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论文范文10篇

巴蜀文化作为一种内涵丰富，特色独具，影响深远的区域文化，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构成中处于重要地位。相对于中原文化来说，巴蜀文化是一个整体的文化概念。但具体分析，巴文化和蜀文化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特色，因此本文中所指的巴蜀文化则是对巴文化和蜀文化的合称。历史上将以今重庆市为中心的川东地区称为巴。将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地区称为蜀。自古以来巴、蜀两地保持着各自的社会风尚和文化氛围，因此，在历史上便有了“巴有将、蜀有相”[1]的评价。巴人自古“少文学”、“勇猛善战”、“质直、敦厚”，喜“巴渝舞”。[2]唱“竹枝歌”，进而形成了独特的“巴渝文化”，而蜀地可谓是人才济济，文化发达，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可见论文在同处于四川盆地这一地理范围的两个地域文化存在着不少的差异，之所以产生这些差异，学术界一般认为有地理环境不同、历史起源的不同、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等方面原因。较为忽视中央统治者对巴蜀地区的统治政策，从秦汉至明清，各时期的统治者对巴蜀采取合治与分治的统治政策，据《四川通史》和罗开玉《论历史上巴与蜀的分分合合》一文的统计，历史上巴蜀分治约有六次，合治约有五次[见附表1和附表2]。巴蜀分治与合治都对巴蜀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即从秦汉至两宋的巴蜀分治情况，来探讨其对巴蜀文化发展的一些影响[学术界对巴蜀分治已作了一些研究，如罗开玉先生所作《论历史上巴与蜀的分分合合》（《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5期）一文就巴蜀历史上分治情况做了较系统的介绍；再如贾大泉、陈世松等人主编《四川通史》（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中也对巴蜀地区在历史上各时期的行政区划已有较细致的研究；张剑涛先生也在其《试论秦对巴蜀分治的原因和影响》（《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一文中谈及了秦朝统治者分治巴蜀对古巴蜀地区文化演变的影响。]。巴蜀分治，是指中央统治者为防范处于四川盆地内的巴蜀两地形成割据，很长时间内在巴蜀地区采取的对巴、蜀两地分开治理的政策。

一、秦汉巴蜀分治及巴蜀文化的发展

（一）秦汉巴蜀分治概况

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为其“六王毕、四海一”的百年霸业的建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秦并巴蜀之后的百余年间，秦对巴、蜀两地采取了不同的统治措施，并先后在此设立皆直属于朝廷的蜀郡和巴郡。在巴地秦以分封旧贵族借助他们原有的影响和势力实现间接统治，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为秦二十四等爵中的第四级），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产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铤。”[3]同时也在巴地于“赧王元年，置巴郡，治江州”[1]有限的推行郡县制。在蜀地，《史记·张仪列传》载：秦惠王“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壮）相蜀。”[4]这其后秦三封蜀侯，蜀侯三反而见诛，终罢蜀侯而置郡县，设郡守。在蜀地推行全面的郡县制，而后秦又因蜀地“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1]以此削弱蜀国旧贵族的影响，从而使蜀地全面的接受了秦制。

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在巴蜀地区，最初仍设巴蜀二郡，对巴蜀进行分治。到高祖六年时割巴、蜀二郡各一部分，新置广汉郡。西汉建立初期，曾先后将所属领土的一大半分封给异姓王和同姓王，但鉴于巴蜀两郡的重要地位始终未将巴蜀之地分封给诸侯，该地区被划为“天子自有”[5]之地。到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大力开发西南夷，割巴蜀二郡的西南置犍为郡（今宜宾市境内）。其后又置沈黎郡（今汉源县北）、越西郡（今西昌市东南），分蜀郡北部置汶山郡（今汶川县西南）。于是巴蜀地区便成为“巴、蜀、广汉、南[南郡：大部辖境在湖北，四川地区仅领巫县。]、沈黎、犍为、越西、汶”[6]八郡之地，一直到王莽新朝，巴蜀两地的行政隶属关系都没有发生过太大的变动。东汉早中期仍承西汉旧制，朝廷直接辖郡，两郡之间互不隶属。直到东汉末年益州牧刘焉据巴蜀自立为止。

（二）秦汉巴蜀文化的发展

四川方言，又称巴蜀方言，属汉语西南官话，是四川，特别是四川盆地一带，包括重庆地区当地人的日常主流话语。与汉语其他方言一样，因特有的地域、历史、社会人文等因素，四川方言与当地文化之间也存在着彼此影响的作用。

一：地域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以及人文、社会文化环境对语言的影响和制约

1.人口迁徙导致地方方言与外来方言的融合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①是中国移民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这次长达一百多年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对四川有着深远的影响，就语言上来说，这次移民使得被移民地区方言与外来方言共存交融，进而影响原有蜀方言，逐渐形成了“新”的四川方言。

通过日后的语料研究发现，至今仍活在四川人口中的，多数并非移民前的蜀方言，而是随移民而来的各地方言，其中又以楚方言居多。同时，在当时就已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成都和重庆的方言也对当时四川其他地方语言影响极大。在语言融合过程中，这两地的方言基本上作为了基础方言。因此，经过长时期的交流融合，四川方言变化为以湖北、成都和重庆方言为主，湖南长沙、永州、宝庆方言为次，混杂其他方言的基本格局。由此可见，移民对语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尤以语音最为明显。例如，在清朝前期的诸多移民中以湖南移民数量最多，因而在长期的交流融合中，逐渐形成了以湘方言为基本口音并糅杂其他语音的方言，如把“布（bu）”说成“博（bo）”、把“木（mu）”说成“磨（mo）”、“六（liu）”说成“落（luo）”、“辣（la）”说成“勒（le）”等。再例如川东地区，早期迁徙入达州②的移民主要是江西人士，到了移民运动的中后期，江西移民更是蜂涌而来，在这一移民群体中商人以其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导致江西方言最终成为达州方言的主体。至今仍能在达州方言中发现，诸如：将你/泥（ni）说成（yi）、女（nv）说成（yu）、尿（niao）说成（yao）、年（nian）说成（yan）、牛/扭（niu）说成（you）等江西方言的影子。

2.特有地理环境的影响

山多、沟多、坎多，是川渝特有的地理环境。于是在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中就产生了很多与沟沟坎坎有关的词语，例如：“拿不过沟、翻不过坳”、“爬坡”、“上坎”、“翻山”等方言词语。再比如，由于重庆地处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不少区域都在沿江地带，因此也出现了许多与江河、码头有关的语言，例如，重庆人将“弄虚作假”叫做“踩假水”；“事情没办成”叫做“事情水了”；“找错了人”叫做“找错码头”；“哪儿出现了问题”叫做“哪河水发了”等等，以上俗语皆因重庆特殊的地理环境而产生。

摘要：特殊地理历史环境中孕育的四川曲艺，拥有众多本土特色鲜明的曲种，保存了大量的曲唱音乐、民间文学、民俗表演等地方文化传统，并以内容广、种类多、风格异、作品丰富等特点在曲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四川曲艺表演形式丰富多样，边说边唱、说唱结合的曲艺种类占有大部分比例，它们以丰富的曲唱音乐叙说故事、抒发情感，并在一定历史时期为红色革命作出过特殊贡献。时至今日，四川曲艺曲唱音乐在成渝“经济圈”的国家战略与文旅融合的大环境下进行积极的探索与尝试，将以其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雅俗共赏的审美特征丰富广大群众的精神生活，并在一代代的传承中延续着巴蜀大地的艺术传统和文化血脉。

关键词：四川曲艺;曲唱音乐;红色文化传承;巴蜀文旅融合;成渝

“曲艺圈”四川曲艺中，含有音乐成分的曲种占有大部分比例，如四川扬琴、四川清音、四川竹琴、四川金钱板、四川车灯、四川莲萧、四川花鼓、四川盘子、四川善书、南坪弹唱以及流行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格萨尔仲、喇嘛嘛昵、嘛呢龚柯、亚热阿索、折嗄、仲谐、百汪等，皆为含曲唱音乐①的曲种。它们以音乐为主要构成要素，呈现出边说边唱、说唱结合的表演形式，以唱叙的方式或叙说故事、或抒发情感，并在一定历史时期为红色革命作出过特殊贡献。时至今日，它们依旧以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雅俗共赏的审美特征丰富着广大群众的精神生活，并在一代代的传承中延续着巴蜀大地的艺术传统和文化血脉。

一、向传统致敬，与时代同行

四川曲艺不仅在国内具有较大影响力，还曾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于国际艺坛上颇富时誉，如1935年四川扬琴曾在美国胜利唱片公司录制专辑并全球发行，1945年“成都茶馆”在海内外多个国家惊艳“落地”，亮相于国外的四川曲艺以传统元素浓厚的艺术形态赢得了法国媒体的赞誉。然而近年来，四川曲艺的生态、业态并非乐观，部分曲种已淡出观众视野，原本以茶馆文化、民众娱乐为依托的文化土壤逐渐丧失，从而使曲艺的生存与传承面临严峻挑战。如何让曲艺既不失传统又能保持新生活力与时代气息，这是曲艺在当下语境中的生存、传承所面临的重要课题。②四川扬琴《川曲戏韵》是由王文能负责安腔与音乐设计的一部广受好评的现代题材曲艺作品。开篇处采取了传统板式结构的一字唱腔，风格独特的扬琴音韵在拉开帷幕时就牵动着观众，徐缓优美的旋律一步步牵引着观众们进入故事情节之中，该作品的安腔吻合唱词的字韵规律，紧紧把握大调和月调的唱腔音乐属性，再运用现代作曲手法，调和了传统与现代的审美属性，诠释了曲本中的“谁以声腔写传奇?一阕浩歌贯古今”。此外，四川竹琴《竹宴》亦有可资借鉴的经验，作品以该曲种特有的音乐曲调配上清新的地方童谣置于开篇，充分发挥了“凤头、猪肚、豹尾”的结构特征，在唱腔与由远至近的童声之间，运用了［一字］板式的竹琴音乐作为铺垫，让主题唱腔音乐顺势而出，进入到［二流］板式结构的音乐。紧接着，下一幕竹宴时的［快二流］将竹笋、竹荪等具象事物宛如珠落玉盘般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在［三板］和［急垛子］的数唱后，音乐又回到［二流］，从容地彰显了这部竹琴作品的时代意义。最后，由童谣的再现而形成的首尾照应，让作品充满张力。层级递进的曲本结构安排和娓娓道来的传统［一字］［二流］［三板］的音乐程式性结构打破了传统的程式观念，极好地体现了作品主题。③再如四川盘子《心如莲》，作品保留着传统的行腔特征和传统曲调，运用“犯苦”和“回甜”切换音乐画面、转化剧情情绪，并通过传统曲艺中起、承、转、合的“立四柱”，诠释了整部作品的精、气、神、骨。如上述作品所现，我们可以看到，好的艺术作品都是向前发展的，是跟随着时代步伐去思考、去创新的，因此在创作时，既要守正根，也需开新局，既不能丢失传统，也不要因循守旧，只有将传统精髓与现代审美巧妙融合，才能使传统艺术与时代同行。

二、强化曲种音乐特色，传承红色文化经典

一、毕业设计选题“在地化”

什么是选题“在地化”?这是我们首先要明确的问题，也是我们思考的起点。所谓选题“在地化”，是相对于一般选题而言的，结合着地方性知识和个人情感体验的，且具有多元、开放性的选题。首先，“在地化”选题意味着它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选题。“在地化”，通俗地说，就是本土化或地方化，是相对于全球化而言的另一种趋势和潮流，它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在当今同质的全球化浪潮中持守地方的个性、差异和主体性。它认为，一种近于普遍性的、同质化的、“他者化”的全球性知识，已经或即将遮蔽、改写它所赖以生存、立足的基础，从而要求尽可能地凸显地方性知识的价值和意义。这样一种诉求，我们认为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这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拒全球化浪潮藉由某种知识或话语侵害本土或地方正常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而“在地化”的存在和发展，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世界体系论”代表人物沃勒斯坦(Im-manuelMauriceWallerstein)就曾指出:“单一世界文化的概念面临强烈抵制，受到政治沙文主义和多种反主流文化的反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与其说是朝向文化同质化，毋宁说是恰好相反:走向文化分化与复杂性。”［8］事实上，对于地方性知识的体认和追求，在现代学术研究中也显得十分突出，可谓成果迭出。在人类学领域，费孝通(江苏开弦弓村)、杨懋春(山东台头村)、林耀华(福建黄村)等人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具有鲜明的“在地化”特征。这些学者不但具有“在地化”身份，可以便利地在研究中利用本地社会文化资源提供的直接经验，而且，他们的研究基地常常就设在或靠近他们生活中十分熟悉的一些场域和地点。再就我们所指导的中国现代文学而言，“在地化”在当代文化研究转向这一趋势下，同样是研究的热点话题。比如，在1990年代，严家炎主编了一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推出一系列著作，不乏一些优秀之作，推动并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一股不大不小的“地域文化热”。其中就有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从区域文化视角，试图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与四川相关的那一部分”［9］4。另外，像当下学术界对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艾芜笔下的西南边疆、萧红笔下的东北风情、余光中笔下的巴蜀景致等区域文学的研究，都反映了一种地方性知识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异军突起。其次，“在地化”选题还和个人的情感体验有一定的联系。所谓的“在地”，一般说来是学生的籍贯所在地，也就是他所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或者是他当下就学高校所在的地区。某种意义上说，“在地”几乎承载着学生对于该地区绝大部分的知识和情感，这已不单单是他生活的区域，很大程度上已内化为他心灵上的家园和故乡。在这里，他曾有人生的经历和体会，他也曾在此参与，并在参与中获得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因此，相对于其他区域，“在地”与学生也就必然会有更多心理和情感上的联系。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JohnDewey)曾强调学校教育应重视本地物质与社会环境对于学生亲身体验的重要性，认为学校应该成为“学生的生活栖息地(habitat)”［10］28。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肯定了“在地”在现代教育体制中的积极作用。这样看来，“在地化”选题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参与式的、体验式的选题。它要求学生选题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理解和把握，还要能够充分调动他们长期积累下来的“在地”生活经验和情感体会，并由此把这种生活经验和情感体会学理化。这种参与式、体验式的选题，相对于其它选题优势明显。一些学者就曾指出历史人类学领域“在地”学者的这一优势:“他们不必经过一些‘非在地’学者在进入田野调查之后所必须经历的角色转换。”因为，“一般而言，一些非本地人类学家进入田野之后须经过从生疏到熟识，从城市直觉体验转换为迅速熟悉乡村社会人伦关系与直觉表现的变化过程”［11］。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这种现象也是较为普遍的，比较突出的实例是沈从文研究。在国内沈从文研究领域，凌宇是改革开放后一批拓荒者中最突出的一位。他长时间的专注，用心、动情、倾力，罕有其匹。1985年出版《从边城走向世界》，1988年出版《沈从文传》，这两部著作可算得上是沈从文研究路程当中里程碑式的作品。这恐怕与作者和沈从文“同乡”的关系，以及两人共通的“湘西经验”不无关系。1988年沈从去世后，凌宇写了《风雨十年忘年游》，文章当中有这么一段“闲聊”，颇能印证以上说法:凌宇:也许我是个湘西人，您作品中那份乡土悲悯感给我的震撼实在太大。在这人生悲悯里，深藏着您对南方少数民族命运的忧虑。不知我的感觉对不对?沈从文:苗人所受的苦实在太深了……所以我在作品里替他们说话。［12］512以苗族为主体的湘西少数民族，他们的历史悲情不仅是沈从文书写表达的对象，也是作为一个“在地”研究者凌宇的情感体验。这正说明一种参与式的、体验式的“在地”研究是有可能进入研究对象的内面，从而发现问题的真相和本质的。第三，“在地化”选题还要求选题的多元和开放。“在地化”选题，当然是从本土、地方的文学、文化资源中发掘选题，侧重本土、地方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研究思维的单一化和研究视野的封闭化。毋宁说，“在地化”选题是结合着多元和开放的选题。以我们所在的西南巴蜀地区为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巴蜀作家作品之多，文学风格之丰富多样，一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部分。比如李劼人、艾芜等长时期地开掘着巴蜀的乡土题材，刘盛亚、沈起予、陈铨等作家的外省故事也常常以川人为主人公，郭沫若、巴金虽然不刻意追求创作的巴蜀题材，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具有敏锐的巴蜀视野，余光中、聂华苓、陈义芝等当代台湾作家、诗人，虽与巴蜀只有一面之缘，但也不妨碍他们对“原乡”的追寻，等等。除此以外，作为一个文学社群，“抗战大后方文学”这一因特殊历史际遇而兴起的当下热点课题，同样也呈现着巴蜀现代文学研究的多元化生态。同样，“在地化”选题还要求开放的研究思路。也就是说，研究的对象虽然与“在地”的选题紧密相关，但研究者的思路却不一定仅仅局限于“在地”，而应该通过“在地”发现更为普遍、更具深度的问题。换句话说，“在地”在一些情况下可能是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而实现研究者对于规律和本质的认识、掌握，才是最终目的。因此，“在地化”选题也就不是自我封闭的，排他性的，而是不断开放的，接纳性的。这里，我们同样以巴蜀地区的作家作品对此加以说明。比如，对于巴金《家》的研究，我们当然不会只是看到四川成都一个名为“高公馆”旧式大家庭无可挽回的衰败和消亡。事实上，“高公馆”还是前现代中国所有旧的家族制的象征。再比如，余光中的“乡愁”，这当然源于他在抗战大后方重庆八年的个人经历，然而结合中国近代史，巴蜀已不再是他个人怀乡的物质空间，而早已类型化为20世纪下半叶华人社会的集体情绪，成为一种具有高度象征性的文化符号。进而言之，无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课堂教学，还是毕业论文选题的指导，都应重视地方、地域的因素。古今中外的文论家、文学史家大都意识到文学、文化具有地方性、地域性这一属性。南北朝时期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称，北方早出的《诗经》为“辞约而旨丰”“事信而不诞”，是质朴的“训深稽古”之作;称南方后起的《楚辞》则为“瑰诡而惠巧”“耀艳而深华”，并将此“奇文郁起”的原因归结为“楚人之多才”，［13］11－19就接触到了地方、地域与文学、文化的关系。而法国十九世纪文学史家丹纳，则在他的《艺术哲学》中，明确地把地理环境与种族、时代并列，认作决定文学的三大因素。［14］10他们都将文学、文化种类、风格的形成与地方、地域性条件挂起钩来，考察地方、地域带给文学、文化的影响，揭示了文学、文化发展的某种客观规律。以上，我们通过理论上的说明，并结合一些具体的实例，对于“在地化”选题概念有了一个集中的阐释。问题清晰以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分析这样一种“在地化”选题对于学生而言，将会在他的毕业设计中产生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

二、选题“在地化”的意义和价值

一般而言，大多数高校在毕业论文选题阶段，所采取的方法无非两种:第一种是指导教师为学生划定选题范围，学生只需按部就班地从中选题。第二种是学生通过短时期的调研确定自己的选题。这两种选题方式有它的优势，但其劣势也十分明显。就优势来说，由于选题是指导教师指定，指导教师对于所列选题大多有较为深入和透彻的了解，所以在指导时，一般都能够到达比较理想的效果。但就其劣势来说，在这样的指导模式下，学生对于选题是否有兴趣，是否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写作的主动性，必然是有所疑问的。而勉强学习、写作也很难达到毕业论文的高质量、高水平。以我们所指导的中国现代文学毕业设计为例，学生对于现代文学因为时间上暌隔已久，大多没有选题的兴趣，而对于余华、莫言、严歌苓、虹影、卫慧等作家为代表的当代文学部分，因为时间或心理上的切近，更有认同感。因此，在2017至2018这两年间我们所提供的现代文学选题部分，少有学生会主动选择，即使有选择，毕业设计完成的程度和效果也是差强人意。此外，学生自主选题的问题也不少。最大的问题就是选题的重复，史料的陈旧。如张爱玲，大多数学生的写作无非是注意她的女性主义问题;写沈从文，就是《边城》的田园牧歌情调;写余华，围绕他的代表作《活着》来说事;写严歌苓、虹影，就千篇一律地谈她们作品中的人性主题……这些几乎是每年学生选题的“重灾区”。殊不知，对于这些作家、作品的相关主题、艺术风格等的研究，学界到目前为止已经相当成熟，如果没有新史料、新观点，大多只是已有研究成果的重复和堆砌。就此而言，选题的“在地化”对于毕业设计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具有它无可取代的意义和价值:第一，“在地化”选题从原始资料的搜集到参考文献的查找，相对比较容易、便捷。众所周知，资料是毕业设计的基础，是它的血肉，资料的多寡好坏直接影响毕业设计的质量。因此，最大可能地占有资料，特别是那些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在整个毕业设计环节中就显得尤为关键。语言学家王力在谈论文写作时就指出:“别看写出来的文章只有一万字，几千字，搜集的材料却是几十万字，这叫作充分占有材料。材料越多越好，材料不够就写不出好文章。”［15］1019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资料或者缺少资料，毕业设计将难以深入，更无法得出信实可靠的结论。而“在地化”选题在这方面所具备的优势是明显的，因为它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或规避资料搜集环节可能出现的一些不利因素。例如，一般来说，毕业设计从开题到答辩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在这短短的半年时间内，要想完成一篇理想的设计，时间上难免会有所紧张。尤其是考虑到对那些跨区域研究对象的资料搜集，距离就成为摆在研究者面前最大的障碍。但是，“在地化”选题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或者说可以“弱化”这个问题。以我们指导的毕业设计为例，一些学生的选题与“抗战大后方文学”有关，而这一文学社群的集中区域主要是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比如巴金《寒夜》，老舍《不成问题的问题》，梁实秋《雅舍小品》等，这些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或是写于此，或作品的内容主题与此相关(最有代表性的是梁实秋写重庆的风土民情)。所以，学生在这方面资料的搜集，相对来说也就比较容易。像位于北碚的老舍故居，梁实秋故居都或多或少地保留、展览着一些史料、手稿，且在重庆市图书馆、西南大学等文化机构、高校内，一些早期的版本也都有存留。这样，也就极大地方便了资料的搜集和整合，为此后的研究腾出了宝贵的时间。第二，相对于其它选题，学生由于更加熟悉“在地”内容，可能就会更有兴趣，也就更积极、更主动地去完成毕业设计。本科毕业设计的目的，主要是在于培养大学生具有发现本学科领域有学术意义的问题，并通过对问题的思考、写作来提高大学生综合知识应用和实践的能力。然而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学生往往将毕业设计看成是一种负担，缺乏明显的主动性。这样，毕业设计就变成“凑字数”“凑篇幅”，为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的重复劳动，变得毫无意义。不过，我们看待这一问题应尽量客观，一方面不能排除学生主观上的不端正态度，但另一方面也要客观地承认学生在毕业设计各环节可能所遭遇的困境。比如，选题内容生疏所造成的最大弊端就是研究对象模糊不清，主题不明，思维混乱，而这反过来又极易造成研究耗时耗力，走更多弯路，客观上增加学生的负担，从而滋生出消极怠惰的情绪。要解决这一困局，“在地化”选题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法。因为从主观上说，如前文第一部分我们所阐述的那样，“在地化”选题是结合着个人情感的，一种参与性的、体验性的选题，这就为他们的写作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支点，他们就更有可能对此发生兴趣，更能积极主动。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个体在满足生理和安全层次上的基本需求后，还要有爱与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这三个更高层次的需求。［16］7因此，“在地化”选题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教学中的情感教育，是从情感入手，引导学生积极地自主学习，规避“重知轻情”教学产生的逆反心理以及焦虑、沮丧、抵触、逃避等负面情绪。而从客观上看，“在地化”的研究者不必像“非在地”的研究者那样以外来者的身份介入一个陌生领域，从而也就不需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搜集所需的资料，熟悉他的选题，这样也就可以节约更多的研究成本，客观上降低研究的难度。在这一部分，我们厘清了对于学生而言“在地化”选题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是为什么毕业设计应当尽可能地选题“在地化”。那么，在实际的操作当中我们又应该通过何种途径实现选题的“在地化”?

三、选题“在地化”引导的两个环节

指导教师如何实现选题的“在地化”引导，我们认为应当从日常的教学实践环节和直接的毕业设计指导环节两方面入手。首先，在日常的教学实践环节方面，我们主张:第一，转变思路，培养“在地化”教学意识。从前文的梳理可以看出，“在地化”选题为毕业设计的主体———学生，和毕业设计本身提供了很好的桥接作用。换言之，这一选题方向，可以较为有效地解决当前毕业设计质量普遍下降的难题。因此，这迫切需要教师从根本上反思一种只有普遍性、宏观性而没有特殊性、地方性意识的教育观念，应在日常的教学实践中不断培养自己的“在地化”教学意识。而这一意识的培养和获得，不仅需要教师在课程层面以“在地化”为导向进行跨学科∕科目的统合，也需要教师在教学法层面不断有所突破和创新。比如在学生的培养计划当中都应包含“在地化”教学法的核心技能，包括围绕“在地”主题，创设教学单元，组织教学材料，寻找有益于改善教学效果的“在地”资源，探索一方水土特有的社会、历史、文化、文学、艺术等等，从而尽可能地为学生的学习提供或营造出“在地”的情境。第二，因地制宜，践行立足地方的体验式学习(experientiallearning)教学理念。由于“在地化”选题是参与式的、体验性的，并不只是课本上静态的学科知识，因此教师还应鼓励学生参与到“在地”的社会实践中去，体验“在地”。在要求学生进入图书馆、资料室、博物馆以及各类文化机构了解“在地”知识的同时，也要适当鼓励学生走向社区、街道、村镇，或组织学生进入田间地头，通过实地考察、调查、采访等方式手段，深化“在地”体验，从而将他们的求知活力与“在地”关切结合起来。比如，在我们所指导的一篇毕业设计中，选题就是学生所在高校校内教学楼的墙报文化。在具体的指导过程中，我们要求学生利用一周左右时间，完成墙报的搜集和整理这一田野调查工作。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要求学生思考他们所置身其中的校园文化与学校优势学科、办学方针、立校精神之间的联系。这一注重学生实地调查，并结合切身体验的选题，相对于其它选题，其优势自然十分明显。其次，在直接的毕业设计指导环节方面，我们主张，指导教师应有针对性地设置“在地化”课题，引导学生进入其中。这包括:第一，引导学生尽早确定“在地化”选题。选题是开展学术研究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一个好的选题往往可以决定这项研究的价值和效用。如何让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确定一个好的选题，需要指导教师做如下一些前期准备工作:摸清学生是否有“在地化”选题的知识储备;了解学生是否对“在地化”选题有学习兴趣和愿望;考虑“在地化”选题资料来源的难易程度;完成这一选题时间上有无保证，等等。第二，在确定好选题以后，还应让学生明确“在地”选题的目的。目的是导向，只有目的明确，毕业设计的论证过程才能有的放矢。这需要指导教师在实际的指导中要让学生清楚:通过这一选题要解决什么问题，得出什么结论。更进一步说，这一选题将对现有理论产生什么样的推动作用，或者对社会实践又会有什么样的指导价值。第三，目的明确后，就要让学生开始熟悉“在地”选题的内容。内容是毕业设计的主体，是核心，它是否客观真实、准确完备、逻辑自洽，直接关系到这篇毕业设计的质量好坏。因此，这需要指导教师严格把关，严格要求。具体到“在地化”选题指导，就需要指导教师尽可能使学生掌握丰富的“在地”资料，熟悉这些资料的内容，并从这些内容中提炼出有价值的东西，等等。第四，在以上三个指导环节完成以后，最后还需要让学生掌握如何进行“在地”研究的方法。从我们指导的经验来看，这方面的方法及其运用的先后顺序主要是:1．调查法。相对于一般的问卷、采访、谈话、测验等调查法，这里所说的调查法还包括对研究者本身的“调查”，这是由“在地化”的体验性、参与性特征所决定的，是一种“自我调查”，从自身经验出发对于“在地”自我的感知和认识。2．文献研究法。即根据某一“在地化”选题，查找、阅读相关史料、文献。3．定性研究法。具体说就是运用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等方法，对搜集到的“在地化”选题资料进行思维加工，从而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最终达到研究的目的。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指导教师应最大限度地重视、规划、设计“在地化”选题资料的搜集、查找工作，因为资料是整个毕业设计环节的基础性工作，是重中之重。当然，资料的原始、新颖，也是这类选题有别于一般选题最为凸显的优势之处。结语如果我们不局限于“选题”问题，而是扩展到整个教育问题，可以发现当下的教育很大程度上已降格为单纯的语言赋义和抽象的知识传授行为，学生的主体性得不到重视，语言或知识与日常的实践，与具体的社会生活割裂，无法形成有机联系的统一体。这样看来，教育问题其实就是一个语言或知识的问题。毋庸讳言，语言或知识当然可以对具体的实践和活生生的现实进行描写、表达甚至是塑形，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抽象的知识使学习者脱离了直接经验和真实问题，扭曲了我们对具体事物(一方水土是最好的代表)的感知”［17］。因此，如何有效地揭示语言或知识对于现实的遮蔽或扭曲，如何尽可能地让语义或话语与现实相切合，是摆在教学者面前首当其冲的问题。而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论述的那样，“在地化”教学对于地方性知识、语言的强调，尤其是对于学习者体验性、参与性的重视……皆能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弥合语言或知识与现实社会之间的裂隙，为当下这一突出的教育问题提供一些思路，一些启发。

文学学术期刊是探讨文学创作、开展文学批评、交流文艺思想、引领文学思潮的重要平台。“一本好的文学批评期刊，对这个时代的文学批评乃至对这个时代的文学创作是非常重要的，它会真的影响到作家的写作，关系到批评家的成长，甚至他的批评立场”［1］。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渗入，一些文学学术期刊开始躁动不安，想尽各种办法，大踏步地走向市场化，尽快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直接导致文章篇幅越来越小，刊物越办越厚，办刊质量越来越差，这种惟经济利益为首的办刊理念严重影响着当前的文学学术生态。

一、挂羊头卖狗肉：纯文学期刊“学术化”

以文学为主的纯文学期刊是播撒人类精神种子的艺术园地和传承人类精神产品的重要载体。由于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影响，纯文学期刊正通过“学术化”逐渐走向商品化境地。目前，国家相关政府部门提供的经费不能保证纯文学期刊的正常运行，期刊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自身销售收入、广告收入以及收取高额版面费等来维持生存与发展，这就势必引起一些“颠三倒四”的文学学术类文章趁虚而入———即纯文学期刊“学术化”，这种所谓的“学术化”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办刊单位的经济收入，却严重影响了刊物的质量。当前纯文学刊物的“学术化”倾向，在一些颇有影响的纯文学刊物上均有体现。如：《飞天》、《山花》、《作家》、《大家》、《长城》、《山东文学》、《时代文学》、《安徽文学》、《东京文学》、《文学界》、《剑南文学》、《青年作家》、《北方文学》、《神州》、《当代小说》、《文艺生活•文艺理论》、《散文选刊》和《星星》等，都有自己的下半月理论刊物，通过专门为发表学术论文提供平台来收取版面费。《飞天》、《山花》、《作家》、《大家》、《长城》、《山东文学》和《时代文学》凭借着其是中文核心期刊的优势，创办下半月理论刊物；某些期刊在文学学术类稿源出现紧张的情况下，甚至也会为一些非文学类学术论文开绿灯；还有一些省级期刊的理论版甚至通过扩大期刊容量来增加版面收入，每期刊发文章少则几十篇，多则上百篇，如《安徽文学（理论版）》2010年第12期刊载文章176篇，《剑南文学（理论版）》2010年10期刊载文章175篇。甚至有的期刊懒得组稿，就直接收取转刊费用，把下半月刊的理论刊物完全“打包”卖出去，由买方负责组稿、编审、印刷、收取版面费等，“这样的学术期刊实际是利用国家特别赋予的出版权在与作者方交换打着‘版面费’名义的金钱，是典型的权钱交易，属于学术期刊的权力寻租范围，而不是学术期刊商品化”［2］。当前，除了影响很大的《收获》、《当代》、《十月》、《人民文学》、《钟山》和《花城》等期刊还在坚守纯文学的阵地外，其他期刊几乎都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商品化污染。“文学期刊的这种‘学术化’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文学期刊本身的品牌，也造成了文学期刊对文学作品的边缘化现象，毫无疑问使得文学期刊失去自身文学的基本立场，对文学期刊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了危机”［3］，同时也破坏了学术研究的氛围和文学学术研究的生态场域，无形中也严重影响了纯文学期刊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兵分两路：文学学术刊物纷纷扩容

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一些文学类纯理论期刊的版面非常有限，但稿源却十分丰富，在这种情况下，或受经济利益的诱惑，或出于刊物自身发展的需要，促使主办单位对刊物改版，通过增加期刊页码或缩短期刊周期来扩大刊物容量。

（一）部分刊物纯粹为增加经济收入而扩版，甚至以不惜牺牲刊物质量为代价比如《名作欣赏》，在改版之前是颇受读者好评的一种具有通俗性、欣赏性和审美性特点的文学刊物，其最早为月刊，后改为半月刊，2009年初又改为旬刊。上旬刊刊登欣赏性文章，中旬刊主要刊登外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方面的理论性文章，下旬刊主要刊登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论性文章。改版之后，《名作欣赏（上旬刊）》为继续保持中文核心期刊的地位，开始以丰厚稿酬重点邀请一些名家写一些鉴赏性的文章，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因文章很多是应造之作，脱离了以前那种大众化、雅俗共赏的写作套路，很难体现出原有的学术性、思想性、欣赏性和审美性特色。改版后的中旬刊和下旬刊则主要刊发来自高校教师和研究生的稿件，并收取较高的版面费，高额的版面费使得一些优秀的综合性长篇论文只能望而却步。《文学教育》于2005年由《白桦林》杂志改名而成，后由《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社主办，“以文学的内容、手段和姿态进行教育”作为办刊宗旨，并且邀请了国内一些名家名人做顾问或编委，以此提高办刊声誉。该刊栏目内容繁多、庞杂，很快被改为旬刊，承诺投稿者每稿必复，并提出“以质取稿，不薄新人”，实则在于收取版面费，为那些急于评职称的作者或即将毕业的在校学生提供方便。《电影文学》于2008年由月刊改为半月刊，页码大增，与前面两种期刊毫无二致，每期刊登的文章数量多得惊人，篇幅不超过三个版面，只要符合用稿基本要求并且支付高额版面费，来稿必刊登。

论文关键词：苏诗诗史意境研究述评

论文摘要：木斋把苏诗还原到苏轼诗词文创作、宋代诗歌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等多维坐标系中去研究。一方面，从宏观的角度居高临下审视苏诗这一文学现象，故能准确地洞见和窥探到苏诗的本质特色；另一方面，借苏诗的研究，反观中国诗歌史，牵一发而动全身，使苏诗成了撬动中国整个诗史的一个有力支点，实现了理论建构和个别作家作品研究间的良性互动。

王国维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诚如王氏所言，此四子既以高尚之人格光辉闪耀于中国历史长河之中，同时也以天才般的文学才华照亮了中华五千年的文学历史。文学史研究也基本以此四子为重点，历朝历代致力于此四子之研究不乏其人。相比之下，大约对子美和子瞻的研究略为偏重，以杜甫和苏轼之名命名的研究刊物和研究室已蔚然成林。对杜甫研究史的再研究专著笔者尚未多见，而以对苏轼研究过程、研究史的梳理而形成的专著目前所知则有曾枣庄先生的《苏轼研究史》，对苏轼诗研究史之再研究和梳理出的专著则有王友胜的博士论文《苏诗研究史稿》。王友胜的论著主要考辨和梳理的是宋、金元及明清五朝对苏诗的研究状况，总体上说考辨详细、资料富赡，在学术史上的贡献当是功不可没的，但限于篇幅，对近、现代及今人研究情况无所涉及。

今人对苏轼诗歌的研究应该说也是颇下功夫的。比较好的选本有刘乃昌的《苏轼选集》(1979齐鲁书社)；吴鹭山、夏承焘、萧湄等人的《苏轼诗选注》(1982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曾枣庄《苏轼诗文词选译》(1990巴蜀书社)；徐续的《苏轼诗选》(1992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较好的论文集有四川师范大学学报丛刊推出的《东坡诗论丛》(1984四川人民出版社)、《东坡研究论丛》(1986四川人民出版社)、《苏轼诗词研究》；论著有谢桃坊的《苏轼诗研究》(1987巴蜀书社)，刘乃昌的《苏轼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苏轼论稿》(1994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刘朝谦的《苏轼诗学研究》(2001，四川文艺出版社)等等。这些论文、论著多从苏诗风格、题材、体裁、技巧、形成分期等角度入手，视角较广，所获颇丰。

在众多的研究之中最能形成体系、独具特色的当数木斋长期以来对苏诗的研究。他不是把苏轼诗歌当成一个单独的、孤立的研究对象，也不仅仅把苏诗置于宋代文学中去考察，而是把苏诗放到整个中国文学史中去观照。他对整个文学史有自己独到清醒的观点，并形成了一套相对成体系、且具说服力的理论，所以他在研究苏东坡及其诗歌时总是把它置于这一宏观流变过程中去综合考察，尽量把苏诗还原到苏轼诗词文创作、宋代诗歌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等多维坐标系中去研究。一方面，凭借其宏观的理论视野居高临下，准确地窥探到苏诗的本质特色；另一方面，借苏诗的研究，反观文学史的发展，牵一发而动全身，使苏诗成了撬动中国整个诗史的一个有力支点。这样就实现了理论建构和个别作家作品研究间的良性互动：在考察具体的作家时，因为有宏观理论的指导，不至于坠人到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而理不出头绪；同时又用具体的作家作品来反证理论的合理性。

一、宏观理论的建构：苏诗研究的理论准备

作者：李颖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

一、研究的对象及意义

“传播生态”是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L.Altheide）提出的一个概念。“传播生态是指情景中的传播过程”，“所有远距离的传播都包含某种媒介或某种形式的技术，他们给讯息以形式”〔1〕。也就是说只要有传播活动，必定有媒介或者说技术的参与。传播生态是指社会传播行为发生的整体系统环境，它包括人自身的因素、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传播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易获取性、易交流性等，在这个互动传播过程中就会形成“传播生态环境”，并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传播生态有时也被称为媒介生态。

民俗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的形态，它以其固有的模式得以传承，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得到延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就在每个人的身边。特别是在与外来艺术文化的交流、对话与碰撞中，民俗艺术就会更加凸显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民俗艺术自身的力量及其影响力，以及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性。民俗艺术由于其自身特质之所在，在其保护愈来愈得到关注和重视的情况下，其传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俗艺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保护，更需要传播，只有在传播中才能永葆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仅在于保护层面，更应让其广为流传。

民俗艺术作为“传承性的民间艺术，往往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符号，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应用”〔2〕。“‘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使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3〕作为艺术学的分支学科，民俗艺术学“愈来愈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在我国艺术学学科的迅速发展中和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实践中，民俗艺术学理论的构建已成为十分急迫的任务”〔4〕。以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研究，可拓展民俗艺术理论研究的视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把传播生态首先看作是一种视角，对媒介、信息及传播活动过程与关系进行可持续的生命关照；其次，民俗艺术中的传播生态也是一个领域，它可将传播学、生态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拓展交叉研究领域。

对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要立足于对民俗艺术生存状态与发展变迁的思考，将传播生态理论运用到民俗艺术的题材、主题、特征、性质、价值、功能、传承、变迁等方面的分析中去，研究传播与民俗艺术间的共生、互动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与魅力；通过传播生态这个研究视域，考察民俗艺术传播中媒介表述、干预和构筑民俗艺术及生活之关系,进而探询审美、气象、文化、科技、受众诸生态因子对民俗艺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因此，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有其价值所在：其一，传播生态关注民俗艺术传播过程和互动中的各种关系；其二，传播生态研究为民俗艺术传播中的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使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相互联系；其三，民俗艺术的传播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变动的，当今民俗生活和民俗艺术均处于“媒介环境”中,传媒日益成为民俗艺术变迁过程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传播生态研究考察民俗艺术生长的环境及对人们的影响，揭示传播与民俗艺术变迁不可分割之密切关系。

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文化史研究的复兴，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传统的文史领域，而日益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注的热点。然而这个领域曾经被长期冷落，从5O年代到80年代初，全国没有一所大学设置文化史专业课程，更没有一个专门的文化史研究机构。50年来还没有一门学科这样大落大起，它的起伏跌宕，反映了中国史学建设的曲折道路，也揭示了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目前要对近代文化史研究中涌动的社会思潮作总体性评价，不尽相宜，但它在学术上提出的课题，反复的论证，不同意见的争鸣，却历历在案，本文试图对此作一评述，为的是将纷争的诸多见解稍加整理，以留给读者更多的思索。

一、从文化反思发端的近代文化史研究

8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文化研究的热潮，30年代国难当头之际，又反复出现文化论战，政治、军事的动荡并未使文化研究萧条，断断续续绵延了20多年。1949年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这一研究却遽然冷却。虽然就文化史的局部来说，也不乏建树和发展，文化资料的积累和整理也相当丰富，有关中外文化交流有论著也时有所见，但是作为最能代表文化史研究水平的综合性专著却几乎绝迹。据80年代初编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书目》(1)，中国大陆1949年后30年来出版的有关文化史的综合研究，仅有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要论》(2)一本，且基本上是书目评价。这一时期，以思想史、艺术史取代文化史研究成为普遍倾向。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浩如烟海的文化遗存举世无双，强劲的文化传统传衍不息，但是在这有辉煌文化历史的国家，文化史学科却建树迟缓，不能不使人引以为憾。这种状况又与我国近代史上多次出现的文化论战是多么不相称！西学的传入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之争，使人们震聋发聩。多种文化流派及其彼岸论辩，如层峰叠起，给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而又具体生动的内容。深厚的文化积累、反复的文化论战与薄弱的文化研究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1949年后，在理论界确立了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观念，这对不承认阶级斗争的旧史学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正因为如此，它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热情。但是把几千年的文明史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史，肇启了阶级斗争的绝对化；把影响历史的文化因素摒弃在视野以外，或者当作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加以鞭挞，不能不导致复杂现象的简单化。文化史研究不仅为其他专业史所消融，在现实中也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十年浩劫”几乎扫荡了一切文化遗产，更无从进行文化史研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信奉，对社会主义不切实际的设想，与外部隔离的社会环境，导致了认识上的偏差，自以为新中国早已解决一切文化问题，甚至凭借一句语录就可以平息复杂的文化争端，无需要再从文化上反思。社会不能提供文化研究的原动力，文化研究也就失去了生机，理论指导的失误和学科建设的偏颇，招致文化史研究的中断。

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文化史研究的复兴，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传统的文史领域，而日益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注的热点。然而这个领域曾经被长期冷落，从5O年代到80年代初，全国没有一所大学设置文化史专业课程，更没有一个专门的文化史研究机构。50年来还没有一门学科这样大落大起，它的起伏跌宕，反映了中国史学建设的曲折道路，也揭示了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目前要对近代文化史研究中涌动的社会思潮作总体性评价，不尽相宜，但它在学术上提出的课题，反复的论证，不同意见的争鸣，却历历在案，本文试图对此作一评述，为的是将纷争的诸多见解稍加整理，以留给读者更多的思索。

一、从文化反思发端的近代文化史研究

8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文化研究的热潮，30年代国难当头之际，又反复出现文化论战，政治、军事的动荡并未使文化研究萧条，断断续续绵延了20多年。1949年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这一研究却遽然冷却。虽然就文化史的局部来说，也不乏建树和发展，文化资料的积累和整理也相当丰富，有关中外文化交流有论著也时有所见，但是作为最能代表文化史研究水平的综合性专著却几乎绝迹。据80年代初编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书目》(1)，中国大陆1949年后30年来出版的有关文化史的综合研究，仅有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要论》(2)一本，且基本上是书目评价。这一时期，以思想史、艺术史取代文化史研究成为普遍倾向。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浩如烟海的文化遗存举世无双，强劲的文化传统传衍不息，但是在这有辉煌文化历史的国家，文化史学科却建树迟缓，不能不使人引以为憾。这种状况又与我国近代史上多次出现的文化论战是多么不相称！西学的传入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之争，使人们震聋发聩。多种文化流派及其彼岸论辩，如层峰叠起，给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而又具体生动的内容。深厚的文化积累、反复的文化论战与薄弱的文化研究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1949年后，在理论界确立了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观念，这对不承认阶级斗争的旧史学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正因为如此，它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热情。但是把几千年的文明史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史，肇启了阶级斗争的绝对化；把影响历史的文化因素摒弃在视野以外，或者当作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加以鞭挞，不能不导致复杂现象的简单化。文化史研究不仅为其他专业史所消融，在现实中也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十年浩劫”几乎扫荡了一切文化遗产，更无从进行文化史研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信奉，对社会主义不切实际的设想，与外部隔离的社会环境，导致了认识上的偏差，自以为新中国早已解决一切文化问题，甚至凭借一句语录就可以平息复杂的文化争端，无需要再从文化上反思。社会不能提供文化研究的原动力，文化研究也就失去了生机，理论指导的失误和学科建设的偏颇，招致文化史研究的中断。

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文化史研究的复兴，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传统的文史领域，而日益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注的热点。然而这个领域曾经被长期冷落，从5O年代到80年代初，全国没有一所大学设置文化史专业课程，更没有一个专门的文化史研究机构。50年来还没有一门学科这样大落大起，它的起伏跌宕，反映了中国史学建设的曲折道路，也揭示了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目前要对近代文化史研究中涌动的社会思潮作总体性评价，不尽相宜，但它在学术上提出的课题，反复的论证，不同意见的争鸣，却历历在案，本文试图对此作一评述，为的是将纷争的诸多见解稍加整理，以留给读者更多的思索。

一、从文化反思发端的近代文化史研究

8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文化研究的热潮，30年代国难当头之际，又反复出现文化论战，政治、军事的动荡并未使文化研究萧条，断断续续绵延了20多年。1949年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这一研究却遽然冷却。虽然就文化史的局部来说，也不乏建树和发展，文化资料的积累和整理也相当丰富，有关中外文化交流有论著也时有所见，但是作为最能代表文化史研究水平的综合性专著却几乎绝迹。据80年代初编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书目》(1)，中国大陆1949年后30年来出版的有关文化史的综合研究，仅有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要论》(2)一本，且基本上是书目评价。这一时期，以思想史、艺术史取代文化史研究成为普遍倾向。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浩如烟海的文化遗存举世无双，强劲的文化传统传衍不息，但是在这有辉煌文化历史的国家，文化史学科却建树迟缓，不能不使人引以为憾。这种状况又与我国近代史上多次出现的文化论战是多么不相称！西学的传入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之争，使人们震聋发聩。多种文化流派及其彼岸论辩，如层峰叠起，给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而又具体生动的内容。深厚的文化积累、反复的文化论战与薄弱的文化研究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1949年后，在理论界确立了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观念，这对不承认阶级斗争的旧史学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正因为如此，它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热情。但是把几千年的文明史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史，肇启了阶级斗争的绝对化；把影响历史的文化因素摒弃在视野以外，或者当作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加以鞭挞，不能不导致复杂现象的简单化。文化史研究不仅为其他专业史所消融，在现实中也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十年浩劫”几乎扫荡了一切文化遗产，更无从进行文化史研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信奉，对社会主义不切实际的设想，与外部隔离的社会环境，导致了认识上的偏差，自以为新中国早已解决一切文化问题，甚至凭借一句语录就可以平息复杂的文化争端，无需要再从文化上反思。社会不能提供文化研究的原动力，文化研究也就失去了生机，理论指导的失误和学科建设的偏颇，招致文化史研究的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