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民检察院工作体会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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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强化自身监督，既是检察改革的自觉选择，也是因为“监督者由谁监督”的质疑助推了改革的进程。回顾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三十余年的历史，正是沿着“强化法律监督，强化自身监督，强化高素质的队伍建设”的路径一路走来。如今，强化自身监督不仅成为媒体的高频词，更已成为广大检察人内化于心的实际行动。

强化自身监督，一个永不轻忽的课题。三十多年来，检察机关围绕这一课题，从检察权的科学配置，从强化检察权的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从检察队伍的公正廉洁执法四条清晰路径，不断改革，不断探索，不断完善。

围绕检察权科学配置：从恢复重建初期自侦权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原二厅一个部门履行，发展为经济检察和法纪检察两个职能机构；从肇始于广东的第一个反贪污贿赂局，拉开了反贪污贿赂和反渎职侵权工作专门化的先河，逐步发展为现在的反贪污贿赂局和反渎职侵权局，同时，自侦权也曾经历了各职能部门分散行使到统一扎口的回归，实现了侦查权按照有限原则从过度膨胀到适度规范使用的理性回归；从原来一个部门行使刑事检察权，逐步发展成为现在的侦查监督和公诉两个部门；从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在各省级院相应成立了公诉二处……这种职能和机构的不断调整、不断整合，才形成了今天相对成熟、完善的检察权配置体系。

围绕强化检察权的自身监督制约：重点加强了自侦权的自身监督制约，实现了自侦案件的自侦、自捕、自诉到侦查和捕、诉的分离，再到捕和诉的分离；围绕自侦案件的线索管理，立案、撤案、不诉等，实行上报一级备案审查制度，及至近来大力推行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和批捕权上提一级；为实现案件办理与案件管理的分离，很多检察机关设立了专门的案件管理机构，专司针对各职能部门办理案件的全程监督；继扣押冻结款物检查活动之后，最高检又颁布了《人民检察院扣押、冻结涉案款物工作规定》；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检察机关各业务部门执法办案相互制约机制，推行了“一案三卡”和案件回访制度，并积极探索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流程管理和动态控制，建立健全执法档案制度，严格落实执法办案过错责任追究制度——这些举措步子不可谓不大，力度不可谓不强。

围绕强化检察权的外部监督：从1989年最高检推行了特约检察员制度至今，市(分)院以上检察机关早已普遍建立这一制度；从1999年推行检务公开改革举措开始，“阳光检务”已成为各级检察机关工作的自觉选择，今年5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举办首次“检察开放日”活动；在全国推行了人民监督员制度工作，加强了对自侦案件“三类案件”“五种情形”的刚性监督；多年来，各级检察机关主动接受人大监督，主动报告工作、征求意见，加强了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联络工作，并专门制定了有关规定。当下，检察机关更加注重了以网络舆情为代表的社会监督，并以此探索接受外部监督的制度化、常态化渠道，更加自觉地接受外部监督。

围绕强化检察队伍的公正廉洁执法：自从上世纪80年代末全国检察机关统一设置纪检组、监察室以来，围绕履行职责、遵章守纪、检风检容等相继制定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无论是让全体检察人记忆犹新的“九条卡死”规定、“检察人员八要八不准”，还是如今正在开展的“恪守检察官职业道德，促进公正廉洁执法”主题实践活动，目的都是促进队伍的公正廉洁。更为可喜的是，多年的实践和探索，已从过去的“一事一抓”的专项治理，发展成了如检务督察制度、巡视制度、宣誓制度等具有制度创新意义的执法规范化建设机制，夯实了公正廉洁执法基础。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检察机关始终不忘强化法律监督、强化自身监督的天然使命，亦从未停止过探索的脚步。

不久前，检察长在十一届检察理论研讨年会上指出，“要着眼于强化自身监督，认真研究如何完善对自身执法活动的监督制约机制”，在福建海南调研时又再次要求，要“始终坚持把强化自身监督放在与强化法律监督同等重要的位置”。

新的历史起点预示着新的历史使命。面对人民群众对司法公信力的考问，面对屡查不禁的司法腐败个案，面对佘祥林、赵作海等冤错案，如何有效地“制约法官权力，控制警察活动”，如何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迫切需要我们在强化自身监督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做得更加彻底。在强化自身监督的理念更新、路径选择、制度设计上，检察机关还有更长的路要走，还有更多的方面有待改进，还有更多的机制需要完善。