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理论范文10篇

演讲与辩论 本文关心的是语言在由新加坡电视机构和中国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国际汉语大专辩论赛－－再推而论之－－在我们生活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无论是按照做学术的惯例还是汉语大专辩论陈词的传统，我在阐述观点前都应该先来一段开篇立论，为语言这个概念做一番定义。首先，我想先考察语言的传统和后传统定义，因为定义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必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传统学术给语言的定义存在着太多的想当然、理所当然和自然而然。如果我要揭露这些表面上的当然和自然，捅些娄子，添些乱子，必须要先以语言的传统定义做为突破口。

有关语言的美丽童话

什么是语言？让我们首先参考《辞海》对语言的定义：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同思维有密切的联系，是思维的工具，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把语言定义为人类不可或缺的工具，这是无可厚非的。同样道理，语言也是辩论、甚至赢得辩论比赛的工具。可是，一旦语言被定义成人类的文明或文化水平的标志，就会产生这样一个结论，即语言是中性的、客观的、自然的、不含任何偏向性的。无独有偶的是，《现代汉语词典》注明语言"一视同仁地为各个阶级服务"。

按照以上定义，语言对人类具有两种不可或缺的作用：1)语言作为思想载体的工具性作用；2)语言作为文明标志的中立性客观标志性作用。从这两个作用可以推论出两个引伸意义，即：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语言，以及谁的语言说得更好谁就更文明更高级更伟大。在历届国际汉语大专辩论赛上，汉语做为攻城拔寨、克敌致胜的刀枪，其工具作用自然不可低估。与此同时，汉语作为思想水平和文化文明水平的标志也得到无微不至的彰显。

随着国际汉语大专辩论赛历史的延伸，语言的引伸意义，即作为思想文化水平的标志，远远超越其工具性作用。而且，语言本身越来越异化成艺术，而不是思想表达、沟通和交锋的工具。资深辩论教练和评委张霭珠女士曾撰文指出，汉语已"达到至善至美的艺术境界。汉语不仅有丰富的词汇、灵活多变的语法结构；历代积累的典故成语、诗词、警句、谚语、箴言之丰富堪称世界之最，使汉语在世界各种语言之中出类拔萃、魅力无穷"。语言的艺术化，表现在汉语大专辩论赛上的结果是，辩论不再是思想观点、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交锋，而是语言艺术的展览。据张霭珠女士称，"华语既是辩论的工具，对华语掌握运用的水平又是评判的标准……"。汉语大专辩论赛展示的可能就是上面罗列的种种语言美妙之处吧。

对语言有什么样的定义，对辩论就会设制什么样的标准，最终必然会造就什么样的辩论风格和辩手。由于我们把语言理解成思想、艺术和美的结晶，导致辩论成为语言秀，导致辩手成为语言的表演者或者－－说得难听点－－成为语言的卖弄者。我们反省一下历史，就会发现历届汉语大专辩论赛确实是一出不断自我重复的语言秀。虽然每位辩手的发言时间通常只有3分钟，但他们通常都会表现出如下的几种语言秀色。

摘要：论辩技能是法律职业者的一项基本技能。法律职业技能的培养需要法学专业的专门训练，因此，法学教学中论辩技能的培养、论辩能力的提升，应围绕知识的储备、表达能力培养、应变能力培养三个方面进行，才能使学生初步掌握论辩的基本技能，从而实现法学教学与司法实务的对接，增强法学回应社会的能力。

关键词：法律职业教育；论辩能力；逻辑思维；表达能力；应变能力

司法实务中，法律职业共同体中法官、检察官、律师尽管在司法活动中角色不同，但相互之间的交流互动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控辩抗辩中对对方观点提出质疑、论证，更是体现一名法律职业者基本法律素养。因此，在法学职业化教育中，技能培养是专业法学教育的核心。但是，我国当前法学教育重要的缺陷在于法律技能培养的全方位功能缺席[1]。民国法学大家孙晓楼先生说：“凡是要整理思想以探求真理，皆不可不从论理的方法来着手，尤其是对于法律方面，无论于法律事实应如何推定，证据应如何采纳，律师应如何辩论，法律应如何编制，…我们可以说，论理是各种理性的骨干，因为这个缘故，英美方面的律师，于论理学特别的注重。他们认为法官不懂得论理学，不能做成好的法官；律师不懂得论理学，不能做成好的律师。”[2]论辩能力作为论理学的重要部分，也是法律职业者的一项基本职业技能，但是，从目前国内高校法学的实践教学来看，无论是专门研究，还是教学课程设置，都明显不足。对学生论辩技能的培养应从以下方面进行。

一、知识储备的培养

“知识是一切的基础。我们任何人理解事物、判断事物、解释事物都以脑子里面固有的知识为基础。”[3]因此，无论是辩论的技巧、辩论的金律掌握的如何熟练，论辩的技艺如何高明，但是，都必须是在所占有的广博知识基础之上。中外古今概莫能外，无论是古希腊苏格拉底、德摩斯梯尼，还是古罗马的西塞罗，还是我国古代的邓析、孟子，近代的林肯、圣雄甘地等等，除了悟性极高之外，都是靠努力来完成知识的积累。因此，法学功底不厚、学业不精，不可能展开自由的辩论，也难以做到以理服人。知识的储备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法学专业知识的储备。从服务社会的角度来说，社会需要具有各种知识的人。从理想的角度来说，任何部门都希望所用之人为全能型人才，但是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每个个体不可能都是具有广博知识的百科全书者，而且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来说，这个社会更需要的是具有特定行业专业知识者。而从用工方来看，他总是首先关注你的专业知识如何。作为法科学子来说，将来踏入社会也必然面临这一选择：选择一个岗位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既然如此，我们论辩能力的培养，当然也是围绕这个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主题。基于此，法科学子参与的论辩当然主要为法学辩题。因此，论证过程不可避免要进行说理，应熟练掌握相关法学知识，特别是法理学基础理论、各部门法基础理论。因此，法科学子首先要掌握好法学理论知识，特别是参与法学辩论之前，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熟悉与辩题相关的法学知识，如果没有足够的法学知识储备，是很难进行针对性的进攻和防守——缺乏充足的弹药，更难以抓住论辩的要点。（二）逻辑知识的储备。对一个法律职业者来说，“能说会道”“能言善辩”可以说是其不可或缺的基本功，无论是检察官、律师还是法官，都应长于说理，善于论证。而论证的前提就是要熟练掌握证明和反驳的逻辑方法。所以说，论辩并不是仅仅摆事实，还要讲道理。这个“讲道理”，从思维的角度来看，实质上就是运用概念、判断进行推理、归纳和论证的一个逻辑思维过程——说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不是证据的简单堆砌，而是要通过依照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和规则进行论证才能得出。刑事庭审辩论，无非是对被告人有罪与无罪、罪重与罪轻的逻辑证明。而这个证明则需要控辩审三方来进行充分说理。比如说，日本著名律师佐佐木静子在其著作《火红的岁月》中介绍当年震动日本的“八海案件”，在终审判决前，最高法院组织了一场口头辩论。在历时三天累计十三个小时的辩论中，辩护团中二十多位律师出庭为被告辩护，彻底地驳倒了控方指控被告犯有谋杀罪的证明。最高法院终于作出四名被告全部无罪的判决[4]。因此，逻辑思维在论辩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任何一场辩论，缺少一个良好的逻辑设计，是绝不可能做到思路清晰、论证合理充分的，更不可能揭露并反驳对方的逻辑错误。因此，逻辑思维可以说是论辩的灵魂，它直接决定着论辩的严密度和深广度。掌握逻辑这个工具，是提高论证能力的必由之路。首先，逻辑形式：概念、判断、推理。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其重要的特征是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内涵是指概念所反映的事物本质属性；外延是指概念所反映的事物本质属性的那些事物。弄不清事物的概念内涵和外延，就会出现逻辑错误[5]。判断，则是对事物要么肯定，要么否定，不能既不肯定又不否定。推理，是指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律、规则，从已有的判断推出新的判断的思维形式。推理是由两个部分组成，即前提和结论[5]117-118。例如，犯罪都应当有作案时间，所以，没有作案时间者肯定没犯罪。其次，逻辑基本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无论是在论辩过程中，还是制作一篇论辩文稿，正确的逻辑思维是必不可少的。而正确思维的必要前提，是遵守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只有遵守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我们的思维才能具有确定性、首尾一贯性、明确性和论证性。比如矛盾律，是指对任何一个特定对象的判断，不能对其同一方面既肯定又否定，否则，这两个判断不能同真，其中必有一假[5]279。辩护人做无罪辩护，结论就不能说“请法庭对被告人从宽处罚”——无罪，怎可能还处罚？又如充足理由律，指在思维过程中，任何一个被确定为真的论断，必须有充足的理由。它要求，一是论断只有提出充足的理由才是可信的；二是作为充足理由的判断自身必须是真实的；三是理由和论断之间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即从理由能够必然地推出所要论证的论断[5]287-288。比如，贵州兴仁县长灭门案，警方认定是入室枪劫。媒体和受害者家属同时提出质疑：一是为什么凶手“选人多时入室抢劫”？更何况凶手只有1.7米左右，而文建刚身高1.84米，十分魁梧，案犯怎么一下子就杀了6人呢？二是劫财为何连四岁熟睡小孩也杀？三是被害人及妻子手上带的价值两万元的手表、脖子上的金项链为何不取？四是杀了6个人后为什么不跑呢？轻轻招招手乖乖上警车！[6]很显然，上述疑点表明推出“入室抢劫”这个论断的理由显然并不充分，它不能排除合理性怀疑。此外，还有假说、论证等逻辑方法、逻辑规则等。（三）综合知识的储备。无论是法律实务中，还是法学教学中，法律论辩并不仅仅依据法学理论知识和法律的规定，还要依据丰富的综合知识。这能使学生从多个角度去观‐74‐察、思考问题，从而更全面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这些知识常常又是相互交叉、相互补充的，他们时常相互作为论据进行论证的某个论题。有些著作也是既包含有法学理论，也包含有经济学或者其他学科的知识，比如哈耶克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既是一本经济学名著，又是法学名著，也可以说是政治学名著。比如，西安“利之星事件”而引发的网上流传的美国“BMWofNorthAmerica,Inc.v.Gore（宝马汽车油漆案）”，因销售一辆价值2万美元的宝马汽车顶部的一小块喷漆，而被地方法院判决赔偿客户200万美元（当然联邦最高法院最终没有支持），最终结局是州法院给Gore先生两个选择：拿5万美元或者案件重审。原告拿到五万美金[7]。对此惩罚性赔偿，法官所采用的就是经济学中“事前分析”理论：案件裁决结果要使今后发生同样不幸的可能性大为减少，即案件的裁决都考虑其在将来能否使他人产生良好的动因[8]。

二、表达能力的培养

小学低年级的识字量特别大，引导孩子们感受识字的乐趣，是解决识字难的捷径。在不同年段的教学中，我试着引导孩子们主动观察字形，想办法记住这些字。

一、你有什么新发现？孩子对新鲜的事物都感到好奇，如何利用孩子们的这种好奇心，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培养他们识字的兴趣，让他们一开始就能主动地认识汉字，是我们必须探索的课题。孩子们好观察、爱表达，我就引导他们从“看字”和“说字”做起。

在学习“人、大、个”这三个字时，我用红粉笔写这三个字中的“人”字，不等我提问，已有小朋友高高地举起了手要求发言。他们的发现让我欣喜万分：

“这三个字里都有‘人’。”“‘大’和‘个’的‘人’不一样，‘大‘的撇变长了，‘个’的撇变短了。”

“老师，‘个’的‘人’跑到上半格去了。”“‘大’的撇变成了竖撇。”

真没想到一年级的孩子会观察得这么细致，我决心要多提供这样的机会、让孩子们自主地、愉快地识字。

摘要：参与式教学以教师的参与教和学生的参与学为核心，强调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作用，通过师生间、生生间、群体间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教师“教”和学生“学”两个主体的作用，使师生在互动过程中顺利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以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为例，阐述了参与式教学法的特点及模式，对其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对其推广进行了相关分析。

关键词：参与式教学；政治经济学；辩论式教学

参与式教学最早以“主题参与”为核心作为一种教学理念而出现，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古今中外的教育工作者创造出了许多方法和手段并将其应用到教学过程中，大大地提高了授课效果与学习质量，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各国教育教学模式的改革。比如在西方，典型代表是杜威，以“从做中学”为参与式教学的指导思想，开展“设计教学法”等实验，以此来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与学之中；而在我国，参与式教学的思想也渊源流传，孔子的启发式教学便渗透着这一思想。本文以我院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改革为例，阐述了参与式教学法的特点及模式，探讨其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以期对参与式教学法在各课程教育教学改革中的运用及推广有所启示。

一、参与式教学法概述

国内学者对“参与式教学法”的认识侧重各不相同，有的学者认为其为一种教学方法，有的学者认为其是一种教学理念，还有的学者认为其是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的统一。本文认为，参与式教学法可用一个公式表示其含义：参与式教学=教师参与教∪学生参与学，其中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为交集关系：教师参与教∩学生参与学。换句话说，参与式教学法就是认知与行动、过程与结果的统一，在平等、民主的基础上，将教师和学生都置于主体地位，通过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群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让师生双方在教与学之间相互参与、相互激励，充分发挥教师“教”和学生“学”两个主体的作用，使师生在互动过程中顺利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的方法。当前，参与式教学法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正规的参与教学法，另一种是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加入参与式教学法的元素。与传统灌输式教学法相比，参与式教学法强调和突出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旨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乐趣，引导学生变被动为主动；从机械地听和记，变为自觉地探索与思考。从根本上改变目前高校许多学生“上课记笔记，下课抄笔记，考试背笔记，毕业扔笔记”的现状，营造一种民主、自由、平等、和谐、愉快的教学氛围，从而培养学生独立求知和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规格的提高。

二、参与式教学法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中的应用

说话是人们交流思想的主要形式，说话能力则是人人必须具有的处理社会生活的重要能力。说与听紧密联系，二者是互为因果，相互制约的。在语文能力结构中，说与写都属信息的表达，而听与谈则是对信息的吸收。在听说训练中，如能明确说话能力的结构与训练方式，有利于增进训练的自觉性，提高培养说话能力的效率。

一、说话能力的结构

说话是指用语言表情达意，它是一个复杂的心理和生理活动的过程。人们为了表情达意的需要，就将内部言语（思考问题的言语活动），借助于一定的词语、句式，迅速转化为外部语言。外部语言用语音来表达，便是口头语言。可见，说话能力是由以下几种因素构成的：

1.内部言语的能力。

人们在用口语表情达意时，对于说话的内容、目的、方法等都得经过一定的思考，这种思考问题的活动，即内部言语。内部言语精密，口头表达就清楚、严密、有条理；内部言语敏捷，口头表达就流畅、连贯，而没有不必要的停顿。内部言语，即说话时的思维活动，是与说话同步的。

2.快速选词组句的能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以下简称“基础”课)是一门理论性、时代性和实践性都较强的课程。该课程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并且为其提供一种关于价值和意义的思考。

一、“基础”课课堂实践教学的创新模式设计

课堂实践教学是“基础”课整个教学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这个系统的重要的子系统，课堂实践教学系统的内涵可以拓展延伸,在时间、空间上有更大的弹性，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根据受教育者的差异特点，创设相应的实践形式，因材施教。在教学实践中，我们根据“基础”课的特点尝试和设计了以下课堂实践形式，初步构建了“基础”课多样化的实践教学系统。

1.课前五分钟活动

在每一次课的前五分钟，学生注意力还不足以集中在课堂上，教师可以将其充分利用起来，组织“课前五分钟”活动，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充分发挥学生在课堂上的积极性和主导性。教师提前安排两个学生在课后做准备，在课前五分钟的时间里进行话题分享，话题可以从以下范围内任选其一进行展示，第一：在最近一周所发生的时事要闻，结合其谈自己的理解和看问题的角度；第二：选取和课本章节相关的感兴趣的理论知识点，结合现实问题做一个阐述；第三：关注自己和生活，从中找到自己认为有意义和价值分享的主题。

2.课堂案例分析实践教学

年任区人民法院副院长以来，一直分管民一、二庭的民商事审判工作。年1月4日，增加分管立案庭的收案、庭前准备和审判改革等工作。

年，在区委的领导和上级法院、人大、政协及社会的广泛监督下，在院长的带领下，通过广大法官和其他干警共同努力以及各机关、部门协力配合帮助下，我所分管的立案和民商事审判工作取得了巨大突破：多元调解机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完善，诉讼案件及执行案件、上诉发改案件继续下降，新的上访明显减少，迅速推进了法官职业化，积极营造良好司法环境，使区人民法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质变”，绝大部分审判指标已从地区末位越居前茅，为社会稳定、和谐及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中政委、最高人民法院、省政法委、省高级人民法院、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区委等，对区多元调解经验给予高度评价和肯定。

一、工作实绩

在履行分管业务庭审判管理、队伍管理、政务管理和党组、审委会职责外，拓展性地开展了以下工作：

1、积极探索和实践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取得全国空前的成效，进而带动全院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年3月初，我带队应邀参加了最高院举办的全国多元调解研讨会，并作为唯一地方法院代表和国内专家同台作了专题讲座，受到最高法院领导和国内专家的高度重视并给予高度评价，在全国法院系统引起轰动。

按照市人大常委会2011年工作计划和主任会议安排，10月中旬，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委员和、市人大代表，对市法院量刑规范化改革工作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组听取了市法院工作情况的汇报，现场旁听了刑事庭审，查阅了有关案卷资料，并召开了由法院相关负责同志、职能庭室负责人和部分代表、群众参加的座谈会。现将调查情况综合如下：

一、基本情况

今年以来，市法院认真按照上级法院的统一部署要求，紧密结合工作实际，不断强化工作措施，积极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今年1-10月份，全院共受理改革范围内的15类案件288件，审结237件，分别占同期全部刑事案件收结案总数的84.7%和85.3%，其中上诉7件，一审服判率97.1%，上诉案件二审全部维持原判。法院刑事审判庭先后被市委、市政府表彰为“人民满意政法单位”，并荣立集体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被省高院表彰为“刑事审判工作先进单位”。

（一）强化工作措施，保障量刑规范化工作顺利实施

一是精心组织，激发动力。法院成立了由院长任组长，分管院长任副组长，全体刑事审判人员参加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工作小组，负责这项工作的组织协调、统筹安排和具体实施。同时，组织召开会议，传达上级法院量刑规范化工作会议精神，通过学习研究，开展讨论交流，充分认识量刑规范化的意义、作用和内容，进一步激发了审判人员积极参与量刑规范化工作的积极性，为量刑规范化工作的有效实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二是加强学习，提高能力。采取举办培训班、以会代训等形式，组织刑事审判工作人员对最高法院《量刑指导意见》、《量刑程序指导意见》和省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进行学习，使法官尽快熟悉并掌握新的量刑方法和量刑幅度。通过组织开展庭审观摩，交流学习，全体审判人员逐渐适应了量刑规范化的庭审程序，较好地理解和掌握了量刑步骤和量刑方法。

一、关于反诉的原告与被告

按照传统的理论学说，所谓反诉，指的是本诉中的被告，以本诉中的原告为被告而提起的反请求。因而在反诉中，“反诉的被告必须是本诉的原告。反诉、本诉的当事人必须相同，只是他们的诉讼地位互换而已。”{1}从世界一些国家的立法、司法实践，乃至于理论发展的角度上看，对于这种传统的理论学说，以及根据这种理论学说提出的有关反诉原、被告立法建议的正确性、合理性，就是值得研究了。

首先，从社会的发展与解决纠纷现实需要的角度上看，这种规定形式不仅不适应现实纠纷的复杂性，也不利于纠纷的一次性解决。由于在现实社会中，随着社会的发展，民商事关系的发达，纠纷也日趋复杂，传统的纠纷解决模式已经很难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公司股权争议、名誉侵权损害赔偿、消费者权益保护、产品瑕疵责任等等现代型纠纷所涉及的复杂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客观上要求诉讼在解决纠纷的方式和功能上作必要的调整和扩张，保证纠纷的一次性解决。而要适应现代纠纷的这种多重性、多面化和复杂化趋势，以及纠纷解决中的经济、及时和一次性解决的需要，按照一定的准则在同一程序内，根据纠纷的实际情况适当扩大原、被告的范围，就成为了现实的一种客观需要。换言之，诉讼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并不仅是一种纯技术性的法律规范，这种规范的形成和发展，既有特定的历史背景，也有现实的社会要求。因而，对于诉讼制度的设置，任何理论以及立法都必须随着社会的需要而发展，以及社会的需要而调整和适度扩张。为此，就这一角度上看，把反诉的原告、被告仅仅局限于本诉之中的传统理论及其立法，不仅人为地限制了反诉的功能，也难以适应解决纠纷的现实需要。

其次，从有关反诉制度的立法上看，反诉中的当事人必须是本诉中的原告和被告，也并非世界各国有关反诉制度统一的立法例。这一特征最为突出的表现在英美法系国家有关反诉制度的立法规定之中。《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3条第8款规定：“本诉当事人之外的人可以按照本规则第19条和第20条的规定成为反请求或交叉请求的当事人。”{2}第14条规定：“接到传唤状和第三当事人原告起诉状的人，以下称为第三当事人被告。第三当事人被告根据本规则第12条规定，可以对第三当事人原告的请求提出抗辩；根据本规则第13条规定，可以对第三当事人原告提出反请求及对其他第三当事人被告提出交叉请求”。{2}29《英国民事诉讼规则》第20．5条规定：“对原告之外的其他人提起的反诉：（1）希望对原告以外其他人提起反诉的被告，须申请法院作出命令，要求追加被诉人为反诉之被告。（2）要求法院作出本条第1款命令之申请，可无须送达通知书，但法院另有指令的除外。（3）法院基于本条第1款签发命令的，应就有关案件的管理作出指令。”{3}从英国和美国的上述立法可见，民事诉讼中的反诉的原告与被告并不局限于本诉中的原告与被告，可以是与案件有关的其他人。

最后，从有关反诉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已发生了较大变化，反诉当事人已不局限于本诉当事人的范围。

德国作为大陆法系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其传统理论也将反诉的当事人限制在本诉当事人之内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德国不仅在理论认识上，而且民事司法实务上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不仅德国的理论界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对于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如德国的著名法学杂志ACP和ZZP，先后发表了Schrder的WiderklagegegenDritte（对于第三人之反诉）{4}；Nieder的DieWiderklagemitDrittbeteiligung（第三人参加之反诉）{5}；Wieser的ZurWiderklageeinesDrittengegeneinenDritten（关于第三人对于第三人之反诉）{5}36；Rüssmann的Einziehungserm？chtigungundklagebefügnis（授权收取与诉讼权限）{4}55。等等论文对于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而且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也于1963年采用司法判例的形式，突破了长久以来反诉当事人只能是本诉当事人的限制，并认为在某种情况下，反诉不仅可以对本诉的原告提起，而且也可以同时对未曾参与诉讼的第三人提起。

1什么是案例教学

在课堂讲述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时，通过结合案例进行教学，以便加深学生对法学理论知识的认知和了解，更重要是增强学生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这种方法被称为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最早是由美国法学院使用。经调研发现，在提升现代法学教学质量方面，案例教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为什么在法学课程中要应用法学教学

案例教学具有具体性、实际性，在法学课堂引入这种方法，利于把知识性较强的法论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的生活中，使学生理解法学理论知识，同时也可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因此对法学教学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2.1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法学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学生娴熟运用法学知识和原理去分析解决相关法律问题。因此在法学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要求有三点：一是掌握教材。因为教材能为学生提供系统的法学知识，可以帮助学生掌握法律基础理论。二是熟读法律法规。因为法律法规可以使得学生了解和掌握中国法律实际情况。三是学习分析案例。因为通过实际案例的分析，可以使学生将法学知识和法律法规综合运用通过逻辑去分析，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使得学生体会所学法律法规应用的环境和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