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非遗手艺范文10篇

摘要：在纪录片《寻找手艺》中，导演运用多元的叙事策略，讲述非遗故事，倡导和谐的价值观念，呈现非遗魅力，弘扬非遗精神，建构积极的社会意义。这些纪录片不仅全面挖掘和呈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基因和生态环境，调动社会民众的积极参与意识，使非遗保护转变为全民族的自觉行动，而且通过影像的忠实记录和广泛传播，赋予非遗更为持久和鲜活的生命力，多维度演绎出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蕴、价值取向和精神信仰。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寻找手艺》；创作要义

近年来，《留住手艺》《手工云南》《我在故宫修文物》《薪火相传》等以非遗为题材的纪录片创作呈现井喷之势，合力记录与传播我国丰富多样且工艺独特的非遗文化，受到了观众的热爱与追捧，但却日益陷入叙事模式单一化、故事内容同质化的窠臼中。因此，本文以纪录片《寻找手艺》为对象，具体剖析其运用多元的叙事策略以讲述非遗故事，倡导和谐的价值观念以呈现非遗魅力，建构积极的社会意义以弘扬非遗精神等方面的创作要义，以期为当下非遗类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启发。

一、运用多元的叙事策略，讲述非遗故事

在纪录片的创作传统中，格里尔逊式纪录片推崇以旁白来统摄叙事，展露上帝视角，诗意化地关注现实问题。直接,电影主张以观察为主，保持旁观者地位，让生活自然流淌于影像的呈现中。真实,电影强调以访谈为主，融入主观色彩，在创作者与访谈者的对话过程中生发出复杂多义的诠释意涵。自我反射式的纪录片将旁白、观察与访谈等语汇手法全部囊括其中，甚至将创作者同时作为观察对象，以多重呈现的方式反映人物内心世界，尽力祛魅被遮蔽的真相，追求逼近人物灵魂深处的本质真实。在《寻找手艺》中，导演以自我反射式的创作方法，生动呈现非遗的生存空间，还将追踪记录与回访相结合，真实还原非遗的传承困境。拓展了纪录片的表现空间，赋予影片更为多元的文化想象和阐释意义。

（一）自我反射式的创作方法，呈现非遗的生存空间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主要采取以人为主体、借以实物这一形式进行活态传承，故传承人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本文以恩施地区非遗传承人为视角，通过实地走访调查，全方位呈现他们的生存现状，并对非遗的可持续传承提供几点思考角度。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恩施地区；传承人；生存状况

一、生存状况初探——两极差异化发展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简称“恩施州”）保留了包括土家族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竞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等众多传统民族文化遗产。目前，该地区的国家级、省级、州级、县级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已基本建立，这为传承人的生存和民间文化的传承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通过走访调查，我们发现虽同为非遗传承人，但他们的生存状况却不尽相同。在我们走访的数十位传承人和准传承人里，有自己产业的传承人通过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扬赢得了无数荣誉和商业上的成功，在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创造了不可忽视的社会效益。另外一些没有自己产业也没有参与任何文化团体的传承人连生计都难以维持。（一）歌舞类项目传承人勉强生存，后继乏人。撒叶儿嗬是土家族人过世后的一种特有的民族舞蹈和演唱形式，俗称“跳丧”，一般是一人执鼓领唱，其他人边舞边和，执鼓之人以鼓点变换曲牌。[1]黄在秀生于撒叶儿嗬的发源地巴东野三关，他先后被评为恩施州民间艺术大师、湖北省第二批非遗传承人。近些年来，他除了忙于传艺和参加各地表演活动外，便是继续挖掘和整理“撒尔嗬”的曲牌。黄在秀从业到现在带出来的徒弟累计已有几百余人，最早的18位徒弟中大部分已不再从事撒叶儿嗬相关的行业。同时，他自己的儿子也没能继承这一事业。田玉先是恩施州第五批傩戏民间艺术大师，目前会演唱41首傩戏。如今田玉先年纪渐长，希望及时将这项技艺传承下去。面对这一问题，他向当地乡政府反映过，表示要在当地立牌“国家级傩戏传承基地”，但没有收到相关部门的回应。（二）手工技艺类传承人生存状况两极分化尤甚。目前，手工技艺类传承人在生存状况上存在着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许多传承人自己创立了与自己所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相关的企业，将技艺转化成产品实物销售，并将一部分手工制作程序由机器生产替代，与市场接轨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大大提高了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也有一部分传承人始终坚守手工传承，或是仅仅将传承项目视为自己的业余爱好，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则大不如前者。中国土家族传统手工织锦（土家语：西兰卡普）是中国四大名锦之一，2006年被列于国家级非遗名录。作为来凤县土家织锦优秀传承人唐洪祥，他创办了我国土家族聚居地规模最大的西兰卡普织锦基地和湖北省唯一的西兰卡普专业厂家。该厂采取企业+基地+农户的模式，现基本定型的有200多个图案。土家族的这项传统技艺的传承形势看似一片大好，但传承人大量流失和偏老龄化的问题也较为突出，学历越高流失越快，同样存在人亡艺绝的危险。以上均是手工技艺传承人将自己的手艺做成产业，走上市场化道路获得成功的案例。在我们走访中，也有纯粹将自己的手艺或传承的文化作为爱好的传承人案例。2009年9月，吕啟文老人被评选为恩施州级民间艺术大师。他有一项技艺就是能用篆书的字体将书画编织在竹编作品上，这项技艺始创自他自己的潜心摸索。每完成一幅作品，都要经过排版、画走针图、编写篆书、锁边等四五道工序。在技艺的传承方面，他的女儿能基本掌握编织的技能，其余很多徒弟都只会编竹席而不会编字，当前该技艺的传承无疑已处在濒危的状态。

二、原因剖析

传承人的生存状况的好坏，直接决定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得以顺利的传承。同为政府认定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们的生存状况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笔者认为原因如下：（一）受传承项目性质影响。目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共分十个大类，这些非遗传承项目的难度、文化内涵、是否属于生产性项目、是否适宜采用机械化方式等等问题都会对项目的传承以及传承人的生存状况造成影响。首先，就难度而言，许多非遗项目的传承对传承人的要求非常高。他们不仅要求传承人对所传承项目发自内心的热爱，还对他们的记忆力、模仿能力、领会能力、传承中与人沟通的能力等等提出了要求。其次，就文化内涵而言，有的传统技艺类、传统音乐、舞蹈类传承人，仅仅会制作、会唱词和表演，却道不出其中内涵，说不出传承体系的发展和演变，使得传承只是流于形式而并不能触及文化根源。这些情况在县级、州级传承人和民间艺术大师中偶有存在，影响了他们知名度的扩大和自身社会影响力的提升，也会间接影响到个人物质生活状况的提高。此外，有的非遗传承项目的文化性质决定了项目传承的局限性。最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属性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对它的保护方式，保护方式的不同也影响着传承人的生活状况。目前，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上存在以下三种：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和生产性保护。[2]一些传统民间歌舞类或是民俗类的非遗项目，例如撒叶儿嗬、傩戏等，其产品只能供艺术观赏，这些项目只能通过民间艺人自身传递，并不适合用机器工业化生产和销售，进而也难以为传承人提供稳定而长期的经济收入。而另一些传统美术、传统技艺和传统医药项目虽然在传统意义上也是民间艺人手工制作、口传心授，但在不改变原制作工艺的步骤下，将一些技术要求不太高的步骤以大机器代替则可大大提高产品的生产效率，如此便可制成产品进行大规模生产。（二）受传承人受教育程度影响。教育是一种改变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途径，一种积极引导人类的思想、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积极有效的途径，而教育最基础的功能是影响经济发展。现代社会教育的经济功能主要包括：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良好的背景；提高受教育者的潜在劳动能力；形成适应现代经济生活的观念态度和行为方式。在走访中我们发现，一位传承人的受教育程度直接地影响他们对于自身所传承项目的态度和看法，以及他们对传承项目发展的专业眼光。（三）受传承人社会经历和社会活动能力影响。传承人的个人技能、其对传承项目的热爱程度是他们被评为传承人的最基本条件，除此之外，他们个人的传承能力、社会资源和社会活动能力都是重要参考指标。不仅仅生产性传承项目要想办成企业需要个人调研分析能力和集资能力，一些非生产性的传统歌舞类传承项目例如撒叶儿嗬、傩戏等，要完成一场完整的表演也需要传承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社会号召力。在项目传承过程中，很多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会由于传承人的不作为或少作为而渐渐式微，如果不接触媒体、不接受单位或个人的私人捐献、没有政府的补助和企业赞助，仅凭个人的努力是很难获得一定社会知名度和市场价值。在这一点上，对社会关系和媒体资源利用得当的传承人显然生活状况会更好。（四）受传承人级别和所在地影响。不同级别的传承人所得到的国家政府下拨的保护经费是不同的，国家级项目最高能得到一年40万元的保护经费，省级为25万元，往下则更少。落实到传承人身上，一位国家级传承人每年有8000-10000元的补助，省级则是2000元，州级为1200元，县级仅为800元。对于一些业已退休、年纪渐长的传承人来说，这些补助可大大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提高他们对所传承文化的信心。传承人级别越高，他们所受到的社会关注度就越高，得到的政府经费也就越多。同时，传承人所在当地政府和媒体部门对他们的重视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经费投入和生活状况。

摘要：让传统手工艺制作、民族纹样元素与现代人的审美、功能性相结合，更好地传承这门民族手工艺。分析了盘扣的起源发展，并从手工盘扣制作复杂，成本高；传承人缺乏；应用局限较大；缺乏质量监管这几个角度来阐述现阶段盘扣手工艺的发展困境。提出盘扣创新设计的四个策略。结论：该策略可为盘扣手工艺创新设计提供参考。

关键词：传统手工艺;盘扣;创新;文创

近年来，国家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加大了对非遗的保护力度。2017年2月23日，《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把“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作为重要内容之一，进一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并且提出到2020年，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基本形成”的发展目标。国家在发展文化产业方面，《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中提到工艺美术、创意设计、数字文化等为重点领域，支持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实施特色文化产业项目。“非遗”使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意资源与素材得到了丰富。早在2009年，中式服装盘扣制作技艺被上海市政府列入第二批上海市级非遗名录，曾经仅靠着以盘扣皇后的珊丽娜为代表的少数人传承着这濒临灭绝的传统盘扣技艺，现在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但是“盘扣”还是很难走入人们的生活中，这是保护非遗最大的难点。而非遗的历史价值、审美价值等都具备了潜在的价值，如果将“非遗”进行创意化保护，与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让“非遗”走向大众生活，打开了通向现代世界的一扇大门。

一、传统盘扣手工艺的设计起源

盘扣起源于盛唐时期，明、清时期逐渐普及，在民国时期到达巅峰，一直被沿用至今。盘扣最开始是从古老的“结”发展而来的，那时要使衣服即合身又能保暖，只能用绳子、带子之类的来系扣、打结。在功能性上看来，是束衣之“结”；在装饰性上看来，是美化之“结”；在寓意上看来，是吉祥之“结”。在盛唐时期，人们开始讲究其穿着打扮，有人把手工盘花当作配饰挂在身上，就这样形成了盘扣的雏形，元明以后，盘扣被用作固定衣襟，大多使用于女装常服，而盘花则是取材民族纹样和有吉祥寓意的图案。及至清初时期，大多数的服装将以前的宽衣大袖改为了窄袖筒身，以袍、褂、衫、裤为主，而衣襟也将带子、绳子改为了用盘扣。满族是个马上民族，需要衣服紧身才有利于射猎，盘扣因此用于了大量满族服饰，成为了满族服饰代表性元素之一，盘扣也到达了发展顶峰。再到民国时期，服装以传统旗袍为主，而盘扣则成为衣襟上画龙点睛的装饰之物，富含有传统民族风韵。到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旗袍、马褂上仍保留用盘扣来固定衣襟，不仅好看而且实用。它延续了中国结的编制手工艺，运用细腻且温婉的手工扦边和盘花扣，表现出其文化艺术以及内心的夙愿，精巧的盘扣中蕴含着精致。经历了绳、结、带、多个阶段后，盘扣慢慢的形成自己独有的形式，从简单的直形扣到有着各式各样形态的梅花扣、蝴蝶扣、燕子扣等，图案的取材多选自大自然的花草植物以及动物。盘扣不仅是外表所看起来的精致美，更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一个“盘”字将这民族风韵与美好期盼深深地盘在了一起，这也足以见得古人的智慧，也使盘扣成为了中国传统服饰中标志性的元素之一。

二、传统盘扣手工艺的发展困境

一、高校艺术设计学科精准扶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艺术设计本身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这一学科特点决定了其必须面向社会、服务社会。而服务社会就必须融入社会，深入到生产、建设、服务、流通等第一线。中国社会本质上依然是一个农耕文明体。据调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约12亿人口，其中9亿是农民，占到75%。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大发展，现在近14亿人口，依然有9亿农民，占到64%而且，这些农民，他们的思想意识，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人际伦理结构，和几百年前，几千年前，并无本质区别。而城市人口，绝大多数也是通过近代农民进城务工，或者考学、参军等途径来到城市。他们的思想意识、思维方式，价值观等，也依然保留着农民的烙印。这些根深蒂固的落后观念，尤其是文化思想观念的落后，是当前制约贫困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因。从大体上来说，农民思想落后、观念陈旧、陋习严重、惰性也很大，加之文化欠缺、自身造血不足，贫困在所难免。高校艺术设计精准扶贫旨在从技术层面和文化产业层面给予农民的帮助。技术扶贫同文化产业扶贫是一种渐进式的可持续发展的扶贫路径，技术扶贫为文化产业扶贫提供条件。文化产业扶贫，从策划到品牌，从资本到产品，从商业到农业，建立起一整套可持续的协作式社会创新体系。从修复乡村风貌、开发文创产业、吸引年轻人回乡、转变他们消极落后的传统文化观念、增强致富本领和文化自信始，到参与掌握其经济项目的运作能力、法律政策的理解能力和市场经济适应（生存）能力，激发农村社会的内在活力终。因此，文化产业扶贫是改造贫困文化、遏制返贫现象、阻止贫困代际传递、提高自身素质、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关键和根本，[2]最终实现“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艺术设计扶贫一方面是“技术扶贫”，但更重要的是“文化产业扶贫”、“技术扶贫”，可以通过培训、帮扶、传承和挖掘非遗技能，使贫非遗技能得到传承、保护和发展（往往是独特的原生态文化得以保存），保护手艺人的生存底线，促进自身造血功能，形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是“文化产业扶贫”通过文化资源IP的挖掘和文化创意产品研发继而开发文创产业，这样，文化与经济的有机结合，更好地服务和推动经济持续发展，遏制返贫现象、阻止贫困代际传递，促进文旅产业以达到乡村振兴的目的。

二、艺术设计是文化扶贫的重要手段

设计的目的是为了人，人在本质上是文化的存在物，人正是通过对自己生存发展方式的不断设计，社会得以进步。设计才终将成为一种文化，而文化也必然成为设计之魂。近年来，中央密集出台了一系列与文化扶贫相关的指导性文件和法律法规，对推动文化扶贫，尤其是文化事业扶贫起到了促进作用。如2015年12月，文化部等七部委印发《“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将文化扶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17年6月，文化部的《“十三五”时期文化扶贫工作实施方案》中提出要发挥文化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扶志”、“扶智”作用。[2]文化，它包括了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学、艺术等；社会生活方面，如集体组织、伦理道德、制度法规、经济关系等；物质生活方面，如饮食起居、风俗习惯等。艺术设计是文化扶贫的重要手段，当前艺术设计扶贫的主要做法是通过文化产业扶贫。各地党政有关部门出台了相关政策以及下拨扶持资金，譬如通过文化活动、电子商务、企业、非遗传承等和农村农民农产相结合，实施文化＋旅游开发文化产业项目，带动贫困户脱贫取得一定成绩。

三、高校艺术设计学科精准扶贫面临的主要问题

当前的现状是高校艺术设计学科精准扶贫还严重滞后表现在：（一）高校艺术设计学科精准扶贫体系建设滞后。高校设计艺术学科，近几年有了较大发展，逐渐建成满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有用人才的学科体系，但是随着国家号召乡村振兴、精准扶贫，艺术设计学科在精准扶贫上行动缓慢甚至滞后，远远不能满足乡村振兴精准扶贫所需求的综合性设计人才培养的需要，专业教学缺乏实践性与交叉性的融合。精准扶贫要求设计学科面向社会、面向农村贫困地区解决有关文化教育、产业振兴、农民脱贫致富等问题，需要的是学科资源整合设计服务，要将单一、封闭、狭窄的设计服务，变为多维度、复合性强的服务设计，因此给艺术设计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二）高校艺术设计学科师资水平急需提高。有些高校教师人文素养不高、知识结构单一陈旧、教学观念落后，对于精准扶贫知识储备不够，对乡村振兴认识不足。其次缺乏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虽然教育部强调“双师型”但比例严重不足。产、学、研没有落到实处。师资教学实践能力不强，很多教师没下过企业也没到过农村，只有理论知识，实践能力缺乏导致教学效果空泛，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要投身于精准扶贫，高校艺术设计师资水平急需提高。（三）高校艺术设计人才培养缺乏创新。当下，艺术设计教育的产出与中国产业需求错位的状况日益严重，乡村建设精准扶贫更是缺乏具有创意设计的人才体系。文化产业属于创意产业，艺术设计是文化产业的集大成者。然而高校艺术设计专业毕业的大学生，由于知识结构单一、项目设计的能力有限，显然缺乏核心竞争力。（四）高校艺术设计学科对非遗传承保护和发展重视不够。目前，高校艺术设计学科对非遗传承保护和发展重视不够，甚至完全没有涉及。即使扶贫也往往流于形式，走马观花、浅尝辄止。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承载着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的记忆。中国传统村落及贫困地区非遗资源非常丰富、区域分布广，其复合性、神秘性、特异性、原真性等特质明显，具有巨大的开发潜质和优势。非遗项目或产品是可以作为特色文创品开发和打造的，做的好可以“点对点”精准扶贫。从目前活态传承角度看，由于市场化程度不高，一些老手艺传承乏人，逐渐形成今天“人走艺绝”、技艺失传的危机。要留住“老手艺”前提就是保护好传统工艺方法。还要保护中创新。没有创新的保护没有可持续性。高校艺术设计学科校要做非遗工艺保护和传承工作，构建“大师+工作室+项目”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并将培养传承人、培训农民纳入课程体系。要强调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的活态传承，协助农民主体走上产业化致富之路精准扶贫。

摘要：阳江漆艺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是技艺、经验与精神，其活态传承就是在集体记忆、情感需要和文化认同层面的传承。数字时代，有关人员应从美育角度出发，有效利用地方非遗民间美术资源实施美育教学与传播，培养大众认知。无论是阳江漆艺与中小学美术课堂的结合，还是阳江漆艺的融媒体传播，抑或是阳江漆艺文创产品的设计与生产，皆是数字时代美育视域下值得考虑和实施的非遗传承与发展路径。

关键词：阳江漆艺非遗文化美育传播价值

路径明清时期，中国漆器品种众多，地域特色日益明显，其中以漆皮箱和漆皮枕著称的阳江漆器成为当时地方漆器的代表之一，“老义和”“广泰成”等漆器店铺生产的漆器畅销海内外。20世纪30年代，阳江漆艺一度萧条衰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阳江漆器厂与广东省内外的漆画名家保持高水准的交流，使阳江漆艺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鼎盛。20世纪90代末，由于生产方式的革新，在物美价廉的工业制品冲击下，阳江漆艺产品设计的创新应变能力滞后，加上阳江漆器厂转制等诸多原因，阳江漆艺再次走向衰落[1]。21世纪初，阳江漆艺在相关人士的推动和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情况发生了很大转变。2011年，阳江漆器髹饰技艺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拓展名录，阳江漆艺由此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声誉，提升了行业的认知度[2]。阳江漆艺非遗传人、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漆艺家纷纷开设个人的漆艺工作室。2014年，阳江漆艺院建成，成为广东省漆艺创作研发基地。笔者在阳江当地走访调研时发现，普通市民对阳江漆艺知之较少，阳江漆艺传承后继乏人，漆器制品产销两滞。

一、阳江漆艺非遗文化存续的困境

1.阳江漆艺非遗文化传承后继乏人与从业者水平参差不齐

目前，阳江漆艺的构成人员总体可以分为四类：继承阳江漆艺的非遗传承人；曾在国营漆器厂从业的工人师傅；传承人、工人师傅所带的学生或学徒；高等院校或中职学校毕业的漆艺创作者。阳江漆艺仍属于小圈子范围内的活动，并不为大众所熟知。非遗传承人和曾在国营漆器厂从业的工人师傅人数不多，但不论是制作漆艺产品还是制作漆板、漆坯，他们的技术都过硬。由于他们常年在行业中经营，积累了一定的口碑，拥有相对稳定的客户群，因此收入稳定。但是，他们年龄往往很大，后代大部分没有从事技艺传承。传承人、工人师傅所带的学生、学徒以及高等院校或中职学校毕业的漆艺创作者以年轻人居多。其中，有的是因为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暂时入行当学徒，短期内往往会选择另谋出路，有的急于求成，学了一些粗浅的技艺就自立门户，真正喜欢漆艺又能沉下心坚持学习的只是少数。这造成阳江漆艺在艺术审美和技术表现两方面都存在不足，产品失去了应有的竞争力，再加上产销渠道不完善，盈利微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阳江漆艺的传承[3]。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文化名村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高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及研究价值。本文以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广西宾阳县古辣镇蔡村为例，分析了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遗存、面临的突出问题，明确了村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价值及文化特色，并结合蔡村文化特色和村庄特征，针对性地提出出在保护机制、保护与发展、文化载体建设、品牌建设等保护发展策略，促进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高对文化的活化利用。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文化载体

一、引言

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指出要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促进文化的继承和传扬，并提出了对非物质文化有效进行分类指导，统筹规划的基本方针，并建立起加强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总体目标。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也提出了将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到中华文明传承和民族复兴的高度。蔡村是广西保存较为完整的明清古村落，村内保存有丰富的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以及艺术价值，对当今社会的民俗学、礼学、风水学、环境生态学等方面均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蔡氏经过500多年繁衍生息，凝聚了丰富的书香文化、民族文化、民间艺术、饮食文化、传统节会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蔡村依托全域旅游发展带动作用，以村庄为载体，文化为纽带，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构建了“发展三产，促进一产，推动二产”一二三产联动发展模式，实现了乡村精准脱贫，进一步促进了乡村的振兴发展。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遗存概况

（一）环水相依，风水灵气聚福地

摘要：为了培养兼具非遗技艺与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专业人才，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服装艺术系将非遗项目化教学嵌入传统专业教学中。文章主要研究曹州堆绣在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服装系非遗项目化教学中的应用，对曹州堆绣进行实地调研，结合服装系听障学生的特点，将曹州堆绣艺术体系与服装专业课程设置相融合。在开展项目化教学的过程中，开展教学基础、教学内容、教学成果和教学评价研究。

关键词：曹州堆绣；非遗项目化教学；特殊教育；服装专业

近年来，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服装系致力于中国传统服饰技艺和非遗文化方面的研究，多次组织师生考察和调研旗袍、泥塑、年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课程教学中，已经开展了刺绣、扎染等相关非遗课程，逐步形成了“非遗+创新”型人才培养实践教学体系[1-2]。研究曹州堆绣项目化教学，前期已经对曹州堆绣进行了实地调研，结合职业教育改革制定了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可行性论证，并对师资培训、设备完善制定了初步的方案，具备了研究的基础条件。

1应用目的

研究曹州堆绣非遗项目化教学，以进一步完善非遗传承专业课程体系，充分利用现有的课程资源，挖掘曹州堆绣的艺术特色，将曹州堆绣技艺传承嵌入相关课程，将当地非遗技能传承和非遗知识产权保护等教学内容与专业课程体系相结合，培养兼具非遗技艺与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专业人才。特殊教育学校开展非遗项目化教学，要符合听障学生身心特点和就业特点，通过非遗项目化教学，培养“能工巧匠”“非遗传承人”，提高听障学生的就业能力、就业质量，扩大就业的选择面[3-4]。研究曹州堆绣在特殊教育学校非遗项目化教学中的应用，结合国家职业教育改革政策，注重在非遗项目化教学中融入创新创业教育，在传承非遗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教育目标进行创新，积极开展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推动非遗成果转化，保护、传承、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当地文化旅游贡献力量。

2应用方法

摘要:生产性保护作为贺兰砚主要保护方式之一，其目的是在贺兰砚生产过程中，以保持其核心技艺、核心价值和文化内涵。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的贺兰砚，有其独特的历史传承和制作技艺。随着中国非遗保护的发展，宁夏贺兰砚在发展过程中，有辉煌也有瓶颈。重生产轻保护、盗采贺兰石、技艺人员制作水平参差不齐、政府政策倾向性不突出等问题制约其发展。必须从实践出发，以需求促发展，充分利用政府相关职能、数字媒体等手段，保障贺兰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长久发展。

关键词：贺兰砚；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

生产性保护作为一种制度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1]，是中国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得以保护的有效路径。贺兰砚作为宁夏传统工艺品，始于唐代，因取材于宁夏“五宝”之首贺兰石，故称贺兰砚。2011年，贺兰砚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第三批），2017年银川市西夏区被评为“中国贺兰砚之乡”。贺兰砚作为传统工艺类遗产，保护与开发既要凸显其地域性，又要在实践中得到具体保护，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有效互动。

1贺兰砚产业发展概况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及银川市旅游业的发展，贺兰砚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保护名录的6种名砚之一，影响并带动社会各界的投资加盟。贺兰砚手工艺雕刻制品因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涌现出了《九龙套砚》《牡丹亭》《荷塘青翠》《西夏图腾奶壶砚》《枸杞》《西夏古风》等一批佳作。目前银川市贺兰砚生产企业70余家，仅西夏区近40家，其中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5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1名，自治区级工艺美术大师47名。贺兰砚技艺带动创业就业近千人，主要分布在西夏古城、贺兰山农牧场、军马场，贺兰砚产品总量达到4500方（包括大小印章、首饰挂件、摆件等产品），年销售总额达到5600万元左右，详见表1。

2贺兰砚生产性保护现状

摘要随着城市化发展，城郊农村逐渐成为新城区，新城区新建学校从乡土文化的传承意义和时代价值出发，收集拾理以生产生活旧物为代表的乡土文化物态，建设学校乡土文化陈列馆。在场馆中展示生活旧物与乡土旧貌，见证时间和空间的变迁，营造学校的校园乡土文化氛围。再充分利用场馆资源，整合基础性课程，开发拓展性课程，促进儿童传承乡土文化、传递本土知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关键词新城区学校、乡土文化、场馆建设、本土知识、资源利用

近年来，随着各地城市化发展，原城市周边地区的自然地貌逐渐消失，随之变化的是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包括各种生产生活用具逐渐淡出人们视野。再有，来自各地的新迁入群体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但其文化意识却呈趋同发展，大部分儿童都住着同样的高楼，玩着相似的游戏。

一、乡土文化的时代价值

基于以上现实，笔者以杭州市西湖区三墩北地区为例，对乡土文化及其资源的传承意义与价值开展了以下调查与分析。1.传统文化传承的需要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一指导性文件要求“挖掘和保护乡土文化资源”“提升乡土文化内涵”“让子孙后代记得住乡愁”。学术界一般把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民俗风情、传说故事、古建遗存、生产生活、家风家训、传统技艺等都涵盖在乡土文化中[1]。从学校角度看，其中有教育价值的可视为乡土文化资源。笔者在调查实践中着重选择了与原水乡农耕相关联的生产生活旧物，主要因为生产生活旧物能呈现当地原自然地貌上的生活方式，体现了当地劳动人民传承已久的“脚踏实地、安民富民、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思想理念与传统美德。2.本土知识传递的需要传统生产生活旧物属于乡土文化物质形态，蕴含的还有思想知识结构上的“本土知识”，即石中英教授所提出的，“由本土人民在自己长期的生活和发展过程中所自主生产、享用和传递的知识体系，与本土人民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及其历史密不可分，是本土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2]。但是，在信息化时代和城市化推进中，外部物质环境的变迁也使本土知识的传递产生了断层。面对“本土知识”的流失，一直有一种“保护和拯救本土文化”的强烈呼声[3]。而学校作为传承创新文化的场所，理应在保存、传承乡土文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3.新建学校建设的需要城市化地区的新建学校多数由新教师，以及新居民子女与原住民子女构成的学生群体组成。面对乡土文化的消逝，学校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中的人文底蕴、健康生活、责任担当等基本内涵出发，培养学生弘扬传统文化、理解本土社会、传递乡土意识。新城区学校可收集本地区原自然地貌图像和劳动人民生活生产中的各种物件，通过展品再现曾经的劳动生活场景，以及城市新区的发展历程，见证时代变革下的变迁。在深化课程改革背景下，充分挖掘场馆设施及展品教育价值，整合基础性课程，开发拓展性课程，给学生搭建拓展实践、发展素养的平台，促使儿童从乡土文化的传承走向本土知识的传递。

二、场馆建设要关注生产生活旧物的收集拾理

摘要：随着城市化发展，城郊农村逐渐成为新城区，新城区新建学校从乡土文化的传承意义和时代价值出发，收集拾理以生产生活旧物为代表的乡土文化物态，建设学校乡土文化陈列馆。在场馆中展示生活旧物与乡土旧貌，见证时间和空间的变迁，营造学校的校园乡土文化氛围。再充分利用场馆资源，整合基础性课程，开发拓展性课程，促进儿童传承乡土文化、传递本土知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关键词：新城区学校;乡土文化;场馆建设;本土知识;资源利用

近年来，随着各地城市化发展，原城市周边地区的自然地貌逐渐消失，随之变化的是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包括各种生产生活用具逐渐淡出人们视野。再有，来自各地的新迁入群体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但其文化意识却呈趋同发展，大部分儿童都住着同样的高楼，玩着相似的游戏。

一、乡土文化的时代价值

基于以上现实，笔者以杭州市西湖区三墩北地区为例，对乡土文化及其资源的传承意义与价值开展了以下调查与分析。1.传统文化传承的需要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一指导性文件要求“挖掘和保护乡土文化资源”“提升乡土文化内涵”“让子孙后代记得住乡愁”。学术界一般把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民俗风情、传说故事、古建遗存、生产生活、家风家训、传统技艺等都涵盖在乡土文化中[1]。从学校角度看，其中有教育价值的可视为乡土文化资源。笔者在调查实践中着重选择了与原水乡农耕相关联的生产生活旧物，主要因为生产生活旧物能呈现当地原自然地貌上的生活方式，体现了当地劳动人民传承已久的“脚踏实地、安民富民、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思想理念与传统美德。2.本土知识传递的需要传统生产生活旧物属于乡土文化物质形态，蕴含的还有思想知识结构上的“本土知识”，即石中英教授所提出的，“由本土人民在自己长期的生活和发展过程中所自主生产、享用和传递的知识体系，与本土人民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及其历史密不可分，是本土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2]。但是，在信息化时代和城市化推进中，外部物质环境的变迁也使本土知识的传递产生了断层。面对“本土知识”的流失，一直有一种“保护和拯救本土文化”的强烈呼声[3]。而学校作为传承创新文化的场所，理应在保存、传承乡土文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3.新建学校建设的需要城市化地区的新建学校多数由新教师，以及新居民子女与原住民子女构成的学生群体组成。面对乡土文化的消逝，学校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中的人文底蕴、健康生活、责任担当等基本内涵出发，培养学生弘扬传统文化、理解本土社会、传递乡土意识。新城区学校可收集本地区原自然地貌图像和劳动人民生活生产中的各种物件，通过展品再现曾经的劳动生活场景，以及城市新区的发展历程，见证时代变革下的变迁。在深化课程改革背景下，充分挖掘场馆设施及展品教育价值，整合基础性课程，开发拓展性课程，给学生搭建拓展实践、发展素养的平台，促使儿童从乡土文化的传承走向本土知识的传递。

二、场馆建设要关注生产生活旧物的收集拾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