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对外投资税收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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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现状分析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吸收了大量外资，成为全球主要资本输入国之一。在此过程中，我国经济也积聚了一定的实力。据银监会的资料，截至*年底，仅中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就高达人民币16.66万亿元，与1978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相比，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膨胀了近800倍；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也达到10663.44亿美元。据外汇局网站消息，截至*年6月末，我国外债余额为3278.02亿美元，比上年末增长1.49%，登记外债余额近5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在以输入资金为主且逐渐出现过剩的发展过程中，我国于1998年制定了企业“走出去”的发展战略，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企业进行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主动参与多种形式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优化资源配置，拓展国际市场，加快结构调整，培育跨国公司，增强国际竞争力，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开辟新的空间。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一步加速，股票基金上扬，上证综合指数突破5000点；市场资金充裕，出现资金流动性过剩，国家GDP增长率达到10%以上，全国物价指数CPI上涨6%，经济出现偏热现象。同时，全国能源、资源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在此形势下，积极研究各项财税支持政策，加快资金分流与输出，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发展模式，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明显加快，规模日益扩大，领域逐步拓宽，水平不断提高，对外直接投资额在发展中国家名列前茅。据统计，截至*年底，我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达到733.3亿美元。其中，*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161.3亿美元，较上年增长31.6％。目前，经商务部核准备案的境外中资企业已经超过1万家。中石油、中石化、中建总公司、华为、中兴、中集、万向等一批企业已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中国企业的对外经济关系，已经不仅仅是原来的对外贸易、工程承包、劳务输出、销售、分销、国家许可、技术转让等方式，而开始纷纷到境外直接投资，从“产品输出”过渡到“资本输出”或“资本运作”。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向海外，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五大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地。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加速，尤其是党的十七大感召和北京奥运经济的刺激，全国各地进一步掀起了“走出去”发展的热潮。据《南京日报》报道：*年以来，南京金城集团在国外一连新办了7家企业，赶上了过去几年开办的海外企业数量，并计划未来3年内在海外设立20家企业，构建更为完善的海外生产营销平台。金城集团*年海外市场拓张突然加速，是多个因素共同促进的结果。一方面，随着国际社会对中国制造的认识度提高，全球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量出现爆发性增长，这给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从企业自身来说，金城集团1992年就开始输出摩托车技术到巴基斯坦，作为全国第一批“走出去”的企业，金城走过了一段艰难的试水之路，尤其在重组早期开办的阿根廷、哥伦比亚等海外公司之后，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还有了一定的人力储备。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越来越意识到：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只有“走出去”才能保证可持续发展，形成全球性品牌，形成与国际化接轨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球价格竞争体系、产品售后服务，完善的备件提供体系，培养具有全球视野、能把握全球发展脉搏的国际化人才队伍等等。据南京市外经贸局人士介绍，越来越多企业树立了这种意识，将注意力转向国外，以全球化的眼光谋求未来发展，“走出去”的热情一浪高似一浪。今年1—9月，南京的企业已经在海外新开设了28家企业，对外协议投资总额和中方协议投资是去年全年总量的1.5倍。南京的“走出去”企业类型日趋多元，除了金城集团这样的传统机电产品生产企业外，还涉及文化、房地产、资源开发诸多领域。南京长风堂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获准在香港设立长风国际拍卖（香港）有限公司，从事艺术品拍卖，成为南京市第一家在境外注册的拍卖企业。南京寒锐钴业有限公司*年在刚果取得矿产开采权后，今年在越南又投资300万美元设立配套加工企业，使矿石开采、加工在境外形成产业链，为南京市其他资源开采加工类企业“走出去”起到了示范作用。在房地产开发领域，亚东集团已在澳大利亚投资了房地产项目。此外，江宁开发区的尼日利亚莱基自贸区、金浦集团在文莱及马来西亚的炼油化工一体化等大型境外投资项目，也都在如火如荼地推进中。

但是，根据商贸部统计数据，与我国GDP占全球4.4%、贸易占6.5%相比，我国的对外投资（存量）仅占全球的0.59％。这说明我国对外投资有着广阔的潜力和提升空间，同时，也说明我国对外投资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外投资明显带有跨国经营初期的特点：规模小，行业分布零散，与国内经营关联度不高，投资领域大部分集中在附加值不高、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总体经济效益不高。一些企业对外投资决策盲目、成功率低，运用东道国法律及国际通行规则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更显不足。如南京市在外经部门登记注册的境外投资企业仅44户，总投资10149.42万元，其中中方投资额9111.18万元；主要从事境外加工、生产制造、对外贸易；主要分布哥伦比亚、澳大利亚、蒙古、朝鲜、日本、美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除南汽、金城等少数企业境外投资项目正常运转外，大部分注册企业只是具备了境外投资资格，已在境外投资的许多企业还处在筹建、非正常运营或停滞状态。

在“*”期间，我国企业“走出去”依然处于学习和适应国际化经营的阶段，要形成著名跨国公司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为更好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必须学习借鉴外国先进经验，全面加强对“走出去”的组织、协调、服务和管理，改革现行管理体制，调整和完善现行政策，突破各种体制性和政策性障碍，为企业“走出去”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中国企业“走出去”涉税问题总体研究

（一）当前相关税收政策的状况分析。税收是影响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政策因素之一。为了鼓励对外投资，我国在税收相关政策的选择上也注意了与这一发展战略的适应性。当前我国企业所得税围绕居民境外所得的税收管辖，已经制订并初步形成了基本的税收政策框架体系。这一体系主要内容包括：（1）明确了对居民全球所得的税收管辖权，分别确定了企业和个人居民的范围和标准；（2）遵循资本输出中性原则，采用抵免法消除国际重复征税；（3）与98个国家或地区签署了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的协议，参与形成了国际税收协定网络，基本够覆盖我国居民的对外投资；（4）研究出台了一些对外投资税收管理办法，对企业境外所得税收管理采取了一些简化措施。

尽管对居民境外所得已经形成了上述税收政策框架体系，但是，根据对有境外投资企业的调查显示，我国企业特别是部分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效益并不很高,除了企业经营机制上的问题外,相关的税收扶持政策滞后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目前对外投资的税收政策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上述政策框架形成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许多概念是出于促进资本输入目的设定的，不能适应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需要；二是缺乏系统的税收促进法律体系。对“走出去”到境外投资的税收促进和保护政策少且零散，原则性规定多,能真正落实到企业的少。三是税收支持主要以减税或免税为主,形式比较单一，而且是一些无投资导向性的无差异政策,导致了对外投资地区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四是税收政策不严密，一些关键的政策要素还存在操作问题。如境外收入概念不够明确,没有明确和细化与收入相应的费用项目；会计期间局限于公历年度，需要编制国内国外两本帐，与国际不接轨，不便于对外投资企业及时足额申报抵免税款；对超限抵免额只允许向后结转5年，不能及时补偿纳税人的利益；对境外子（分）公司已纳税款如何与总公司汇总纳税没有明确；在税收管理和服务方面也存在脱节现象，不能及时为企业提供全面的税收咨询和国际税收援助服务。五是在出口退税及其他更广泛的财税、金融等方面配套的政策还远远不够，没有形成体系性的支持合力和全社会共谋发展的氛围，还没有提升到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的高度来贯彻执行。中国“走出去”企业亟需树立全新的管理理念，建立相对独立和系统的税收支持政策，不断完善和丰富税收管理服务手段，为企业对外投资和国家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全面实施提供更强大的政策支持。

（二）加强涉税问题研究的一般思路。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工程，“走出去”的主体、方式方法、经营形式内容和区域范围等千差万别，涉税的问题与纳税人的需求也各不相同，要真正解决企业存在的涉税问题，并发挥税收促进企业“走出去”的作用，就要对各种问题进行整理归类，透过问题的本质，针对重点难点问题，制订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税收政策，不断健全和完善相关的税收管理与服务制度措施，从而系统构建起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税收政策体系。我国现行的税收政策尚未认真对企业“走出去”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在分析存在问题、制订税收对策时，容易出现“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现象。下面，是笔者关于“走出去”涉税问题的几种分类研究思路和设想。

1、从“走出去”的纳税主体看，主要为企业法人，也包括其他的经济组织、社会团体和自然人。国家制订税收政策时，要重点加强对企业法人“走出去”的税收政策研究，同时也要研究促进自然人到国外经营投资的政策，两者要相对公平，税负一致。

2、从“走出去”的经营范围看，主要涉及国际直接投资，间接投资，国际贸易，国际劳务、服务、租赁，国际金融，国际技术合作、工程承包等众多领域。尽管经营的范围形式比较复杂，但涉及的税收问题主要可以归为两大类，即所得税问题和关税问题，当然也会间接影响到流转税、财产税、遗产赠予税等。按此进行分类，根据实际需要，重点围绕所得税制的健全、关税制度的完善来制订和落实相关的税收政策，就显得思路清晰，重点突出，设计方案也会简便易行。

3、从“走出去”的产业导向看，根据国际经济合作的生产要素理论，“请进来”和“走出去”都是围绕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自然资源、现代管理和信息等生产要素国际间的移动开展的。我国鼓励企业“走出去”重点在利用国外资源、技术和现代管理等要素，所以，要研究制订产业政策导向比较明确的税收政策，做好优先发展和跟进发展项目的长期规划。

4、从“走出去”涉税问题的本质看，主要关系到各国税收管辖权的协调问题。在强调居民管理权的同时，尊重所在国的地域管辖权，合理、公正地处理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建立一些能为各国所接受的国际税收规范，投资国国内企业和投资国跨国企业间的税收公平；投资国跨国企业和东道国本国企业间的税收公平；投资国跨国企业和第三国跨国企业的税收公平。

5、从“走出去”的所在区域看，根据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不同情形，又可以进行细分。如有的地区税率高于中国，有的低于中国；有的是发达国家，有的是发展中国家；有的是国际避税地，有的正常地；有的签订了双边协议，有的尚未签订等等，这就要求在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大前提下，以税收中性为原则设计税制，做到公平税负，不人为影响企业对投资经营地的选择，让企业自主创业与发展壮大。同时，建立国家间的税务合作关系，加强情报的交换，研究制订预防和打击逃税和避税的措施。

除上述分类外，还有其他分类办法，可以很好地帮助梳理“走出去”的涉税问题研究，更好地制订出促进企业“走出去”发展的税收政策。综观世界各国的税收政策和税收征管的实践，对国际直接投资行为的研究与所得税相关政策的研究是制订企业“走出去”涉税问题的重中之重，需要进一步专题研究。

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涉税问题研究

（一）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1、发达国家资本输出的发展历史

20世纪初美国已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但是当时的对外投资并不多。一战使美国对外顺利投资于原来欧洲国家拥有投资优势的地区,对外投资迅速增加;二战中由政府催生的巨大生产能力落入跨国公司手中,面对高度膨胀的生产力和相对狭小的国内市场,鼓励对外投资成为重要的国策,政府给予一系列的优惠措施,对外投资继续增加,其对外投资集中于高新技术领域的优势,使美国的对外投资遥遥领先。截至2001年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达到13816.74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21.09%,居世界第一位。

法国的对外投资始于19世纪末,受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法国的经济实力下降,对外直接投资受到冲击。战后马歇尔计划使得法国经济恢复,对外直接投资扩大,但是政府对资本管制的时松时紧使得法国的对外投资发展呈现波动态势,1996年后进入持续增长期。2001年法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4894.41亿美元,居世界第四位。

二战后,日本几乎丧失了全部的海外投资,加上政府对海外直接投资的限制,到1965年底,日本对外投资累计只有9.59亿美元。1964年日本成为OECD成员国,调整了政府对外投资政策,1966年起,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出现增长态势,2001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3001.15亿美元,居世界第六位。

1968年韩国南方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对印尼林业部门投资300万美元成为韩国的第一次对外直接投资。由于贸易状况不佳和外汇不足,对外投资进展缓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贸易状况的改善,上世纪90年代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了明显的发展。截至2001年底,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达到408.52亿美元。

2、主要税收激励政策与措施

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措施,就是从税率、税基、税额、纳税时间等方面对投资主体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实行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增加企业某项特定投资的预期回报率或降低其成本或风险。目前,国外制定鼓励对外投资的税收政策比较典型的措施有：

美国的分类综合限额税收抵免。美国1918年开始实行外国税收抵免政策,是实行税收抵免政策最早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以国内立法的形式制订并颁布综合限额抵免法,税法规定9个所得类别,纳税人获得的境外所得都要分类汇总，然后每一类按照不同的税率计算抵免限额,抵免外国所得税税款。对于外国所得税税款超过抵免限额的超限额部分,可向前结转2年,向后结转5年抵免。采取此种方法的国家比较多,主要有日本、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丹麦、澳大利亚、新西兰、奥地利、罗马尼亚等。韩国政府对企业的境外股息所得统一给予相当于标准税率一半的“抵扣”额。

美国延迟纳税与CFC法规。延迟纳税即对公司未汇回的国外投资收入不予征税,这样在国外的投资公司实际上等于从政府那里得到了一笔无息贷款,能在一定期限内减轻公司负担。为对付纳税人在避税港设立基地公司并利用延迟纳税进行避税,19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其国内收入法典的F分部条款,提出了特定意义的受控外国公司(controlledforeigncompany,简称CFC)概念,即如果一家外国公司各类有表决权的股票总额中,有50%以上属于美国股东,而这些股东每人所拥有的有表决权的股票又在10%以上,那么该外国公司即为受控外国公司。F分部条款规定,凡是受控外国公司,其利润归属于美国股东的部分,即使当年不分配,不汇回美国,也要视同当年分配的股息,分别计入各股东名下,与其他所得一并缴纳美国所得税。此后,此项利润真正作为股息分配时可以不再缴纳所得税,这一部分当年实际未分配的所得,在外国缴纳的所得税可以按规定获得抵免。纳税递延，日本、新加坡、英国也都利用了此优惠鼓励资本输出。

美国的亏损结转及其追补机制。具体做法是,当海外企业在一个年度出现正常经营亏损时,便可将该亏损抵消前3年的利润,同时把冲销掉的那部分利润对应于以前年度所缴纳的税收退还给企业;也可向以后5年结转,抵消以后5年的收入,少缴税款,以弥补企业在对外投资所遭受的损失。但同时规定,如果在以前年度纳税人用海外亏损冲抵了国内所得,在当年有国外所得而来源国又不允许亏损结转的情况下,应将外国所得中相当于以前年度亏损的部分,作为美国国内所得看待,不再给予外国税收抵免。亏损抵补，被德国、日本、加拿大等较多国家采用,我国也有连续抵补五年的规定。

法国的免税制度。使用免税法来消除国际双重征税是法国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的特色。1965年,法国政府颁布法律规定,任何一家法国公司在外国公司持有10%以上的资本,即视为母公司,其持股的公司为子公司,国外子公司分配给母公司的股息不计入母公司应纳税的所得范围。免税法的采用有效地减轻了对外投资的跨国企业的税负,促使法国拥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例如雷诺、雪铁龙等有名的跨国公司。另外,许多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将研发中心安置在法国,这都与法国在对外投资所得税制上采取以免税法为基础的资本输入中性模式有不可忽视的联系。实行免税法的国家还有瑞典、挪威、荷兰、芬兰、德国、比利时、波兰、匈牙利等。

法国的风险准备金制度。法国国内税收法典第39条规定,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每年(一般不超过5年)可在应税收入中免税提取准备金,金额原则上不超过企业在此期间对外投资的总额,期满后将准备金余额按比例计入每年的利润中纳税。采用这种鼓励措施的国家还有日本、德国等。

日本的税收饶让抵免。日本对发展中国家为吸引日本企业对其直接投资所给予的税收减免优惠,视为已纳税款,允许从国内法人税中抵扣,并根据税收条约和缔约对方国的国内法,通常把针对利息、股息和使用费等投资所得的减免额作为抵免对象。税收饶让抵免1953年首创于英国,不仅在发展中国家,而且在发达国家被推行,还有如法国、德国、瑞典等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则在对发展中国家签订的一些协定中包含税收饶让条款。

世界性减税（降低税率）浪潮。实行低税率虽然主要是刺激国内投资的一种财政政策,但是对于促进对外投资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上掀起一股减税浪潮。进入21世纪以来,主要西方国家实行了“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税制改革,贯彻税收中性原则,简化税制,都将所得税率下降以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并降低所得税率也是顺应世界减税潮流的明智之举。

其他特定税收优惠。主要是指居住国对来源于某一类投资行为的所得给予特殊的优惠政策,比如较低的税率,减免税等。美国对公司的国外投资收入的税率一般比国内投资收入的税率低15%-20%。美国海关税则规定,凡是飞机部件、内燃机部件、办公设备、无线电装备及零部件、照相器材等,如果使用美国产品运往国外加工制造或装配的,再重新进口时可享受减免关税的待遇,只按照这些产品在国外增加的价值征进口税。日本对涉外技术、劳务所得给予免征所得税。这些做法能够体现一个国家的政策导向,具有较强的投资促进效果。

3、外国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经验做法的借鉴

全面审视和转变对外投资的税收理念。这是加快我国对外投资发展、真正落实“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前提。一要树立让利共赢的理念，确定长远发展战略，正确处理好与纳税人对外投资风险、资本输入国税收利益要求等方面的关系，激励纳税人勇于“走出去”，并在与资本输入国实现双赢的情况下不断发展壮大。二要有创新意识。各项税收政策的出台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观念，在制度、措施和手段上不断突破，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真正发挥刺激与保护企业成功“走出去”的重要作用。三要政策连续、稳定，这样对外投资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逐步建立完备的对外投资税收制度体系。要不断修订、完善的所得税体系,详细规定跨国所得的征税对象、计税依据、征税时间等税制核心要素，明确分类综合限额抵免、间接抵免、亏损结转和税收减免审批等税收征管措施，在保证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相对中性的原则下,既维护本国的税收管辖权,又保护好本国企业的利益。

制订并实施导向明确、形式多样的税收鼓励措施。美法日等国对外投资成功的发展经验和有效的税收激励政策，值得我们去学习、借鉴，并大胆引用和组织实施优惠幅度大、导向明确的税收政策，刺激企业“走出去”，促进企业良性发展，规避投资风险。

防范国际避税,维护国家税收权益。我国在鼓励对外投资的同时,要认真总结经验,创新举措，防止企业利用国家税收优惠政策逃避税收，切实维护国家税收利益。

（二）我国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的设计思路

根据上述研究，建议在“*”期间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的设计思路是：紧紧围绕“走出去”战略目标，以科学发展观为统揽，以“让利发展、全面筹划、有效服务、适度防范”为指导思想，不断创新税收理念与政策措施，逐步建立健全和完善对外投资税收制度体系，为对外投资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税收环境，不断增强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扩大投资规模，实现国家内外部经济的快速、协调发展。

1、让利发展，就是要认真进行战略筹划，以实质性的税收优惠，加快对外投资的发展，尤其是在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初期要加大税收减免力度。一方面，作为后来者，中国企业不得不更多地在社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政治经济局势不太稳定的国家和地区投资，“走出去”的风险也随之增大。我们要拿出改革开放初期放弃暂时利益求长远发展的气魄，加大对对外投资的支持力度，加快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另一方面，我们同样也要树立改革开放的豪情，决心做实做强对外投资，学习法、韩等国，利用20-30年的时间打造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块新天地与增长极。当然，各种税收激励措施在促进企业对外投资的同时，要处理好当前国内吸引优良国际资本求发展的关系，要确保国内资本充裕，保障本国经济的发展。

2、全面筹划，就是要立足中国实际，科学、系统地设计和制定促进企业“走出去”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完善税收征管措施。曾有经济学家预言，将来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取决于中国大型企业集团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国家和企业，尤其我国较优秀的大型企业，要共同学习消化外国成功经验与做法，尽快缩短企业“走出去”的适应期。国家要采取分步走的战略，研究制订具有中国特色的激励措施，引导更多的企业走向世界；我国的企业也要积极运用好国家的税收政策，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力，更快地迈入国际知名跨国公司行列，从而提高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

3、有效服务，就是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贴近纳税人实际需要，为企业对外投资与发展提供有效的税收服务保障。美国在保持鼓励对外投资税收政策延续性的基础上，至今仍始终把“如何为增强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服务作为美国设计其国际税收制度的重要命题”,从而确保了美国对外投资始终遥遥领先的地位。我国要进一步研究和制定服务企业到境外投资的政策措施，采取切合实际、快速有效的方式方法，更好地为企业服务，不断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4、适度防范，就是要积极引入国际上行之有效的反避税措施（如受控外国公司税制等），增强我国税收政策抵御别国有害税收实践的能力，维护国家税收权益，保护对外投资的发展。

（三）我国对外投资税收的框架体系及主要政策构想

准确研究和把握中国企业“走出动”的涉税问题，是我国建立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的基本点和着力点。对外投资涉税问题站在不同角度会有不同问题的归类，也会产生不同框架的税收政策体系。笔者认为，按照企业投资、经营、发展和利润分配的过程来划分涉税问题，更有利于问题的系统梳理和纳税人需求的完整归集，国家也更能有针对性地研究和制定有关政策措施，促进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笔者按此思路勾画了我国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的框架体系，并就投资运营的主要环节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税收政策主张。本文是按照程序法与实体法相结合的办法来进行描述的，最终可按税收政策和征管重新进行整理，按常规的税法条目及篇章结构制定税收总则和各种单项条例规定，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对外投资税收制度体系。

1、对外投资环节的税收政策：一是积极推行投资风险准备金制度，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允许企业对外投资5-10年内在应税收入中免税提取准备金，期满后将准备金按比例计入每年利润纳税。二是对货物形式的投资，实行出口货物退税制度，降低企业对外投资初始成本。目前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以采掘业、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型企业为主，为企业对外投资带出境的设备、物资办理出口退税，可以大大降低企业对外投资的初始成本。三是对利用本国无形资产投资的，可采取不增加投资风险金基数和不增加国内企业利润的办法处理，在利润分配环节，再按有关政策执行。四是对企业或个人对外投资的，实行税务登记管理制度，并辅之以登记享受税收优惠，提供更多税收服务的制度，加强税源管理。五是对企业对外投资发生较大数额的贷款、融资费用在税前列支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2、生产经营环节的税收政策：一是引入关税优惠政策，促进对外投资企业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对国内供需缺口较大的战略性、资源性产品，以及由国内运往国外投资公司加工制造或装配的产品,在进口时免征进口环节税费或仅对增值部分征收税费的优惠政策，享受与国内产品同等待遇。二是借鉴运用涉外技术、劳务等免税做法，促进涉外加工贸易、劳务合作、金融保险、物流运输、服务等行业全面出击，为对外投资企业的海内外经营创造更加顺畅、有益的发展环境。三是加强关联企业的分类管理，鼓励扩大对外投资的交易行为，防范以偷逃避税为目的的消极业务往来。四是推广预约定价协议，鼓励对外投资企业本着公开、合作的精神，主动向当地税务局提供所有关“转让定价”的事实材料，避免对方反避税等不必要的调查，建立税企双方诚信和谐关系，保障和促进企业发展。

3、企业成长发展环节的税收政策：一是扩大对外投资风险准备金制度执行范围，允许对追加的投资部分补提风险准备金，进一步解决企业后顾之忧，鼓励企业扩大投资和生产规模。二是延伸支持高新技术研发的税收优惠政策。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是中国企业通往国外市场最大的阻力。国家要进一步加大对技术创新方面的税收政策支持。一方面进一步扩大国内企业高新技术研发在费用列支等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提升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提高其“走出去”的能力和就地发展的能力。另一方面，对境外投资企业发生的高新技术研发费用给予抵免应税所得或税款，促进企业利用国外的科技、智力等资源，同国外大学、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开展多种合作，提高自主的创新能力和生产技术水平。三是研究实行企业并购定期税收减免等政策，鼓励企业扩大经营规模。企业规模太小,难以和国际跨国巨头相抗衡，是当前我国企业“走出去”又一明显弱项。企业并购是国际通常的投资方式，具有进入市场快，可充分利用原有企业品牌、技术、管理经验和营销网络等特点。通过定期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进一步促进国内企业进一步“全国化”，进一步走快速“扩张”、“国际化”的道路，切实提高资源集中程度，提升自身实力，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四是采用加速折旧等传统方法，加快投资的回收，增强企业发展后劲和扩张能力。五是重视发挥税务部门组织功能，通过WTO和双边协定等平台，帮助企业开展有关税收事项的协商和运作。如与当地政府商议设立投资工业园区、协助解决贸易争端与税收纠纷，为企业进行维权等。六是研究制订特定税收优惠政策，除上述促进企业创新、扩大规模的专项税收优惠政策外，还可对通过税收减免鼓励高能耗、重污染等企业转移到国外发展，促进企业扩大对国家重点引导地区和项目的境外投资。

4、利润形成和分配环节的税收政策：一是充分利用低税率政策，促进对外投资。从2008年1月1日起，我国新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将生效，其实行的25%所得税税率，低于世界28.6%的平均税率，也低于周边18个国家和地区26.7%的平均税率，这将有助于企业对高税负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但还要进一步做好分类研究，对投资相对集中或国家倡导重点投资的领域，如果我国的税率仍然高于当地税负或高于同地有竞争力企业所在国家的税负时，要研究采用扩大抵扣或减率征收等辅助办法，降低实际所得税率，促进企业对相应国家的投资。二是修订实施分类综合限额抵免法，提高税收抵免的合理性和便捷程度。通过积极签订双边税收协议，加快推进分类综合限额抵免，并根据不同国家的实际需要，灵活运用税收饶让和免税措施作补充，消除国际重复征税。要进一步加快双边协议的谈判和签订速度，提高协议的地区覆盖率；同时要做好缔结时间较早协议的修订、完善工作。三是试点延期纳税和税收保全措施。可借鉴美国延期纳税与CFC法规的经验，为企业未分配利润提供“无息”贷款，对受控外国公司的未分配利润实行先征税后抵免的政策。四是完善亏损结转及追补机制。要尽快明确企业境内外公司综合弥补亏损的政策，在继续保留亏损向后连续抵补5年政策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加向前结转的途径，及时补偿纳税人的利益。五是调整会计结算和抵免申报等政策规定，明确对外投资费用列支渠道，与国际接轨，使企业方便、及时、足额地享受各项税收优惠。六是加强反避税的监控与调查。随着我国对跨境资本流动不断放松管制，以偷、逃、避税为目的的资本外流也在我国呈上升之势。为防范于未然，有必要引入国际上行之有效的反避税措施（如受控外国公司税制），增强我国税收政策抵御别国有害税收实践的能力。

四、近阶段需要开展的几项工作

（一）统一认识，明确思路。全国税务系统要切实提高税收对促进对外投资重要性的认识，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把思想统一到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大局和我国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的总体设计思路上来，各级税务机关和税务干部要齐心协力，积极创新，敢于谋划和实践各项税收政策措施，扎实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

（二）构建体系，完善立法。一是借鉴美、英等国做法，加速研究和制订对外投资促进法，建立对外投资税收政策框架，采取立法手段保护和支持对外投资。二是加强调研，建立健全对外投资的税收法律体系。要加大对现行对外投资税收政策执行情况的调研力度，创新税收政策和管理手段，逐步健全各单行条例法规，为对外投资提供系统、全面、透明和稳定的政策支持，加强和规范对对外投资企业的税收管理与服务。

（三）落实政策，强化服务。一是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帮助企业用好用足税收政策。二是加强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的宣传培训，不断提高企业涉外税务知识水平和政策运用能力。三是加强政策调研，为总局进一步完善税收政策、各级政府部门组织实施“走出去”战略献计献策。四是建立统一的信息平台，加强国内外税收信息的收集与，为纳税人及时提供对外投资咨询服务，帮助纳税人协调解决税收争议，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四）加强征管，推进长效管理。一是研究制定我国企业境外所得税收征管操作规程，明确征纳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规范税收管理服务行为。二是加强和规范户籍管理。延伸使用“一户式”管理，及时对企业境外投资的行为进行税务登记和变更维护工作；加强税户的日常巡查，全面掌握企业对外投资发展状况；规范企业境外所得税款抵免申报及各种税收减免申请的审核审批，杜绝漏征漏管现象。三是加强对企业境外经营情况的监督。要通过外汇流动、减免税报批、财务审计、情报交换以及服务性调研等途径，加强跟踪管理。四是加强部门协作，尤其是与海关、外汇局、地税部门研究制订共同加强国际税收管理的相关措施。

（五）积极研究，完善配套措施。一是建议建立国家对外投资专项基金，用于支持我国企事业在境外的合作开发项目、对外投资环境和项目可行性调查、对外投资技术人员的培训等。二是建议设立对外投资促进中心，为企业提供对外投资项目的市场信息、投资环境分析、经济评估、法律咨询，树立现代化企业管理理念，引进专门人才，帮助人员素质，提高国际化运营能力。三是改革并规范对外投资的审批制度，逐步放宽审批标准，简化审批程序，逐步推行核准制，并最终转向以提供咨询服务为主的登记制。四是大力发展中介服务机构，提供风险评估、信息咨询、法律援助等服务，尤其是要引导企业在国外设立中介服务公司，就地为企业提供综合服务。五是为企业提供财政和金融等政策支持。总之，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要从外交、外汇、税收、海关、信贷、保险等多个方面，全面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开创我国对外投资和外部经济发展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