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法治文化范文10篇

摘要：传统法律文化是法治建设的重要本土资源，中国法治建设必须充分利用法律文化。在利用法律文化时应注意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应注意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改造。

关键词：传统法治文化；作用分析；法治建设

本世纪初的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法治现代化革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新世纪我国的治国方略和宪政目标。

一、传统法律文化包含很多优秀成分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成文法、判例法共存及制定法与民间法并列的“混合法”模式；“无讼”价值观下节约成本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守法观念；司法中“亲亲相容隐”的人伦主义；“慎刑恤狱”的司法人道主义；“实质正义”的司法价值取向；法律的“集体主义本位”；“为政在人”的人治观；“亲民”的政治道德观；法律语言的简洁；司法人员的人文素养；古代行政立法、监察制度及廉政建设及历史上“变法”的经验等等，这些都包含着符合现代法治的成分，经过改造，完全可以为当前的法治建设服务。

二、中国法治建设离不开传统法律文化

[论文关键词]法治传统法律文化借鉴

[论文摘要]推进中国法治进程，不仅需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经验，也要重视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扬弃。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在价值取向、内容和形式方面都蕴含着现代法治的资源。

如何设计和建设当代中国的法治大厦，无疑是一个政府和民众都非常关注的问题。达成共识的一点是必须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经验，因为尽管各个国家法律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同，但作为法律制度则有共同之处。正如当代美国法律哲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所说:“我以为，任何值得被称之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须关注某些超越特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性的基本价值。在这些价值中，较为重要的有自由、安全和平等。”“尽管社会秩序会因社会和经济制度的特定性质不则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我却依然相信，一种完全无视或根本忽视上述基本价值中任何一个或多个价值的社会秩序，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法律秩序。”①的确，学习和借鉴是非常必要的，但似乎另一点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那就是如何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吸收养分。笔者认为，建设当代中国的法治社会，要充分吸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因素，这不仅是因为传统法律文化已内化为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的一部分，而且无论在思想层面，还是在制度层面，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都有值得我们汲取的法治资源。

一、在法律价值取向上，整体、系统的法律价值观具有借鉴价值

在思维方式上，强调整体性、和谐性、统一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从先秦诸子的天人之辨，到汉代董仲舒“天人合而为一”命题的明确提出，再到宋明理学家“万物一体”论的形成，整体观鲜明地贯穿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全过程。《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种整体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法律的价值取向和运转模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传统法律的运作模式是，实现太平盛世，仅仅依靠法律是不够的，“礼乐政刑”交相使用才是合理可行的选择。《礼记·乐记》称:“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政、刑，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隋书》称:“夫为国之体有四焉，一曰仁义，二曰礼制，三日法令，四曰刑罚。”②后来，白居易，朱熹、丘浚等人也有类似的论述。明丘浚说:“礼乐者，政刑之本;刑政者，礼乐之辅。”③“德礼政刑四者，王道之治理之具也。”④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眼中，礼、乐、政、刑各有其功能和作用，礼乐启人向善，政刑惩奸止暴，四者各司其职，交相为用，形成一于运动的、系统的整体，从而使自然、社会、人生得以和谐，法律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在价值取向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强调“集体本位”。中国古代以家庭和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和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个人是家族的缩影，国家是家族的放大。法律的功能首先在于确立和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在确认社会总体利益的前提下来规定个人的权利义务。

不可否认，这种系统的法律价值观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伦道德对法的精神的阉割和整体性对个体性的淹没。但蕴含其中的“以整体的观点发挥法在治国和维持社会秩序中的作用”的理念，对于推进我国的法治进程仍有借鉴意义。其一，法治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由法治原则、法治制度、法治组织、法治观念、法治过程共同构成的整体，是一个由合乎法治要求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共同构成的整体，甚至是法治内部各要素及其整体与社会协调统一的整体。只有单项发展，没有全面推进，是不能建成现代法治的。其二，在司法实践中，应注意防止单纯惩罚主义，既重视依法审判，也要重视思想教育，劝人悔过自新，导人向善。其三，就法治的驱动模式而言，中国法治化应当走政府推进型与社会推进型相结合的道路，既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方向的时代责任，也需要社会民众的广泛参与，使依法治国拥有牢固的社会群众基础，进而保证法治旺盛的生命力和动力来源。其四，当前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时，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仍须把社会的安全和秩序摆在重要地位，而不是只强调个人权利与自由。现代法治已形成了一套普适性的价值体系，包括正义、安全、权利、自由、秩序等等。然而，在不同的法治模式中，体现这套价值体系的具体内容却可以有所不同。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具有独特性，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的是群体、亲情、和谐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法律所要实现的首要价值不是别的，而是社会秩序。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传统的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和心理惯性的影响，以及体现这种价值取向的习惯法或民间法在调整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都要求我们在推进法治的进程中，不能一味地追究排他性的个人本位，而是要同时高度重视社会的秩序和安全，以保障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摘要：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宝贵财富，具有教化和熏陶人的作用。小学道德与法治课与其有相通之处，当前这门课程实际教学中，利用优秀传统文化却比较少，民族文化浸润和陶冶情操作用未能得到很好的发挥。这门课想要达成素质教育目标，促进学生道德素养与法治意识增强，能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通过在课堂中有意识渗透教育，丰富学生精神世界，情感进一步升华，使德育价值更高。本文围绕小学道德与法治课展开讨论，分析在这门课中推进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意义，并提供了渗透与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路径。

关键词：小学；道德与法治课；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渗透路径

优秀传统文化优秀之处在于，其是前人思想文化的结晶，蕴含着传统美德、正确价值观、优秀的道德素养等，具有很高的教化与陶冶人的价值。小学生教育要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道德与法治课是主要阵地，这门课程的教学目标与优秀传统文化有共通之处。因此，道德与法治课中要积极推进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使其感受民族文化魅力，在浸润中提高道德素养，确保人格健全，并能知法守法，健康快乐成长，增强学生的民族文化自信。

一、道德与法治课中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意义

优秀传统文化中积聚着民族精神，包含传统美德、人文情怀、优秀品质等。学习优秀传统文化既能使其感受民族文化魅力，从而产生自豪感，形成文化自信，抵御不良文化冲击，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优秀传统文化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对小学生具有熏陶作用，可促使其道德水平的提升，思想品质逐渐趋同，教化价值极高。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目标是培育德才兼备的素质人才，让学生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自觉去践行，这就有必要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当代小学生每天都会接触到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学生的三观容易受其影响。道德与法治课是德育主战场，也是保证立德树人目标实现的根本，强化这门课的教学成效是重中之重。道德与法治课帮助小学生建立正确道德观与法治观，并引导其在社会实践中践行，成为一个有道德有法治观念的人。从上述内容看出，道德与法治课和优秀传统文化有共通之处，联系十分紧密，这种情况下寻找两者结合点，在课程教学中有效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立足于优秀传统文化做好道德与法治教育，这是培养核心价值观的主要途径，也能使学生在民族文化浸润中正确深入认识道德与法治，发扬传承民族精神，并提高道德素养与水平，且做到懂法与守法，能够用法律武器维护自我权益[1]。小学生三观正，法治意识强，不但有利于个人梦想达成，而且有利于中国梦早点实现。

二、道德与法治课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路径

摘要：传统法律文化是法治建设的重要本土资源，中国法治建设必须充分利用法律文化。在利用法律文化时应注意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应注意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改造。

关键词：传统法治文化；作用分析；法治建设

本世纪初的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法治现代化革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新世纪我国的治国方略和宪政目标。

一、传统法律文化包含很多优秀成分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成文法、判例法共存及制定法与民间法并列的“混合法”模式；“无讼”价值观下节约成本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守法观念；司法中“亲亲相容隐”的人伦主义；“慎刑恤狱”的司法人道主义；“实质正义”的司法价值取向；法律的“集体主义本位”；“为政在人”的人治观；“亲民”的政治道德观；法律语言的简洁；司法人员的人文素养；古代行政立法、监察制度及廉政建设及历史上“变法”的经验等等，这些都包含着符合现代法治的成分，经过改造，完全可以为当前的法治建设服务。

二、中国法治建设离不开传统法律文化

[论文关键词]传统法制法制现代化人治德治现代法治

[论文摘要]总书记提出“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作为治国方略,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理论的又一大进步。人治—法治—德法结合,是实现传统法律文化被法制现代化传承的过程,是人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向法治型价值规范体系的变革过程。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对促进社会进步,使中华民族复兴,完成传统法律文化向法制现代化历史性、创新性转换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总书记提出“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作为治国方略,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理论的又一大进步。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时代的呼唤,是法制现代化的需求,是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制文明的贡献。我们在加强法治建设的同时,要坚持不懈地加强德治,作为治国方略的法和德的完美结合。

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理论的历史背景及基本含义

把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两者的关系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早在两周时,“德”就是一个容道德、政治、宗教为一体的综合概念。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之美称,我国古代倡导的以礼治国,就体现了治国中的德法兼施。“礼”是一个包括着复杂内容的治理天下、国家的社会规范,其中当然包括德治与德育,也包含着法制与法治。“德”既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也是司法行政的重要指导原则。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主张以德治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孟子、董仲舒又先后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使其逐步完善成为治国方法,被后来历代统治者所尊崇和采纳。孔子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说的就是用道德统治民众,用礼义来约束百姓,民众就可知耻辱而且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孔子认为统治者只有实行德政、德治进行德育,才会在百姓中树立威信,才能得到拥护和爱戴,国家才会长治久安。孔孟作为儒家一代宗师主张德治同时,却极不赞成法治,否定法治的优越性及必要性,当然这是时代的制约性导致这样的结果。历史已向我们证明,只有法治和德治两者紧密结合,才能使国家秩序井然,百姓生活安定,才能长治久安,巩固统治。

与孔孟倡导“德主刑辅”的同时,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商鞅和韩非在治国方略上,主张用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作为治国的重要方法,他们强调法治而否定德治,“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不务德而务法”。法家主张法律的国家强制力,给百姓提供统一的行为准则,使之受制于法律的威慑力,接受统治者的统治,而不主张人的德性、道德的感化。商鞅、韩非作为法家的创始人也不接受儒家的德治观点,但是后来的荀子就将德、法很好地结合到一起,主张治国要“隆礼”重法,强调两者的重要性,还有“治之以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同样强调作为治理国家的方略,法治和德治应和谐统一,不可偏废,同时发挥作用,做到相辅相成,这才是治国之理想之路,这样的理论对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摘要：任何法治的构建都离不开自己的传统，中华民族本源的法律文化是构建现代法治不能割舍、不可或缺并起决定作用的内源力，要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必须尊重中国传统，充分利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的层面，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中找寻传统法律文化中所蕴含的现代价值内容。

关键词：传统法律文化；现代法治；现代价值

在现代法治的进程中，为了实现建立现代法治国家的目标，存在着不同的构建模式，有主张“休克疗法”的，认为要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必须“先死亡后再生”，推翻传统的所有价值理念，在废墟上重新建立；有主张“本土资源”的，强调要充分利用中国现有的及传统的法律文化和法律价值。然而，任何法治的构建都离不开自己的传统，中华民族本源的法律文化是构建现代法治不能割舍、不可或缺并起决定作用的内源力，要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必须尊重中国传统，充分利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而且，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确实有不少与现代法治理念相容的东西。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的层面，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中找寻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的相容，并就此谈一点看法。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多角透视

法律文化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法律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组织、机构的总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来法律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统称，是指从上古起至清末止，广泛流传于中华大地的具有高度稳定性和持续性的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主要有：

第一，“德主刑辅”的法律文化，“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城乡一体化，必须同步实施农村法治文化建设工程。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于法律生活所持有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或行为方式，包括人们的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思想、法律价值取向等。法治文化是法治的灵魂和源泉，是法治社会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要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建设和谐社会，离不开法治文化的支撑。只有在农村基层加强法治文化的建设，才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一、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已成为当前的紧迫课题

法治文化是法治建设的根本内驱力。当前，在我国加强法治文化建设，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战略目标。十多年来，我国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毋庸讳言，在农村现实生活中仍存在大量与法治社会相悖的现象，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事情还时有发生。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没有在全社会建立起深入人心的法治文化，则是最深层的、最根本的原因。可以说，离开了法治文化，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13亿人民有9亿生活在农村，要加快依法治国进程，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是基于扬弃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实需要。

产生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人治”文化，是与现代法治观念相悖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特点是：重礼轻法，重德轻刑；“人治”高于“法治”；重刑轻民，重义务，轻权利等等。这些传统法律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仍然在阻碍着我国法治的现代化进程，特别对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产生着阻碍作用。要消除传统法律文化的不良影响，就必须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扬弃，并借鉴国外现代法治经验和整个人类文明成果，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法治文化。

摘要：传统法律文化是法治建设的重要本土资源，中国法治建设必须充分利用法律文化。在利用法律文化时应注意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应注意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改造。

关键词：传统法治文化；作用分析；法治建设

本世纪初的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法治现代化革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新世纪我国的治国方略和宪政目标。

一、传统法律文化包含很多优秀成分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成文法、判例法共存及制定法与民间法并列的“混合法”模式；“无讼”价值观下节约成本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守法观念；司法中“亲亲相容隐”的人伦主义；“慎刑恤狱”的司法人道主义；“实质正义”的司法价值取向；法律的“集体主义本位”；“为政在人”的人治观；“亲民”的政治道德观；法律语言的简洁；司法人员的人文素养；古代行政立法、监察制度及廉政建设及历史上“变法”的经验等等，这些都包含着符合现代法治的成分，经过改造，完全可以为当前的法治建设服务。

二、中国法治建设离不开传统法律文化

法治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有效形式和重要载体，其核心内容包括人民的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思想、法律价值取向等。镇农村人口占全镇人口总数四分之三以上，农村法治建设的成效将直接影响到依法治镇进程，灾后重建工作已趋近尾声，新村面貌焕然一新，为使村民法治意识如家园新貌一般，就务必推进“法治文化进新村”。

一、工作机制运转情况

镇为贯彻“法治文化进乡村”精神，按照依法治村工作要求，大力宣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强化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引导乡村村依法自治，帮助健全村组织、民主管理、完善村规民约，实现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在此过程中，村积极响应组织号召，率先锤炼，获得“省级法治示范村”称号，村如今也正以青出于蓝，更胜于蓝的姿态创新推进“法治文化进新村”工作，力争成为镇下一个法治示范村。

二、法治文化进新村工作经验和做法

（一）建设法治主题长廊。将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定期载入法治宣传专栏，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漫画、挂画，等置于广告牌，观光道两旁，凉亭之内等位置，结合具体事例“说”法，确保法治宣传贴近群众，贴近基层。

（二）建设农村法治图书角。“水景家园”建成后，以文化活动室、农家书屋为依托，建立法律图书室，并配备一些常用法律书籍，定期对群众开放，并配备一名专业的“法律明白人”，为群众解决法律疑难，增强群众的法律意识，引导群众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习惯。

在我国法律文化上，以父权家长制为中心的宗法社会结构，以皇帝独尊为特征的专制皇权主义和以儒家为正宗的意识形态体系，构成了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结构的固有格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就其具体的法律制度而言不乏闪光之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法律文化从整体上来讲是与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代法治精神有本质区别的。

一、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

（一）法律实施的最佳途径是“人治”

孔子认为治国中“人”的作用远远重于法律，消除法律，建立“礼治”国家所依靠的是“善人为邦”，而不是严密的法律或制度。孔子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声不正，虽令不从”。统治者的表率作用重于其的法令，所以治国的首要任务是加强统治者的自律，其次才是建设完备的制度。

（二）利用法律的目的在于消除法律

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影响巨大，其中，孔子学说影响最为巨大。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追求的理想境界是“无讼”，“残忍去杀”，即人字与人之间的冲突与摩擦通过各自的忍让解决，以礼教和德政感化百姓，消除暴力的统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