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医学文化范文10篇

媒介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沟通社会信息、记录科技发展、促进社会进步、提供娱乐休闲的社会功能。人类科技发展的推动，以及各阶层、组织间信息交流的需要，以及市民娱乐休闲的需要，才促进了各种媒介类型的产生和不断发展。期刊在媒介史上是最后出现的纸媒，继承和结合了图书、报纸二者的优点，形成了独特的媒介特征。在整个期刊群体中，既有为科技类期刊承载最为高端、前沿的科技信息，也有大量的哲学、社会科学期刊为社会进步提供理论支持，各行业、各领域、各地域也均有各种期刊充分进行信息交流，更有大量综合类期刊为社会提供休闲娱乐，这些功能使得期刊成为相当受重视的各种媒介类型中重要的一种。文化发展与历史息息相关，而期刊正是文化传播的载体。期刊是在具体的历史时代中对人民大众需求的全面满足的体现。期刊的发展不仅与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有关，也与社会发展及政府的指导方针有关。我国医学期刊在时代的浪潮中随波逐流，其发展已历经百年。从医学期刊创立以来，医学发展史中的所有重大变化都与期刊紧密联系在一起。医学期刊可以反映出中国近代医学的实际状况以及其对社会文化、医学格局的影响。通过对医学期刊史的发掘和整理，不仅可以反映我国的医学传播过程，也有助于研究期刊在传播中的角色和作用。现有研究对期刊进行整体上的史料梳理研究较为匮乏，而该类研究最能体现作为媒介的期刊如何反映时代特色。故本文对近代医学期刊史进行梳理，纵观时代需求对期刊定位的影响。

一、医学期刊近展史

（一）晚清时期。晚清时期是医学期刊的萌芽期，在此期间共创办了医学期刊26种[1-3]。我国医学期刊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1792年。清代名医唐大烈受到当时的讲学之风的影响，创办了我国第一本医学期刊——《吴医汇讲》，自此开创了我国医学期刊史的先河。由于印刷技术的发展与兴盛，以及时代与社会的需求，医学期刊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此时期的中医期刊尚不多，以西医药学期刊为主，并且此时还未对医学科目进行细分，以综合类期刊为主。其中，中医期刊6种，西医期刊15种，中西医综合期刊5种。传教士在近代中西医文化交流活动中发挥了媒介和桥梁作用，这种活动对中国医学和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教士来到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传教，传教士试图通过输入现代科技知识和西方人文社科知识推动基督教的传播，即通过广义的西学来改造中国。19世纪初，罗伯特•马礼逊以传教士的身份进入国中，开启了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历史。由于传教收效甚微，传教士转而利用教育、医学和办报等途径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把国外的科学文化和知识传入国内，其中比较有名的传教士有利玛窦、龙华民、艾儒略、汤望若等。在尝试过各种手段后，传教士们发现“医学传教（MedicalMissionary）”的效果较好。通过向当地居民治病施药，民族间的藩篱逐渐被消除，传教士得以接近中国各个阶层。特别是1805年葡萄牙商人将牛痘活苗带到澳门，开展了牛痘接种。英国医生皮尔逊编译了牛痘接种的相关书籍《牛痘奇法》，使牛痘法在华迅速传播，加速了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1817年牛痘接种经验被总结为《引痘略》，在国内被相继翻刻刊行。183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外科医生郭雷枢首次呼吁欧美教会雇佣传教士医生来华服务，自此大量的传教士医生进入国内，将西方医学大规模传入。鸦片战争导致中国战乱不断，人民饱受疫病伤痛折磨，而西医见效快、痛苦少，加之当时的传教士开办了西医院、翻译医书等，使中国民众对西医的逆反心理逐渐减弱，日益接受了西医在治疗疾病中所扮演的角色。1880年由广州博济医局发行《西医新报》(Western Healing Gazette)是我国第一份西医中文医学期刊，由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担任主编。但《西医新报》因当时的文献匮乏以及具体执行中产生的问题，导致其仅维持了两年即告停刊。自17世纪下半叶起，西欧相继出现了柏林皇家医学会、巴黎外科学会、爱丁堡和伦敦医学会等医学团体，他们通过举办会议、编辑期刊，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欧洲医学的进步[4]。1886年以美国医学传教士文恒理为代表的在华的医学传教士借鉴西方的医学社团制度，在上海成立了国内首个医学社团——“中国教会医学会”(The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即博医会。博医会于1887年出版发行《博医会报》(China Medical MissionaryJournal)。然而，《博医会报》是一份英文期刊，在办刊时曾预想每期“附列中文医论一则或二则，以备参考”，希望“中国有学西医之士，相与有成。无论内外各科，务抉精义著为宏文，以光简册”，但直至《博医会报》与《中华医学杂志》合并也未能实现转变为中文期刊的计划。其后这些传教士又在国内创办了西医报刊，如《海关医报》《西医新报》等[5]，至此西医开始大规模传入我国。传教士拉开了“西医东渐”的帷幕，并且通过报刊这种现代性传播工具把西医带入国内。他们的目的无非是为传教，但也以此为契机为西医学打下了基础，并促进了西医学在中国的立足与发展。期刊的出现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医学传承方式，颠覆了中国传统信息传播方式，将新型大众传播工具和传播模式引入国内，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期刊史的序幕。与此同时，清政府也因办“洋务”的需要，开始成批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后，清朝统治几乎倾覆。为维护垂危的统治，清政府开始向日本广派留学生，培养“新政”人材，而日本政府也企图通过留学生来增强其在中国的势力。一时间留学生如水赴壑，纷纷至日本留学。受到日本文化、政治的影响，在留日学生中出现了“科学救国”、“从医学开始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的思潮。留日学生组织了名目繁多的学术团体，并创立了几十种介绍西方学术文化、宣传君主立宪或反清革命的期刊，其中医学期刊以《卫生世界》为代表。这些由国人创办的启蒙报刊打破了外国对西医传播权的控制局面，进一步加速了西医传播的本土化进程。在当时，这为启迪民族精神、谋求救国良策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6]。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时期出现的以“著述医”自称的陈垣。与多数爱国志士一样，陈垣以笔为枪，以报刊为阵地，先后创办了《医学卫生报》及《光华医事卫生杂志》，利用报刊的宣传教育功能开辟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医学救国之路，即以“医人医国为其宗旨，医学新知为其内容，报刊传播为其形式[7]。”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医学的发展较其他学科更早、更快。而期刊作为记载、传承、传播学术成果的载体正好反映了这一历史过程。（二）民国时期。民国时期（1912—1949）是“中国社会逐步实现由旧到新的转变时期”，也是我国医学发生重大变革的特殊时期。受近代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西医和中医体系在这一时期产生了激烈地碰撞[8]。政府实行扶植西医、压制中医的政策，使两种医学体系的发展进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态——西医获得长足发展，中医却举步维艰[9]，但无论是中医药期刊还是西医期刊在此期间都曾得到迅猛的发展，其数量、品种均达到了历史上的空前水平。据《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记载，1980—1949年国内创办的中医药期刊约260种；1912—1937年出版西医药期刊共237种，但多数出版时间不长，影响不大；1938—1949年出版西医学期刊约有百种，但至1948年底仅存30余种[10]。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主要由中医社团、中医学校和中医药界知名人士承办，以“发扬国医国药”、“谋国学之复兴，作知识之交换”为主旨。1920年前创办的中医药期刊约20余种，以《和济医学卫生报》及《医药卫生通俗报》为代表。1920—1937年是中医药期刊出版的活跃期。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及中医的兴废争议，中医学界各单位与知名人士联合发声，先后出版了中医药期刊逾200种，多集中于经济、文化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如上海、江苏、浙江、广州等。出版数量以上海最多，其次为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北京、天津等。其中以《中医杂志》、《医学杂志》、《医界春秋》《杏林医学月报》等为代表。1938—1949年，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政府对中医打压以及期刊的经费和人员不足等问题，导致多数期刊被迫停刊。此时，中医药学界为中医生存问题还在不断努力，仍创办约80余种刊物，但大多刊行年代不长，缺乏影响力。而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西南转移，四川、广西等地也相继创办中医药刊物，其中以《中和医刊》、《国医月刊》、《复兴医药杂志》为代表。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由于内战全面爆发，社会经济萧条，导致期刊业也随之萧条，中医药期刊一度沉寂，仅少量期刊进行复刊，新刊物也很少，以《新中医》、《杏林报》、《华西医药杂志》为代表。在西医药期刊方面，其历史演变与民国时期政治斗争的变化轨迹本质上一致。由于当时列强入侵以及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中国的旧式教育制度已不能适应当代社会的要求，政府曾多次颁布法令推行学制改革，包括以日本学制为圭臬的壬子癸丑学制和以美国学制为圭臬的六三三学制。在政府的支持下，自办医学院校迅速发展，逐渐取代教会医学校成为了当时主要的西医人才培养基地，为西医发展提供了大量后备人才，预示着西医传播已经实现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的本土化。医学学校、医学团体、政府、本土西医以及各大报刊纷纷开始创办医学期刊，使西医药学传播事业在多主体传播格局下的繁荣发展。西医期刊在此时期的传播进程呈现出阶段性和地域性差异，但是其数量飞速增长，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到1949年共创办期刊500余种。期刊发展总体趋势为逐步增加，几乎每年都有新刊创立，共经历了四个办刊高峰，分别为1920年、1930年、1940年和1947年，均处于民国社会政治经济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有研究[6]对近代西医药学报刊进行整理发现，仅确知创刊时间的专门性西医报刊就多达501种，另有约330种医药卫生方面的副刊；期刊类型也十分丰富，如西医、西药、护理、口腔、公共卫生以及其他综合性报刊等。经过大规模宣传、办学、译书等传播手段，西医学被中国医学界和民众广泛接受，成为主流医学。这时的西医学本身已经历了重大的发展和变化，成为奠基在近代自然科学技术基础上的一门综合性科学[11]。西医传播中心也随着社会动荡经历过数次变迁，医药学期刊先是以沿海口岸和沿江流域、经济较为发达的上海为传播中心向周围扩散，其后在红色抗战时期随着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转移至西部地区和革命根据地，最终形成一个“多极-多向”的扩散网络[6]。这一过程可以大致上分为三个阶段：（1）民国前期（1912—1927）：在此时期，受到革命运动的影响，特别是新文化运动，西方文化兴盛，在“科学救国”、“医学救国”等主张下，西医药期刊经历了期刊的初创阶段。但此时西医体系尚未建立完全，北洋政府内外交困，其传播主要依靠个人，主要话语权还在外国人创办的刊物手中。西医药期刊在内容上也以文献翻译为主，缺乏国人的自主研究内容，内容较为粗糙。此时，西医药期刊的范围较小，影响力也很弱，传播仅集中于几个通商口岸，民众对西医的重要性不甚了解，也不感兴趣。（2）民国中期（1928—1937年）：此时期是整个西医药期刊发展的兴盛时期。国民政府建立后，对医药卫生方面十分重视，设立卫生司负责全国卫生行政。中央卫生系统的建立为西医传播事业奠定了基础，西医期刊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快速发展，传播效力也显著提高。在此时，期刊主要由政府、社团以及民间个人组成，总体特点是数量大、分布广、规模化和类型化趋势明显。在传播内容方面较民国初期也有进一步延伸，增加了口腔医学、护理学、精神病学、皮肤性病学、眼科、药理学、法医学、妇产科、生理学等专业刊物，并且创立了精神层次的期刊和制度层次的期刊。（3）民国后期（1937—1949年）：在此时期由于战争爆发导致的社会动荡，西医传播事业举步维艰。但国内的西医期刊仍在努力维持与发展，创刊量大幅增加，仅1947年就有43种西医期刊创刊，尤其是西南和西北地区创刊的种类最多。部分期刊甚至在多次停刊后又恢复办刊，其中坚持办刊五年以上的期刊包括《战时医政》、《中国红十字会会务通讯》、《云南卫生》、《现代医学》、《西南医学杂志》、《贵阳医学院院刊》、《军医通讯》等；一些影响较大的期刊甚至二十多年长盛不衰，如《中华医学杂志》、《中华护士季报》、《同德医学》、《中国红十字会月刊》、《民国医学杂志》、《卫生月刊》等。抗战期间，东部地区沦陷，其经济、社会和医药卫生状况每况愈下，创办的西医期刊数量与中西部地区相比显著下降。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着国内经济政治中心的转移，中西部地区的医药期刊规模迅速萎缩，东部地区医药期刊发展繁盛，新创办报刊100余种，复刊20余种。这一时期的西医期刊比以往任一时期都更接近现实，适应战时需要，贴近民生，并且一些医疗制度层次的期刊已经开始对国家医疗政策进行深入的讨论。西医期刊已经成为了国家卫生行政的宣传者、推广者和监督者，在政府与民间、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架起了一座重要桥梁。

二、近代医学期刊的传播意义

（一）推动近代医学体系的建立。自传教士将西方医学思想带入了国内，我国的近代医学技术有了飞跃性的发展。而近代医学期刊的出现加速了西医学在国内传播，并促使西医本土化，对开启民智、推动近代医学体系的建立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这些医学期刊在普及西医知识的同时，也将西方的医学精神、卫生观念带入国内，将科学观念输入到国人思想之中。国内也由此将医学进行系统化概括，并细分出基础学科及临床学科，如解剖学、细胞生物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口腔医学、护理学、精神病学、皮肤性病学、眼科、药理学、法医学、妇产科等，奠定了我国近代医学体系的基础，在近代医学体系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初步建立了医学传播的系统模式。传统中医“有禁方之传授，重其道不轻以示人。后世沿其义而失其真，乃有秘方之名目。秘之又秘，遂终失传。”[12]中医的传统传承方式为师承，历来通过“口传秘授”，但随着报纸、期刊、书籍的普及，我国传统医学的传播和交流模式发生巨大改变。中医药期刊俨然成为了我国传统医学学术交流的媒介，也是中医与西医思想碰撞的平台。中医医师的交流传播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们将自己的医学心得及思想述诸于文字。（二）促进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学术交流和发展。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传教士来华的主要目的是传播宗教，他们借用医学的力量在中国行医布道，通过创办期刊、翻译医术、开办西式医院和医学校等成为西方医学进入中国的主要渠道，让中医民众接触到西医知识和西医诊疗方法，促进了中国医学的多元化发展。与此同时，传教士在把西医学知识带到中国的同时，也逐渐加深了对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解。部分传教士开始研究并向西方译介中医药学知识，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传播打开了一扇窗口。一方面传教士希望通过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传统医学，帮助其了解中国，进一步获得支持，推动传教事业；另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研究中西医学的相似性，寻找东西方医学文化的相似点，以便在中国历史上寻找空间安置上帝[13]。医学传教士在编撰有关西医学著作、个人自传、刊物、社会调查报告的过程中，或多或少涉及到中国传统医学的内容。这些内容成为了西方人对中国传统医学的最初印象和轮廓。期刊等传播媒介作为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媒介，在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和沟通方面产生了较大影响，成为来华传教士行医传教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对东西方的社会、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14]。中医药学是一门实践性、经验性极强的学科，中医师承是我国传统医学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方式。传统师承教育一般以师授为主，师者言传身教，传道、授业、解惑。学者侍诊左右，耳濡目染，潜移默化，通过名师的点拨达到心领神会、掌握精髓的效果。这样的学习方式使得我国传统医学在学术交流和信息交换方面相对闭塞。中医药期刊的出现冲破了师承的樊篱，为中医界学者提供了新的学术交流的平台，各学派及各种学术思想得以交流和碰撞，使中西医汇通、中医科学化，进一步推动了中医的发展。通过中医药期刊，使得跨地域的临床经验交流得以实现，并进一步得到大规模的临床验证，使得中医科学化的思想广泛传播，为中医药学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三）社会导向作用。期刊不单能够反映历史进程，它也能够对社会发展具有导向、凝聚、催化和控制作用[15]。洋务运动以后，国内出现了“科学救国”、“医学救国”的思潮。维新领袖梁启超呼吁“凡世界文明之极轨，惟有医学无有他学……医者，纯乎民事也，故言保民，必自医学始”。大批有志人士及学术团体通过创办的期刊宣传西方的科学文化，使国人开阔了眼界、更新了观念，为启迪民族精神、谋求救国良策起到了重要的意义。并且使人与人、团体与团体，特别是科学群体之间和科学社团、组织之间形成一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强大聚合力，从而调整社会内部各种关系[15]，维护社会的和谐统一，推动社会进步。（四）促进行业交流，提升社会服务功能。医学期刊在发展过程中不光承担学术交流的媒介功能，同时部分期刊也承担了行业交流的作用。如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在发挥期刊的学术传播作用同时，通过代销名家书籍、与其他中医团体组织交换期刊、在杂志刊登医药信息等的形式，与业界广泛交流。同时，借由这些医学期刊，研究会还开展了民间医方征集活动，出版《审查征集验方》。在通过期刊扩大影响力后，邀请著名医家从弘扬阐发传统中医和吸纳兼容西方医学等不同的立场进行思想交流，使得相关行业联系更加紧密。《医学杂志》还将太原市的执业中医的姓名、执业地址、门诊时间、诊费、擅长科目以及各大药店、销售的品牌中成药的介绍进行登载，建立了中医、药店的品牌形象，推动了中医药行业的发展。在方便民众对行业整体了解的同时，也强化了医生与中药的行业联系和合作，促进了中医药业界的沟通联络。

三、结语

1心理学的概念和内涵

中医学是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以中医药理论为基础，研究人体生命规律、和疾病转化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综合性科学。它以阴阳五行、脏腑经络为基本理论，系统阐述了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关系，在整体观念的指导下对人体疾病的病理、诊断、预防、治疗等医学问题，用辩证施治的原则指导临床防病、治病[1]。中医心理学概念[2]：用传统中医理论来研究情志心理因素与疾病或健康之间的网络关系，通过整体观来系统地调节各项功能，并用于指导医学实践的一门系统的科学体系。

2中医心理学的历史沿革

“心理学有一个悠久的过去，却只有一个短暂的历史”——用德国著名心理学家艾宾浩斯的这句名言来描述中医心理学的发展，是再合适不过了。中医心理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古代哲学、传统医学与现代心理学三者有机结合的产物。也为后世医家在治疗疾病方法提供思路，对情志疾病和心理治疗则有了更多的阐述和发挥。2.1远古至春秋时期（公元前475年以前）。这个阶段中医心理治疗开始出现，因为这个时期社会因素限制，早期医术和巫医合流。巫医是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人，他既能交通鬼神，又兼及医药，是比一般巫师更专门于医药的以语言、行为、舞蹈为主要治疗手段的人物。此期的医学模式为神灵医学模式。当时的代表人物和著作有：苗父的心理治疗医案《苗父平众疾》。2.2战国至三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280年）。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他们的问世中医理论体系也逐步建立，心理治疗的理论也初步形成。这一时期称得上是古代医学心理学思想发展的一个辉煌时期，涌现了大量的医学心理学思想，最为突出的是《内经》及先秦诸子学术思想中包含的有关内容。据统计，《内经》中从篇名命题到主要内容讨论心理学、医学心理学有关问题的达32篇，占全书162篇的19.8%。在内容中涉及到心理学、医学心理学思想达159篇，占162篇的79.6%。2.3两晋至五代十国（公元275年-公元979年）。这一时期的医学发展迅速，体现在出现了一些饱含医学心理思想的医学文献，如西晋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唐代王冰的注《黄帝内经素问》等都对《内经》中医学心理学思想做了阐释、发挥。2.4宋代至元代（公元960年-公元1368年）。这一个阶段中医心理治疗的一个辉煌时期，出现了很多心理方面的医家，并且治疗水平很高，也因此留下了比较完整的心理治疗医案，如张子和的《儒门事亲》、朱丹溪的《丹溪心法要诀》等。宋代也是中医七情学说成熟和定型的时期，南宋陈无择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把各种致病因素归结为内因、外因、不内外因三因。其中内因即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关注各种情志对人身心健康的影响，这对中国古代医学心理学思想的发展有重大作用。2.5明代至清代（公元1368年-公元1911年）。医学心理学继续发展。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张景岳、李时珍等。其中张景岳在其《类经》中论述了移精变气的心理治疗方法，他引用了古人和自己的5个心理治疗的医案来论述心理治疗的意义。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载药1,892种，载方1万多个，其中就记载了有关于情志内伤、癫狂等心理疾病的证治，在“健忘”一节中汇集了39味治疗健忘的中药，此外还有许多治疗健忘的单方、配方等。2.6近现代（公元1912年-至今）。总的看来，建国前其研究呈零散状态。建国初5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采取保护中医政策，使中医事业得到发展，中医心理学研究得以延续。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医学模式正由原来的生物医学模式逐渐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受医学模式改变的影响，医学心理学被引入到医学教育结构中，并在很多医学院校设立了相关课程。

3展望现代中医心理学发展

现代中医心理学它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道家和佛教的哲学思想及其固有心理学［心理学、神（精神）或意识］为基础，通过探索儒家、道家、佛教哲学的“本质”，是中国古代哲学、传统医学与现代心理学三者有机结合的产物，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特色的中医心理学。我们要充分挖掘、探索和运用中国传统医学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有关心理学的医籍和医案，做到古为今用，更好地发挥中医传统心理治疗的作用[3]。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以下简称《执业医师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以师承方式学习传统医学或者经多年实践医术确有专长、不具备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除在《执业医师法》颁布之日前按国家有关规定取得医学专业技术职称和医学专业技术职务者外，参加医师资格考试，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传统医学”是指中医学和少数民族医学。

第二章考核

第四条考核是对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申请参加医师资格考试的资格评价和认定，由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组织，各考核机构具体实施。

一、传统文化对名医成长的影响

中医学是中国文化孕育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文化在古代名医成长中起着决定性、全方位的影响。

1医德观: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儒家以“仁”为核心追求。仁人在纵向人际关系中，应忠孝悌良慈(分别对君王、父母、兄长、弟妹、子孙)，在横向人际关系中要求“信”与“别”(分别对朋友与配偶)，然后在此基础上把“仁爱”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地施行于天下人。一个人对这些道德要求的践履程度取决于他自身的发展程度，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看来，人生第一达是做良相，第二达就是当良医，如其所言，“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金代名医李杲在《内外伤寒辨惑论》自序中提到:范仲淹后代道教人物范尊师以尽“仁人君子济人利物之事”，勉励其著述医书，而他“敬受其言，仅力疾成之”。元代名医朱震亨年轻时师从理学家许谦，后因许谦劝其“游艺于医”，他“乃悉焚弃向所习举子业，一于医致力焉”。古代名医就这样把医学作为践行“忠孝之心，仁慈之性”的基本途径。

2医学战略思维: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老子警示人们:事情要在还未发生时先准备好，在动乱还未出现时先治理好。《黄帝内经》把这一原则运用到医学中，“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椎，不亦晚乎?”医学本质在于维护健康，包括未病时的预防保健与已病时的治疗康复。我国传统医学把前者作为根本任务。从《黄帝内经》“上工治未病”、葛洪“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之于既逝之后”、孙思邈“勿以康健便为常然，常须安不忘危，预防诸病也”、朱震亨“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张景岳“知命者其谨于微而已矣”，到叶天士“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都无不一脉相承地体现着这一医学战略思维。

3医学哲学方法:欲为医者，须“学博天人”传统医学有着一以贯之的方法论，《庄子·养生主》将其概括为:“缘督以为经”，即遵循自然之理是获得健康享尽天年的常法。这里的“自然”，乃无称之言，穷极之辞，并非仅指自然界。所以，老子说，道法自然;郭象说，名教即自然。这个博大精深的自然之理，在传统医学中有具体展现:①良好社会状况是医学更好发挥的基础。社会状况是人们整体健康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在饥寒交迫、生灵涂炭的乱世中，再高明的医学也会显得无能为力。“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世界以及“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礼记·礼运》)，是儒家在这方面的追求。孙思邈所言，“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速，必凭于药”，也从侧面道出医学与社会的关系。②天人合一是根本方法。“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是《庄子·齐物论》中“天人合一”的经典表述。在医学中，该方法论用以指导医家系统处理生命与自然的关系。③形神合一是根本方法的深化。嵇康认为，“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表于外，犹君昏于上，国乱于下也。”在医学中，医家普遍以“和七情”、“节六欲”为保持或恢复健康的前提。由此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古代名医对“欲为医者”的衷心劝告，如金代名医刘完素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三者俱明，然后可以愈人疾病。不然则如无目夜游，无足登涉……”。清代名医陈士铎说，“医道大矣哉!非学博天人，……则不可以谈医。”

二、面向基层医学生的人文教育的目标分层

【摘要】中医养生学是中医养生保健专业基础课程，通过在中医养生学课程中导入岭南中医药文化，使在校大学生接受岭南中医药文化方面的知识，把这些具有岭南特色的中医药知识运用到中医养生实践中，去指导岭南人民的养生活动。本研究就岭南中医药文化在中医养生学教学中的导入进行探讨研究，以期为推动岭南中医药文化在高校中的推广普及和中医养生学的教学改革积累经验。

【关键词】岭南；中医药文化，中医养生学；教学研究

中医养生学是在中医学理论的指导下，研究和探索中国传统的颐养身心、预防疾病、增强体质、延年益寿的理论和方法，并用这套理论和方法指导人们保养生命、维护健康的一门实用学科。中医养生学是一门古老的中医分支学科，它充满活力与生机。中医养生学是中医养生保健专业基础课程，是为适应大健康背景下国家大力鼓励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而开设的一门专业课，深受学生喜欢。广东高校大学生大多数来源于广东本省，学生的成长与生活深受岭南中医药文化的浸润和培育。广东某校通过在中医养生学课程中导入岭南中医药文化，使在校大学生接受岭南中医药文化方面的知识，把这些具有岭南特色的岭南中医药知识运用到中医养生实践中，指导岭南人民的养生活动。这对于他们增强对岭南文化的认知和热爱、主动接受民族文化及岭南中医药文化、培养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自信、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促进中医养生学学科的不断健康发展，努力培养出适应市场需求、立足岭南本地、突出岭南特色的实用型中医养生人才，笔者结合多年从事中医养生学教学的体会，就岭南中医药文化在中医养生学教学中的导入进行探讨研究，以期为推动岭南中医药文化在广东高校中的推广普及积累经验。

一、岭南中医药文化的特征

岭南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它是以广州为中心，以珠江三角洲为主要区域所形成的一种具有岭南特色的文化形态。岭南中医药文化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分支。岭南中医药文化既有传统医药学的共性，又有其地方特性。当代著名中医药学家邓铁涛教授曾经指出，我国幅员辽阔，但因地理环境的差异和历史上开发的先后，各个地区的情况千差万别，医学发展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岭南医学就具有地方与时代的特色。长期以来，中原医学文化一直被视为中华中医文化的基础和主干。岭南文化既承袭了中原文化的传统精髓，又融入了自身的创新成果，因此颇具地域特色。岭南中医药文化在中医养生学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二、岭南中医药文化植入广东高校中医养生学课程的路径

《中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诊断和防治的一门传统医学课程。该课程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指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为基础，以整体观念和辩证论治为特点的一门独特的医学理论教程，也是西医院校学生的必修课。如何做好对西医院校学生的中医教学，历来都是西医院校教育工作者需要探索的东西。根据笔者的教学经验和体会，对该门课程在教学上有一些浅薄的看法，管窥之见，希冀抛砖引玉，现叙述如下。

一、培养兴趣很关键

1.爱因斯坦曾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就是说一个人一旦对某事物有了浓厚的兴趣，就会主动去求知、去探索、去实践，并在求知、探索、实践中产生愉快的情绪和体验。兴趣，是人们力求认识世界，渴望获得科学文化知识和不断探求真理而带有情绪色彩的意向活动，它与学习的积极性成正比关系，当学生对某门学科产生兴趣时，总能积极主动地、心情愉快地学习它、了解它、掌握它，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组织病案分析：通过聘请一些著名的中医学专家、学者或教授，开展相关知识讲座，既能够弥补中医学课堂教学的不足，又能够拓展西医院校的中医教学文化环境，进而激发了学生们对中医学的学习热情。

二、抓住重点是基本

内容多、课时少、实践机会少，是西医院校中医学教学普遍存在的问题。现在通行的《中医学》课程包括了中医学基础、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及临床各科和针灸等，这些内容在中医院校大约要花4年时间，上课时数不少于700学时；但是这一合编本在专科院校授课时间仅约36学时，本科院校约60学时，根本无法圆满完成教学任务。西医院校学生以学西医为主，教师要在西医院校有限的中医学课程教学中，将中医学庞大的理论知识体系及临床各学科一一介绍给学生，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教学中突出重点，精选教学内容，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在最基础和较为难懂的部分，力争将中医学的精髓、重点向学生讲深讲透，弘扬祖国的传统医学。

【摘要】药膳是独具中华医学文化特点的治疗方式，是医学文化与饮食文化的优质结合。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岭南地区的药膳文化发展极为成熟，且形成了自身的特色。药膳文化在岭南地区已经融入到生活中，多数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都通过食用药膳，从而达到强身健体、防范于未然的目的。就长远发展来看，药膳文化具有极其广阔的发展空间，无论是在疾病治疗方面，还是防于未病方面，都具有极高应用价值。本文就岭南地区药膳文化展开分析，对其产业化发展做出探讨，希望有助于我国传统医学文化的发展。

【关键词】岭南地区；药膳文化；产业化发展

药膳文化因饮食文化和食疗文化而产生，是基于中医文化基础进行构建，其应用是在中医食疗理论指导下，结合饮食内容而开展。药膳不同于单一的饮食和药物，是将二者有机结合，药物可以在食物中发挥效果，食物也可增长药效，并且此种药膳可以长期食用，对于健康人群和患者都有益处。岭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药材生产地，很多药材都可以加入日常饮食内容中，这就为岭南地区药膳文化的发展奠定了有利基础。

1岭南药膳文化的基础

(1)历史悠久。岭南地区在先秦时期既有土著古越族居住，秦始皇时已经派遣军队前往管理，西汉时期正式归属中央管理，自东晋以来，开发力度日益增加，其文化历史悠久，为岭南地区药膳文化的发展构建了基础。与传统中医药文化相比，岭南医学文化既吸收了中医文化的养分，也构建了自己的体系，这是由于岭南地区气候不同于中原地区，居民体质，药材种类有所差异，且古时交通不便，以至于交流受限，岭南地区文化发展更需自我创新。因此，岭南地区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药膳文化。(2)药材丰富。药膳文化的发展必须依托于药材，而岭南地区道地药材极为丰富，很多药材都是可以直接作为饮食配料。认知度最广的就是陈皮，不仅是岭南地区，其他地区在炖煮食物时，都会使用一些陈皮。另外，还有佛手、砂仁、橘红等，均可当做食材[1]。同时，国内陈皮、佛手、橘红、砂仁等药材，道地药材均在岭南地区，其中陈皮以新会最佳，佛手以高要最佳，橘红以化州最佳，砂仁以阳春最佳。正是因为得天独厚的道地药材优势，使得岭南地区药膳文化得以发展。(3)文化的更新。文化欲发展，必以持续更新为原则，唯有不断推陈出新，才能使之持续壮大，岭南地区的药膳文化即是在不断更新。就本土特色而言，岭南地区的凉茶在全国范围内都有较高知名度，其发展是由于岭南地区燥热，需以凉茶消暑气、清燥热，但是岭南地区的茶文化不止如此，除了传统单枞茶外，云南普洱传入后，岭南地区将普洱与陈皮、青皮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点的柑普茶。同时，岭南地区地处沿海，是中外交流的重要通道，大量西方文化涌入，随后岭南人民则结合了西方医学理论、运动学理论，形成了新的药膳文化[2]。岭南地区人民有极强创造能力和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能力，这才使得岭南地区药膳文化持续壮大。

2岭南药膳的特点

藏医学与中医、印度医学和西方传统医学并称为世界四大传统医学，是藏族先祖在积累自身经验的基础上融合了亚欧等地优秀医学思想后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医学形式，是藏族先民遗留给世界的伟大遗产之一。对于所有古老的医学来说，医德都是其医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部分医学体系都对医生的行为标准提出了要求，并留存有相应的医生道德箴言。这些箴言多由早期的医学智者们所创制，如希腊医学的《希波克拉底誓言》、阿拉伯医学的《祷文》、中医的《大医精诚》等。藏医也不例外，在宇妥·元丹贡布所著的《四部医典》中，医生的道德规范亦被提出。从“金七条”中就可以知道从医者必须有很高的悟性和德行，其中不但包括了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医生在诊治疾病过程中的行为准则、医生的医疗水平等方面的内容，还对医生本身的修行做出了论述。藏医认为，作为一个好医生，不仅仁心与良好的医德很重要，医生不断自我提升以正确掌握各种医术也同样重要。这些藏医的医德规范带有很明显的宗教色彩，有不少要求就是从佛教教义的角度提出的。一位修行很好的藏医本然巴（博士）要经过30多年的修炼，他必须精通天文地理，哲学，佛学，不但要修佛学，还要修其他宗教的教义。

藏医行医金七条

第一条：行医者要求出生高贵，否则很难得道患者的尊敬。

第二条：凡是对医药书籍没有了解透彻的和没有医药知识的医生，不可诊断疾病。就像一个盲人不认识金子一样。

第三条：如果一个缺少实践的医生，就如同走路一样，自己就不知道要走向何方。

第四条：如果一个医生不知道如何进行尿诊、测脉、检查病人等，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医生。

［摘要］中医针灸彪炳于中华民族传统医学宝库，绵延数千年而生生不息。与现代医学历经诸多基础理论对立乃至裂变、交叉甚至相融的发展趋势不同的是，中医针灸始终固本而开新，持守着自身的哲学思想根脉。有鉴于此，讨论中医针灸的哲学思想及其发展理路至关重要，关键要清晰回答中医针灸研究过程中面临的三大理论命题。首先需要探究中医针灸的古今之辩，核心议题涉猎《黄帝内经》的溯源及其哲学分流；其次还要探明中医针灸的内外之分，着重分析中医针灸起源于中国还是印度的问题；再次需要探析中医针灸的中西之别，重点要解析并矫正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之间的关系。由此论证中医针灸本体“一元”和发展“多元”的基本特征，进而延展出如何整体把握中医针灸的哲学根基及未来走向的现实命题。

［关键词］中医针灸；黄帝内经；古今之辩；内外之分；西方针灸

中医针灸贯通华夏文明之脉，挥写着数千年中华民族医学史独特篇章。《礼记•大学》开篇有言：“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其先后，则近道矣”［1］。围绕“医学是什么”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恒久命题，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院长韩启德认为，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存在着中西方不同发展轨迹，西方传统医学在公元5世纪后衰落，而中国传统医学长盛不衰，持续发展。笔者藉此以中医针灸的哲学思想及其发展理路为证，发现其演进过程经由三大分水岭并衍生出重要理论命题。一是关于中医针灸的古今之辩，核心涉猎《黄帝内经》的溯源及其哲学分流；二是关于中医针灸的内外之分，集中表现为针灸起源于中国还是印度的问题；三是关于中医针灸的中西之别，重点要解析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WMA）之间的关系。上述三大命题聚散分合，既聚合为中医针灸是“一元”还是“多元”的哲学本根问题，还离散为中医针灸传承发展中的主要理论分歧。由此延展出如何推动中医针灸务本开新，亦即怎样整体把握中医针灸的哲学根基及未来走向的现实命题。

1古今之辩：《黄帝内经》起源及其思想分流

凡论及针灸起源则关涉中华文明源头。针灸因何而生，从何演化，如何形成数千年代际相承的历史品质和学科风貌？无论是千百年来针灸的针具和灸法演化，还是针灸疗法的整体性和系统化发展，总是隐现并且贯穿着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主线。这不仅折射出中华文明在中国传统医学演进中的思想光辉，反映出中医针灸疗法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变迁过程，而且汇集了中华民族的医学智慧乃至哲学思想，呈现出漫长历史时期中医针灸发展的独特品格。《黄帝内经》堪称中医针灸的集大成者。晋代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盛赞华夏始祖伏羲“尝百药而制九针”。《山海经》则流传“有石如玉，可以为针”，记载着“石篯”刺破痈肿的疗法。从使用砭石到完善针具针法，从使用火种到形成施灸工具和艾灸疗法，均充分反映出华夏先民把生产工具和生活条件发展为自身健康服务的理念。直至《黄帝内经》问世，才最终形成了包括针灸在内的中医经典。后世尊称为“医之始祖”的《黄帝内经》［2］，分《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各有81篇，论述针灸学的内容近半数的篇幅，位列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之首。《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将其收录为“医经”［3］七家之首，其中《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细数《黄帝内经》的版本断代研究，大致可分为3种不同的观点。一是成书于先秦时期。古人冠以“黄帝”和“经学”之名，藉以《黄帝内经》证明中医发祥历史悠久，集中圣贤思想，位居重要典籍。《淮南子》和晋代皇甫谧、宋代林亿等医家均以此为崇。二是定型于战国时期。宋明时期的儒家和医家如邵雍、程颢、朱熹、桑悦、方孝儒等，均持有《素问》与战国时期《周礼》同时代的观点，亦有《黄帝内经》出于扁鹊之后、仓公之前的比较性论证。三是完善于西汉时期。明代郎瑛曾作出《素问》诞生于西汉的推断；现代中医学者则因由西汉“黄老学派”盛行、西汉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而得出《黄帝内经》成书于西汉的结论。综合上述观点，即可发现《黄帝内经》经历了较长的历史发展时段，可谓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进而从《黄帝内经》的文本分析，遂有《素问》为基、《素问》为法的特征。一方面，《素问》完成了中医的基础性和整体化建构，广泛涉及脏腑学、经络学、病理学、诊治原则、针灸学等范畴，其哲学基础来源于“黄老之学”；另一方面，《灵枢》涵涉脏腑、病因、病机等内容，尤为注重阐释经络腧穴、针具刺法以及治疗方法，兼具《素问》本体论和《灵枢》方法论的特点。《灵枢》最早称作《针经》，后有《九卷》《九灵》《九墟》等称谓。《灵枢》之名，出于唐代王冰《素问〈序〉》及注语。南宋史崧编撰《灵枢》二十四卷，元代“古林书堂”刊本为十二卷，明刊《道藏》本为二十三卷，现仅存史崧二十四卷本《灵枢》行世。中医针灸始终灌注着中国哲学思想精髓。中医针灸的学理基础从何奠定，其思想源流有着怎样的主体脉络呢？探析这样的命题，首当涉及长期润泽中医针灸发展的中国哲学思想，并且它显然前置于中医针灸的内在体系研究。譬如，中医针灸深受道家哲学的影响。《黄帝内经》与道家经典诸如《道德经》《庄子》《太平经》《淮南子》《管子》在思想表达和专用术语等方面相互参透。诚如，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坦言：“道家思想乃是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根本”［4］。这在《灵枢》中就有着集中反映，主要表现为道家哲学的本体论“天人合一”衍生出五行、精气等哲学观，并生成了经络周而复始、循环发展的思想；道家哲学的辩证法“阴阳对立理论”则延伸出针灸阴阳调和与辨证施治的理念；道家哲学中的自然观“道法自然”则演化出针灸“针法自然”的原则；道家哲学的修真理论则为针灸技术吸纳并藉此打开众妙之门。又如，中医针灸受到儒道合流和理学发展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道家哲学经由儒家思想改造，淡化了主观唯心主义色彩，进而衍生出“理”为最高范畴的客观唯心主义，形成了儒道合流乃至并重的新格局。儒家思想影响的理学，推崇“万物有理”和事物运行的规律，这在中医针灸“子午流注针法”起源和运气学说发展等方面得到充分体现。学术界普遍认为，子午流注属于“宋代儒医群体形成、医儒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融合的背景下，针灸医家运用了儒家象数理论所设计的一种针刺理论”［5］。子午流注取穴法因循天干地支阴阳之变，遵循脏腑经络平衡运行，恰恰表现为理学在针灸中的应用。北宋初期，运气学说日益兴盛，主要依靠预测气候和疾病流行趋势，采用天干地支配阴阳五行、地支配三阴三阳之气等方法，测算“运”和“气”的盛衰，其哲学思想与理学崇尚的宇宙整体观、脏腑一体观、天人合一观高度契合。

2内外之分：针灸起源于中国还是印度之考证

摘要：本文在全面客观分析网络文化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基础上，提出一些使藏医药文化既能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又能适应网络文化发展规律的基本对策。

关键词：网络文化；藏医药文化；积极作用；消极影响；对策

互联时代，网络文化正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说：“互联网已经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1]藏医药文化是藏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面对网络文化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如何使之既能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又能适应网络文化的发展规律？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网络文化对藏医药文化的积极作用

2012年12月7日，在参观考察腾讯公司时指出：“现在人类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这是一个世界潮流，而且这个互联网时代对人类的生活、生产、生产力的发展都具有很大的进步推动作用。”[2]

1.网络文化改变了藏医药文化的保护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