法律与道德的结合体，推进诚信文化必须要把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诚信文化的建设不仅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有重要作用，而且在建立政治秩序、生活秩序中都有重要作用，从多方面体现了同志治国方略的重要思想。

一、诚信文化是我国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

1.诚信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论文关键词】社会主义文化观文化建设

【论文摘要】的社会主义文化观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中，构建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首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道德伦理建设，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是现代中国的文化伟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他十分关注中国的文化建设。他站在20世纪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面向世界，紧扣时代的脉搏，把握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文化建设实践相结合，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新文化思想。认为，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的有机统一，应当反映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具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特点；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形势的发展，应当出现文化建设的高潮；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从这些基本观点出发，他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文化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研究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对于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积极而长远的指导意义。

一、构建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运用唯物辩证法，依据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和主要斗争任务，结合中国文化传统与民族特色，独具匠心地提出一系列“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理论，从而成为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实践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注意正确把握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关系，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在新的层次上对中西文化进行整合，并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论的基础上，对中国新文化再次提炼概括，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化观念。的新文化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开放性、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等特点。

（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时代特征

本文作者：胡剑工作单位：西南交通大学

文化自信思想的产生原因

(一)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熏陶与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研习是具有文化自信的前提自幼年起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教育。他从《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普及读物入手,接受起儒家传统文化。虽然幼年的对这些枯燥难懂的经书不甚喜欢,但是这些自幼烂熟于胸的知识,是很难抹得去的,成年后常会自然的使用。[3]6-7《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旧小说更是让幼年的欲罢不能,这些小说的影响及于以后的革命和建设岁月。据统计,“选集”中引用最多的不是马列经典著作中的原文,而是儒学经典论述。到一九六六年,的藏书已达几万册,一些著名类书和丛书,如《永乐大典》(部分,影印本)、《四部备要》、《万有文库》(部分)、《古今图书集成》等都收录其中。[6]对中国史书读得最多,四千万字左右的《二十四史》他是通读了的,有些部分不只读过一遍,并做了大量的批注。通过广泛而又深刻地潜心阅读大量中国史书、古典小说、诗词曲赋、各家经典,不仅批判地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还造就了对中国历史与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更培养起对本国文化的自信。(二)湖湘学派的经世学风与湖湘学人的惊人事功对文化自信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宋明以来,重内圣之道的理学和重外王之术的实学,在湖南交织扎根。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阐发,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3]21这种学风对作为湖南人的影响甚巨。生长于斯,自然被这一浓厚的文化土壤所感染。在长沙求学期间,就曾认真研习过开湖湘一代风气之先的著名学者———王夫之的学问。近代以来,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投身于政治活动及各种社会活动,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如魏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谭嗣同、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等,这些湘籍学人或阐发启蒙思想与维新思想,或整军经武、驰骋疆场;或兼“传教”与“办事”。虽则有些湖湘学人的所为有违历史潮流,但从总体而言,这些湖湘学人在立德、立言、立功方面做出的功绩极大地鼓舞了同样身为湖南人的。早年对湖湘学人的惊人事功与杰出贡献非常景仰,对自己身为湖南人极为自豪,这种感情也增强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三)西方列强的入侵与中国对西方文明的被动接受是文化自信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总体而言,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个被动的过程,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刺激下进行的。从文化角度而言,也是如此。西方文明以武力做后盾,以一种入侵者的姿态进入中国,并对中华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地冲击。所以说,这一文化交流过程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每个中国人心间造成的苦痛必定在文化领域有所反应,这种亲身经历的苦难必然会造成每一个有觉悟的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压迫的反抗;必然会造成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在心理上一定程度上地抵制;必然会造成每一个关切国家、民族命运的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也是生活在国家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年代,国家的现状对早年产生了深深的刺激,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产生强烈的愤概。早年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代表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肆言》等,研读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知识,但是学习和研读的目的是为了探求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为了实现中国的国富民强。是以批判的眼光对待西方文明的,而他的内心是不赞成西方文明的。这从一九二O年为发起文化书社而撰写的文章中可见端倪:“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7]这一方面说明已经把中国和世界的希望寄托在马克思主义上,另一方面说明对传统西方文明表示否定。(四)西方文明日益显示出的弊端从另一方面强化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西方文明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相对于封建社会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在一段时间内也成为中国人民反封建的武器,但资本主义在经历了早期的发展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之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日益反动,先前鼓动人民进行反封建的信条渐渐变成欺骗人民的空洞口号。对西方社会政治上的反动认识地非常深刻。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夜,就写作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如《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来揭露美帝国主义所谓“民主”与“自由”的虚伪面目。“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8]资本主义社会充斥着拜金主义,资产阶级的逐利本性无处不在。“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9]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伦理、道德秩序在金钱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些与中国人重伦理、讲道德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对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本性深恶痛绝。自二十世纪之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其腐朽性、虚伪性、侵略性更加暴露无遗。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财富的集中及与此相对应的人民群众的贫困、资本主义社会间歇性爆发的经济危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放荡腐朽、资产阶级对国内人民的压榨与对国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疯狂掠夺,这些成为帝国主义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10]这些不仅给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造成了苦痛,给全世界带成了灾难,而且增强了深受西方帝国主义压迫的人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五)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出发点与目的增强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早年即立志探求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大本大原。虽则早期理解的大本大原与后来的认识有差距,但是一生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和建设活动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根本问题,如何才能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如何才能实现民族的独立、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强盛,这些问题一直是思考和希望解决的根本问题。认为,从改造中国之目的出发,中国问题之根本解决需要求得对中国问题的根本了解。早在一九一九年,他就指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3]47在随后的革命生涯中,愈发认识到研究中国国情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与急迫性。时期,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个方面还是研究得太少。严肃批评了一些共产党员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的主观主义的恶劣作风。认为,在中国从事革命和建设的同志不能言必称希腊,而应该“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5]801号召全党同志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与东方革命”之的。这种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出发点既是对本民族文化与本国国情进行研究的动力,也增强了对本民族文化与本国国情进行研究的决心和信心。

文化自信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学习与传承是一个民族文化自信的源泉“‘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11]166可见,文化自觉的前提是本民族人民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学习与掌握。党和政府历来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加强国家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建设,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广泛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活动,发挥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12]目前,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强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学习与传承。第一,要在国民教育中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传承。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事业不断取得发展,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成就,国民教育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力度也在增强。但从增强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主义文化强国的角度观之,对传统优秀文化的学习力度似仍应加大。现在的一些学生言必称美国,对韩流、日流也是趋之如骛,对待自己的老祖宗,则对不住,忘却了。长期以往,不仅伤及国人的文化自信,甚或对国家的文化安全构成威胁。文化渗透固然是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之一,但也反映出对传统文化的教育力度不够。在国民教育中,应该更加注重引导学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应该拿出更多的时间研读经典。第二,要创新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方式。一些人对传统文化有错误的认识和感知。他们见到传统文化就如同见到一位不拘言笑、刻板生硬的道学先生。这种面目可憎的形象必须除去。在新时期,必须要创新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与传承形式,通过各种富有时代性、新颖性、乐趣性的形式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延安时期的文化工作者就通过贴春联、唱民歌、挨家挨户拜年、跳秧歌、写墙报、画壁画、讲民间故事等方式传播先进文化,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些方式在现在仍然有很大的价值。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文化工作者在信息社会中也应该积极利用网站、短信、微博、公共聊天室等方式去传播先进文化,并应该积极努力思考如何开辟一些新的传播媒介去传承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13](二)吸取他民族文化的长处,以融贯中西的视野看待世界文明“‘文化自觉’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11]166文化自信即需要对本民族文化深深的热爱与了解,也需要开阔的胸襟与世界的眼光。具体而言,第一,学习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方面。文化自觉不是要求全面回归我国传统文化,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而是要求我们在学习、知道、掌握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以一种开放豁达的心态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正是以这种旷达的心态学习、吸纳中外文化中优秀的因子,成就其渊博的知识和博大的胸怀。在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经济上的闭关会导致民生凋敝,文化上的锁国将自绝于世界文化之路。各国文化上的互相借鉴、交流,甚至碰撞,是有益的,它即有益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有益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第二,抵制与摈弃其他民族文化中一些腐朽落后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与他国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受益匪浅。但是,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间的冲突也不可避免。“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14]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以经济、军事实力为后盾将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做为普世价值在全世界推广,任意贬斥其他国家优秀文化。这是冷战思维的延续,也是西方中心主义心态的反映。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一现象。早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就多次对西方国家腐朽伪善的一面加以揭露。这些言语至今仍有重要价值。我们应该坚决抵制一些腐朽落后文化的侵袭,坚决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摒弃不符合我国国情的文化思想。第三,推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走出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是发展民族优秀文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一个民族文化自信的表现。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15]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已经初显成效。目前孔子学院已在106个国家的350多个教育机构落户,中小学孔子课堂数以百计,成为推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及汉学的全球品牌和平台。当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充满自信地走向世界仍需要一代代优秀的中国人努力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种子。(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指导思想,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是指引人民推动社会进步、创造美好生活的指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之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和智力资源。在现阶段,我们应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第一,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是最好的真理,但是这一普遍真理若不能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建设的面目就不会改变,各项事业就不能取得发展。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24],也要用中国的语言、中国的形式、中国的文化传统来表达、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理论,使之成为融合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的新文化。第二,挖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意蕴。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文明史中,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形成了异彩纷呈的思想文化宝库。这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产。虽则有些内容随着时间的流逝、时代的变迁,已经在现实中无施用的可能,但是很多内容却可以在新时期得以重新阐释,可以焕发出新的生机。我们应该大力挖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意蕴,应该在今天丰富的改革、建设实践中重新审视、发掘传统思想文化宝库,在新的时期赋予其新的阐发、新的意义与新的发展。

论文关键词：普适性价值；文化多样性价值；战略性价值；边缘文化价值

论文摘要：针对当前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混乱的价值认识是保护观念不能得到统一的根本原因。以历史与现代，西方与东方多维度探讨当代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构成。提出以目前西方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真实性价值，情感价值，文化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总体认识为核心，以代表我国文化多样性的“中国传统和现实社会对遗产价值内涵的发展”为两极，形成当代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完整格局。

当前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矛盾和问题比较多，最主要表现为“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及保什么，如何保”的问题。不同的观点实质上代表了看问题的不同角度，观点的冲突反映出利益与价值观的冲突。这些问题集中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两个维度，彼此交织，产生出当前比较混乱的价值观。尝试以价值判断的方法对当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现象进行发现并做出深入思考，能够帮助我们深刻地理解人类生活中的“多元化”，理解做出价值选择的重要性，从而确立起应对遗产保护多元化现实的健全心态，以更加科学严谨、宽容、求实的态度对待遗产保护中的困惑与矛盾。

长期以来，理论界从价值论层面探讨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构成结构并不普及，谈及历史遗产的价值，人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它的艺术美学价值，科学教育价值等客观性本体价值，基本回避了从人的角度，文化的角度以及社会、经济等外部环境对遗产价值取向的影响角度探讨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因此，对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整体价值体系还缺乏一个完整的建构，在需要自觉运用价值判断以决策保护行为，平衡方法措施的“度”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或接受遗产价值的概念。这成为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基础理论研究中的缺憾。

在2002年《世界文化报告》中与会者普遍谈到，“在遗产保护领域的项目计划中，运用以价值观念为核心的方法正在不断地赢得支持。”以价值评价为基础的保护观正是支持西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和方法不断发展的基础。所以从剖析人类对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理解人手，探讨保护观念的发展与变化，对于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变得十分必要。

1保持我国传统遗产价值认识中的文化多样性特点

一、唐朝宫廷音乐文化的内涵

当时有一种被称作“燕乐大曲”的音乐形式非常风靡，它综合器乐、声乐和舞蹈于一体，进行连续的表演，融汇了各族各部音乐歌舞的精华，气势磅礴，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5］。唐朝涌现出的音乐家更是不胜枚举，玄宗李隆基就是其中较为著名的一个。他不仅有很高的音乐天赋，擅长作曲和演奏，创作了很多优美的作品，而且练习也非常刻苦。当时著名的演奏家和作曲家还有龟兹人白明达、西域人裴神符、段善本和李管儿师徒等。此外，在唐朝甚至出现了专门的音乐机构，对音乐人才有严格的培养制度，其中官办的有教坊司、梨园院和太常寺等，用来训练、培养乐工，传习、管理宫廷音乐。太常寺经常对乐工进行考核，在坐部不合格的就转去立部，在立部也不合格的就送去学雅乐。当时的乐工数以万计，分工精细，技艺高超。唐代还出现了相关的音乐理论，如八十四调和燕乐二十八调等。可见，当时的唐代宫廷音乐已经形成了系统的体系，对后世影响巨大。

二、唐朝宫廷音乐文化对当代音乐教育的影响

唐代宫廷音乐文化发展空前繁荣，其对我国当代音乐教育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走出误区，相互尊重

对于民族音乐，我们曾经存在这样的认识误区：“对古典音乐说是庙堂的、士大夫的一概不要！对民间音乐说是落后的、农民的一概不要！对说唱音乐，说这根本不属于‘音乐’！对戏曲音乐，若说是小市民的一概不要！若说京剧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概不要！由于‘一概不要’，导致我们对民族遗产产生了质疑态度，埋怨我们的祖先‘不争气’，没有产生莫扎特、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从而导致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传承，这直接造成我们音乐教育的名存实亡。”毫无疑问，这种认识误区要不得，否则会导致我们忽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精华。唐玄宗的亲力亲为对当下音乐教育有着深刻的意义。唐玄宗在位期间，力倡胡乐和法曲。他将“胡风”与宫廷音乐有机融合，创造出了诸如《扬州》《伊州》《甘州》之类的音乐。可见，我们要重新审视我国民族音乐的本质，尊重民族音乐的精神与精髓。民族音乐之所在存在，必定有其存在的理由，我们要尊重民族音乐，尊重各民族的智慧与思想。唐代宫廷音乐的海纳百川告诉我们，对待民族音乐要秉持“有容乃大、去伪存真”的态度。同时，在现代音乐教育活动中，教师要多引入各种风格的音乐让学生欣赏，除了我国的民族音乐，还有西洋音乐、古典音乐、现代音乐等，让学生接触多种形式、多种风格的音乐，可以提高他们的音乐素养，采用中立、客观的态度看待音乐，掌握其精髓，用以陶冶情操，净化心灵。

本文作者：肖向荣

一、启蒙时期——以表现主义为发端的人生之舞

翻开《中国近现代当代舞蹈史》第一编第一章标题醒目，在社会急剧变革中发展的中国舞蹈。[2]在这一章节中，隆重介绍两位舞蹈先驱：吴晓邦与戴爱莲，同时把他们归结为“新舞蹈”的奠基人。与邓肯喊出的“芭蕾一点也不美”而引发的现代舞的那一场运动不同，新舞蹈艺术并不是为了反对封建舞蹈，或是中国传统的戏曲舞蹈。新舞蹈诞生于当时30年代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化运动之下，她所反对是当时受美国歌舞片影响的，为追求票房价值的“丽珠满目，媚态万千，玉趾勾魂，娇声摄魄”[3]的资本主义舞蹈，当然这是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与当时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时隔一个世纪的今天，两位先生如果打开电视机，应该看到都是这一类的节目，不知是何感想，这是后话。

（一）从表现主义出发，寻找人生之舞无论是《饥火》《傀儡》《小丑》以及《义勇军进行曲》，吴晓邦先生的创作意识一直鲜明地体现出巨大爱国热情，他的视野始终关注当时的社会矛盾，用舞蹈艺术向着全社会呐喊，完成他为人生而舞蹈的精神追求。不能否定的是，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日本舞蹈艺术家石井漠，年轻的吴晓邦正是被《群鬼》这个作品而击中自己的内心，作品以各种鬼的形象与行为揭示现实矛盾，虽然没有看过这样的舞蹈，但是脑海中却出现蒙克的画作《呐喊》。作为表现主义的发端人物蒙克在1893年完成他一系列作品《呐喊》《接吻》《思春期》，[4]在创作中触及生命本质与内涵，人物的不安与焦虑体现表现主义的特征。可以大胆地猜想《饥火》中瘦骨如柴的饥民形象，有可能是石井漠《群鬼》的某个记忆的碎片，而《群鬼》是否是《呐喊》在美学上的殊途同归，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表现主义的主要特征强调反传统，不满于社会现状，要求改革，要求“革命”。这些都恰恰应和吴先生当时的生存环境以及社会现状，在创作风格以及审美上也是突出表现事物的实质，例如《饥火》；要求突破对人的行为和人所处的环境直白描绘而是揭示人的灵魂，例如《丑表功》。在整体混乱的时代中，作者厌恶城市的喧闹与堕落，主题的选择常常是隐喻的伤感或是对人性的赞扬。尤其是《义勇军进行曲》可以看出吴先生的充盈的爱国主义激情，来自于他内心的主观愿望的抽象表达，而不是粗略的形象描绘。因此情感的主观表达而高于对事物表象的临摹，成为吴晓邦先生为人生而舞的“精神性”计划，在那个时代中，这个计划真正的解决了社会矛盾，满足社会需求，如果说吴先生的创作激情来源于巨大的爱国主义激情的洪流中，而来自欧美表现主义的创作美学则是创作法则的波涛暗涌。

（二）从情感出发，寻找民族之魂与本土成长的吴晓邦老师不同，戴爱莲先生出生在西印度群岛，亚热带气候使得她更加具有生命的活力和生命的律动。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戴先生比邓肯的境遇好很多，从启蒙就是纯正的芭蕾舞教育，而且都是名师名校，例如安东•道林的学校，兰伯特学校。有了坚实的身体能动性与规范性的她，也是在表现主义舞蹈大师玛丽•魏格曼的一场舞蹈中投向现代舞怀抱。也许是亚热带气候的缘故，戴先生不拘泥于古典芭蕾以及表现主义舞蹈的各自规律，而是大胆的将灵动的芭蕾技术与表现主义的内省式的情感表达融合在一起，成为她日后从事表演和编创的风格基础，尤其是在大型歌舞《和平鸽》的创作中尤为突出。在剧中和平鸽为芭蕾的身体美学，而在情感表达与矛盾冲突时有介入大量的现代舞元素。戴先生的创作风格中最具有特色的是她对于民族元素的敏感，或许与她的出生地不同，中国民族舞蹈整理收集以及运用，戴先生是独具匠心的。如果说吴先生更多是在精神上题材上原创性整体开创新舞蹈的先河，那么将芭蕾舞与现代舞融合再在加上民族元素的这种创作模式，则整整影响到今天古典舞、民族民间舞的创作，主流艺术家们还在运用戴氏的“三合一”编舞法，只是整合的程度更高，而动作原创性则远远不如前辈。因此在建国之后，吴晓邦先生的那些具有鲜明时代表现主义美学特征的“丑恶”形象，逐渐被淡化，而戴先生的这种创作模式不带有具体精神指向，而受到主流文化的广泛接受。

二、发展阶段——以现实主义为纲的上升之舞

摘要：期刊论文是反映建筑理论研究的一个独特窗口，文章运用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方法，收集1978—2018年间由陕西省理论工作者发表在建筑期刊上的论文，统计分析论文的文献数量、核心作者群、关注热点、研究趋势等特点，从而多维度地呈现陕西省当代建筑理论研究的状况。

关键词：建筑期刊；理论研究；文献计量学；统计分析

1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百废待兴的落后省份，发展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大省，建筑行业、建筑文化、建筑理论研究工作都取得了累累硕果。先进的技术与思想的不断传入，与西部地域特色的冲突、碰撞使得建筑理论工作者不断思考陕西省建筑的正确发展道路。进入新千年，陕西省的建筑创作与理论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一带一路”“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也给陕西省带来了重大历史机遇。在此多重机遇时刻，统计分析其学术成果，有利于理清其研究脉络[1]。文章以文献计量学为研究方法，梳理陕西省自改革开放后建筑理论研究相关论文的发表情况，可以对陕西省当代建筑理论研究的现状了解得更加全面，为今后的发展及研究提供借鉴[2]。

2研究对象的确定

2.1文献作者的确定文章所说的文献作者即陕西省建筑理论工作者，包括陕西省各大设计机构以实践为主的执业建筑师、陕西省高校建筑学科以研究为主的教师及学生、相关政府机关单位的研究人员以及社会建筑团体等。文章对论文的收集以研究机构为单位，这些研究机构包括（1）高校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长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2）设计院类：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陕西省建筑设计研究院、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西安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等；（3）政府机关单位：西安市规划局。2.2主流建筑期刊的确定陕西省建筑理论工作者发表在建筑学主流期刊上的论文往往代表着较高的理论研究水平，对主流建筑期刊的选择，可以从三方面来考虑：一是考虑学术上的代表性，即建筑学术界所认定的学术期刊，结合核心期刊的评定原则及老八校所认定的A类建筑期刊；二是考虑时间上的代表性，即所选期刊尽量能涵盖所研究的时间段，期刊发文载文量有保障；三是兼顾陕西省省情，考虑陕西省创办的主要建筑期刊。最终文章选定《建筑学报》《世界建筑》《建筑师》《新建筑》《华中建筑》《时代建筑》《建筑创作》《城市环境设计》《城市建筑》《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合计共11种建筑期刊，其中有些杂志几经改名，其不同命名阶段也在统计项期刊中，统计结果则算在现在的期刊名称中[3，4]。文章对学术论文的收集以论文作者的机构为单位，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收集这些研究机构在1978—2018年期间所发表在主流建筑期刊上的与建筑理论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其中有些机构经历几次改名，单位名称也存在不规范情况，甚至有些作者没有附加单位机构，在收集过程中尽可能对其进行查漏补缺。

一、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旅游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势头最快的产业，旅游业对城市经济的拉动性、社会就业的带动力、以及对文化与环境的促进作用日益显现。调查显示，2007年1-11月，中国主要城市接待旅游人数为近四千万人次，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3.37％。其中接待外国游客23330404人次，接待香港同胞11176899人次，接待澳门同胞722831人次，接待台湾同胞4740206人次。入境游客中外国人人数为23938139人。其中，入境举行会议或商务活动的为6434616人，入境观光旅游的为12049859人，探亲访友的为72866人，入境的服务员工为2122858人，其他入境人数为3257940人。预计到2010年，中国旅游业总收入将达到12260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10%左右，相当于GDP的7%。很显然，旅游业将会成为我国第三产业的支柱产业。近几年来文化旅游产业有了蓬勃的发展，据世界旅游组织调查报告，文化旅游在世界旅游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参加文化旅游的国际旅游者每年有两亿四千多万。文化旅游因其独具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文化氛围而受到广大游客的青睐，它以多样的形式、深刻的内涵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又因它具有的文化性、变化性、可持续性和季节性不明显等特点和优点而受到各国人民的普遍关注，可以说文化旅游己经成为当前世界旅游的一种潮流和趋势，并将成为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全球旅游发展的亮点和主流。深层次、高品位的文化旅游因而成为个性化、知识化时代背景下最具有持续发展前景的一项旅游产品，可以说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和支柱。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消费群体也在不断的扩大中。传统的旅游项目是针对一些城市白领以及有一定经济基础的退休人员。这群人的特点是有工作或者生活压力，他们需要一种方式来释放自己，而且他们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支付旅游费用。传统的旅游模式是由旅行社组团出游，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观念的改变，类似于自助游等旅游新模式逐渐出现。针对不同的旅游消费群体，制定不同的消费计划，已经成为各个旅行社提高业绩的重要手段。

大学生这一类群体在未来的十年内存在一个很大的旅游消费市场。他们所需要的旅游模式是打破传统模式的。研究大学生旅游消费营销策略是进一步发展我国旅游业的重要方面，也是旅行社存在与发展的关键。相对比上班族来说，大学生的空余时间要多出很多。也就是说大学生存在旅游时间的可能性。传统的旅游消费群体又的仅是在假期或者是黄金周出游，除去这一周期，很多旅行社和景点都处在不饱和的状态，而大学生这一消费群体恰好来填补这一不足。避开旅游高峰出游已经慢慢的成为大学生旅游新观念。所以，开发大学生旅游市场，制定大学生旅游营销策略，不仅可以给旅游产业带来新的发展空间，增加新的盈利模式，而且也能缓解目前旅游业出现的假期爆满，平时无人的现状。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研究的基本内容：

[内容摘要］为明晰当代景德镇陶瓷茶具设计研究的整体现状，本文立足于相关专著、书籍、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等文献资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70年间（1949—2019）有关景德镇陶瓷茶具设计研究的文献进行了相应分期分类的整理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之上展开综述与简评，为该领域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景德镇；陶瓷茶具；设计研究；述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各类与景德镇陶瓷茶具设计相关的研究文献众多。以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检索基准，以1949—2019为时间区段，以“茶具”为主题词检索，共发现2688篇文献，其中博士学位论文19篇；添加“景德镇陶瓷”作为并含检索词，共检索出122篇文献，其中博士学位论文4篇。而以其所从属的日用瓷范畴展开检索，共发现1405篇文献，包含博士学位论文4篇，多涉及陶瓷茶具设计研究问题。基于此，本文将结合已出版的89本专著、编著、编辑类书籍文献，从分期与分类两个方面对70年间景德镇陶瓷茶具设计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与述评，以期为景德镇陶瓷茶具设计研究提供参考。

一、景德镇陶瓷茶具设计研究简况

当代景德镇陶瓷茶具设计研究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初始时期，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结束（1949—1977）。该阶段是景德镇陶瓷产业的恢复期，以茶具设计为核心的主题性研究较少，多散布于史料整理、方志撰写与日用瓷生产工艺技术梳理归纳类研究中，且在发现、总结其难点与成果的同时涉及传统陶瓷茶具的生产制作问题，而后由于社会环境背景等诸多外界因素致使该阶段研究停滞。第二阶段为奠基时期，自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肇始期至20世纪末（1978—2000）。景德镇陶瓷产业随社会趋势进入重启阶段，日用瓷研究领域侧重于技术性问题的突破与相关产品质量标准的构建，为其设计实践研究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客观技术条件。同时学界针对陶瓷史论的研究在该阶段渐成体系，使丰富的史料案例资料得以呈现，其中对代表性案例的阐释方式与思路，即工艺美术史研究范式成为后期陶瓷茶具设计研究范式的基础模板。第三阶段为发展时期，自21世纪初至今。该阶段陶瓷产业在工艺技术层面已形成完备基础，原始产业体制随市场经济的改革也将其设计研究推向新的阶段。具体表现为文献数量的增加，相关专著、案例汇编、刊物发表已达数百篇；原本专注于陶瓷茶具史料案例的研究也与茶文化、饮食文化演进研究出现广泛介入融合的态势，多元的设计实践研究拓展了其领域研究的维度，在扩充了研究视角的同时也丰富了陶瓷艺术设计学科研究的内容。

二、景德镇陶瓷茶具设计研究分类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