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指数范文10篇

摘要：本文运用结合DEA技术的Malmquist指数法，计算2010—2018年汉江生态经济带沿线17个城市工业水资源利用效率，并且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两部分，探讨了各市工业水资源利用效率差异的原因，反映了技术进步对工业水资源利用效率的贡献。最后，为进一步提高汉江生态经济带工业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汉江生态经济带；Malmquist指数；工业水资源利用效率

1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工业化进程也不断加快，工业发展过程中的工业用水需求也不断增加，同时也伴随着工业废水的处理和排放。在对有限水资源需求持续扩大的同时也对水资源环境造成巨大压力，利用不当将会导致水资源枯竭以及水资源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对整个生态系统形成冲击。解决水资源危机的思路之一就是通过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对工业发展过程中的水资源进行重复利用，降低不必要的工业用水量，从而减少对水资源的浪费。汉江是长江的最大支流，汉江流域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基础雄厚、生态条件优越，是我国重要粮食主产区和重要生态功能区，依此实施的《汉江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也成为一项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汉江生态经济带工业基础好，工业发展水平较高，在工业发展目标下，工业水资源利用成为一个重要研究问题，利用效率的提高将大大减少工业用水量，同时对工业废水排放的处理，也将减少对相关环境的影响，因此对汉江生态经济带工业水资源利用效率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汉江生态经济带沿线17个城市，涉及湖北、河南、陕西三个省份。规划区域包含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从丹江口水源保护区调水，为沿线的十几座大中城市输水，汉江生态经济带沿线城市工业水资源利用效率将对水资源质量产生巨大影响。提高工业水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工业废水排放，加强对工业废水处理达标排放，直接决定着“一江清水持续北送”重要任务的完成。本文将汉江生态经济带沿线各城市资本、劳动力、工业用水量作为投入变量，各市工业GDP、工业废水排放量作为产出变量，结合DEA技术，运用Malmquist指数法，分析汉江生态经济带沿线城市工业水资源利用效率。

2研究设计

2．1研究方法

1创意城市问题研究的缘起和国际借鉴

1．1创意城市问题研究的缘起。20世纪90年代末，以创意产业为代表的创意经济在英国兴起，随后全球都掀起“创意”的浪潮，这意味着创意经济社会的来临。而创意经济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十分紧密，城市既是创意经济的载体，也为创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人才、技术及环境等支撑，而创意经济的持续发展也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改善，城市发展与创意经济相互推动、相得益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意城市问题研究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创意城市正成为解决工业城市遗留问题的有效途径，创意城市的发展水平、影响因素、发展模式等正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1．2创意城市发展的国际经验借鉴。世界各国和各城市为了吸引创意人才和发展创意产业，纷纷提出发展创意城市的战略目标。例如，伦敦确立了“世界卓越的创意和文化中心”的发展目标；东京制定了“充满创造性的文化都市”的发展战略；香港则着力打造“开放多元的国际文化都会”［1］。此外，联合国也积极致力于推动世界各地创意城市的发展。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创意城市网络”（TheCreativeCitiesNetwork）行动，对加入创意城市网络的城市分别授予“文学之都”“电影之都”“音乐之都”“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设计之都”“传媒艺术之都”和“美食之都”7种称号。截至2017年10月31日，已有来自72个国家的180个城市加入该网络［2］。研究联合国创意城市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例如：LeeKwangkug（2011）对日本横滨创意城市案例进行研究，认为横滨除大力发展创意文化工厂、企业、组织外，还应鼓励群众自愿参与创意文化的活动［3］。SasajimaHideaki（2013）对比横滨同欧美创意城市政策模式，认为创意城市政策除了政府发展兴趣为导向外，还应该关注城市周边环境［4］。褚劲风等（2014）分析了伦敦、纽约及联合国创意城市中六个“设计之都”的创意产业发展，提出上海创意城市的转型发展要注重研发设计，优化园区品牌，汇聚创意人才，推动“设计之都”生态转向［5］。上述研究为我国创意城市评价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和理论参考。

2基于经济生态系统理论的创意城市发展水平评价

2．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创意城市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城市创意经济的发展，提升城市竞争力，为此，构建创意城市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了解创意城市运行机制及其驱动因素，对推动创意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6］。目前国际上较有影响力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有佛罗里达等的“3T指数”系列和兰德利的创意城市衡量指数等。佛罗里达（2006［7］，2010［8］）等的“3T指数”指“talent、technology和tolerance”，即“人才、技术和宽容”，这3个要素在创意城市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宽容要素是其最大特色。兰德利（2009）用创意城市活力与生命力等一系列指标创建了独特的创意城市评价体系，其评价指标更侧重于对城市经济、文化与环境等方面的衡量［9］。国内的创意指数及评价体系多是在上述基础上根据本地情境筛选相应的评价指数构建的。现有文献对丰富和完善创意城市发展水平评价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但应该看到，创意城市是一个由各种经济发展要素相互作用构成的复杂的社会网络系统，既包含了经济要素子系统，也包含了生态环境要素子系统，两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创意城市的发展。斯科特（2010）指出，区域劳动力资源市场、产业网络及其创意场产生的效应等共同推动了该地区经济发展与企业集聚，最终促进了地区创意城市的出现［10］。霍金斯（2011）进一步指出，创意城市是一个生态系统，是“创意磁铁”［11］。可见，创意城市本身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也是一个各种经济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是一个由创意人才、创意企业及其所依赖发展的社会环境构成的经济联系体，运用经济生态系统理论评价创意城市的发展水平，将对现有研究作出有益补充和深化。经济生态系统理论是在经济生态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利用生态学的系统观点考察新经济条件下企业组织与经济发展的问题，其核心是用生态规律分析经济主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对象涉及各类企业、组织、部门及其同环境间的复杂关系，可分为企业、产业、区域和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四个层级［12］。创意城市属于其中的区域层级。创意城市经济生态系统由经济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构成，其中，经济子系统主要体现在城市建设发展中所投入的资源、资金、技术、智力（人才）等要素及其相应的产出所带来的经济效率上，生态环境子系统则体现为创意人才和创意企业就业创业过程中，城市环境的便利性、开放性、包容性及城市政府相应的政策支持环境等方面。基于此，本研究构建了由属于经济子系统的创意资源投入要素、创意产业产出要素和属于生态环境子系统的城市创意环境要素构成的基于经济生态系统分析的创意城市评价理论框架，评价指标体系具体见表1。2．2创意城市发展水平评价实证分析。学术界对创意城市评价通常采用AHP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因子分析法、熵值法及SEM结构方程模型等［13］。由于因子分析法具有用数据说话的特性，能够避免权重设置时的人为干扰，评价结果较为客观合理且能体现唯一性，为此，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评价。考虑到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呈现出城市圈、城市带及经济区等集群发展的现实，本研究在样本选择上，选取了涵盖16个经济区（经济带／城市群／城市圈）的直辖市、省会城市、沿海开放城市等28个典型代表性城市（见表2）。在数据方面，本研究选取上述样本城市2009—2015年的数据，样本数符合因子分析的要求，数据来源均为2010—2016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各地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等客观数据。个别城市缺失数据采用均值替代。采用SPSS22．0软件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并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Cronbachsα均在0．8以上，数据信度良好；Bartlett球形检验各指标p＝0．0000，均小于0．001，符合标准要求；KMO抽样适当性检验显示，除XO1和XO2两个指标KMO值为0．6左右，其余大部分指标均在0．7以上，可见，本研究的样本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进一步结合前文理论框架，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法，借助SPSS22．0软件对XI（创意资源投入指数）、XO（创意产业产出指数）、XE（创意城市环境指数）三个一级指标进行分析，采用因子分析客观赋权法，结合各分项指标分值，加权计算得出创意城市评价综合得分。计算结果见表3。

3基于经济生态系统分析的中国经济区创意城市发展水平比较

3．1中国经济区创意城市发展水平综合比较。首先，对表3创意城市评价综合得分进行排序，可将这些城市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包括了北京、深圳和上海3个城市，第二梯队涵盖了广州、苏州、厦门、杭州、珠海、西安、天津、南京、宁波9个城市，其余16个城市处于第三梯队。其次，考察各样本城市对应的经济区，处于第一梯队的创意城市分别来自环渤海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和长三角经济区，这些城市代表了我国经济区创意城市发展的最高水平。同样，在第二梯队的9个城市中有7个城市均来自上述三个经济区，表2中属于环渤海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长三角经济区的创意城市，除青岛外，均处于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可见，这三个经济区不仅经济实力雄厚，创意产业发展也处于领先地位，创意城市综合发展水平较高。此外，进入第二梯队的创意城市还有来自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厦门和来自关中天水经济区的西安。除上述经济区的创意城市外，其他来自中西部地区各经济区的创意城市，由于基础设施、人才、资金、技术、经济及政府支持等各项因素相对落后，未能进入第一和第二梯队，均处在第三梯队。3．2基于经济生态系统各要素分析的分项比较。3．2．1经济子系统的创意资源投入要素（XI）分析本研究创意资源投入要素由人力资源指数（XI1）、科技资源指数（XI2）和文化资源指数（XI3）三部分构成，其中文化资源又可以分为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历史资源和文化基础设施等文化现实资源两类［14］。创意资源投入要素（XI）是对城市创意产业发展所需的人、财、物等各项资源投入情况的反映。从表3“XI”一项的得分情况看，北京、上海、深圳XI得分均大于0．5，仍处于第一梯队的地位，这三个城市是环渤海经济区、长三角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创意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其中，北京和上海均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深厚，各类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同时也是我国一线城市，人力资源和科技资源均十分发达，创意资源投入指数自然高分；而来自珠三角经济区的深圳是我国最年轻的城市之一，历史文化资源有限，但该城市是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经济发展迅猛，对创意企业和创意阶层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因此，各类创意产业人才充足，科技实力强，城市发展后来居上，有效弥补了文化资源方面的短板，2008年11月又顺利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成为“设计之都”，更是极大地推动了深圳创意城市的发展。此外，创意资源投入指数（XI）得分小于0．5，但大于0．2的城市依次有苏州、杭州、西安、天津、广州、厦门、南京、重庆8个城市。这些城市除厦门来自东部的海峡西岸经济区、西安和重庆来自西部的关中天水和成渝经济区外，其他均来自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除厦门外，这些城市均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城市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基础扎实，加上一定的人力资源和科技资源，经济子系统的创意资源投入指数能够居于较高的位置。而厦门科技和人力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弥补了文化资源的不足，创意资源指数也相对较高。3．2．2经济子系统的创意产业产出要素（XO）分析本研究创意产业产出要素由创意产业规模指数（XO1）和创意成果消费指数（XO2）两部分构成。创意产业产出要素（XO）体现了创意产业成果的产出情况，从创意产品的供给来看主要表现在创意产业生产的增加值方面，从创意产品的需求来看则主要表现在城市居民文化创意产品的消费支出方面，前者用创意产业规模来表示，后者用创意成果消费来表示。从表3“XO”一项的得分情况看，北京、上海、深圳、广州XO得分均大于0．5，处于第一梯队的地位，四个城市均来自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北京、上海、深圳创意产业产出指数排名同创意资源投入指数一致，这表明这些城市创意产业的发展得益于丰富的各类创意资源，创意城市发展处于良性运动中。而广州虽然创意资源指数相对较弱，仅排在XI的第8位，但创意产业发展仍处于全国前列，这是因为广州的创意企业数量、就业人数、资产总额和营业收入等，仅次于北京和上海，排名全国第三［15］。此外，创意产业产出指数（XO）得分小于0．5但大于0．2的城市有来自关中天水经济区的西安，来自南贵昆经济区的昆明，来自成渝经济区的成都，来自长三角经济区的苏州、南京、杭州和宁波，来自长株潭城市群的长沙，来自环渤海经济区的天津，来自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福州，以及来自东北地区沈阳经济区、辽宁沿海经济带和长春城市群的沈阳、大连和长春。从得分来看，长三角经济区的城市除上海进入第一梯队外，其余的均进入第二梯队，经济区各创意城市发展较为均衡；而环渤海经济区则存在较大分异，北京、天津和青岛分处于三个不同的梯队；珠三角的深圳、广州进入第一梯队，珠海处于第三梯队。值得注意的是，来自东北的创意城市，除哈尔滨进入第三梯队外，其他三个城市均进入了第二梯队，这表明东北老工业基地凭借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和老工业基地的基础，在创意经济的浪潮中仍是可以有所作为的。3．2．3生态环境子系统的城市创意环境要素（XE）分析本研究城市创意环境要素（XE）由城市便利环境指数（XE1）、城市宽容环境指数（XE2）和城市政府支持指数（XE3）三部分构成。城市创意环境要素（XE）体现了创意产业发展的城市环境，城市环境是创意城市评价的核心指标之一。从表3“XE”一项的得分情况看，深圳、珠海、厦门、北京、上海XE得分均大于0．5，处于第一梯队之列。从XE的排名可看出，除深圳、北京、上海外，珠海、厦门也因其便利的城市环境、宽容的人文氛围或城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投入等因素而跻身第一梯队的行列。此外，城市创意环境指数（XE）得分小于0．5但大于0．3的城市有来自珠三角经济区的广州，来自长三角经济区的苏州、杭州、宁波、南京，来自环渤海经济区的天津、青岛，来自东北地区辽宁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的大连和沈阳9个城市。从得分来看，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的城市创意环境指数除深圳、珠海、北京和上海进入第一梯队，其余均进入了第二梯队，可见，这三个地区创意城市发展基础雄厚，城市环境十分优越，良好的城市经济生态环境极大地影响了创意人才的选择，而创意人才的到来也吸引了大量的创意企业紧随其后，城市生态环境有力地推动了创意城市经济生态系统的发展。综上所述，创意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创意城市经济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相互作用，共同促进创意城市的发展。

为进一步巩固提升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建立健全文明城市创建长效机制，根据市委关于开展城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的部署和要求，结合我办实际，现就开展“公共文明指数”测评迎检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以迎接全国城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为契机，坚持“以创促建、重在建设、注重长效、惠及百姓、造福社会”的原则，全面落实文明城市创建的长效管理机制，不断提高全市文明城市创建水平，促进全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协调发展，为大美增光添彩。

二、目标要求

对照《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和“公共文明指数”测评标准，落实创建工作责任和任务，确保“强项更强、弱项变强”，在全国城市“公共文明指数”检查测评工作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三、工作重点

一、重新审视评估工作的定位问题

学习型城市建设进入深入发展阶段，评估工作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在评估工具和评估制度上有所创新，但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评估工作的定位问题进行重新的审视，只有明确了评估工作在新阶段的定位才能把握创新的方向，解决当前面临的困惑。

(一)关于创建学习型城市目的的定位

顾明远先生在2006年发表文章《学习型社会:以学习求发展》，提出“学习型社会就其实质来说是一个以学习求发展的社会”，从建设目标的角度对学习型社会进行了精辟的定位。在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理论基础问题上，学习型社会理论与学习型组织理论在学术界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城市作为社会的一个“有形载体”或组成部分，是发展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有力抓手，因此必须将学习型社会理论作为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理论基础;同时，城市也是一个有形的复杂巨型组织，运用学习型组织理论指导城市的管理，也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因此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无论在理论指导层面或是在具体实践层面，两种理论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统一，如:有学者提出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两大基石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和学习型组织建设(陈乃林2012)。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无论我们以学习型社会理论为指导还是以学习型组织理论为指导，就其目的定位而言都是通过学习促进城市的发展，具体包括以下几个层面:1．建设学习型城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城市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个体日益增长的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市民的需求层次逐渐由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转移，建设学习型城市和终身教育体系就是要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整合、满足市民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使人人都有参加学习的机会和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加充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城市人口综合素质的提高和个体全面发展所形成的优质人力资源，又转化为城市先进的生产力、经济效益和社会财富，实现了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可持续发展。2．建设学习型城市，促进各级各类组织的发展各级各类组织是城市这个复杂巨型组织的细胞，组织的学习更加强调团队学习与个体学习的融合，强调组织管理方式、发展方式的创新。在学习型城市建设实践中，国内许多城市都积极开展了学习型组织的创建，包括:学习型机关、学习型企业、学习型学校、学习型社团、学习型社区、以及学习型家庭等不同类型的学习型组织创建工作。制定不同类型学习型组织先进单位的基本标准，引导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重视员工教育培训和人力资源开发工作，积极开展团队学习和组织学习，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带头作用。3．建设学习型城市，促进城市全面繁荣从全球城市的发展趋势来看，城市的发展由单纯强调发展经济增强城市竞争力，扩展为城市的全面繁荣。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针对日益凸显的社会问题，提出“城市是繁荣的家园”这一口号，并于2012年推出全球城市繁荣指数(CPI)，对城市繁荣的衡量标准包括了5大支柱:生产力(Pro-ductivity)、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生活质量(Qualityoflife)、社会公平(Equity)、环境可持续发展(Environmentalsustainability)。因此我们在建设学习型城市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注重教育对于人力资源建设的战略意义，把人力资源作为首要资源，通过提高市民素质、提升社会组织的学习能力，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强城市竞争力(邵和平2012);另一方面也要注重教育社会化功能的扩大化，包括:通过促进教育公平，推动民生发展;充分发挥教育的社会凝聚功能，建立核心价值体系，凝聚社会共识;通过软性的道德养成功能，充分发挥教育的社会规范作用;发挥教育的社会调解功能，通过沟通、民主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等。(马仲良2012)。

(二)关于评估工作性质的定位

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评估工作，评估的最终目的均是为了促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发展，但是在具体的指向上确是存在以下几种类型:以上三类评估性质截然不同，其中第二类评估起步较早，并且此类评估主要是针对国家和地区教育系统内部的评估，从其指标体系来看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没有从城市整体发展的角度考虑学习型城市的发展问题，因此我们下面主要讨论第一类和第三类评估的性质问题。首先，资格认定类的评估就其性质而言属于一种由第三方组织开展的评估终结性的评估，是对一个城市的学习型城市发展情况进行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无论其评估结论判定采用何种方式，其评估的实质是做出了一个判断———城市是否已经成为学习型城市。此类评估的意义在于，对于参评城市而言获取“称号”一方面是获取了一种荣誉、增加城市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则是获取了与其他城市沟通的资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一直主张“建立学习型城市网络，是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一项重要战略”(ArneCarlsen，2012)。其次，工作进展类的评估就其性质而言属于由区域政府自己组织开展对区域内学习型城市建设进行的发展性评估。此类评估一般均作为该区域学习型城市建设工作的组成部分之一，如:北京市将评估督导工作作为学习型城市建设工作三项机制之一，评估工作划分为:宣传发动→培训提高→专家视导→评估诊断→表彰奖励→咨询指导六个阶段(邵和平，2012)，各区县的“迎评”过程即是一次学习型区县建设大跨步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此类评估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评，而是将以评促建具体落实到过程，使评估工作成为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国内开展的学习型城市评估工作，主要是各省市开展的发展性自我评估，属于政策评估范畴，也是学习型城市建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工作需要在明确该性质定位的基础上长期持久进行;学习型城市建设在我国已经开展十年，国家层面尚未开展由第三方组织的学习型城市认定工作，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年将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球学习型城市大会契机，可以考虑由权威机构启动国内学习型城市认定工作，构建国内学习型城市网络。

【摘要】通过梳理建国70年居民消费价格的演变进程，总结不同消费类型和消费层级价格变化的特点，发现未来要从三方面着力稳定我国物价水平、完善价格形成机制，一是政府对消费价格的干预要适度；二是深化价格改革，放松对服务业价格的管制；三是加快建设“低生存成本型”社会。

【关键词】建国70年;居民消费价格;消费层级;消费类型

一、引言

长期以来，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政府、学界、百姓的关注热点，它关系着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是宏观货币政策调控的依据和靶子。[1][2]中共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有数据显示，消费连续5年成为经济上升的第一动力，2018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6.2%。因此，分析与消费上升和消费升级密切相关的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理论价值。通过梳理建国70年居民消费价格的演变历程，对比分析农村消费价格和城市消费价格的差异，通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结构分析不同消费类型和消费层级的价格变化，总结CPI变化对我国的启示，并提出稳定物价、完善价格机制的相关建议。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判断建国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变动趋势必须以定基指数为基础，笔者以1950年为基期，通过各年同比指数连乘计算定基比的方法计算各年CPI指数。其他定基数据的计算亦采用此方法，同时，年均涨幅均为几何平均涨幅。由于数据缺失，城市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最新数据仅从1985年开始，为了保证可比性，笔者假设1985年城市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相等，即1985年城市和农村CPI的基期值相等，且等于189.99%，之后年份的数据据此推算。按商品用途分，可以把CPI分为八大类，即食品类、烟酒及用品类、衣着类、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类、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类、交通和通讯类、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以及居住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八大类的数据始于1994年，为此，以1994年为基期，计算各年八大类商品价格指数。其中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八大类的数据始于1997年，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八大类的数据始于1998年。因此，在分析农村和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八大类时以1997年为基期。[3]从居民消费结构来看，居民消费一般经历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3个层次。受制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及不同家庭收入约束，居民消费一般先满足生存型，再向发展型、享受型过渡。为了更好地从消费价格的角度反映我国居民消费转型升级的特点，将食品类、衣着类和居住类定义为代表生存型消费；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类、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类、交通和通讯类定义为代表发展型消费；烟酒及用品类定义为享受型消费。此外，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中教育一般属于发展型，而娱乐一般属于享受型，此处简单地将其对半计入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中。所有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及国家统计局官网。

低碳经济已成为全球缓减气候变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必由之路,得到了全球的各个国家的响应。城市作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心,聚集了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总量的75%左右。据此,在全面推进低碳经济时,城市低碳经济的发展更是重中之重。国外很多国家早已开始了低碳发展的探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2008年,国家建设部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选定河北省保定市和上海市为“中国低碳城市发展项目”首批试点城市,这标志着我国低碳城市的建设正式起步。从试点到现在,“低碳”迅速受到各地热捧,深圳、杭州等多个城市也积极开始了建设“低碳城市”的摸索。而关于如何对城市低碳建设的发展状况的评价研究则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本文构建了城市低碳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东中西11个城市的低碳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与分析。

1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碳排放不仅来源于经济发展,产业运行过程,也来源于社会的消费过程,所以城市低碳发展也涉及能源、经济、社会、环境、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本文运用AHP方法,构建了三个层次的城市低碳发展水平评价体系。第一层目标层为城市低碳发展水平，第二层准则层主要是按照输入—输出的路线,从能源低碳、经济低碳、社会低碳、技术低碳四个方面构建评价体系,详见表1。

由表3和上图可知,除深圳外,大部分城市的指数都为-0.6~0.6,各城市的低碳发展水平存在着差别。其中,深圳、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的综合指数均在零点以上,由此看来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低碳发展水平也略高。而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重庆、天津、武汉、长沙等城市的低碳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在四个子系统中,经济低碳指数波动最为明显,指数最高的北京与指数最低的宜昌相差近3个点。北京、广州、深圳3个城市的碳生产力水平高,技术也比较发达,具有发展低碳经济的优势。这说明城市间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社会低碳指数和技术低碳指数波动形态相对平稳,重庆市在这两个指标中都独占鳌头。主要原因在于重庆的山城地形复杂和科学技术不发达,限制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不完善,从而汽车的使用量少,碳排放量相对较少,再加之重庆的CDM项目在2008年就达到10个以上,这无疑给重庆的节能减排增添了辉煌的一页。

此外11个城市中,湖北宜昌除社会低碳指数大于零以外,其他子系统指数均小于零,这与宜昌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缓慢、科学技术落后有关,但也由于宜昌地小、人口较少,城市空间不紧凑,绿化比例大,城市的环境质量较高,所以宜昌的社会低碳指数见好。

国内外创意产业评估指标体系发展现状分析

自英国提出创意产业概念以来，创意产业在全球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然而，对一国或地区创意产业发展现状的描述似乎并不难，难的是对创意产业现状进行客观准确的把握，以及对未来趋势作科学的预测。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致力于创意体系的研究。目前为止，以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专家查理·佛罗里达在2004年与人合作完成的《创意时代的欧洲》报告中所采用的“欧洲创意指数”最为典型。

“欧洲创意指数”主要有三方面指标构成：“欧洲人才指数”、“欧洲技术指数”、“欧洲包容性指数”。

“欧洲人才指数”包括：创意阶层指数，即创意从业人数占整个从业人数的百分比。比较而言，美国拥有最高比例的创意人员，接近30%，比利时、荷兰、芬兰紧随其后均超过28%。除上述各国外，还有英国、爱尔兰和丹麦，这些国家的创意产业从业人数均超过蓝领工人数。人力资本指数，即25-64岁人群中拥有学士或以上学位的人数比例。科技人才指数，即每千名工人所拥有的从事研究性工作的科学家与工程师的数量，一般而言，创意阶层指数最高的国家，人力资本指数和科技人才指数这两项也相应的比较高。

欧洲技术指数包括：研发指数，即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创新指数，即每百万人拥有的专利申请量，高科技创新指数，即每百万人拥有的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制药以及航空等高科技领域的专利数。“欧洲技术指数”评比结果表明，瑞典和芬兰在这些欧洲国家中最高，仅次于美国。其次是德国、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和英国。

摘要:本文基于2012－2018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个城市群面板数据，通过基尼系数构造产业专业化指数实证研究了产业分工对于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得到了以下结论:(1)产业分工的深化能够有效促进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2)产业分工对于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3)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与人力资本能够有效促进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基于结论提出建议，我国应当培育并利用好经济增长极，充分发挥城市群核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经济辐射及产业带动作用，促进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

关键词:城市群；协调发展；产业分工；基尼系数；固定效应模型

一、引言

产业分工这一概念最初是为了研究各国之间的劳动分工而提出的，主要是指国民经济内部分工超越国家这一界限而形成的国家间分工(谢卓廷，2020)。而随着各国不同区域内产业集聚所带来的外部性显现，在地方产业保护政策的出台，企业对于某些特定区域所产出资源的需要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业分工不仅成为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显著特征，更是地方政府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战略手段。本研究基于中国3个主要城市群2012年到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以及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各城市群产业分工程度，并探究产业分工对于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其研究结果将为城市群产业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从而实现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

二、文献评述

国内有关产业分工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从产业分工的指标测算来看，由于产业分工与产业协同集聚概念相对应，使得许多学者从产业协同集聚的角度对产业分工进行测算。例如，韩清(2018)利用DO指数对中国工业企业2003－2011年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进行测量，得出中国工业产业协同水平呈现先上升后下降，最后保持稳定的态势;从产业分工影响因素来看，已有研究多从生产要素出发，王玉燕(2018)通过测算产业专业化指数并回归，实证了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以及技术进步是决定产业分工程度的三大因素;杨孟禹(2020)通过中国地级市夜间灯光数据构建了集群规模及产业分工指标，得出土地财政不利于产业分工的深化。从研究层面上来看，众多学者在国际、地区以及省际层面上进行了许多研究，如刘志彪(2020)分析了我国在疫情背景下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地位，并给出了如何在“逆全球化浪潮”中巩固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地位的建议。综上所述，现有关于产业分工的研究已经较为完善，但仍有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一是有关产业分工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探索产业分工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且大多为定性分析，很少有学者对产业分工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进行定量研究;二是国内学者多在国际、省际等层面进行产业分工指标测算，而以城市群为单位测算产业分工指数的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将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从人均GDP角度，探究产业分工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为城市群产业发展提供一定参考，这对推动城市群产业分工合理化、经济发展协调化具有重要意义。

为提高城市文明程度和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全面促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深入开展，解决我区城乡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根据《区2012年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工作实施方案》（相区办发[2012]38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局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根据《区2012年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工作实施方案》的精神，以《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为导向，以《区文明程度指数测评体系任务分工》为依据，坚持标准，全面推进，努力完成区赋予的各项工作任务，扎实推动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全面发展和城市文明水平的整体提升。

二、主要工作任务

（一）分解工作任务，落实达标责任。按区要求，区城市建设局负责组织、协调、督导其负责内容达到标准，掌握各项目的达标情况，并对在自查自检中暴露的问题及时加以整改。

（二）开展集中整治，提升达标水平。针对测评责任内容的薄弱环节，组织开展城乡建设安全整治行动，进一步提升创建工作项目达标率。

内容摘要：旅游客源市场是旅游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分析旅游客源市场的时空分布规律，有助于为旅游管理部门及旅游企业提供决策依据和理论支持。本文以山东青岛为例，对青岛城市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的现状，用时间强度指数、地理集中指数作为主要指标进行聚类分析，有助于青岛进一步开拓旅游市场，为其旅游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关键词：旅游客源市场时间强度指数地理集中指数青岛

旅游客源市场是指旅游者借助交通工具从出发地到旅游目的地移动形成的客流。研究旅游客源市场的流向、流量及其变化规律、旅游者行为和消费特征，对于旅游地规划建设方向、规模、等级及其与客源地间交通运输线路的布局论证都是必不可少的。其中，有关旅游客源市场的时空分布是通过旅游市场调查所获得数据，依据时间强度指数、地理集中指数等指标，分析旅游者的地理来源和强度（保继刚，2009）。

青岛市是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著名的海滨旅游胜地，是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拥有秀丽的山海风光、丰富的人文景观、风格迥异的多国建筑、历史悠久的宗教文化和五彩缤纷的节庆活动。青岛旅游业已经形成了“行、游、住、食、购、娱”综合配套与国际接轨的规范化服务体系。全市共有旅行社361家，其中国际旅行社26家；星级饭店146家，其中五星级6家，四星级21家，可接待外国游客的客房万余间。青岛旅游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市场秩序不断改善。青岛旅游餐饮和旅游商品更趋特色化，已评选出“十大特色小吃”和“十大旅游特色商品”。“十五”期间，青岛市累计接待国内游客9575万人次，年均递增13.75%，比“九五”期间年均增幅多4.73个百分点，平均增速提高52.44%；国内旅游累计收入776.57亿元，年均递增20.2%，比“九五”期间年均增幅多6.9个百分点，平均增速提高51.88%（数据来源于青岛市旅游业“十一五规划”文本）。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旅游产品结构的单一、旅游资源的保护、旅游产业整体素质较低、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等。

青岛城市国内旅游客源市场时空结构分析

（一）时间（季节）强度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