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路径范文10篇

【摘要】城市是主要的经济活动中心,它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使用者和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者。应对气候变化与发展低碳经济则需要更多的财政支出与其他投资。现阶段，特别发达的城市低碳发展的进度和概况比较好，因为它们工业化开展的比较早，经济比较发达，对城市和环境的投入相对较大，尤其是资金的投入。而相对落后的城市在城市低碳发展方面就显得有点不足，落后的的城市工业化进程开展的比较晚，经济比较落后，对城市和环境的投入比较少，资金的投入更是严重不足，城市低碳发展融资路径的拓展显得尤为重要。武汉城市圈，作为我国中部一个典型的城市圈，与东部沿海城市圈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它需要加快经济的发展，从而带动湖北乃至整个中部地区经济的跃进，发展为中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领军城市；但它急需解决自身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能源与环境问题，这就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需要不断拓宽融资路径。

【关键词】武汉城市圈;低碳经济;融资;路径

城市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这就需要资金的鼓励与支持，而资金的来源就需要社会方面的融资，资金在城市低碳发展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让城市低碳发展过程中的节能减排、低碳发展得到有效的实施和大力支持，它在城市低碳发展的道路上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武汉城市圈低碳发展融资的主要问题

武汉正在处于城市建设高度发展的阶段，而且武汉因为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其经济辐射整个中部地区，但是武汉在城市建设发面存在许多的问题，特别是在低碳发展发面，低碳发展方面有存在一些不足。（一）低碳产业发展和融资的动力不够。现在一些城市在低碳发展和融资方面的动力严重不足，它们的城市发展方式还处在传统的高能耗阶段，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发展和投资相对较少。这些城市为了达到自己政绩目标的实现，一味的追求经济高速发展，而忽略了环境的承受能力，环境遭到很大程度的破坏，暂时的优秀政绩是用高能耗来换取的。我们必须在经济的发展与低碳环保之间做出一定的选择。大多数量众多的城市在经济发展发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因为其资源数量、种类和使用情况都各不相同，所以它在低碳发展和融资方面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在现在城市发展情况下，很多城市总是想用耗费时间短、发展快且容易发展的产业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促进城市低碳的发展，现在大多数城市在低碳建设方面的新技术要求高、回报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需要不断进行资金的投入，配套产业的辅助与支持。在以为现代城市低碳发展为时过早的错误思想的指导下，还在大力发展重工业，会使低碳产业得投资规模有所下降，环境还会继续恶化，城市最终会逐渐衰败。即使有些城市也在开展低碳发展的理念学习与实践，但其总是建设一些高浪费地效应的建设，该建设期结束以后，相配套的低碳设施和产业也会随之闲置，投资得不到长远科学的回报，大量的资金可环境遭到浪费和破坏。（二）公共财政压力影响低碳融资总量。国内外的许多城市在低碳发展及融资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实践，在大多数城市的低碳发展的时候，政府的财政投资起主要作用，财政在城市垃圾处理、绿化维护、医疗健康等方面的投资尤其大，从全球城市低碳发展的近况来看，政府在城市低碳发展的投入相对较大。在经济发达，城市建设先进的大城市还好，资金投入相对较多，很多小城市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偏远城市，经济落后，财政收入较低，对城市低碳发展的投入也就随之减少，在2014年度全国各大城市低碳发展的评估报告指出，到2015年年底，中小城市的人口比重占全国的80%左右，但是其经济总量只占全国经济总量的58%，地方性的财政收入只能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44.01%左右，地方性人均财政收入比较少。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等问题是现代社会亟待解决的主要社会问题，城市低碳经济发展如果只依靠城市的政府公共财政投入来发展的话，城市低碳发展会很难有所建树，进而会影响到整个城市圈的低碳发展。（三）融资方式较少。现在我们周围的商业银行已经开始了城市低碳发展的大范围投资，同时，我国许多城市的各大商业银行已经开始建立有助于环境保护、低碳发展的绿色信贷制度，但从银行现在的实际操作情况来看，各大商业银行从放款的安全性、信贷收益性和资金的流动性方面来考虑，现阶段银行对城市低碳发展的这种投资周期比较长，而且经济效益比较缓慢且比较低。随着各大城市的经济发展，环境容量的承载力会越来越小，节能减排的标准会越来越高，随着沿海东部发达地区的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不断地向中西部等欠发达的地区转移，说明城市低碳发展的融资渠道比较狭窄，不能合理促进城市低碳发展。有些商业银行对那些急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城市低碳发展建设项目的投入相对较低，而是更加趋向于对那些得到快速利润回报的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一部分城市的基础设施落后，人才相对紧缺，技术水平不高，技术创新比较困难，那些高新科技、没有污染或者污染很少的的产业很少入驻该城市，银行或其它一些投资机构对城市低碳融资的投入极少。城市在现有的资本市场里，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表现较好的的上市公司数量更是少的可怜。这些城市在低碳发展方面，它的融资总量和融资结构都不是很好，都不进合理。（四）融资工具与创新较少。近几年来，为了更好的实现低碳发展，各国和各大城市建立了碳交易市场和相关的机制，这两年国际碳交易市场规模得到不断的壮大，特别是在碳期权、碳期货等方面，衍生出许多有助于低碳发展的金融产品，促进了城市低碳发展的融资规模。低碳经济这几年方兴未艾，我国也开始建立碳交易试点，不过一般都是区域性的，现在许多城市在碳交易市场里的实际操作与项目开发还不够成熟，这样就使得城市具备碳金融工具使用与开发的诸多条件很少，甚至是没有。现在有些城市的低碳发展融资的投资机构还处于起步阶段，这些投资融资机构还不健全，城市低碳发展的投资分析技术还有待提高，对城市低碳发展的项目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与风险对比与规避风险的技术还不完善，融资路径与创新需要改进。城市低碳发展的融资路径的开拓离不开政府的示范和引导作用，更加离不开政府资金的投入和政策制度的保障。而我国城市低碳发展法律制度环境还不够完善，有些时候，地方和单位都会出现2018年第12期下旬刊（总第718期）时代金融TimesFinanceNO.12，2018（CumulativetyNO.718）TimesFinance严重的地方性保护，真正的低碳发展路线得不到规范、严格、公平的执行，许多企业单位在低碳发展方面得不到相应的资金支持，企业单位在低碳发展方面的积极性受到打击，还是主要走传统的发展道路。城市低碳发展的融资是新时代的产物，它的专业性要求比较高，而且与之相关的金融机构和实际管理操作人才较少。

二、国外低碳发展融资的经验和教训

摘要：在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进程中，公共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均获得了更为深刻、更为广泛的拓展。越来越多的行业和领域与公共文化领域相互渗透和依托，逐渐形成了融合发展态势。文章试图以公共文化空间建构为着眼点，从公共文化空间的概念界定、当前设计缺陷、未来规划和发展路径等方面出发，讨论当下公共文化融合发展的可行路径，探寻未来公共文化空间形态建构的更多可能。

关键词：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公共文化；融合发展

近年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公共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均获得了更为深刻、更为广泛的拓展。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行业和领域与公共文化领域相互渗透、相互依托，逐渐形成了融合发展的态势。本文试图以公共文化空间建构为着眼点，讨论当下公共文化融合发展的可行路径，探寻未来公共文化空间形态建构的更多可能。

1公共文化空间的概念阐释与界定

学术界关于公共文化、文化空间、公共空间（公共领域）等概念的专业理论庞杂丰富，所涉及的领域、范畴甚多。本文中的“公共文化空间”无疑是一个复合概念，为进一步厘清本文讨论的核心议题，尽可能避免产生过多的歧义或争议，故而有必要对“公共文化空间”这一概念作一个简要的阐释和界定。1.1公共文化空间是一个公共空间。本文所讨论的公共文化空间必然是一个公共空间。广义上的公共空间，所指并不仅限于地理的、物质的活动场所，还是一个社会的、抽象的概念，包括身处其境的人及其言论、行为和活动。人、活动和场所三要素构成的公共空间反映了公众对时间结构、空间结构的意象[1]。从城市发展研究角度而言，公共空间就是属于大众的开放空间，是一个所有人不受身份、地位、金钱等社会、文化和经济条件限制而均可共享、共用的社会文化生活空间。从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研究角度而言，公共空间还是一个公共话语空间，也就是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这个公共领域是由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创造、通过互动和沉淀而动态形成的，涵义更为广泛，形态也更为多样。各种划界问题的公共讨论所需要的主体性、公共性和交往理性将在这里培育起来[2]。本文特指的是“文化公共领域”。在这个公共空间里，话语、意见、信息等围绕广义的文化范畴内的公共事物的个体观念可以自由、平等、公开地交流，从而促进社会信息流通、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因此，本文探讨和追求的公共文化空间正是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公民身处其中，可自主地参与和开展公共文化活动，平等地交流意见或讨论公共事物，完成信息互动与资源共享。随着互联网和多媒体的迅猛发展，当前我国已然形成现实和虚拟两大公共空间，公共文化活动的开展多活跃于现实公共空间，而以文化观念、公共事务为主题的公共话语的交流和互动往往发生在虚拟公共空间。1.2公共文化空间属于公共文化范畴。本文讨论的公共文化空间属于公共文化范畴。公共空间是一个涵义极为广泛、庞杂的概念，本文仅从公共文化这个范畴展开论述。也就是说，本文讨论的公共空间的边界是由公共文化来界定的。事实上，在我国当前文化语境下使用的“公共文化”一词正是从空间层面来理解和认知的，即在公共空间呈现的文化形态和文化内容则称之为公共文化。公共文化亦即公众文化，其服务对象则是无差别的社会全体公众。因此，这里先要界定一下“公共文化”这一概念。本文讨论的“公共文化”指的是“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形成的普及文化知识、传播先进文化、提供精神食粮，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各种公益性文化机构和服务的总和”[3]。这也是近年来我国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程中逐渐清晰的关于“公共文化”的概念阐述。所以，本文讨论的“公共文化空间”是对所有用以呈现公共文化形态和实施公共文化活动的公益场所和公共空间的统称。1.3公共文化空间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背景。不论是公共空间还是公共文化，其概念都是在一种互动、互相影响和交互的状态中形成和动态发展的。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和演进，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随之不断深入和延展，公共文化空间也由此涵盖了越来越丰富的文化指征与空间范式。尤其是在我国将“公共文化服务”这一概念及其体系化建设纳入公共文化范畴之后，我国公共文化的内涵发生了深刻转变，呈现出多系统、多学科、多领域、多形态的交叉融合，因此公共文化空间的边界和维度也随之不断拓展。正因为我国公共文化的内涵被赋予了极为广泛的含义，文化遗产的保护也被正式纳入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范畴，因此，原本在狭义上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有名词的“文化空间”至此有了法定的“公共性”，成为了“公共文化空间”的一个部分或一种类型。可见，本文讨论的“公共文化空间”是以我国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背景和语境的。综上所述，本文讨论的“公共文化空间”一语概之为用以承载、呈现、提供公共文化形态和内容的公共空间和文化场所，以及身处其中的人、物和事件，“它不仅强调空间的文化性，而且突出空间的公共性”[4]。进一步说，公共文化空间正是抽象和物质的统一，是特性和范式的交叠，是虚拟和现实的勾连，这些文化特质在当前特定历史背景和客观条件的驱动下一步步趋向融合。那么，从具体的、物质的研究视角和本文的讨论要求来说，公共文化空间包括但不仅仅只限于由政府拨款、文化部门或行政机构管理的公共图书馆、文化馆（艺术馆）、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以及广场、公园等具有免费开放功能的相关公益性文化场馆或公共场地，还包括更多形态各异的、颇具文化创意的新型文化空间和专业艺术场馆，例如剧场、音乐厅、时尚生活方式书店、主题概念书店、画廊、艺术展示馆、咖啡馆等场所。

2当前公共文化空间的规划与设计缺陷

摘要：吉林省已经进入了城市化加速推进阶段,城市化发展在吉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吉林省城市化进程中主要存在着人口数量较大,城市数量较少,城市供给比较短缺;城市低端就业市场日趋紧张,城镇失业率逐年增长;水资源问题严重威胁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工业不强,产业不大等问题。吉林省在城市化进程中应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尽快将失地农民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解除进城务工农民的后顾之忧,构建吉林省大、中、小城市科学而合理布局的城镇化体系。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城市化;城镇建设

当今世界,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世界共同的声音,城市化发展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城市的繁荣是人类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标志,是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城市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展成为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

一、吉林省实现城市化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吉林省作为我国东北部经济欠发达的农业省份及边疆民族地区,在城市化进程中与我国经济发达省份相比,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一)人口数量较大,城市数量较少,城市供给比较短缺

摘要：吉林省已经进入了城市化加速推进阶段，城市化发展在吉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吉林省城市化进程中主要存在着人口数量较大，城市数量较少，城市供给比较短缺；城市低端就业市场日趋紧张，城镇失业率逐年增长；水资源问题严重威胁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工业不强，产业不大等问题。吉林省在城市化进程中应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尽快将失地农民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解除进城务工农民的后顾之忧，构建吉林省大、中、小城市科学而合理布局的城镇化体系。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城市化；城镇建设

当今世界，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世界共同的声音，城市化发展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城市的繁荣是人类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标志，是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城市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展成为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

一、吉林省实现城市化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吉林省作为我国东北部经济欠发达的农业省份及边疆民族地区，在城市化进程中与我国经济发达省份相比，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一)人口数量较大，城市数量较少，城市供给比较短缺

摘要：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城市社区作为人民群众生活最直接的承载空间，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显得愈发重要。纵观我国基层社区治理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城市社区治理经历了从计划经济的行政社区到市场经济的社区服务、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的演变，各地在探索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宝贵经验。当前，城市社区治理面临行政化倾向突出、边缘化问题明显和社会化困境彰显等难题，必须通过加快转变社区治理理念，倡导多方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完善社区服务供给机制等措施做好新时代社区治理的“选择题”，积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关键词：社区治理；变迁历程；现实困境；发展路径

一、引言

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基础平台，既是各种社会群体的聚集区、各种利益关系的交织域，也是各种社会组织的落脚点、各种社会资源的承载场[1]。近年来，社区治理作为一个新的话题不断被推向讨论热潮，并且我国也相继颁发了一系列以社区治理为主体的政策文件，尤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2017年6月颁布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作为新形势下指导城乡社区治理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具有划时代的深远意义。党的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论断，并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2]，这不仅彰显了基层社区治理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3]，也指明了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改善社会民生工作的重点和方向。目前，中国的城市社区治理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既处于“大有可为”的机遇期，又处于“何以可为”的挑战期。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级政府，城市社区治理在政策层面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鼓励创新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在全社会蔚然成风。然而，城市社区治理归根结底来说，还是生在社区，长在社区。随着中央和地方的治理压力逐级传导到城市社区层面，作为治理承接者与执行者的社区已经难以再进行转嫁和分解[4]，“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繁杂局面日益成为基层社区治理亟待解决的难题。本研究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宏观背景，梳理了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的演变历程及实践模式，分析了当前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面临的难题与困境，并在经验层面上提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格局的发展对策。

二、城市社区治理的变迁历程及实践经验

解读当下必须追溯历史，历史发展过程中前期的规则范式会因报酬递增出现自我强化效应，在不断取得优势地位的同时，阻碍更加有效的规则范式的形成[5]。因此，回顾社区治理的演变历程，不仅是理解社区治理在不同发展阶段表现形式与转化逻辑的关键所在，也是更好汲取新中国成立以来社区治理实践经验的不二法门。总的来说，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和演进（见表1）。（一）行政社区时代（1949—1985）：单位制为主，街居制为辅的管理体制。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在废除民国时期确立的“保甲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以“单位制”为主，“街居制”为辅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在这一时期，城市基层政权和管理组织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一是1949年至1966年，通过展开“民主建政”运动初步在全国各个城市建立了城市居委会和居民小组，同时以“军队大院”、“干部大院”等为代表的“单位制”开始不断渗入城市国营和集体性质的基层企事业单位，“政社合一”、“以单位制为主，街居制为辅”的基层社区管理模式逐渐成为主流，这既是当时我国基层社会的一次深化变革，也是居民参与国家公共事务治理的具体体现[6]；二是1967年至1978年，“单位制”在城市基层社区管理中获得主体性地位，而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相继被更名为“街道革命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街居制成为“阶级斗争”、“群众专政”的工具；三是1979年至1985年，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职能伴随改革开放的进行而得到恢复，其工作性质受到宪法的肯定和有关法律的明确规定[7]，但“单位制”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而走向衰退。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期，我国的城市社区治理经历了“单位制”与“街居制”由相向而行到分崩离析的过程，其治理逻辑是“强政府、弱社会”的集体经济思维，实质上是一种国家主导型的制度性安排[8]。在这一阶段，主要形成了三点治理经验：一是政府以行政力量对街道和居委会实行绝对控制，保障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和社区关系的和谐稳定；二是企业通过“为居委会的活动经费及其干部的生活补贴提供一定的资金来源”，满足社区居民的内部福利；三是社区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作为“单位”的辅助，主要管理没有进入“单位”的居民，尽管在维持社区生活秩序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遇到了职能超载、职权有限和角色尴尬的现实困境[9]。（二）社区服务时代（1986—1999）：政府主导向社区自治过渡的管理模式。改革开放引起的城市经济和社会结构变迁，使得政府在城市管理方面逐渐向下放权，这一时期也可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6年至1988年的兴起阶段，主要有两大标志性事件，一个是1986年国家民政部以承接企事业单位转移社会服务项目为出发点，开始倡导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区服务工作；另一个是1987年9月，“全国社区服务工作座谈会”在武汉成功召开，标志着社区服务的正式展开。第二阶段是1989年至1992年的发展阶段，国家有关部门从1989年开始在全国的街道和居委会普遍推广开展社区服务，但当时的社区服务仅仅局限于居民之间有组织的救贫帮困、社区互助以及满足居民日常简单的低层次生活需求服务等。第三阶段是1993年至1999年的繁荣阶段，1993年民政部、国家计委等14个部委联合《关于加快发展社区服务业的意见》[10]。作为社区服务发展中的第一个政策性文件，该《意见》倡导社区服务产业化、社会化，从而将社区服务推向了高潮，社区服务不再局限于满足社区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也包括了社区绿化、社区治安、下岗再就业、流动人口管理等广义上的服务。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的十几年时间，可以看作是政府权力逐步下放到基层社区的有益探索。在“小政府、大社会”和“小政府、大服务”的治理逻辑框架下，“社区”日益成为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微观重心。在这一阶段，主要形成了两点经验：一是尽管党委或工委仍然是社区的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领导核心，但社区内不再是政府包办一切的局面；二是社区在决策上相对于以往有了较多的自主决策权，其服务职能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尚未完全摆脱传统政府主导型管理模式的束缚。（三）社区建设时代（2000—2011）：以社区为核心的社区自治模式。尽管社区建设的口号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被提出，但由于当时侧重于服务功能的社区服务工作占据主流，所以真正的社区建设实践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从2000年才正式开始。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正式拉开了社区建设的序幕。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11]，指明了社区建设的具体目标。2005年，在和谐社会的基础上，民政部首次提出建设“和谐社区”的概念，标志着城市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全国各地建设和谐社区的热潮中，各级政府积极探索社区自治方式，形成了诸如“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上海模式、“一会两站、自治和服务相分离”的盐田模式、“社区自治、议行分离”的沈阳模式、“政府自觉依法行政、社区组织自主管理、社区人自愿参与相结合”的江汉模式等典型的城市社区自治模式。城市社区建设从行政推动走向社区自治，实质上是一种“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治理路径变迁。在这一阶段，城市社区治理表现出了几个典型特征：第一，政府逐渐跳出体制内循环的封闭状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建设，其角色从传统的“事事包办”转向“社区自理”。第二，社区管理组织结构出现新的变化，除了党组织和政府派出机构外，一些居民自治组织、志愿者服务组织、社团组织、企业等逐渐参与到社区的合作共建中。第三，如何处理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关系问题成为制约基层社区建设的核心因素，社区治理主体的权责不清、社区服务建设的资源不足、社区居民的参与度低等问题成为新时期实现社区良好治理亟待解决的难题。（四）社区治理时代（2012—）：以共同体为要义的多元共治模式。2012年，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首次从国家层面提出“完善社区治理结构，鼓励因地制宜创新社区管理和服务模式”；同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把“社区治理”写入党的纲领性文件。在这一阶段，动员全社会力量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培育社会组织发展、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共识。2014年，民政部确定31个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进行社区治理的创新性试点，并逐渐形成了政府主导型（如北京的田村街道）、市场主导型（如武汉的百步亭社区）、社会自治型（如南京的翠竹园社区）和专家参与型（如清华大学清河实验区）四类社区治理模式[12]。2017年，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基层社区治理进入以打造社区共同体为核心内涵的新的发展阶段，“无缝隙治理模式”、“四社联动治理模式”、“‘党建+’治理模式”、“圈层治理模式”、“精细化治理模式”、“协商共治模式”等成为新时代社区治理实践的有益探索。在社区治理的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逻辑受到普遍重视，全国各地在丰富的实践中形成了四点治理经验：一是在治理理念上，经历了从“西方舶来”到“东方创新”的过程，在保留中国传统治理经验的基础上创新社区治理体系，开创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治理理念和实践模式。二是在治理主体上，从政府主导型向社区自治型和多元共治型转变，政府逐渐理清自己与社区自组织、社会力量的关系，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组织引导、简政放权等方式来寻求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权力和资源的重新平衡。三是在治理重点上，如何有效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的重点环节，推进社区治理走向法治化、规范化、程序化和科学化成为培育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关键抉择。四是在治理空间上，社会生活网络化拓宽了城市社区治理的空间，网络化治理逐步取代了传统自上而下垂直管理的网格化社会管理[13]，社区治理的云服务平台建设也日益引起广泛关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城市群建设发展”①。5月1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哈长等四个城市群发展规划;6月8日，国家发改委再次召开城市群规划建设交流座谈会，全面加快城市群规划进程。各类城市群已经带动区域乃至全国发展的增长极，事关中国经济发展全局，事关我们的全球竞争力，事关中国梦能否如期实现。加强城市群经济发展研究，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群经济建设路子，具有极为现实的意义，也显得日益迫切。

一、中国城市群经济发展现状

作为国家战略的城市群，其概念源自戈特曼对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化现象的研究，国内“城市群”概念最早出现于二十世纪80年代，当时认为是指“多经济中心的城市区域”，“大城市及其周围小城镇或卫星镇的结合，可视为城市群类型的变型”②。从国内实践看，我国始终强调要发挥城市群对区域发展的辐射作用，既适应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也覆盖相对欠发达甚至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如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明确提出既要建设世界级的城市群，也要在中西部地区建设若干个区域性城市群及一批省内的城市群，以促进区域的均衡发展③。从目前国内实际情况看，以城市群为主要核心的初步格局已经逐渐显现，城市群已经开始慢慢突破各省之间的界限，区域经济的发展已经开始突破各省界限逐步向各城市群经济转变，渐渐实现跨区发展。但是，国内的城市群在面积、体量和经济发达程度等方面，差异十分巨大。如发展水平极高的珠三角城市群面积仅5．47万平方千米，而长江中游城市群面积广达31．7万平方千米，两者相差6倍。后者甚至超过除黑龙江外所有东部和中部各省的面积。如前所述，既有单个城市就“富可敌国”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世界级城市群，也有经济落后的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等。城市群作为一种空间组织形式和集聚经济，主要是通过内部城市之间相互之间的整合及提升自身竞争力来提高吸引离，形成较为显著的规模经济，实现聚合效应。无论如何，城市群是城市集中化的产物，也是经济集中化的高度体现，城市群经济发展将成为决定中国未来发展速度、质量的主要因素。

二、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城市群作为集团化的城市组合，其经济发展面临着来自该城市群外部的制约和内部城市之间的相互制约。所有的发展都不能脱离实际而进行，对于所有城市群而言，身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大环境是一定的，近年城市群数量迅速上涨，也各为生存、拓展空间而进行“生存斗争”。在城市群内部，每个城市之间也存在不同利益诉求，为了自身的生存也会表现出极大的利益冲突和激烈竞争。总的来说，决定一个城市群经济是否能健康持续发展的因素，主要是内部因素，特别是不同企业、城市政府和市民的微观利益冲突。这些内部的相互掣肘因素，如果没有处理好，势必严重影响整个城市群的协调发展，影响整体合力和发展后劲。

(一)政府层面的相互制约因素

内容摘要：城市社会体育组织的培育与发展是贯彻《体育法》的必然要求，是实施《全民健身条例》的有效载体，是大力发展公共体育服务的重点。在推行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进程中，城市社会体育组织起着承接政府职能、化解社会体育矛盾、完善公共社会体育服务、配置社会体育资源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正在成为协同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但从天水市社会体育组织的发展现状看，其在自主运行、发展数量与规模、资金来源、专业化发展水平等方面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因此，分析制约社会体育组织发展的深层次原因，探索如何突破体制束缚，整合社会体育资源，构建“枢纽型”社会体育组织、引入第三方评价监督等治理机制，方是社会体育组织走出困境的根本路径。

关键词：社会体育组织；困境；发展路径；天水市

市场化背景下，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往单一主体的社会管理模式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加大了社会管理体制变革与转型的压力[1]。面对社会环境急剧变化形势下，特别政府加强公共体育服务建设的背景下，体育行政部门必须加快职能转变，即如何实现从“全能管理”向“有限管理”的转变是落实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重中之重。目前，由于我国体育体制机制的欠缺与不完善，城市社会体育组织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因此，探寻一条适合体育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是体育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过程中应该关注的重点。

一、培育和发展体育社会组织的意义

（一）发展社会体育组织是贯彻《体育法》必然要求

我国《体育法》明确规定：国家鼓励、支持体育社会团体按照其章程，组织和开展体育活动，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2]。各级体育总会在在发展体育事业中发挥作用。据天水市城市社会体育组织的调研得知，城市社会体育组织参与公共体育服务方面，无论是政策支持、理念创新，还是制度供给与对接等方面均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从而影响了社会体育组织在承接政府公共体育服务方面的能力和作用的发挥，尤其社会体育组织自主性、独立性还不强，资源保障措施还得不到保障，严重影响社会体育组织在体育公共服务建设中的培育与发展。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城市居民体育需求的多元化、多层次性以及多目标性日益突出。相对应的，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面存在严重的不足，矛盾突出越来越明显，亟需社会休育组织积极参与到公共体育服务中来。

我国的城市商业银行诞生于1995年（时谓“城市合作银行”），是由城市信用社合并组建的。十年来，城市商业银行按照“守制转机、立市兴行”的经营理念，凭着“植根城市，贴近市场”的竞争策略，从合并之初的“保支付、防挤兑、稳过渡”，顽强地渡过了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初生期，如今已步入了“规范管理、稳健经营、加快发展”，追求发展质量、谋求可持续发展的成长期，城市商业银行当前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的城市商业银行向何处去?从目前的形势来看，除极个别的将被全国性商业银行收购外，摆在绝大多数城市商业银行面前的发展道路有两条：要么“做小”——那些规模小、基础薄弱、竞争力较差的城市商业银行将发展成为具有特色的社区银行，“以小取胜”，这是一种现实的选择；要么“做大”一一那些基础较好、竞争力较强的城市商业银行，通过合并重组向区域性银行发展，“以大做强”，这也是一种新的路径选择。安徽省城市商业银行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即多家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联合重组为一家跨区域的商业银行一一徽商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的基本条件

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必须具备一定的市场基础。安徽省城市商业银行成功实现合并重组，就是在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之后，顺势而为、水到渠成。这些必要条件可以概括为“天时、地利、人和、外向、内需”。

天时：政策的有力支持。2004年11月，银监会颁布的《城市商业银行监管与发展纲要》明确提出：银监会支持经营状况好、管理能力较高、创新能力较强的城市商业银行实现跨区域发展；鼓励同一行政区域和经济区划内尚不具备跨区域发展条件的城市商业银行在自愿的前提下，按照市场原则实现资本重组和联合，有效整合金融资源，进一步拓展城市商业银行的市场空间，提高其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支持城市商业银行按照市场化原则收购、兼并周边地区城市信用社。监管政策的调整，为城市商业银行通过合并重组向区域性银行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为城市商业银行提供了更大的改革舞台和发展空间。银监会领导同志十分关心安徽省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2004年4月，刘明康主席到合肥市商业银行调研，对实施合并重组的意见给予了肯定和支持。安徽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也多次表示鼓励和支持省内城市商业银行联合重组。2005年年初，城市商业银行联合重组议题列入了省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全省金融改革的三项重点工作之一，摆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正是有了政策保障和领导支持，安徽省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工作才得以起笔破题。

地利：经营的良好基础。首先要有较大的经营数量基础。截至2005年9月末，参与此次重组的6家城市商业银行和7家城市信用社资产总额460.80亿元，负债总额439.76亿元，整体上总资产年均增长率为29.5%，存款年均增长率为38.34%，贷款年均增长率35.81%，在全国113家城市商业银行中处于中等以上水平。其次要有较好的经营质量基础。6家城市商业银行和7家城市信用社经营质量一直较好。按“五级分类”口径，不良贷款率为3.38%，在银监会2004年度全国评级排名中，4家被评定为一类行、2家被评定为二类行，7家城市信用社在全国的排名也比较靠前，形成了城市商业银行的“安徽现象”。第三要有相对均衡的经营实力基础。参与合并重组的城市商业银行，在业务规模上相当，在风险程度上相近，在内部管理上相似。在这一前提下，各方才有平等的话语权、参与权，才能够站在同一平台上，共谋合并大计。这是合并重组的“平等进入”方式与购并重组那种“以大吃小”、“以强吃弱”方式的根本区别。安徽省城市商业银行中，除合肥市商业银行规模稍大外，其余的资产总额都在25亿～65亿元之间，基本处于同一档次；不良贷款比例最高的为8.1%，最低的为2.2%，悬殊也不太大。

人和：人才的资源优势。在过去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安徽省各家城市商业银行一直十分重视吸收和培育人才，人员结构不断优化，储备了一批高素质的管理干部。此外，安徽省城市商业银行普遍建立了较为有效的人才激励约束机制，在人才使用、人才开发、人才储备方面都有一套较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方法，有利于充分调动人才的各种潜能。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作与生活压力的增大，城市居民对步行空间的需求愈加强烈。从通勤视角出发，结合城市规划学、景观游憩学和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城市步行空间进行研究。通过对步行空间三类路径:A:家(公司)—公司(家);B:(公司)—公交站(地铁站，班车站)—公司(家);C:家(公司)—公交站(地铁站)—地铁站(公交站)—公司(家)的总结，分析得出基于通勤视角下的四类步行空间(街路、天桥、广场、地下换乘空间);再通过分析通勤人群的特点(时间紧迫性、路径重复性、着装正式性)，总结城市步行空间影响要素(建筑环境要素、人工景观环境要素、自然景观环境要素)及设计策略;最后通过各影响因素与四类步行空间的相关性分析，比较各因素对通勤视角下步行空间的重要程度，以期能为人们设计更加舒适的城市步行空间。

关键词:通勤;城市;步行空间

1引言

人们日常出行的交通方式主要有步行、自行车、电动车、公共交通(公交巴士、地铁等)、自驾车几种类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市的扩展，人们逐渐依赖机动车出行。然而，机动车在为人们出行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近年来人们开始提倡绿色出行、健康出行。1992年，国际健身与大众体育协会(TAFISA)发起了“世界步行日”活动，确定每年的9月29日为世界步行日。国外关于步行交通体系的研究主要包括行为学、交通地理学、建筑与规划学三个方向，分别从人的行为与认知角度、交通流线网络与空间、土地利用景观与空间三个角度进行研究［1］。通勤行为是出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EvaHeinen等研究发现，荷兰20%的出行行为是通勤行为，并且其他西方国家的数据与其类似［2］。因此，基于通勤视角的城市步行空间研究对人们出行行为、城市交通规划、城市街路景观规划、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2相关概念解析

2．1通勤

摘要：科学评价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状况是文化软实力研究的重要使命。回顾已有文献，中国文化软实力评价研究从内容上可以分为三大类：国家文化软实力评价研究、区域文化软实力评价研究和行业文化软实力评价研究。现有研究既取得了一定成果，又存在着一些不足。未来应加强文化软实力构成要素的研究，优化文化软实力评价路径和方法，整合多学科力量协同推进文化软实力评价研究。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评价;国家文化软实力;区域文化软实力;行业文化软实力

自从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后，我国出现了文化软实力研究的热潮。开展中国文化软实力评价研究可以丰富发展文化软实力基础理论，有助于把握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状况与结构特征，进一步理清文化软实力评价的原理和方法。回顾已有文献，中国文化软实力评价研究从内容上可以分为三大类：国家文化软实力评价研究、区域文化软实力评价研究、行业文化软实力评价研究，现将相关研究综述如下。

一、国家文化软实力评价

学界对构建国家文化软实力评价体系进行了一系列尝试，有的研究还开展实证调查得出了相关结论。在评价路径的选取上，已有研究更多地采用了资源统计型评价路径，民意调查型评价路径亦有所涉猎。（一）基于资源统计型评价路径的研究。资源统计型评价路径是通过统计与文化软实力密切相关的文化资源来评价文化软实力的大小和强弱，其数据来源多为统计数据。有学者认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包括文化生产力、文化保障力、文化核心力、文化传播力、文化影响力和文化创新力六个维度，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设计了国家文化软实力多级层次评价模型。[1]有研究指出国家文化软实力包括文化知识生产力、文化产业竞争力、文化体制引导力及文化价值吸引力四个方面，据此构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法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实证了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宏观发展态势。[2]有学者选取了文化传统、文化发展、文化传播、文化教育、文化营销五个一级指标，通过熵值法与TOPSIS法建立了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3]有研究从投入和产出的视角来建立文化软实力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层次分析法对中国、美国和日本的文化软实力建设进行绩效评价和比较研究。[4]资源统计型评价路径在文化软实力评价研究中较为常见，但存在着将文化软实力资源等同于文化软实力本身的不足之处，在实际运用中需要注意避免这一情况。（二）基于民意调查型评价路径的研究。民意调查型评价路径是以文化软实力受众群体的切身感受为依据来评价文化软实力，其数据来源多为对受众群体的问卷调查。有研究指出中国文化软实力水平可以通过五个方面衡量，包括语言兴趣度、好感度、文化认可度、文化认知度和文化价值观认同度。通过实证调查发现，好感度与文化认可度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优势因素，而语言兴趣度、文化认知度以及文化价值观认同度则是劣势层面。[5]有学者对美国在校大学生进行中国文化软实力评价网络调查。该调查发现，“高评价、低了解”是被试美国大学生对于中国文化软实力所呈现出来的整体特点。[6]民意调查型评价路径在中国文化软实力评价研究中较为少见，运用这种评价路径需要大样本的问卷调查数据，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使用该评价路径的操作性障碍，但其以受众感知为导向的评价思路是值得肯定的。

二、区域文化软实力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